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80后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

本文作者：李志安 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全球化进程在全面推进世界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迅速地传播着该阶段特有的、与全球化资本控制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通过人们当下的生活模式表现出来，在我国乃至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广州找到自己的主体，即80后。全新的文化形式塑造着全新的社会主体，80后的生活模式既是对传统价值和审美的否定，也是对它的突破。在发展中，后现代文化日渐显露出自己的积极性和建设性。它孕育着广州乃至我国社会进步和未来发展的全新可能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思想和文化创新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探究后现代文化的建设性

后现代文化是作为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对应、甚至对立的文化风格提出来的，它打破了现实主义的批判性，以及现代主义对审美表达的形式上的追求。后现代文化的美学风格是远离整体性和价值追求，以碎片化的形式刺激着人们的感官。但单纯的文化风格仅仅具有相对的意义，它并不能锚定后现代文化的具体历史内涵。詹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为后现代文化确立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坐标，为其寻找到固定的社会本体，即它是从晚期资本主义中生发出的、资本控制的产物。“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无处不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且文化也就有了不同的含义。”①后现代文化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风格。利奥塔从否定性的角度探讨了后现代主义的含义，“我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不信任”②（P233），并由此否定了人作为元叙事的主体地位，“人们并不是作为主体而存在。”②（P232）破坏性是利奥塔后现代主义逻辑的必然结果，其后留下的是自启蒙以来笛卡尔关于主体的、理性主义的一片断壁残垣。但利奥塔正犯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唯心主义错误，即他在否定了被赋予主体地位的人之后，又树立起另一个原初状态的人。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的论述表明了人的主体地位的合法性，“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主体的人体现出两个方面的构成性：一方面，他被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系统所构成，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是进步的。人的主体地位是在社会变化发展中获得的，人不是永远停留在原初意义上的他者。人在改造社会的物质生产中构成自身，并随着社会进步获得自己的超越性和主体地位。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的论述与后现代学者大卫•格里芬的建构的后现代主义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认为后现代条件下作为主体的人是被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构成的，后现代文化构建了当代人的生活模式。“个体与其躯体的关系、他（她）与较广阔的自然环境的关系、与其家庭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个人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①大卫•格里芬称这种后现代精神和生活模式为“有机主义”或“在家园感”，它取代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由此，后现代文化也成为广州80后生活模式的构成性环境，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家园。

二、寻找广州的后现代文化“家园”

要寻找广州的后现代文化家园，首先需要梳理的前提性问题是“中国的后现代文化何以可能”。晚期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控制。中国在资本的全球化空间中不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资本对人的控制程度也与日俱增。这在广州这样的现代化都市表现得尤为明显。资本的全球化控制突破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空间意识形态界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当然具有后现代文化的特征。中国的后现代文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真实的。广州的后现代生活模式就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中形成的文化风格，它是80后生存于其中的后现代文化家园。建筑文化、地铁文化和网络文化是广州三个典型的后现代文化符号，它们之间构成空间、空间转移以及空间交往方式的社会系统，体现了广州后现代文化的整体性风格。

1、高度，透视广州城市空间的建筑文化。广州城市建筑的一个独特属性是对高度的追求，这些高度体现在与时展相一致的纵向历史性序列上，如从爱群大厦、广州大厦、白云宾馆，到中信广场等一系列能够代表广州发展的时代性特征的建筑。就高度而言，广州的摩天建筑颇值称道，其中的代表是国际金融中心和新电视塔。国际金融中心高432米，是大陆第二，而新电视塔高610米，则是世界第一。摩天建筑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科技水平的体现，更是人类能力的象征。世界绝大部分的摩天建筑顶端都设有观光塔，人们在塔上领略的不仅是城市的繁荣，更是感叹人类令自己恐惧的力量。美国“9•11事件”之后，摩天建筑的存在以出人意料的政治原因受到审问。建筑的高度成为人们谋求政治发声的对象，这其中表征的是撞和被撞之间、野蛮和文明之间的巨大政治和社会落差。但在发展中国家，摩天建筑的命运截然不同。自近现代以来，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对比中，发展中国家一直是被压抑的对象。而与发达国家相同甚至有所超越的摩天建筑则具有心理上的暗示功能，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是对等的，它平衡了两者间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城市中一幢幢像剑一样刺破天空的摩天建筑是对自然的示威，是自身力量的宣言，是主体能力的自我确证。广州的摩天建筑在对高度的追求中，体现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可以通过媒体对新电视塔宣传的自豪感中呈现出来。金羊网一篇被广为转载的报道中第一句话就是：“珠江边上这座拔地而起的通天塔令广州有了一个骄傲的‘世界第一’。”该文在标题上多用带有开创性和震撼性的话语，如“传奇”、“纪录”、“广州名片”、“‘第一海拔’是这样炼成的”、“万余钢构件没有一个是相同的”、“1000吨水箱镇住塔身防晃动”、“高速电梯1分半钟直达顶层”等；在细节描述上更不吝溢美之词，如“空中云梯”、“女性之塔”、“‘少女回眸’的曼妙身材”。②就观光功能而言，从新电视塔上生成的视角所指向的是整个广州市，人们看见的不仅是整个城市的空间地图，而且是不同空间区域发展的历史性连接。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建筑的真正所指不是它本身，而是其背后整个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它的高度和角度所表征的是广州人的奋斗叙事，它所绘制的是广州人的无意识精神地图。

