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中家庭危机的意识形态探讨

本文作者：蒋华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恐怖电影《孤儿》正是涉及了这个问题。一对夫妇从孤儿院里领养了一个9岁的小女孩，至此之后，不寻常的事情就不断发生，孤儿院的嬷嬷在家访后被杀，女孩学校的同学被人从高处推下致伤，整个家庭对领养女孩的态度产生分歧，和睦的一家似乎要分崩离析，家庭因此而陷入危机。

电影里的这个家庭堪称一个完美的美国家庭。作曲家妻子，建筑师丈夫，拥有一对可爱的孩子，住在郊区的别墅，这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代表。可就是这个看似无懈可击的完美家庭，在遭遇“真正”的家庭危机之前，其实就已经危机四伏了。对于妻子凯特来说，在看似完美的生活背后，则是她曾经酗酒的过去，疏忽大意差点伤害自己孩子的不堪回忆，处处对自己讽刺挖苦的婆婆以及刚刚经历意外流产的痛苦经历。丈夫约翰曾经的背叛让他们两人之间总是有所疏离。儿女们虽然精灵可爱，却因为年龄的限制无法真正理解母亲的痛苦。甚至是她自己的心理医生，这个普遍被美国人视作救世主的职业，也不相信她的自我陈述。

不仅凯特倍感孤楚，这个完美家庭的其他人似乎也处于“孤儿”的状态。丈夫，这个典型的美国中年男子，在家庭中看似强者而实际脆弱。妻子与婆婆的针锋相对让他变成了左右为难的夹心人，而妻子拿过去不忠经历来咄咄相逼让他时刻都感觉不被妻子信任。在家里，能与他沟通的似乎只有那个外来者。这是被预谋的温馨，但对于不知情的丈夫而言，这小小的、持续的亲情感已足够深深打动他。两个子女在一个完整的家庭中，也有类似孤儿的处境。儿子丹尼尔在收养孤儿的问题上十分被动:流产的妈妈因为想弥补自己的精神缺失，带来了素未谋面的艾斯特作为自己的“妹妹”。他的乌托邦就是他的树屋，这个完全悬于空中的小空间，是他与朋友相聚，享受私密的世外桃源，而就是这一点地方，也被父亲锁起来惩罚他。小女儿马克辛是使用助听器才能与世界沟通的聋儿。哥哥与所有美国青少年一样，沉湎于电子游戏与成人杂志，甚少与她交流。夫妻关系的破损，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隔阂无疑才是这个家庭的真正危机。

这也是电影真正的恐怖及焦虑所在。“恐怖电影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恐惧焦虑心理。对人类在宇宙孤独地位的焦虑，对社会道德的焦虑，对工业化时代科学技术的焦虑和恐惧，对恐惧的恐惧，对焦虑的焦虑。”②威胁不是来自于外在，而是来自我们自身。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商业电影，必然以其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方法，来对社会的种种裂隙进行缝合。其中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制造“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恐怖电影就是一种关于“他者”的电影类型。美国学者欧内斯特•琼斯在《论恶梦》一文里，对电影史上的恐怖片进行了开创性的心理分析，指出:“恐怖片是在最原始的无意识的层面上表现‘他者’的。”③可以说，通过电影的方式寻求“邪恶的他者”，诉诸观众的本能，宣泄其与生俱来的内心脆弱感和恐怖体验，进而反省置身其中的社会语境及其意识形态氛围，是作为类型的恐怖电影最根本的文化特征。④依照福柯的论述，任何社会都内在地需要它的离轨者。离轨者的命名与放逐，是社会权力得以正常运作的重要保障。社会通过对离轨者放逐，象征性地纯洁了社会机体，同时使未被驱逐者确认了他们社会主体的地位，增强了社会的向心力。而离轨者的选择与命名则是依据不同的社会需要来更动与确认的。一部叙述文本中离轨者的命名，本身便是一种明确而有效的意识形态行为，其放逐式变成了阿尔图塞所谓对无法解决的社会困境的“想象性解决”⑤。

电影中的“他者”，家庭的首先威胁者是艾斯特。这是一个神秘、缺少前史的“女人”。因为患有一种特殊的疾病导致内分泌失控，致使她永远无法长大，一个成熟的女人灵魂将被永远禁锢在一个9岁的女孩身体里。身体的异常导致她精神的变态，这个主要体现为性的压抑。她无法像一个正常女人一样恋爱，享受性的快乐。这是她试图侵入家庭、破坏家庭的根本原因。影片在凯特夫妇去孤儿院里探访寻找合适的儿童时，采用一个俯视镜头，呈现凯特夫妇驾车来到孤儿院中的情景。无疑这是一个主观镜头，有一个窥视者在注意着他们。这个叫做艾斯特“小女孩”，用歌声引起了约翰的注意，让约翰循着歌声来到了她画画的教室。并以与她年龄不太相符的礼貌和聪慧赢得了凯特夫妇的好感，从而被选中收养。是她选择了凯特夫妇，而不是凯特夫妇选择了她。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家庭的灭顶之灾就消除了偶然性和不可知性，而成了一个预谋已久的阴谋。

