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及应用语言学分析

1.功能语言学与语言研究

我在“功能语言学与语言研究”专号（《外语艺术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的导读中说到，广义的“功能语言学”包括“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内的其他功能语言学派（如，“欧洲功能主义学派”、“美国功能主义学派”，见朱永生、严世清、苗兴伟2004）。而系统功能语言学则是指M.A.K.Halliday创建的语言学理论，它由“系统”和“功能”两部分组成；它的前身是“阶和范畴语法”（见黄国文2000，Malmkjaer2004）。“系统功能语言学”经常也被称为“系统功能语法”、“系统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系统语法”、“功能语法”、“韩礼德语言学（”Hallidayanlinguistics）等。虽然严格地说这些术语所表示的概念是有区别的，但在文献中它们常常被当作是同义词。本专号“功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中的“功能语言学”指的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所收入的六篇论文有三篇讨论语言教学问题，另外三篇则分别探讨语言研究中语料问题、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句法研究和功能语篇分析。

2.研究语言的理论方法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种语言（学）研究方法（“anapproachtolinguisticsdevelopedbyHalliday”,见Richards,Platt&Platt1992/2000:465）；用Halliday自己的话说，他的功能语言学是“一种研究语言的理论方法”（“onekindoftheoreticalapproachtolanguage”,见张德禄等2005:1）。要研究语言，势必要对语言进行描述，对语言形式和结构进行阐释和解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明确的目标、一套理论体系、术语和研究方法，这是任何语言（学）理论都必须具备的。Halliday的功能语言学特别强调语言结构、语言系统和语篇的功能性，特别注重对它们进行功能解释（Halliday1994/2000:F39）。Halliday认为，语言的变化和发展是根据人类生活需要来进行的，语言结构和语言组织也是具有功能性的；早在1985年Halliday（1985:xiii；另见Halliday1994:xiii）就说，“Languagehasevolvedtosatisfyhumanneeds;andthewayitisorganizedisfunctionalwithrespecttotheseneeds---itisnotarbitrary.（”语言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演变发展；就这些需要而言，语言的组织也是具有功能性的——它不是随意的。）20年后，Halliday（见张德禄等2005:1）又强调了他的这一进化功能论观点（evolutionaryfunctionalview）：“It[afunctionaltheory]embodiestheprin-ciplethatthereasonwhylanguagesevolvedinthewaytheydidwasbecauseofthefunctionsthatlanguageservedinhumanlives（”功能语言学理论蕴含着这么一个原则：语言之所以这样演变发展，是因为它在人类生活中所行使的功能所致。）；Halliday（见张德禄等2005:1）还认为，对语言形式组织的理解和解释也要遵照进化功能论的观点：“theformalorganizationoflanguage---whatissometimescalledinEnglishthe‘architecture’oflanguage,itsorganizationintodifferentstrataanddifferentmetafunctions,itspatternsofparadigmaticandsyntagmaticcomposition,itsnatureassystemandtext---istobeunderstoodandexplainedintheseevolutionaryfunctionalterms.（”“对语言的形式组织的理解和解释应该遵照进化功能论的观点；这里说的‘语言的形式组织’在英语中有时也称为语言的‘建筑结构’，它包括由不同层次和不同纯理功能构成的语言组织、语言的聚合成分和组合成分的模式以及作为系统和作为篇章的语言性质。”）。作为“一种研究语言的理论方法”，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目标是明确的，并且已经发展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术语和研究方法。

