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精选(九篇)

第1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范文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中央集权；托克维尔

一、旧制度下的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托克维尔称之为以“宗教改革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并解释为“一切国内革命及政治革命都有一个祖国并局限于这个范围内，法国革命却没有自己的组域不仅如此，它的影响可以说从地图上抹掉了所有的旧国界”因为法国革命在社会政府问题上，始终追溯到更普遍性的，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法国革命能为一切人理解，并轻而易举地接受这些准则，能到处为人仿效。上个世纪是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传统社会走向瓦解和现代社会逐渐兴起，欧美的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茶，欧洲中世纪的贵族日益没落，美国的民主完全取得统治地位，托克维尔坚信“民主即将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

全书贯穿着一个主旨，自由。托克维尔认为，法国之所以会发生大革命，而没有实现英国那样的改良式改革，原因就在于法国有精神自由，而无政治自由。什么才是自由？即个人财产、言论、精神独立不受侵犯。托克维尔认为，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主要有两类：一是贵族，二是教士。他们因为财产上的独立而导致精神上的独立。他们有着自己的思想，不畏权贵，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等人类普遍道德。

结合现今社会，在当代人看来，民主主要指一种政治制度或政府形式，包涵了自由和平等两种价值，托克维尔笔下的民主更倾向于平等，“显示民主时代的特点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份平等在民主时代鼓励人民前进的主要是激情，是对这种平等的热爱”。在这个时代大潮中，法国人民是以追求自由平等开始大革命的，“那时对平等和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他们的心灵，他们不仅要求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并且，恰恰是路易十六开始的改革，法国人民获得了部分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却引发了大革命，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

二、以史为鉴的借鉴规律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指出的社会转型规律有以下几条，但是，这些规律属于符合大体情形的相对真理，并非绝对不变的绝对真理：

（一）民主自由是必然的大趋势

民主是世界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势不可挡；自由是人性需求，也是人心所向，社会转型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结果，任何形式的专制制度都无法做至万世一系，更不可能亘古不变，不思变革，拖延变革等于死，拒绝阻挠变革，丧失改良机遇等于找死；抗拒变革只会制造革命者，势必引发暴力革命，最终自取灭亡。不断的改革改良，可以解决规则与规律的冲突，化解社会矛盾，避免急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

（二）政治革命势必摧枯拉朽

“政治革命势必改变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的社会形式，因此，就需要同时进攻所有现存的权力机构，毁灭所有公认的影响，祛除种种传统，更新风尚与习惯”托克维尔认识到的这一规律符合法国历史与实际，符合法国式的激进革命形式，但是，不适用英美文化背景下的保守改良型国家，也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发展情形。中国的社会转型只会改变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观的政治传统，难以彻底改变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民俗与民间传统。

（三）革命具有突然性

法国革命是一件长期工作的最后完成，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会倒塌，法国革命的业绩是以突然方式完成了需要长时期才能一点一滴完成的事清。的确，革命的突然发生，其结果具有必然性，但发生的时间与方式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例如中国的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和满清帝制终结就是最好的例证。

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只是在旧制度末期的时代条件下，这种腐败没有带来经济的凋敝，相反却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然而也正是这种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不难找到一些对现实中国特别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一）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社会发展，树立正确的稳定观。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必然带来社会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往往会带来急遽的社会不稳定。农民负担减轻了，农村也不一定会稳定。人民收入增长了，社会也不一定稳定。要谋求社会稳定和谐仅仅靠发展经济是不行的。托克维尔早已认识到这个道理，可惜的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却没有认识到这个规律，或者是忽视了这个规律，导致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背后仍然存在着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差别增大等问题。绝不可迷信“经济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发展并不必然能解决一切问题，关键是看要什么样的发展。过去强调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实际上就是“把经济搞上去是最大的政治”的等同，就是对物质增长和GDP的盲目崇拜，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这只能是阶段性的。至少是“让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再次，是实现社会全面的发展，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二）必须让各阶级阶层共享社会发展果实、共同富裕，从而实现各阶级阶层和睦相处，为建立和谐社会奠定阶级阶层基础和谐社会在人与人即社会层面上应该表现阶级阶层间的和睦相处，没有这种和睦相处就不能称为和谐社会，否则就是社会动荡或革命。无论是过去讲阶级还是现在讲阶层，不可回避的是：阶级与阶层间的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把这种矛盾冲突控制在社会即各阶级阶层都能承受的水平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政治学理论都认为，阶级阶层间冲突和矛盾的根源主要是经济利益冲突，而经济利益冲突主要是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公”都从一定程度体现了这个规律。要采取转移支付等手段加大帮扶力度，重视解决快速城市化进程下城市平民和农村农民边缘化的问题，加快农村发展，并引导低收入阶层抛弃“仇富”心理。同时要推进阶级阶层间正常合理的流动重组，促进互信互助和阶级阶层间的包容。

参考文献：

[1][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馆，1997

[2]李宏图.从贵族的自由到民主的自由[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

第2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范文

最近，《旧制度与大革命》又热了起来，先是有经济学家传言，在一个主管经济工作的高层领导案头发现有这本书，这引起人们好奇。后来，地产大佬任志强又在微博里提到，央行副行长易纲推荐大家阅读这本书，认为该书有助于反思中国的。这是否反映了高层的某种共同认识？终于，在2012年11月30日的一次会议上，对与会专家学者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会引起政府高层的频频推荐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作者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是法国贵族，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他的思想却倾向自由主义。短短的一生中，他就经历了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他曾经是法国的外交部长，出于对政治的失望，后期安心写作。

他在35岁时写的《论美国的民主》到现在还是研究美国民主的必读书，也是这本书让他声名鹊起。他41岁时完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是一部经典。托克维尔1852年开始为这本书做研究，花了一年时间阅读旧的档案和文件，做采访，甚至还发放调查问卷。1856年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距离法国大革命爆发（1789年）仅67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托克维尔只写了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现状，原本他还准备写第二卷，还没写到大革命便于1859年因病去世了。

托克维尔开宗明义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法国大革命曾经在中国是显学。一般来说，中国革命受到的影响一是来自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另一个就是法国的大革命，所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兴起过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经过了激烈的讨论甚至社会动荡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识到必须要告别革命，拥抱改革。“告别革命”论对辛亥革命以来一系列革命运动进行了根本性质疑，由此带来的不仅是对法国大革命的重新审视，更是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全面反思。

但是，《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讲述法国大革命的书，还指出了改革的危险。

托克维尔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就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的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压力减轻他们就会猛力把它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府几乎总是比他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够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1788年，波尔多的贸易额比利物浦还高；海上贸易在法国比在英国发展更快，贸易额在20年里增长了一倍。

第3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范文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酝酿于1850年，这时法国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虽然革命震荡的余波还在延续，但三十年已是一个可以让人们具有历史眼光的时间距离。这时，因《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而震撼思想界、36岁就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托克维尔，把他探究的眼光投向了法国革命。1850年12月，托克维尔给他的朋友写信，“我一直在酝酿写一部新著”，“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设法说明和使人明白构成这个时代链条的主要环节那些重大事件的原因、特点、意义”。“这些思想不仅涉及这个时期。而且涉及此前和此后的时期。涉及它的特点，涉及完成帝国的那位卓越人物，涉及他给法国大革命运动、国家命运以及整个欧洲命运昭示的方向。”（《1日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导言《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响史资料》，第1—2页）可见，托克维尔要做的，不是叙述历史而是思考历史；不是涉及某一具体时段的过去的历史，而是昭示发展方向的关乎未来的历史，是“可以把它强烈的光线投向前一个时代与后一个时代”（托克维尔：前引书，第3页）的历史。为此，托克维尔选择了“伟大”而“独特”的法国大革命作为事实基础，来聚集并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思想。他为这本书做了5年精心细致而艰苦卓绝的资料和思想准备。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出版。就在同一年，英国、美国及德国等国有这本书的译著出版。135年后，有了中译本。

那么，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

全书共3编，由25个问题组成，每一个问题都直逼法国革命和法国历史的深处。这里列举其要例：“大革命如何是以一场宗教革命形式开始的政治革命，其原因何在？”、“何以几乎全欧洲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它们如何到处陷于崩溃？”、“为什么封建权力在法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憎恶？”、“法国革命特有的历史功绩是什么？”、“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政治自由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如何导致了几乎所有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旧制度下自由的种类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竟比13世纪还糟？”、“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最繁荣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大革命如何从以往事物中自动产生？”

