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研究

［摘要］大众文化是现代西方社会主要的文化状态。在伯明翰学派看来，在大众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上，大众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存在形态，不同于以政治和经济关系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承载主流文化，主流文化引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中蕴含着精英文化元素，精英文化来源于大众文化的土壤。伯明翰学派的文化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承载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凝聚功能和作用。

［关键词］伯明翰学派;斯图亚特•霍尔;大众文化

当今社会正处于全球化发展的环境中，在经济、政治快速发展的同时，文化日益繁荣和多样化，大众文化就是世界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产生的社会环境因素

20世纪60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应运而生，从此，文化领域中一种新的大众文化研究形式在学术界形成，不但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而且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社会发展与社会变革的重要助推剂。虽然在2002年伯明翰学派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不复存在了，但其思想在世界文化舞台上仍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中国对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入。积极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无疑是繁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

(一)大众文化的概念内涵

19世纪，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出现的一种新型文化形态，英译大众文化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贬义为massculture，另一种为褒义为popularculture。从全球来看，不同时期的文化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角度，对于大众文化的理解和看法给出了不同的判断和分析，主要从哲学认识论、价值论等维度探讨大众文化的内涵和本质。其一，大众文化是指被许多人所广泛热爱与喜欢的文化形式;其二，大众文化就是除了高雅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形式;其三，大众文化是来源于民间的广场文化，并不是来源于正统的庙堂文化。是由生活在最基层的人们根据自身需要而创作出来的，是一种本真的文化状态;其四，大众文化是社会实践中从属群体的抵抗力统治群体的整合力之间相互斗争的场所;其五，斯图亚特•霍尔自觉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定义大众文化，认为大众文化既是其斗争场域之一，也是这场斗争输赢的利害所在，重点关注的是文化间的关系和霸权问题;其六，中国文化理论界的学者们对大众文化也有多种定义，认为“大众文化是工业化技术和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通过各种文化形式反映大众日常生活实践、观念、经验、感受，借助于高科技的传播系统在社会大众中广泛传播，适应社会大众的文化品位，为大众所广泛接受并由他们参与其意义的生产、流通、消费、反馈的精神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1］(p．13)。笔者认为，大众文化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与市场经济发展相互适应的、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形式，是世界全球化发展趋势下广大民众的一种精神消费，是在某程度上实现了广大民众在情感、精神方面需求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形成社会思潮、稳定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大众文化的构成，不是简单的词句组合，包含着复杂性和多义性。斯图亚特•霍尔曾经指出把“大众”和“文化”联系在一起来研究，其困难程度大得惊人。斯图亚特•霍尔的这种解读充分说明了大众文化所蕴含的复杂性。在伯明翰学派来看，不同的文化学者对大众文化的内涵有不尽相同的理解和认识，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是在“反精英文化的传统中成长并发展起来的，伯明翰学派中的前期体现的是文化主义的范式，彰显出大众文化的大众、底层、工人阶级等内涵，是一种更为经验的大众文化的思维和看法”［2］(p．106)。以历史视角审视，在向农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过渡的漫长过程中，大众文化始终在控制与抵抗的对立关系环境中不断发生变化，体现出他们之间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和持久性。

(二)大众文化的内涵实质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大众文化是全球化大背景下文化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大众文化的形成使以往的文化形态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众文化出现变革性和本质性的变化，工人阶级积极地、大规模地介入新型大众商业媒体，整个文化产业的资本基础和结构重组，形成新的劳动方式，正是这种深层次的原因促使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文化和政治关系变得更加尖锐和激烈。因此，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完整的、真正的、自足的大众文化不存在于文化权利和统治阶级力量场域之外。大众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是限定在文化权利之间的，为大众文化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开拓了空间。斯图亚特•霍尔把大众文化理解为一个斗争场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观点，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转换，在文化理论研究的实践中意义重大。文化理论界普遍认为，大众文化的内涵实质一是指人民做过的一切事情，人类学定义是指道德、风俗习惯等所有标志人们特殊生活方式的表现形式。斯图亚特•霍尔指出，事物和活动的惰性不是来源于自身，而是来源于事物的对立面，从而更辨证、更科学地思考大众文化，进一步彰显其意识形态斗争之场域的地位;二是事物被称为大众的，是因为人们尽情地享受他们，这种认识是一种消费至上的观念，体现的是该概念的市场或商业的意义。这样就会忽略了文化的力量，也就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重要联系，这是文化关系固有的特性，所以说没有任何完整的大众文化存在于文化权利和统治阶级力量场域之外。大众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是限定在文化权利之间的，并为大众文化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开拓了有效发展空间。当今时代，这种辩证关系一直持续存在着，并随着接受与拒绝等复杂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使文化领域呈现持续的战争状态。

