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少数民族语言生态规划

一、引言

4月21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中英美三国教育专家和翻译专家联合编写的《用英语讲中国故事》丛书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该丛书是国内首套采用中英双语学习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系列图书。书中所有故事均为原创，采用中英文对照形式，分中国风物、中国习俗、中国艺术、中国成就、中国人物、中国精神六大领域编写了最具中国特色的故事200余个。阅读丛书可以在学习高水准的中英双语表达方式的同时，增强自我民族身份认同感。此外，该书还能作为外国朋友学习中文的教材，让更多外国朋友通过阅读这些中国故事了解真实的中国。作为一套借助语言传播文化的丛书，该丛书引起了国内外教育界的高度重视，也是语言传播文化，提升文化交流的一个典范。当今，文化实力在已经上升到国家实力的层面，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JosephS＿Nye，Jr．在《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首次提出“软实力”的概念，并将“文化的吸引力”作为衡量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1］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深化的背景下，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广泛地与世界对话，增强国际话语权，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可以使中国更好地融人国际社会，增加“文化吸引力”，提升国家“软实力”。随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先后印发，我国推进文化“走出去”的力度空前加大。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国56个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语言是文化的一种特殊现象，是文化的载体和文化的传播方式，同时语言的形成和文化的发展相互制约。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英语越来越成为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语言，我国也在各个层次的语言教育体系中开展了英语教育。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无疑为全人类的文化沟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规划涉及少数民族母语、汉语普通话以及英语三种语言的规划。处理好少数民族母语、汉语通用语与英语传播之间的关系，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传播，解决文化失语症，增强语言多样性，文化认同感等方面至关重要，很大程度上来说，縦语言规划就是騰文化规划。

二、“符号域”视域下的语言文化观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Lotman的“符号域”视角提供了由语言切人文化研究的思路。“符号域”是Lotman在1984年《论符号域》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任何一个独立的语言都处于一个符号空间内，只是由于和这个空间互相作用，这个语言才能实现其功能。非独立的语言作为符号单位，应当被看作是不可分解的运作机制，依然是该文化的符号空间所固有的。这个空间我们定义为符号域。”［2］Lotman所指的语言不仅仅指自然语言，还包括各种人造语言符号，这里我们仅仅讨论自然语言。文化是各种符号集合的“符号域”，自然语言为“符号域”中的一种符号，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载体。“符号域”是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中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便于人们将抽象的民族文化活动空间形象化为“符号”，而语言为各种载体符号中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非常宽泛的概念，给文化下一个准确或精确的定义，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Lotman提出“符号域”的概念，便于我们从形象的语言符号切入研究抽象而又宏大的文化系统，使得语言和文化两者的关系更加清晰。当前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语言背后的“文化生态”“文化认同”等视域。作为社会语言学的分支，从20世纪中期开始，语言规划与政策的理论探讨总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3］，其核心是多语现象被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4i，这一阶段的讨论更多的是将语言规划看作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与当时所奉行的单语主义作为官方语言或民族语言来解决多语问题的理念息息相关。第二阶段的语言政策规划者意识到前一阶段规划理论的负面作用及其局限性，认为原有的语言规划与政策是对部分人语言权利的剥夺，这一阶段可视为对前一阶段理论的反思与批判阶段。w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第三阶段的语言规划研究仍然处于形成阶段，在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思潮下，其特点更多的体现在对“语言衰亡”“语言帝国主义”等方面的关注，从而形成了语言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资源”等理念。语言规划者在进人了“语言资源”的时代之后，便将规划语言生态当成了合理利用语言资源的一种方式。

