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技术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传播技术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大众传播媒介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靠着表情动作来交流信息，直到15世纪才产生了技术上的真正突破——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科技的进步带来大众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出现给传媒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我国传播媒介也在大力应用传播技术，并且还面临着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发展传播事业的问题。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分，主要包括：媒介产生发展的历史，各种媒介的特点，媒介同人类社会变迁和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文化等等。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提出了如“媒介即讯息”等著名的观点，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媒介技术及其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和其产生的效果上。但近些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浪潮使我们看到技术在传播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掌握了先进的传播手段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一、传播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诞生之初，由于生存的需要，必须实现个体之间的交流。在漫长的时期

内，人类只能依靠原始而古老的传播方式如表情、动作等来相互了解。随着劳动和生活中传播活动的需要，人类发明了使自己彻底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的传播工具——语言，然后又发明了使信息可以保存下来并使文化有效积累成为可能的传播工具——文字。最初的文字刻在甲骨、金器上，后来又有了绢、帛，东汉的毕昇借鉴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纸。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传播手段先进，传播内容丰富了起来。但是，这些还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迅速的社会传播，还需要有技术上的更大突破。这种突破，于15世纪中叶拉开了序幕，其标志是金属活字印刷术和金属活字印刷机的问世。

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金属活字印刷机，开始了活字版印刷书籍，这说明人类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进步。到了19世纪初伦敦《泰晤士报》首先于公元1814年开始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印报，使得知识与资讯得以普及，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进展。1833年,第一张廉价报纸纽约《太阳报》的诞生标志着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它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报4000份，为大量发行提供了技术保证。

在19世纪，美国人莫尔斯发明通讯电码，开始了有线电报时代。1870年出现电话，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使人类的通讯技术大幅改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此技术为基础发明了民用无线电。在此同时，电影工业在欧美亦成为另一种有力的大众传媒。电视是在1924年首次问世，而英国定期播放电视则始于公元1936年。电视时至今日，仍是一般人主要吸收资讯、常识，作为休闲娱乐，或作为消磨时间打发孤寂的工具。

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为大众传播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通过与通讯的巧妙结合，在加工处理信息方面改变了以往直接参与的方式，是信息处理第一次超越了人类自身而实现，真正达到了信息的传递、存储和加工处理的一体化和自动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先进的传播革命，大众传播进入了数字化与网络传播的崭新时代。

电脑促进办公室自动化、产业自动化及家庭自动化；镭射科技，如磁碟机、碟片、影像传真机及文件处理系统普及；有线电视与通讯卫星结合，使电视的功能发挥更佳；资讯社会应用许多新的传播媒体，如电视、电话、电子邮件、电子报讯、电视传讯、电话影视、电子会议等等，正缔造全面电子化的环境。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整合了多种技术，它不但能统一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各种符号形式，而且打破了地域界限和国家界限。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正悄然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传媒环境。

二、传播技术在我国媒介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的传播事业迅速发展。为顺应世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潮流，

缩小与发达国家传媒业的差距，我国传媒业积极采用新技术，对媒介内部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改革旧有的观念，使之跟上国际步伐，成为我国传媒业的一个新趋势。

以《文汇报》为例，对我国媒介使用新技术的情况可窥见一斑。《文汇报》于1998年1月26日开始推出网络版，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当时的数据表明，每天平均有近千人上网访问浏览。与该报印刷版相比，网络版提供了优秀的检索服务，读者只要键入自己想找的指令，很快就能得到许多相关资料。此外，对于外省市不能及时看到印刷版《文汇报》的地方，网络版更能显示出它的优势。网络的应用还能使读者的反馈瞬间传回报社，读者和报社的距离大大拉近，从而使报社更清楚的知道读者的要求，把报纸办得更有贴近性。

此外，除了报纸媒体使用新技术外，电台、电视台也在大量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使用电脑工作室，实现了采访、制作、编排、播出的电脑化运作。在“数字化储存、数字化传输、电子化交换”原则的指引下，该电台在其传输系统中运用光纤技术，采用一种自愈式光纤环网，将广播节目从控制中心传输到发射台，该光纤环网还可同时传送数字化节目和模拟节目。我国电视媒体正在迈进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各电视台都在加快数字化进程。中央电视台采用多种电脑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包括非线性编辑技术、虚拟技术、三维技术和动画技术，采用机械手自动装带播出系统等，在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上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

总之，我国传媒机构使用电子技术的用途大致有以下几点：①文字处理（写稿、改稿、编辑、排版、电脑字幕等）；②电脑激光照排；③扫描；④管理－信息存储与资料管理；⑤建立内部网络，进行稿件和图片的传输等；⑥三维动画；⑦非线性编辑，特技剪辑；⑧联网查询；⑨播出等。

三、新形势下我国传媒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首先，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要加快数字化进程，实现信息处理的全面数字化。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界限，为从事跨媒体经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互联网上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已经实现，现在需要加快发展的是广播的数字音频技术和数字电视。

其次，还须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进程，使信息传播数字化。媒体要抓住机遇，谋求新的发展。我国政府近年来十分强调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人们因而十分敏感的关注科技创新事物对其他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要对能够采纳最新信息传播技术持乐观态度，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契机。

总而言之，传播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忽视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并不是惟一起作用的力量，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都会对媒介产生影响。我们在努力创新传播技术并应用它的时候，也要注意与其他方面的协调，使先进技术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促使媒介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咏华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2002年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2篇：传播技术论文范文

摘要：本文主要阐述多媒体教课件的分类及其制作的过程、方法与技巧，并提出了多媒体教学课件制作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多媒体，教学课件，分类，制作，

多媒体技术则是将计算机技术与通信传播技术融为一体，综合处理、传送和贮存多媒体信息的数字技术，多媒体课件将多媒体技术引入到计算机辅助教学的课件中，使课件内容表现形式更加多姿多彩。

1多媒体课件的分类

多媒体课件按组织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固定结构类型、生成型结构、智能性结构三类，根据进行教学活动的特点多媒体网络课件可分为：

(1)课堂演示型。应用于课堂教学中，其主要目的是揭示教学内容的内在规律，将抽象的教学内容用形象具体的动画等方式表现出来。

(2)学生自主学习型。在多媒体CAI网络教室环境下，学生利用学生工作站进行个别化自主学习。如目前流行网络课件多数就是这种类型。

(3)专业技能训练型。主要通过问题的形式来训练、强化学生某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4课外学生检索阅读型。学生在课余时间里，进行资料的检索或浏览，以获取信息，扩大知识面。如各种电子工具书、电子字典及各类图形、动画库等。

(5)教学游戏型。寓教于乐，通过游戏的形式，教会学生掌握学科的知识和能力，并引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

(6)模拟型。用计算机来模拟真实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

2多媒体课件的跳转关系

课件常见的内容组织结构方式有：线形结构：学生顺序地接受信息；树状结构：学生沿着一个树状分支展开学习活动，该树状结构由教学内容的自然逻辑形成；网状结构：也就是超文本结构，学生在内容单元间自由航行，没有设置路径的结束；复合结构：学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地航行，但同时受主流信息的线形引导和分层逻辑组织的影响。

线形结构组织信息的课件就像传统的教科书，是按单一的顺序编排的，阅读时顺序性强，灵活性差。多媒体采用非线形的网状组织结构，可以通过导航系统任意地跳转到某个单元内，也可以进行联想检索，更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目前的课件多是以这种网状组织结构来组织信息的。

3多媒体课件制作要求

多媒体课件总体要求内容简洁明了、交互性好、具有良好的艺术表现形式。具体表现在：(1)布局要简洁明快、突出主题；(2)颜色的搭配要合理；(3)对象的逼真程度、科学性要高；(4)配音的选择要恰到好处；(5)根据课章内容需要适度运用动画；(6)内容的呈现适度直观根据学生的思维和教学内容的特点，留给学生一定的思维余地。

4多媒体课件开发的制作流程

多媒体课件是多媒体软件的一个特例，多媒体软件开发的通用模式是由多媒体专家BrianBlum提出的，是一种以分析、设计(指导设计与交互设计)、测试与评价四个层次的开发模型，可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1)总体方案设计

一个教学课件的开发决策制定之前，要对需求、课件所实现的目标及制作课件的物资条件有一个系统的分析，以解决是否开发，开发的条件是否具备，开发后是否易于普及和提广。分析之后，就要做出总体方案的设计。总体方案的设计是确定教育思想能否用相应的计算机技术实现的问题。因此，总体方案的设计在整个课件的设计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在课件的总体方案的设计中，应尽量发挥多媒体技术，将文本、图像、动画、音频、视频有机地集成，来形象、生动地反映教学内容和策略，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课件的设计

多数的课件仍按照传统教学的节，将课件分成若干个知识点，每个知识点的学习又分成知识学习、技能学习和解决问题学习。各知识点采用的媒体素材形式，页面的设计等也属于课件的设计范畴。课件设计的结果为课件脚本，在后面还要具体地讨论。

(3)课件的制作

在脚本设计好后，就可以制作课件了，其步骤如下：

①素材的选择与设计；②选择开发工具；③制作多媒体课件；④多媒体课件的网上；

④测试评价。

课件测试、评价和修改是课件开发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该项工作实际存在与课件开发的环境分析、教学实际、脚本设计和软件编写的每一个阶段。课件评价基本从信息呈现、人机交互、教学过程控制(4)、文档提供等方面提出课件评价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指标。

(5)出版发行

课件的推广与使用是很重要的。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开发出的软件不使用或使用范围小，无疑是对人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委员会，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s]，2000.5

【2】蔡自兴，徐光，人工智能及其应用[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第3篇：传播技术论文范文

