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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省现代农业产业论文

农业大省现代农业产业论文

一、农业大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作用

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角度分析,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过程也就是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近年来,随着化肥、农药、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不断涨价,农产品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比较效益迅速下降;农产品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严重,农村面源污染蔓延。面对资源、环境、成本的多重制约,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是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核心任务。毫无疑问,推进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和难点在农业大省。由于受自身体制机制、发展水平、财力、经营制度等多方面影响,我国农业大省的农业远没有走出依靠资源和劳动投入、靠产品数量增加、靠政策保护和价格上涨等单纯增长性的发展道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任务极其艰巨。农业大省以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突破口和着力点,有利于促进农业大省由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由“靠天吃饭”向提高物质技术装备水平转变;由总量增长向优化结构转变;由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变;由分散经营向提高组织化程度转变,从而实现农业大省农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二、农业大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制约因素

1.“谁来种地”问题突出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不断发展和城乡差别的持续扩大,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经商,使农业面临“谁来种地”的问题日渐突出。据有关部门统计,2012年底,我国农村有2.626亿劳动力转向了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占当年农村从业人员总数的48.76%。尽管目前在农业中从业的劳动力还有2.7亿多人,但其中毕竟是中老年人和妇女占多数[2]。农业大省大都是人口大省,但也是全国的劳务输出大省,空心村、留守儿童、老人和耕地抛荒现象在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和广西等省份的丘陵地区较为突出。种地大都是些老年人,青壮年不愿种地,不要说实现农业现代化,今后的吃饭可能都存在问题。“谁来种地”已经成为当前农业大省农业发展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必须及早考虑、更加重视如何培养农业大省农业接班人的问题。

2.土地、水等战略性农业资源短缺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要素,水资源是农业最重要的资源。在我国农业大省中,虽然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的土地较为辽阔,人均耕地占有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总体上看,全国农业大省的土地资源也不丰富,特别是河南、山东、四川等不仅是农业大省,也是人口大省,人地矛盾的压力突出,如位于内陆地区的四川,其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的13%,是全国人均耕地最少的地区之一。与全国一样,农业大省灌溉用水长期以来处于紧缺状态,区域性缺水与季节性缺水矛盾并存,地处我国北方地区的农业大省又比南方突出。从生态环境看,一方面,不少经营主体近年来为追求眼前经济利益而过量使用农药、薄膜等投入物比较突出,造成对环境破坏已经显现,尤其是一些种养大户在发展规模化的种养业中,对化学投入物和产出废弃物的处理不是很到位,造成新的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农业大省的工业化水平比较低,还处于初中期阶段,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对农业大省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加剧。这些问题的存在,必定会对农业大省可持续发展能力造成严重的影响。

3.农地集中流转比较困难

一般而言,有组织地集中连片流转土地,才能更好地建设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基地,也才能以此为基础构建起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近年来,随着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土地流转也成为农业大省一种重要的趋向,除政府支持的现代农业产业基地或园区建设以规模化集中流转土地为主外,其他地区主要以农户之间零散的自发的流转土地为主。但是,由于受二、三产业不很发达的影响,相当部分农户经营农业收入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因而不愿意放弃土地的现象更为突出,这就使有组织、集中流转土地更为困难。土地流转必须遵循农民自愿的原则,如果在现代农业产业规划的集中区域有部分农户不愿流转土地,这就给基地建设统一规划、统一品种、统一标准造成了极大困难。

4.农业基础设施滞后

在农业大省现代农业建设中,基础设施薄弱是其突出的制约因素。农业大省虽然近年来也修建了一些水利设施,但基本上只是解决了局部区域的农业生产用水问题,在许多地区尤其是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多年来不仅没有新的发展,反而已有的不断老化失修。有些地方的水源虽然也很丰富,但引水工程不足、灌溉渠系不配套是普遍现象,每遇严重灾害,农业的单产和总产都要受到影响。据统计,目前,农业大省大型灌区骨干工程完好率仅为60%,中小型灌区干支渠完好率只有5%,大型灌溉排水泵站老化破坏率接近70%[3]。农村交通运输条件差是农业大省存在的另一突出问题。在农业大省的主产区,大多数道路只通到乡和行政村,很少把道路连接到“田间地头”,这不仅影响农作物的机械化耕作,而且还影响农产品的及时运输。同时,农村基础设施的管护机制不健全是很突出的问题,常常因一段路、一段沟渠损坏而影响整个设施发挥作用。

