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思想助益公共服务浅议

［提要］第三次分配深深植根于历史情境与现实指向之中。通过梳理历史源泉、精神凝练与现实指向，以中国社会思想史为演绎主轴，以历史分期为经，以主要人物的思想与行动为纬，进行选取和解释，将中国社会的第三次分配思想置于时空方位之中进行审视、抽绎和澄清，发现第三次分配精神所展现道义性与历史性，其中道义性体现于中华文化词源谱系，历史性植根于社区实践，因此探析第三次分配的思想遗产对公共服务提供的价值仍具有积极作用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第三次分配；慈善思想；分配正义；中国社会思想史

一方面第三次分配兴起于财富大量涌流的时代，主要行动者为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及法人，他们更积极地从事公益性捐赠；另一方面第三次分配有其肥沃的社会性土壤，植根于中国集体性情境，于中国的名家词源谱系、家族历史传统、现代过程发酵中皆有迹可循。

一、词源谱系：“道义”规训的表征内涵

第三次分配触及到中国历史长期演化过程中的分配正义问题，多涉及平均主义、普惠思想与差距缩小思维。然而，纵观历史长河可以发现，第三次分配与道义规训紧密相连，既有对大道之体会与中国社会的阐释，又有对天下命运走向的解释和预测，蕴藏着广袤而深邃的协和万邦的慈善思想。首先，若根据词源推考，“道”一词可追溯至诸子百家，成为探求为人处世的气质禀赋与智慧渗透的滥觞。在《道德经》中，意指规律，“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其中，规律含义被“万理之所稽”的韩非子承接，而本真状态则被孔孟儒学所沿袭，认为“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道”原指途径，引申为正途与理想，而义则可释为“宜”推及适当，再推及正当、对贤者尊敬，有如使贤者得到适当回报，合人心与社会正义的要求。而“道”与“义”的衔接，是为分配正义的彰显与阐扬，“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道义是天地造化与养育功能的助成，是圣人的坦途，不可偏废：“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统摄道义与完善人格需要阐扬以至诚之心尽人性，而“道”与“义”的分野，在于道亦有着落实到行为上、进行努力的意指，并最终以义筹划天下。“唯天下至诚……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由此可见，“道义”自圣贤书籍参照以来便带有第三次分配的内核性特征，遵循着事物的衍生化育。其次，若援引《周易》进行卦象释义，可从世界观与哲理俯瞰获得思考。《周易·系辞上传》所言“形而上谓之道”赋予了道哲理上的终极关怀向度，而《周易·大有卦》则指出“财富升维，物必归焉；富人升维，成就君子；社会升维，顺天休命”，并且“富以善德固之：喻财富向善，至善无疆”。也就是说，遵道、修德、向善是第三次分配的巨大驱动力，是道义的凝练与升华、集中于体现，因此“从善如流”的是自我实现并被社会所认可的高尚君子。初次分配是劳动和资本的零和博弈，而在第一次分配中，财富的原始积累导致贫富差距难以避免；第二次分配时，引入公共政治权力进行转移，带来公平正义；第三次分配则引导财富向善之升维，是比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更高维的财富分配机制。最后，若遵循王国维、陈寅恪坚持回溯民情中体察的社会科学传统，考据社会结构与地方性知识及其历史传统沉淀可发现，中国幅员辽阔，历史绵延悠久，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崇德向善、扶贫纾难、匡急赈贫、睦邻友好、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其中，儒家名士缙绅之族既有推己及人之思，又有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之德，反对野有饿莩而熟视无睹，“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管子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思想中亦详细阐述了养老、宽疾、合独的“九惠之教”，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儒家所提倡的崇礼义、退财利的高远理想世代相传，汉代的儒、法、墨、阴阳杂糅的《淮南子》亦将社会纷争归咎于人众财寡以至于“贫者无立锥之地”，儒释道三源合流的文化底蕴赋予了道义更加丰沛的内涵：儒家的旌德善治、天下为公，佛法的无执无我、因果善恶以及道家的天人合一、功成弗居思想，都已日臻达善的认知境界，这些是促进第三次分配的思想宝库和不竭源泉，当深入探析，古为今用，发扬光大。

