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权力理论及外语教学课堂的空间权力

摘要：福柯的权力观让人们对过去的理解产生了新的理解，他认为历史与权力难以分割。其实，外语课堂也是一个权力场，权力的运行推动了外语教学工作的开展，影响教学的结果，与课堂空间（环境）息息相关。福柯的研究重点在于“规训”，对于现代其他的场域模式的借鉴作用十分有限，但是仍有可鉴之处。借鉴福柯的空间权力理论对外语课堂中的权力进行思考，将外语课堂视为一个动态权力场，尝试找出福柯的空间—权力理论与外语课堂权力分析的相适应性。

关键词：福柯权力理论；空间权力；外语课堂

英国莱切斯特大学教授西蒙•冈恩的著作《历史学与文化理论》是《历史学的实践丛书》之一。该书全面阐述了近年来日益浸入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文化理论，在第四章中，思考了权力与历史学的关系，介绍历史学家如何通过研究权力和政治，加深对于过去的理解。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空间权利辩证法激进地对权力进行了思考[1]92-115，以一种“疯狂的”“解构的”甚至“反历史”的研究方法[2]39-45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研究角度和大量的实例，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文学、课堂环境和话语研究等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考空间。

一、福柯的史学研究方法和外语课堂场域研究

福柯关于权力和历史的观念本身就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持续批判的对象[1]100，福柯的理论基于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了马克思主义，在史学本体论或历史观方面，福柯主张摒弃“全面历史”（histoireglobale），而以一种“概要历史”（histoiregénérale）代之。[2]39不难看出，福柯的权力观让人们对过去产生新的理解，“如果离开了权力，就不存在阻力，离开了阻力就不存在历史”[1]104。外语课堂场域具有高度社会性，在促进学生学习和促进师生人格发展的过程中，塑造了不同的空间，研究发现外语课堂的线上形式和线下形式存在差异[3]32-37，要探索外语课堂中的精神构建[4-5]70-75，104-109，应该构建开放的、生态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外语课堂环境[6]16-19，增加学生对课堂环境的认同感[7]，另外，从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来分析课堂话语权，发现师生话语权力的不平等。[8]49-51值得一提的是，福柯的规训权力视角下的校园寄宿制度的研究，反思了教育系统通过空间设置实现的规训权力[9-10]，但针对外语课堂场域的权力特质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外语课堂是一个有权力的环境，“权力”的确定、阻止、颠覆或再确定，推动了外语教学工作的进行，影响教学的结果，是与课堂空间（环境）息息相关的。米歇尔•福柯的空间权力理论和话语权力理论都可以作为一个可以选择的理论依据进行分析。

二、福柯的空间—权力理论与外语课堂中的权力

（一）空间权力辩证法

“空间同时囊括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人的关系）……抽象空间的概念在19世纪早期作为福柯主义的规训权力的范型开始发挥作用”。福柯指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1]100-105。权力的运行离不开“空间”，空间是一个载体，承载公共生活的大小事务，而“权力”这一概念的生成更是由空间而起的，空间不仅为权力的运行提供了一个场所，更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权力运行的工具，“权力在空间中实现自身”[11]。

（二）权利之眼“福柯所做的关于权力监控的分析

通过监控达到控制个体行为的能力等同于全景监狱（Panopticon）……在此，视力（vision）以监视者的凝视形式表现出来，在远距离以一种权力的模式运作”[1]105-107。此处福柯援引全景监狱模式的例子作为他关于教化惩罚方式的一种陈述：监视者（政府机关）在狱场树立高塔，而牢房以向心的方式围绕高塔而建，使得处在高塔处的监视者可以纵观全局，达到全面监督的作用；关押在牢房中的犯人也因这个建筑的空间构造而处在全景监控之中，从而达到被管束、管教和压制的效果。外语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一样，通常处在讲台的位置，可自由操控黑板以及大屏幕，形成了自然的权力中心，而学生的座位通常处在较低的位置，处在“权利之眼”的监视之下。当然，福柯权利之眼的理论是对于“治理术”的思考，不能完全与外语教学课堂统一起来。但是，权力确实是由空间构造（师生的相对空间位置）塑造的，外语教学课堂应该让这个权力更具机动性，处于一个动态的可以改变的状态之中，师生可以感受到这种权力，也可以改变这种权力。

三、外语课堂的空间

（一）物理空间

福柯对空间与权力关系指出：纪律是要经由一整套技术和方法来实现的，空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纪律实施的路径之一就是从对人的空间分配入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教室里为学生编排座位，由此可以明确在场者和缺席者。[12]113-118外语课堂的师生相对位置基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分类。1.“全景监狱”式课堂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处于有利位置，且随时缩短空间距离压迫学生的自我生存空间，让学生产生紧张感，符合福柯提出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压抑性的力量[1]102，这种空间结构，不仅构造了福柯圆形“全景监狱”，亦加强了“全景”的效果，以“巡视”加强纪律和学习效果。2.“全景巡视”式课堂空间。这一种师生相对位置是中国传统外语课堂的物理空间构造主要方式，老师处在“高塔”的位置，学生处在教师的监控之下，教师给学生提供发言机会。但是，科技的发展为教学方法提供了多样化的素材，教具和多媒体的出现和多样化的运用方式，动摇了“权利之眼”，逐渐在教师“高塔”之侧形成了其他的中心，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不再完全依靠老师，而老师也因为将权力之眼分散到其他事物上，减少了对学生的监控。3.同心圆式课堂空间。在外语课堂中，开放程度较高的自然型（naturalistic）、人文型（humanistic）和学习者中心型（learner-oriented）将学习者当作学习母语的学生，在低压力、充满欢乐和自由的环境中进行外语教育。[13]学习者的需求得到极大的重视，教师的角色由一个知者（knower）变成了一个参与者（participant），学习者可以走到圆圈中间自由发言，成为“权利之眼”。教师的移动动摇了“权利之眼”，权力几乎全部移交至学生群体，由学生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根据个人的需求和理解，“创造”（create）知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空间构造并不是由学生或教师单独的个体而决定的，而是由教师和学生两者的相对位置决定的。

