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与古代远程教育

［摘要］印刷术出现之前，我国古代教学资源复制方式是手书，由于复制效率较为低下，一定程度限制了我国古代远程教育的发展。唐代中后期，随着印刷术的发明，我国古代教学资源的复制效率大幅提高，教学资源的成本大幅降低，普通之家也可以得到印刷的书籍，许多人足不出户便可阅读书籍进行学习，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代远程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印刷术;远程教育;教学资源

一、手书时代教育资源的生成与远程教育的发展

文字无疑是人类文明出现的标志，有了文字才能有人类知识和文明更有效传承。古人对文字的呈现形式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手书时代和印刷时代。所谓手书时代，顾名思义就是用手在记录载体上写下文字的时代，这一时代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商代的甲骨文及商周时的金文均属于早期手书文字形式，但由于材质的特性，这两种形成的文字资源制作不易，只能为上层阶级才所用。继金文之后，便进入简牍帛书时代，此时有三种文字记录载体，分别为竹简、木牍和绢帛。在简牍帛书时代，墨的使用已经日趋成熟，成就了一次书写革命。其实据相关学者考证，在殷墟出土的部分甲骨文中，已经发现当时人用墨涂抹的痕迹，只不过当时未用于文字书写，亦非自觉的行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古人制墨和用墨水平不断提高，开始用笔墨书写文字，文字书写的载体就是简牍。由于以笔墨书写较之前刀刻、模铸简单省力，便于书写，对文字的记录更为方便，加之记录载体的改进，这时才出现长篇幅的经典，如《尚书》、《国语》、《春秋》等经典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此时教育资源增长速度惊人。东汉宦官蔡伦在105年改进了造纸术，对西汉时期便出现的麻纸生产技术进行了改良。改良后，生产纸张所用的原材料变成更为易得的破布、破渔网、树皮等，使纸的生产量大幅度提高，为纸作为继简牍之后成为主要文字记录载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纸张有原料易得，生产工序更简单，轻薄便于携带等优点，在其改良后不久，便逐渐取代了简牍帛书，与笔墨完美结合，成就了我们说的文房四宝中的三者。笔墨纸张的结合，对教育资源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前由于限于书写材料，教育资源的复制仅限于经典经传，而此后，开始出现对经典经传阐释讲解的书籍，更利于学习者自学。同时，诗词歌赋及书信体文学作品也步入繁荣发展的阶段。由于教育资源的不断丰富，给读书人带来极大便利，读书者队伍越来越庞大，对书籍的需求量又提出新的要求，此时便出现一个新兴行业—佣书业。所谓佣书业是指一部分较为贫穷的读书人，由于写得一手漂亮的字，受雇于政府、私人、书商、寺观等，专门以抄书获取报酬，赖以生存的职业。可见，甲骨文时代、金文时代、简牍帛书时代直至早期的纸本时代，文本的生成形式均为手书。随着书写材质的不断进步，教学资源逐渐丰富多彩，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古代的远程教育也开始萌芽发展。特别是纸的不断推广，与笔墨相结合，更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复制，极大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为了满足越来越多读书人对书籍的需求，当时社会出现了一种新兴产业佣书业。越来越多的书籍，也使古代社会出现了“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现象，这种现象刚好符合了远程教育的特征。

二、雕版印刷时代教学资源的复制与远程教育的发展

纸张与笔墨完美结合后，极大地推动了教学资源的复制效率，部分书籍短时期便可完成复制，如《北齐书．祖珽传》“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此引文中，文襄为当时为权臣，他雇佣了大量佣书人，在一日一夜，完成了对多卷本《华林遍略》的抄写，可谓神速。但这也仅是个案，大多数读书人并没有文襄的权势与财富，可以雇佣这么多佣书人，他们往往是自抄自读，故可读书籍依然非常有限。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以他们聪明的才智发明了印刷术，破解了这一难题。印刷术分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鉴于活字印刷术虽为更先进的印刷技术，但在我国古代技术问题一直未得到很好解决，并未成为主流印刷技术，直至国外铅活字印刷术的传入。故，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从略。

