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农业经济创新思路

“我国史学家用近现代的观点和方法对秦汉史进行研究,大约开始于1900年左右。从那时到今天,已有90多年了。“”这90多年的研究是一个不平凡的过程。从观点和方法来说,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科学到比较科学的过程;从研究范围和所获成果来说,是一个从狭小到广大、从浅薄到比较深厚的过程。”当近现代90多年的传统研究思路与方法,已显得呆板而没有活力的时候。在史学领域研究思路与方法呈现“山穷水复疑无路”的迷茫时刻,美国汉学家许倬云先生在研究中国农业文明方面可谓开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给中国史学带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他的代表作《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以下简称许著)一书,从宏观上鸟瞰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富有启发意义,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正如他在书的封面中写到:“农业文明代代相传,似乎成了我们传统的固定形象,然而中国历史定向于斯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宿命。战国以来存在着强大的城市化与商业化进程,其中隐含的种种可能,在汉代帝国复杂的政治与社会演变中遭到了窒息。经历了一系列起承转合,中国文明才确定了立足农村的发展方向。”

许著共分六个部分,一是序与前言;二是导论;三是正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政府对人口和土地占有问题的应对、第二章土地成了被追逐的财富、第三章农民的生计、第四章农业资源、第五章耕作方式与方法、第六章农作之外的选择;四是结论;五是参考文献、索引;六是译后附言。读罢全书,我觉得该书不仅以高度的概括力,通过对我国汉代农业发展过程的阐释,提出了中国农业文明定向于斯的重要理论,而且视野独特,寓意深刻,功底深厚,而且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一种潜在的思维,提供着新的观察角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史学征程的新路径。农业是人们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根本保证。许著通过对汉代农业的历史研究,去探求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正如作者强调写作本书的意图是“在于找出两汉时期促使中国转变为农业经济的一些关键因素。”(2页)从而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脉络的实质,这是前所未有的研究思路与领域,其开创之功不可没。许著在找出两汉时期促使中国转变为农业经济的一些关键因素上,可谓论证透彻,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且逻辑严密,一环紧扣一环。

如第一章政府对人口和土地占有问题的应对,主要围绕土地占有和人口过快增长之间的矛盾,之后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对策,即对土地占有的限制;对土地占有的限制无法实现时,为了保证农耕而采取鼓励农业生产的非经济措施;人地矛盾依然无法解决时,政府不得不采取移民措施进行人口的迁徙和转移,再无对策后政府不得不将公地假借或授给农民耕种。总之,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是老调重弹、陈年旧帐,但许著正是通过这些史家户晓的问题,揭示早期中国农业发展的症结所在,即土地占有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许著的第二章土地成了被追逐的财富,是本书的核心部分。它对研究汉代是走向工商业为核心的城市文明还是农业文明的十字路口至关重要。主要围绕工商活动的发展,对工商活动的限制,家打击豪强,皇帝宠臣与权贵、地方权贵、地主制度的发展等问题展开。其中在对工商活动的限制中,许著的剖析尤其深刻,他认为政府之所以抑商,是因为“由商业活动所创造的财富,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会成为一种由不受政治控制的商人群体所固定把持的资源,这是统治者不愿容忍的。”(40页)同时他还认为,晁错“认定商业活动的易于牟利是诱使人们脱离农业这一生产性行业的罪魁”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是因为他没有认清“日益明显的粮食短缺现象事实上极可能是与人口增长密切相关的,但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它却这样被错误地归因于农业人口向商业领域的外流。

