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现学在既有建筑改造的应用

0引言

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引起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发生转变，非农产业发展以及人口集中化推动了城镇化的出现和发展。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3%迅速增长为2018年底的59.58%。城市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伴随着土地粗放利用，现在面临资源约束趋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严峻形势，各种“城市病”普遍存在并可能集中爆发。随着城镇化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城市发展也转向规模扩张和质量并重阶段，城市更新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城市本身是一个持续发展和不断更新的有机整体。从世界各地城市发展的过程来看，城镇化大致会经历城市化、大城市郊区化、城市更新等阶段，各阶段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线，虽然有些更新活动缺乏组织和规划，但更新改造几乎伴随着城市发展的全过程。按照城市规划领域的普遍观点，城市更新起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美国家[1]。从历程上大致经历了战后重建时期、高强度开发之后的衰退萧条时期和回归与复兴时期，城市更新的形式也由大规模拆除重建为主的物质性更新逐渐转向以渐进式改建为主，重点解决城市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旨在探寻城市复兴之路[2]。城市更新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在1958年8月在荷兰召开的第一次城市更新研讨会上，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城市更新手册中的提法：能够解决城市问题，并旨在为待更新地区带来经济、物质、社会、环境性能持续提升的综合性、整体性视野和行动。。国内学者对城市更新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上世纪90年代，吴良镛先生结合北京旧城改造规划建设的实践，提出了“有机更新”的概念，其中心思想是着眼于目前与将来，按片区（建筑）采用适当规模、合适尺度实施改造，促进旧城整体环境的改善，吴先生当时提出有机更新的概念更多是集中在物质环境改善方面。新世纪以来城市更新相关文献数量快速增长，2014年以后更是飞速增长。早期，城市更新的研究重点主要在老旧危房和旧城老街的改造，着重研究的是物质形态的规划设计、空间环境的治理改善和经济的振兴发展。近年来，学术界将城市更新的视野扩展到旧城、旧村和旧厂，并越来越关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社会公平正义等主题[3-4]。广州将城市更新方式分为全面改造和微改造：全面改造以拆除重建为主；微改造是指在维持建设格局现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建筑局部拆建、建筑物功能置换、保留修缮，以及整治改善、保护、活化、完善基础设施等办法实施的更新方式。深圳作为国内最早提出城市更新的城市，考虑城市更新项目的内容、是否改变建筑主体结构和使用功能、是否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主体和使用期限等，把城市更新项目分为综合整治类、功能改变类和拆除重建类。整体来说，现在的城市更新更强调对历史文化街区及各类历史文化遗产类建筑的保护，鼓励合理的功能置换、提升利用与更新活化。从实施角度来说，建筑改造是城市更新和品质提升的主要内容之一。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除了建筑自身特征外，还要与周围环境协调，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应该放在更广阔的视角下进行考虑。城市归根结底是人的城市，创造适合于人生活和工作的空间环境是城市的根本价值所在，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题就定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国家近年来提出“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的规划理念，着力推进“城市修补和生态修复”工作，致力于改善居民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形象。但城市更新是一个持续、复杂、多元化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艺术、民生等诸多领域。本文通过对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进行梳理和讨论，在系统介绍考现学的起源和特点的基础上，对考现学在城市更新和建筑改造中的潜在应用和价值进行探讨。