3.应用语言学与适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Appliedlinguistics）指的是运用语言学理论解决与语言有关问题的学科。根据Richards等（1992/2000:24）的定义，应用语言学指“联系实际问题来进行的语言和语言学研究”（thestudyoflanguageandlinguisticsinrelationtopracticalproblems）。Kaplan&Widdowson(1992:7)是这样定义“应用语言学”的：“Wheneverknowledgeaboutlanguageisusedtosolveabasiclanguage-relatedproblem,onemaysaythatAp-pliedLinguisticsisbeingpractised.AppliedLin-guisticsisatechnologywhichmakesabstractideasandresearchfindingsaccessibleandrelevanttotherealworld;itmediatesbetweentheoryandpractice.”这段话说的是，当语言的知识用于解决与语言有关的问题时，我们就可以说应用语言学正在起作用；应用语言学是这样一门技术，它使抽象的想法和研究发现变得容易理解，并且与真实世界相关联；它起着调和理论与实践的作用。从上面这些定义可以看出，应用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把语言学理论用于实践之中（参见王宗炎1988，胡壮麟2001）。事实上，应用语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参见王宗炎1988，何英玉、蔡金亭2005），广义的理解包括：语言规划和语言计划，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化，语言与计算机的结合（如，计算语言学，机器翻译、语言信息的处理、计算机情报检索、语料语言学），语言学习与教学，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如，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法律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言语病理学、接触语言学、翻译学、词典学、跨文化沟通、文体学、语篇分析、话语分析、教育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等）；狭义的理解是，应用语言学是“研究第二语言和外语的教和学的学科（”Richardsetal1992/2000:24）。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一门语言学理论，它已经被应用到很多学科的研究（涉及到广义的应用语言学的方方面面），如教育研究（如，Martin1985,Halliday&Martin1993，Lemke1995，Christie1999），体裁研究（如，Martin1985,Martin&Veel1998），语言生成和机器翻译（如，Matthiessen&Bateman1991，Fawcett,Tucker&Lin1993，Steiner&Yallop2001），批评话语分析（如，Kress&Hodge1979,Fairclough2003），视觉交流研究（如，O’Toole1994,vanLeeuwen&Jewitt2001），生态社会符号学（如，Thibault2004）等等。Halliday（1994/2000:F55-56）从21个方面列举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可以应用的范围，Bloor&Bloor(1995:220-238)也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应用问题做了详细的讨论。Halliday最近几年多次强调，他的语言学是“适用语言学”（appliablelinguistics）。事实证明，就语言学理论与解决实际问题而言，系统功能语言学不但是可应用的（applicable），也是适用（appliable）的。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应用于语言教学，现有的文献表明，Halliday的语言学思想对语言教育（教学）的影响已有40多年的历史。早在1964年，他与AngusMcIntosh和PeterStrevens（Halliday,McIntosh&Strevens1964）合著的TheLinguis-ticSciencesandLanguageTeaching一书就对语言教学提出了精辟的论述。20多年前我在广州外国语学院学习应用语言学时就多次听到桂诗春教授说到这本书。从文献上看，已有很多根据Halliday理论撰写的应用语言学（语言教学）的著作出版。按照EwaJaworska(1998)的说法，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在英国的教育语言学界是特别引人注目的（“particularlypromi-nentinBritisheducationallinguistics”）。正如胡壮麟教授所说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比较注意应用研究，特别是语言教学和外语教学”，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Halliday一直认为，“一种理论的科学性要在实践中检验，其价值要看它在实际功能中所获得的解释和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这必然包括语言教学和外语教学”（胡壮麟2005）。在中国，最近十多年来我们也见到了很多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于语言教学的论文，最近，一本专门探讨系统功能语言学应用于语言教学的专著也问世了：《功能语言学与外语教学》（张德禄、苗兴伟、李学宁2005）。这个专号有三篇文章，讨论的也都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于语言教学的问题。

4.关于Halliday,Fawcett和Martin

