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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学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是传统学科,探索适合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对提高教学质量有重要意义,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应注重文献学与文学史的结合。

关键词:古代文学;文献学;融合

中国古代文学是大学中文系的重要基础课程,教材的分量、教学的课时、开课的时间都占有相当的比重。面对如此重要的学科,如何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成是授课者亟需解决的问题。以往的教学模式大多局限于讲授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与文学作品的赏析,学生对这些知识了解得越多,可能越容易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因为中国文学史包罗万象,文史哲兼容,学生获得的知识表面上广博杂多,实际上却忽略了中国文学史编纂所注重的基础性工作——文学史史料学,即与文学相关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通称文献学。学生在学习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若能就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品的辨伪,材料的来源等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就有可能带着批判、思考的眼光学习中国文学史,从而比较扎实地掌握所学的知识,并能举一反三,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拟就文献学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运用进行论述。

一、文献学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必要性

文献学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一门学科,包含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内容,它是研究古代文学的根柢之学。我国很多学者,如章学诚、张之洞、梁启超、程千帆等都非常重视文献学。章学诚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意为在文献整理过程中可以明确各种学术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及相互关系等。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认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得其门而入。”[2]224“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2]343意思是目录学乃读书的指示门径,读书的第一要务是通晓目录之学。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说:“读书不得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3]张之洞强调了版本学的重要性,意即读书离不开对文献版本的选择。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古书传习愈稀者,其传抄踵刻,伪谬愈甚,驯至不可读。而其书以亡,清儒则博征善本以校之,校勘遂成一专门之学。”[4]梁启超表面上是赞誉清儒校勘学的成就,其实意在弘扬校勘学的重要性,在梁启超看来,校勘学有功于文献原著,是原著得以存留、流传的保证,避免了误读、误解等行为的产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可见,前人对文献学的重视已达成了某种共识。而在当今学界,文献学与治学的关系,同样摆在很重要的位置。程千帆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必须要非常重视文献学的基础,进行古代文学研究时,首先要把研究的对象,也就是材料本身先搞清楚,即研究对象的材料是否完整,是否真实可靠。其次进行最基本的文学史实、作家生平等研究。其理由是只有这些属于考据学、文献学的工作搞清楚以后,人们进行文艺学的研究时,才能对这个作品进行判断、解读、评判,然后上升到理论,得出相应的结论[5]。

二、文献学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应用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文献学的关系非常紧密。因此,在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时,除了传授古代作家作品的解读,把握文学发展的进程外,更需要培养学生感受和独立研究古代文学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培养,需要我们有意识地把文献学渗透进去,让学生学会结合相关的文献学知识进行文学史的研究,从而逐渐养成独立的科研能力。

1.文献学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先秦两汉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发轫期与发展期,包括了神话传说、《诗经》、诸子散文、史传散文、楚辞、汉赋、汉乐府等内容。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等大多在这一时期定下基调。这一时期的文学形态可谓精彩纷呈而又复杂多变,而与之相应的则是文献资料或古奥晦涩,或残缺散佚,或真伪难辨。在讲授《尚书》时,涉及到《尚书》的真伪问题。《尚书》在先秦时称为《书》,汉人始称之为《尚书》,即上古之书,又被称为《书经》。西周末,《尚书》已成书,相传孔子曾编定过《尚书》100篇。秦火后,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只有28篇。汉景帝时,鲁恭王毁坏孔子壁时发现的《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出16篇。西晋末年,《古文尚书》失传。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奏《古文尚书》58篇,将《今文尚书》析成33篇,又多出5篇,并从一些古籍搜集文句编造了25篇。唐宋时,已有人怀疑梅赜本《尚书》,清人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以大量的论据,证明了梅本之伪。传世的今本《尚书》,大约只有《今文尚书》28篇是可信的。这就是文献学中与校勘学相关的辨伪问题。学生面对《尚书》,文献学辨伪的相关材料就需要去了解,如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清丁晏的《尚书余论》以及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而讲授《战国策》时,涉及到《战国策》一书的性质,我们通常把《战国策》当作史书看待。但是,它是史书,还是子书?历来有不少争议。要了解《战国策》一书的性质,就需要具备一定的目录学知识,《汉书•艺文志》将《战国策》列于《史记》之前,归入“春秋”类,即史类,后代的史志也归之于史部。而宋代目录学家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把它归入子部纵横家,此后马端临《文献通考》也承晁说归入子部纵横家。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它不符合儒家的道统精神,宋儒曾巩称其为“害正”之“邪说”,“宜放而绝之”[6]1800。曾巩曾经“访之士大夫家”,搜求残篇断章,重新整理《战国策》,目的在于“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6]1800。其次,人们发现《战国策》缺乏信史所具备的特质,也就是说,《战国策》中既无年代,又无时序,且前后抵牾,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历代史家所应有的实录精神和一丝不苟无征不信的严谨作风。晁公武认为:“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纵横家云。”[7]在讲授《史记》时,存世的《史记》一书在司马迁生前虽已基本完稿,但有阙漏,有些篇章为后人增补。我们需要从《史记》的注本及选择较好的版本入手,才能阅读到接近真实的《史记》。《史记》旧注有三家,即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原皆与本文各自另行,从北宋起本文与注释结合在一起,三家注散列在正文之下。现存的《史记》,以南宋建安黄善夫刻本为最早。明清以来,以清乾隆年间官刻的武英殿本、金陵书局刻印的张文虎校本最为通行。目前便于阅读的主要有中华书局的校点本。因而,学生了解了辨伪的知识,就能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传世文献的优缺点,进而培养相应的思辨能力;而引导学生掌握目录学的相关知识,学生就有可能把握传世文献的内容主旨、价值得失、作者生平事迹、学术源流及该书的版本、校勘和流传情况等,从而学会选择、使用书籍,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文献学在论文指导中的应用