不难看出，这一连串问题围绕的中心议题是探讨法国革命发生的历史原因，揭示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在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联系找寻的过程中，在对诸如革命爆发的时机、社会公平与个人自由的关系、经济繁荣对革命的启示、政府改革对革命的影响等问题的思考中，托克维尔展示了他的俯拾即是的真知灼见，完成了对法国革命的历史哲学思考。这里仅举以下两例说明：

革命源自它所针对的旧制度的腐朽和旧制度统治者的没落。托克维尔指出，在法国。专制王权的发展使得贵族不再行使中世纪以来的管理职能，但贵族还享受着免税特权和在社会生活一切方面优先的特权，这使得法国的封建权力令人特别不能容忍，比在其他国家更加令人憎恶。因为这些权力“全都损害土地耕种者的利益”。不管农民干什么，贵族及其特权都“搅扰他的幸福，妨碍他的劳动，吞食他的产品”，“请设想一下这位农民的处境、需求、特征和感情，并计算—下，若你能够的话，农民心中积郁了多少仇恨与嫉妒”（托克维尔，前引书，第72-7顶）。旧制度下法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时时发生的极度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是引起人民愤怒、引发革命的根本原因。

第4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范文

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这本书就有了中文译本。具有史学或政治学背景的人，多半是知道托克维尔的，若是学世界史或政治学，其著作甚至是必须精研的。只不过，这仅仅只是限于学术界的小范围而已。直到2012年11月底，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同志在一次会议上亲自推荐此书，这本书的知名度才迅速冲出史学爱好者的小圈子，成为社会舆论和公共领域的聚焦点。为什么一本生涩厚重的西方史学经典，能突然间在当前功利之心充盈的社会中风靡呢？这其间，究竟蕴涵着怎样的思想和现实背景呢？

众所周知，革命，是近现代中国，乃至近现代世界的不变主题之一。一部17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说到底，就是一部革命史，从封建时代的农民革命，到蕴涵着近现代思想启蒙的资产阶级革命，再到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大时代的风云诡谲，小人物的辛酸苦辣，无不被革命的巨浪裹挟前进。世界也是如此，从英国的光荣革命，到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再到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一部世界史的重要节点，几乎都是由革命来标注的。可是，究竟革命的真谛是什么？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还没有定论。亚里士多德认为，革命是一种发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手段。古罗马的史学家认为，革命是一种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美国的政治学家认为，革命是权力转移的方式。而最被我们当前的主流价值观所认可的一种诠释，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是政治的最高行动。

在托克维尔这个虔诚的自由主义者眼中，革命却有着非同一般的不确定性，正义与邪恶、妥协与暴力、自由与独裁、民主与专制、理想与现实，这些截然不同的面向，或许都会以革命之名显现。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席卷欧洲大陆近半个世纪的大革命，它的惨烈，它的多变，它的持续之长，它的影响之大，可以说是近世以来，世界革命长征路途中的一个灯塔。通过对这个复杂案例抽丝剥茧式地考察，《旧制度与大革命》不仅为我们展开一轴波澜壮阔的革命画卷，而且为我们细致解读革命提供了一串密码。

密码一：革命的目标可能是崇高的，但革命的成果却不一定有多崇高，某种程度上讲，它甚至是旧制度的延续和发展。书中，托克维尔历数法国革命之后的种种“异化”――“一个比大革命所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取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又不能进行选择……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

密码二：旧制度和旧习俗的强大惯性，让革命过程异常惨烈反复。托克维尔认为，革命虽然是要旧制度和旧习俗，但是，任何革命之后的政权却不得不建立在旧制度和旧习俗之上，这也就使得新政权看起来比旧政权强大百倍，可同时，却有着不可避免的弱点。这一弱点，往往会让革命成果的巩固显得很艰难。

密码三：革命的爆发经常很诡异。托克维尔认为，革命的预兆通常令人难以把握。通过对大量文献和保密文件的分析，他揭示出革命爆发的几大诡异之处：革命一般不在旧制度积弊最大，人民所受苛政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它往往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大革命爆发的节点，一般不是旧制度最衰弱的时候，反而是其最繁荣的时候；有时候，统治者为减轻人民负担而进行的改革举措反而会激怒人民，成为革命的导火索。

第5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范文

试述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

中国半殖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1)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旧民主主义已经让位于新民主主义。 (2)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任务都是对外****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对内****封建地主的阶级压迫，但两者之间有着原则区别。①是革命领导权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是资产阶级，工人阶段只是追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则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 ②是时代条件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范畴;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范畴。 ③是革命的指导思想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④是革命目标与革命前途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要在中国建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只有认清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6.试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及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历史教训。

(1)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来说，这一革命的前途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国民主革命已经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将由无产阶级领导，其前途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2)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旧民主主义已经让位于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两者之间有着原则区别。一是革命领导权不同;二是时代条件不同;三是革命的指导思想不同，因而，革命目标与革命前途也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要在中国建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3)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只有认清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又认清两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两种革命的关系是"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4)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上，党内曾经流行过两种错误倾向：一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割裂两个革命之间的衔接，只看到两者的区别，没有认识两者的联系，要在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二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混淆两个革命的界限，主张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搞所谓"无间断"的革命，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两种错误都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在实践中造成了巨大损失。

怎样理解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

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过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后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把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明确概括为："没收封建阶段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1)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这一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①农民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因为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土地制度极不合理，不到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掌握了70%~80%的土地，占农村人口总数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者只有20%~30%的土地。 ②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关系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是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根源。因此，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实现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这就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 ③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消灭封建的生产关系，广大农民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这将解放农村生产力，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人民革命战争提供物质基础;也使工农联盟得以巩固，推动农村人民政权的建设;并为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发展农业合作经济，创造必要的前提。(2)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 ①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形成，抗战时期达到顶峰，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它同外国垄断资本、本国地主经济相结合，成为买办、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代表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不仅压迫工人和农民，而且压迫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严重地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②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总额的2/3，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并垄断全国的金融业。③没收官僚资本具有双重的革命性质：一方面反帝反封建、摧毁******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解决大资产阶级与官僚资本问题，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④完成没收官僚资本的革命任务，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没收占垄断地位的官僚资本，使新民主主义国家掌握了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其次，无产阶级可以利用由官僚资本转化而来的经济力量，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及相应的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基础。(3)保护民族工商业。民族工商业是民族资本家经营的那部分企业。中国共产党在对待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曾出过偏差，走过弯路。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主要原因如下：①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②是由民族资本的特点决定的。民族资本占现代工业的10%，大多数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保护和发展它们，对支援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国民经济均有重要意义。③是由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表现决定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民主革命，是团结与争取的对象。 ④是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团结全国的知识分子、爱国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因此，在新民主主义国家权力达到的地方，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必须给予保护。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必须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

第6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范文

读书也未必非一本读完了再读另一本。比如，五六本书同时交替着读又如何？我的感觉是非常有意思，如果这些书的话题相近，则更加便于思考某些问题，虽然免不了有走马观花之嫌。

不过，近来不经意间还是如此这般地尝试了一回。

先是把目光投向了托克维尔的两本热门书《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别看这是一位200多年前出身于贵族的法国史学大家，所写之书却无论从内容论述到逻辑框架，都没有丝毫的学究气，绝无三流学术著作常见的那种寻章摘句掉书袋的拙劣文风，甚至让人感到一看就明白，达到了我一贯认为“用大白话说真理”的至高境界。

《论美国的民主》简直就是一块厚厚的砖头，上下两卷洋洋55万言，但看每章的标题，读者会因其突破常规而眼前一亮。“为什么可以严格地说美国是由人民统治的”、“为什么民主国家爱平等比爱自由更热烈和更持久”、“为什么美国人身在幸福之中还心神不宁”，难以想象，一本五六百页的大书，竟是作者用数十个诸如此类的题目自问自答完成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篇幅要小得多，却别出心裁地开创了研究旧制度的新视野，且从独特的路径揭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而成为世界史学上的奇葩。然而，这本书在1856年问世后，却长期备受冷落，湮没无闻于世界风云变幻之中，直至最近数十年才在西方走俏。格外耐人寻味的是，去年以来托氏的著作突然受到中国北京高层的推崇，不知个中有何玄机。

托克维尔被称为19世纪最聪明的法国人之一。这种聪明并非浅薄平庸的自以为是，而是跳出惯常的思维模式，发现了一系列看似不合常理又到处存在的悖论。“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不仅一如既往地保持其“问题史学”的抢眼风格，更以其超越时代局限的远见卓识扬名立万，乃至今天还被人津津乐道。

这确实令人困惑。如果说旧制度成为大革命的催生婆不可抗拒，那么大厦轰然倒塌分崩离析的一切又是从哪里开始的？托克维尔的回答是：“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改革的时刻。”

