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小学教育探析

【内容摘要】抗战时期，沿海地区的部分学校内迁至作为战场大后方的贵州，为教育资源匮乏的贵州带来了丰富的教学资源，使贵州教育发展迅速。小学教育发展迅猛，学校增长速度位居第二，这为现代贵州的教育发展打下基础，也为贵州现代小学教育提供借鉴经验。

【关键词】抗战时期;战时教育;小学教育

一、抗战前贵州的小学教育状况

抗战爆发前由于政权更迭频繁，贵州的教育管理机构混乱，微薄的教育经费常被军阀擅自用于军事方面，致使这一时期的小学教育受到重创，发展缓慢、不连续。1923年虽颁布了《贵州省实施义务教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对全省义务教育的实施和具体规划作出规定，但《大纲》公布后不久，负责具体执行的省教育司被撤销［1］。社会的动荡使民变频发，学生在校安全受到威胁，只能停课回家避难;军队乘机霸占学校，贵州因此停课的学校数不可计，据记载，1923年清镇有学校26所，其中有14所因战停办，2所因其他原因停办，仅剩十所支撑教育。桐梓系军阀周西成于1926年6月担任贵州省省长后，大力发展贵州教育，设立了省级教育行政机构，使过去隶属政务厅的教育科规格扩大，担负起指导和管理全省教育的重任，虽说财(政)务厅内设结构简单，但其组织机构和管理职能已与当时全国最新学制相符合且使贵州教育有了真正的省级教育行政机构。在小学教育方面，为保证小学教育的发展，1927年4月颁布《贵州省教育局暂行规程施行细则》取消劝学所，设县教育局，规定各县的教育经费独立，不得擅自挪用，为使教育局的政策能确保实施，教育厅积极领导和督促各县教育局履行职能，以提高小学教育的发展。教育厅提倡的义务教育，鼓励私人开办私立小学，有助于处于困境中的小学教育得以恢复，据1930年统计，贵州省当时有小学1752所，学生83000多人。

二、抗战时期贵州的小学教育

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到重庆后，贵州成为抗战根据地大后方，随着西迁，贵州人口大量增加，经济日益繁荣。因学校容纳不下流亡学生，贵州国民政府改组教育行政机构，采取了义务教育(1935～1940)和国民教育(1939～1945)两种教学以适应当时的社会背景。1935年教育部要求各省、市分三期推行和普及义务教育———先举办一年制、两年制短期小学，再逐步完善四年制，第一期从1935年8月～1940年7月，招收9～12岁的儿童入学，1940年全省学龄儿童约178000人，入学率为19%［2］。1939年贵州严格执行了教育部制定的每乡镇至少设立一所中心学校，每保必须设立一所国民学校成为政府“管教养卫”的活动中心和政、教、军合一的方针。遵义在1939年有完小129所，初小400所，一年制学校132所，学生合计50161人［3］，学校增加两倍，学生翻一番。贵州根据实际情况，1941年制定国民教育计划。1945年学校达到10577所，虽然抗战胜利后因返乡潮的影响学校数量有所下滑，但之后几年全省小学在校人数保持稳定，说明人们受教育意识提高了。1945年以前的统计增长数量虽有大幅增长，但不符合实际，其实质方面仍有待提升，多数学校校舍受到严重破坏，设施空虚或徒有招牌，各县又以现有学校充虚，只有少数县能认真办理，其余皆借整顿之名大量裁减学校。到1947年全省学校数量7815所，贵州的小学教育开始衰落。

三、促进小学教育发展的措施

贵州的教育行政机构在抗战以前结构简单，职责范围小，直到战争爆发，激增的人口要求当局对教育机构进行调整完善，在全省各县单独设立教育科以适应现实情况;高等学府和社会团体的涌入带来的先进管理理念无形中影响着教育机构的改革，规范其职能，管理地方教育事业。

(一)义务教育阶段的措施。

1．兴办短期小学。贵州无条件开展四年制义务教育，为使失学儿童不沦为文盲，教育厅将兴办短期教育视为补救方法，要求全省每县每年设立不同数量的短期教育小学。2．试办巡回式教学。由于贵州山多、村寨多，大多村寨分散不集中，儿童想要集中上学的成本很高，所以设置了长期集合和临时集合两种巡回教学方式。长期集合是在适中的地方设立一个班，每班有16个以上的学生和2名教师，为全日制或半日制的学制;临时集合是指学生只需每日或隔日在特定时间聚集学习，一个教师带三个班。3．鼓励私人办学。为安排战区流亡学生，政府发放牌匾和荣誉奖等以资鼓励捐资支持私立学校的行为，对于教学质量好的私立小学也有资金补助6000元和设备。不少地方绅士创办的学校教材选用自主性大，办学认真且各具特色。4．改良私塾。全省私塾进行登记，有教学能力的私塾可升级为学校以取代小学的作用，对私塾的教师进行培训。5．对小学进行分区，调整学校布局。将每个学校的学生人数控制在1000左右，以5～10个小学为一个联合区，小学以区为单位设立负责人并集中下发学习任务。6．建立机构，制定计划和规定。在教育厅下设厅长、秘书、科各一名，聘请专家担任委员。1935年后相继制定了教育实施规则、教师的任免和请假以及待遇等具体的规定。

