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与风险认知

摘要:在综述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农村食品安全现状背后的市场机制，并对湖南省397份调研问卷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风险认知中的身体损失对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影响，身体损失越高，满意度越低;年龄对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影响，年龄越大，满意度越高;居住地对于满意度来说具有显著影响，且从回归结果来看，其影响系数较高。据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加强监管、居民应积极学习并增强防范意识、食品生产企业应优化投入并加强自律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食品安全;政府监管;风险认知;农村

随着食品安全事件危害后果的不断扩大，导致整个社会对当前的食品安全现状表示不满，消费者信心普遍偏低。王志刚等［1］发现，与城市相比，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起步较晚、配套基础设施条件差、基层监管人员技能素质低、监管力度相对薄弱，这使得在城市中无法销售的过期、变质、假冒食品流向农村，导致农村地区落入了食品安全监管的“低水平陷阱”，而一些老少边穷地区更是成为了非安全食品的“垃圾桶”“污水池”和“重灾区”。与此同时，农村消费者收入不高，农民普遍缺乏必要的食品安全知识，加之长期形成的不良饮食习惯，滋生了巨大的食品安全隐患。鉴于此，本研究在总结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村食品安全现状背后的市场机制，说明了政府监管以及居民认知对食品安全水平的影响机制。

1文献综述

综合来讲，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关于消费者行为层面的研究。张硕阳等［2］认为，不安全食品对消费者造成的各种损失预期之和可称为风险认知。孙志斌等［3］发现，在影响消费者判断的所有因素中，政府的信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广告则对判断食品的安全性无影响。胡卫中［4］研究发现，消费者是为了自身及其家人的健康而购买绿色食品，且购买绿色食品的消费者都较为理性。王兆锋等［5］认为，绿色食品口感好和营养安全是引起消费者购买绿色食品的主要原因。其次，关于生产者行为层面的研究。李功奎等［6］认为，食品生产企业会进行一系列的违规操作，从而生产出不合格食品，而消费者由于信息不对称只能“逆向选择”，二者的共同影响致使食品安全问题产生。汪普庆等［7］在分析了我国食品监管体制存在的弊端之后，发现“一体化”监管成本低、效果好，且产权界定清晰，有效规避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搭便车”行为，从而防止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Bjorn［8］研究发现，食品生产企业若生产不合格不安全食品，会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及罚款，因此政府监管部门可采取罚款等措施控制食品安全问题。最后，关于政府监管层面的研究。房军等［9］在公共经济学的基础上分析食品安全，发现政府在食品生产与监管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陈彦丽［10］提出，监管方式要从以往的强制被动转化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改善监管运行机制，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文晓巍等［11］认为，在食品安全方面，由于假设政府是理性经济人，政府易监管失灵且监管低效;同时，食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信息不对称，前者更具信息成本优势，导致市场失灵难以避免。王可山［12］提出，要削弱甚至消除信息不对称，最大可能地披露、传递食品安全信息，抑制虚假信息的传播，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提升食品安全水平。综上可以看出，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已经出现大量相关文献，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一是研究对象的局限，国内外研究者对食品安全的研究不论是监管层面、生产者层面还是消费者层面，大多数都是以城市作为研究范围。二是以往的研究大都以发达国家为参照或模版，关注的是大中型或规模以上的食品企业，忽视了小企业小作坊广泛存在的事实。三是对于农村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缺乏微观层面的市场分析，更没有说明目前阻碍农村食品安全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

