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济波教育思想论文

一、穆济波的教育思想及实践

（一）“语文的本身绝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

穆济波批评当时的国文教育有三大缺陷，即“与中等教育的根本精神不贯”、“语文混合教学”、“全级六年规划尚未完备”。进而拟定《初级中学必修科国语课程纲要草案》和《高级中学公共必修课国文课程纲要草案》，并指出纲要草案的三大要件是“

（1）本科教学目的在贯彻中等教育的宗旨，反对专一满足本科知识与技能为主的教育。

（2）本科教材与教学计划，绝对采用语文分级教学办法，反对语文混合的编制与兼习。

（3）规定初高两级各年特殊教学标准，矫正历来由教师随意选材不相联络的积习。本此三大要件，拟定上述两项纲要，其唯一之目的在于———养成有理想，有作为，有修养，在重点更教育范围以内，有充分使用本国语文技能的新中国少年。”穆济波深受赫尔巴特“实质教育”的影响，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获得知识，“一言以蔽之，语文的本身绝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20世纪20、30年代，内外交困、人心涣散，亟需人文精神推脱思想困扰，塑造新国民，从这个意义上讲，穆济波倡导人文性符合特定的时代要求。但正如朱自清所批评的，“将‘人的教育’的全付重担都放在国文教师的两肩上，似乎要以国文一科教学代负全部教育的责任了，这是太过了。”

（二）“民族生存是教育的中心”

如果说1923年穆济波仅就语文之目的而论争的话，那么1936年穆济波的《民族本位的教育》则是其人文教育思想的完整论述。穆济波对当时的教育痛心疾首，认为当今的教育不是预备完成资本主义社会个人自由主义的教育，就是次殖民地化的亡国奴教育。明确提出“今日中国之教育除了以民族生存为本位之教育而外，应该是别无更严重的教育中心了。除了为民族独立革命运动而教育以外，应该是别无更迫切的教育了。”具体到学校课程的设计，他指出“应该特重党义的公民教育即以此科为全盘的中心树立中心课程以联络各科，便其层层比附相互关联，而仍赖此科为完成国民教育之骨干。”在民族危难之际，生存自然是第一位的，教育当以此为第一要务。对学生以课程为载体进行思想教育，注重塑造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感悟、培养学生的人文思维是时代的需要。同时，穆济波认为“必须有中国本位之教育，而后有中国本位文化之建设”，此举正是建设中国本位之教育的重要方式。

（三）“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的教育

穆济波明确提出“民族本位的教育，即以维护民族生存为完成其国民教育第一要义。”其本真应包括少数民族教育于其中。穆济波深刻认识到少数民族人数虽少，但“他们生活所在的区域有如是其广大国际的关系，又如是其严重迫切。”如何使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经济生活一致向上，促进国族主义的形成？穆济波提出“集团化生活和行动”是一条绝佳的路径，“学校是最好的集团生活训练所在。要贯彻国族主义必须要从小学校起，洗涤他们个人主义的思想，扩充他们的家族观念宗族观念，以及部族观念，铸成国家民族的生存线。是个人永久的生存、国家民族的生命就是个人的生命等坚强的信念，除了整个民族国家伟大的集团生活以外，更莫有他认为最适宜的集团生活。”提出训练各部族的青年子弟，策动全民族间的文化运动，以一种新精神铸成新势力，铸就民族新文化。

（四）“教学不愁无方法，只愁无教学之诚意”

穆济波注重教学方法的总结、应用与推广，指出“最近三四年来中学生国文科知识技能之日渐卑下，未始非国文教师教学无方之所致也。”穆济波在教学中研究、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即通过“形式的整理”、“组织的分析”、“立论方术之提示”、“记述的写作法”、“内容或形式与他篇之比较”来明了作者立论行文的意义。“形式的整理”即句读、勾乙、校订，穆济波指出：“形式的整理，及研究初步，可由学生提出难解字句，加以参考，或试分章节段落，而教师加以指正，初学始读古文，尚非绝对难事。”“组织的分析”要求总体把握，“分项排列”，以达组织明晰。“立论方术之提示”是将假设、分析、比较、概括、断定等渐次剖析，如此指导“不特学者读文时用思精密，不肯轻易放过，且可养成习惯，使彼应用，造成多数思想健全，论证确当之人材尤为可必。”“记述文字”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图表。如“尚书禹贡，序列九州，可将‘州名’、‘界域’、‘领土’、‘山川’、‘土壤’、‘田’、‘赋’、‘物产’、‘交通’等项列为一表，将九州顺序排列，自可一览而尽。”“内容或形式与他篇之比较”是“将两篇同题目之文运类选及或两篇意义相反之文同时并列，以便比证。”穆济波举例将孟子道性善，荀子论性恶列表比较，指出“此种比较表式，处处针锋相对，可以特别类出两家主张之不同，而于所习篇章，尤能提挈大意。”