5.既有农业结构体系层次低

由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在原有的传统体系中发展起来的,不能不受原有体系中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规模结构、区域布局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农业大省农业结构的形成是建立在一家一户基础上经过长时期的演化而来的,这种一家一户的结构特点是小而全并具有很强的惯性,进行结构上的根本改变需要付出很大的转换成本,使得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成长所要求的品种结构、规模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得不兼顾已经形成的结构特点,从而难以从根本上建立起适应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所要求的大生产、专业化结构。从目前来看,农业大省的农业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虽然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低档次、低附加值农产品的比重仍然很大,农产品功能分区不很突出、区域结构雷同化现象比较明显,因而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所要求的专业化结构的道路还比较长。

6.农业科技支撑不足

农业大省往往不一定是农业科技创新的大省。目前,大多数农业大省的科技人员数量并不多,农业自主研发的能力不强,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力度不够,科技推广的方式比较陈旧,多为技术讲座、技术培训等,缺乏针对性;基层农业科技人员少,流失严重,老龄化突出;基层组织机构不健全,科技推广经费少;受制于财力的制约,农业科技投入严重不足、渠道单一,基本上只靠财政投入,金融资金、民间资金的投入量很小,农业风险投资资金发育还未起步。农业科技投入的结构不合理,重点仍集中在常规品种和技术的引进、研发、推广和培训,对特色优势产业投入不足;农业产业链各环节的科技投入不均衡,主要集中在种养殖业的产前和产中环节,而农产品加工等产后环节的科技投入不足。更为突出的是,农业科技资源很大程度上仍是按行政区划进行配置的,科技力量重新组合并没有及时跟上现代农业区域布局和产业体系发展的步伐,造成现代农业发展与科技资源配置错位的现象比较突出。

7.要素成本持续上升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价格在不断攀升,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也在随物价的不断上涨而上涨,这几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农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据统计,小麦、水稻、玉米3种粮食每667m2净利润仅为蔬菜的1/10,每667m2成本利润率为31.7%,比蔬菜低54.1个百分点。虽然粮食价格逐年提高,但远远跟不上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土地承包费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幅度。2004年以来,3种粮食平均每667m2生产成本翻了一番,而同比3种粮食平均价格仅上涨60%[3]。由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大量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导致成本支出的增长明显加快,这使得即使是发展规模化的现代农业,所获的利润空间也很有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靠资本发展起来的,而资本是追逐利润的,如果资本不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就很难有内生的驱动力量,尤其是规模化种植粮食和大田作物,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很难有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

三、农业大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主要路径

1.搞好农业功能分区和区域布局

每一个农业大省的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优势不尽相同,这就为不同的农业大省发展优势特色农业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山东省蔬菜种植和加工业具有较好基础,是全国知名的蔬菜生产基地;河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省棉花种植业和棉纺加工业发展较好,是全国的棉花基地;内蒙古发展养殖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全国的牛羊肉和奶制品基地,对保障全国的牛羊肉和奶制品的供给起着重要作用;四川(生猪存栏占全国的11.5%)、河南(占9.6%)、湖南(占8.5%)是全国的生猪基地,生猪占有量为全国的30%左右[4];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是全国的油菜优势区;广西是甘蔗主产区。为进一步充分挖掘农业大省资源、品种、技术和现代物质装备的增产潜能,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必须站在全国整体的角度,搞好农业大省优势特色农产品的功能分区和区域布局,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农产品生产集中区。对于养殖业,则可在条件具备的省份推行全产业链生产模式发展现代养殖业,将种畜禽生产、商品畜禽生产、饲料加工、畜产品(食品)加工、养殖废弃物加工利用等产业链各环节综合规划,集中有限资源支持发展全环控、全自动、智能化的大规模和超大规模畜禽养殖场。