1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

随着全球化发展和城市间竞争加剧，“文化活力”对于城市发展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成为吸引人才与投资的关键要素[5]。在这一背景下，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国内学术界对这方面研究也非常关注[6-7]。黄鹤[8]介绍文化政策主导的城市更新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后在80年代蔓延到英国等欧洲国家，其背景是随着全球化引起制造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欧美城市面临内城衰败和城市经济的结构性衰退，文化艺术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受到关注。以文化为主导的城市更新强调对文化旅游的推动和对文化空间的营销，其主要模式有3种：（1）通过博物馆、剧院、艺术中心等文化设施建设，改善城市形象，吸引文化旅游，促进金融服务业发展；（2）结合奥运会、世博会等大型文化活动举办，改善城市面貌，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知名度，吸引投资和人才；（3）支持音乐录音、出版发行、电影录像等相关文化产业。从西方国家的经历来看，以文化为主导的城市更新其成效更多的是体现在城市面貌环境的提升以及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而这种模式对于城市财富和工作岗位的增加是非常有限的。另外，因为这种模式的提出更多是基于城市营销和城市竞争的考虑，其关注的项目更偏向于有影响的旗舰类项目，跟普通居民生活的联系并不紧密，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增加了普通居民文化活动的成本。尤其这类项目一般都需要高投入和昂贵的运行费用成本，在可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还可能会造成对普通居民文化需求关注和投入的减少。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笔者提出在未能仔细分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盲目建设文化旗舰项目，往往是短视而且是短效的；回应居民的文化需求，回应地方的文化特色，才是中国城市在文化建设中的必然之路。国内也有对以文化为导向城市更新的实践案例和思考。洪祎丹[9]介绍杭州“运河天地”历史街区前期通过“文化创意园”建设，发展创意文化产业，改善地区物质环境，带动了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但由于政府重建设轻运维，缺乏对周边环境、公共服务设施和功能配套的关注等，创意园逐渐成为城市中的“孤岛”。而在利用“时尚”、“前卫”标签开辟文化消费空间的同时，地区本身的文化基因却在消失，导致街区同质化现象突显。街区同质化带来的城市和文化趋同，高德武[10]也有提及。基于经济发展的单一目标，注重旗舰类文化项目和文化消费项目，地域文化特色和民族个性渐趋式微，造成城市历史原真性的消失，导致本地中低收入居民与外来访客之间的文化隔离。徐千里[11]从现代性角度对全球化和地域性的概念尤其是对中国建筑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处境、定位和发展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释。感性化、差异化、个性化严重缺失，现代城市“特色危机”频现[7]。周干峙先生曾说，“历史文化是城市发展之源”。对于历史文化，姜华等[12]提出应该从历史的角度解读历史街区的文化精神，从现代生活的角度过滤文化中的糟粕，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遴选文化的精华，从文化自身演进的角度融合主流文化的特点。历史文化街区真实地记录了城市个性的发展和演进，是城市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和财富，也是城市的底蕴和魅力所在。然而，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城市发展伴随着急功近利的大拆大建，造成大量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随着国家加强对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建筑的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因为其在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方面的独特优势而备受文化导向城市更新的青睐[7]。然而，除了历史街区（建筑），一般性街区（建筑）也应该进行保护和再利用，这一理念首先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提出，并因为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而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从文化内涵上来讲，城市文化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自然环境要素（通常带有人文色彩）、城市形态特征与特色景观、负载历史信息的建筑和设施等，还体现在某些掌握一些传统技艺的人群、某些传统的特色（手工）产业和人的生活与行为方式[13]。这不仅适用于历史文化街区，也适用于普通的城市街区，甚至在“棚户区”都能真正感受到生命的气息，让人产生对生活的感动[13]。古语有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从动态和发展的角度讲，现在的世态风俗，本身不也正是我们所生活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对城市普通人群日常生活的关注，启发了笔者对考现学的极大兴趣。