1．雕版印刷的出现及印刷品

所谓雕版印刷术是指在一块平整的木板上，按一定规格刻上文字，再施墨印制的印刷术，其原理同今日之印章。据学者研究认为雕版印刷术发明的灵感应源于碑刻的拓印技术。我国古人十分重视在石上刻字以流传后世，现流传下来非常有名的先秦时期的石鼓文，刻有七百余字。东汉时期，政府为了广大读书人校对手抄书籍方便，将儒家经典刻石，这就是熹平石经，之后还有正始石经、开成石经等。此外，古代富有之家有人作古，埋葬时往往要将其生平经历及对其的哀思刻石为念，是为墓志。石刻文字利于保存，流传千古，但缺点是观瞻不便。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在石碑上覆纸，再施墨捶挞，将碑文拓在纸上，这就是拓印技术。古人再利用拓印技术，做适当变化，便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雕版印刷术出现的时间历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主要观点，其一认为雕版印刷术始于隋代;另一观点认为雕版印刷术始于唐朝中期，笔者倾向于唐朝中期说。唐朝中期，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由于技术还未成熟，印刷品的种类和数量非常有限。此时的印刷品主要是非常重要且需求量大的历书和佛教经典。历书民间称黄历，是封建社会时期国家统一制定并发放给百姓的历法，它标注有岁时节令，百姓可以根据节令提示按时耕种、收获庄稼，关系到国计民生，对封建国家来说历书是头等大事，首先付诸雕印是情理之中的事。《全唐文》记载了唐大和年间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冯宿上奏朝廷的《请禁印时宪书疏》云:“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板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唐语林》亦记载几十年后的僖宗朝“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差互朔望，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可见唐中后期，雕版印刷历书蔚然成风，由于需求量巨大，不仅政府印刷颁发，民间也纷纷雕印贩卖，已发展成一种商业契机。佛经是唐朝中后期雕版印刷的另一个重要内容，究其原因，是历朝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宗教宣扬，以服务自己的统治，唐朝尤甚，尤其是玄奘西游获取大量佛教经典，一时佛教大盛，信众剧增，皇帝及文武大臣信佛的不在少数。要满足如此巨大数量的信众对佛教经典的需求实非易事，在雕版印刷术出现前，佣书业很大一部分佣书者就服务于佛寺，靠抄佛教经典为生。但手抄毕竟速度有限，佛教经典文本的复制效率不高。当雕版印刷术发明后，佛教经典复制问题终于有了解决的途径。唐代《司空表圣集》卷九有“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曰“今者以日光旧《疏》……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提到以前雕印的《律疏》由于遭遇唐武宗灭佛运动的影响，被烧毁殆尽，现在考虑重新雕版印刷。可见，有唐一代，雕版印刷品主要类型为历书和佛经，有史籍记载此时可能还印有占卜书籍和蒙童教育的字书。因此，雕版印刷初期，印制品对古代远程教育影响不大。

2．儒家经典的刻印

雕版印刷真正刻印经书，运用于教育资源的复制开始于五代时期。《五代会要》载后唐长兴三年(932)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刻印板，广颁天下。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顒路航、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此段文字，将当时雕印儒家经典交待得非常清楚，具体情况为先请人将唐代时立于长安的开成石经抄写下来，再找专业的经学人士校勘，还要请著名学者二校。确认无误后，再征召擅长书法者用楷书写样，再交付工匠刻版，最后印刷，这批经书一直到20余年后才全部印刷出来。由于这批经书是五代时期出自国子监之手，故有专名“五代监本”，其以错误率低，质量高而闻名。据王国维先生考证，这批经书包括《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孝经》、《论语》、《尔雅》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可以说包含了儒家最基本的经典作品。这些儒学经典的复制，对广大读书人来说是福音，他们可以不必再通过手抄就可阅读儒家经典。雕印儒家经典对当时的教育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十国春秋•毋昭裔传》载:“蜀中自唐末以来，学校废绝。昭裔出私财营学官，立横舍，且请后主镂板，印《九经》，由是文学复盛。”