摘要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作为传播学领域一大研究部类/范畴的媒介分析，正清楚地凸现出现实意义。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成果。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特点。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梳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主要通过对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并对两本近年来出版的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来从论文和著作这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大陆传播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的研究成果，透视其概况及特点。由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本文的局限性在所难免，其对研究成果的梳理，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关键词：媒介分析、信息传播新技术 Abstract At present， as waves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rge forward throughout the word， media analysis a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demonstrating its significance. Worldwide， uses and impact of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for discussion， thus pushing forward research in the whole area of media analysis， attracting much academic attention to the area.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media analysis has also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have explored many issues in the area， resulting in many publicat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survey of their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on the basis of that，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these achievements. Owing to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to limited materials available， the writer cannot possibly make a thoroughly comprehensive study of all the media analysis achievements. Therefore， the writer chooses to carry out the study mainly through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fou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s in the country from 1996 to 2000， a similar analysis of the papers submitted to sever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s since 1995， and a discussion of two recent books on media analysis. As the writer’s knowledge of and reading in the literature of this area of research are very limited， and the materials available are also very limited， this paper is bound to have some limitations. Omissions may also be unavoidable， but certainly not intentional. The writer offers this paper just in the hope of inviting more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the media analysis achievement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Key Words: media analysis;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正文）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类/范畴，主要指的是对如下内容的研究：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媒介技术的特征及作用，媒介技术及其发展史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等。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在西方传播学兴起的初期，传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讯息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上。诚然，传播学发展史上曾出现一些对传播学界有深远影响的媒介分析成果和理论，如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Harold Innis ）的传媒的时空偏向理论，促使媒介分析在传播学研究中真正登堂入室的麦克卢汉（Marshall MacLuhan）的以“媒介即讯息”为中心论点的传媒理论，等等。但是，比起学者们反复挖掘、成果极为丰富的传媒效果研究或在许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传播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传媒内容分析来，以媒介技术本身为焦点的媒介分析，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原本算不上是一个显赫的研究范畴。然而，近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社会现实，却使媒介分析的现实意义，清晰地凸现。因而，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历史尚短，媒介分析领域中尚未出现象麦克卢汉理论式的独树一帜的、闻名遐迩的媒介理论。但是，我国传播学术界的成果发表、学术会议交流等学术活动表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尤其是随着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浪在全世界的高涨，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社会影响等媒介分析中的核心问题，已成为在我国举行的一些传播学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不少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涉及的重要内容。此外，专门涉及媒介分析领域的书籍也已出现。 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输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拟通过如下几步研究，透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找出其中涉及媒介研究的文章篇数、在刊物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与论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本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主要面向业界的刊物、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易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 ■ 通过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进行这种梳理。这里笔者只可能把范围限于自己所熟知的几次学术会议，不敢妄求全面包括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有学术会议。 ■ 通过对《传播科技纵横》（闵大洪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明安香主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两本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探讨我国传播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研究在专著这一层面的成果。笔者坦承，由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而研究只能建立在对资料文献的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局限性在所难免，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一、 概况透视 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领略学术界的研究动向。 I．1 学术刊物 学术刊物往往是人们观察学术界最新动态的一道窗口，因此，笔者希望先以分析若干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刊物为切入口（按季刊、双月刊、月刊排列），进入对于近期我国学术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 《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 年份 *总篇数⑴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⑵ 1996年 50 2；4％ 1997年 46 7；15.22％ 1998年 49 8；16.33％ 1999年 50 8；16％ 2000年 51 14；27.45％ 总计：246 共计：39；15.85％ 《新闻大学》（季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104 5；4.81％ 1997年 117 5；4.27％ 1998年 117 4；3.42％ 1999年 108 8；7.41％ 2000年 119 13；10.92 总计：565 共计：35；平均比例：5.88% 《国际新闻界》（双月刊；1998年度第5－6期合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114 19；16.67％ 1997年 111 9；8.11％ 1998年 99 13；13.13％ 1999年 103 21；20.39% 2000年 97 26；26.80% 总计：524 共计：88；平均比例：16.79% 《新闻记者》（月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298 6；2.01％ 1997年 342 7；2.05％ 1998年 339 7；2.06％ 1999年 374 19；5.08% 2000年 427 31；7.26% 总计：1780 共计：70；3.93% 以数据点折线表示，媒介分析文章在这些刊物中所占百分比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 1． 这四种刊物在最近几年中无一例外地都经常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2． 在四种刊物中，《国际新闻界》发表媒介分析文章最多，不但按篇数计算数目最大，而且在总篇数中所占百分比也最大。 3． 四种刊物中，《新闻记者》刊登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最小，但1999年起该刊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篇数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多。 4． 1996年－1998年期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 以上几点中的第一点显示了媒介分析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内容之一。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它和《国际新闻界》的宗旨目标及特点有关。这一刊物以“透视环球传媒，追索今昔流变，拓展研究视域，提升学术品位”为其宗旨目标，具有重视国际传媒业最新动态、重视介绍国外情况的特点。自美国以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率先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以来，信息高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和迅速投入应用、因特网作为新一代的传播媒介迅速崛起、全世界范围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势头猛烈、传统的传媒业正面对一场新的社会传播事业结构调整──这一切已成为国际传媒业近年来的新动态。而美国和一些其它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领先地位，使介绍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介绍这些国家传媒业近况的一个重要论题。这些显然都促使《国际新闻界》较其它刊物更多地刊登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文章。此外，自1997年以来，《国际新闻界》每年都有一期或若干期有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栏目，集中刊登有关文章。1997年第四期中有“最新传播技术手段研究专辑”栏目，下有5篇文章，按我们本文中所下的定义都属于媒介分析文章；1998年第四期中有“新媒体研究专辑”栏目，收有6篇文章，均属媒介分析文章；1999年第三期中有“网络传播研究专辑”栏目，收有5篇关于最新传媒──网络的文章；第四、五、六期均设有“网络传播”栏目。2000年第一、五、六期均有“网络时代”栏目。设有这样集中刊登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文章的专栏，显然也有利于该刊较多地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关于上述第三点，《新闻记者》上的文章体裁不一、且以短文居多大约与此不无关系。作为一家面向业界的刊物，相对而言，它所刊登的理论性、学理性探索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中所占比重是有限的；它重视传媒业界同仁间的体会交流等，大量的文章涉及写作、编辑、摄影等业务方面的体会。当然，随着电脑、网络技术在新闻工作中的日益渗透，随着我国新闻传媒业技术手段更新的过程的进展，我国新闻工作者将会在其传播实践中对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运用及其影响等，体会日深。在被称为我国“传媒上网热之年”的1998年过后的1999、2000年，《新闻记者》上刊登的媒介分析文章明显增多，正可说明这一点。 在这四家刊物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可说理论色彩最浓。1996年—1998年期间这家刊物所登载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而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探讨传播技术手段、传媒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媒介分析研究，正越来越受到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界的关注。 I．2 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也是观察学术界动态的一道窗户。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1995年“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以来，探讨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等的媒介分析文章，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会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显示，“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研究”系当时对论文分门别类时的一个类别。但是，当时这一类别下的论文篇数尚不多，仅有两篇，题为：“信息传播手段的又一次革命”和“试论我国在‘信息高速公路’十字路口的选择”。（论文集总共收入论文59篇。）1996年，当暨南大学新闻系为庆祝成立50周年而举办“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香港和内地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的学者会聚羊城各抒己见时，会上发表的50多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中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5篇。这5篇论文绝大部分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研究正在迅速崛起的因特网（当时称“国际互联网”）。1997年，“全国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60余名学者以“传播与经济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论文宣讲与讨论。会议收到的46篇论文中有 5 篇论文属于讨论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媒介分析文章”。信息高速公路、电脑互联网络与大众传播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了台上台下的热门话题，不但在会场上引发学者们的热烈发言，而且在会场外的个人交谈中也引发种种议论。会议结束后，有关论文很快被《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学争鸣与探索》等刊物登载。 1999年10月至11月，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接连举行了三次较大型的学术会议。10月下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99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30多位中外学者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探讨信息传播新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的媒介分析论文有5篇，以研究因特网为主。10月底至11月初，在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 ”，会议收到的40余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10多篇。紧接着，12月7日至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上发表的50余篇论文中，有10来篇属本文所说的“媒介分析文章”。 2000年10月20日—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近70篇论文中，可归类于“媒介分析”的文章达16篇，占总数的23.19%。2000年12月13—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全国第四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即是网络传播。 从这几次会议的情况来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在1999年以来的五次学术会议上，媒介分析文章尤其成了会议内容的一个重头。这一点，同笔者梳理有关学术刊物近年来的文章内容所发现的情况，是吻合的、一致的。 I．3 书籍 1998年4月，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先生撰写的《传播科技纵横》。此书分十五章，阐述了传播科技发展进程中各项重大进步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这十五章是：“古代信息载体与传播手段”，“近代印刷术的诞生与发展”，“摄影术、电影的诞生与发展”，“近代通信手段的重大发明与发展”，“广播电视的诞生与发展”，“当代印刷术和出版业”，“当代广播电视新技术”，“当代计算机业与通信业”，“计算机网络与信息交流”，“因特网与传统大众传媒”，“当代多种媒介的相互竞争与融合”，“传播技术在当代新闻传媒中的地位”，“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传播新技术的管理”和“信息高速公路展望”。书中追踪最新信息传播科技及其应用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宽广的社会影响的，占10章之多；这10章中，尤以探索计算机业及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业及其正、否两方面的社会影响的部分占了重头：作者以整整八章的篇幅，对此进行了阐述。鉴于对建立在以往的传播科技的物质基础上以往的传播方式，学术界早已有过许多论述，达成许多一致的认识，作者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对信息传播科技的最新进展、最新发明及其对于传媒业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方面的影响上，这种选择显然使《传播科技纵横》得以涉及开拓空间较大的课题。书中不但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一系列最新传播科技手段作了描述，而且涉及了一系列围绕传播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大课题的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传播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管理，传播科技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及国家的信息传播政策，等。 以传播科技的发展的利和弊为例，该书在对卫星直播电视的探讨中，既谈到卫星直播电视的利──对于扩大电视的覆盖面、扩大电视传播的范围、促进国际电视传播中的作用，又探讨了卫星直播电视的弊──对卫星的轨道资源的国际争夺和电波越境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冲突问题。作者指出，“正因为通信卫星具有打破以往电视传送所受到的时空限制的能力，因此不仅发达国家大力研制、发射电视直播卫星，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购买或租用。在激烈的竞争中，商业利益与国际政治带来了国与国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争论。一项是技术问题，即卫星轨道问题，因为同步静止卫星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申请得到认可，而目前世界各国对卫星轨道位置争夺激烈；另一项是社会问题，即电波越境带来的影响。 电视直播卫星所带来的电波越境，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使用不当或别有用心，也会造成国家间的不和甚至相互憎恨，破坏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氛围。……在DBS电波越境的争论中，西方发达国家持‘信息自由论’的立场，要求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而反对的国家则持‘信息主权论’的立场，要求在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总格局内制订出具体的规则，并强调应事先取得他国的同意。…… 80年代，美国国际电视进入西欧，为已经风靡西欧市场的美国影视片推波助澜时，欧洲传播界也纷纷指责美国为‘文化帝国主义’，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许多国家对电视台（尤其是对有线电视网）播放外国节目的比重作了限制。当国际电视的浪潮推进到亚洲地区以后，这种矛盾就更为尖锐。对于卫星电视来说，进行有效的国际管理确实困难重重，……”⑶ 该书在有关因特网的章节中也讨论到了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在简述因特网的特点和功能，各国对因特网的应用在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方面的发展中的作用，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效能后，该书即谈及因特网带来的种种问题，如：网络安全及计算机犯罪、“黑客”猖狂入侵重要的网站网点，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流传，色情内容泛滥于电脑空间，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 再以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为例。《传播科技纵横》谈到了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传统的大众传媒构成冲击，但以更多的篇幅，探讨后者如何能“借着因特网之势另有一番风光。” ⑷因为，因特网上信息流通的一些负面影响，使“人们在网上广泛浏览之后，更愿意访问每日能提供客观、真实信息来源的节点，而这一点，在人们心目中已建立权威地位的著名新闻媒体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就是说，现有新闻传媒上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必须看到，现有新闻传媒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特网并非可以完全包容和替代。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刷报刊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可能完全被网上电子报刊所代替。” ⑸尽管如此，该书作者强调指出，传播科技的新发展必然导致新老传媒间的激烈竞争，作为新一代媒体的因特网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它与传统的大众传媒间在传媒市场上对受众的争夺。“各类媒介均有自己的特点，一种媒介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介是不可能的。但影响力的大小，此消彼长，则是不言而喻的。” ⑹而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在改变以往各种传媒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情况，竞争之中还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多种多样的媒介在推进社会多元化和多样性方面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⑺ 1999年2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先生主编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该书不但对90年代初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传播高新技术、新媒介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性的描述，还对学术界和社会上围绕它们的讨论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按自己的框架，综合研究了众说纷纭的概念，论点，预测，通过系统的分析，将有关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⑻此外，该书又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建议。该书聚焦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对传统的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分十一章对有关问题进行阐述，即：“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印刷媒介：告别铅与火 走向光与电”，“当代多种传播媒介的互相竞争与融合”，“新兴电子传播媒介”，“‘第四大众传媒’的崛起：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政治、法律”，“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经济发展”，“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文化”，“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生活”，“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和“赢得进入信息社会的‘护照’”。按照该书主编、课题组负责人明安香研究员的归纳，该书是从五个方面，对研究重点展开探讨的，即： ■ “从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最新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崭新高度和视野，重新回顾和探讨了人类信息传播”。 ■ “宏观地探讨和展望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空前重要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 “对书中重点探讨的‘信息传播新媒介、新技术’作出界定，并回顾和概括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发展的主要种类、特征及其现状”。 ■ “简要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便以此为背景更好地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 “探讨和预测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将会给传播的大众传播在一系列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根本变革；并对于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大众传媒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及理论研究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⑼