2.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体系建设

农产品加工是农业产业链条中增值空间最大的环节,已成为改变农业弱质和低效特性,促使农业产业达到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潜力所在。2010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由2005年的1.1∶1.0提高到1.7∶1.0[5];2012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实现了较快发展,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7.01万家,产业人员1540.98万人,完成总产值152147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49323亿元,利润总额10415亿元,比工业利润增速17.4个百分点[6],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具成长活力的产业之一。农业大省更应突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这是对传统农业的一种有机改造和提升,可从根本上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进而提升农业的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农业大省应积极调整农产品加工产业与产品结构,围绕农产品加工共性关键技术、高新技术装备、重大产品开发、产品质量安全、物流配送等重大产业问题,开发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的新技术、新产品和装备,提升农业大省农产品加工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形成以食品精深加工为主体的农产品加工业体系,不断开发适应人们消费需求变化的方便食品、快餐食品、休闲食品、营养保健食品等多样化产品;依托优势农产品、优势区域和大城市郊区,加快调整和扩张步伐,主动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向优势产区集聚,着力打造一批农产品加工企业密集区和优势农产品加工产业带,如:河南优质专用小麦和肉类加工带,湖南水稻和饲料加工带,安徽、江西茶叶加工带,山东、湖北、河南、安徽果蔬加工带,河北优质油菜加工带和水产品加工带[7],内蒙古牛羊肉加工带。

3.完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

加强农业大省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建设,是发挥农业大省在全国农产品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搞活农产品流通、更好为全国大中城市服务的重要途径。应统筹规划农业大省农产品市场流通网络布局,加快发展主产区大宗农产品现代化仓储物流设施,建立现代化的市场营销网络和物流中心,完善鲜活农产品收集、加工、运输、销售各环节的冷链物流体系;加强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为骨干、覆盖全国的市场流通网络建设,培育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农产品价格形成和交易中心;积极推进以标准化菜市场、生鲜超市、城乡集贸市场为主体的农产品零售市场建设,支持产地小型农产品收集市场、集配中心建设,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应积极总结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内蒙古蒙牛乳业的“分散饲养、定点收购、集中加工、统一分销”中介组织物流模式、深圳笋岗—清水河物流园区农产品物流园区模式等典型农产品流通模式,带动农业大省农产品现代物流发展模式创新[8]。

4.开发农业多功能

首先是发挥农业的生态环境保育功能。农业大省中的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应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严格保护四川、湖北等大江大河源头、生态敏感脆弱区、优质农产品产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四川、广西等生态脆弱地区,应建立生态循环农业试验示范区,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和生态农业,实现农业资源的综合循环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农业大省农村人力资源丰富,农民收入相对较低,发展休闲农业不仅满足市民亲近自然、休闲观光,还能解决农民就业、带动农民增收、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同时也是传承农耕与民俗文化的有效途径。农业大省在发展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过程中,应充分挖掘农业传统文化,将其充分展现并传承下去。农业大省农业副产品、剩余物、废弃物资源丰富,开发农业的生物质能源功能要立足于利用现有的农副产品、剩余物、废弃物,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率,变废为宝,着重加快开发以农作物秸秆等为主要原料的生物质燃料、肥料、饲料。在农业大省林业资源、农业资源、生活污水和工业有机废水、城市固体废物、畜禽粪便等生物质丰富与集中区,发展沼气、压缩成型固体燃料、气化生产燃气、气化发电、生产燃料酒精、热裂解生产生物柴油等生物质能源,建立大型生物质能源电厂,推进生物质能源发展。四川、湖北、湖南等能源作物丰富的广大农村,应大力发展沼气技术,构建生物质能源高效转化利用的生态产业链,实现在农村建立以村为单位的集体沼气供给系统;河南、河北畜禽养殖场和工业废水集中区,应建立沼气工程,提供优质生活燃料。

5.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农业大省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需要更多、更强、更具活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壮大,这是推进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的必然要求,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农业大省应把培养职业农民作为提升农业劳动者素质的核心任务,以提升农民的科学素养、职业技能和经营能力为重点,探索培育模式,强化政策扶持,加大培训力度,造就一支综合素质高、生产经营能力强、主体作用发挥明显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适应农民分工分业分化的发展趋势,培植一批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加工大户、农机大户、家庭农场,推动农业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集约化发展,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生产效益。龙头企业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骨干力量,应引导龙头企业通过品牌嫁接、资本运作、产业延伸等方式进行联合重组,着力培育一批产业关联度大、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大企业;支持农业龙头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支持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社、农户建立多种利益联结机制,使家庭承包经营、企业化经营和合作经营的优势得到充分叠加。农业大省要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小规模与大产业、分散经营与统一服务的矛盾,必须依靠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把千家万户的农民组织起来。要鼓励合作社按产业链、产品、品牌等组建联合社,着力打造一批大社强社,鼓励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兴办资金互助社,拓展服务功能。