三、语言生态与文化生态

“生态”这一概念最初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H．Haeckel）提出，并首次将其定义为研究动物与有机及无机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因此最初的研究对象是生物个体。如今，生态学已经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的多元文化生态的研究。对于语言的生态研究首次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Voegelin将“生态”一词引人语言领域，创造了“语言生态”（linguisticecology）［6］这一术语，强调了对特定区域内所有语言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初，社会语言学家Haugen在Voegelin的研究基础上创立了系统的语言生态学，将其定义为“语言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并且将语言环境分为心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7］语言生态的心理部分是指语言使用者头脑内多种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部分是指语言与使用此语言的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可见，Haugen的生态语言学是将人们的语言意识形态和社会语言环境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不同于自然生态，有其社会属性，比如使用某种语言的使用者，某种语言使用的社会环境等。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的不同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意识形态不同，不同的社会形态同时受到不同的文化因素影响，语言生态也就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语言文化生态包括语言生态与文化生态两个概念，其中语言生态是语言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对象。［8］由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密不可分，语言规划与政策不仅涉及语言的规划，而且直接与文化有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生态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生态。Schiffinan甚至将隐形语言政策所指的“语言意识形态”称之为“语言文化”。P］全球化时代下的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生态的规划，牵扯到少数民族母语作为文化传承语，汉语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以及少数民族用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的规划。目前汉语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的语言环境已基本形成；汉语普通话作为国内通用语教学的教学环境已基本达到；汉语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和族际交流语的语言意识形态也已深人人心。如在内蒙古地区的一项调查显示，内蒙古地区小学三年级加授汉语后，62％的学生汉语课成绩在85分以上，71．55％的双语教师认为目前小学双语生汉语总体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不同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活力差别较大，少数民族母语作为文化传承语的语言意识形态的规划还需进一步加强，有待进一步对其进行声望规划。在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一个民族说一种语言的比较多，有的民族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在一个民族说几种语言的情况下，民族内部的交际大都使用汉语或其他互相懂得的语言如聚居在甘肃境内的裕固族因为分布地域的原因产生了语言地理隔阂，主要使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裕固语（尧乎尔语）、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裕固语（恩格尔语），以及汉语。可见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具有复杂性。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对我国内地100多种少数民族的语言活力与多样性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除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等6种使用人口2500万以上的语言活力处于安全等级外，其余大多数少数民族语言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濒危甚至死亡状态。可见，少数民族母语的规划迫在眉睫。由于少数民族对于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的认识还不够，所以英语作为少数民族外语的规划有待进一步理清。目前不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英语教学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既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缺乏师资以及教学设施，英语文化普及程度不高的语言社会环境外因，又有少数民族学生由于文化冲突，自身观念的闭塞而导致的学习动机不足的语言意i只形态内因。在这样的语言生态下不少少数民族学生并未意识到在英语学习中参与全球话语身份的重要性，甚至对于外来文化相对于母语文化的异质性表现出困惑，语言焦虑和“文化缺失症”由此而生。全球化的语言文化生态必然会出现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处理不当则会发生语言冲突。少数民族母语作为文化传承语的声望规划，关系到少数民族对于自身文化的认同和母语文化的传承延续；少数民族对于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的地位规划，关系到少数民族参与全球话语的活动，传播自身文化进程的顺利开展。传承母语文化，认识外来语言，才能更好地利用外语传播母语文化，同时在文化对比中加强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反之，处理不好两者关系，一味排斥外来文化则会导致极端民族主义，过度依赖外来文化便会缺失对文化认同，这都会导致“文化失语症＇21世纪多元文化观视角下的“文化缺失症”有其新的内涵。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文化缺失症”不仅是指对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母语文化认识的缺失，还包括英语代表的全球身份的文化的缺失。对相应文化的认同是解决相应文化缺失的直接途径，这就要我们加强语言文化认同来应对文化缺失现象。