(二)国民教育阶段的措施。

国民政府1939年推行国民教育，贵州省教育厅结合“大量学校设备简陋，师资质量差，学额不足，教学质量低劣”等情况，提出“质量重于数量，维持重于发展”办学原则，并制定《整顿各县、市保国民学校办法》［4］，出台了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教员考核任用及培训、教育经费的筹集等方面的政策。教育厅也认真辩论关于小学国民教育的解决办法。1941年推行《国民教育实施计划》，贵州要求按新县制完成目标。1942年各县续办、增设国民学校民教部3304所，其中贵筑等12县续办916所，增设970所，一期1年，三期完成;盘县等26县续办19所，增设752所，一期2年，三期完成;岑巩等41县续办51所，增设596所，一期3年，三期完成［5］。1941年教育厅在贵阳召开国民教育会议，吴鼎昌出席会议并讲话，以示对国民教育工作的重视;1942年教育厅同时召开“国民教育工作检讨会”和“各县国民教育行政成绩展览会”，总结交流经验，共同研究国民教育的有关问题;1943～1945年间，贵阳的学校分置了单级教学和复式教学，中心国民小学还分片对私立小学进行帮扶，私立小学的教学质量也很高，全省的小学数量增至8693所。

四、对贵州现代小学教育的启示

贵州小学教育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固然有许多特色，但也存在不足，在继承发扬长处、优点的同时克服不足，才能使贵州的小学教育有长足的发展。

(一)政府主导模式。

政府对教育的重视迫使出台的政策法规服务于教育。国民政府1938年颁布的“战时教育实施方案”确立德、智、体三育并重方针，颁布“国民教育法”、“强迫入学条例”等一系列条例，推动西南地区小学教育迅速发展，贵州深受其益。但随着战事的推移，政府开始在政治教育上实行独裁，统一教材，学风开放的教学环境消失了。1945年9月贵阳国民党政府为了所谓的“纯洁学生思想，避免赤化”强化公民训练，加强军训，但不少小学执行流于形式，学生厌烦。在遵义，国民党力图实现以国家力量掌握教育，在教育制度和政策上想以“三民主义教育”钳制青年进步学生的思想。在教育发展低谷时期，政府适当的参与是推动发展的一大助力，但政府有意识地干预教育事业实质上是阻碍了发展，在发展现代小学教育应当加大社会参与度，要让民众支持教育、参与教育，真正认识教育的意义。

(二)办学多元化。

抗战时期除国家和地方政府办学外，贵州地方贤达人士、教会和团体也创办学校。基督教会创办的光华小学培养了30多名大学生和3名博士;1940年水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安庆吾兴办的“私立水城小学”36名学生毕业;1945年，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在车寨头创办“第一山寨小学”为少数民族边区小学教育提供了借鉴。社会各界参与到教育有助于良性竞争，私人教学质量好，开办学校数量增加，失学儿童有机会上学。办学主体多样化使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归根到底是因经济落后。贵州少数民族多，各民族语言不通，1939年省教育厅在青岩设立地方方言(民族语言)讲习所，后将讲习所合并到行政人员训练所，并专门研究编译方言课本。爱国华侨胡文虎捐资修建的“省荔波县水庆乡初级小学”招收的全是瑶族和水族子弟，在免学杂费的同时，学校在民族节日会准备相应的礼物让学生欢度佳节。这项措施满足了贵州民族多样性的特点，使教育更适用于现实。但由于学校是面向群众办立，城镇区孩子基本都有能力接受教育，而边区学生因条件限制，能上学的都是少数民族中上层。这导致少数民族的学生与汉族学生在教学上有文化差异，同时也体现了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差异，使民族矛盾和民族内部矛盾有所激化。

(三)免费师范毕业生服务于当地。

这一时期贵州的小学师资来源多是旧制中学和简易师范的毕业生;少数是师范和高中毕业生;还有极少数的中专生和大学毕业生;也有从军队和机关下来的人员。除了增办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等正规师范学校外，省政府成立了一批简易师范学校，在普通中学成立一批简师班以及招收高小毕业生在短期内培养出小学教师，同时对战区流亡的教师进行安排，不仅给流亡教育者解决生存问题，也为贵州解决了“师荒”问题。1944年贵州检定合格小学教师中初职毕业生占合格人数三分之一，当时的师范学校主要招收贵州当地的少数民族，通过免学费的办法与师范毕业生签订合同，毕业回原籍进行教育事业。这一时期主张学生既要有动手能力也要具备专业知识，毕业的师范生适应社会需要，一些少数民族毕业生回到当地后用所学知识和当地实际结合，为抗战提供服务，也为边疆教育作出贡献。受当时的社会背景限制，为了适应小学增多的社会状况，小学师资专业能力普遍较差，虽有缺点，但边疆学生受到高等教育并将教育传播到自己的家乡是值得鼓励的。边远地区的教育落后现在仍是难题，虽然相关的招生制度规定免费师范生要回原籍，但是随着学生的眼界拓宽，不愿意再回到落后的乡村。而且免费师范生的要求较高，师资不足，可专门培养适应边远地区的小学师资。

【参考文献】

［1］刘晶．抗战时期大后方基础教育发展研究—以川滇黔三省为中心［D］．西南大学，2011

［2］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教育志［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102

作者：李治壁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