6.依靠创新驱动现代农业发展

农业大省应主要面向现代农业的产业需求,加强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研究,切实解决技术瓶颈制约问题;立足农业大省实情,遵循农业科技和市场经济规律,把提高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作为主要目标,以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生产生态协同、增产增效并重作为基本要求,促进农业科技的有机集成、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及生产经营的信息化,构建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要加快推进农业生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精准农业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前沿技术研究,在良种培育技术、农机装备技术、节本降耗技术、节水灌溉技术、循环农业技术、新型肥药技术、疫病防控技术、加工贮运技术等着力突破技术瓶颈,力求取得一批先进实用技术成果。同时,应建设以农业物联网和精准装备为重点的农业全程信息化和机械化技术体系,推进以设施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为重点的新兴产业技术研发。

7.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业大省应按照建设现代农业的要求,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主体、多样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格局。公益性服务机构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渠道,农业大省应充分发挥各级农技推广机构的作用,增强基层农技推广服务能力,着力解决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农业大省应大力培育和支持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支持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龙头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开展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服务,不断拓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形成农业部门与科技、交通、通讯、财政、税务、金融、保险和贸易等相关部门协同提供服务的合力。创新农业服务模式和机制对提高服务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应通过定向委托、政府购买、招投标等多种方式,扶持涉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现代农业经营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支持具有资质的经营性服务组织从事农业公益性服务。

四、支持农业大省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

1.加大对农业大省改善农业设施装备的支持力度

改善农业大省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仅靠农业大省自身的投入能力远不够,国家应站在全局高度加大财政投入,大力支持农业大省大江大河大湖治理、水源工程建设、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大中型灌溉排水泵站更新改造,努力建设一批新的灌区。同时,应加大农业大省丘陵和山区的“五小水利”工程建设、农村河道综合整治、塘堰清淤力度,国家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应向农业大省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倾斜。为尽快促进农业大省农业装备的现代化,应扩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设备购置的补贴范围和贷款贴息规模,实施更加优惠的节水灌溉设备税收政策。国家应支持农业大省集中力量开展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建设、农村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和示范建设。针对农业大省中东北四省区缺水状况,加大高效节水农业灌溉工程的实施力度,推进测土配方施肥,继续实施旱作农业工程,扩大土壤有机质提升补贴规模,使耕地的增产能力得到持续发挥。加强对农业大省设施农业装备与技术示范基地建设,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畜牧水产养殖等机械装备,探索农业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促进农业大省加快农业机械化。加大对农业大省的信贷支持力度,调动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种养大户购置大中型农机具的积极性,制定农机化服务的税费优惠政策,推动农机服务市场化和产业化。统筹规划全国农产品流通设施布局,支持农业大省产地农产品收集、加工、包装、贮存等配套设施建设和区域性骨干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改造,建设一批非营利性农产品批发、零售市场;加快发展主产区大宗农产品现代化仓储物流设施、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和连锁配送中心。

2.增加对农业大省的补贴范围和补贴额度

近年来,我国连续出台10个事关“农业、农村、农民”的中央一号文件,构成了新时期我国农业政策的制度框架,实施了一系列补贴支持农业的政策措施。对农业大省而言,对农业补贴的需求更大、更强烈,中央的农业补贴政策更应该向农业大省倾斜。要在现有补贴基础上,加大对农业大省种粮农民的粮食直补,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提高补贴标准,实现水稻、小麦、玉米、棉花全覆盖,扩大油菜和大豆良种补贴范围。应及时启动东北、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补贴试点,在农业大省率先探索粮食、生猪等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点,开展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营销贷款试点;继续执行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油菜籽、食糖临时收储政策。要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补贴范围覆盖全国所有农业大省的农牧业县(场);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农业生产成本收益监测,根据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和农作物实际播种面积及时增加补贴;逐步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种粮补贴力度。

作者:张克俊 张泽梅 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