四、语言认同与文化认同

不同的语言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因此对某种语言的认同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其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为“认同”的下属概念。文化认同可以在个人或集体参与文化活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这是因为，文化包含了一套某一群体共享的信念和原则，使这一群体区分于其他群体。［UI语言是文化认同的外在表征［12］，是文化认同的重要表现手段［13］。语言的丧失必然会对文化认同带来严重的伤害。Fishman认为：“毁灭一种语言就是毁灭一种根深蒂固的认同。”［14］而且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描述为以一种指向（Indexically）、象征、部分－整体的方式相互联系的。指向是指“与一种文化有紧密的和历时性的关联”，只有语言才能够最好地“表达该文化中的事物和情感”［14］，因此语言的丧失会产生文化错位。May也认为：“理论上，语言也是认同的众多标签之一……实际上往往不止如此”，“孤立的，科学的看待语言与认同的联系可能会认识不到持这种语言的人对这种语言所体验的重要程度”U5］。由此可见，语言不仅是我们表达文化认同的一种工具或手段，还是衡量文化认同程度的一个重要参考点。语言与认同的研究，最初由社会语言学研究者在社会理论的影响下开始关注。20世纪7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Giles提出了交际顺应理论，其关注焦点在于说话者通过口音的调整和方言的转换来表明向受话者的“趋同”或“求异”，从而达到根据环境改变自己的语言和认同的目的。［161Giles和Johnson的民族语言认同理论是从民族语言活力的角度提出的，并提出一套预测民族语言活力的标准：（1）与一个民族群体认同感很强，语言是这个群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2）意识到在他们的群体之外，还有可供选择的其他群体；（3）认为自己的群体的生存力强；（4）认为他们的群体边界僵硬、闭合；（5）与本群体之外其他的社会范畴认同感不强。当以上五个命题全部有效时，则表明维持认同。民族语言认同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语言学习的习得动机，同时这一理论又强调民族群体而非个体的认同，所以也称之为“群际模式”（TheIntergroupModel）〇Bell则从言语风格的角度区分出“听众设计”模式和“参照者”模式来研究说话人通过调整言语风格来表厅C新的认同。｜171LePage和Taboret－Keller的“认同行为”理论中，认为“认同”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一个特别的人，范畴或样本被识别出来”，另一个是“将某个实体视为更大实体的一部分”［18］，这体现出了语言认同行为的复杂和多维性。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将社会空间或社会关系网比作“资本”，区分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更是将语言作为“文化资本”的一种形式，将口音作为“惯习”的一种，是一种实践行为同时又可以强化认同的行为。［19］Lave和Wenger用“实践共同体”的概念来建构认同。＾“实践共同体”概念是由温格借鉴了Anderson的“想象共同体”提出的，并在1998年出版的《实践共同体：学习，意义与认同》一书中发展了这个概念，而且将“共享的话语或意义交流方式”作为形成实践共同体的条件。？实践共同体和想象共同体作为建构论视角下的认同理论，其核心是共同体成员的联结和归属，而语言作为交流的一种方式，便是建立归属认同的核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二语习得领域开始研究语言与认同的关系。Norton的“二语投资”概念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二语系的动机原因，体现了个人心理因素的“学习动机”向社会集体文化的“学习投资”方向发展，并展开实证研究来论证二语学习的投资和认同的变化。［221Norton认为：“对目的语的投资，也就是学习认同者对其社会认同的投资，这种认同是随着时空不断变化的。”［221近年来Norton进一步借鉴了Wenger的理论，将“共同体”的概念引人到二语研究之中，构建了语言习得的“想象共同体”，认为每一个想象共同体都前设了一种想象认同，学习者对目的语的投资必须置于这一情景中去理解。［22］以Lantolf为首的“新维果茨基学派”在维果茨基文化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了认知发展的“社会文化理论＇与Norton—样表现出了社会文化取向。Lantolf等人突出强调了语言符号在个人认知和语言社会文化环境中间的中介作用，并采用大量实证研究来揭示二语习得者的“自我建构”过程。1231D6myei在Norton等倡导的新兴社会文化学派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正和改进，提出了二语习得的“自我系统”，从而将学习者的“动机”与自我认同联系起来。［24］自我系统注重个体在情景中与环境互动而发展认同的特征，进一步体现了语言与认同研究的建构主义转向。语言与认同的研究经历了结构观到建构观的转向，结构观过分强调了社会结构因素的制约性，对个体或群体的主体作用关注不够。后现代主义者视认同为偶然的，流动的，人为建构的。因此，当前学界普遍认为，认同是一个多元、动态的概念。网不同语言与不同的认同之间存在动态关联的关系。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认同当下主要包括对汉语、少数民族语以及愈加普及的英语的认同，多元认同在全球化时代下的核心在于认同共同体的建构。母语认同体现了族群的文化认同，对不2019年第4期文化“走出去”语言需先行——浅议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规划同语言的不同认同则表现了对不同语言背后所代表的不同文化的认同。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少数民族对于母语的认同体现了对母语文化传承的认同，对于汉语普通话普及的认同体现了中华民族集体视角下的国家认同，对于英语学习的认同则体现出对于参与全球话语身份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的变化也体现了文化的时代特征，认同不可避免地处于一个动态的建构进程中。对此，我们可以借用共同体的概念来阐明语言文化认同的建构。