这是更加不可思议的结论。按此逻辑演绎，当旧制度按下启动自身改革的按钮之时，便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之日。难道真的事与愿违，改革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在经历了1789年法国那场血腥的革命之后，这骚动不安的星球上还有过自我摧毁的悲剧演出吗？

如此设问的背后，当然是指苏联的解体，这可是一个超级大国无可挽回地从辉煌走向死亡的故事。此刻穿越时光，重返二十余年前十月革命的故乡，那一党独大一权独专的国家垮塌的一幕依然惊心动魄。

我的面前放着三本书，记录了旧制度废墟上曾经发生的一切。

《苏联解体亲历记》是前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出版于1996年的全景式报告，书中详细披露了苏联的全过程，及其在诸多关键时刻对事件的直接参与推动。这是一本完全按照西方社会价值观描述的苏联解体目击记，难免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却真实详尽、丝丝入扣地还原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相比之下，李慎明主编的《苏联解体》和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基本上都是当事人在事件发生二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前者收录了包括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等在内的前苏联政要的回忆录、访谈，以及专家学者的深度研究与解析等；后者则是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十多年来，对自己党国衰亡的痛定思痛之作，可渗透于字里行间的怨妇式怒气让人读来颇感不爽。

对于一个超级大国在昂然屹立70多年后的顷刻土崩瓦解，无论有多少种解释解读解构都不为过。我感兴趣的是，这场变局的引爆是否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危险始于国家繁荣时期推进的改革？

说是“顷刻土崩瓦解”不免夸张。一个癌症病人的死亡，通常经历了漫长的病变过程，一个国家的解体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苏联而言，不幸的是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恰恰成了自我输入党和国家肌体的致命病毒。如果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算起，“改革病毒”的逐步发作直至1991年底最终前后历时达6年之久，而世人只记住了叶利钦退出共产党和戈尔巴乔夫宣布终止共产党活动那一刻。一个以暴力沙俄旧制度的党和国家，又登峰造极存活了那么久，突然有一天销声匿迹，难免让人一时难以接受。

改革从来不是过错，可改革往往是旧制度崩塌的催化剂。苏联的解体主要源自专制的中央集权和腐败的特权阶层，以及伴随而来的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民族分离、社会动荡、人心浮动等末世恐慌。这一切随着勃列日涅夫集团从赫鲁晓夫手中夺取权力后愈演愈烈，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权贵资本完全异化为脱离人民的利益集团，阶层的固化使底层人群看不到未来，社会的撕裂使全民安全感丧失殆尽，那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路易十六当时面临的困境。

如果以静制动，依赖强大的军事管制和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体系，苟延残喘的控制当能暂撑危局不倒。可偏偏一个来自外省年少轻狂志得意满的新手登上了权力最高峰。当戈尔巴乔夫试图用“激进的改革”重写历史时，外强中干徒有其表人心丧尽的泥足巨人便瞬间崩垮了。恰如一个病入膏肓的重症患者，强烈治疗的贸然介入，除了加快其死亡别无他途。托克维尔说，“路易十六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都在谈论准备着手的改革”，谁料想，“改革为大革命作了准备”。苏联的与其说是改革引发的，不如说是走入死胡同的旧制度旧体制，自己蜕变为自己掘墓人的必然。

千疮百孔的巨轮正在下沉，巍峨高大灯火通明的假象却依然迷人。当执政党地位摇摇欲坠、国家统一形同虚设时，业已沦为孤家寡人的当局者还在一厢情愿地发号施令，还在自作多情地争辩救治之道。这种对旧制度根深蒂固的迷恋产生了可笑的幻觉，以至他们早被国民遗弃还陶醉在引领大众舞步的假面舞会中而不自知。

最典型的莫过于沉迷在执政大党坚如磐石的幻影中。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拥有1900万党员的执政大党，长期统领着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当党被勒令停止全部活动时却不见有人起来申诉抗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就像旁观者无动于衷地看着自己的党组织化为无有。一个长期自诩为与人民心连心的党组织，竟落得如此无人同情无人施援无人问津的可悲下场，实在发人深思。这个党是如何一点点丧失人心的，又是如何一步步被人民抛弃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

最悲哀的还在强权消融中对民族离心趋势的假意固守。民族问题一直是苏联政权的心头之痛。从一开始，这个貌合神离的巨无霸民族统一版图，便是无奈屈从权力的产物。强扭的瓜不甜，捆绑的夫妻终究要分手。莫斯科中心政治风向转势才初露端倪，独立的呼声果然火山喷发般势不可挡。波罗的海三国带头揭竿而起，其他加盟共和国紧随其后，从西到东独立宣言此起彼伏。滑稽的是，在数年间所有加盟国次第脱离苏联核心权力的全过程中，中央机构明知大势已去，却始终在假惺惺的谈判、谴责、恫吓中寻求大一统的安慰。关于这方面，洋洋大观75万言的《苏联解体亲历记》，几乎完整地提供了编年史式的记叙。

第7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范文

[关键词] 红色旅游；京九铁路；可持续开发

[中图分类号] F59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11-0068-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色旅游与革命传统教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批准号：06BKS035)

[作者简介] 卢丽刚，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红色旅游与革命传统教育；

黄三生，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红色旅游与革命传统教育。(江西 南昌 330013)

京九铁路是我国铁路建设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穿越省市区最多的一条铁路大动脉，总长度(包括津霸、武麻两条联络线)为2536公里，经过京、津、冀、鲁、豫、皖、鄂、赣、粤以及香港等7省2市1特别行政区。京九铁路沿线拥有大量的红色旅游资源，具备发展红色旅游的基础性条件。考察、研究京九铁路沿线红色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不仅对于推动京九铁路沿线革命老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增强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情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京九铁路沿线红色旅游资源特征分析

红色旅游资源是指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留下的重要的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京九铁路沿线红色旅游资源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资源数量的丰富性。从沿线红色旅游资源形成的时间跨度看，从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到建国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形成了数量众多的红色旅游资源。例如，北京有李大钊烈士陵园、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大红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卢沟桥、宛平城、顺义区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平西抗日烈士陵园、天安门广场、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衡水有安平县台城村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等。聊城有范筑先纪念馆、孔繁森同志纪念馆等。荷泽有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曹县红三村抗日联防遗址、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处、大洋湖战役遗址、鲁西南战争遗址等。商丘有永城抗大四分校旧址、李馆地道战旧址、彭雪枫将军纪念馆、鲁雨亭烈士纪念馆、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淮海战役总前委后勤机关旧址、中共中央中原局扩大会议旧址、中原野战军前方指挥部旧址、淮海战役陈官庄地区歼敌纪念馆暨烈士陵园、豫皖苏边区党委、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楼纪念馆等。亳州有新兴镇新四军四师司令部旧址、彭雪枫革命纪念馆、六一战斗纪念馆、亳州市烈士陵园碑林、辉山革命烈士陵园等。阜阳有“四九”烈士馆、“四九”烈士陵园、太和烈士纪念馆、“四九”起义指挥部旧址、临泉魏野畴烈士陵园、临泉韦寨刘邓大军会师处等。黄冈有红安县黄麻起义、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红安七里坪革命旧址、董必武李先念陈潭秋故居、董必武李先念陈潭秋闻一多纪念馆、红安黄梅麻城团风蕲春英山烈士陵园、罗田县胜利烈士陵园、湘鄂赣革命烈士陵园等。九江有八一起义策源地纪念馆、叶挺24师指挥部旧址、秋收起义红色旅游景区(在建)等。南昌有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方志敏烈士墓、贺龙指挥部旧址、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朱德旧居、叶挺指挥部旧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新四军军部旧址、八一广场、革命烈士纪念堂、小平小道等。吉安有井冈山红色旅游景区等。赣州有中央苏区政府根据地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口；叶坪、沙洲坝、云石山三大革命旧址群；柏地战斗战场遗址；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赣粤边三年游击战纪念馆、新四军抗日集结出发地(池江改编)、兴国县将军纪念馆、将军园等。龙川的大革命时期革命旧址、紫金县苏区革命遗址群、阮啸仙烈士故居、烈士陵园、血田纪念碑、南拔燎兵工厂旧址、九连红色老区、中共后东特委机关与连纵司令部、和平淞沪抗日和平籍烈士纪念碑、塔岭烈士墓园等。惠州有叶挺纪念馆、叶挺故居、邓演达故居、东江纵队纪念馆、粤赣湘边纵队纪念公园、高潭老区革命纪念堂等。深圳有东江纵队纪念馆、葵涌沙鱼涌北撤纪念亭、白石龙营救文化界人士旧址等。