(三)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是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产生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和提高，但革命的思想意识和热情在不断下滑和不断削弱，因此，致使高潮迭起的工人运动逐渐走向低谷，马克思主义也未能幸免，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另外，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虽然国内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出现复苏迹象，但英国帝国主义在大范围内的撤退引发了人们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究，同时由于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情操的失衡，在一部分人中出现了反叛的思想倾向，并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极度失望，以至于最终产生愤怒情绪，此刻英国的本国文化领域也处在巨大的危机状态，这一危机状态，引起英国社会的广大知识分子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他们怀揣着深刻的忧患意识、肩负起重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应对这种恶劣而有不利的危机形势，那些秉承传统文化的利维斯主义的精英们，根本无法承担这一重任，只能是对现实的责难和对失去美好时光的后悔与惋惜。因为左派知识分子最了解基层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诉求，所以，这为提出大众文化的主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进一步批判社会发展中的各种不良现象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先决的条件，还为弱势群体争取文化权利，为克服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危机与困境，找到了一条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从所周知，欧洲1968年运动中，英国知识分子对该运动的反思和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成为伯明翰学派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动力。伯明翰学派提出大众文化的理念，强调平民人道主义，在全面超越和创新中，努力把文化和政治结合起来，使左派知识分子在英国社会变革中发出自己的呼声。此外，伯明翰学派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镌刻着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环境的烙印，我们强调不同时代的大众文化是有所区别的，虽然他们在思想上不认同经济对政治与文化具有单向决定作用，但该学派仍然坚持站在经济的角度思考文化问题。社会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新自由经济政策开始实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也影响到了文化研究领域，伯明翰学派的领军人物、文化理论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等文化学者明确否定了经济决定论，坚持不要站在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诠释文化研究问题，求得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他们所持的经济观点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视为结合而不是决定，大众文化研究也更多注重微观权力学和传媒分析理论。实践表明，大众文化不是庸俗文化，也不是革命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正确理解和认识分析离不开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国的文化研究与创新发展要立足于本地，吸取外来文化的先进经验，创建一种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喜闻乐见并充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和进取精神，也就是说既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能为建设富强民主的国家提供思想动力的新型大众文化形式。

二、大众文化在社会实践中的辩证关系

文化是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和驱动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灵魂和脊梁，是人们与世界交流和沟通的纽带和桥梁。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范畴内不断发展运行，因为政治、经济、文化、是构成庞大社会体系存在的基本要素，彼此相互关联。而大众文化的出现成为社会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的中心思想内容广泛，但核心内容是具有辩证性的特点。

(一)大众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辩证关系

1.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长期以来，文化始终与意识形态之间相互排次，两者之间具有统一性，同时又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并且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共生共存，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化所呈现的核心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发展的基础又是文化，这种社会意识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在各种文化现象之中存在，并以各种文化形式为载体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无论哪一种文化形式中都包含着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从而使掌握某种文化的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就体现出某种价值需求，根据这种价值需求的水平和所持的观点，就会判断出这个人的文化水平，所以任何社会在发展进程中，意识形态都是在文化的发展与进步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发展。众所周知，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发展中，意识形态始终都站在统治者的位置，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意识始终被它的思想意识所左右，并影响和感染着人们的性情，使人们不断认可和维护统治者的价值观念，进而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紧密相连，两者的功能也存在着矛盾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文化性和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关系。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这是两者的统一性，都是社会生活实践的反映，这是两者的内涵，两者都具有社会整合作用的功能。其对立性表现为，从文化研究对象的过程发现，大众文化中包含着意识形态的文化形式，而意识形态是大众文化内容核心的展现，在大众文化创新发展中意识形态起着引导作用，而大众文化又是意识形态的有效承载，意识形态普遍存在于大众文化的各种文化形式之中，进而通过各种文化形式体现出来，并积极为社会生活提供正确价值取向，同时大众文化在不断向前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又在这个过程中起到规范和约的重要作用。总之，意识形态是以政治和经济关系为其核心内容，是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巨大影响的观念体系，而大众文化是具有文化的基本特质，是文化的一种存在形态。