书中对媒介发展进程的总结、归纳式研究，对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传播高新技术同大众传播的关系的分析，对世纪之交我国在信息高新技术、信息产业领域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都反映出课题组对有关问题的深思，并有助于启发人们探索思考。例如，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首先以历史的视角，概括性地分析了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法则，再分媒介形式，新闻采访、写作报道和编辑方式，新闻产品的发行和传送方式，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的大众传播中的根本性转变。作者对于传媒发展过程中的新老传媒遵循的法则，表达了深具概括性的观点，即：旧媒介在同新兴媒介的激烈竞争中，纵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遵循生存第一法则，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下去，而为了生存下去，旧媒介又会遵循变革求存的法则，适当地改变自己的“媒介形式、运作方式和服务方式，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新媒介要在原有的媒介世界中站稳脚跟，取得成功，就得遵循优胜法则，即在方便、兼容、简便、可靠、可见、价格适宜等一系列方面显示出其超越旧媒介的优胜性，并遵循经过一个（一代人时间的）过程的“一代人法则”；旧媒介和新媒介在激烈竞争中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遵循长期共存法则。⑽ 书中对新闻与传播理论体系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的探索，也颇具特色。该书建议“重新构建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并认为这就是要建立“网络传播学”这样一种脱胎于传统的理论体系而又根据崭新的网络化传播环境形成全新的特色的崭新的理论体系。书中探索性地提出，根据目前的情况，“网络传播学”至少应涵盖这样几类内容：网络传播环境学、网络传播生态学、网络传播采访学、网络传播媒介学、网络报道学、网络公众学、网络调查学、网络传播法规学和网络传播伦理学。⑾ 与论文相比，书籍由于篇幅大得多，论述问题可以在全面、系统、深度等方面，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内容覆盖面当然也可大大超过论文。如果说近年来我国学术刊物上的媒介分析论文各自探讨了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或有关理论的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话，那么《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则对以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媒介概括性地进行探讨，并对传播科技发展与变化加以总体研究，还对围绕科技、传媒、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 目前，随着网络运用的逐步推广，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已开始被推上网：1999年下半年，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中国新闻学评论》已在网上出现，这是一家没有印刷版的网络刊物，而且是专门有关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网络刊物。有关媒介新技术、新媒介的研究是该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刊的栏目之一“个人频道”下的“大洪视点”，集中刊载了闵大洪先生有关网络等传播新技术、新媒体的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28日，上海14家主要新闻传媒机构联手创办的东方网正式开通，“网络媒体研究”成为这一网站上的专题栏目之一。由于《中国新闻学评论》在网上推出和“网络媒体研究”在东方网上出现时间还不长，目前笔者尚无法对此作更多的讨论，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上述讨论到的都属于我国学术界在媒介分析领域、尤其是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研究领域的成果发表。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领域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据有关论文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当前的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这一前沿研究领域极为重视，“1996年以来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关课题，如1996年设立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年设立项目《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1999年设立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2000年设立项目《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 ⑿有关成果发表和正在进行的有关项目，显示出我国传播学界围绕着与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已进行并在继续进行许多探索。 二、 特点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说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传播新技术及其特点、传播技术与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系领域的研究，已产生了以论文为主兼有书籍的成果。这一部分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成果的特点。 II．1 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 介绍、描述性内容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我们此处称为“媒介分析”的领域的成果中占重要位置，这可说是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特点之一。如果略加细分，不难发现，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的学术刊物与学术会议上的媒介分析文章中，大量的文章主要是描述性或介绍性的，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的“国内外电子出版物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与思考”，“中文报通过因特网走向世界”，等，《新闻大学》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等，《国际新闻界》刊登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新闻战”，“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西方通讯社是如何在哥伦比亚工作的”，“数字时代的BBC”“美国记者如何利用E-mail”，等，《新闻记者》刊登的“一份跨国界的免费出版物──兼谈电子网络”，“网络上办影展 光盘上存照片”，“新闻传媒网络化发展新趋势”，“记者要学会数字化生存”，“美国《时代周刊》见闻”，等，“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的“因特网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效果及趋势”，“从新闻提供者到公共论坛：《人民日报网络版》个案分析”，等等，可说都属于此类文章。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般以小见大，往往从某些具体实例入手对最新传播技术渗透到传媒业工作和人们社会生活的现状作描述、介绍，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三期刊登的“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思考”（作者：闵大洪）一文，对亚太地区三家大型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台湾省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概况进行了介绍，提供了诸如访问人次、电子版网页编排、内容、电子版上的广告等资料信息，由此切入到电子报纸的发展这一课题，探讨了电子报纸发展的技术基础──因特网，以及与电子报纸的特点有关的电子报纸发展的动因。 又如，《新闻大学》1998年冬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作者：陈思劼）一文，主要是对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网页的一些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作介绍，并对这些网页进行比较，介绍的信息包括这些网页的主页网址、上网日期、网页数、容量及主要栏目与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广电传媒与网络传播的关系问题略加探讨，但从全文来看，这一探讨部分所占篇幅颇小。又如，《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三期刊载的“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作者：杜跃进）一文，是透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一家小报《圣何塞信使新闻报》创办的（与“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联网的）电脑联机网络信息服务系统“信使中心”的实例，透过这一“信使中心”提供的电子报纸、通讯服务等网上服务的情况，来以小见大──观察“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并进而讨论美国新闻业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积极采用对美国新闻业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文中谈到了反映这种影响的四个方面：新闻媒体物质形式的演变，新闻内容的变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挑战、对受众的影响。但介绍性内容不但所占篇幅较大，而且还贯穿于讨论分析之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二期登载的“数字化时代的BBC”（作者：彭兰）一文，描述了BBC近年来的沿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向前迈进的情况，即：进入90年代以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和需要，英国广播公司BBC实施自己几次根据形势进行修改、补充的对近期、远期发展规划，采纳数字化技术，退出一系列新广播、电视频道和服务的发展状况。文中具体对BBC的一系列借助数字化技术的新服务、新频道作了介绍及特点分析，为读者描述了BBC数字化广播（DAB， 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的缩写）服务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计划。 再如，《新闻记者》1999年第十期发表的“办出特色：传媒网站生存之道”，透过两家并非由传统传媒中著名的大型媒介机构创建的传媒网站——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阳海滨媒介集团公司创办的Sunline网站和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家视频作品制作公司Gardy McGrath International创办的“网上电视”/“万维网电视”（TV on the Web）网站──的成功实例，探讨办出特色在传媒网站获得成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中对这两家传媒网站的网页设计、内容、办网站的方针、策略等，作了介绍分析，以“办出特色”为主题，将这些介绍性信息串在一起，作为讨论这两家传媒网站的成功的一大原因及其启示的基础。⒀ 这类文章当然并非遵照同一模式，虽说总体而言都带有这样的特征：以小见大，以介绍实例为主引出或融入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是，其中有的在介绍和讨论方面都较宽泛，有的则突出重点的色彩较浓。由于偏重情况介绍描述，此类研究往往在理论问题探讨方面就涉入有限，从而出现谈得较宽泛而缺乏细化深入的分析，几笔带过等情况。然而，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自有其作用，对此我们不能忽视。这类研究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用的新近资料，而新近资料的积累，正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的有些研究中，作者提供了或由其本人采用调查、观察、内容分析等方法而得的量化的第一手资料，或通过网上研究、图书资料研究等而获得的来自其他学者实证性研究结果的量化的第二手资料。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传统上重思辨、重定性研究而对定量研究重视不够的情况而论，这种量化的资料的提供，可以为学术界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思辨式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量化作为一种测量工具，作为一种手段，对事物（的质）进行精确量化，有利于对事物、对事物的质的系统研究和了解，也有利于使论点的展开、定性的阐述具有扎实的依据从而增添说服力。因此，上述提到的那些研究提供的量化数据的积累，对于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就可说另具一层意义了。 从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进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信息传播新技术大量涌现，发展之迅速，真是创历史之最。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媒介分析研究，客观上需要先从介绍、描述与最新传播新技术的应用有关的新情况入手。此外，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经济实力、科技优势等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走在前面，这些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新经验、它们在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因其参考作用而值得介绍。这也必然使我国传媒研究成果中覆盖这方面的内容，从而增添了介绍、描述性的内容在我国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文章中似以描述性或介绍性为主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的文章居多，但也有一些文章是讨论分析性的，或以此为主的，如：探讨网络出版物与法律法规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分析互联网络的“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社会”（作者：张锦，《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三、四期。），探讨网络时代媒介把关人角色的变化的“从‘Gatekeeper’到‘Heads-up Displays’”，探讨网络传播中的受众的“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作者：石艳红，《国际传播界》，1999年第三期。），等。此类文章中还有对某一媒介分析理论进行探讨的，如：讨论著名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四期刊登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作为“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之一的“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作为探讨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自然就较为突出分析讨论。 II．2 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 从上面梳理到的我国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成果来看，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也是一个特点。笔者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而言，学者们在对问题的展开中往往铺开面甚广，以概括性、综合性地阐述为主。例如，“电子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文将传统媒介的新闻出版法规面对网络出版物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归为九点，对建立与网络信息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上出版中要解决的法律道德问题，分“名誉侵权问题”、“著作权问题”、“保密和泄密问题”、“黄色、凶杀、暴力一类图文音像信息引起的法律问题”四个方面予以展开，逐一讨论。“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一文对于网络媒介为受众成员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所带来的变化之分析讨论，分“网络受众的定义及其图示”、“个体化和主动化的网络受众”、“网络受众在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网络受众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网络受众：为自己把关”五个部分展开，铺开面较广，在论文的篇幅范围中来看，这种处理法带有综合性的色彩。 就书籍来说，上面讨论到的《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中，相比之下，后者对理论探讨更为偏重。因此，笔者此处拟集中考察后者在讨论分析问题中是否也具有重概括性、综合性的特色。笔者感到，此书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同样具有概括性、综合性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它综合讨论了诸多问题上。对此，我们在上一部分中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其次，这表现在此书对其所讨论分析的问题，在展开中似乎也偏重概括周全。试以该书的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为例。这一章概括了“媒介发展的基本法则”、“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新闻采访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报道和编辑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发行和传送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关系的根本变革”和“媒介角色的根本变化”七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力求全面概括的展开方式。这七个方面构成了这一章的七个节，而每一节的展开，同样体现了这种偏重概括周全的特色。例如，第二节“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分“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电视：数字式、高清晰度、互动式家庭影院”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三点展开，显然最后部分以“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为名，可以将除了这一节的标题中点到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外的其他的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进去，这看来同该书的讨论注重全面概括有关。在具体到这些小点（目）的阐述中，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仍然可见。即以这一节的第一点“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为例，其内容涉及到：作者对印刷报纸因其特点不会“很快被高速飞驰的信息列车碾得粉碎”的看法及理由，报纸等印刷媒体的变形三部曲──即出现电子翻版、电子变版和多媒体版，以及反映报纸发展另一种趋势的便携式电子报纸及其特点，覆盖面相当广，由此也可见力求概括周全的特色在书中得到了层层体现。 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著述中出现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自有其原因。首先，它同选题有关。我国不少媒介分析文章的题目都较大，题目本身要求覆盖面较广，注重概括性、综合性也就自然而然。其次，我国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学科建设的早期，围绕媒介的技术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更新同大众传播业的发展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而展开的媒介分析研究，当然更是处于早期。对于早期的研究来说，重概括性、综合性正适应学科建设积累的需要。此外，对于书籍而言，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不少书籍似乎往往兼具专著和教材的特色，而且事实上在使用中也扮演专著与教材的双重角色，对于问题的分析阐述力求概括周全，与教材要全面概括、传授基本知识的客观需要相吻合。对于我国的媒介分析领域而言，这些已有成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媒介分析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 II．3 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 从选题来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具有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的特点。电子出版物的兴起与特点，因特网的特征及其对传统大众传媒的挑战，网络传播中的法律法规问题、伦理问题，传媒网站建设，卫星电视，网络时代传媒把关人角色的转变，网络时代受众角色的变化，新、老传媒的关系，计算机（电脑）辅助新闻学，等等，构成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一再关注的问题，这些选题，无疑是贴近我国传媒业新发展的现实的，也是追踪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发展动向的。这一特色，大约同媒介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性质、特征有关。媒介分析本身，是一种考察传播技术的发展同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研究，对发展、变迁的研究，首重新发展、新变迁往往很自然。当年，媒介分析理论家麦克卢汉正是在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其媒介理论，为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作出关键性贡献的。虽然他的著述涉及了媒介技术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但是当时的新兴传媒电视无疑是他的研究突出关注的。关注媒介新技术的特征及其发展动向，是媒介分析的需要使然。追踪发展动向除了可以指追踪实践方面的发展动向外，还可以指追踪理论方面──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动向。在后一种意义上，我国的传媒分析研究的选题，总体上来说也是可以说具有追踪发展动向的特色的。当笔者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中经常关注的问题同国际上的一些新闻与传播学学术刊物——如《传播学杂志》（季刊；由美国国际传播学协会主办）、《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季刊；由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主办）、《加拿大传播学杂志》等──中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的同类研究的关注点相比时，笔者发现，两者相当吻合。即使国际上的这些刊物上的同类研究不少在时间上领先了一步，但是我国的研究并非在时间上远远落在后面。事实上，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少引征了国外学者一些最新研究成果，有的还参照了网上提供的最新资料，注释中出现有关网站的网址与上网日期，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各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进展不同，各国传媒采纳高新传播科技的发展情况也不同，各国媒介分析研究的起始时间、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际学术界所经常关注的问题中也有一些尚未构成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例如，对于电子出版在学术性信息传播（scholarly communication）中的应用，对于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等，国际上学术界常有论及，但在我国学术界现实的媒介分析研究中，似尚未引起多少注意。关于前一问题，迄今为止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信息沟通中，最主要的手段仍然是印刷传媒，这大约是影响关于电子出版与学术性信息传播的关系成为关注热点的重要因素。关于后一问题，对于现阶段因特网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说，离众多的人们感受虚拟社区的存在，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影响到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研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它尚未构成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热门选题，也就很自然。 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但那些围绕传播技术新发展、传媒新发展展开的研究显示出追踪国际上的发展动向的特点，而且那些探讨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本已在达到其红极一时的顶峰后长期陷入较少引起注意的寂寞的低谷，但近年来，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新形势下，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又再度受到国际上学术界的关注，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探讨。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1995年，加拿大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udith Stamps 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Glenn 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Paul Benedetti和Nancy 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发表了W. Terrence 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Black Rose Books出版社出版了Paul 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围绕麦克卢汉媒介理论，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数十位学者，各抒己见，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⒁学术性刊物中，《加拿大传播学杂志》近年来一再刊登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重要源头──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在该刊1998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刊登的学术论文中，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几乎占了半数。美国《传播学杂志》1998年也曾刊出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国际上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新关注，还在通过网络媒介进行的学术沟通中反映出来：因特网上曾出现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和。我国学术界在对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这一动向。在我国近年来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提出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学说、认识其作用的论文有之，专门讨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也有之。 从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理论方面，对我国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恐要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然，大多数媒介分析研究的成果中似乎并没有直接引征麦克卢汉的著述，但是，我们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理论所提供的思路──即从媒介技术的影响的角度考察传播科技与人类文明变迁的关系的思路，却影响着这些研究。这一事实即：这些研究大多数都着重探讨传播新技术对大众传媒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较少换个角度探讨社会的其它方面对传播新技术的应用的影响，如：社会决策对于决定传播新技术的命运的影响，经济因素对于传播新技术的采纳过程的制约等。 结论 中国大陆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发表、学术讨论等活动表明，在媒介分析方面，中国大陆学术界远非一片空白。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起步，并且还将继续研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许多问题，只要我们坚持本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努力，日积月累，我们终将取得日渐成熟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高估计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虽然，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大量研究以介绍、描述性内容为主也好，分析讨论偏重综合性、概括性也好，都自有其原因，我们对此可以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来概括；而且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过，在现阶段而言，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对发展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讨论分析中突出综合性、概括性对学科建设的积累，也有很大贡献。但是，一切存在的，又并非“都是合理的”：事出有因的状况，并不总是等于理想的状况；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也应不断发展。我们应该面向未来，追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应追求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扎扎实实的资料积累的同时不断提高理论探讨的深度，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注： ⑴* 笔者在统计篇数中没有把报道式消息、文摘、书讯等包括进去。 ⑵ * 在本文中，“媒介分析文章”指的是：总体来看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及同社会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文章。 ⑶ 闵大洪著《传播科技纵横》。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32页。 ⑷ 出处同上，第194页。 ⑸ 出处同上，第194－195页。 ⑹ 出处同上，第230页。 ⑺ 出处同上，第233页。 ⑻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之二”。 ⑼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⑽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4页。 ⑾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290页。 ⑿ 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一期，第16－18页。 ⒀ 有关以上讨论到的论文的材料，请参见《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和《新闻记者》1996年—2000年。 ⒁ 张咏华 “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一期，第3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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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传播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传播学研究；创新的扩散；发展传播学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12-0130-02

