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家庭教育支出传递影响因素

摘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探析教育支出负担代际传递具有现实意义。从经济学视角，我们可以分析得出阶层固化、高等教育、农村区域和家庭贫困会引发教育支出负担代际传递。从社会学角度，教育可以促进社会公正，通过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完善助学贷款制度、树立正确消费理念、加强引导教育力度等策略能够阻断贫困家庭教育支出负担代际传递。

关键词：教育支出；教育负担；代际传递；影响因素

一、教育支出负担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的研究回顾

代际传递研究对于打破阶层固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教育是一种有效的改变代际传递的措施，但如果教育支出负担过重，必然会影响教育对代际传递的调整效应。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减少贫困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减少因负担过重而造成的阶层差距，最终实现贫困家庭向上层社会流动的目标。Goldthorpe（2005）指出子代与父代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的同时，更多地表现出在思想观念、文化习俗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继承性，这种继承性就是“代际传递”。Huston（1995）假定教育支出是教育价值的衡量指标，则年龄、家庭生命周期、收入、种族和家庭规模等因素之于教育代际传递具有显著影响。Sandra＆Paul（2005）研究了教育代际传递中“苹果为什么落不远”的问题，认为家庭特征和遗传智力是影响教育代际传递的两个主要因素。Bjorklund（2006）发现遗传基因和后天培育都会对代际流动产生影响，但遗传基因在亲生父母与子女之间更为重要，而教育等后天培育在养父母与子女之间更为关键。国内学者丁小浩和薛海平（200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支出负担与家庭收入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即便同为城镇家庭，低收入家庭的教育负担远高于富裕家庭的教育负担。孟晓丹（2014）指出，社会排斥的经济纬度、社会福利政策、父代拥有的社会资源以及子代的受教育程度对于代际传递所占权重较大。刘定波（2014）认为，子代数量的增加会提高父代获得子代帮助的可能性，父代获得的货币性转移支付总量会有显著提高，子代的教育水平对父代获得的经济帮助存在影响。综上所述，教育使收入中源于知识、技能等因素的比例上升，源于财产等其他因素的比例下降，能够为处于社会低阶层的个人提供公平竞争从而改变命运的机会。教育支出负担代际传递既是父代通过运用人力资本、文化资本所实现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也是父代将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转变为子代升学、接受更高等级教育机会的过程。

二、教育支出负担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分析

1.社会阶层固化。

1978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历经了四十年的蓬勃、健康发展，经济总量持续攀升。《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家统计局2017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万亿元，而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为2.72，基尼系数为0.465，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有利于政府追加对教育领域的投入，但较高的基尼系数却反映出我国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较大的现实。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呈现较强异质性的同时，阶层固化现象也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阶层内成员身份地位与所得利益的固化，尤其是处于收入链低端与高端的阶层固化，这种固化对教育支出负担代际传递存在重要影响。

2.教育产品属性。

高等教育归属于“准公共产品”的范畴，其收益既包括社会收益也包括个人收益。它不同于义务教育，义务教育的收益全部为社会收益，归属于纯公共产品，因此需要公共资源的支持，由政府免费提供。因此根据成本分担的原则，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人及家庭理应承担一定的成本。现阶段高校被允许收取一定的学费，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提升了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和办学效率，但也不可避免地给低收入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教育支出负担。例如，在国家补贴的前提下，2016年北京大学学费在4900~5300元/年之间，住宿费在750~1020元/年之间；复旦大学学费在5000~6500元/年之间，住宿费在600~1600元/年之间；东南大学学费在4600~6800元/年之间，住宿费为1200元/年。以上均不含学生的日常生活费用，如餐饮、购置衣物和交通通讯等费用。

3.家庭所属区域。

从截面数据看，2016年我国居民家庭人均文教支出为1915元，处于东部地区的广东省人均文教支出为5030元，位于中部地区的河南省人均文教支出为2078元，居于西部地区的云南省人均文教支出为1275元，广东是云南的3.9倍；同样是2016年，浙江省城镇人均文教支出为3452元，而农村人均文教支出为1611元，前者为后者的2.1倍。从时间序列数据看，刘云杉（2011）的统计表明：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京大学学生比例约为30%，2000-2010年进入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只占10%左右。2016年北京大学在加大执行贫困地区专项计划和“筑梦计划”的力度背景下，录取农村学生的比例也仅为16.3%。类似情况在其他重点高校也大量出现，意味着四十年间重点高校农村生源在大幅下降。我国不同地区、城乡之间发展存在不平衡，处于不发达地区的低收入家庭教育支出负担承受能力弱，一旦面临物价上涨、金融危机等社会风险，就可能会采取让子代辍学参加工作的方式分担家庭生存的压力。从长远看，这种应对方式是以牺牲子代的人力资本发展为代价，会导致子代成年后社会竞争力不足，失去改变自身及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机会，最终形成教育支出负担代际传递。

