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投公司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

本文作者：杨敏、马策 单位：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利用SPSS110统计分析软件，在收集云南10年的相关统计数据的基础上，以云南某综合型国有投资公司为例，将其10年的投资数据作为单独变量纳入系统进行整体分析，建立回归模型，从定量角度客观、独立的对各个变量对云南经济发展作用的大小做出评价。

数据采集

通过查阅2002～2011年的《云南统计年鉴》，提取了云南生产总值（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经济投资3项指标的10年数据，并分别以“云南生产总值（GDP）”代表云南经济发展指标，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代表投资指标，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一栏的数据代表“国有经济投资额”。此外，还收集到云南某综合型国有投资公司2001～2010年的投资数据，以此判断国有投资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具体数据见表1。

变量间相关性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从图1可以初步判断各变量间发展趋势基本呈正向相关关系。根据经验分析，GDP与投资、国有经济投资和国有投资公司投资之间应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但是投资、国有经济投资和国有投资公司投资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及强度大小，我们尚不清楚。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当把超过1个的自变量加入模型进行多重回归时，不仅要处理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还要兼顾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1］。如果自变量之间存在很强的协变关系的话，则会导致多重共线性问题［2］。这样，原本希望更多自变量的加入会提高拟合优度，从而提高预测的精确度，但结果却可能是拟合优度的确提高了，而同时估计回归方程的显著性却降低了，这反而又会降低预测的精确度［3］。因此，在建立回归模型之前，本文首先对云南生产总值（GDP）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有经济投资和国有投资公司投资之间的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根据上述统计数据，利用SPSS110统计分析软件，我们得出变量间相关性及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3个变量与GDP之间的线性相关度均在094以上，为强线性相关。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线性相关度最高，达到099以上，接近于1，表明两个变量联系紧密，同增同减。同时，从表2中也可以看到，3个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也均在085以上，而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如果两个自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r比较高，譬如超过07或08，那就意味着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4］。由此可以断定，在未来模型的构建中，为保证模型的拟合效果，增强对现实情况的说明程度，3个自变量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模型中，而只能建立单一变量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为进一步验证各变量对GDP的影响和贡献大小，以及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本文以下将分别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逐一探讨。

GDP与投资的回归模型

为验证云南GDP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线性相关程度，首先利用散点图做一直观判断。从图2可以判定两项指标明显线性相关，下一步，本文将建立回归模型，从定量角度具体研究二者关系。首先，假设GDP为因变量yi，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自变量x1i。利用统计分析软件，通过对两个变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果，如表3所示。输出结果表明：所拟合的回归直线方程的截距为1565523，斜率为1061，从而直线方程为y＾i＝1565523＋1061x1i（式1）。由表4可知判决系数为0987，表明式1的拟合效果很好，因变量GDP变异性中的987％可以被自变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所解释。由表3和表5的分析结果看出，模型t＝24315，F＝591203。若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1，结合自由度n＝10－2＝8，查t分布表可得ta／2＝3355；结合分子自由度＝1，分母自由度＝10－2＝8，查F分布表可得F得上侧分位数F001＝1126。因为t＝24315＞3355，F＝591203＞1126，均落在拒绝域内，表明模型无论回归系数还是回归方程均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据此，根据近10年的统计数据，可以有99％的把握断定GDP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其拟合直线回归方程为式1。

其他变量间的回归模型

采用与上文同样的计量方法，本文又分别建立了GDP与国有经济投资、GDP与某国有投资公司投资、投资与国有经济投资、投资与某国有投资公司投资、国有经济投资与某国有投资公司投资的5个模型，且均通过了在显著性水平情况下的t检验和F检验，即根据近10年的统计数据，我们均可以有99％的把握断定各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其拟合直线回归方程如表6所示，受篇幅所限，本文省略SPSS统计分析软件的计算结果列表，仅将最终的模型结果如表6所示。五、实证分析的基本结论通过回归统计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部分对GDP的贡献超过了投资整体的贡献，表明国有经济投资效率较高通过对式2和式1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常数项较为接近，对模型整体影响较弱的情况下，同样投资1元钱，国有经济投资可以实现2328倍的放大，而在加入了其他投资后，该放大倍数则缩小到1061倍，即同样是1元钱，若纯粹由国有经济进行投资，可实现GDP增加2328元；但若考虑其他投资，则仅可实现GDP增长1061元。由此可以看出，国有经济投资的效率明显优于其他投资，对GDP的贡献更为突出。云南的投资整体放大倍数尚不足国有经济投资放大倍数的一半，究其原因在于部分非国有资本的投资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这部分资本由于逐利的短视行为，导致有些投资形成重复建设，或者尚未发挥效应就半途而废，甚至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使得后期政府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进行修复，徒耗了国民财富而对经济社会发展没有贡献，甚至形成负效应［5］。因此，对云南而言，应当进一步加强国有经济的投资示范作用，引导非国有资本的理性投资，减少或者避免无效率甚至负效率的投资。

国有投资公司是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其投资的关联带动效应最强首先，通过式3与式1和式2的比较可以看出，国有投资公司对GDP的贡献更大、效率更高、弹性更强。即在不考虑常数项影响的情况下，由国有投资公司进行的投资，可以对GDP产生近50倍的放大效果。其次，由式4与式5的比较可以看出，国有投资公司投资在促进全社会投资方面的作用（其放大倍数为44826）远远高于国有经济投资（其放大倍数为2229），为其20倍，表明国有投资公司投资所产生的边际效应更大，带动力更强。再次，式6表明国有投资公司在带动民营资本投资的同时，亦对国有经济投资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投资国有经济的情况下，每1单位的国有投资公司资金可以产生近19倍的放大效果。因此，国有投资公司在云南经济发展中既在市场前沿扮演着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保障政府财政收入，捍卫国民经济安全，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市场人”角色。同时，又在帮助政府完成诸如修建铁路、公路、机场、医院、农田水利设施等关系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民生工程，这些项目均为弱盈利甚至“无利可图”，国有投资公司能够在此投资则是充分体现了其作政府性投资公司的使命感，体现了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正是其区别于非国有资本的根本所在，也是其能够发挥投资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的源泉，并且为后续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在延伸产业和横向扩张上继续投资、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打开了通道。

民营资本对云南的投资，需要有国有经济的前期投资作铺垫由式4可以看出，其常数项为负数，表明在国有经济投资较小时，投资总额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只有在国有投资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带动民间资本跟进，从而拉动投资规模的提升。这又从另一方面佐证了云南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产业层次低、关联性弱、带动性差，产业利润率低，投资回报少，资本增值能力弱，从而导致民间资本投资欲望小，而只有在国有资本完成弱盈利甚至无盈利的前期投资后，民间资本才肯进入。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清楚的认识到，若要真正实现投资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充分释放其带动经济发展的效能，则首先应对政府性投融资平台———国有投资公司有正确地理解，在充分认识其财务风险的同时，也应充分肯定其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而不能只看到风险，一味打压。其次，应加大对国有经济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对国有投资公司的扶持力度，通过财政划拨、税收减免、资源配套等方式，帮助其发展壮大，促使其在不断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自然化解财务风险，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投资放大效应［6］。第三，为最大限度的发挥财政资金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政府在进行资源配置时，应对国有投资公司有所倾斜，更多地通过资金划拨的方式由其将财政资金作用于市场，以此达到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双重作用，使财政资金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发挥到极致［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