一、罗杰斯生平及其简介

罗杰斯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传播学者、社会学家、作家和教授，因为首创创新扩散理论而享誉全球，与勒纳、施拉姆被认为是传播学分支学科发展传播学的创始人，他有着非常广泛的研究领域以及研究贡献，范围涉及“解读以及整合基础概念，研究传播网络，议程设置研究、创新的扩散研究、娱乐与教育、跨文化研究，组织传播、新的传播技术、健康运动、发展传播学、特殊问题和环境的研究以及传播史研究”。他于1952年在爱荷华州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在朝鲜战争的空军服务两年，之后返回爱荷华州立大学，于1957年获得社会学和统计学的博士学位。罗杰斯曾经执教于多所大学其中包括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供职于农村社会学系、密歇根州立大学，罗杰斯开始了传播学者的身份，供职于传播学系，之后罗杰斯任职于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并且随后相继担任斯坦福大学国际传播的Janet M. Peck教授、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的Walter H. Annenberg教授、以及新墨西哥大学的杰出教授。罗杰斯也曾任教于六个在欧洲，远东和拉丁美洲的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他从一个学术机构转向另一个学术机构的过程，为他在不同的领域扩散研究提供了途径。罗杰斯获得过多种名誉奖励，其中包括大众传播和新闻教育协会的杰出职务奖，技术改变社会协会的托马斯•杰弗逊奖，国际传播协会跨文化和发展分会的终身成就奖，罗杰斯是1980～1981年度国际传播学会的主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学者，曾经在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西、韩国、泰国、法国、和坦桑尼亚等地进行研究和教学，1977～1984年在拉丁美洲地区，他是10本传播学刊物中引用率排名第四的传播学者。

二、罗杰斯传播学研究概述

罗杰斯的学术研究开始于《创新的扩散》，第一次出版时他还是30岁左右的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农村社会学的助理教授，这本书使他具备了成为世界学术巨匠的能力，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创新扩散就成为罗杰斯的名片，2003年这本书的第五版已经面市，是社会科学领域被引用第二多的书。《创新的扩散》是罗杰斯博士毕业论文扩充的成果，他毕业论文研究的是两个爱荷华州农场上2-4-D除草喷雾剂的扩散情况，罗杰斯用一章节回顾了各种类型的创新扩散研究，包括农业创新、教育创新、医学创新和营销创新等，发现在这些研究中有许多相似点，例如创新的扩散都是趋向于S曲线的”，后来罗杰斯把文献回顾的一章通过扩展精炼出版了《创新的扩散》，这本书提供了创新如何在社会系统中扩散和传播的全面理论。罗杰斯的学术成就来自于他不断的否定自我，修正自我，他“是那种敢于质疑并反驳自己工作的少数学者之一，《创新的扩散》自1962年出版以后在1971，1983，1995，2003年进行再版时，都有一些变化和改进，虽然都是以创新扩散为书名，研究的主体是新的思想或实践是如何扩散的，但都有所补充改进，越来越强调社会网络的作用，关注网络在扩散和传播以及社会变革项目中的作用，因此书中增加整个章节是关于扩散网络的，并且关注了“临界大多数”的概念，第五版时更加注重新的传播技术的扩散，尤其是互联网上的扩散。70年代罗杰斯关注发展与传播的关系研究，他与勒纳、施拉姆被认为是发展传播学的创始人，在研究如何运用传播来促进社会发展的发展传播学中，罗杰斯认为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社会变革的基本因素。在美国传播学术史上，由E.M罗杰斯和F.休梅克70年代初期详细论述的“创新的扩散模式”被认为是传播与发展的一个“主导范式”、它涉及创新信息、创新思想之传播和被采纳的全部过程[1]。但是到1976年罗杰斯在编撰的《传播与发展：批判的观点》时，对于传播与发展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注意到外来因素对国家发展方向与速度的重大影响，也了解到动员群众参与发展计划的重要性。他认为发展传播学的主导范式已经消失了，但1989年，罗杰斯又对主导范式再次重新阐释，将发展定义为“一种指导下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给予每个人不断增强控制自然的能力”[2]，他认为“有关发展的主导范式并没有过时，还以某种形式继续在理论和实践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2]，他再次否定自我，他认为健康传播就是发展传播主导范式的“延续性变体”[2]，罗杰斯将其创新的扩散理论应用到健康传播研究领域。80年代开始进行传播网络的研究，他是传播学网络模式的倡导者，1981年与Kincaid, D. L.合著的《传播网络：趋向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中，在朝鲜农村进行的计划生育创新以在25个村庄的扩散过程为研究基础，发现在同一个村庄人们倾向于采纳同一种避孕措施，观念领导者首先采纳某种避孕措施，然后将采纳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通过人际网络传达给同一村的村民，人际间的传播渠道比大众传播在更有效率。罗杰斯对于传播技术的兴趣是逐渐形成的，50年代他还是一个博士研究生的时候，甚至有一种反技术的思想在滋长，认为传播技术在传播研究中是不重要的因素，70年代对于传播技术的抵触才消失，到80年代对于新的传播技术的扩散和社会影响成为了他的研究兴趣。罗杰斯自认为是一个温和的技术决定论者，在《传播技术：社会中的新媒介》（1986）他把科技和其它因素一起看作是变化的原因，“科技是一个国家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新媒介和其它因素一起，塑造了信息社会”。书中叙述了他对于传播技术从忽视到接受采纳和应用的过程，概述了传播技术的社会影响，并提出新技术三种重要的特征：互动性、个人化和分散化、不受时间限制的非同步化。在新的技术面前，罗杰斯提倡新的传播学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的探索，他认为对于新媒介的互动特性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已经不能作为充分的分析工具了，罗杰斯强调了新技术的普及过程。