2、殖民，在时间中连接生活世界的地铁文化。地铁是把地理上分割的城市建筑连接起来的桥梁，并实现生存于其中的人的空间快速转移。地铁站点是完成人们进出地铁或实现线路转换的场所，它不是人们的生活空间。但当今地铁站中设立的面包店满足了人们的饮食需求，杂志店满足了人们的阅读需求，干洗店满足了人们的卫生需求，悬挂的电视满足了人们的信息接受需求。总之，除了睡觉，地铁站几乎可以满足人们所有的生活需求。于是，这个只是满足人们空间迅速转移需要的桥梁最后成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地铁站从公共空间向生活空间的转化标志着当代的经济、社会系统向人们传统生活空间的侵略和殖民。当代社会，全新的资本力量开始控制和改变人们传统的生活世界组织和意义阐释模式，独立自主的系统从外部侵入生活世界，就像殖民的主人进入部落社会一样。广州的地铁文化也无法逃越资本对人们生活世界进行殖民的当代社会症候。地铁站中五花八门的店面一方面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它也是当代社会资本力量对人们生活世界的压缩、挤兑和侵入的表征。像体育西和长寿路这样的地铁站，它的上层就是商业中心，商业中心和地铁站融为一体。地铁站被资本浸透着，我们甚至可以看见商业中心那粗大的柱廊一直向下延伸到地铁站台，这些空间都是资本和商业的势力范围。这是商业和资本对生活世界的强势侵入和殖民的寓言。人们从迈出车厢的一刹那，就被包围和淹没在资本和商业的世界里，并在其中疲于奔命。地铁站中总是人们的匆匆脚步，有时甚至能看见很多人在不同的线路之间奔跑。地铁是城市现代化的表征，也同样是资本的产物。“有说地铁是‘先进城市俱乐部’的会员证，地铁的存在，不仅是交通的需要，更成了城市的标志物。地铁落成的年份，拉出一张城市现代化的序列。”①潘国灵在他的著作《城市学》中以独特视角考察了香港的地铁文化。他认为香港的地铁是一个生活空间，也是一个媒体浴场，而这些是与后现代商品发展逻辑密不可分的。这个诊断对广州这样的现代化城市同样适用。

3、消解，真实世界中虚拟化生存的网络文化。网络的基本功能是满足人们方便、快捷、大量的沟通需求。其功能的充分发挥依赖于从相应社会发展水平中生发出的沟通需求，否则互联网只能处于被闲置的状态，或者仅仅满足聊天和游戏等低水平的边缘化利用。这意味着互联网的沟通方式要与城市的发展脚步相吻合，它的方便、快捷和大量的信息传输与广州的快节奏生存是协调一致的。广州的互联网发展迅速，“城市实现信息化的基础就是构建一个无所不在的完善发达的网络，在这方面，广州一直领先于全国。目前广州是三大通信枢纽、三大因特网核心节点、三大互联网络交换中心，已成为全国三大信息港之一，与北京、上海形成鼎立之势。”②网络还模塑了与其相适应的虚拟化生存模式，其典型的符号是以发达的网络为基础的“羊城通”。羊城通是2001年投入使用的广州市公交车电子收费系统卡。随着网络普遍地运用和技术进步，该卡的适用区域已经扩展到整个珠三角地区；功能也从交通领域拓展到电信电话和小额消费，甚至包括机关事业单位考勤、门禁系统、物业管理等领域。广州大学城的羊城通更具有公交、食堂、医疗、图书馆通行、上机/上网通行、带门禁的通道等信息管理功能。这使羊城通成为集公交通、电信通、商务通等诸多功能于一体的珠三角广义的多功能电子支付媒介。假设羊城通的功能可以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和普及被无限地放大，那么它将在人们生活的意义上产生虚拟化效应。当羊城通的收支功能强大到足够统筹人们所有的经济活动时，他们的收入和支出就抽象为羊城通上数字的增减。于是，那些传统社会使用真实货币做出纳产生的喜怒哀乐都荡然无存，人们一生的劳碌奔忙和勤俭节约的目的只是在羊城通上多增加几个数或少减去几个数，这在形式上蜕化为数字游戏。

