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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空间尺度的感知与干扰因素探析

建筑空间尺度的感知与干扰因素探析

本文作者:王益、吴永发 单位:合肥工业大学土木学院、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与城市环境学院

随着人的活动状态与活动范围的变化,空间尺度会随之产生变化。人与建筑空间的和谐取决于尺度运用上的得当。《新序》:“鲁哀公为室而大,公仪子谏曰:室大,众与人处则晔,少与人处则悲,愿公適之也。”传统宫殿建筑对于尺度的处理是这样的:随着地坪标高的逐步提高,建筑物的形体逐步加大,每个庭院的形状、大小的不同,人们的尺度感也由不断得铺垫和变化中走向高潮,从而获得对主要空间的仰慕。建筑空间尺度选择合适,意味着对使用者的感官和精神的尊重。

自然之道:道家的空间意识,以自然无为的“道”为尺度,“万物万形,其归一也,由天乃一,一可谓无”,“无”即“道”,“天”则是一个抽象而模糊的空间概念,它呈现空间意识清晰化与自然化的双重特征,阮籍:“山静而谷深,自然之道也”,这里的“道”,已是自然实体和具有“深”感的有形空间,嵇康《赠兄秀才入军》:“至人远鉴,归之自然,万物为一,四海同宅”,自然之形的空间与“宅”同一,刘伶则云“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念为恽衣”,这种强烈的自然意识与空间意识,对中国传统建筑空间尺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注重建筑与自然的交流,通过回廊、墙洞、窗等将自然引入,突破内部空间的封闭性。[3]“窗中列远岫,庭际俯乔林”,为了将远山、乔林引入庭院,作为“框”的空间必须尺度适当,和距离联系成一个整体。大纳近景,小观远景。住宅庭院的回廊、连排直棂窗的尺度都以不遮挡人与自然视线的联系为佳。建筑空间尺度大小最初源自对自然的防御。《墨子》:“上古之人,未知为宫室,就陵而居处,下润伤民,故圣人作,为宫室。宫室之法,高足以避润湿,中足以御风寒,上足以待霜雪,墙高足以别男女,故以便生,不以为乐也。”建筑空间的尺度在防御自然的过程中随着人体的需要进行了演变,《论衡》:“夫屋覆人形,宅居人体,何患害于岁月而必择之?”在趋利避害这个建筑空间的目标下,空间尺度的自然法则有几点体现:首先是空间尺度对自然的模仿。传统建筑采用的木构体系最原始的雏形恐怕来源于对自然的借鉴。木质柱子升起在石质台基上,台基达到一定的高度,好像高大的树木生长在土墩及石山上;而作为维护的墙在宽阔的屋檐、前廊、门窗隔扇以及栏杆所产生的阴影变幻中而消失。[4]从自然的构筑形式中得到启发,而对应的空间尺度也是从基本的自然空间的防御性出发,最初的空间尺度也是局促到仅仅达到基本的遮风避雨的原始需要。木构体系的梁柱形式和构造关系或来源于树木的自然状态。古人受到影响和启发,从最初的简陋巢居发展到成熟的木构体系。空间尺度不自觉的借鉴了自然界的材料特点、生长状态及可模仿的既有形式。其次,空间从最初的防御不断的演变为亲近自然,为了亲近自然,空间尺度变高、产生了尺度变化的灰空间。陆贾《新语》:“楚灵王作乾溪之台,立百仞之高,欲登浮云,窥天上。”魏陈思王《七启》:“闲宫显敞,云屋皓<白干>,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风而立观。”台榭楼阁尺度刻意做得高大,且可观可玩,满足亲近自然的需要。中国传统建筑的檐下空间也是亲近自然的典型,屋顶将所有的混乱收容于其中。屋顶在具备其物理属性的同时,还象征着赋予着某一领域的秩序特征。[5]“在远观的时候,立面的构图只是融合成一个剪影。外轮廓线永远是优美的、柔和的。”[6]屋顶的高高前挑所形成的曲线尺度空间与尺度增大的檐下灰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自然的仰视与向往。

符号化:中国古代建筑注重“象天法地”,《易传•系辞》:“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同样,法人、仿生法物、象物等处理手法对建筑空间影响深远。[7]建筑空间尺度在自然法则下,产生了象征性的尺度。这些主要体现在极端空间与边界空间:台、坛、地下空间、门、廊道、壁等。在这些空间的尺度处理上,务求对自然的尊重与回避。《汉宫殿名》:“神明台,武帝造。高五丈,上有九室,今人谓之九天台。武帝求神仙,恒置九天道士百人。”人走到高高的坛上,肯定觉得与上天更为接近,告祭天地的仪式在坛上举行就备觉天人合一。在人的参考尺度下,天的尺度已符号化为台的尺度。在古代,在坛上举行哪些重大事件的仪式似乎还有取得天地来作证的意思。[8]尺度的高大与隐秘除了对自然的尊重,也有对自然的回避,以示与普通空间的不同与隔绝。比如另一作为边界空间的门,它的空间尺度也呈现出符号化。《说文》:“门,扪也;在外为人所扪摸也。”门本来仅需要供人进出的空间尺度,却往往处理得尺度巨大和象形,门的符号作用也许是因素之一。《黄帝宅经》中指出“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是如斯,是事俨雅,乃为上吉。”“门户”起着保护和外向象征、符号的作用。从临潼姜寨F14的平面和立面上,也能看出门呈现出凹聚向心的特征(图1)。清代林牧在《阳宅会心集》里提到:“……前厅即作内大门,门外作外墙,再开以正向或傍向之外大门,以迎山接水。正屋两傍,又要作辅弼护屋两直,一向左一向右,如人两手相抱状以为护卫,……”台湾学者李乾朗也根据闽粤民居的特点,将民居的建筑结构与人体结构形成对应关系(图2)。[9]两者都把人体与建筑之间建立了对应模型,门的位置恰在两手之间,两手相抱以为护卫,握手为闭,敞手为开。门的尺度与符号化的手型相关,手型大,门容纳和阻止的力强,则尺度大,反之则小。门具有阻止外面的混沌世界进入内部的符咒般的功能。[10]是为了限制穿过边界而设立的空间,进入内部主要空间需要穿过符号化的门,它的尺度有着限制外界的作用,在空间处理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传统民居建筑的门上的门神、八卦等原始符咒,有着原始部落时代的一种图腾的作用。门的尺度有着象形与驱邪的作用,门的大小尺寸不宜过大和过小。大易散“气”,小不能“迎山接水”。《鲁班木经匠家镜》“造屋间数吉凶例”写道:“宜单不宜双,行惟一步、三步、五步、七步、十一步吉,余凶。每步计四尺五寸为一步,于屋檐滴水处算起,量至立门处。得单步合钱财、义、官,本门方为吉也。”从中可以看到门的尺度已经寓意为风水学中的数字符号。