在这一期中，我们收到了M.A.K.Halliday,RobinP.Fawcett和JamesR.Martin三位国际功能语言学大师的专稿。无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Halliday，还是“加的夫语法（”theCardiffGrammar）的创始人Fawcett，还是“评价理论”（theAppraisalTheory）的创始人Martin，他们一直关心着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也关注着中国学者在功能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各种活动；他们三人多次到中国来，了解中国，鼓励和帮助中国学者从事教学和科研。有必要在这里指出的是，Fawcett和Martin都是1979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他们两人都是因为Halliday才进入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Halliday是他们博士阶段研究的启蒙指导教师：Fawcett从英国中部到伦敦大学（UniversityofLondon）师从Halliday攻读博士学位，而Martin则从更远的加拿大到英国的艾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ofEssex）跟随Halliday，也是攻读博士学位；而有趣的是，Halliday在他们读完博士前就先后离开伦敦大学和艾塞克斯大学。需要说明的是，无论Fawcett的“加的夫语法”，还是Martin的“评价理论”，都是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组成部分；它们不是可以与Halliday的理论相提并论的，它们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Fawcett（1997,2005）在InvitationToSystemicFunctionalLin-guistics中说了这么一段话（摘自2005版）：Let’sbeginbyaskingthischallengingquestion:“Whoistheworld'sgreatestlivinglinguist?”NodoubtmanywouldgivethishonourtoNoamChomsky,anditiscertainlytruethathisinfluencehasbeenverygreat,especiallyasreflectedinlinguisticsjournalsandlinguisticsdepartmentsthatfocusonlinguistictheory.ButIdonotthinkthathisinfluencehasalwaysbeengood.Thisisbecausehehasdirectedhisattentiontoostronglytotheformsoflanguageattheexpenseofitsfunctions.Inmyview,then,theworld'sgreatestlivinglinguistisnotNoamChomsky,butMichaelHalliday---the“father”ofSystemicFunctionalLinguistics.Thatis,IbelievethathehasgivenusmoreinsightsintothenatureoflanguageanditsusethananyotherlinguistsinceSaussure---andperhapsevenmorethanhim.（“我们首先问这么一个挑战性问题：‘世界上目前健在的语言学家谁是最伟大的？’毫无疑问，很多人会把这光荣的称号给诺姆乔姆斯基；确实，他的影响是够大的，特别是在语言学杂志和注重语言学理论的语言学系。但是，我认为他的影响并不总是那么大；这是因为，他在以忽视语言的功能为代价的情况下，过分注重语言的形式。在我看来，世界上健在的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不是诺姆乔姆斯基，而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之父——迈克尔韩礼德。也就是说，我坚信他对语言的本质和语言使用的精辟见解是自索绪尔以来的任何语言学家都不能比拟的，或许索绪尔也比不上他。”）从这段话可以看出，Fawcett对Halliday的尊敬和对Halliday理论的推崇是超过绝大多数人的，在他的心目中，Halliday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学家。近年来，Fawcett在介绍他的“加的夫语法”时常常会提到“悉尼语法”（theSydneyGrammar），并谈到它们之间的异同。国内可能有些人会认为Fawcett在语言学理论探索方面与Halliday是对立的或分道扬镳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对具体的一些问题，他们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不同的分析方法也是存在的，但大的理论框架是一样的，对语言的本质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我的印象中，Fawcett几乎每次讲解他的“加的夫语法”之前都要说他是一个彻底的韩礼德派语言学家（Hallidayan）。Halliday（1994/2000:F38）自己也明确指出，Fawcett他们所建构的语法模式与他自己的语法模式都是根据同一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Halliday的原话是这样的：“Acloselyrelatedgrammar,withsomedescriptivedifferencesbutbasedonthesamesystemic-functionaltheory,hasbeendevelopedattheComputationalLinguisticsUnitoftheUniversityofWalesCollegeofCardiff,underthedirectionofRobinFawcett.”从Fawcett的论文和著作（如，Fawcett1980,2000,2005）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在具体一些学术问题与Halliday有不同的看法，这在西方学术界是非常普遍的；理论的完善是在不断的修正和争论中才得以完成的。