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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画东渐对金陵绘画的影响

西画东渐对金陵绘画的影响

摘要:文章探讨了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到南京传播宗教、文化、艺术,在南京画坛形成“西画东渐”的社会历史原因,梳理受西画影响的金陵画坛人物画、山水画的几位代表性画家曾鲸、吴彬、龚贤等人的绘画特点,总结了明末清初南京绘画风格中摹古与西洋风结合的绘画新面貌。

关键词:泰西画法;流寓金陵;人物画;山水画

明末清初的江南处于变革之中,不仅有政治方面的朝代更替,也有文化方面的激变。江南经济繁荣,新兴的市民阶层云集在大城市,很多文人雅士也聚集于此,文士文化、城市文化、商业文化层次丰富,并且互动频繁,催生了时人猎奇的消费心理和审美需求。此外还迎来了中西文化的撞击,明末欧洲传教士们来到江南,以“文化传教”的策略带来西洋科学、哲学、艺术等文化,思想开放的文人掀起了“西学”的热潮,很多文人加入教会成为信徒,还与传教士合作译著了大批西方科技文化书籍,满足了当时国人追求变革的思想需求。这种变革的社会背景为江南的绘画风格变化提供了基础。传教士初来时的南京,作为明朝旧都,依然保留了一套内阁六部行政机构,是江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经济繁荣、文人荟萃,官绅士大夫阶层汇聚在此。当传教士带着西方文化和西方绘画来到南京,在文化人中广为传播,不仅掀起了西学的热潮,也促发了南京画坛风格的嬗变。作为传教中心区域,明末清初的南京绘画体现出新奇的画风,其中不乏西画技法的影响。

一、南京西洋画传播的背景分析

传教士们发现,想要取得传教的成功,要采取“适应策略”,首先要融入中国文化让世人接受,其次要结交官员和士大夫精英阶乃至皇帝,达到“自上而下”的效应,突破口便是文人士大夫。南京作为江南的首要地区,成为必然的传教中心。从明末万历至清乾隆时期,有近百位传教士先后来南京进行传教活动。其时,也是南京画家云集、画坛兴盛之时,中西文化的交流,传教士与南京文人的交往,对南京画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有画家加入天主教成为传教士。1599年2月6日,由于两次进京未果,利玛窦第三次来到南京,并决定在南京发展传教事业,受到礼部尚书王弘诲的隆重接待,在工部员外郎刘冠南的帮助下,购买了位于市中心正阳门西营崇礼街的三间平房作为传教居所,(这是内地的第四座天主教堂,利玛窦在南京城西罗寺转湾的住所,现在是南京著名的石鼓路天主教堂)。利玛窦随身的工作人员中游文辉、倪雅谷、丘良、徐必登、石宏基等都是擅长西画的。此后,郭居静、庞迪我、游文辉、罗儒望、高一志、谢务禄、金尼阁、艾儒略、史维贞、石宏基、邓玉函、鲁日满、等传教士陆续来到南京传教,他们在南京、结交大量的官员和学者,传播宗教和西学,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社会名流瞿太素在南京受洗入教;至清初,主教罗文藻在南京祝圣了三位中国籍神父,画家吴历就是其中一员,画家王翚也是受洗的信徒。苏立文在《东西艺术的交汇》中说:“利玛窦第一次进京并无成功,便折回南京,大约五年时间,他使南京与南昌地区的传教活动得到发展并相当巩固。此后五十年,那一地区成为中国文人山水画的中心,而这个画派的作品,明显的具有欧洲艺术影响的痕迹”。传教士在南京传播西画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渠道:一是传教士在与官员、文人的交往中,借助艺术品作为沟通的桥梁。他们通过展示、赠送欧洲带来的各种西洋奇器和宗教绘画吸引南京的上层人士,而这些文人官员又与很多南京画家交好,从而将西画的影响传播开去;另一种渠道是通过版刻图书,传播西画。由于传教规模的扩大,需要绘制大量教堂壁画和复制宗教画和书籍,再加上与中国文人合作,译著出版了很多插图版的西方科技文化书籍,在复刻西画的过程传播了西方绘画原理和技法。很多传教士在出发前受过绘画训练,他们懂得西方绘画理论和技法。而明末清初的南京,正是木刻版画和书籍出版业最为繁盛的核心地带,官刻、坊刻、私刻发达,在出版过程中,传教士与南京的文人、画家、工匠们合作,将西方绘画的技法和理论传播到了开去。时人将这种西方画法称为“泰西画法”,此名是将利玛窦的中文字“西泰”颠倒一下,可见利玛窦作为传教士对西画传播的影响之大。《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外国》云:“有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末益众,有王丰肃者居南京,专以天主教惑众,士大夫暨里巷小民多为所诱,。。。。群众不下万人。朔望朝拜,动以千计。”西画对南京画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物画和山水画两个领域。其时在金陵画坛影响颇大的曾鲸、吴彬代表的“波臣派”和龚贤、樊圻等代表的“金陵八家”,他们的绘画中都出现了西洋画的特征,强调构图的准确性、黑白明暗关系,既保留中国传统绘画的气质,有融合了西洋画的特点,形成独特的风格。