4.家庭收入水平。

居民对教育的支付能力主要取决于其家庭收入水平。随着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人才成为国家迅速发展的核心要素。父代关注子代受教育的水平，愿意安排子代进入各种类型的兴趣班和学科补习班学习，造成家庭教育支出的大幅增长。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调查显示：2016-2017学年，全国学前和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为19042.6亿元，生均家庭教育支出为8143元，占家庭消费的13.2%。许多研究表明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所以对于家庭而言，如果想增加其子代的收入水平，就必须提高子代的教育水平，而提高子代的教育水平的关键在于子代接受良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这意味着父代要承担更多的教育支出，进而造成教育支出负担代际传递。

三、阻断贫困家庭教育支出负担代际传递的策略

1.加大投入，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经济是教育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政府对教育投入的水平；教育则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左右经济发展的未来。我国教育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根源在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例如，出现在“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中的大学，其所在城市的2016年人均GDP大多突破了1万美元；即使深圳是个特例（2016年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没有一所高校进入“双一流”建设名单），但不妨碍众多名校通过圈地运动开设分校。因此，为实现经济和教育的均衡发展，政府应当在原有政策基础上，通过转移支付等措施，加大对经济不发达地区教育的扶持力度，着力缩小其与经济发达地区教育水平的差距，通过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经济与教育共同发展机制，为教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切实减轻贫困家庭教育支出负担代际传递。目前重点大学农村生源比例衰减的速度远高于农村人口城镇化速度，这与农村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和分布失衡密切相关。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通过学校之间的兼并、重组、互助等形式，进一步科学布局教育资源，缩小学校之间培养质量的差距，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2.优化体系，完善助学贷款制度。

为满足低收入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体现教育公平，我国于1999年开始实施高校助学贷款政策。国家助学贷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它既不像国家励志奖学金有学业成绩方面的要求，也不像国家助学金注重衡量学生的家庭困难程度，因此成为一项覆盖面较广的资助措施。政府具备教育受益者和推动者的双重身份，应当构建与个人信用有关的法律法规体系，规范债权人与债务人的经济行为，维护和培育良好的信用秩序。政府应当以学生毕业后从事职业的薪资水平为依据确定偿还贷款的金额与年限，减轻学生因初入职场或薪资水平较低而产生的还款压力，有效缓解贫困家庭教育支出负担代际传递。

3.多方联动，树立正确消费理念。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父代对子代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子代接受更高层次、更优条件的教育有着强烈的意愿，在子代的择校费、兴趣班费和家教费用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并认为教育需求属于刚性需求因此不可进行削减，导致家庭教育支出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部分家庭的教育支出已经超出其经济承受能力。高收入家庭对于家庭教育支出的增加尚且可以承受，但低收入家庭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支付能力有限，教育支出的增加会减少家庭其他日常生活方面的正常支出，造成较大的经济负担，降低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社会和学校应当共同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支出理念，在重视教育经济投入的同时增加时间和情感方面的投入，不在子代教育方面进行盲目消费和超前消费；父代应根据家庭的具体经济情况和子代的实际教育需求，制订理性的家庭教育支出决策。

4.精准认定，加强引导教育力度。

学校可以依托讲座、网络、广播等多样化平台，在学生中持续宣传助学贷款的作用，加深学生对助学贷款的适切理解。对于除建档立卡家庭学生以外的贫困学生可以构建三级认定指标体系：一级指标是学生的基本素质，主要包括学生的学习态度、学分绩点及综合素质等；二级指标是生源地情况，主要包括生源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三级指标是学生家庭基本信息，主要包括家庭成员数量、人均消费水平等。高校可以采取学生申请、民主评议、教师调查、院系公示等方式，确保认定工作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学校要注重引导学生在获得助学贷款后将更多资金用于饮食、医疗等弹性较大的人力资本要素上，从而卓有成效地促进自己的身心健康，为取得更好的学业成绩奠定坚实的基础。学校还要教育贷款学生树立诚信意识，强化感恩精神，完善健全人格，把“贷款上学”当作锻炼自立、自理能力的契机，加强对社会、学校、父母、自身的责任感，将助学贷款真正用于学习，降低教育支出负担。

参考文献：

[1]覃利春，沈百福.城乡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其模式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15，（1）.

[2]宋振.国家助学贷款模式创新及运行机制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11.

作者：吴晓昊 单位：河南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