生活形态:中国古代提出了将建筑的规模与尺度控制在一个适宜的范围内的思想。“高近阳,广室多阴,君子弗为,故室适形而止”[11]。也就是说,建筑的空间尺度,只要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就可以了,不必追求高大的形体与深邃的空间。[12]生活形态决定建筑尺度的大小。如故宫,它的尺度做得很大,但由于建筑内不具备居住建筑的尺度感,因此,其实际使用功能感觉并不好。皇帝寝宫巨大的空间,超人的尺度,很难为皇帝休息带来宁静的气氛。以致皇帝常年居住于圆明园、避暑山庄等苑圃中[13]。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建筑模式的产生,都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与“庭”这种空间形式组合,形成了“院”这种内向型居住形态。“院”,既是建筑的公共空间,也是室外空间,在尺度上既可以缩小到极狭窄的小天井,也可以放大到极宽阔的巨大庭院。庭院的这种可大可小的内部空间,使它成为十分可贵的、具有多种用途的场所。在居住建筑中,它起着“露天起居室”的作用。[14]一群人聚集在“院”里呼吸自然、休憩聊天、劳作洗晒、养花养草、嬉戏聚会,不避自然避外人,“院”外被高高的围墙和屋檐隔,“院”里采用宜人的小尺度满足居家要求。另外,院落空间与主要空间是连通的。“用建筑物的一面实墙规限出来的一个空间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性格的空间”[15]。空间讲究虚、透,从主要空间可看到院子,但从院子难以透视到内部。住宅生活的内外关系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界限,同时还可以保证室内的舒适感。[16]这意味着庭院空间大小与围合界面尺度之间的相近与不同。相反,城市中广场空间的尺度就要大得多,“市井之说”来源于生活:“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故言市井也”,在历史的早期,它们曾经是市民生活的必要的公众设施。随着发展,逐渐成为商业交流的空间。随着生活形态的变迁,公众商业的兴盛,它的尺度也由最初的生活尺度逐渐扩大,变成与规模相应的商业尺度。

礼制:传统空间尺度受到“礼”的深刻影响。《礼记》中:“礼有以高为贵者,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堂指建筑的台基),作为建筑空间的平面界定,台基的等级化说明传统建筑空间的等级非常注重“礼”的严格遵循。《礼记》又说:“有以大为贵者。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橔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为贵也”。中国建筑的构架———传统三段式:台基、屋身、屋顶,每个部分都有一定的比例及标准做法,固定的构造及细部做法决定了空间的尺度。《汉书》:“汉八年,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苍龙,玄虎,二阙。)前殿、武库、大仓。高祖还,见宫阙壮丽,甚怒,曰:‘天下方未定,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非壮非丽,无以威四夷,且令后世无以加也。’”传统礼制约束下,建筑有着严格的间架制度。隋唐时期的典制《营缮令》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三品以下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五架;四、五品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又,庶人所造房舍,不得过三间四架,……”严格的间架制度限定并统一了中国的基本空间单元,从平面量度和立体高度对建筑空间进行了制约,空间本身带有的基本尺度要求决定了空间的基本比例,这样所形成的空间必定是带有很强的等级性,所以普通民众对宫殿建筑的震撼和膜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孙卿子》:“礼者,人主以为群臣尺寸寻丈检式也。”比如:太和殿是皇权之“礼”,四合院则是家族之“礼”。太和殿是皇帝举行重大典礼仪式的地方。当行大典的时候,两旁陈列着各种仪仗,殿外大门两侧廊下设有演奏班,王公大臣站满丹陛及广场。[17]作为宫殿建筑的核心,它的等级最高,建筑的构架、开间和高度都决定了它的尺度最大(图1),太和殿广场的空间尺度满足了君臣之“礼”的要求,以人体尺度为基准,既“大壮”,又“适形”。建筑高度和大小都控制在适当的尺度范围内,显示了皇权之“礼”。而四合院则既要体现以家长为核心的有序伦常,又要体现人人唯亲的人性和谐。它的空间尺度则与家族的规模一致,精致而周全。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当建筑空间尺度从最初的生存尺度发展到生活尺度和精神尺度,它受到的影响不仅仅有自然因素,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因素。在传统建筑空间尺度的产生、发展及形态的演变过程中,多种因素的影响交织其中,而自然之道、符号化、生活形态和礼制是导致其演化的决定性因素。分析和研究他们,便于我们研究传统建筑空间尺度形成的一般规律,便于我们更进一步研究传统建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