二、士绅发轫：“历史”起源锚定的思想涌现

为避免陷入现代规范伦理学过于追求普遍性与理性化的伦理教条、割裂伦理与现实生活联系的窠臼，故将传统伦理理念及语言分析糅合，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既有强调“义理人情”的价值观念，亦有在伦理意识的约束下，一方施恩与一方报恩的契约观念，以及从礼物流动中可以窥探到的等级支配关系。而若分析分配的道义性渊源，则需分析农民生活秩序中的各种技术性、社会性的社会安排———村庄土地作为共有成为农户避免风险、确保最低收入的乡土中国的特有内容。首先，薪火相传的家族传统、伦理秩序、睦邻规范成为道德力量推动财富向善的社会基础。土地集体公有是“对生存安全、福利提供的一种保护性反映，这种群体生存方式产生了延绵不断的社会关系再造，而人们最为熟悉的是宗族或家族体系”。由此，差序思想、亲亲伦理得以产生，“感恩”与“报恩”的观念成为人们除自给自足外，在收获丰饶时回馈乡里的行动逻辑———潜藏着报恩较之于直接资助以飨弱贫的文化性依据。随着家族与村社的扩大，家国的建立，传统中国治理结构央-地两个范畴，其底层是地方性的管制单位，国家与社会形成互不干扰的秩序中心，即实质管辖意义的地方体和象征意义的国家权威分立，并成为制度化的社会控制。遍读泛览经史子集、历游考察山东河北诸省的顾炎武亦指出强宗大族进行分配安排的途径。其次，温馨和谐、守望相助的社区共同体成为推动财富向善的积极过程。与外国早期社会部落中头领邀名钓誉、敛聚财富，通过公开展示作为礼物加以馈赠的财富而创推动等级化向上物品积累、加剧社会贫富分化不同，在皇权不下县的基本结构中，地方乡绅起而治地方实体，他们通过自致性与文化性的公共身份获得，道德化的力量辐射、集体资产积累的实践、私人领域的扩展，掌握将扩充财产的私益事与守护地方秩序安全的公益事一致化的能力，利用地方公共财产操办经济事业（育婴堂、恤抚局粥厂义仓），进行地方学务操办（设馆授徒，修建社学义学，维修贡院，修撰地方志）、地方公务（水利、桥梁、津渡），以及治安（团练）、执法（断案与调节）等公共事务的操办成为乡里之望，获得公共身份，并由此将扩充财产的私益事与地方社会的安全秩序的公益事进行一致化以常保不殆，同时绅权总是设法避免与吏官权的瓜葛，保持着对地方负责的态度，应付官府等事务，造福着一方水土。再次，朝廷兴办的诸如慈幼庄等各类慈善机构成为对第三次分配惠民的充分肯定，政府亦极为关注劳教建设、乡村的贫苦转型以顺民、养民、安民，促进社会整合。中国自西周籍载册以来便有敬德保民的思想，提出“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制民之产”是孟子思想的重要关切。隋文帝时，由民间自行筹措资金、积蓄谷钱的“社仓”兴起，不仅解救急难，而且在周济行旅的同时平抑了物价。农村合作社也在社会保障的农村合作医疗方面进行实验创新：社员及非社员、本村与邻村“有求必应，概不收费”；公推马万苍为经理（系义务职），每逢春季“施种牛痘”。此外，诸如蠡县中滑村社、完县北大悲社、无极县北丰村社等优良社均“自制药材，廉价出售，并设施药局以济病人”，为社员及村民看病吃药提供了不少方便。这些早期农村合作社的医疗设施已经揭示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诞生。在《平民建设与乡村建设运动》中亦有水利设施服务的提及：定县实验中曾前往四川水利工程学习并且能释放人民潜在的能量。其中，水利兴修、农牧改革，并持有文教、慈善事业与社会的良性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勉力赈灾、助残建院，并提出建制的设想，认为自己辗转募集慈善资金，是为了弥补自治、社会教化的现有不足，是为第三次分配促进公共服务，特别是促进地方事业的发展、地方社会的自治，属于国家结构分权而治与有效建设地方社会的范畴。最后，在风雨如晦、民族处于危难之际的明末清初，随着全球现代化的势位压力汹涌而至，传统中国城池营垒的逐步沦陷，中西方之间的社会交流日益增多，外国基督教平等博爱的观念先导和红十字会的理念本土化以来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破土而出，慈善逐渐从宗族哺育、共同体抚养中脱胎，形成社会救助组织性力量，成为承袭民间善举、推动民族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民群之变端由此可察，以民族企业家为代表的“明分”开始集合成慈善的力量。以实业家张謇为例，其在以经商著称、为国家政权体系筹谋的同时，也开诸多义赈活动先河，并广泛地以个人出资的形式进行包括水利、交通、公益、慈善诸事的公共服务建设。