毕业论文在本科教育中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对学生四年来掌握和运用所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以及从事科学研究能力的综合考核,是实现本科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在训练本科生进行科学研究、提高综合能力与素质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日常教学中,有必要渗透一些选题和学术论文写作的方法与技巧。与文献学相关的知识,就大有用武之地。如在讲授《老子》时,关于《老子》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等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西汉时期出现的假托题作“河上公撰”的《老子章句》,即所谓的“河上公本”,形成了今天通行本《老子》的面貌。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抄本。甲本以小篆写成,大约流传于战国末年;乙本以隶书写成,大约流行于西汉初年。两种抄本的内容大致相同,均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部分文字和章节次序不同于今本。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了竹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组,字数仅相当于帛书本和今本的三分之一,不分《道经》与《德经》,章节次序与帛书本和今本有较大差异,文字也有不同,是目前所知的年代最早的《老子》版本。学生通过传世的文献与当今出土文献的版本互相比较,就能够对《老子》一书的作者以及成书年代有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也可以从中得出《老子》一书是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人们不断的加工、编排、整理,而逐渐形成为今本《老子》的。这就为学生的选题提供了选择的空间。在引导学生关注文献的同时,地方文献也是不容忽视的。笔者所在的院校是一所省市共建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学院面向闽东,服务海西。学生可以就闽东文化进行相关的研究。作为保存闽东地区地方文献的重要载体——方志,是了解闽东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面镜子,闽东旧方志具有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等特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书目》统计,闽东现存地方志42部,有州府志,如闵文振纂嘉靖《福宁州志》、李拔纂乾隆《福宁府志》;有县志,如张景祈纂光绪《福安县志》、冯梦龙纂《寿宁待志》;有乡镇志,如陈一夔纂《甘棠堡琐志》;也有专志,如谢肇淛《太姥山志》。关于闽东旧方志的研究,学生可以涉及如地理环境、经济物产、名胜古迹、民族宗教、历史人物、政治事件等,或者诸如支提寺、太姥山、廉村、甘棠港、廊桥、赤岸空海、畲族文化、倭患海禁等;宁德乡贤如薛令之、陈靖姑、黄幹、杨复、林湜、杨楫、高松、陈骏、郑师孟、龚郯、张泳(黄幹、杨复、杨楫等皆为朱熹在宁德的高徒)、谢翱、林聪、甘国宝等,流寓宁德名流如米芾、陆游、郑樵、朱熹、陈傅良、文天祥、戚继光、冯梦龙等。学生也可以研究闽东旧方志中的诗文,据调查统计,闽东旧方志有文章90篇,诗歌82首(含补白)。其内容涉及郡县建制沿革,水利建设,修路造桥,兴学办校,宣扬美政、德政、抗倭功绩,以及探访名胜古迹,抒写闽东奇山异水,礼赞宁德朴质民风等;就文体而言,有诗、赋、传、记、论、奏、议、表、书、序、碑等各种体裁。通过对地方文献的掌握与研究,可以展现闽东地区深厚而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挖掘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这将有益于弘扬闽东优良的文化传统,有利于整合地区优势资源,从而助力于闽东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因而,地方文献为学生论文的写作,提供了既广博又便利的资源。综上所述,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应用文献学各个分支的学科知识,让学生注意到文献学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可以使学生从纯粹地被动地接受古代文学知识,提升到主动地参与到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去,逐步实现学与思的结合,学与实践的融合,从而举一反三,透过繁复的文学现象去把握文学的发展规律。而学生对地方文献的重视,既可以实现宣传本土文化、开发本土传统文化资源为地方服务的宗旨,又可以为激发本土文化的创新机制等作出贡献。因而,文献学和古代文学的融合,是古代文学教学的可行教改途径。

参考文献:

[1]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

[2]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3]张之洞.书目答问[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59.

[5]程千帆.治学小言[M].济南:齐鲁书社,1986:62.

[6]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7]晁公武:郡斋读书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58.

作者:李志阳 单位:宁德师范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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