这种误解为汉武帝统治时期摧毁私人贸易扫清了道路。”(40页)他还采用艾森斯塔德所发现的观点,进一步证明汉武帝“介入私人工商领域”的原因,这个原因的分析也与传统史学有不尽相同之处,可谓深刻。许著还分析了政府对盐铁实行专卖的双重动机,一是需要钱财解决财政困难;二是重申汉帝国政府的权威。许著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许著还深刻分析了商人在汉武帝算缗告缗令之后,将资本转投于土地的原因。财产税使商人们吃尽了苦头,官府对贸易的介入,以及商业税与农业税之间的差距,“大得足以诱使商人将他们所赚来的钱转向土地投资,只要禁止拥有土地的禁令终止执行。”分析土地最终成为被视为是最受青睐的财富,由此使中国农业文明不得不定向于斯的政治、经济等环境因素。许著认为在地主制度的发展中,中国早期农业之所以定向于农业文明还在于“权势人物之所以投资于土地,不仅仅是因为商业领域缺乏安全保证,容易受到政治上的压力(汉武帝当朝时的情况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而且还因为土地能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回报。”这种回报体现在“在汉代,土地税通常是每年收成的1/30,而从佃农那里收缴的地租却占到收成的1/2甚至更多。”“当人口增长时,土地的价格也会随着对土地需求的扩大而上涨。”(57页)许著在第三章农民的生计中,首先分析地主。从地主制经济分析中可以看出,地主阶级在汉代宗族组织的发展,到王莽时代,演变成地方武装集团,地主宗族势力的发展,“可以调遣宗族力量的地主,当然拥有相当大的经济潜力来扩大其农业经营。在需要投入劳力和大量资金的新土地开发上,尤其可以显示他们的这种能量。”(66页)

通过对自耕农的收入与支出的分析,得出“在收成好的年景,农民发现农产品的单位价格向下跌落,而当粮食歉收时,他们又面临着饥饿。因此,农民常常是输家,总是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为此“,人们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不断地改进农业技术,使其耕作更加精细,作物种类多种多样,以发挥土地的最大效用。”(86页)所以,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自耕农的收入与支出的经济状况,以及租佃制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农业经济的主体地位,为中国农业文明定向于斯再次夯实基础。许著的又一特色是寓意深刻,功底深厚,而且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一种潜在的思维,提供着新的视角。如在国家打击豪强方面,论述了汉帝国用人体制的转变,汉武帝之前,“作为汉朝统治支柱的功臣集团,又包括颇让朝廷疑忌的旧的地方豪强。功臣集团成员的后代长期和皇帝分享着政治权力,但到了距离开国已至少有两代人时间的汉武帝时期,他们控制权力的时代结束了。”“新承大统的汉武帝就不得不建立正式程序化的新结构,以保证政府的顺利运行。”(47页)也就是说,统治者也发现,舍士人而外,没有其它适合担任各级政府行政管理的社会群体可指望了。

通过汉武帝开始的察举制、独尊儒术及其相关措施,以知识、道德为基本素养、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抱负的士人,获得了参与社会政治管理的有效资格,并由此而被社会所吸纳。此外,作者引用西嶋定生的观点论证汉帝国对人力资源的控制的重要性。还有关于儒家学者们尤其梦想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均分土地的井田制,其原因虽没有展开论述,但给我们一种启发,一种回味无穷的哲理。许著在资料的运用上也与中国史家有所不同,广征博引中外群书,特别是引用了一些大陆史家很难看到的一些国外中国史学的科研成果,更加充实了本书的内容,给汉代农业的研究注入新鲜血液,使我们的史学充满活力与生机。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布莱克利在他给许倬云写的书评中是这样描述的:“许倬云的研究对目前保存在中国和日本的文献进行了综合,甄别了现有的原文资料,并且利用了中国近几十年考古发掘中的大量文物。它包含一些比较分析的想法。考古数据的利用是该研究的主要优点,因为如果没有它,我们对于早期中国农业的性质和发展的理解(当然还有早期中国文化的其它因素)将远远不能感到满意。”除此之外,许著还大量引用西方汉学家的一些先进成果,使许著在观点上更具风格。许著中不少独到的见解,不仅富有启发性,而且耐人寻味。在研究经济史方面,很少有学者会去考虑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作用与影响,许著则与众不同,作者通过非经济措施,来探讨汉代政府对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好转所作出的艰苦努力,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是以往汉史研究者极少注意的问题。通常我们在分析各朝代农民起义原因时,大都认为是土地兼并导致“贫者无立锥之地”而造成,许著却不以为然,他在第六章农作之外的选择中论述说:“汉代的小农,不管是自耕农还是佃农,都可从经济作物或非农作活动中得到相当的一笔收入。集中在大地主手中的土地也会分给佃农耕种。因此土地集中可能并非迫使农民离开土地、陷入绝望的主要原因。”(149页)他系统分析了西汉和东汉农民起义与分布广泛的大地产之间的实际关系,认为土地集中的核心经济带并不是起义最容易爆发的地区,相反它们都处于核心地带的边缘。