事实上，Fawcett与Halliday在某些学术问题的分歧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的分歧”（胡壮麟等2005：398-420）。我在《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2001）一书中说过，Halliday教授一直关注着我在中山大学的教学与研究。自1994年起，我几乎每年都有机会见到Halliday教授；1999年起，Halliday教授已先后5次来过中山大学讲学，其中住得最久的一次有一个多月，是和RuqaiyaHasan教授一起造访中山大学的2003年的3-4月期间；他给中山大学不同层次、不同专业、不同校区的学生讲解语言学。在此期间，Halliday教授于4月16日到《外语艺术教育研究》所在的学校（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做了题为LinguisticsandLanguageTeaching的学术讲座，《外语艺术教育研究》2003年第2期对此次活动有详细报道。可以说，那次学术活动使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外语艺术教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后来连续三年有“功能语言学”专号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像Halliday教授这样的语言学大师，他的文章如果在先进的西方英语国家发表，那就走向全世界，但如果在中国发表，则可能只在局部地区流传。但Halliday教授不但支持、鼓励和帮助中国学者从事语言学的教学和科研，而且还对中国的学术发展充满信心。因此，他也愿意让自己的论文在中国首次发表。例如，他的“ComputingMeanings:SomeReflectionsonPastExperienceandPresentProspects（”“计算意义：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就首次发表在黄国文和王宗炎编的DiscourseandLanguageFunctions(2002)论文集中（第3-26页），ChristianM.I.M.Matthiessen还专门为Halliday这篇论文写了导读（见黄国文、王宗炎2002:1-2）；Halliday这篇论文的中译文则首次发表在黄国文主编的《语篇语言功能语言教学》（2002:1-31）论文集中。

5.专号文章介绍

这个专号共收集了六篇论文。第一篇文章“SomefactorsaffectingCollege-levelEnglishteachingin21stcenturyChina（”“影响21世纪中国大学英语教学的几个因素”）是Halliday教授根据他2005年9月16日应邀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大学英语教材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ForumonCollegeEnglishTextbooks）上的主题发言整理而成的。在这篇文章中Halliday教授从“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两方面讨论了过去60年所发生的变化对语言教学的影响，从中也可看到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对语言教学的指导作用。在我看来，Halliday教授能把“SomefactorsaffectingCollege-levelEnglishteachingin21stcenturyChina”一文给这个专号发表，这是对《外语艺术教育研究》杂志的鼓励、支持和信任。第二篇文章“GrammarmeetsGenre—reflec-tionsonthe‘SydneySchool’”（“语法与语类—关于‘悉尼学派’的思考”）是悉尼大学功能语言学家Martin2000年任教授时的就职演说；这个演说稿刊登在悉尼大学文学协会（theSydneyUni-versityArtsAssociation）的刊物《文学》（Arts22.2000.47-95）上；这是该大学文学院的内部刊物。Martin第一次把论文给了中国的学术杂志，既可让中国的读者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又是对《外语艺术教育研究》杂志的支持。在这篇文章中，Martin用功能语言学家的眼光审视过去20多年澳大利亚语言教育中发生的事情和他们的教育改革所碰到的问题和困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Martin在讨论怎样运用功能语言学理论指导教学实践（如教学法和课程设置）时把这个问题放在更大的（政治、文化、教育）背景中审视，他认为澳大利亚的英语教学中语类及功能语法地位之争涉及到诸多深层次的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问题。Martin明确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代表的是一种关注意识形态的社会行为。早在1992年，Martin（1992）就认为，体裁属于更高层次的符号系统，不仅包括语言活动本身，还包括社会行为和行动。Martin的演说充满激情，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挑战和抨击。从Martin的这篇演说中，我们一方面了解到悉尼大学的功能语言学家是怎样建构社会生活中的语言模式并推进教学革新，因此也形成了“悉尼学派”；另一方面，也了解到他们在推进教育改革中所遇到的困难、挑战和阻力。由于Halliday和Martin的文章都是讲话稿，所以文中保留了很多口语的特征，这点Martin的文章尤其突出。