三、结论

传统文化中第三次分配推动公共福祉累积的思想遗产在选择性变迁与时代性扬弃中并没有变得陈腐与迂阔，而添注了道义性、历史性、现代性色彩。这是中国本土的内在品质、精神品格、资质禀赋、动力使然。现代性的阐扬体现出宽阔的论域，是对经世致用的扬弃，并与塑造单向度的人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制度相区隔，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公共理性社会理想。与此对照，拥有第三次分配仁义道德理念的中国讲究的是“人相偶”的交互作用与困难相恤———“能近取譬”。研究通过梳理精神凝练、历史源泉与现实指向，将中国社会人物的公共服务提供思想置于时空方位之中进行审视和抽绎，对第三次分配思想进行历史源流倒溯，并在次基础上对未来进行畅想。首先，发展第三次分配要阐明并且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资源禀赋，明千古之圣学，以共同富裕为鸿鹄，匡急赈贫，撬动社会资源，实现周代以来业已提出的“保息六策”的慈善道德思想，以恤贫、慈幼、赈穷、养老、宽疾、安富。在老幼关爱、青少年辅导、残障扶助、教育支持、医疗诊治、法律帮助、抗震救灾等方面调动同理之心、恻隐之心，用助残匡弱的仁儒之心、积善行德的付出之心、因果回馈的交感之心等因素与形成财富向善的积极的社会过程，使得物质财富、公共服务、社会幸福感多方面充盈。其次，发展第三次分配要注重社区共同体的氛围营造与社区睦邻友好互相帮扶精神传承。社区作为社会基层的末梢、社会的毛细血管，具有精细化服务提供与困难救济的作用。社区营造既能够更好地进行政策落地、资源链接、赋权增能，又能够符合慈善事业常态化、平民化、创新化的需求，而民生微项目也成为地区经验的重要创制。时至今日，持守桑梓，回馈社区，培植乡土精神成为人们的青睐性选择。随着我国“七位一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号角吹响，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旗帜日益鲜明，社区成为财富传承重要形态的愿景指日可待。最后，发展第三次分配要健全公信力机制与立法途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慈善家受到媒体的关注、政府的表彰、社会的好评，慈善事业已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物资输送更是将民间公益推向高潮。但同时也存在着武汉红十字会等不得民心的事实。当下，国家经历了治理手段上从总体性社会到技术性治理、治理形态上从汲取型到悬浮型的转变，宪法、政府机构、法院建制、代表会议等属于国家或公民社会各种组织之间的关系的创制成为政策、学理、实证的重要关照，国家立法保障第三次分配成为基础性安排，履行公信力筛查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谢遐龄，曾亦，郭晓东.中国社会思想史（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张静.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3］王先明.近代绅士［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4］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5］李建华，刘畅.道德空间：内涵、维度与建构［J］.社会科学战线，2021（09）.

［6］渠敬东.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J］.社会，2019.39（01）.

作者:黎心韵 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