三、广州80后的乌托邦谋划对策

乌托邦并不是一个否定的概念，也不意味着它对现实的无能为力，它是人类永恒的自我谋划。在当代社会，人们听命于并依附于全球化的资本控制，一切历史的乌托邦似乎都已经失效。但哈贝马斯认为目前状况只是乌托邦“新的非了然性”，它提供了新的乌托邦谋划机遇。“然而非了然性同时也起一种社会信托给自己的准备行动的功能。”③在这样的乌托邦祈使令下，哈贝马斯顽强地想象出交往行动的道德乌托邦。詹姆逊也认为，资本全球化条件下，乌托邦并非不可想象，而是人们不愿意想象。广州第一代80后已进而立之年，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积极效应已逐步显现，后现代文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接受全新文化形式的80后，给未来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广州的经济、文化以及空间因素，铸模出80后全新的社会主体，即社会发展的“新人”。这些新人们带有当下社会发展阶段的时代性特征，并在这个全新的时代中塑造着广州的未来。后现代文化塑模出的80后首先表征着从现代性视野下的解放；构建了广州80后的生活模式和精神状况；塑造着全新的社会主体，并使其承载着广州未来乌托邦的使命。在这样的主体意识中，关于未来乌托邦的想象可以借助三个相互关联的空间力量完成：

1、与发达国家的落差，形成主体的超越性需求。广州80后的生活模式与资本控制下发达国家的后现代文化在形式上具有相似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具有相同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水平。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并刺激前者努力在经济和文化生活水平上追赶后者，这形成广州80后对社会现实的超越性需求，落差因此成为广州80后进步的心理动力。这种心理动力因为主体的地位，带有强烈的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色彩，是我国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主体通过对现实的改造进行自我确证，这客观上也成为广州未来的乌托邦动力。主体的自我确证是通过对现实的资本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超越来实现的，即它不是简单地赶上发达国家与其并驾齐驱，或者让资本对生活世界控制得更彻底，让文化价值变得更碎片化；而是要做得更好，实现对资本和后现代文化的全面超越，摆脱后现代生活模式。后现代文化在把主体从现代性意识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又把他安置在资本的牢笼中。但它的碎片化本身蕴含了重新整体化的可能性，这使广州80后对未来生活模式的创新也成为可能。“创新是人的本质，是人的主体性发展的最高境界。创新能力是人的能力的最高形式。”④于是，广州的文化生产应该不是对好莱坞的简单复制，经济发展也不是对资本渗透的简单移植，不是把自己变成外资，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对资本的利用。

2、我国的政治规范性，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统。四项基本原则的作用在实现对资本和后现代文化全面超越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即它能够保证此过程的社会主义方向。广州市80后的生活模式是30余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新起点，更是全新的思想再解放形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学习西方的技术和经济模式，一方面否定他们的价值观。这充分表明广州80后具有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辨证否定的能力，这是主体走向成熟的表现。在广州后现代文化家园中形成的是不同于西方的、有着自己个性的中国特色的新思想，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匹配的主体意识，也是在面对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立性和自豪感的主体意识。广州的后现代文化因此具有一种否定性和超越性的能力，对它的充分利用是先进文化所应有的功能。这使广州80后的生活模式及其否定性对全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以及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过程具有示范性意义。广州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了充分吸收西方甚至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先进经验，广东省也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此基础上，广州市的经济发展以及后现代文化所形成的新一轮革命性效应，也必将使广州市成为文化大市、广东省成为文化大省。在全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浪潮中一马当先，成为新的排头兵。

3、与港澳、东南亚在地理上连接，形成开放的区域整体性。广州以及广东省地理上属于岭南，号称南粤。它在空间上与港澳和东南亚有着便利和频繁的交流，处于内地与海外的空间连接点上，是我国对外开放在地理空间上的重要节点。珠三角地区粤港澳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与东盟之间的经济互动也日益频密。广州80后以及传统的文化已成为其与港澳和东南亚形成开放的区域整体性的重要力量。港澳、东南亚的经济以及文化发展无疑受到资本的更为强烈的控制，其生活模式和文化具有更浓厚的后现代风格，这与广州80后的生活观念和思想意识具有一致性，从而使区域内交流显得更便利和谐。就传统文化而言，广州与港澳、东南亚同属于粤语亚文化圈。在这个区域内，粤语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们的沟通，相同的语言包含着相同的价值符码和思维方式。这使得该区域内的人们在交流时能够保持主体、价值和情感的相互认同，并使他们的相互交往更加协调。广州未来的发展因此不仅具有与港澳、东南亚之间的区域整体性特征，而且具有相应独特的民族形式。

四、结束语

美国二战后出生的人被批判为“垮掉的一代”，如今他们却是美国社会的精英，并主导着新的世界格局，这可能就是黑格尔“历史的狡计”。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在历史面前无能为力，而仅仅暗示我们应该更谨慎地对待历史以及其中任何一个可以发挥影响力的因素。在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中，80后是未来社会承前启后的中坚力量。然而国内理论界、学术界以及思想界很少以积极和乐观的态度来重新认知和定位他们。这种态度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不利于形成对80后正确和公正的看法，更不利于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发挥未来中坚力量的主体积极性以及潜力。

总之，以积极的视角看待广州80后，可以消弭对他们一味的批判和斥责的声音，并在其中找寻建设性效应，这无疑是和谐广州的一种共建形式。以谨慎和积极的视角审视每一代历史主体应该是一贯的科学态度，只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然不同于传统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