(二)资源分布的差异性。为表述的方便，这里以长江为界，把长江以南的京九铁路段称为京九铁路南段，长江以北的京九铁路段称为京九铁路北段。差异性指的是京九铁路北段与南段红色旅游资源形成的时期不同。京九铁路北段红色旅游资源形成于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较少，绝大多数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留下的革命旧址、遗址及遗迹；而京九铁路南段绝大部分红色旅游资源形成于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旧址、遗址及遗迹仅有少数部分。党的创建、大革命、土地革命主要在长江以南地区，如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将近有一半建立在长江以南地区，所以京九铁路南段1935年以前形成的红色旅游资源相对较多。抗日战争主要根据地集中在长江以北地区，解放战争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也主要发生在长江以北地区，因此，京九铁路北段1935年以后形成的红色旅游资源相对较多。这种差异性使得京九铁路沿线红色旅游资源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也可以避免游客形成“以点代线”的认识误区，即旅游了一个景区(点)就知道京九铁路沿线的其他景区(点)；这种差异性也蕴涵着京九铁路北、南沿线地区加强区域合作的必要性。

(三)资源层次的高品位性。在《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要求重点打造的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中，京九铁路沿线就有12个；在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中，京九铁路贯穿其中的有“湘赣闽红色旅游区”、“鲁苏皖红色旅游区”、“大别山红色旅游区”、“京津冀红色旅游区”。在国家旅游局等13个部门公布的30条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中，京九铁路沿线有完整的一条：南昌—吉安—井冈山，而在赣州—瑞金—于都—会昌—长汀—上杭—古田线精品线中赣州市占了四个地区。在《江西省红色旅游发展纲要》中列举重点打造的六条红色精品旅游线路中，京九铁路沿线有“江西红色文化旅游金牌线路”：南昌—井冈山—赣州—瑞金，还有“赣鄂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武汉(武麻线)—黄冈—九江(庐山)—共青城—南昌—井冈山。在《山东红色旅游发展纲要》初步规划建设的四个区域中，把以菏泽为中心的冀鲁豫边区放在重点打造区域的首位。京九铁路沿线还有众多的部级、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资源开发的可行性。从具备的其他资源看，京九铁路沿线除了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还有许多十分迷人的绿色旅游资源，如衡水湖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庐山、三百山、新丰江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异常珍贵古色旅游资源八达岭长城、故宫、白鹿洞书院、文天祥纪念馆，还有聊城、商丘、亳州、九江、南昌、赣州等6座部级历史文化名城，这为京九铁路沿线红色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红色旅游要实现大的发展，必须整合区域内其他类型的旅游资源，将红色与绿色、古色旅游资源有机组合起来，才能开发更具有竞争力的旅游线路。从交通条件看，京九铁路本身是一条交通大动脉。第六次提速的实施，京九铁路的客运能力进一步增强，能够保证充足的客源。从区位上看，京九铁路把10个省、市、特别行政区贯通起来，这种区位接近性有利于红色旅游开发的客源组织和线路组织。

二、京九铁路沿线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策略

(一)加强宣传力度，扩大影响范围。针对京九铁路沿线红色旅游的现状，要想把红色旅游市场做强、做大，把红色旅游市场推向全国，引向世界，必须加强宣传力度，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地搞好宣传推广，以扩大京九铁路沿线红色旅游的知名度，扩大其影响力。

1.推进网上促销。制作特色鲜明、内容丰富、主题突出、富有吸引力的红色旅游网页，建议建设“京九铁路沿线红色旅游网”网站，链接到新浪网、搜狐网、新华网等主要网站以及港澳、广东、上海、北京等主要客源地的信息网上，把宣传促销的触角延伸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2.加强与媒体的合作。为带动京九铁路沿线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相关部委和沿线各省市有责任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合作，派遣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国内主流媒体在沿线各地采风，进行宣传；宣传部门要通过编写、摄制与沿线各地相关的电视剧、创作文学作品来进行宣传；沿线各地赴主要客源地市场联合举行“京九沿线红色之旅”推介会。抓住全国有影响的重大节会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澳门回归10周年、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南昌2011年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举办、召开的机遇，加大红色旅游的宣传力度，创造旅游亮点。

(二)创新思想观念，加快产业发展。当前，我国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的并存，京九铁路沿线各地区能否抓住良好的发展机遇，实现超常规发展，关键在于人们能否创新思想观念。观念支配行动，只有观念创新，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

1.推进红色旅游产业市场化步伐。把红色旅游当作一项产业来经营，积极引入市场机制，推进资本的多元化投入。充分发挥香港、深圳作为资本中心的优势，采取面向国内外招标或投融资的办法，引进实力雄厚、旅游开发经验丰富的集团公司，组建旅游开发公司和旅游服务公司，按照政府做规划、做形象，企业做产品、做市场的思路，在严格执行革命历史遗址、遗迹依法保护的基础上，推进旅游景区的市场化深度开发，解决旅游建设投入不足、经营机制不活、经济效益不明显等问题，逐步打破政府经营旅游的传统机制。为红色旅游产业发展注入运转灵活、服务周到的市场活力。

2.加快培育旅游产业链。围绕旅游“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通过沿线各地政府规划、鼓励、支持、引导，市场运作、经营、配置、调节，推进与红色旅游相配套产业的发展。在依托招商引资新建城市星级宾馆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和鼓励景区周边群众参与发展卫生舒适、独具特色的家庭招待所和餐饮业，开发“农家乐”旅游、乡村旅游项目，提升旅游接待能力，丰富旅游的内容，增强红色旅游的地域特色。

(三)培养优秀人才，提高服务素质。当前，旅游业竞争日趋激烈，人才已成为旅游业可否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提高认识，把引进和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作为改善旅游业资源配置状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工程来抓。

1.各地区相关职能部门和旅游企业可与当地高校或北京、香港等地的一些重点院校合作办学，以培养后备人才。

2.抓紧在职人员专业培训，包括通过脱产、业余、自考、面授、函授等方式，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3.制订相应的机制，邀请旅游业界的知名专家、教授到旅游企业做讲座，或聘请知名专家、教授做顾问，或进行远程教育培训。

4.严格执行旅游从业人员上岗资格证书制度，如导游必须通过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并获得资格证书，按资格等级确定薪金待遇，促使从业人员提升自身素质。

5.广泛吸纳社会各界有志于从事红色旅游服务的人士加入服务队伍。

(四)加强区域合作，共创“京九”品牌。实行区域旅游合作、推进旅游业的发展正逐渐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新的战略态势。京九铁路沿线红色旅游要有竞争力，要有鲜明的主题形象，就必须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交流，形成一个整体。

1.区域内合作。京九铁路沿线地区资源互补性特别明显，完全可以运用这种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旅游竞合模式，携手打造“京九”红色旅游品牌，实现区域红色旅游资源共享、信息共用、市场共建、利益共谋，推进区域合作。2004年，江西省旅游局联合北京、上海、福建、广东、河北、陕西等6省市共同打造“红色旅游”品牌，并联合签署了《郑州宣言》，将上海—南昌—井冈山—瑞金—长汀—高州—延安—西柏坡—北京连接起来，成为一条“红色旅游”概念线路，开创了跨省“红色旅游”全国一盘棋的发展局面。

2.区域间合作。京九铁路沿线地区毗邻京广、京沪、浙赣等铁路沿线地区，这些地区也有非常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要坚持以地方利益为基础，以政府协作为补充，以市场交易为基本合作方式，加强与这些地区主要客源地及周边著名景点之间的合作和沟通，采取灵活多变的空间组合战略，完善板块之间的整合与配套，通过联合打造跨区域旅游线路，创建区域无障碍旅游区，实现旅游市场的扩展和旅游空间的延伸，共创“红色旅游”品牌。

(五)注重和谐发展，提高综合效益。京九铁路沿线红色、绿色、古色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在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的同时，应做到红色旅游与绿色、古色旅游乃至农家旅游、乡村旅游的和谐发展，形成组合优势、互补优势和整体优势。对红色旅游景点，要强调其对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增强爱国情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功能，要逐步降低门票价格甚至免费开放，以吸引更多游客，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对绿色或古色景点，可强调市场竞争，突出其经济效益的一面，允许旅游企业采取各种灵活手段满足旅客的不同需求，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此外，还要将“红色旅游”与观光、农业、民俗旅游、香港回归游、北京奥运游以及文明生态村建设、革命老区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巧妙组合红色、绿色、古色相结合和瞻仰访习、观光游览、休闲度假、商务会展相结合的多种复合型旅游产品，扩大旅游产业规模，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以更好地推进沿线革命老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建设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刘建平，韩燕平.红色文化遗产相关概念辨析[J].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4).