此外，他们在文章中都谈到了一些自己过去的经历，读来非常有趣，有些事情确实会令人深思；例如，Halliday说到他第一次教外语（汉语）的时间是1945年5月13日；他还说到他在广州岭南大学师从王力教授学习语言学期间（1949-1950），王力教授有一个用于方言研究用的钢丝磁气录音机。Martin的文章也提到了很多在正式的学术论文见不到的事情；此外，他在文中用了一些俚语和俗语。这些都与文章的文体有关。第三篇文章是张德禄教授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这篇文章概述了他与苗兴伟和李学宁合著的《功能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的部分内容，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功能语言学对语言教学的理论指导作用。如前所述，早在1964年，Halliday，AngusMcIntosh，PeterStrevens三人就合著了TheLinguisticSciencesandLanguageTeaching一书，对语言教学提出了精辟的论述。张德禄的文章主要侧重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涉及的问题包括：总体教学目标设计，学生的意义潜势的发展，教学大纲设计，语法教学，语篇教学，听说教学，读写教学以及语言测试等教学实践中的因素和问题。从这篇论文和张教授等人合著的《功能语言学与外语教学》中，我们看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语言教学的可应用性和可操作性，这进一步证明系统功能语言学确实是Halliday所说的“适用语言学”。上面所介绍的三篇论文都是论述语言教学（教育）问题的。本专号的第四篇论文是常晨光教授的“语言研究与语言事实”；文章通过介绍形式主义学派和功能主义学派在收集和使用语言材料方面的不同做法，说明自然的语料对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在功能语言学研究中，通过“观察”（observation）方法（而不是“内省（”introspection）或“诱导”（elicitation）方法）来收集语料，这是最常见的方法，这也是为什么语料语言学在功能语言学研究中有这么高的地位和重要性。Halliday自己特别重视语言材料的真实性，这点与他的语言观和方法论是完全一致的（见Halliday1994/2000:339,Halliday&Matthiessen2004:33-36）。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在对本专号中Fawcett文章的评述时，引用到HenryWiddowson（见Widdowson,H.G.Linguistic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0,p.75）对不同类型的语料的不同作用的看法。我还说到，我们赞成Widdowson的观点，也同意Fawcett所说的不要害怕用自己造的例子来进行功能句法分析的观点。但这与我们强调通过“观察”方法来收集语料，强调语料的真实性是没有矛盾的。Fawcett也是在充分肯定利用语料库寻找范例的重要性之后才说不要害怕用自己造的例（句）子来进行功能句法分析的。本专号的另外两篇论文分别是讨论系统功能句法（systemicfunctionalsyntax）问题和语篇的语言分析。在Halliday的语言学理论中，句法是一个核心部分。Halliday的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1985，1994/2000；Halliday&Matthiessen2004）讨论的主要都是句法（语法）问题。Halliday建构系统功能语法的目的之一是为语篇分析提供一个理论框架；他在谈到撰写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一书的目的时说：“Theaimhasbeentoconstructagrammarforpurposesoftextanalysis:onethatwouldmakeitpossibletosaysensibleandusefulthingsaboutanytext,spokenorwritten,inmodernEnglish.”（Halliday1985:xv,1994/2000:F41）。Halliday（见Halliday&Matthiessen2004:ix）非常清楚，他的“系统功能理论模式已广泛应用于语篇分析”（“thesystemicfunctionalmodelhasbeenwidelyusedintheanalysisofdiscourse”）。Halliday（1994/2000:F42）还明确指出，语篇分析不能代替语法分析，没有语法分析的语篇分析根本算不上是分析。按照我们对功能语言学的理解，形式是意义的一个部分，它是用来表达、体现意义的。Halliday（1994/200:F40）指出，语言是一个意义系统，伴随着这个系统的是用来体现意义的形式（“Alanguageisinterpretedasasystemofmeanings,accompaniedbyformsthroughwhichthemeaningscanberealized.”）。在谈到功能句法研究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系统功能句法分析遵循的是“形式是意义的体现”这一功能思想（黄国文1999：102），它与传统的句法分析和Chomsky的形式语言学的句法分析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系统功能]句法分析是为意义分析服务的，而不是无目的地为分析句法而分析句法”（黄国文1999：115）。我们通过研究形式对意义的体现，可以探讨句法（语法）研究是怎样成为意义研究的组成部分的。因此可以这样说，功能句法分析也应该是语篇分析的内容。在中国，从事系统功能句法研究的学者目前还不太多，但近年来情况已有好转。