（二）社会心理环境

1.师生的身份的认知。福柯认为权力是多种力量关系聚集且运动的场[11]，知识的空间化是知识建构成科学的重要因素。[12]114于书林等[14]27-34发现，学习者在视听说课堂上承认老师的“领导”地位，因为教师是机动的、领导的和富有创造性的主体，而读写译的课程应注意培养学生语言知识的内化（internalization）和语言知识的积累（accumulation），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弱化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他们长时间处于被动接收的状态。这就从侧面证明了空间的权力不断被塑造，权力的展现依赖场（即不同的教学目标），不同的认知主体构建了不同的空间，权力也有不一样的形式。2.知识的差距。权力的运作与知识的生产和积累之间也存在紧密的关系——知识作为权力的形式和播撒权力的效应过程，可以为权力在空间上的运作提供合法性。[12]113不难发现，外语教师是有经验的（experienced）、外语能力强的（advanced）的谈话者（interlocutors），按照福柯的权力与知识的理论，知识与权力相伴而生，对学习者来说造成了一种无形的“权力管制”，造成了心理空间的落差，学习者的学习动力（motivation）可能会被激发出来，也有可能被压制。3.同辈压力——生存空间的权力。福柯指出，人的心理空间被异化和资源的耗竭，让人们对于自身生存空间的争夺和关注就变得越发重要。[15]外语教学课堂可视为一个微型的生存空间，知识就是生存的条件。在外语课堂中，特别是能力较强的外语学习者云集的课堂中，学习者常通过争抢话语权、争抢学习空间和学习机会或主动接受老师提供的学习空间来扩大生存空间。由此造成的同辈压力（peerpressure）对学习者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外语能力强的学习者同样被视为具有“压制”作用的个体。学生获取的知识与权力相伴而生，优秀者不断巩固自己的生存空间，争取获得更多的知识，而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的生存空间大幅度减少，学习过程中的“自我”的塑造受到了压抑。这一现象与福柯提出的对“构建自我”的关注、争取“生存空间”等相适应，学习外语的过程也是构建人格的过程，“自我”如何在外语课堂中得到塑造也应得到一定的重视。总结总之，史学研究在福柯看来，就是对“权力”的研究。他的空间——权力理论为历史研究翻开了新的一章，但是，福柯的历史作品尽管角度新颖，但在历史的应用中并不全无问题。首先，福柯的分析角度表现出“自上而下”的倾向，不太关注底层的声音。其次，还存在着主体缺失的问题。福柯对于历史发生的单个素材的研究，如什么人为什么用了什么发动了变革，提出了问题但没有解决问题。福柯的核心观念并不是要弄清楚态度和概念，是证明权力总是要施行的（exercise），绝不仅仅是一个态度。[1]115-118福柯的史学办法与外语课堂的教学效果分析存在一定的相适应性，因为外语教学课堂作为多个权力主体的场域，存在的权力都是可以构建和确立的，也是可以动摇和改变的，学习者可以感知到权力，受权力的支配和压制，也可以利用权力来获得知识，实现“发展”目的。通过探索福柯的权力理论和外语课堂场域中的“权力”，找出它们间的相适应性和不适应性，如何运用福柯权力理论对于现代的外语课堂研究也不失为一个可选择的研究角。

参考文献：

[1]西蒙•冈恩，韩炯译.历史学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王京春.福柯心中的历史:一种非科学、非理性的历史哲学[J].高校理论战线，2008(4).

[3]柴改英.MOOC之于外语教育场域的思考[J].外语电化教学，2014(3).

[4]徐冰鸥.课堂空间精神性探寻[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5]徐冰鸥.课堂空间的精神之维[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6]焦炜，徐继存.课堂空间:本质与重建[J].当代教育科学，2012(19).

[7]杨琳.中学生课堂空间形态偏好与场所认同的关系研究[D].扬州大学，2014.

[8]董艳焱，陈宏.大学外语课堂教学中“话语权”的现状及应对策略[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9).

[9]刘丹扬.规训权力在学校场域中的运作——对辽宁省D市某寄宿制中学的个案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4.

[10]张波.宿舍规训体制与权力再生产：学生宿舍的日常生活秩序：以上海市H大学为例[D].华东师范大学，2011.

[11]余易达.福柯的空间权力辩证法：语境、内容及意义[D].苏州大学，2014.

[12]张梅，李厚羿.空间、知识与权力:福柯社会批判的空间转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3).

[13]RichardsC.J&RodgersT.S.ApproachesandMethodsinLanguageTeaching[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5.

[14]于书林，韩佶颖，王俊菊.对大学外语课堂环境的探索性研究[J].外语界，2012(1).

[15]唐懿鸣.福柯理论视野中自我生存空间的建构[D].牡丹江师范学院，2014.

作者:张静 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