“这种起义现象与土地极端集中现象的互相排斥,使得我们有可能得出这样的解释,即核心经济区里集中了大型的都市中心和大量的消费者,农民在此容易利用发达的市场体系,所以生计是可以得到贴补的。”(152页)由此看来,传统史学中一直认为土地兼并是农民破产起义的根源的观点被冲破,是具有突破意义的科学论断。在“对土地占有的限制”一节中,许著认为“随着事态的发展,到了西汉哀帝和平帝时期,人们开始将与贫富两极分化密切相关的土地分配不均,视为农业问题的症结所在。”儒家学者们尤其梦想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均分土地的井田制,于是出现了董仲舒、师丹、孔光的限田主张,最后终因宠臣贵戚的反对而束之高阁。儒家的代表王莽作了皇帝后,他的诸多改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将土地国有化和恢复古代井田制的努力。许著与一些史家所不同的是,客观而公正的评价了王莽解决当时认为是非常棘手的现实问题,说“他似乎在事实上已经发现了汉代农业发展的真正问题所在。”(20页)“王莽的指控是颇有依据的。“”王莽认为彻底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土地平均分给人们耕种,同时又不把土地所有权授予他们。先前对土地占有规定最高限额的建议固然温和,却不解决问题,王莽的改革是被这种温和方案的失败所激发出来的。”而且是“抱着将儒家平均土地思想与家庭成员友爱相处的思想结合起来的意图”(21页)实行。许著高度评价王莽的,同时指出“王莽没有仔细体察农民被迫出卖土地的缘由。”揭示出汉代农民“主要是由于非农业支出的沉重负担,汉朝的农民才入不敷出。”认为只要王莽无法消除地方上的剥削,任何制度上的改革都无济于事。许著还辨证地、历史地阐述了诸如汉代的农业资源、耕作方式与方法、水利工程的技术水平等,对这一物质文化的文物和文字记载进行了研究,给予高度的评价。在农业资源中,不仅分析论证了谷物的种植,尤其别具特色的是对蔬菜栽培的讨论,认为“除了种植谷物,汉代的农民还把相当一部分土地用于栽培蔬菜,并投入大量的劳力。

根据公元前2世纪一部书的记载,种植蔬菜的产出占全部生产产出的20%。”(96页)另外“,汉初有人曾估算,农户全部生产收入中有20%来自‘六畜’”(105页)。耕作方式与方法中,以建立精耕细作为基本特征,使用畜力和手工操作的农业经营方式,采用代田法和区种法两种耕作方法,从而确定了中国农业文明发展方向。许著第六章农作之外的选择,研究了农民的非农业活动,是作者对汉代农业研究中最突出的贡献。非农业活动包括很多内容,有加工食品和燃料、纺纱织布、金属加工、裁缝、制革、制造和修补工具、器械、陶器与礼器、还有建筑房屋、修补篱笆,以及其他诸如文娱、治安、运输和买卖活动等。(135页)认为农作之外的选择具有双重功用,即生产的产品既满足了自家消费,又可到市场上出售挣钱。是汉代农民家庭收入的有力补充,有时甚至是重要收入来源。这就为传统史学中计算农民收入时大都只考虑粮食为主,很少有蔬菜及其它收入或补充有很大的不同。对研究汉代农民经济生活提供重要思路与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作为美国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史,既有西方先进经济理论作指导,又有西方史学理论作支撑,同时还可借鉴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路径,综观古今中外研究成果,许著所取得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许著同其它任何事物一样,也不是完美无疵的。他的某些论点与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与商榷。其一,许著在第一章政府对人口和土地占有问题的应对中,揭示早期中国农业发展的症结所在,是土地占有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不妥,因为人口在两汉最高数字达到近六千万,与现在相比相差甚远。而且,汉代当时是鼓励人口增殖的,如果女子到一定年龄不出嫁,要加倍征税,说明汉代政府对人口增长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汉代人口与土地数量之比,不应该是人多地少的问题,许多地区可以说基本上属于未被开发的地区,尤其是“边郡千里空无人民”的人口分布不均衡状态,汉政府实施移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边。另外,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工商业的发展,许多农业人口被工业文明或城市文明所吸收。