五、三个共同体的建构

Joseph认为语言少数族群体的身份认同分为三类：通过少数族语言所表达出的认同表达；通过大语种语言所表现出的认同表达；在少数族语言和大语种语言之间进行转换所表达出的认同表达。［261多语社会以及多元文化时代，语言切换的背后表达了对不同的文化认同，我国少数民族在新时代下的母语文化应当在符合当代的语言文化环境的特点下，构建出多元文化认同下的文化共同体。少数民族族裔语言的濒危问题已经引起了全世界语言政策规划者的关注，如何应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濒危问题迫在眉睫。在全世界约6000种语言中，只有约600种被认为是安全语言，或者反过来说，90％不享有声望或人口分布不广的语言在本世纪可能会灭绝。P？1在我们加强多语教育，积极弘扬中华文化的今天，英语是最好的媒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英语已经成为国际商贸、学术交流、国际航空、海运和网络交流的用语，是对外传播族群文化、参与国际话语的重要工具。在过去数十年中，英语已经出现超民族发展的势头，这使得英语摆脱了英国，特别是美国的根，而独立生存。英语在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必然带来广泛的语言接触现象，随之语言与认同的复杂关系进一步突显出来。正如英国语言学家Gmddol所说的“英语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定义国家认同和个人认同”丨28］，时代形势需要我们拓宽少数民族传统的民－汉“双语教学”的新视野，对英语传播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加强少数民族母语文化传承的功能予以发掘。对不同语言的不同认同代表了对各种语言背后所代表的多元文化的认同，建构语言认同一定程度上就是建构文化认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规划涉及到少数民族语言、汉语以及英语这三种语言生态的规划。我们可以通过不同共同体的建构来规划好三种不同语言背后所代表的文化认同。语言教育是文化教育最直接的方式。曾经不少人对于英汉双语教育表现出“忽视汉语论”和“英语至上论”的担忧。对于少数民族的多语教学，我们更应处理平衡好民汉英三语之间的关系。历史证明，外来语言文化的传播只会促使本土语言得到发展，促使词汇扩充以及句式结构的创新，使得语言与时俱进，不至于衰退死亡。做好语言规划就是做好文化认同规划。对英语文化的认同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英语的习得动机和习得投资等语言行为，为我国各族人民融人全球化时代背景，参与全球话语权，传播多元中华文化等方面发挥着建构“全球文化共同体”认同的作用；汉语扮演着我国各族人民之间族际交流语的角色，对汉语的“国家文化共同体”认同的构建有助于形成集体认同视角下的共同体建设；少数民族语言作为母语文化传承语，对保护语传承我少数民族文化，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发挥着构建“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作用。做好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少数民族母语作为文化传承语，英语作为全球通用的语言规划工作，对少数民族建构新时代多元文化身份认同，对少数民族母语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走出去”至关重要。少数族群的三个“共同体”的建构，借助汉语、少数民族母语以及英语作为外来文化语的规划，才能更好地建构起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认同下的“国家文化共同体”，少数民族母语作为文化传承语认同下的“民族文化共同体”，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认同下的“人类文化共同体”。“三个共同体”相辅相成，既利于凝聚国家集体认同，又利于应对少数民族“文化缺失症”，还对中华民族文化“走出去”添了一份力。

六、结语

多元文化与多语社会已成为时代特征。“语言工具论”有其时代局限，已经难以简单的以“工具”的观点来衡量语言对于文化认同的作用，已经无法满足多元文化以及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从多快好省的培养外语人才，学好英语”到加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考察，充分体现了语文作文母语学科的重要地位”［29］。语言教育越来越多的带有了“文化教育”的性质，语言规划则越来越多的带有了“文化规划”的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它成为我们进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成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基本遵循。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深化的背景下，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更加广泛地与世界对话，增强国际话语权，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可以使中国更好地融人国际社会。今天的中国正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需要世界理解。而要实现真正的跨文化交流，第一个关口是消除语言的隔阂。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作为中华民族语言文化大家庭中的一份子，更应当发挥好其“情感依存，身份认同”的隐形文化功能。［3°］规划好新时代下我国少数民族的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母语作为文化传承语，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的关系，营造良好的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增强少数民族多元语言文化的认同与理解，建构好汉语文化认同下的“国家文化共同体”，少数民族母语文化认同下的“民族文化共同体”，英语文化认同下的“人类文化共同体”，以便更好地让中华文化“走出去”，共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闵杰 单位:西京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