凯特夫妇几乎毫无保留地善待这个家庭的新成员，小女儿非常高兴自己拥有了一个姐姐。儿子虽然对艾斯特有所嘲讽，但那不过是青春期叛逆的表现，而不是什么真的恶意。但艾斯特很快就对这个友好的家庭发出挑衅。她一次又一次地破坏凯特和约翰的亲热，对于后两者来说，这些正是修复关系的举措。她嘲弄凯特的善意，将凯特用来纪念死去婴儿的玫瑰花割下，残忍地送给凯特作为礼物。并使凯特和约翰之间产生误会，使约翰差点离家出走。在她的引诱、威胁下，善良纯真的马克辛变成了杀害孤儿院修女的帮凶。因为怀疑丹尼尔知道杀害修女的内情，她制造了事故假象，试图烧死丹尼尔，并因引诱约翰不成，而将约翰残忍杀害。

种种行为表明，艾斯特是一个邪恶而疯狂的恶魔，是她将这个家庭拉入了风暴中心，置于分崩离析的边缘。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神病人。她来自的萨瓦学院不是一所学校而是一所精神病院。在这所精神病院里，她是病情最为严重的狂躁病人。这是一种非常态的特殊的恶的因素，而且，她来自美国社会之外。人们一开始以为艾斯特是俄罗斯人，而真相揭晓时，我们得知，她来自爱沙尼亚，一个更为遥远的异国。当艾斯特沉入黑暗的池塘深处时，观众似乎可以松了一口气，家庭的威胁似乎已经解除。

作为影片的基本情节(悬念)设置，艾斯特这个9岁的女童其实是一个36岁的成年妇女。艾斯特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荡妇和巫女形象的翻版。那么，影片的另外一个叙事策略就是，将家庭危机演变成了两种女性的斗争———好女人和坏女人的斗争。如果说，一部影片的片头段落常常像一场梦，而影片的主部则相当于释梦。那么，这部影片在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示了这是一个女性的噩梦。影片以凯特的一个噩梦开始，凯特阵痛发作，被丈夫搀扶着来到医院。在阵痛中发现自己的两腿之间不断滴下鲜血。恐怖的手术室里，医生们不顾自己的反对，用硕大的手术器械将自己腹中的死婴取出。朦胧中，凯特耳边传来医生的声音:“恭喜你，是个女孩。”一个血淋淋的怪婴被举到她的面前。凯特在尖叫中惊醒。这里所显示出的凯特潜意识的危机是来自母亲能力的丧失。就如凯特面对心理医生讲述这个噩梦时的自觉:这个梦境并不简单反映流产事件的创伤，而是凯特对于做一个母亲信心的丧失。因为酗酒使得小女儿差点丧生于结冰的池塘，也许因为酗酒而使婴儿胎死腹中，她似乎没有资格和能力做好一个母亲。这是她最大的梦魇。而整部影片所展示的，似乎就是凯特的回归和拯救之路。正是在与艾斯特斗争的过程中，她担负起保护家庭的重任，是她而不是丈夫约翰拯救了家庭。影片的最后段落也是影片的高潮部分，凯特在女儿马克辛发生意外而差点丧生的结冰池塘上，将邪恶女人艾斯特踢入冰窟深处，消灭了威胁家庭的危险因素。她在冰面上与女儿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是双重的救赎，一方面她拯救了她和女儿的生命，另一方面，她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她重新拾起了母亲的责任和能力，而这个，似乎才是解决家庭危机的根本因素。尽管女性主义运动开展以来，美国女性权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和保障，在好莱坞电影里面，也与时俱进地出现了掌握自己命运决定自己行动的女性形象，甚至在这部影片里，母亲凯特也具有这样的“英雄”特征，但我们发现，女性在本质上仍然是作为“他者”形象出现。在影片的镜头语言中，她被呈现为“被看”的状态，影片不时用特写及中景镜头来展现她美丽的容颜及曼妙的身体。这无疑是一种被“物化”的结果。她曾经执教于耶鲁，是一个高学历高收入的职业女性。她并非一个家庭妇女，而这正是美国妇女的传统角色。她的酗酒，似乎正是事业与生活沉重压力的结果。女性独立，走向社会，似乎并没有给女性带来真正的幸福，相反，而使女性濒临不幸。女性主义运动，才是家庭危机的罪魁祸首。“在女权主义运动最激进时刻，这项运动将家庭视为女性缺少自由的焦点所在。”⑥那么，让女性回归家庭，让女性担当起母亲的责任，这才是解决家庭危机的方法。这正是好莱坞运用意识形态的腹语术，对于家庭危机的想象性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