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谪诗人对茶文化的作用分析

佛教与茶的渊源可追溯到汉朝，据《舆地记胜》载，早在西汉时甘露禅师吴理真曾结庐于蒙山，亲自植茶。后来，东晋名僧慧远曾在庐山东林寺用茶款待陶渊明，品茶谈经。唐代《国史补》记载，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灉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等名茶均出产于寺庙。同时，茶与佛教的某些经义有相通之处。佛教“苦、集、灭、道”的“四谛”中，以苦为首。佛教认为，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等。茶性也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载：“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情则上清矣。”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家可以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饮茶时品味人生“苦谛”，利用佛学中的“戒、定、慧”悟透人生烦躁的苦根。而饮茶就能达到养气颐神、清心寡欲的目的。在这一点上，茶的特性与贬谪诗人的经历、心理相契合，故而，茶成为贬谪诗人与佛教沟通的中介，“茶中之禅”让贬谪诗人看透生死名利、达到大彻大悟，求得对“苦”的解脱。在此基础上，僧人与贬谪诗人唱和，写茶诗、吟茶词、作茶画，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深化了茶的思想内涵，使茶更有境界、更富意蕴。唐代茶诗的繁荣必然促使唐代茶文化的发展和兴盛。唐代茶诗数量众多，仅据《全唐诗》不完全统计，涉及茶事的诗作就有600余首，诗人达150余人。咏茶叶、品茶香、赞茶趣、记茶会等茶的各方面之美均进入诗人笔下。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理想的本质就在于使外在事物还原到具有心灵个性的事物，因而使外在的现象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2］

唐代贬谪诗人正是通过茶来化解自我人生转折时期的矛盾、苦闷，茶文化真实地反映、揭示了被贬者在人生处于转折时期的心理变化、发展的轨迹，更清晰细致地凸显了作者的内心世界，深刻记述了贬谪期间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展现了具有哲学深度的执著意识和超越意识，从而将唐代文人生活中最苦难的一幕展现在我们面前。茶之所以能够在贬谪诗人与佛教交往中发生重要作用，还在于茶是以个人的心性修养与文化学养为基础的，常常成为检验一个人修养的最好场合，是中国食礼的重要仪程和内容。《礼记•冠文》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仪也。”唐人孔颖达所说：“人能有礼，然后可异于禽兽也。”茶文化在深层次上重视人的群体价值，提倡对人尊敬，重视修身养德，通过茶艺沟通友谊、交流感情、互通信息，注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增进人际关系，消除人情冷漠，享受生活乐趣，维持人的心态平衡，提高人的文化素质，解决人的精神困惑。于是，茶文化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陶冶性情、展示文化涵养、弘扬传统美德、促进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和发展经济贸易，即“以茶会友、以茶联谊、以茶健身、以茶廉政、以茶入诗、以茶入画、以茶兴农、以茶促贸和以茶致富”等。茶的这些功能给佛教茶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区域、大都市以其独特的优势和丰富的内涵，使茶文化的价值功能更加显著，对当时社会对外交流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因而，茶文化传播方式、形式呈普及化、社会化和国际化趋势。顺理成章，佛教茶文化所包括的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也不断扩大、延伸、创新和发展。故而，茶成了中国的国饮，成为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客来敬茶，一直以来是待客的一贯礼节，也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和民风礼俗，就连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都高度评价茶是四大发明之后中国对人类的第五个重大贡献。