罗杰斯也是“议程设置”理论的重要发展者，在某种程度上议程设置与创新的扩散有着近亲的关系，两者都是研究某种新的思想或信息如何在社会系统中扩散出去的，“议程设置”研究的是新闻事件的扩散，这是第一个由传播学者根据新闻理论提出的，由大众传播研究领域首创的学术课题，基本上背离了有限的和有选择的影响的研究范式，将研究的目光投向媒体对受众的长期影响上[3]。罗杰斯在许多文章和著作中对议程设置研究的历史、理论实践等进行总结和概括后，他和迪林以自己就公众对艾滋病的关注研究为代表研究单一问题在议程上的高度优先权，现在已经成为更普遍运用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议程设置模式适合于研究那些处理公共卫生等问题的职能机构[4]。罗杰斯对议程设置的前景保持乐观，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更多的关注“现实世界”事件的指标，同时考虑更多的议题，并且在议程设置理论与其它理论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等[5]。罗杰斯另一研究领域是跨文化传播，他是美国学者中最先开始跨文化课程的传播学者之一，20世纪4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使得美国度过了经济难关，成为最大的经济国，马歇尔计划成功后，美国领导者开始向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和科学经验，因此就有一批美国学者奔赴世界各地进行其研究，罗杰斯就是其中之一，不同国家的工作经历生活经验，以及对于语言的掌握，使得罗杰斯获得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切身感受。1968年罗杰斯开始教授一堂名为跨文化传播的课程，罗杰斯的课程主要借鉴了发展传播学的跨文化案例的文献和自己的跨文化经验，他在创立主要的跨文化组织中相当活跃，是跨文化传播研究“无形学院”的早期成员，而且后来他领导建立了新墨西哥大学的跨文化传播博士项目，并且与人合作多本关于跨文化传播的书籍，与Thomas M Steinfatt合著的《跨文化传播》。20世纪90年代早期，罗杰斯开始对教育-娱乐研究有兴趣，他考察了坦桑尼亚一个为提高公共卫生的广播栏目“Twende na Wakati”（让我们顺应时代），并且与Arvind Singhal合著了《娱乐教育：为了社会变革的传播策略》，这本书获得国家传播学会的应用传播杰出学术书籍奖，并且被作为传播学和公共卫生课程的教科书，罗杰斯的扩散理论是影响教育-娱乐的传播学理论之一，娱乐-教育成为健康促进和防治疾病的主要方法之一，娱乐-教育就是以娱乐和教育的方式有目的的设计和发送信息，从而提高受众对于有教育意义的问题的知识，从而产生支持的态度，转变社会规范，在行为上发生改变，娱乐-教育并不是一种传播理论，只是一种传播策略从而带来行为和社会的变化，如HIV/AIDS的预防，计划生育，性别平等等，它以两种方式导致社会变化，首先它可以影响受众的个人意识、态度和行为变化，其次它可以在系统层次上影响受众的外部环境等.同时扩散研究为许多公共卫生运动提供了有用的研究方向，为了纪念罗杰斯在娱乐-教育方面的研究，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设立了罗杰斯奖，专门奖励那些在娱乐-教育方面取得成就的学者们。

对于传播史的研究，也是罗杰斯传播学研究的一大成就，早在1986年，罗杰斯在其《传播技术：社会中的新媒介》中，就对传播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总结，强调了十几位学者对于传播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贡献，在某种程度上罗杰斯的经历及其学术研究使他成为著述传播学史最适合的人选，当他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传播学的研究工作开始，正是传播学重要的转折点发生不久，他的工作生涯与传播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多有重合，1957年罗杰斯获得农业学的博士学位的时候，施拉姆在伊利诺伊斯大学开设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四位传播学创始人关于传播学的书影响了罗杰斯，拉扎斯菲尔德的《个人影响》在罗杰斯的研究生研讨会中进行了讨论，他也阅读过勒温的小组动力学，1994年正式出版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学的研究方法》是罗杰斯传播学研究的又一高峰，他对于美国传播学史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梳理。

罗杰斯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宽泛性以及其对传播学研究的贡献可以作为对美国20世纪传播学研究探讨的一个切入点，因而对于其学术研究的探析对我国传播学研究有重要借鉴作用。纵观罗杰斯一生的学术研究轨迹，可知以创新扩散理论为中心，罗杰斯将研究触角延伸至传播学多个领域，既丰富了创新扩散理论，也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多维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殷晓蓉.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的视域及其比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 (英)斯巴克斯著.刘舸,常怡如译.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 常昌富,李依倩.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第5篇：传播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媒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学视角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1-0008-02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得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客观环境，同时也面对着更加多样的大众。如何理解新媒介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如何把握并更好推进新媒体时代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是我们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思考的问题。

一、从传播学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深奥到通俗，由抽象到具体，由被少数理论工作者和精英理解掌握到被广大民众理解掌握的过程。从传播学的视角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就是一种传播活动。1948年，美国人拉斯韦尔发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提出5W模式。概括起来说，就是一个传播过程都是由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要素组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具备了传播过程的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是在传播过程中起着控制、选择、加工、传导作用的人或者组织，在中国的传统媒体视界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是主要的传播者。传播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传播媒介主要有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以及文化艺术活动和课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受众就是人民群众。广大的人民群众不断认可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接受以它为指导的各项实践活动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效果体现。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学特点，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将理论大众化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系统化、结构化，从而增强理论大众化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传播媒介是一个重要的载体，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使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传播手段。除了人际传播，在当时使用最多的就是出版物的传播，书籍和报刊在当时是最有效率，最能体现工业化的传播媒介。在中国革命进程的每一个阶段，传播者都努力运用当时新的传播媒介来传播自己的主张和观点，不断向人们提供精神产品以满足人们文化和精神的需要。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战略要求之后，如何使新媒介成为思想舆论的重要载体，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

二、新媒介的发展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新机遇

一般而言，新媒介指所有与传统媒介相比较，在技术、运营、产品、服务等商业模式上有相当创新的媒介平台和机构。它们借助于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以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数字传播技术为驱动，既包括网络媒体，也包括传统媒介运用新技术或与新媒介融合而产生发展出来的新媒介。

当代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和实时传输技术。相比于传统媒介，新媒介的发展呈现出几个特点：首先是传播过程的双向性，这大大改善了传统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受众的被动地位，增加传授双方的互动性，每个受众都可能是传播者。其次，传播的质量和效率大大提高了，因为多媒体技术为人们进行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输提供了空前的便利条件，传播活动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加强。再次，新媒介技术打破了资源垄断。传播资源的丰富化将改变少数大众传播机构垄断资源的状况，为更多的社会成员、群体和组织成为能动的传播者提供了基础条件。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传媒形态，改变了传媒格局，给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带来了空前的机遇。

（一）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空间

新媒介技术所创造的无边界性，让信息自由流动，公众不仅可以获取政府门户网站的权威信息，还可以通过博客、微博、播客、微信、QQ、论坛、飞信等获取民间信息，这种集合了广播、电视、报纸优势的新媒介，能够综合运用文字、图画、视频等多种表现符号来传递信息，且能长期保存信息，便于受众及时查阅，流媒体技术的发展，还能让受众边下载边看。当前，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借助新媒介的优势，建立了全方位、立体式的传播体系，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率

新媒介的传播效率主要表现在资料的传递速度和信息的搜集上。新媒介技术的发展，让传播达到了以秒计算，甚至是与事件发生几乎同步的速度，其“直播”效应满足了人们对真实信息的迫切需求。

新媒介的复制、粘贴、超链接等技术优势，可以轻而易举地转载、群发信息。信息的蔓延以几何倍数的速度增加。新媒介的更新速度和查阅资料的快捷，使得公众更易于接受，如要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只需直接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字，几秒钟的时间就会显示海量的资料：有相关的专题报道，有专家解读和群众学习心得，还有中央宣讲团宣讲会议精神的视频。

（三）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质量

新媒介的信息传播方式与传统媒介的单维、直线的传播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它是“双向互动”、“多点互动”的，它更形象，更生动，也就更具渗透力。新媒介的信息表现方式超出了单纯的文字、图片、视频的表现符号，打破了人们接受传统媒介信息的习惯，作为受众来讲，他所接受的信息不仅仅是点对面的信息，还有根据个人需要设置的点对点的信息，诸多点对点的信息里，受众可以直接选择自己想要的信息进行解读，而不必完全接受传者所发送的所有信息，受众可以选择自己的信息空白点，直接点击想要了解的信息，也可以根据自己已经获知的信息，提供线索，发表意见。

新媒介技术可以实现传播互动，激发公众主动性，同时它赋予公众的话语平等权，使得公众的主动参与性被激发出来。运用这种双向互动模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普及，信息和资料在不断的互动中传播、整理和优化，受众在接受信息的同时又创造和提供信息，大大提高了信息的传播质量。

三、新媒介的发展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带来挑战

伴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空间大大拓展，信息传播急速发展，传播互动大大激发公众的主动性，与此同时，困境和挑战也随之而来。

（一）新媒介传播的互动性导致话语权的转变

新媒介的互动性造就了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话语权的重大变迁，话语权影响了社会舆论的走向。在新媒介境况下，大众由倾听者变为对话者，由信息的接纳者变成了信息的者，大众能以各种方式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异议。党和政府在传统的媒介境况下拥有的话语权优势已经被削弱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对民众的引导作用，这不但会造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被弱化，更可能造成民众被误导的情况。

（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导性弱化

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大众是传播的受众，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大众化的内容，新媒介传播的去中心化，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新媒介境况下的大众深受去中心化的理念的影响，张扬个性、拒绝权威、摒弃主导，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产生质疑。

（三）信息渗透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剧

新媒介的超链接和超级存储量让新媒介承载着海量信息，这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带来便利，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会被信息的海洋淹没，传播受众面对庞杂的资料无法选择。同时，新媒介技术带来的信息传播的自由性、高效性，为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滋生和广泛传播寻找到了一张良好的温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置身于更加艰难的环境之中，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难度。

四、新媒介技术发展境况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确保中国共产党在新媒介传播中的主体地位

中国共产党只有主动把握和用好新媒介，使之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平台，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更加有效。当前的马克思传播体系必须将新媒介纳入其中，不断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和传播能力，如在新媒体平台上多视角、全方位、个性化地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通过互联网、手机、户外新媒体宣传重大理论问题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找准理论传播的着力点，做到先声夺人，抢占思想引领的制高点。传播方式可以寻求权威性与通俗性的结合点，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宣传和普及，改变传统媒体中单一、被动状态，运用在线视频、网上访谈、博客、网上论坛以及短信、动漫等多种表现形式，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吸引力。新媒体的传播技术，创造了全方位地实施多媒体战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条件，确保中国共产党在新媒介传播中的主体地位。

（二）在新媒介技术的境况下，要规避新媒介的负面影响必须要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者的素质

要不断地加强技术培训，提高传播者应用新媒介技术的能力，保证传播者具备媒体融合管理能力和运营能力。同时在新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一定要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能够针对受众进行解疑释惑，帮助受众关注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也能在庞杂的信息资源面前保持正确的立场。

（三）把关新媒介，做好传播媒介的“把关人”

传统传播媒介通过对大众进行“灌输”式的传播教育，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传播者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媒介情境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这更需要把关新媒介。所以通过新媒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要通过各种方式去引导，还要避免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对传播的质量和效果进一步把关，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对信息资源优化处理，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导向，切实保护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周小华.论新媒体技术环境中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创新[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1）.