二、南京“西画东渐”的影响范围

16世纪末起南京画家云集,除了金陵本地的画家外,外地画家纷纷涌入南京,繁华的商业和文化为画家们提供了机遇,当时南京的画家有两类:职业画家和文人画家。龚贤曾说:“今日画家以江南最盛,江南十郡以首郡为盛,郡中著名者且数十辈,但能吮笔者岂止千人”。不同流派画风的交融,使金陵画坛出现了新奇的视觉特点并蓬勃发展。繁荣的经济和不同层次的审美对绘画产生各种要求,南京的画家们根据社会需求,创作各种题材与技法的山水画、肖像画,其中部分作品具有西洋画法的特征,这种新颖的画风也符合当时南京文人的审美情趣。

1.对“波臣派”人物画的影响

当利玛窦来到南京传教时,正是曾鲸、吴彬等画家流寓南京之时。以诗文书画交流为主的“金陵文化圈”吸引了各地画家迁入,曾鲸、吴彬、王翚、蓝瑛、石涛、程正揆等颇具影响力的画家来到金陵,促进了金陵画坛的画风融合和变化。明末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盛,促使城市居民的审美趣味追求彰显个性,人像肖像画的市场看好,当时对肖像画的分类细致,画家众多,当时的肖像画家分为民间画工和高层次的画家。在晚明至清楚,南京活跃着很多专业肖像画家中,例如陈洪绶、丁云鹏、曾鲸、龚贤等,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波臣派”。曾鲸,字波臣,福建莆田人,早年是民间画工,后来在金陵定居四十年,画风逐渐转变,被南京的上层社会所接受,对其评价颇高。曾鲸传世的画作(有文献记载或馆藏)有三十三幅,都是为名人雅士所绘的肖像,创作纪年从1607年至1644年,其中以1616年的《王时敏像》作为其新的画风的起点,在眼窝、鼻梁、嘴角登出等处进行渲染,但还未及脸颊,至1622年作《张卿子像》时,则用凹凸法扩展到脸部,标志着曾鲸凹凸法的形成,五年后《胡尔糙像》标志曾鲸凹凸法进入成熟时期。此后是曾鲸创作的高峰期,传世的画作多为此时期创作。曾鲸到南京的确切时间无法考证,但是1607年画《吴梦肠像》的时候他已经居住在南京,直至去世再未离开。这段时间,正是天主教在南京发展的重要时期,郑昶在《中国美术史》中说:“查波臣流寓金陵的时候,正是利玛窦东来的时候,他目睹到天主像、天主母像。所谓烘染数十层者,乃是参用西洋法”1曾鲸的“墨骨法”形成与西洋画之间是否有直接关系、曾鲸与利玛窦之间是否有直接交往,史料记载不详无从考证,但是与利玛窦等传教士交从甚密的名仕顾起元、焦竑、叶向高、李贽、曹学佺等,亦都与曾鲸交好,其中叶向高、李贽、曹学佺等还是闽籍同乡,他们对西洋画的反应会间接地影响到曾鲸。新编《莆田市志》曾鲸一条有如此的记述:“曾鲸很欣赏他(利玛窦)的画,经闽中名流叶向高(字进卿,福清人,在明三朝为官,官至首辅。利玛窦在南京时任南京礼部侍郎)、李蛰(思想家,字卓吾,晋江人)的介绍,向他学习西洋画技,很快掌握了画法,技术大进。”当时教堂的诸多西洋物品中,最后关注的就是肖像画,圣母像的立体感、质地光感、明暗阴影、逼真色彩等与中国传统肖像画差异巨大,让观者大为惊叹。也对曾鲸凹凸法的形成,具有导向作用。曾鲸创立的墨骨画法,写实性强,先用传统的线条法勾勒面部轮廓和五官,再用淡墨沿线条渲染出面部的凹处,再用色彩反复晕染,形成自然的阴影从而产生立体感,他的这种墨骨,类似西洋画的素描关系,使人物比例结构准确,再用色彩反复渲染,画出丰富的层次,而衣帽部分以勾线进行概括,这种画法使结构清晰结实、立体感强,也被称为“凹凸法”。曾鲸的画风影响颇大,传人有谢彬、郭巩、沈韶、张琦、徐璋等人,形成了“波臣画派”,是中国古代肖像画史上最大的流派,画风一直延续到18世纪,并随着后学东渡日本继续产生影响。波臣派这种异于传统的画风,得到文人阶层的高度评价,是因为画风颇符合这一阶层的审美趣味,既保留了传统中国画的气息,又吸收了西洋画的优点。日本学者大村西崖说“万历十年,利玛窦来华,能绘圣母玛利亚像。波臣能擅长国画,没有去模仿,但也吸收了利玛窦的肖像画法”。王伯敏在《中国美术通史》中说,“波臣本来国画是有根底的,因居留在南京,有机会参看天主教的西洋画……波臣的画不是完全西洋,不过墨骨之外,加上多层渲染。可说是折衷的方法,这方法传授渐广……这类作品,就是明末中国画界的特产。”2现存于南京博物院的《明人肖像册页》十二幅肖像画,也体现了吸收西洋肖像画技法的特点。虽然此套作品的作者不详,但是从描绘形象的真实性看,画家应该与画中人为同时代人,被推断可能是曾鲸后学所作,其尺寸和构图都非常接近西方肖像画。此套作品描绘了浙江籍的十二位名人文士,除徐渭外其他皆为官员,其中李日华、罗应斗皆是与利玛窦有所交往。此套作品的人物形象逼真,立体感强,结构准确,以线勾勒,稍加渲染,在兼顾面部特征的同时,以黑白灰呈现脸部的立体感,尤其在五官和脸颊,细致的渲染有类似素描的特点。画家有可能研究过西洋画的明暗和光影,并结合内在骨骼结构,用中国式的笔墨表现出来,与传统中国人物画的特点是显然不同的。