唐代贬谪诗人对佛教茶文化品味的提升

唐代贬谪诗人对佛教茶文化品味的提升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作为政治人物与文化名流，他们对佛教茶文化的参与行为本身就是对佛教茶文化品味与影响力的最佳品牌宣扬；其次，他们对消费高端与消费底层的茶文化内容进行相互地传播；再次，他们的诗文留存给佛教茶文化蓄积了持久地文化影响力与资源感召力。一个名人常常可以成为一个地方的名片，成为提升该地区文化品位、知名度的重要因素。如柳宗元被称为柳柳州，但凡知道柳宗元的人就知道柳州，柳州因此名重千古；潮州因韩愈“夕贬潮州路八千”而出名，在唐代严重欠发达的蛮荒之地中脱颖而出。茶文化也是如此。唐时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刘长卿、李德裕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这直接有利于佛教茶文化品位的提升。因为唐代贬谪诗人在被贬谪前大都身居高位，有的官至宰相。他们既对高层的消费文化、消费内容相当熟悉，又有着相当高的文化品位、文化素养、文化自觉、文化习惯，还有着相当强的引领文化潮流的吸引力与号召力。到达贬所后，他们排遣孤闷心境的一大寄托就是游访名寺高僧，品茶、吟诗，在与高僧大德的精神交流和文化共鸣中消解愁绪。正如日本筱原寿雄在《白居易的文学和佛教》中指出：“作为一个被人世矛盾和苦恼击倒的人，把佛教作为净化灵魂的教义和实践。”事实上，唐代贬谪诗人大多希冀从佛教中求得解脱。

以白居易为例，元和六年，母亲去世和爱女夭折。白居易在渭村丁忧3年，贫病交加，全靠元稹分俸接济。后又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被贬为江州司马。一时间经受了至亲离丧、仕途失意的一连串打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4］在江州，他开始转而求禅问佛，正如其在《晏生闲吟》中所说：“赖学禅门非想定，千愁万念一时空。”白居易的这一转折反映了唐代贬谪诗人置身逆境后对社会矛盾、政治斗争及自我人生道路的反思。这种思想转变还见于《遗爱寺》、《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春游二林寺》、《正月十五日夜东林寺学禅偶怀蓝田杨六主簿》、《游宝称寺》、《题玉泉寺》、《青龙寺早夏》等诗中。［5］在其它贬谪诗人的很多作品中也明显地表露出佛家思想的烙印。从《灵隐寺》、《游称心寺》、《宿清远峡山寺》、《游法华寺》、《游韶州广界寺》等大量的畅游佛寺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宋之问遭贬谪后也转向佛教，诗人企图在寻仙访佛中忘却政治生活中的失意。因谏迎佛骨而遭贬谪的韩愈，在《与孟尚书》一文中记载他在“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李德裕是“会昌灭佛”的积极支持者和执行者，但在贬谪后还有许多与僧人往来的诗歌，如《赠圆明上人（圆公，佛顶之最）》、《赠奉律上人（律公精于维摩经）》、《戏赠慎微寺主道安上座三僧正》、《思山居一十首•寄龙门僧》等。唐代贬谪诗人这种类型化的经历、心理势必将茶文化的丰富内涵从高层、从发达地区、从繁华的大都市传播到底层，传播到到欠发达地区，并利用诗、文等文字遗存将历史生活凝固为历史实存，将当时的典故佳话以文字的形式积淀为视听可感的文化资源，使茶文化成为不朽之盛事。这显然比没有留下文字遗存的达官贵人更具文化影响力。在唐代贬谪诗人的推动下佛教茶文化集哲学、伦理、历史、文学、艺术为一体，成为东方艺术宝库中的奇葩。唐代佛教茶文化形成了中国茶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记载：“（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里封演最早记载了茶馆的历史，不过此时的茶距离高品位的茶文化还甚远。因为从寺院、从民间的习俗走向高品位的精神境界需要文人雅士的介入、追捧、充实。唐代贬谪诗人与寺院僧侣关系密切，追求风流儒雅的生活方式与理想完美的人格，常在寺院参禅论诗，僧人以茶待客，以文人骚客为友，茶成为文人与僧侣精神交流的传播媒介。这样就将茶与精神、与文化、与价值观结合起来，并通过茶艺表现茶的文化功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社会各方面有着广泛的影响。元代王旭《题三教煎茶图》诗云：“异端千载益纵横，半是文人羽翼成。方丈茶香真饵物，钓来何止一书生？”佛教“茶禅一味”的茶文化更具优势。