第6篇：传播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艺术批评；媒介；媒介批评

随着当代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技术已经全面渗透到艺术活动的全部过程中，无论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艺术传播，还是在艺术欣赏过程中，技术因素与艺术元素始终交织在一起，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化”的关系，即艺术被技术化，技术被艺术化。尤其在新媒体艺术蓬勃兴起以后，媒介不仅为艺术提供技术支撑，而且显示出支配性地位。可见，技术性已经逐渐演化为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艺术与媒介的高度融合对艺术作品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产生的影响，引起了艺术批评家们广泛关注。评论新的艺术形态，要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批评模式，因为“只有当研究对象与具体理论模式相统一时，才会获得其他理论模式所不能取代的意义解释效果。”从而揭示出艺术现象中蕴含的普遍规律。批评家们深谙此道，他们自觉从媒介视角进行艺术批评实践，媒介批评应运而生，并在网络媒介时代迅速发展为一种被频频使用的艺术批评方法。媒介批评，以其对新的艺术形式解释评价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取得了传统艺术批评方法不能取代的地位。

一

媒介(单数medium，复数media，也被译为媒质、媒体)，最初用于传播学，后来逐渐广泛用于其他学科。在美学和艺术学中，“媒介”主要在技术层面被使用，组成审美媒介、媒介文化、媒介批评、新媒介／媒体艺术等专业术语。通常，“媒介包含两方面的要素：一是包容媒质所携带信息或内容的容器，如书(甲骨、竹简、帛书、纸书)、相片、录音磁带、电影胶片、录像带、影音光盘等；二是用以传播信息的技术设备、组织形式或社会机制，包括通讯类(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可视电话、移动电话等)、广播类(布告、报纸、杂志、无线电、电视等)和网络类(如国际互联网、vod随选视讯)三大类。”其中，与艺术有关的主要是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的广播类和网络类等媒介要素，我们在这里姑且称之为审美媒介。当媒介与艺术发生关联后，这时的媒介便是审美媒介了。

本文中所谓的媒介批评，即从艺术符码的存储和传达的技术和传播视角，对艺术作品进行的分析和评价。媒介批评的对象除艺术作品外，还包括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涵盖的“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都属于艺术范畴。

但是，作为艺术批评方法的媒介批评与传播学中的“媒介批评”不同，传播学的媒介批评是指对新闻传播媒介活动的批评，与社会学家们指责利用控制媒体形成的话语霸权去操纵民意，以此限制公共民主性政治活动的批判也存在差别(如布迪厄的媒体批评)。作为一种艺术批评新方法，如同精神分析批评把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理论运用于文艺研究一样，媒介批评从技术的层面，将传播理论运用于艺术批评，从其他学科吸收理论资源，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

在漫长的媒介与艺术结合的演变过程中，从原始社会的工艺媒介、口头语言，到奴隶社会的书面文字、再到近现代的报刊杂志、影视广播，直至今天的互联网，每一种新媒介的发明，都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次革命性剧变。在媒介发展史上，每个时期都有占主导地位的媒介形态和运用该种媒介创作的艺术形式。如工艺媒介时代，彩陶、青铜器、衣饰和器物等在原始社会各个部落间都起到了文化思想的传播与交流的作用。工艺媒介时代的“艺术品”是为实用制作的，与今天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创作和为满足大众精神需求批量生产的艺术产品不同。那时，“艺术品”的制作目的主要是为了生存，只是附带起到了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的作用。

口语媒介时代，歌谣、神话和史诗是这个时代的主要艺术形态。最初的言语艺术作品，就是依靠口耳相接流传下来的。口语的诞生，是人类自然进化的结果，不需要科技的力量，口语媒介的存储性和传播性都很低，很多口头文学作品因此而失传。

文字媒介时代，带来了语言艺术如诗歌、散文以及传奇的兴盛。文字媒介的传播性较之前两种媒介形态有所增强。用刀笔刻录在石头、兽骨、纸张、绢帛上的文字利于长期留存，文学作品在时间流逝中依靠人力或驿马的携带传播开来，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字在更大程度上起到的是媒质的作用。

手工印刷媒介时代的主要艺术形式是白话小说。文字和图画的一次制版，可以被反复印刷多次。手工印刷与刀笔刻写相比，大大加快了文学的传播速度，也促使该时期的文学作品的代表性体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篇幅和数字上有显著增加。手工印刷媒介的发明，开创了媒介技术的新纪元。它向我们预示：下一次媒介技术革命不会遥远。

大众媒介的时代到来显示出媒介的强大威力。在大众传媒时代，电影以先天的传播优势和巨大的媒介商业利润，宣告了文学传播霸主地位的终结。手工印刷时代结束，机械印刷，如报纸、杂志、书籍等机械印刷媒介形态和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成为主流传媒。从这个时代开始，人类认识到媒介对人类进步的巨大意义。

网络媒介时代，代表艺术是数字艺术或新媒体艺术。由电脑、因特网、网站三部分构成的网络媒介是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媒介，它们将人类艺术的传播推进到网络传播时代。在这个时代，网络与传统媒介进一步融合，从而改变了传统的艺术传播方式。例如：新型恶搞作品要借助电脑先进技术——融导演、编剧、音响配置、图像处理于一身的多种制作手段。在网络时代，与技术息息相关的艺术种类越来越繁复，如音乐、舞蹈、文学、电影、电视、新媒体艺术都需要用媒介制作、负载和传播。网络媒介时代的技术，不仅生产使用价值，也生产着精神价值，是美的技术。

总之，技术与艺术由初期的结合到对立再返归统一，技术与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合——分——合的历史演变过程。远古时代的艺术是精湛的手工技艺，是通过经验获得的熟练操作技巧。手艺人或者说工匠就是所谓的艺术家。从文字媒介时代到手工印刷媒介时代，艺术与技术分流，在工业革命时期，它们仿佛势不两立。从大众媒介时代开始，技术与艺术又交融在一起难分难解。尤其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掌握媒介技术的使用方法，成为艺术创作的前提。在这两个时代，艺术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是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结合，技术理性中包含了感性因素。尤其是新媒体艺术，打破了艺术与技术的界限、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界限。各种新兴的电子媒介技术，形成了复杂的媒介环境，媒 介技术对艺术的审美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有何种媒介，就有何种艺术，一种艺术形态还会形成不同的艺术思潮和流派，这时，批评家们建立的批评理论不仅仅是一种，而是针对各种电影思潮和流派创立不同的批评话语。比如：针对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形成了德国表现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法国印象主义等电影流派。绘画上的立体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等艺术流派。文学上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文学、荒诞派戏剧等流派。新的艺术批评理论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与意识流、存在主义和荒诞派等等。无论如何，艺术批评家至少要建构一种针对某一类艺术形式有解说力的艺术批评方法。

二

当代西方艺术批评发生了两次历史性转移，第一次是从重点研究艺术家转移到重点研究作品；第二次是从重点研究作品转向重点研究欣赏者的接受。后一次转移，不能不说与大众传媒的发达，艺术作品走进千家万户有关。解释和接受美学家们认为，艺术作品的意蕴不是作者设定的，也不是唯一的。艺术作品只有通过观者的解读，才能成为艺术品。但是，理论家们忽略了达成从艺术家到作品再到读者接受的两个转向之间的中介，即艺术家是利用媒介(从大众传媒时代起是利用媒介及其技术)创作艺术作品，再利用媒介把他们的作品传播给读者。如作家的构思和生命体验用文字媒介的形式物化为艺术作品，存储在书中，然后利用印刷媒介把艺术品传达给读者。这个完整的过程用图示意，即：艺术家媒介及其技术艺术作品媒介及其技术读者接受。媒介是艺术创作的原材料，是存储艺术信息的容器；也是传播作品的通道。毋庸置疑，在媒介时代，艺术批评的第三个转移则为“重点从研究读者和接受转移到重点研究作者——读者、传播者和数码化技术。”这是一次媒介技术带来的艺术批评的转移，这条与新闻传播学平行发展的艺术批评的媒介研究路径，被传播学研究者称为“界外批评。”而后者，叫作“界内批评”。其实，媒介批评是从西方艺术理论的语言论转向之后的文化研究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的批评范式。

媒介批评从发端至今已将近一个世纪，随着科技的进步，艺术作品中媒介成分含量增加，媒介已贯穿艺术活动的全过程中，如时下热映的电影《阿凡达》运用3d合成摄像机(3d fusion camera)、虚拟呈像摄像机(virtual camera)和传统摄像机(traditional camera)同时拍摄，通过网络传输影像数据，在远离拍摄现场的城市里由计算机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阿凡达》是利用计算机媒介技术制作的一个范例。如果没有今天高端的媒介技术，我们就看不到这部充满立体感的超现实场景和人物的精彩绝伦影片。对于这部影片，如果艺术批评家不从媒介技术的视角评论它，他们又能对这部影片言说什么呢?在媒介主宰艺术的时代，以往的艺术批评方法对当代丰富复杂的研究对象已丧失了描述、解释和评价的能力。作为一个批评者，如果要真正地理解和介入作品，就必须从媒介楔人作品。如果批评家在媒介时代仍固守着传统的艺术批评方法，用旧方法去解决新问题，他们过时的钥匙打不开新造的锁。批评的原则要遵守，批评的技巧要训练，批评的范式要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更新。

从媒介的视角评论艺术作品，必须打破以往仅仅从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或者作者的经历以及读者的接受方面对作品所作的优劣程度鉴别，给作品的制作技巧以应有的评价。艺术理论工作者不应对新出现的艺术形式保持沉默与束手无策，理论应跟上艺术创作的步伐，及时对艺术家的创作给予指导和评断，从而推动艺术创作的发展和完善。

艺术批评家还担负着提高欣赏者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的职责，要达到这一目标，艺术批评就必须发生媒介转向，这是在当代科技背景下，艺术批评发展的必然。批评家不仅要结合作者的学识修养和艺术经历把作品纳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还要依托作品产生时代的媒介语境鉴赏作品，“恰如克拉克在《观画》一书的献词中所言，正是弗莱教导了整整一代人如何观赏绘画作品。”难道我们当代的批评家不该象弗莱那样教导读者们如何欣赏新媒体艺术吗?

三

从20世纪初期至今这个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百年间，涌现出了许多从媒介角度评论艺术作品的批评家。他们的批评实践是不约而同的，在批评家们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媒介批评”这种艺术批评维度，但无人能否定他们的批评不是媒介批评。在西方艺术批评史上影响较大的媒介批评理论主要有：洛文塔尔(leolowenthal，1900－1993)的文艺传播批判理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和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的媒介美学等。

洛文塔尔是最早从媒介传播的视角研究艺术的艺术传播理论家，他“从传播角度出发进行文艺研究，同时又从文艺角度出发进行传播研究。”他把文艺与传播结合起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从媒介人手，考察大众传播时代的艺术特征，寻找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与媒介的关联，从而揭示艺术转型的奥秘。洛尔塔尔敏锐地发现：只有“从传播的角度，把对文艺本质的探讨放在传播这一基点上，把文艺传播作为文艺自身的存在方式、作为本体存在的范畴来研究，才能深刻认识文艺的本质。”艺术作品在传播中被欣赏和消费，在鉴赏主体的一次次解读中作品的内涵被领悟，“传播”已成为艺术的一种存在方式。

一种理论体系的建立，创造的不仅是它的内容，而且包括它的形式。一种理论要具有创新性，除了内容上的新意外，还必须用新的概念和范畴表达这些内容。洛文塔尔为了增加其艺术传播理论的有效性和说服力，他提出了两个具有原创性的范畴：“‘传播力场，和‘理解力场”，并赋予其独特的内涵。洛文塔尔的艺术传播理论，不仅仅是内容上的创新，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可操作性。他在20世纪20年代前即着手从媒介传播的角度研究艺术，科技和艺术的发展证明了他的艺术传播理论的前瞻性和开拓性。

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论述了印刷术和照相术的复制功能取消了艺术作品的原本，艺术作品唯一性消失。复制技术也取消了传统绘画和雕塑艺术的神圣性和唯一原本的珍贵性，笼罩在传统艺术作品上的“光晕(aura)”熄灭了。但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的美学和艺术理论一方面直接指向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历数印刷技术和摄影技术的诸种“罪状”，惋惜传统艺术“光晕”的消失；另一方面，他接受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把艺术创作看作和物质生产具有相同规律的特殊的精神生产，认识到复制技术对艺术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他推崇建立在现代技术之上的“第七艺术”——电影艺术，给予摄影和电影等现代艺术带来的“惊颤”效果以高度评价。这两种观点统一于本雅明的艺术理论中，从表面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这正体现了本雅明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媒介技 术的进步对不同艺术形式产生的影响。