2考现学

2.1考现学的起源

考现学的提出者是日本的今和次郎（姓今），他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图案科（设计系），1912年毕业后在早稻田大学建筑系工作，后加入日本民俗学的创始人柳田国男主持的民宅研究组织“白茅会”，跟着柳田国男进行乡村调查，负责用素描将“眼见之物”记录下来。与柳田国男擅长以语言采集合作，可以说是语言与形式、观念与物件的绝佳搭配，但同时也反映了两者在调查和表达手法上有着抽象和具体的差异，今和次郎这一时期的工作收录在1922年出版的《日本民宅》一书中。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本质上是关注过去，关注工业时代以前的农耕社会并逐渐往前追溯，追逐人内心深处最原始最纯真的东西。在民宅调查过程中，今和次郎关注的视线开始投向现在和细节。以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为界，今和次郎开始从柳田国男的民俗学转向考现学（有说法是“破门”，也有说法是“被逐出师门”）。对于这次转变的具体原因，现在已很难理得清楚，但之前确是早有先兆。在1923年8月撰写的“马口铁工的工作”中，今和次郎描绘记录的是郊区小镇路旁的形状不同、制作方法各异的马口铁煤气灯，这显然已经偏离了田园风景中茅草屋顶民宅调查的主要对象，但也说明今和次郎已经意识到质朴民居中蕴藏着人类、社会、自然之间在类型意义上的关系。最初今和次郎考现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在乡村，始于民居调查过程中，让其将视线转向都市，源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关东大地震让整个东京城化为一片焦野，在震后和大火烧过的东京街道上，今和次郎和他在美术学校的学长吉田谦吉，开始关注灾后焦土上搭建起来的临时住宅，尤其是吊挂、树立在临时住宅各处的招牌让他们觉得是从焦土灰烬中冒出来的新叶嫩芽，充满着坚韧的生重庆建筑2019.N0.城市更新与既有建筑改造专刊命力和创造性，就用素描记录下来。客观上来说，震后恢复原始状态的东京，让制作事物的记录变得相对简单，一定程度上也为考现调查转向都市提供了条件。随后，他们关注的对象，慢慢由临时住宅、招牌等物件领域，开始往世态风俗等现象领域拓展。随着东京震后重建并逐步恢复原有的都市面貌，今和次郎希望能够持续记录下去，在1925年开展了“银座风俗调查”，又陆续进行了“本所深川贫民窟”和“劳工街区”的风俗调查。1927年，今和次郎等人举办一场调查结果的展览，觉得应该给展览会取个合适的名称，讨论后决定用“考现学博览会”，这也是第一次公开使用“考现学”，有趣的是其英文名称，如与考古学使用Archaeol-ogy相对，英文名称当为Modernology，但是又考虑既然是个新名字，还是使用世界语的拼法（Modernologio）。1930年，今和次郎和吉田谦吉共同编著的《Modernologio（考现学）》一书出版，“考现学”被正式命名。虽然名字是此时提出，但明治中期坪井正五郎通过观察统计街头行人头、身、脚部日本和欧美的装饰（数量）来了解当时日本人欧化程度的示例被视为最早的考现学的雏形，坪井正五郎也被今和次郎称为“考现学”出现前的考现学者。因为考现学不被学术界主流思想接受甚至受到诸多责难等原因，在1930年左右，今和次郎和吉田谦吉逐渐对考现学失去兴趣。在吉田谦吉1947年发表“工作者的考现学”后，“考现学”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但“考现学”一词在日本人讨论时尚、饮食、流行等世态风俗时，仍经常被用到，一直至今。随后的“金平糖小组”、“遗留品研究所”、“路上观察学会”和“PlannersNetwork神户”等组织的工作，在调查手法、观察对象方面也可以看到考现学的影子。