（五）“具体到国文科，道尔顿制并不具有优势”

穆济波忧于“吾国中等学校自渐次推行道尔顿制以来，设施如何，成效如何，尚未得一具体报告”，身体力行，积极组织道尔顿制实验班国文教学，实验道尔顿制的优劣。穆济波把南京东大附中初二级学生分成甲、乙两组进行国文实验。经过测验，穆济波最终形成《道尔顿制实验班国文科比较教学的报告》。穆济波在报告中说：“就以上教员和学生所陈述的意见来看，大抵分两派：一是说此制确能救济旧制的缺点，一是说行了此制，教师和学生困难之点特多。但仔细加以研究以上各问题，对于道尔顿制的本身，似无重大问题；对于道尔顿制的方法，或须详加研究，那么困难之点，庶可减少。所以，我对于报告意见之外，又生一种希望。”是否意味着道尔顿制适合所有学科？穆济波经过数据比较，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两组虽同系过半数以上合格，但道尔顿制班终不及非道尔顿制班。”道尔顿制确能保障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教师的工作方便，但具体到国文科，道尔顿制并不具有优势。

二、穆济波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穆济波的教育思想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在当时中国具有积极的作用。进入21世纪，在目前的教育论争中仍可发现历史的踪影，穆济波的见解对当今教育问题的认识、解决上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强化人文素养，突出语文学科的人文性

语文作为一种学科，带有极强的人文关怀色彩。今天的语文教育界还在争论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哪一个更为重要，其实这个问题穆济波很早就注意到了，他提出语言和文学的区别，认为两者都不可偏废，语言更多地侧重工具性的作用，文学则被赋予了温暖的人文色彩。这一直影响到1949年以后，高等院校语文都由两门课组成：一个是汉语，一个是文学。语言训练是语文课最基本的内容，但在我国传统的语文教育中，语言的训练却是片面的、不系统的，汉语的单独开设便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中等学校里单独开设文学课，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也是第一次，对于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和审美判断力的提升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只是到了1958年，汉语和文学重新合并为语文。语文教学的目的除了让学生正确地理解和熟练地运用祖国的现代语文，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还要讲授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今天的语文教育仍然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只不过不同的阶段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中小学阶段更多侧重的是语言的工具性功能，大学阶段的母语教育则更注重通过作品达到润物无声的熏陶作用。

（二）注重融合互通，践行科学人文主义教育目的观

20年代“形式”目的与“实质”目的之争与当今的“人文说”与“工具论”之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工具论”的思维方式是以科学主义为主的，追求的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人文论”的思维方式是以人文主义为目的的，追求的是人的发展。两者的对立体现到教育理论上就是科学主义教育目的观和人文主义教育目的观的冲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又具有互补性，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都会导致教育的失衡，进而导致人和社会发展的失衡。因此，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和系统整体论为指导，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有机融合，才能坚持正确的教育目的观，即科学人文主义教育目的观。

（三）加强民族教育，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快速发展

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代，穆济波提出“民族本位的教育”，号召各民族青年团结起来促进中国未来的改变。在现时代，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经费投入和政策倾斜力度，研究、传承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扶植民族院校的发展；加大对西部省区和少数民族考生的录取比例，提高其文化素养；积极倡导部属院校与省、市属院校师资互派、学生交流等活动；继续做好东部沿海高校与边疆地区高校的对口支援。总之，采取一切措施，扶持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加强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当前我国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

（四）重视批判吸收，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文化的传承、理论的借鉴向来都不是可以照搬照抄的。对待西方文化要坚持“批判继承、洋为中用”，穆济波在先进的道尔顿制面前坚持了这一条原则，没有迷信和盲从，实验结果表明道尔顿制在国文科的应用优势并不明显。在西方成熟的观点未必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文化的土壤不同。当然，我们要善于借鉴、吸收西方的优秀文化为我所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固守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传统文化中腐朽、糟粕的东西加以批判、剔除，对优秀的国学内容加以继承、弘扬，以实现古为中用，在继承中进一步发展。总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要处理好自主与开放、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作者：刘福森 王淑华 周景勇 单位：青岛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