2.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辩证关系。所谓的主流文化是深入社会生活实践和感应时代气息所体现生活的本质、反映时代的风貌的精品之作，具有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巨大而又特殊的积极作用。这种文化的积极作用，是大众文化这种形式的文化达不到的。大众文化是市场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是对主流文化和经典文化的补充和调解，不可能占有时代文化的主导地位，更不能取代主流文化，因为文化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主要表现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对时代精神的构建、对人的灵魂的塑造和道德的提升，而大众文化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所以，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进程中，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是对立存在的，这种对立存在的现象，有时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当一种社会因素在参与权力斗争中占有绝对优势时，那么这种社会因素就获得了统治地位，也就是获得了领导权，这种领导权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组合而成。为领导权的问题各种文化之间会互相争斗，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各种非主流文化有时可能会取代主流文化。总之，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和相互作用。一方面大众文化具有承载主流文化的功能，为主流文化的作用机制、形态构建方面创建了新的载体;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主流文化本身要肩负起对大众文化的正确引领作用，消除大众文化的消极不良成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3.大众文化与商业文化的辩证关系。斯图亚特•霍尔认为:“不存在完整、真正、自足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必定是存在于文化权力和统治关系网之中，与商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谓的商业文化，从其本质来讲，是一种民主的、多方博弈的、反复磨合的文化形态。在社会发展中，无论哪个阶层的权力，都应纳入到这一领域的这种磨合的机制之中。大众文化是任何社会都必然产生的现象，是现代化社会工业化、城镇化的产物，清新自然，生气勃勃。而由商人创造出来的商业文化，是少数人为了谋取利益最大化而快速合成的一种文化形式，必然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两者之间很难分清，只能辩证地统一地共同存在。那么现实中，随着科技的进步，也许并不存在没有任何商业成分的大众文化，也就是说商业文化中也蕴含着精品之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现代社会中不可小视的文化力量。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内涵和外延的辩证关系的特点说明，要辩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斯图亚特•霍尔赞同并坚持“无承诺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能教条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积极主张支持左翼知识分子对社会持有批判的态度，但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思想理念持反对立场，大众文化可以充分发挥社会思想的辩证整合的功能。那么，对于研究中国的文化而言，研究者要站在大众文化的角度，对文化作微观的社会学研究和分析，特别要注重研究大众文化同其他文化形态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这样可以进一步拓宽丰富多彩的文化研究领域，还可以参与积极塑造当代社会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宗旨就是对抗政治、经济等有权方所致的畸形社会发展环境，以及对普通人美好人性的压迫。在社会生活中，压迫和被压迫的现象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权力本身也包含着权力反抗这一权利，人们常说的反抗意识就是大众文化所承载的一种权力，所以，在具体的研究中，不能简单地分析种族、阶级等方面包含的权力压迫问题，还要站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更广阔的角度，全面进行深刻的辩证分析，正确判断明晰权力的分界点，这样才能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4.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辩证关系。列维斯以西方社会评论家的视角认为:“以受教育程度或文化素质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受众，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的文化为精英文化。”而中国的文化学者们则表示，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按着他们的逻辑思维方式分析，“精英文化当是知识分子及其精英们创造及传播的文化。”精英文化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大众文化是“下里巴人，众皆能歌”，在西方社会，人们也会把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提并论，与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相反，法兰克福学派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不欣赏大众文化形式，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相互对立存在的学术观点，实际上，大众文化中蕴含着精英文化元素，精英文化来源于大众文化的土壤，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并非截然不同。在现代社会，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是以文化精英为主导的精英文化，后来也不断出现过以政治精英为主导的精英文化形式，先进的精英文化具有革命的力量，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文化变革的开拓者。

(二)大众文化的凝聚功能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承载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凝聚功能和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伯明翰学派的文化学者们在这一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更加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它的具体内容，增加了弹性思维。强化了刚性思维，我们在社会实践中可以看到，社会环境和文化生活中的价值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这种变化的生产关系的固有特性，是从一个更加完整的系统范围和更加全面的社会活动领域具体表现的。我们站在大众文化的角度切实深入到社会实践当中，充分认识和有效利用大众文化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个体观念与意识形态、个体与集体之间充分发挥辩证纽带的功能与作用。大众文化的功能是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基本要素，在与社会其他组成要素，以及社会整体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功能效能。首先为普通民众营造一个理想的文化氛围要通过大众文化这个载体来实现，同时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大众文化也在不断发展。现代化科学技术，既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载体载体，同时又为大众文化创新发展提供了必要前提条件，给大众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带来了巨大变化和影响。因此，大众文化的基本定位和积极作用，也进一步决定了它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以辩证的方式存在。而权力则是表述大众文化的辩证性的重要工具和基本载体。在20世纪初期的现代性批判中，权力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对于伯明翰学派而言，站在社会批判的立场上和微观政治学的角度，深刻剖析社会中权力的行使过程，这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研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成为大众文化权力理论分析的重要借鉴的是来源于葛兰西与阿尔都塞的权力理论研究，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无意识的结构塑造了人们的自我形象、文化身份、意识形态的权力结构对个体来说是难以突破的”［3］，因为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是通过学校、国家机器等领域对人们的文化身份进行不断地塑造，笔者认为，意识形态不是哪个人发明创造的，相反，诠释个体经验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是意识形态。阿尔都塞的这种权力理论的观点，使伯明翰学派在文化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注重分析了个体现实生活与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关系，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没有使个体的能力得以显现，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却实现了这种能力。20世纪70年代后期，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之父的斯图亚特•霍尔将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研究方法综合起来，并出色的发挥和应用到社会实践，实践证明，“大众文化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消费过程，也是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生产的过程，是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编码解码的整体性领域”［3］。伯明翰学派认为，只有对上层建筑是如何影响经济基础的过程进行具体分析，并进一步对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复杂权力关系进行探索研究，才能准确提出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现状变化的总体思路。