因为茶不仅可以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与创作才思，还能感悟人生。贬谪诗人与高僧们写茶诗、吟茶词、作茶画、唱和茶事，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醇厚了茶文化的底蕴，对佛教茶文化发展的贡献匪浅。可见，茶道与禅道、诗道之相通的主要原因在于饮茶是一种人文境界，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沟通、交流、皈依、享受，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以茶参禅、以茶雅志，立足于茶的自然、茶的本色，以清淡为美，寄托了贬谪诗人的淡泊心境。所以，尽管中国茶文化的主要载体与传播媒介多种多样，有茶经、茶文、茶赋、茶诗、茶词、茶曲、茶联、茶歌、茶画、茶馆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诗词，特别是唐诗。有人曾经作过这样的统计：《全唐诗》中有“茶”字468个，“茗”字162个，共计630个之多，其中又以中晚唐居多。柳宗元被贬湖南永州，至则无处可居，只得寄寓在永州龙兴寺，得以与僧人重巽相识结交。重巽赠以新茶，柳宗元作诗回赠，《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云：芳丛翳湘竹，零露凝清华。复此雪山客，晨朝掇灵芽。蒸烟俯石濑，咫尺凌丹崖。圆方丽奇色，圭璧无纤瑕。呼儿爨金鼎，余馥延幽遐。涤虑发真照，还源荡昏邪。犹同甘露饭，佛事薰毗耶。咄此蓬瀛侣，无乃贵流霞。而刘禹锡贬朗州司马时在常德西山寺品茶写有《西山兰若试茶歌》，首次记载了中国茶史上以“炒青”方法制作绿茶的历史事实。在众多的茶诗中，元稹写过一首宝塔茶诗《一字至七字诗•茶》，颇为独特有趣：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白居易《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因寄此诗》又云：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李德裕《故人寄茶》云：剑外九华英，缄题下玉京。开时微月上，碾处乱泉声。半夜邀僧至，孤吟对竹烹。碧流霞脚碎，香泛乳花轻。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其余不敢费，留伴读书行。论道读了这些诗歌，使人感觉到贬谪诗人通过茶来引导个体在美的享受的过程中走向品格修养的真善美，以实现自身与社会的和谐融洽。由此可见，唐代贬谪诗人以诗提升茶文化的品味，其作用是明显的。

唐代贬谪诗人对后世佛教茶文化的推介作用

唐代贬谪诗人通过诗文把饮茶行为文字化、艺术化、典雅化，极大地提升了佛教茶文化以雅为主的文化品位，从而使得佛教茶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兼融了儒家、道家和释家的哲学色泽与思想精华，并演变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礼俗，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模式。在这一过程中，离不开与僧人的接触、唱和。比如，与刘长卿交往的僧人较多。据今人潘殊贤统计，刘长卿诗集现存诗歌510首，其中涉及到寺庙、僧人及其典故的近100首,约占20%。从刘诗中可以发现刘长卿到过不少寺庙，其中有名可记的近30处，分别是：开封惠福寺、南京栖霞寺、於禅寺、扬州开元寺、西灵寺、江都禅智寺、台上寺、法华寺(院)、吴县报恩寺、杭州宜丰寺、嘉兴灵光寺、连云港龙兴寺、蕲州双峰寺、长沙道林寺、麓山寺、灵山寺、竹林寺、天台山国清寺、嵩阳兰若、虎丘寺、西安青龙寺、云门寺、宣峰寺等。和刘长卿往来过的僧人有：勤照和尚、体如师、寂上人、干越尼子、灵一上人、演公、普门上人、肃公、玄晏、慧朗、灵澈上人、休禅师、般若禅师、道标上人、微上人、明契上人、灵澈上人、方外上人等。刘诗中提到的僧人有：智者禅师、慧远、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神会、支遁、隐空和尚、法崇禅师、真禅师、齐一和尚等。于是自然便有了诗僧的酬唱。灵一和尚有《与元居士青山潭饮茶》：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岩下维舟不忍去，青溪流水暮潺潺。中唐江南高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盛赞浙江嵊县产的剡溪茶，诗中云：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还有，晚唐诗僧齐己，有《尝茶》等多首茶诗，其《谢灉湖茶》揭示出唐代岳州灉湖茶早在唐代就列为贡茶的史实。此外，唐代吕岩以道士身份赞美佛茶，其《大云寺茶诗》云：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兔毛瓯浅香云白，虾眼汤翻细浪俱。断送睡魔离几席，增添清气入肌肤。幽丛自落溪岩外，不肯移根入上都。这些诗都对佛教茶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贬谪诗人对后世佛教茶文化有着重要的推介作用。贬谪诗人把自己的品格与才情移注到茶上来，使得他们的创作在悲凄深婉的贬谪情态和语调中，又表现出了一些禅意。与此相一致，唐代与陆羽齐名的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盛赞茶的妙处：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琲瓃，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在唐代贬谪诗人的推介下佛教茶文化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