[2]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中国革命老区[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3]王健，等.“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J].中国行政管理，2004，(3).

第8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范文

[关键词]司法改革运动；法制建设；历史回顾；思考

从1952年到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以反对旧司法观点和改革整个司法机关为主要内容的司法改革运动。作为建国初期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它上承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制建设的成果与经验，下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制建设整个历程的关节点。因此，关于此次司法改革运动的回顾与思考，对于加深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发展历程及其发展取向的理解，是大有裨益的。

一、关于司法改革的必要性

相对于建国初期的其他大规模社会改革运动而言，司法领域的改革在1952年至1953年司法改革运动进行之前，确实是社会改革运动中的薄弱环节。从1950年开始，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中，各地司法机关积极参与，在打击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司法机关本身也在运动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鉴于此，在当时的政务院政法委员会的指导下，中央五个政法机关即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司法部、法制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组织了四个视察组，于1952年5月中旬，分别前往华东、中南、东北、西北及华北山西、平原等地，着重视察各地人民法院的情况，同时又召集各大行政区的司法、行政工作负责人开会。WWw.133229.cOM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搜集到许多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发现各地司法机关确实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方面的严重不纯

在建国初期，由于以国民党六法全书为中心的旧法观点的影响未得到有力清除，加上新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备，不少问题的处理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在当时的司法干部队伍中确实存在思想比较混乱的问题。不但不少留用的旧司法人员旧法观点相当严重，而且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也对旧法的本质认识不清，如有些学过旧法、用过旧法的干部，认为“法律是超阶级的，必须离开政治”，才能表现“大公无私”；有的认为新法是由旧法脱胎而来，故可“批判使用”等等。在法院的领导方面，由于受旧法观点的影响，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不但长期使用旧司法人员，而且在干部的使用上以“旧法基础”为衡量标准。有些地方在考虑司法干部时，偏重于找旧司法人员，工作上也依靠这些人。据当时中南区的视察报告，甚至有把旧司法人员当成骨干的。这就使旧法观点与旧作风得以蔓延。在具体的审判工作方面，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由于旧法观点的存在，有的法院把不法资本家盗骗国家资财的案件当作民事纠纷来处理；部分审判人员在处理婚姻案件时偏重于维护旧的婚姻制度，“做了封建势力的辩护士”等等。

(二)组织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严重不纯

这主要表现为人民法院从国民党司法机关接收下来的旧司法工作人员中混进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在建国以后，除了解放区的部分法院以外，全国大多数法院是在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并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派出少数干部接管国民党原有旧法院的基础上建立的，对旧的司法人员采取了“包下来”政策，基本上未进行认真的组织整顿和思想改造，有些解放较晚的地区甚至是原封不动的旧法院，因此许多法院的审判人员中旧司法人员占有很大比重。据当时统计，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干部共约2万8千人，其中有旧司法人员约6千人，约占总人数的22％，他们大部分充任审判工作。特别是不少大、中城市及省以上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中，旧司法人员更占多数，如当时的上海市人民法院104名审判员中有旧司法人员80名；天津市人民法院220名审判员中有旧司法人员97名；沈阳市8个区人民法院共26个审判员中有旧司法人员23名；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审判员16人中有旧司法人员13名。这就造成组织上和政治上的严重不纯。如当时浙江、福建、苏南三个省人民法院和上海市人民法院旧司法人员1259人中，反动党团、特务骨干分子占到66.1％。少数留用的旧审判人员中，尚有个别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太原市人民法院旧司法人员中的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甚至占到了旧司法人员的83％。

(三)作风方面的严重不纯

由于以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严重不纯，直接造成了司法干部队伍作风方面的严重不纯。其一，旧司法人员中有贪赃枉法行为的很多。许多未经改造的旧司法人员把持着法院的审判权，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敲诈勒索。据当时上海、南京、杭州三个市人民法院和苏南全区的统计，在法院系统的贪污分子中有59.52％是旧司法人员，而在全体旧司法人员中50.09％有贪污行为。华北区张家口市一个旧司法人员勾结法警在一年中贪污受贿达52起。其二，在审判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由于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的存在，许多司法人员沿袭着孤立办案、手续繁琐、刁难群众等衙门作风。在审判工作中借口“管辖”和“程序”等为难群众，或者不调查研究，单纯“坐堂问案”、“主观臆断”。对群众耍态度、打官腔、任意训斥或进行恐吓的行为也比较常见。有的地方则存在着严重的特权思想和违法乱纪的恶劣作风，例如随意拘押当事人、打骂群众、包庇罪犯等等。这一切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当时的群众甚至称当地的法院为“伪法院”，有的则说是“共产党法院，国民党掌握”。

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基于以上问题的存在，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使司法机关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进行司法改革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二、贯彻思想改造90组织整顿相结合的方针

1952年6月上旬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司法机关，在“三反”运动中应同时进行司法改革。福建省是全国最早进行司法改革的省份，它在1952年5月初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司法改革工作。1952年5月，福建省、市人民法院召开福州市临时人民司法代表会议，提出了处理“三反”运动中贪污枉法的司法人员、彻底整顿省市人民法院、加强巡回审判和陪审制度、整顿和改革区乡调解委员会等改革措施。福建省的经验为此后全国司法改革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借鉴。1952年6月中旬，华东地区召开大区政法工作会议，在全国率先着手进行司法改革。6月中下旬，中央政法委员会及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经过调查和召开关于司法工作的会议，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司法机关存在严重问题的实际情况，同时报告了福建省进行司法改革的经验。7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重视福建省的经验，对法院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不纯的情况，有步骤地彻底加以改造。7月9日，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各级法院，凡未经彻底改造者，均须彻底地加以改造和整顿，各级党组织应立即制订计划，指派工作组进行典型试验，分期分批改造和整顿所有的法院，同时调训新的司法工作人员。7月16日，中央司法部又设立了中央司法改革办公室，负责推动与指导全国的司法改革运动。各大行政区及各省也相应设立了司法改革办公室，指导当地的司法改革工作。7月后，东北、西北、华北、中南和西南各大行政区也先后行动起来，此后，司法改革运动在全国普遍展开。

这次司法改革运动是反对旧法观点和改革整个司法机关的运动，它的目的是“要求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司法机关，使它从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纯洁起来，使人民司法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能够有系统地有步骤地建立和健全起来，以便完全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作为建国初期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部分，司法改革运动“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保障国家建设的重要措施，它不单是人民法院内部人员的调整问题，而且是一个肃清国民党反动和旧法思想和旧司法作风残余的问题”。因此，“贯彻思想改造和组织整顿相结合的方针”，有针对性地对全国的司法机关(重点是各级人民法院)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和组织上的整顿，以解决司法机关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及政治不纯等问题，是司法改革运动的中心内容。

司法改革的步骤各大行政区一般都是先进行典型试验，并结合运动在省市一级司法机关逐步展开，然后自上而下推向各专区、县司法机关。在具体进程方面，大体包括如下阶段：

(一)针对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问题，进行思想改造阶段

反对旧法观点与旧法作风是思想改造的中心环节，当时主要是从批判旧法观点人手，进行思想动员，组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和法律观，同时批判司法工作中的“衙门作风”，要求司法干部加强为群众服务的意识，改进工作作风，树立“人民利益第一”的观点，以便使司法干部认清旧法观点与旧法作风的危害性，划清思想界限，“清除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在思想改造中，实行了“内查外揭”的方法，把群众检举揭发和司法机关内部的检查批评结合起来，开展群众性的思想教育活动，如当时的华北区各地就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干部会、当事人座谈会等宣传形式，公开平反案件，大张旗鼓宣传发动群众检举。全区共召开各种会议3600余次，直接参加的区、村干部及群众共726人，内部和外部检查出的问题45000余件，其中群众检举的有27000件，真正收到了“内外夹攻”的效果。

(二)针对组织不纯和政治不纯问题，进行组织整顿阶段

这包括组织处理和组织调配两个方面。组织处理方面，在旧司法人员未经彻底改造和严格考验不得做审判工作、旧司法人员中的坏分子要从审判部门清除出去的大原则下，针对不同的情况作不同的处理。对于在“镇反”、“三反”中发现“有罪恶者”，依法惩办；对于“恶习甚深不堪改造者”，则清除出审判部门，同时给以适当安置，以使之有生活出路；对于在历次运动中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思想和工作表现平常的“尚可改造者”，加以训练后改做法院中的技术性工作或调到其他部门工作，并继续加以改造；对于在解放后思想工作都表现较好的，则继续留用，其中留用的旧推、检人员㈣原则上一般调离原工作地点。组织调配工作一般放在组织处理完成之后进行。就是在惩办少数“坏分子”，调动一些犯有错误或不称职的旧司法人员的基础上，“把大批优秀的干部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调到人民法院中工作”，以彻底改变各级人民法院的组织成分。