2.2考现学特点及其与其他学科关系

今和次郎在《考现学入门》中提到，“我们同志对现代风俗或现代世相研究所采取的态度、方法以及其工作整体，我们称之为考现学”。考现学的提出，本身有与考古学相对立的意思。考古学是根据过去人类的物质遗物来研究人类过去的学科，其价值一般来说体现在辅助史学研究方面，而考现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现在，是我们眼前所见的一切，相对于考古学之于史学，考现学可以被视为辅助社会学的学问。理论上讲，考现学的研究范围可以扩及现代各种事物或者现今人类的一切，但从今和次郎具体开展的项目来看，其研究对象主要有三类：（1）与人类行动相关者；（2）与居住环境相关者；（3）与衣物相关者。对于房屋本身的调查，与建筑学的角度不同，考现学关注现代人的生活状态。从研究态度上来说，被今和次郎称之为“采集”的考现学观察要求观察者以“超级克制”的方式尽可能地排除主观的介入，就如同考古学者对待遗物遗迹、动物学者观察动物行动和习性一样，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以客观而尊重的态度，对现代人的生活状态以及所显现的世相风俗进行观察，这是考现学观察的核心所在。跟考古学一样，考现学也是一门方法的学问，就研究方法而言，一些民族学者采用相同的方法对未开化民族进行研究，被认为是以尚未开化民族的生活为对象的考现学。如果能把考现学分为未开化考现学和文化社会考现学，民族学者的研究可以看作是未开化考现学，而目前平时所说的考现学主要指文化社会考现学，其在时间上与考古学对立，在空间上与民族学对立，专门以现代人的生活为研究对象。总体来说，考现学致力于通过站在客观立场上观察，对现代人生活尤其是微小细节进行详实记录，从而为其他学科（社会学、心理学、效率学、地理学、服饰学、商品学等）提供有益的资料补充和贡献。如银座风俗调查针对行人风俗统计，调查内容包括银座散步族的结构、男性的风俗和女性的风俗等，其中散步族的结构调查又包含了不同时刻人流变化、两侧人流对比、行人的身份和职业结构、不同时间结构变化、男女人群的年龄结构、行人和止步观看橱窗的比例等，非常细致。这些调查可以作为家庭生活状态调查的辅助，为了解时代至少是了解聚集在银座风俗调查范围内的人们以及形成其背景的人们的生活提供重要的依据。如果采集的信息足够丰富，可以提出如休闲散步、产业相关、场景相关和与观览对象相关的很多信息，持续这种调查并对信息进行研究利用，还可以为流行学、社会心理学、美学等多领域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资料和依据。

2.3考现学的局限与突破

考现学通过客观观察各种行为、空间、衣服的细节，生成大量的片段记录，然而，考现学的采集不仅是反映时代生活的绘本，其宽泛的视角使得考现学具有对同类或异类事物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的可能，这跟近年来兴起的大数据类型多样、数据量大、真实性高等特征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相比于大数据借助于网络平台采集和关联的便利，考现调查信息如何能够更加系统、便捷地提取、关联、分析和应用，值得深入探索和研究。然而，细节和记录必须经过有效地分析、比较之后其意义才能清楚显现。今和次郎考现学太过关注现象的观察，而缺乏对如何利用采集所记录的考虑，加之其研究对象的松散以及记述方式的随意，导致其缺乏较为统一的架构体系。也正因此，考现学当时无法被建筑界主流所真正接受。尽管如此，“昙花一现”的考现学捕捉到了物质与身体在行为中确立的关系，它把空间置于生活的全景中考察，对于都市与农村、时间与空间相连续的观察与分析“扩充了建筑史”的领域[14]。实现这一突破的是“犬吠工作室”，其通过“观察-定着”的方法实现都市空间调研与空间设计的联动，“观察”为“定着”提供前提和依据，而从观察的对象中定着可依据的手法，并以此在环境的作用下获得生产建筑的规则。2010年“犬吠工作室”《Behaviorology》出版，将它们一直以来的“观察”与“定着”的研究和实践以“行为学”进行了理论化的表述：将人的行为、自然要素等行为以及建筑的行为作为对象，试图建立一个从身体到都市，从现象到科学，贯穿建筑学从艺术到技术的整体构架。