茶文化在宋、明高潮迭起，不断壮大、丰富着内涵与底蕴。比如，宋朝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北宋范仲淹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不只记斗茶，还涉及采茶、焙茶、制茶。欧阳修爱茶，其《双井茶》诗详尽述及了双井茶的茶品：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凤爪。穷腊不寒春气早，双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红碧纱，十斤茶养一两芽。长安富贵五侯家，一啜犹须三日夸。宝云日铸非不精，争新弃旧世人情。岂知君子有常德，至宝不随明变易。君不见建溪龙凤，不改旧时香味色。在南宋开禧年间（1205-1207），经常举行上千人的大型茶宴，并把饮茶规范纳入了《百丈清规》，体现出佛教茶仪与传统价值观的结合。清初大学者王夫之，隐居南岳著书立说，其《南岳摘茶词》10首是历代咏茶组诗的代表作之一。近现代以来，周作人对茶道这样理解：“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现实中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齐白石不仅一生爱喝茶，钟情于煮水烹茶之道，而且以茶入画。他画的《寒夜客来茶当酒》、《煮茶图》、《砚和茶具》，及1952年他92岁时画赠主席的《梅花茶具图》，生动地表现了他对茶的挚爱。正如他在《小园客至》诗中所写：“筠篮沾露挑新笋，炉火和烟煮苦茶。”

唐代贬谪诗人对后世佛教茶文化的重要推介作用，还在于茶文化具有的社会功能。佛教茶文化提出饮茶的道德要求，亦称为茶德。饮茶已不再是单纯地满足生理需要的解渴了，而是饮茶者对操行美德的精神追求。正如唐代斐汶的《茶述》中记载：“（茶）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唐代刘贞亮在《茶十德》中也曾指出饮茶的文化价值与社会意义：茶可雅心，茶利礼仁，茶表敬意，茶可行道。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说：“至若茶之为物,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可见，廉、美、和、敬等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被引入茶礼之中，折射出古代中国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茶艺和茶道精神，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这里所说的‘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等艺茶之术；这里所说的‘道’，是指艺茶的过程中所贯彻的精神。”［6］治茶事，必先洁其身，而正其心，必敬必诚，古人的修身理论充分体现在茶文化的方方面面。佛教茶文化中既充满着清醒、达观、热情、亲和、包容的精神追求，也涵有对他人、对社会的热情与责任。饮茶，既承认苦，又争取乐，既要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又凸显在“苦寂”中的“顿悟”，这将佛理与茶理思辨地结合在一起，饮茶从技艺提高到了“茶禅一味”的精神高度，从而使佛教茶文化的意蕴得以在中国文化史中确立。（本文作者：王青峰 单位：山西省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