3．雕印业的全面繁荣及对教育的影响

宋代是以教育发达著称的时代，不论是官学、私学还是书院教育蓬勃发展，这得益于当时雕版印刷出来的大量教育资源。北宋建国之初，还是沿袭五代十国时雕版的《九经》等经典经传。但自宋太祖始大力提倡科举取士，民间读书之风盛行，对书籍的渴求程度与日俱增。北宋政府也积极致力于雕印书籍的工作。至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真宗前往国子监视察工作，问祭酒邢昺，国子监现在有多少书版?邢昺答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书版大备。”可见，短短四十余年，书版数量剧增20余倍，不仅有五代时的经书，还刻版了史籍以及对经书的注解，这对读书人无疑是福音。宋代刻书业异常发达，刻书机构不再限于官刻，还有私刻和坊刻。所谓官刻顾名思义为官府机构所刻书版。其中，中央刻书机构为教育主管部门国子监，其所刻书籍被称为“监本”，“监本”沿袭并发展了“五代监本”严谨的作风，其校书过程为“凡一书校勘既毕，送覆勘官，覆勘既毕，送主判管阁官，覆加点校，经三道手续，可谓慎之又慎矣。”，可见对书版的校对近乎苛刻，其所印书籍质量毋庸置疑。除中央外，地方许多部门也都致力于刻书事业，诸如茶盐司、漕司、各级学校等，其中最著名的地方刻书部门当属公使库。公使库为宋代设于各地的政府招待所，专门接待往来官吏的，由于政府部门给公使库拨款充裕，在迎来送往的接待之外，尚有资金盈余，于是公使库便以此资金用于刻书业务。据学者研究，当时苏州、吉州、明州等公使库都兼营刻书业务。此时，还出现了私刻书，所谓私刻是指书香门第及大富之家，利用私财聘请工匠刻书。据叶德辉《书林清话》统计，宋代私刻有岳氏之相台家塾、建邑王氏之世翰堂等三十余家。此外，还有经营图书业务的书坊也参与刻书业务，被称为坊刻。书坊刻书，以谋利为目的，因此其刻书原则是速印速售，故在校勘方面做得较为草率，所刻书籍谬误之处颇多，书的质量不高。更有甚者，民间百姓也有以刻书谋生的，黄宗羲在《传是楼藏书记》中对宋人刻书感叹道“至于细民亦皆转相模锓，以取衣食。”由于宋朝整个社会刻书之风盛行，教学资源被大量建设和复制，书籍的成本和价格也大幅降低，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仁宗天圣二年(1042)将以前手书敕书改为雕版印刷后，出现:“旧制岁募书写费三百千，今模印止三十千。”的情况。学者研究也认为:就晚唐时期相近之抄本与印本书籍价值的比较，和宋明两代关于该二者之概括的文献，可知印刷术的发明，令书籍的价值一般地减低十分之九左右。宋人读书更为便利，苏轼曾感叹“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宋人程师孟对当时社会学习风气感叹道“城里人家半读书，学校未尝虚里巷。”正是因为各类书籍的广泛流布，使以前没有条件读书的人也能在家读书自学，以期能通过科举入仕，极大地促进了古代远程教育的发展。

三、结语

唐代中期印刷术发明之前，我国古代教学资源的复制形式是靠手书，由于手书形式复制效率较低，导致学习资源相对缺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时兴起了佣书业，出现了一批专门靠抄书谋生的人群，但相对于社会巨大的读书需求，这只能算是杯水车薪，当时的教育特别是远程教育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印刷术发明后，只需刻印出一套书版，就可以印刷复制出大量书籍，古代社会学习资源复制效率大幅度提高，学习资源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书籍的价格仅为手书时代的十分之一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以前只能是达官显贵或富有之家才能有的书籍，现在普通百姓也可拥有，自宋代社会读书之风盛行，出现“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的局面，许多人不用进学堂也能在家读到诗书，这极大推动了我国古代远程教育的发展。

作者：张小永 王晓玲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合作办学与实践教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