实际上，复制技术并不能宣告所谓“原本”的不复存在。电影、电视、照片的复本与原本是完全相同的，可以说，每一个复件都是原本。复制不仅没有导致原本的丧失，相反，倒是有利于艺术的普及。本雅明或许认为艺术欣赏只是少数社会精英们的专利。艺术需要进入民间，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享受。复制技术、传播媒介担负着开辟艺术通向世俗化之路的重任。

在工业革命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技术化的艺术意味着美学上的失败，因为那个时代的媒介技术不像当代这样发达和强大并取得了在审美活动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说艺术具有一种特殊的调解功能，那么，在现代主义艺术发展阶段，艺术尚不能调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科技之间的对立。现代主义科技发展只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科学尚未发展到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阶段。

第7篇：传播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 科技创新;科技传播;报告会;公益性;市场化运作;“7+1”理论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5-0203-03

0引言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一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一国综合国力提升的本质与核心，是国际社会竞争的落脚点。中国若想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就必须不断创新科技，提升自身科技水平与竞争力。总理在2014年7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曾指出“中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就必须向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而要实现这样的迈进，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创新”。

科技创新不仅表现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且与人文社科领域息息相关，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曾指出 “人类所有的重大创新和社会变革，包括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制度变迁等，都是以人文社科理论的重大创新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可将科技创新定义为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科学创新包括文科的创新作品，社科的创新型研究成果，自然科学的创新型基础研究成果;技术创新就是指新工具、新产品、新设备、新工艺和新方法。这意味着中国若想“在未来发展中后来居上、弯道超车”，就必须汇集各学科领域实施“协同”科技创新。

科技传播做为科学与公众的主要通道，肩负着普及科技知识、转化科技成果、推动科技创新的历史使命，其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国科技水平的兴衰。近年，我国虽出台了《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技奖励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政策，及投入了一系列配套资金（2008―2013年，中央财政共投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民口）823亿元，带动企业和地方投入1400亿元），为我国科技创新创造了良好环境，但科技研发与大众需求脱节、成果转化率低下、科技市场需求开发不足等与科技传播有着极大关系的问题依然严重制约着我国科技的创新与发展。如何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探索科技传播新理论与新模式，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将从科技传播这一环节切入，在梳理相关理论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科技传播主体及其主要做法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对“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的内涵、理论及功能进行具体介绍，并提出相关建议。

1 相关理论及文献

关于科技创新这一概念最早源于技术创新，1912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源，认为技术创新就是将生产要素进行一种新的组合，以形成可获利的商品或产业，但其尚未对技术的交流与传播的主体及其相关内容展开深入探讨。1939年，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系统提出了科学传播的相关理念，认为科技交流不仅发生在科学家之间，而且还当涉及到公众，指出科技传播是沟通科学与社会的中介桥梁，引起了社会各界及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与重视。但发展至今关于“科技传播”一词仍未能给出准确定义，张婷（2009）综合国内外各学者研究，运用聚类分析法对此领域国际代表性学术期刊近百年1600余篇文献展开分析，发现可将科技传播的研究归聚为科学与公众关系;应用技术传播;科学传播经验与模型方法;科学交流、教育、普及研究四大类。

我国关于科技传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其代表为翟杰全于1985年在《科学管理研究》上发表的《科学传播学浅谈》一文;1995年，首届科技传播研讨会的召开极大的推动了我国科技传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进入本世纪以后，关于该领域的研究与探索呈现出迅猛发展之势。在科技传播参与主体关系方面，刘兵、侯强（2004）指出科学传播至少包括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共同体与媒体、公众、政府及其他能影响政府政策的机构，工商业机构与公众，媒体与公众，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交流这几个方面。在科技传播的内容与方向方面，刘华杰（2002）指出，科技传播已由对科学事实、科学进展状况、科学技术具体知识的“一阶科学传播”，进入到了对科学技术方法、过程、思想、精神及科技之社会影响等的“二阶科学传播”;翟杰全（2007）认为目前国内研究正在形成基于社会发展视角的科技传播研究、基于科学文化视角的科学传播研究、基于传播实践技术视角的“技术传播”研究三大方向;赵亚辉（2013）认为中国正在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因此需建立科学有效的科技传播体系和机制以帮助人们消除现实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科学应对风险。

孙文彬（2013）指出 “随着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不断演化”“ 尤其是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对科学自身研究的深入”公众将“通过对话，增进对科学研究过程的了解，表达对科学研究成果的诉求”;为此，我们的科技传播必须把握这一趋势，基于公众对科技所表达的诉求，不断创新传播的方法、模式与理论，以推动科技创新向更高层次发展。

目前，相关学者对科技传播的主要内容、参与主体、发展历程、发展方向及公众需求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与研究，为我们创新科技传播方式以解决科技创新所面临的相关问题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但在科技传播实践之中如何全面挖掘与把握科技传播主体、特征、内容及受众的深层内涵，创新科技传播形式与渠道，使其达到推动科技创新之最佳效果的系列问题仍需我们深入探讨。

2 主要科技传播主体及其主要做法

2.1 以政府为主体的科技传播

现阶段，以政府为主体的科技传播仍是我国科技传播的主力军，它是由国家各级科技部门（包括国家科技部、各省科技厅、各县科技局及其他国家各级政府部门所设置的科技机构等）作为社会公众科技需求的者，通过制定各类科技攻关与发展规划及提供政策与资金保障以激励引导科技创新主体，通过建设科技传播基础设施及开展各类正规与非正规科学教育以拓展科技传播的广泛受众，实施科技传播，为我国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各类公众对于科技需求的实质化与多样化及各类需求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使得政府作为公众科技需求的者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现出来。最关键的在于政府不能单凭一己之力获取到社会尽可能全面的需求信息，由于信息的缺失与不全面，必然导致在政府主导下的科技研发与公众市场需求脱节现象的发生，使得科技传播功效减弱甚至丧失，因此，社会其他各界也必须参与到科技传播这项事业之中。

2.2 以高等院校为主体的科技传播

我国高等院校是我国科研与科教的主力军，是我国科技传播的重要力量。在科技传播方面主要有人才培养，及通过“产、学、研”“政、学、研”等方式实施的科技咨询与成果转化等方面。高等院校通过人才培养及科技咨询开展包括科技教学在内科技传播，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各类科技人才，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但由于高校在科研工作管理方面将重点放在以学术水平及科研成果获奖等级上，造成了科研工作者市场意识淡薄，科研成果严重偏离了市场需求等一系列现象的产生。同时，由于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投入及职业科技转化中介组织与人员的缺乏，使得高校许多优秀科研成果不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束之于“象牙塔”内的高阁，不能有效的实现科技传播功能。

2.3 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科技传播

科研院所主要指国家设立的各级、各类研究院和各大学所设立的科研实验室，是我国科研的中坚力量。科研院所充分发挥其人才、科研、信息、政策支持等各方优势，通过与其他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合作，开展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共性技术、实用性的各类研究，实现科技传播，其传播主要体现在科技共同体内部。

目前，各类科研院所主要落脚点仍为科学研究，在科技传播方面仍以自然科学与技术传播为主，且缺乏与公众有效的互动与沟通，不能有效实科学现研究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如：各类科研院所专利申请数量连年上升，但绝大多数与市场脱节不能实现转化，未能产生商业价值，这是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科技传播的最大软肋。

2.4 以科技型企业为主体的科技传播

科技型企业主要指的是从事涉及实体产品与虚拟产品科技研发的企业，包含各类国有及私营大中小型经营此项业务的企业。这类企业既是我国市场的组成细胞及市场经济活动参与主体，又是接触受众最广且与受众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类传播主体。以科技型企业为主体的科技传播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实现，一种是通过“产、学、研”的形式与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就企业经营业务相关方面开展合作，以传递企业需求信息及获取企业创新发展的外部科技资源，而实现的科技传播;另一种是为实现企业经营目标，在企业经营与管理、产品研发与生产、产品销售与服务的各环节，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与企业利益相关体间开展的科技共享与交流，而实现的科技传播。然而，鉴于企业的经营性质与目标，科技型企业的科技传播主要以涉及本企业利润实现的技术传播为主，而对于人文社科方面涉及很少，不能有效实现科技的全面传播。

3 科技传播新探索――“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

3.1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的内涵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性、定期、不定址的科技创新传播活动，由中国科技协会指导，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主办，北京中科达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策划、承办。首届报告会于2014 年11 月1 日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举办，以后每年举办一次，地址由协办单位或共同承办单位提出，经报告会组委会讨论决定。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的传播者从传统的科技传播工作者扩大至政、产、学、研、用、金和介七方的代表;受众从传统的公众亦扩大至七方;传播内容从传统的自然学科扩大至人文社科，传播内容的选取从科技工作者选取转变为受以众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七方选取，传播内容的选取遵循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组委会研发的科技创新经典案例的评选标准;传播途径选取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电视、书籍、网络及巡回报告等多元化、多层次和全方位的新媒介渠道。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由上述七大领域的代表通过科学流程、严格标准和带头脑风暴法应用性质的答辩式会审推出的具有典范性、权威性、文学性、艺术性、科学性、独创性的智力成果型案例作品，是对作品、理论、产品、项目创新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和环节发生的典型的和有价值的事件的记录，一般包括故事性、戏剧性和意义未尽性三大元素，是对大家耳熟能详的自然科学经典、宗教经典、包含歌曲、舞曲、美术、电影等的艺术经典、哲学经典等经典作品形态的补充与丰富，也是文化遗产的补充与丰富，可以掀开作品、理论、产品、项目从研发到推广应用过程中的神秘面纱，可以成为接地气和人气的品牌科普产品，便于大众传播、培养人才和多产品形态的再次开发，可以在科学和技术创新方面起到引领、示范、比较、借鉴、启发、激励、带动、说明、展示、宣传、表彰、传播、传承等作用，能够表现某个学科、某个专业或某个行业、某个领域或某个单位的科学和技术创新精髓，能够入脑入心，紧密联系人们的生活、生产与工作。

3.2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的理论指导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是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驱动发展的新形势下提出的，旨在组委会研究的“7+1”理论指导下通过科技创新元素对接平台和科技传播市场化运作体系来汇聚政、产、学、研、用、金、介七方的力量，打造和推出创新案例、新理论、新作品、新产品和新项目，突破旧观念、旧体制、旧机制、旧有模式和渠道，公开研发过程，使得科研绩效和科研评价透明化，促使政、产、学、研、用、金、介七方真诚合作，达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协同创新、互助合作的目的，最终实现七方互惠、互利、共赢，共建可持续发展之路。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的“7+1”理论中，7是指来自于政、产、学、研、用、金和介七个领域的代表，1是指中科达人搭建的协同创新和创新要素无缝对接的平台。“7+1”理论是指在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七方协同创新，在一个通过市场化、商业化全新模式有效组织和高效运转的平台上协同创新。为了有效鉴别和鼓励七方在这个平台上发挥的协同创新和创新要素对接的作用，平台特别设计和运用色彩学分别赋予七方不同颜色标识和内涵，如图1所示。

图1 色彩学与政、产、学、研、用、金、介七方的对应

红色在中国象征共产党，代表联盟中的“政”，包含我国各级党政机构;橙色象征丰收，代表联盟中的“产”，即将项目运营、转化为巨大经济效益的企业;紫色象征精神与权威，代表联盟中的“学”，即各类高校，因为高校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 ，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蓝色象征智慧，代表联盟中的“研”，即科研院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代表联盟中的“用”，说明科研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市场需求推动科研发展;黄色象征财富，代表联盟中的“金”，即为科技传播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绿色在七彩虹最中间的位置，起联系上下的作用，代表联盟中的“介”，即科技中介机构，同时，交通信号“绿灯”象征一路通畅的象形词，代表科研中介机构用服务为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打开（开辟）一条畅行无阻的的绿色通道的意思。