3考现学在城市更新与既有建筑改造中的应用探讨

考现学关注世态风俗和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细节，应用于城市规划和改造设计中，将有利于推进“以人为本、传承历史”规划理念和“适用、经济”建筑方针的贯彻实施。实际上，国内已有学者意识到考现学在城市更新中的应用价值和潜力，并开始尝试将其实际应用到城市更新和建筑改造工作中去。郭屹民[14]在当下日本生活学、社会学以及建筑学中“考现潮”蔓延的背景下，从日本建筑学发展的角度，介绍了考现学的起源、特点和局限，从“考现学”到“行为学”，实现了从观察到定着、从考现到发现、从分析到手法的延伸，从而可以为建筑设计提供新的手法和规则。王瑶[15]将考现学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到小城镇背景下的养老居室调研中，从普通老人日常生活的视角入手，以原始、真实的普通养老居室为素材，通过绘图记录采集居住空间、器具物件、老人行为等多维度信息，发现老年人会潜意识地对居室空间进行个性化改造，来满足自己日常生活需求和个人爱好，寄托自己的情感记忆，引发了对老年人居室设计不足的深层次思考。通过考现学的应用，在传统居室设计更多从专业角度专注建筑空间的基础上，加强了对普通老人日常生活需求和习惯的观察，突出建筑以人为本的生活化属性，提出可以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提升小城镇养老居室空间设计和适老化设计水平。孙晨霞[16]提出环境空间设计应回归“以人为本”，将考现学的方法应用于环境设计调研，通过手绘图形加上照片拍摄，辅以文字说明，对黔东南侗寨农家生活和生产用品进行了观察调研，为居住空间改造设计提供了依据；对山西境内工业遗址进行调研分析，在对晋华纺织厂的调研中，按年龄层次和活动特征对周边居民和人群行为进行了调研和分析，为场地和周边的改良规划提供了依据。车俊英[17]等使用考现学的方法，对兰州城关区的城市景观雕塑进行观察调研，透过调研结果，不仅获得了对城市景观发展、变迁的规律的认识，更激发了对城市现象的深层次思考：“所谓城市、建筑、雕塑，就是赋予人类共同体以空间秩序及具体的形态，其基本作用是培养与维护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借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邹文教授的话：“需要对每一个城市的单元、局部、末梢，加以特别的人文关怀，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只有这样，才会使城市更加耐看，更有血有肉。”可以看到，考现学以其独特的观察视角和记录方式，为规划设计调研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对传统设计调研形成有益的补充。在建筑和老旧小区改造设计层面，通过对居民日常生活和居住环境的细微观察，可以提供传统设计方法中往往忽略的重要信息，体现对居民日常的关怀，从而提高设计的人性化和适用化水平。在城市和街区规划层面，考现学可以捕捉并记录城市和居民的普通日常，为城市文化的采集、保留和传承提供有效的方法，经过有组织的研究、分析和提炼，深入认识城市现象，指导城市和街区的规划设计。以动态和发展的眼光来看，会显得更有价值，正如英国城市规划学家弗雷德里克•吉伯德说过：“一切伟大的设计师都有一种传统的意识，一种不是为了过去而过去，而是为了现在而过去的历史意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应用考现学，更多的是应用它的理念和方法，并不需要拘泥于其当时以手绘图为主要的表达方式，现在完全可以跟摄影、3D扫描、倾斜摄影等新一代信息化技术相结合，使其发挥更大的价值和作用。

4结语

城镇化发展到今天，城市更新已经成为不可回避而备受关注的话题，我国城市更新活动也更加趋于理性，更加关注物质环境以外的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然而，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更新一定程度上遭遇瓶颈，城市和文化趋同使得现代城市“特色危机”频现。在此背景下，考现学以其独特的观察视角和记录方式，为城市更新和建筑改造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国内已有学者意识到考现学在城市更新中的应用价值和潜力，并开始尝试将其实际应用到城市更新和建筑改造工作中去，但考现学的理念和方法，与新一代信息化技术相结合，完全可以在城市和街区规划、建筑和老旧小区改造设计等不同层面发挥更大的价值和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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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轶佳，李慧，王伟.城市更新研究的演进特征与趋势[J].城市问题，2015（9）：30-35.

[5]黄晴，王佃利.城市更新的文化导向：理论内涵、实践模式及其经验启示[J].城市发展研究，2018（10）：74-80.

作者：张超 袁兵 袁东山 刘远坚 单位：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