(三)在思想改造和组织整顿的基础上进入建设阶段

建设阶段在当时被看成是“运动的结晶阶段，运动的成果，将经过这一阶段的工作，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巩固起来”。在建设阶段，各地司法机关总结过去司法工作的经验，进行了制度建设，制定了许多新的制度(如陪审制、巡回审判、召开当事人座谈会、集体调解、组织调解委员会等)，并按照“国家任务需要和便利劳动人民的原则”，改革法院的机构，如当时的华北区许多法院就根据案件的性质，改设反革命案件、劳资公私争议案件、婚姻案件、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等庭。在此过程中还进行了清理旧案、积案并处理新收案件的工作。为了有效完成这项工作，当时的华北各地组织了清案委员会，派出清案工作组，联合区、乡干部及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组织清案队伍，顺利地解决了15万多件案件。

到1953年2月，全国性的司法改革运动基本结束。1953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对司法改革运动进行了全面总结，标志着司法改革运动的正式结束。通过这次司法改革运动，基本上达到了改造思想和整顿组织的目的。首先，广大的司法干部受到了教育，进一步认识到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对国家和人民的严重危害，从思想上认识到新旧法律和新旧司法的原则性区别，并开始认识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好作风的重要性。许多旧司法人员逐步转变了思想和作风，后来成为好的司法工作人员。其次，通过组织整顿，清除了少数混进司法机关的反革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和其他“不堪改造”的坏分子，调进了一批“经过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干部和在各项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积极分子，”基本上改变了司法机关的组织成分，使司法机关的干部队伍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纯洁起来。仅据华东区的不完全统计，新补充到司法机关的即有2100多人。再次，由于在司法改革运动中依靠群众的帮助清理了大批积案，改判了一些过去错判的案件，同时继承和发展了老解放区人民司法工作的传统，创立了便利人民、联系群众的审判和诉讼制度，这就密切了司法机关与群众的联系，为此后的法制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

三、几点结论：基于对历史的宏观考察

(一)司法改革运动秉承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法制建设思想

从1927年根据地革命政权开始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制建设就已经开始了。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进一步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与经验，这些成果与经验在许多方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法制建设所吸收和借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的法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破旧立新”，要在破除旧法统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法律体系，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点，国家是阶级的产物，法律是国家表现权力的工具，法律自然也是阶级的产物，所以，“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同时，要废除旧法律及其司法制度，建立崭新的有利于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律和司法制度”。1949年2月，中共中央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明确指出：“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中共中央在全国解放前夕明确宣布这一政策，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法制建设确立了基本指导原则。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17条也明确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1952年至1953年的司法改革运动，正是继承和实践这一法制建设思想，以便“改革上层建筑中司法制度这个重要组成部分，使之适合于新的经济基础”。

(二)司法改革运动是建国初期社会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了土改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社会改革运动，通过这些社会改革运动，“一泄无余地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使中国的社会面貌、社会风尚起了极大变化”，给中国带来了“革故鼎新”的新气象。既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点，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旧社会的法律就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是他们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因此“必须把它废除，在旧的废墟上建新房子，而不能只是把旧房子加以修葺”。通过改革运动的整肃，使作为政权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部门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使司法部门更好地为即将到来的国家全面建设服务，应该说是司法改革运动的本质目的所在。这种无形的政治价值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无法以今天的眼光去简单评判的。司法改革运动的进行不仅是对司法机关的整肃，也是对当时法学体系的一次全面改造。在批判旧法观点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法学体系开始逐步建立，法律教学、法学研究和法制宣传等都逐步开展起来，这包括成立政法院校、编写法学各部门的讲义和教材、陆续出版一些有关法学的刊物和译著等等，这对于在司法改革运动的基础上培养社会主义的司法人才、繁荣新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事业、促进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三)司法改革运动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关节点，对此后的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之所以说司法改革运动是一个关节点，是因为以司法改革运动为标志，对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和批判，并对司法机关进行了组织上的彻底整顿，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全新历程。1953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总结司法改革运动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推动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根据司法改革运动的经验，许多地区建立健全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民间调解工作。各级人民法院普遍建立了人民接待室，处理大量的简单纠纷。逐步建立了巡回审判制度，并开始建立健全铁路巡回法庭、水运沿线的专门法庭等等。到1954年初，全国共建立了3795个巡回法庭、11个铁路和水上运输法院。这些制度经过此后尤其是新时期以后的发展与完善，仍在司法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人民调解制度)。

在司法改革运动完成对旧司法人员的组织处理之后，进行了司法机关的组织调配工作，就是在司法改革运动摧毁旧法制的基础上，“各地即应选调一批政治上可靠并有一定工作经验和文化程度经过训练即可称职干部，将来并应选择人民陪审员中的工人农民、复员的解放军军人、进步的知识分子加以短期训练后充任审判员，以健全各级人民法院，首先是基层法院的组织”。这种重视“政治纯洁性”、“立场坚定性”的司法工作人员组成模式，是当时“革命法制特色的新中国法制体系”的一部分。但是由于以这种方式选拔的司法干部大都缺乏专门的法律知识而且文化偏低，给司法制度的健全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这一问题直到新时期的司法改革开始之后才逐步得以解决。

四、一点思考：关于司法改革运动与新中国法制建设

第9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范文

一、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因素的增长

根据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论述，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不仅表现为不同阶级之间通过和平或暴力等途径发生政权更迭，而且表现为新型政治制度的建立并导致社会诸领域的巨变。这种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发生的前提不是落后的社会所能具备的，必须有新质的生产方式及依托于先进生产方式的阶级阶层的不断壮大和其思想觉悟的提高为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革命发生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日益尖锐的矛盾。①如果没有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既存的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日益尖锐的冲突，真正的革命难以发生。经济发展的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制约着革命的斗争的性质②；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还决定着革命能否实现新旧社会制度更替使命的完成。“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对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③寻求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源不能只盯着社会落后的层面，而是重在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受阻从而产生的与旧的生产关系的冲突。因此，分析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源，绝不能仅从乡村危机中去寻找，还应该从现代化的视野，考察社会现代化因素的发展及其受阻如何推动革命不断展开，并规定着革命的任务和性质，且最终为革命的胜利奠定基础。

近代中国社会受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及腐朽政权的统治，存在着向下沉沦的趋势，但社会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型，现代化因素呈日益扩散之势。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渡与转型，表现为近代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既有经济领域的工业化进步，还有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伴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阶级阶层发生分化，新式教育亦不断发展，新思想观念日益扩散，进而影响人们的心理与行为。这一切变化汇聚为变革社会的先进力量，最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准备着条件。

(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

近代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主要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从资本构成上看，包括外国资本、国家资本和民族私人资本三部分，它们作为新质的生产力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从革命的角度考察，外国在华资本主要凭借特权和自身的优势剥削中国人民，而国家资本和大官僚资本比较腐朽，所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看，只有中国民族私人资本既采用先进的机器生产，同时又有与之相适应的相对先进的管理制度，故本文将其作为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作重点考察，探讨其发展的状况及内在要求。

近代中国民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可谓先天不足，发展过程中又处于后天失调的困境，但总的来看，它在坎坷发展中呈逐渐壮大之势。受辛亥革命运动的推动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1912年至1922年近代民族私人资本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投资工商业的丰厚回报，吸引着更多的有钱人投资建厂，以至不少军阀官僚都踊跃投资设厂。在外资卷土重来而市场购买力没有多少增长的情况下，1923年至1925年民族资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危机。但在国民革命中，由于抵制日货、倡用国货运动的推动，使得1925年下半年的市场状况有所改善，1926年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又逐步发展。据统计，从1912年到1927年的16年中，中国历年所设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数达1984家，创办资本总额约为45895.5万元。就创办企业的数量或创办资本总额而言，这后16年都超过了前72年的一倍以上。④从发展速度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0年间，外国在华工业资本的增长率降至4.82％，官僚资本更降至3.44％，惟民族资本仍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为11.90％。⑤