本专号的第五篇文章是Fawcett专为本专号写的题为“Establishingthegrammarof‘typicity’inEnglish:anexerciseinscientificinquiry（”“建构英语‘种类意义’的语法：一个科学的探索”）的长篇论文；这是一篇系统功能句法研究的力作。限于篇幅，本期只的前半部分（第1至4节），后半部分（第5和6节以及参考文献）将在下一期《外语艺术教育研究》（2006年第3期）刊登。对于Fawcett，我想说的话很多。1992年我从英国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ofEdinburgh）获得“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然后到纽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ofNewcastleuponTyne）做博士后研究。在此期间，Fawcett便说服我去他所在的威尔士大学加的夫学院（UniversityofWales,Col-legeofCardiff）工作和学习。从此，我喜欢上系统功能语言学，所以是Fawcett把我引进“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大门，也是因为Fawcett我才读了第二个博士学位。我在他指导下撰写的博士论文“EnhancedThemeinEnglish:ItsStructuresandFunctions(UniversityofWales,CollegeofCardiff,1996)”是系统功能句法研究方面的尝试。Fawcett对我的学术影响是深刻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我培养的博士中有几位（如，曾蕾2001，杨炳钧2002，何伟2003，何恒幸2004，王勇2006）从事功能句法方面的研究的原因。虽然Fawcett的文章研究的是系统功能句法问题，但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所涉及到的科学探索方法远比作者所提供的英语“种类意义”的语法描述重要得多。从Fawcett的文章我们可以学到怎样撰写功能句法论文，怎样对句法问题进行科学的探索。讨论句法的文章一般都比较枯燥，叙述和论说很难懂，这是公认的。Fawcett这篇文章也不好读，里面有大多数人不熟悉的术语和论述方法，但文章条理非常清楚，逻辑性很强，写法也很严谨。我相信，如果能认真读下去，一定能读懂它，这样今后也就不会害怕阅读系统功能句法方面的论文了。对于有志于功能句法研究的学者来说，这是一篇难见的好论文。本专号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周红云的“从散文‘HowtoGrowOld’看形式与意义的关系”。在“功能语言学与语言研究”专号（《外语艺术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中，有周红云和方健壮合写的“散文‘HowtoGrowOld’的宏观语篇结构”。本专号的这篇文章是那篇论文的姐妹篇，主要探讨该语篇中的语言结构是怎样体现意义的，关注点还是语篇的宏观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记得我在“功能语言学与语言研究”（《外语艺术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中说过，对于语篇宏观结构和语篇类型的研究，是属于许国璋（1987）先生所说的“整理结构和层次”的尝试；因此可以说，像语法学家归纳句型一样，语篇分析者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寻找和确定语篇的结构和语篇类型，找出语篇的纲要式结构和体现样式。这种学术探讨不但有理论价值，而且有实践意义。周红云的论文从Halliday的语言学理论中吸收到营养、精华，得到启发，用其中两个观点作为理论指导，从语言的使用入手，对语料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中关于动词时态的变换与不同类型意义的表达的分析，使人读后颇受启发。

6.结语

编完这个《功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号，我突然想起了这么一句名言：Veni,Vidi,Vici（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但是，我丝毫没有恺撒大帝（JuliusCaesar）说这三句话时的那种感受、喜悦和骄傲，而是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为什么会想起这句名言，可能是因为这是继“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专号（《外语艺术教育研究》2004年第3期）和“功能语言学与语言研究”专号（《外语艺术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后的第3个专号。连续三年做同一件事情，这不能不说是人生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幸事。很多修辞学家认为，在语言使用方面，三项式（triadic）结构能够产生“句式简洁、结构紧凑，表意突出，言简意赅，铿锵有力”（黄国文1988：26）的文体效果。三个单词，三个词组，三个小句并列起来，一个跟一个，一环套一环，就会给人一种特别的感觉，特别的联想，特别的憧憬，在人的心里产生一种魔力，一种共鸣，一种快感。这里的“三项式”不仅表现在《外语艺术教育研究》已经出版了三期“功能语言学”专号，而且还因为这一期中，我们还恰好刊登了M.A.K.Halliday,RobinP.Fawcett和JamesR.Martin三位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师的专稿；这也许是一种巧合，这可能是不可人为选择的巧合，这一定不是没有功能意义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