2.西画对山水画的影响

明末活跃于金陵画坛的文人山水画家有吴彬、蓝瑛、石涛、张宏等,至清初有龚贤、髙岑、樊圻为代表的,被后人称为“金陵八家”的诸多画家,以及后来受洗皈依天主教的吴历、王翚等,他们的作品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颖构图和独特画风,被后世学者认为是受到了西洋画的启示,“在有关的学者看来,主要是指他们的山水画在透视和光影处理等方面与西画有某些近似之处。”3这种摹古与洋风结合的绘画语言,是明末清初西方艺术带给传统中国画的变革冲击。吴彬、龚贤、吴历等人的山水画中在构图、空间、色彩、透视等方面都表现出表现出中西合璧的特征。吴彬是曾鲸的弟子,他吸收了曾鲸写实主义的画风。吴彬也是福建人,1598年至1610年间主要在南京,任职宫廷画师,至1620年去世时,一直往来于南京和北京之间,与同乡叶向高交往甚密,有很多机会接触西洋绘画。吴彬的肖像画吸收了曾鲸的精华,他还善画山水,画风也受到西洋画法的影响。他的作品《岁华纪盛图册》有明显区别于传统山水画的地方,画中描绘房屋在水中的倒影,景物有近大远小的透视比例关系,他为好友米万钟所绘的《山荫道上图卷》,有西洋写实风景画的特点,空间感强,用透视法表现建筑的层次起伏,背景中的林木山湖消失在地平线上。美国学者高居翰认为,“吴彬是受西较画洋画风影响特深且早的画家之一,吴彬原籍东南沿海的福建省—此地自世纪初即与外国商人有频繁往来……4高居翰认为吴彬的奇幻山水的画风,是受到西洋铜版画的影响。吴彬的这种新颖的山水绘画语言,也出现在清初的龚贤作品中。贡献幼年居住在南京,晚年也回到南京定居,龚贤一生画风的改变经历了“白龚、灰龚、黑龚”三个阶段,晚年定居南京后进入“黑龚”阶段,创作于1670年的《千山万壑》最具代表性(现藏于瑞士苏黎士里特堡博物馆)。画面不大,尺幅接近西洋画比例,画面的构图以及景物的描绘等处,与《西班牙的阿尔阿马》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龚贤晚年的其他作品也显示出他以笔墨的浓淡来展示空间的远近效果,前景墨重,远景墨淡,这可能来自于他借鉴铜版画中的黑白灰调子。龚贤的作品展示了西洋画对传统中国画的开拓,这种古与西结合的技法,开创了山水画的新面貌。金陵八家中的其他几位画家,也都呈现了独特的新奇画风,多少都有西洋绘画的吸收和影响,这与天主教在南京的兴盛发展不无关系。是以才形成了区别于传统绘画流派的“金陵派”绘画风格。清初还有两位特殊的文人画家,他们就是加入天主教的吴历和王翚。康熙年间吴历在南京受洗成为神父四处传教,并游历欧洲,他与西洋画的接触是公认的。吴历用西画的透视来补充中国传统画法空间的不足,他的《湖天春色图》,用西洋颜料和透视表现缥缈的远山与远去的小路,画面透视感强,明显是借鉴于西洋画法。《清史稿》中对吴历叙述道:“吴历,又名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亦常熟人,学画于王时敏。……晚年弃家从天主教,曾再游欧罗巴,作画每用西洋法,云气繇渺凌虚,迥异平时”。

三、结语

明末清初的南京,迎来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在艺术上绽放了前所未有的新兴画风,这种风格既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画,也不同于西洋绘画,是对两者相结合的创新,可以说,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和艺术,激活了当时的南京文化圈,也给传承几千年的传统绘画带来了新奇的刺激,促进了金陵画风的变格和出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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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晓娟 单位: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