1927年至1932年的6年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基本处于发展之中，尽管也有一些行业和厂家在发展中出现种种困难。随后的三年，中国民族资本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及中国乡村危机的影响而陷入严重的发展困境。由于中国民族企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和企业家队伍的成熟，民族工业在逆境中仍有部分行业和企业继续取得了一些进步。从1935年底开始，由于币制改革等因素的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开始恢复，1936年至1937年重新走向较快发展的轨道。从资本投资上看，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产业资本的投资总量有较大的增加。据统计，从1919年到1935年的16年间，民族资本工矿交通业的投资由27936.3万元增加为93228.9万元，平均每年增加4080.8万元，年平均递增率为7.82％。应当说这种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⑥但好景不长，这一初步繁荣发展的势头很快为日本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所打断，民族资本企业更多地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甚至走向破产。

民族资本主义的不断壮大，现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政治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其自由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形成一定的势力，才敢于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

另外，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还有着根本性的历史意义。(1)推动了近代城市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二元社会格局。工业化的进步推动了近代中国传统城市的现代化转型和现代新型城市的发展。这些城市不仅是政治中心、消费中心，而且还是新型经济中心和先进思想文化的制造和传播中心。1900年中国拥有10万人以上的城市11个，1922年则增加为50个。1921年全国各通商口岸人口总数为1018.9万人，1931年则增加至1353.6万人，高于全国人口平均增长率。⑦1936年全国城市人口大约12259.3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4.48％。⑧尽管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比较低，但却构成了现代的一元，是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生长的平台，代表了中国发展的方向，而与传统的一元——乡村形成比较鲜明的对照。二元的互动规定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2)导致了具有先进生产力属性的阶级阶层出现，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附属于它们的知识分子、政党、团体组织等，这为中国变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革命运动提供了领导力量和阶级基础。(3)加深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

(二)新思想观念的传播

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步的另一个表现为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现代思想的传播首推戊戌维新时期的思想启蒙，继之为辛亥时期的革命洗礼，更直接地得益于五四新文化的宣传与熏陶，随后新思潮竞起，通过报刊杂志等现代传媒及新式学校教育向外传播，培育了几代新青年。

戊戌维新时期新思想和新文化开始较大规模地传播。当时的《时务报》和以后的《新民丛报》成为最受社会欢迎的读物。1902年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新民丛报》，连载梁启超的《新民说》，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与政治思想，宣传维新，抨击清廷顽固派，对当时知识界产生较大影响，多年以后仍然成为许多人更新观念、走向进步的阶梯。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就曾讲到这一事实。⑨这一时期，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全面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为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历史观与人生观，进而在民族意识、政治思想、学术研究等诸方面带来巨大变化。可以说，从到期间，整整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大多都是进化论的信奉者。学习西方，进行社会变革，成为当时国人共同的心理要求。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更为尖锐的批判，宣传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倡导用革命手段腐朽的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为三民主义、民约论及革命思想的传播。

五四新文化思潮及随后俄国十月革命引发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直接构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也是国民思想观念变革的重要原因。

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阵地而发动起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内容在于反对专制要求民主、反对迷信提倡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其核心是塑造新一代青年，使之具有民主素质、科学精神，求得个性解放，摆脱旧传统、旧道德、旧制度的束缚，最终担当起实现民族独立、革除社会积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任。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全面展开，各种新思潮纷起，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除了直接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思想进行猛烈批判外，还从积极的方面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婚姻革命、家庭革命等。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对时人影响巨大。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许多人在对民族和人生的思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观察世界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深刻认识到劳动人民的重要性，把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作为人生奋斗的目标。总之，前后的新文化思潮，对封建主义思想堡垒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使广大知识青年受到了民主主义的熏陶，使他们日益从旧礼教、旧道德和旧的传统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追求民主、科学、个性解放，渴望变革陈腐的旧传统、旧道德、旧语言、旧制度。这一切无疑为革命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新式教育的发展

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新式教育的不断发展，而新式教育是传播新思想、培育新青年的主要途径。

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始于洋务运动时期，至戊戌维新时期初步发展。1905年清政府明令废除科举制度后，新式学堂广泛出现，新式教育得到较快发展；同时出国留学亦走向高潮，教会学校也有较大发展。民国以后，新式教育完全占了上风，尤其是1922年的学制变革，使得新式教育基本步入发展的正轨。

1922年1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实行新的学制制度——壬戌学制。新学制是一项系统改革工程，确定的标准为：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之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等七项。它实行从小学到大学男女可同学的制度，使女子获得平等教育权；实施分科制和选科制；并带动课程体系和各级各类学校各科纲要的更新，以及各种新教学法的实验。这一切都为中国现代教育奠定了基础。说明教育发展的数字很多，不拟详述。单从1936年来看，国统区有小学320080所，学生18364956人；中等学校3264所，学生627246人；高等学校108所，学生达41922人⑩。尽管企图以蒋记三民主义和道德复古主义来控制教育，但教育却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1922年的新学制和现代教育内在的进步性，催化了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的生长，加速了专制主义和蒙昧迷信的衰亡。因而，新式教育不是巩固了的政权，而是在理想与现实的强大反差中，引导广大师生或对的反动统治表示绝望和不满；或回避政治，一心一意埋头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或拍案而起，投入反对的“第二条战线”，促使统治走向崩溃。他们当中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命的，寥寥无几。(11)

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表现在诸多方面，限于篇幅无法一一述说。总的来看，新的经济因素的不断发展与壮大，往往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动，传统家族制度、等级秩序和群体权利的变化，以及社会成员行为和习俗的变迁，它也必然要求并推动变革旧制度旧道德、摧生新制度新文化新道德运动的展开。

二、新旧力量的冲突和思想观念的碰撞

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主要不是由社会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转化而来，基本上属后发移植型资本主义，缺乏顺利生长的经济条件、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民族资本直至1949年都未克服资金少、规模小、技术落后的局限。虽然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都颁布了一些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条令，但多口惠而实不至，政权自身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及其专制体制下的整体性腐败，使得两政权多以榨取民族资本为能事；既得利益者极力维护落后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自然也满足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专制下的政治制度也无法对社会进行真正有效的整合。民族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及其发展中的阻碍与坎坷，导致了民族资产阶级对新旧军阀政权的不满与抗争。

(一)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对南京政权的抗争

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实力增强，阶级队伍壮大，他们不但力图保持和巩固现有的经济成果，还要求进一步扩大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的规模。为此，他们力争在政治上参政议政，以求有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商会为核心的民族资产阶级团体组织，曾一度叱咤风云；1927年曾协助镇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资产阶级，原幻想在南京政权统治下会得到更多的参政议政权利，但事实与他们的愿望相差甚远。不用说参政议政难以实现，就连其自身的基本组织之一——商会的生存也发生了危机。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国家政权与商会之间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从商会的主要活动来看，主要是从维护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角度抵制政府增捐加税、要求参政议政、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及抵制内战等。但他们的希望大多落了空。在税收方面，南京政府宣布实行关税自主，一时确实得到资产阶级的拥护，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很快就发现，和外货及在华外资企业相比，他们从关税自主和裁撤厘金中并没有得到多少真正的好处。裁厘后的捐税，除少数商品外，和北洋时期相比，税负多有加重。在关税税率的制订方面，国民政府与日本妥协，对压迫中国民族企业最甚的日资商品网开一面，在1至3年内保持原有税率。民族资产阶级对政权的对日屈服态度不满，多次上书南京政府，愤怒地指出，“与关税完全自主保护实业之宗旨，相去尚远”(12)。

在参政议政方面，南京政府虽然也曾邀请了部分实业界名人参与政府，但多徒有虚名，没有决策权。南京政权在训政的名义下实行的是和个人独裁，根本不允许其他政党和团体组织参与政权。商会参政的挫折就是明证。就势力最强的上海总商会来看，曾就选派立法委员、商会独立法人地位及商会整理等问题，与南京政权展开争斗。最终结果是南京国民政府全面控制了上海商会，从而商会再也无法与政府分庭抗礼。(13)

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从未完全听命于南京政权，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逐渐行动起来，和全国其他阶级阶层的人士一起，加入到反对日本侵略、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中。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政权对日妥协对内镇压的政策日益不满，尤其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对南京政权大力发展官僚垄断资本，榨取、压制和吞并民族私人资本，以及政权腐败更加不满。从总体上看，他们经历了一个从期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的过程，不少民族实业资本家加入到革命行列。实业家穆藕初一生为实业奋斗。1937年，他在种种的挫折中深刻认识到中国要进行生产建设，必须先解决一些先决条件：“对内急应铲除建设之各种障碍，对外则应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之束缚是也”(14)。一个致力于发展实业、一度对南京政权抱有希望的实业家，最后得出要发展经济必须反帝反封建，与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趋于一致，这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决不是什么少数革命者鼓动的结果。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仍未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民族资产阶级一直在风雨飘摇中生存，力量较为弱小，靠其自身的力量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然而，他们又十分害怕广大工农的觉醒，从而找不到支持力量。历史的使命只能落在先进生产力的另一代表者无产阶级身上。在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中，不少资产阶级人物只能寄托于梦想，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渴望。这一点，从《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登载的150多位工商界人士、知识分子、学生、一般机关人员的梦想中可以看出来。

