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语文与中西方文化论文

一、17-18世纪，满语文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17-18世纪是满语文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满学家、历史学家对于满学以及满语文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央民族大学的赵志忠教授在论及满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时称，“满学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阎崇年研究员则称“满文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开启中国与近代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门。在这众多的传教士中，走上层路线的传教士成为传播中西方文化的重要使者，而满语文则是他们的必修课。通过学习满语、翻译满文著作，传教士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世界，也把西方先进的科技介绍到中国，此时中西方文化交流涉及的内容包括诸多方面，如几何学、历法、医学、文学等。其中我们所熟知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作品有：南怀仁（1623-1688），字敦伯，原名斐迪南•维尔比斯特，比利时人，耶稣会教士。顺治十六年（1659）来华。康熙十年（1671），任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在清宫中享有很高声望，在天文、历法、算学等方面颇有造诣，著有《康熙永年历法》满文（33卷）等。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欧洲首次发表了用拉丁文写的满语语法，并将著名的数学著作《几何原本》译成满文。张诚（1654-1707），字实斋，原名让•弗朗索瓦•热比隆，法国人，耶稣会教士。康熙二十六年（1687）来华。翌年入京，由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引荐康熙，在宫廷内学习满语，后与白晋一起任宫廷教师。1689年奉命以清廷译员身份参加中俄《尼布楚条约》交涉。曾多次随康熙或大臣出行满蒙诸地，留有《张诚日记》，对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山川风貌进行了描述。著有《满文字典》等。白晋（1656-1730），又作白进，法国人，康熙二十六年（1687）来华。他系统地向康熙讲授过几何学和算术以及人体解剖学。张诚、白晋编写了满文实用几何学纲要，后整理成册，并译成汉文，由康熙亲自审定作序。这就是现在故宫博物院所藏满文本《几何原本》。多米尼克斯•巴多明(1665-1741)，字克安，法国人，耶稣会教士。康熙三十七年（1698）来华。康熙末年任养心殿行走之职。巴多明曾把欧洲的解剖学著作、医学大全、物理学著作如《周身血脉图》翻译成满文。他们寄回欧洲的中国文献也是满文材料。钱德明（1718-1793），法国人，他最早把《孙子兵法》介绍到欧洲，并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他也是入华耶稣会士中最后一位大汉学家。他长期在清朝政府中任职，在宫廷中教授西学，居留北京43年，苦学满文、汉文，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在满语文方面的研究方面主要有《满文文典》等。通过大量的满文与西方文字的互相翻译，中西方文化开始了大量的交流，其中满语文恰恰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语言。缘何满文成为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语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首先，这是由满语文在清朝的地位所决定。满语是清朝的国语，是统治阶层通行的语言，统治者甚至一度把“国语骑射”作为清朝国策推行。清太祖亲自组织创制满文，清太宗改制新满文，而且曾特作规定“：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查出决不轻恕。”清世宗在顺治八年举行八旗乡试中，规定不会汉文者可以用满文参加考试。而康雍乾三朝皇帝也精通满语文，他们还擅于运用满文进行艺术创作。其中，康熙的《御制避暑山庄诗》和乾隆皇帝的《御制盛京赋》都是杰出代表。在当时，许多汉文经典著作已被译为满文。仅达海参与翻译的就有《明会要》、《素书》、《三略》、《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等。

其次，这是由满语文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由于汉语和西方文字区别很大，对于西方人来说，汉语学习是十分困难的。利玛窦曾详尽列举汉语难学的五大理由，甚至说“没有一种语言是象中国话那样难以被外国人所学到的”。而另一位传教士更是将汉语比作是鸟的语言“，并且只适合鸟的唇舌”。而满语文相对于西方语言文字更为接近。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其中元音字母6个，辅音字母22个，以及为拼写汉语借词而设计的10个特定字母。满语属于黏着语类型满文属于音位文字类型，与汉语相比更易于西方人掌握。而且传教士们认为由满文转写的汉语书籍使他们更容易了解掌握中国经典文献。甚至博通汉文的欧洲学者们也认为，正确的满文译本将会对他们理解汉文原本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第三，这是由传教士的传教要求决定的。当时的传教士被要求学习传教地区的语言文化，以便更好地完成传教任务。来到大清王朝的传教士也是同样，他们必须精通统治者的语言和文字，也就是只有熟练掌握满语文才能够与清朝统治者进行直接对话，才能更加深入地接触到大清王朝的各个阶层。清朝时期来到中国的众多传教士，不畏艰难，刻苦学习满族的语言文字，以达到与清政府高层人物交流的目的。

二、19世纪以来，满语文是世界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19世纪以来，满语文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作用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重要媒介转变为世界汉学的重要内容。这是由满语文在中国的发展变化、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变化等因素促成的。首先，一般认为，乾隆朝之前是满语文发展的鼎盛时期。之后，满语文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逐渐走向衰落。到清朝后期，使用满语文的人数就比较少了，满语文的实际应用非常少。最初传教士想通过学习满语文取宠皇帝，接触高层的愿景不复存在。其次，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势衰，西方列强觊觎中国，中西交流更趋频繁。西方的军事家、外交家、商人、传教士等形形色色、各种身份的人带着各种目的的人涌入中国，接触到满语文的人员构成也越来越复杂。通过满语文了解中国、深入中国、制定对华政策的目的逐渐显现。无论是出于政治目的、军事目的，还是文化交流的目的，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展了满学研究，满学成为世界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尤其德国、俄国、法国等国家的研究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德国是早期开展满学研究的国家之一，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克拉勃罗德（1785-1830），他于1828年完成的《满洲文选》，被誉为“满洲语之入门书”。威廉•硕特（1807-1888），柏林大学满文教授，翻译了《御书房满汉书广录》。嘎伯冷兹（1840-1893）是19世纪德国的著名汉学家，他以翻译和研究中文和满文本的《太极图说》而获得博士学位，曾在莱比锡大学任东亚语言讲座的教授。俄国有一些专门从事满语教学和满学研究的机构，如俄国东正教会驻北京传教士团、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喀山大学东方系、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东方学院等。在众多的满学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罗索欣等。罗索欣曾在国子监学习满汉文，回国任俄国科学院通译，讲授满、汉语，被后人誉为俄国第一个中国学家和满学家。主要满学著作有：《满汉文的俄文转写》等，并将满文《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八旗通志》和《三字经》等译成俄文。瓦西里耶夫（1818-1900），1840年来华，1851年返国。通晓多种东方语言，如汉文、满文、蒙文、藏文及梵文、朝鲜语、日语等，著述颇丰。历任喀山大学满语及汉语教授、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教授。伊凡诺夫斯基（1863-1903），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语系，通晓汉、满、蒙、藏文字，对中国满族颇有研究，是俄国汉学界有影响的人物。

作者：王雁 张儒婷 李学成 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