农业问题,不能苛求于人口问题,否则历朝历代都难以逃脱这种弊端,它的症结主要在于制度本身的运作。其二,许著在资料的旁征博引上,虽然中外群书俱有,但对大陆本土的研究成果与资料运用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比起中国大陆现有的中国古代史越来越讲求实证来说显得比较单薄。主要表现在以大量的假设或推论,它的可靠程度占多少,值得怀疑。例如,中国正史基本上只用少量的几种,即《史记会注考证》、《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等。在文章的注释方面也与中国史学研究方法上不同。如一些作者的国籍没有交代,有些连文章的题目也没有,出版社不清楚等。其三,许著的量化分析受资料限制比较粗,推论成分很大,可信度很难估计。这一点笔者与美国学者布莱克利所说看法一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为决定汉代农民的生活条件而设计的计算(特别是在第三章中的计算)呢?”由于现有资料的限制,或者是作者还没能穷尽对资料的收集整理,甚至是对资料数据的运用缺乏分析,因此,它的量化显得粗泛,很难有准确的说服力。其四,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许著认为“在王莽当政时期很可能已没有了财产税。东汉时期没有提到过财产税”(43页)这一论断明显出现错误。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天凤六年(公元19年),“一切税天下吏民,赀三十取一,缣帛皆输长安。”王莽的“三十取一”是以资产为课税标准。《后汉书》卷九十六《刘平传》载:“平拜全椒长,政有恩惠,百姓怀感,人或增赀就赋,或减年从役。”所谓“人或增赀就赋”即征资产税。既曰“增赀”,就不是自刘平始才有的。又《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永元五年(93)诏“]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鬵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此诏书也说明东汉资产税的执行情况。其五,虽然在很多方面有所突破,但还留下一些应继续探讨的问题。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美国学者布莱克利在他给许倬云写的书评中提出:“汉代窒息了商业及工业的发展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也是当今研究汉史专家最为关注的问题,目前研究成果虽比较丰硕,但还不尽人意。另外许著中也提到有关汉代的财产税问题,论证也不够透彻。

“儒家学者们尤其梦想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均分土地的井田制”,为什么?没有交代。其六,有些结论性的东西,有待推敲。如许著在非经济措施中所言:“汉初几位皇帝发展农业的举措背后,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农民之所以放弃务农,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积极性,商业和其他‘末’的行业的利润使人们背离了‘本’的行业。减免税赋的特权,授予爵位,创造‘力田’称号,都是为了刺激务农的积极性。甚至皇帝籍田的仪式也是为了表明政府对务农的倡导。汉文帝在公元前168和163年对导致粮食短缺的原因所作的解释,也暴露出朝廷对汉代农业中根本问题的无知。”(25页)作者所认为的农业问题是“人口的增长使得粮食供应不足成为严重的问题。”(18页)这个问题不应该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人口增长是自然规律,人口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根本性前提问题。如果仅仅强调人口增长,造成土地不足,是否就要计划生育,而两汉最高人口数字不超过六千万,与现在可谓霄壤之别。我认为关键不能去苛求人口增长,而是汉初商品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促使相当多的农民弃本从末,有利于工商业发展和社会经济恢复。汉初的统治者对汉代农业中根本问题不是无知,而是诱导,既不使农民放弃本业,也不打击工商业发展的大好形势,是明智的抉择。另外,在耕作方式与方法中,许著提出:“在精耕细作中,施肥、除草以及不断耙地已经成了中国农业的标准特征,这意味着对每棵作物的精心照料几乎达到了园艺的水平。”(133页)关于这一问题,杨际平先生在《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一文中有精确论述。杨先生指出:汉代农业已是“精耕细作”“,粗放耕作已被摈弃”?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无法证明汉代大多数农民,或者说汉代北方大多数农民都已实行精耕细作。相反,却有不少迹象表明,当时大多数农民的耕作仍较粗放。杨先生用大量史实进行充分论证,结论具有说服力。

总之,《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一书,是近些年我们所见到的,首次以系统性、全面性专著的形式,以经济史学的研究视角和西方进化的理论和眼光,对中国农业文明走向的确定进行了较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是不可多得的富有创见的学术专著。它的出版引起同业人士的高度重视,产生了巨大反响,开创了一个新的里程,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必读之书目,启迪意义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