银行家章乃器也是一个典型。早年他对现实不满，但寄希望于政府的改良，相信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相信三民主义能救中国，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对政权的反动本质有了较清楚的认识，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呼吁坚定地抵抗日本的侵略；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问题，逐渐认识到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在于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并从根本上变革政治制度。在1935年的《改造中国经济的正路和歧路》文章中，他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步骤首先应有一个前提，即“要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消灭之后，我们才可能有一个民族中心的经济建设”(15)。

邹韬奋作为报业的实业家，从爱国而要求抗日，最后不满于政权的倒行逆施而转入革命阵营。

总之，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出于自身利益及爱国热情，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同时也与政权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期望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接近，这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在其要求与愿望屡屡受挫后，对政权逐步失望，从而逐渐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二)思想价值观念领域的冲突

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不断增长，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内在的精神将以不同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大、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日益频繁，并由于新思潮的传播及新式教育的发展等，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人们逐渐摆脱传统的因循守旧思想，求新求变心理日益浓厚，追求民主、自由、独立的信念日渐增强。虽然当时新思想新观念日益扩散，但传统的思想观念仍然拥有很大的市场，甚至占据主导地位，新旧冲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处可见，使得具有新思想观念的人感到极端的痛苦和沉重的压力。

当时的知识青年渴望冲破父母包办的婚姻而追求自主恋爱、自由结婚，建立小家庭的观念日益普遍。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的社会调查证明了这一点。如1928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对燕大男生婚姻态度的调查，一般都认为应建立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大多数人赞成婚姻自主(16)。1929年对燕大女校、燕大附中、京师大女子部的女生进行的调查显示了同样的价值取向(17)。

然而，不仅当时的社会观念主流仍然是以传统的封建礼教为皈依，而且各届民国政府的法令，仍在维持旧式家庭的秩序和结构。

北洋军阀政府在家庭问题上不仅宣扬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而且大肆主张褒扬烈妇、贞女，对离婚也大加限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纳妾现象仍大量存在。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所作的江村调查表明，婚姻安排仍是父母而不是青年男女个人的事(18)。对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成都5市的统计表明，直到1937年，青年结婚由父母包办的还有54.72％；1938年到1945年，平均有37.23％；1946年至1949年，仍有31.77％。而自由认识结合的只占结婚人数的4.99％，1945年为10.05％，1949年仅占15.21(19)。这一组数字表明父母包办婚姻呈下降趋势，同时还说明，青年们还没有真正实现以爱情为基础的自主婚姻。1935年春，青年女教师王平因在南京的舞台上扮演娜拉，当局竟以“败坏公德”为由，将其解除教职。

思想已经趋新的青年面对的仍然是旧道德为主的社会，因而新旧道德观念的冲突广泛存在，导致了不少生活悲剧。具有新思想的人尤其是青年们势必感到特别苦闷，渴望找寻到一条出路。在面向大众的《生活》周刊登载的文章中，有许多这方面的事例。《生活》周刊设有专门的《读者信箱》，回答读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窥到当时青年人思想上的苦闷。

1929年，一位女青年写信给邹韬奋先生，揭露了封建道德与旧制度仍然沉重地压制着已经初步觉悟的青年人的事实。她在信中说：“我的家庭是旧式的……他们要替我定婚，只知道资产与门第，并不注意对方的本人……我因之反对”；“我父亲查得我的朋友已经定婚了，赶紧要把我议给官僚的腐化儿子，自然我又要反对的，触了他的火，怒气冲冲的说：‘如果有了坏名誉的事，我立刻置你于死地！’”(20)当时类似这个女青年之遭遇的事件非常多。

一位叫星翁的青年读者给《生活》周刊的来信，充分表达了该时期许多具有新思想和强烈爱国心的青年们的苦闷。“在这个窒息似的年头，青年们有一个一致的要求，便是‘我们需要一条思想上的出路’。”“青年们不甘于周围的黑暗；在窒息似的空气中感到无限的苦恼，刚强者稍稍挣扎，便断送一条性命，怯弱者没有办法，辗转入于堕落。”“在这个窒息似的时代，我们难道让自己苦闷死么？我们要找寻出路，什么是现代青年的出路呢”？(21)

受洗礼的青年们已有新的明辨是非的标准，而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则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渴望改变一切不满意的现实，但又苦于找不到出路。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旨在铲除这种种障碍、推进新生产力、新文化、新风尚的革命不断展开时，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青年历尽艰辛，从生活相对舒适的大城市奔向延安了。

总的来看，这时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已经拥有较多的新知识、新观念。然而，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世界，陈腐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意识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新旧观念的冲突十分激烈。这种新观念的不断传播及其与旧道德观念的日益冲突，推动着更多的人渴望变革旧思想旧制度，这一求变的心理正构成了新型革命的社会心理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对国情的把握及对革命性质的正确认识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仍然是在完成过去的革命所未能完成的为新生产力(当时主要是指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使命，为此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有浓厚封建性的新旧军阀政权而建立民主政治，反对官僚垄断资本，保障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最终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平等、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虽然中国共产党对这一历史赋予的使命的认识曾有过偏离，从而给革命带来挫折，但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很早就有正确而深刻的认识。

1922年，中国共产党以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指导，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首先应帝国主义在华的殖民统治，消灭军阀政治，创立联邦式的民主主义共和国。随后陈独秀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22)及在当年6月发表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对中国的国情作了较深入的分析，指出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政治是中国社会混乱的根源。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革命任务给予了深刻的概括，表达为党的最低革命纲领(23)，但这种认识在党内还未达到深刻的认同。

四一二反革命后，由于中共中央对政权的性质认识不清，将其等同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再加上民族资产阶级支持政权，进而得出“资产阶级是一样的反革命而且是革命更厉害的敌人”(24)。后来李立三一再重申这一观点，王明主持的中央也有同样的认识，从而导致革命受挫。对于“左”倾政策的发生及其危害，李作过深刻的分析：“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在1927年附和了的反革命以后，便笼统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以后在党内长期把反动统治笼统地称为地主资产阶级。这种把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同样对待的‘左’倾政策，给党在白区和根据地的工作带来重大损失。直到遵义会议以后，为首的党中央才改正了这个错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政策。”(25)

虽然在1935年以前，“左”的路线一度占据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主流，但并不能否认，党内有许多人一直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在如何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及在此基础上界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和目标等方面，进行了正确的探索。当时的就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判断。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初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1928年10月，他在给中央所写的会议决议中也较正确地指出：“现在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包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26)

在1927年后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对苏区工作中“左”的错误逐渐有所认识，并阐明了根据地经济建设应遵循的方针。1933年四五月间，相继写了《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等重要文章，批评了当时苏区的“左”倾政策，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的部分发展，目前不但对于苏维埃政权不是可怕的，而且对于苏维埃政权是有利的；(27)在目前阶段，只能“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剥削，而“不能武力消灭资本主义与它的剥削”(28)。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及对民族资本主义的认识至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成熟，并在解放战争时期继续发展。《〈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文章的发表，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熟的标志，在这些文件里鲜明地指出：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29)1944年7月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也明确提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反对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民主、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30)。在中国共产党七大前后，对私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论述(31)。

1927年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主要进行的是土地革命，很多人据此认定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农民革命，但这不是性质的界定，土地革命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对此，也较早地有正确的认识。1927年4月在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指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在于“使农民得解放，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增加生产”和“保护革命”，还指出土地革命在于“废除封建制”、“发展工业化”及“提高文化”(32)。1936年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表示“我们目前并不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33)。1944年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更为明确地指出：“在没有进行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34)总之，土地革命是实现民族独立、农业发展与农民解放、实现工业化及建立民主制度的一个最根本的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抓住了时代的命题，逐步走向胜利的。

关于从整体上看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有清晰的认识与论述。1933年8月，在谈到“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时明确指出：“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35)原因在于“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36)在1944年8月31日给秦邦宪的一封信中，非常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提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即变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同时认为“解放个性”也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然包括的内容，个性不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37)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38)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则是文化成果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