三、大众文化未来发展趋势

全球化是当今社会的客观现实和历史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不仅是科技、经济范畴的交流与合作，更重要的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交融。从社会结构系统来看，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的形式也呈现开放性的状态，是以跨学科的方式进行探索研究，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伯明翰学派的发展方向。伯明翰学派的二代领军人物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研究不一定局限在单纯的文化领域，在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打破学科界限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学科交叉是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个文化理论研究者必须具备这一综合素质，所以，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者多数都具有交叉学科的人才背景，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各学科门类或领域，都成为他们重点关注和具体研究的对象，这种交叉学科开放式的研究方法，使他们进一步发现了20世纪社会发展进程中各领域存在的文化问题，不断地进行研究和分析。斯图亚特•霍尔的这一观点奠定了伯明翰学派的发展方向，没有了固定学科的界限，英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才能独树一帜，才会使英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出现新的局面。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虽然伯明翰学派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消失，但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还依然存在，还影响着文化理论界对文化理论的研究。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始终与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相伴而行，但在新的新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实践中，文化调整和文化研究面临重重困难，涉及到文化思想方面的问题会更加复杂，这是当前摆在文化学者面前一项浩大而又艰巨的文化更新换代的重大工程。就文化变迁而言，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以自身遇到的困境，提出如何正确理解和认识新构建的文化形式，实践证明，同一个事物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得出的结论会有所不同，更何况思想认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形式，其主要作用是确定所纳入抽象思维的界限，我们现在接纳人的形象，其实是建立在传统思想框架下或是文化基础上的，现代人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奠定了对事物认识的抽象范围，一些人类科学家认为随着各种知识的综合和新技术的创新发展，我们有能力创造与我们人类平等或超越我们的存在方式，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理想、道德等思维方式。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呈现形式和发展前景的开放性特点，在具体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就我们所说的交叉学科而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各种问题的相关性日益增强，已经逐渐打破了人们习惯了的学科分工负责的情形，在未来社会，多学科交叉联合研究的新成果，必然是能够指导社会实践的正确理论。这种开放性的经验和研究方式值得中国文化学者们学习和借鉴。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总的来讲，文化研究和庞大的社会系统存在着相互借鉴又相互排斥的尴尬局面，在文化转向的新形势下，社会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互结合，人类学的再思考与文化研究的转折，已经成为目前的重要任务。文化作为社会系统中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综合体，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当今时代复杂而又漫长的文化变革中，学者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化研究方式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推陈出新，创造更多更好的文化形式服务于社会。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从未来发展趋势上来看，大众文化是处于文化变革中的开放性的存在状态，虽然伯明翰学派关于大众文化理论研究的影响依然在文化理论研究领域存在，但要走出相对静寂的存在状态，走向更高更好的发展空间，不经过与时俱进的文化变迁过程是达不到预期目的的。

四、结语

随着全球化浪潮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众文化正以各种形态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大众文化已经成为普通民众不可或缺的生活需求，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改变甚至塑造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观念，在社会生活中，已经成为人们相互交流与沟通、表达思想观点的主要方式和参与一切活动的重要渠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期，总会出现创新求发展的关键时期，寻求新型文化观念和规范与规则，这种文化变迁的现象，无疑是一场革命。人本身是没有完成的存在因素，人的理性的力量，通过接受真理而创新发展来达到超越自身。人们对于大众文化的评价水平会直接影响到大众文化的创新发展，因此，根据时展来进一步完善大众文化产品的评价体系，不断提高大众文化的品质和格调，注重弘扬人文精神，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言论环境，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金民卿．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简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2］邹威华．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3］陈慧平．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的三大特征及其借鉴意义［J］.国外社会科学，2014(3).

作者：陈孟 单位：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