2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消费者猪肉购买风险认知、行为态度及满意度调查问卷》。本调查通过多段抽样的方式抽取样本，包括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对于城市居民的抽取步骤为先抽市区，再抽街道或者社区，最后抽取小区，最终抽取到了两个小区分别是YXY和ZYXC;对于农村居民的抽取步骤为先抽县，再抽镇或者乡，最后抽村子，最终抽取到的两个村分别是XXC和HKC;其中YXY和XXC位于湖南郴州市的北湖区，ZYXC和HKC位于郴州市的宜章县。2018年1—2月，在南岸区和万州区对所抽取的样本进行了调研，共发放了426份调查问卷，筛选有效问卷397份，问卷有效率为93.19%。根据数据整理可知，被调查者的个体特征如下:居住地方面，有197位(49.62%)被调查者居住在农村，居住在城市的人有200位，占比50.38%;性别比例方面，男性受访者的数量略高于女性，但性别比例总体上较为均衡，男女性分别占比53.15%、46.85%;年龄结构方面，30岁以下的占比10.33%，31～35岁的占比最少为9.32%，36～40岁的占比11.08%，41～45岁和46岁以上的占比相对较多，分别为31.74%、37.53%;婚姻状况方面，受访者大多已婚，占比78.09%，未婚占比21.91%;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占比60.21%，初中占比29.47%，6.05%拥有中专或高中学历，大专或本科的占比4.02%，仅有0.25%的受访者有硕士学历及以上;家庭主要收入方面，来源于外出打工的占比最大为40.81%，其次是工资性收入，占比33.5%，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占比16.12%，经商以及其他的则均为4.79%;家庭年收入方面，1万元以下的仅占比5.04%，1万～3万元的占比14.61%，而3万～5万、5万～10万、10万元以上均占比较高，分别为22.67%、27.96%、29.72%;家庭人口方面，家中5口人的被调查者最多，其占比为29.16%，其次为家中4口人占比25.48%，家中6口人和3口人分别占比15.4%、10.33%，9.05%的被调查者家中只有1口人，而家中2口人和8口人的占比极为相近，分别为5.54%、5.04%。

3实证分析

将满意度指标作为Y变量，X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居住地、受教育程度、收入主要来源、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购买次数等背景因素，金钱和时间、心理损失、身体损失、性能损失和社会损失等风险认知，态度，行为，对X、Y进行回归分析。根据回归结果可知，风险认知中的身体损失对满意度有显著负影响，其相关系数为－0.55，表明身体损失越高，满意度越低，即被调查者非常重视身体健康，因食品安全问题所造成的身体损失对最终满意度有较强影响;年龄对满意度有显著正影响，其相关系数为0.45，表明年龄越大，满意度相对越高，即年龄越大的人对食品安全的要求越低，易忽视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居住地对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39，表明居住地是城市或农村对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根据模型结果可知(P≤0.01)，表明该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附表)。

4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实证分析，所得如下结论:第一，风险认知中的身体损失对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影响，身体损失越高，满意度越低。第二，年龄对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影响，年龄越大，满意度越高，即年龄越大的人对生活标准要求较低，缺乏食品安全意识。第三，居住地对于满意度来说具有显著的负影响，且从回归结果来看，其影响系数较高，这是因为居住地的不同代表着不同的监管力度，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的监管力度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政府加强监管，改进监管模式。政府加强对食品生产和流通过程的监管，严力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对于风险相对较高的食品安全风险应该及时与公众进行沟通，提升自身的公信力。第二，居民积极学习，加强防范。居民应提高食品安全风险的防范意识，积极参加宣传活动，学习食品安全知识与技巧。第三，食品生产企业优化投入，加强自律。食品生产企业保障对食品安全方面的投入，应该自律，严控食品安全质量关，诚信生产，树立品牌意识。◇

参考文献

［1］王志刚，王启魁，吴柳云.影响我国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研究———基于21个省市城乡居民的问卷调查［J］．农产品质量与安全，2012(2):11-14、21.

［2］张硕阳，文，王二平.消费心理学中的风险认知［J］．心理科学进展，2004(2):256-263.

［3］孙志斌，林晓伟，叶蔚云.广州市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及对风险来源关注度调查［J］．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014，26(1):78-82.

［4］胡卫中.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实证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0.

［5］王兆锋，俞红.消费者绿色食品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8(12):93-95.

［6］李功奎，应瑞瑶.“柠檬市场”与制度安排———一个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的分析框架［J］．农业技术经济，2004(3):15-20.

［7］汪普庆，周德翼.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一种产权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生态经济，2008(4):98-101.

［9］房军，元延芳.我国食品安全风险分析与建议［J］．中国食物与营养，2019，25(9):24-27.

［10］陈彦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机制研究［J］．学术交流，2014(9):122-126.

［11］文晓巍，温思美.食品安全信用档案的构建与完善［J］．管理世界，2012(7):174-175.

［12］王可山.食品安全管理研究:现状述评、关键问题与逻辑框架［J］．管理世界，2012(10):176-177.

作者：王科迪 肖东方 王志刚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