3.3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的功能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通过七方公开、公平、公正的评价，打造和传播科技创新理论、作品、协同创新团队和经典案例，提升整个民族科学素养;强化科技创新的透明度和绩效，促进科技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促进七方的真诚对话与合作，促进科技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促进创新作品、产品、项目走向广阔市场和广泛应用。通过会后对七大创新要素合作的跟踪、七方的口碑和市场的检验，确保理论的品质和创新要素无缝对接的效率;通过创新要素对接效率的透明化，确保“1”这个创新要素对接平台的公开、公平、公正和绩效。这些都是“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在科技传播中公益性的体现。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通过对协同创新团队专业组成、人员搭配、研究特色、研究成效、科研思想、态度、精神、价值取向等全方位的展示，推出年富力强、创新活力十足、求真务实、敢于展现科研历程和绩效、勇于通过决策咨询、创新设计等多元途经反哺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创新团队，帮助这样的协同创新团队承接党政和企事业单位的委托课题和工程。这是“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在科技传播中市场化运作的体现。

4 “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报告会”实施进展

“政”方面，各级党政官员认为该项目符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符合科技传播市场化运作需求，符合提高整个民族素养的迫切需求，能为国家制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关政策提供基础参考。

“产”方面，企业界认为在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新形势下，迫切需要对接新政策、新项目、新团队、新市场、新金融机构和新服务，希望能够早日完成企业升级转型，且有部分企业对该项目给予了资金和实物赞助。

“学”与“研”方面，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多数科研工作者尚未找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切入点，从而迷失在、申请课题和奖励评选中，需要提供一个全新的平台展现团队的科研思想、科研精神、科研历程和科研成果，以实现其经济与社会价值。

“用”方面，无论是终端市场还是行业市场的用户，对科技新作品、新产品、新项目及新团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选择越来越多，检验越来越严，期待通过反馈需求信息参与到科技创新之中。

“金”与“介”方面，他们为新政策的贯彻落实、新作品的推广应用、新产品的市场开拓、新项目的实施及新团队的成长提供资金与服务，一方面金融机构需要一场精彩的头脑风暴会，需要一个来自政产学研用金介七方领域的代表组成的评审专家对项目做出精彩点评，实现资金与项目的无缝对接。另一方面，急需一个平台规范行业市场、强化从业人员归属感、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树立科技中介机构品牌等，以解决目前存在的机构小、散、乱，从业人员不多、素质不高和没有从业归属感等问题。

在报告会的内容方面，既包括自然科学与技术，也包括人文社科。已经确定的参会的典型科技创新经典案例有：立体污染综合防治、 机器人总动员走进现实、营养膳食为健康人生保驾护航和国际投资指数研究等。本次报告会不仅通过会议的形式而且还将将通过各路媒介将讯息广泛传播给七方受众，使各界能更广泛参与到本项目之中。

5 关于科技传播市场化运作的几点建议

首先，要发挥市场在科技传播中的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科技作为一种资源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才能实现有效配置，北京已经通过“京校十条”和“京科九条”放开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对其科研成果的处置权、收益权和分配权，给科研人员松绑，从而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投身于科技成果转化及科技传播事业，国家还需进一步全面放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对其科研成果的处置权、收益权与分配权，给全国科研人员松绑;另一方面需重视政、产、用、金、介在科技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支持与培育各类科技传播主体，使其按照科技传播市场规律办事，积极高效地实现科技传播通过人文成果净化人类的心灵，通过社会科学成果推动社会的发展和通过自然科学成果提高生产力的目的。

其次，要营造公平有序市场氛围。市场经济必然是法制经济，要充分调动与发挥各类科技传播主体积极主动性，就必须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完善相关法律，加强对各类传播主体，尤其是科技中介的司法保护。

第三，要积极探索构建公众参与平台。在当今的科技传播工作中，公众参与的呼声日高，对建设一个表达对科技创新诉求的平台的需求日益强烈，因此，在此后的科技传播工作中，各类传播主体尤其是科技中介需把握这一需求，发挥七方功效，构建一个广泛的公众参与平台及长效机制。

第四，开展科技传播职业化建设。这个主要针对的是科技中介市场，目前，科技中介市场被机构小、散、乱，从业人员不多、素质不高和没有从业归属感等问题严重困扰，不能有效发挥其在科技传播中的应有功效，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就必须规范行业市场，建立行业标准，加强对从业人员的职业化教育入手，以提升从业人员素质与服务水平，从而实现科技的高效传播。

最后，科技传播公益事业和市场化运作融合发展。科技传播公益事业的发展还需得到政府资金支持和政、产、学、研、用、金、介七方力量的汇聚支持，科技传播市场化运作的新理论、新模式、新体制和新机制还需政、产、学、研、用、金、介七方共同研究并进一步完善。只有科技传播公益事业发展的好，科技传播市场才会更加有序和稳定，进一步推动科技传播市场化运作的进程;科技传播市场化运作的好，才能有更多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投入到科技传播的公益事业中去。因此，科技传播公益事业和市场化运作两者的融合发展的程度和进度直接关乎我国科技传播事业能否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1]张婷.科学传播学的基本结构[J].声屏世界，2009（8）.

[2]刘兵，侯强.国内科学传播研究：理论与问题[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5）.

[3]刘华杰.整合两大传统：兼谈我们所理解的科学传播[J].南京社会科学，2002（10）.

[4]翟杰全.国内科技传播研究：三大方向与三大问题[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8）.

第8篇：传播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技术创新，分数阶Logistic方程，平衡点，稳定性

 

1.引言

所谓创新技术扩散，是指一项创新技术随时间通过某种渠道被社会系统成员所接受的过程(Rogers1983，p•5)。技术扩散过程由创新、传播渠道、时间、社会系统四个关键元素组成。从信息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通过传播渠道，技术创新信息可以在一个社会系统内传播或传向另一个社会系统。信息传播渠道有两大类即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种传播渠道在技术创新采用过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人际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包括了无语言的观察，它对技术创新扩散的范围和速度有重要影响。

技术创新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发展而来的。技术创新扩散过程(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ffusion Process)，是指创新从扩散源向潜在采用者 (技术吸纳体)扩散的过程，它包含两个重要方面，即技术创新与扩散，就是指技术在最初商业化之后的继续推广利用，即技术在其潜在采用者之间的传播推广，它包括更多的需求者采用它，并在扩散过程中还要不断再创新使其进一步完善。任何一项技术，只有在充分的扩散中才能发挥它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系统的角度考虑，技术扩散的过程其实就是各技术系统在特定的环境里，通过技术系统网进行相互作用的过程，因而技术的扩散要受到环境的影响。目前国际上对技术扩散的模式研究主要可归纳为四种基本理论：一是“信息说”：即技术扩散是信息的传播和学习过程；二是“选择说”：即从潜在使用者在对不同技术的价格和相应的预期利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研究技术扩散；三是“积累说”即技术扩散是一种渐聚活动的结果；四是“需求 (N)—资源(R)关系说”：该理论认为，NR不相适应是产生技术扩散的原因，扩散就是技术供需双方的NR协调过程。上述理论从不同的研究角度论述了技术扩散的基本原理。根据需求(N)—资源(R)关系理论，技术创新扩散能够进行，是因为存在着技术差距，供方(技术创新源)和受方(潜在使用者)的需求—资源关系相耦合，提供了扩散的外部条件，而一个技术使用方依据创新技术的生命周期制定不同的扩散战略，是为了谋取最大的商业利润，这是创新技术得以扩散的内部动力。因此，只要存在技术梯度和动力机制，以及适当的外部扩散条件，技术创新扩散就可能发生。同时扩散速度与普及率受供给方与需求方的瓶颈约束(生产能力、资源能力、技术能力)的限制。由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创新技术的扩散是多层次、全方位进行的，一项技术创新可以在国家、部门、地区、行业、企业等不同层次间进行。毕业论文，平衡点。同自然界中生物种群的进化过程相类似，创新技术的扩散同样经历一个产生、发展和稳定共生的演化过程，因此本文在充分考虑创新技术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借用生物学动态系统(逻辑斯蒂，Logistic)模型来描述技术创新的动态扩散过程，将创新技术的扩散模式划分成网络式扩散与辐射式扩散两种模式，再根据微分方程的定性理论对模型进行经济分析，以寻求技术与环境之间的最佳协调状态，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完善与扩散普及。本文的技术创新的微分扩散模型能有效地揭示出技术的优胜劣汰及更新换代的动态进化过程。

2.问题导入

本文考虑如下分数阶Logistic方程的稳定性

（1）

（2）

其中，表示Captuo分数阶导数。当时，方程（1），（2）源于文献[1]，它描述的是互补型技术创新扩散模型。这里表示在一定区域内处于相同经济层次或拥有相近技术水平的两种创新技术，分别表示技术在不考虑环境作用时的增长率，分别表示的市场最大承载力，分别表示技术的相互影响系数（或称扩散强度），式（1），（2）中前面的正号表示两种技术是互补的。文[1]讨论了时，方程（1），（2）的平衡点的稳定性。事实上，分数阶微积分能更真实的描述实际情况，分数阶微分方程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注意，熟知的如分数阶Lottka-Volterra方程，分数阶Chuas,Chen, Lorzen系统等[2,3,4,5]。

本文讨论当时方程组（1），（2）平衡点的稳定性，我们利用文献[3]得到了更简洁的结果。本文中函数的阶导数定义为：

3.平衡点和渐近稳定性

方程组（1），（2）平衡点（或稳态解）定义为如下方程组的解：

（3）

（4）

容易求出其平衡点有。平衡点是渐近稳定的，当且仅当Jacobian矩阵在平衡点附近的所有特征值满足[3]

（5）

下面采用线性化方法[3]讨论四个平衡点的渐近稳定性。

（1）对平衡点，这时，其特征值为：

于是对任意，平衡点不可能稳定。

（2）对平衡点，这时，其特征值为：

显然，由(5)知，对任意，平衡点是不可能稳定的。

（3）对平衡点，这时，其特征值为：

显然，由(5)知，对任意，平衡点是不可能稳定的。

（4）对平衡点，这时经过计算

其特征值为：

，

显然，对且，由(5)知，对任意，平衡点是渐近稳定的。

4.结论

上述结果表明，对互补型技术创新传播模型，由于它表示技术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且扩散过程相互促进，平衡点，或都不可能稳定，即不可能出现那种技术最终完全占领市场，稳定状态只有平衡点，即双方一直共同拥有市场，又会分别开拓其他新市场。特别的，如果，即双方的影响力相同，则双方最终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取决于各自的技术市场容量。对该问题研究有利于避免技术创新由于过度竞争而形成技术资源浪费，促进创新技术的生存和发展，合理配置技术资源。

此外，技术创新的扩散程度与环境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同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共存的技术，当处于竞争状态时，双方相互抵制，此时谁的竞争力强，谁就会最终赢得市场，实现技术市场的优胜劣汰；当处于互补状态时，双方相互促进，两种技术取长补短、共同完善。无论双方是处于竞争还是互补状态，在一定的条件约束下，双方将共同瓜分市场，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若技术之间相互促进，则双方可以长期共存，而且各自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会远高于它们互相阻碍的情形。为了避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所带来的创新技术资源的浪费，双方应和平共处，并以最大限度和最优的资源配置去开拓新的技术市场，并对创新技术不断进行完善。毕业论文，平衡点。毕业论文，平衡点。另外，如果“新”技术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能更好的满足市场需求，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旧”技术完全淘汰出局，而扩散到整个市场。毕业论文，平衡点。毕业论文，平衡点。技术创新的互补微分扩散模型能有效地揭示出技术传播的进化过程。毕业论文，平衡点。本文的内容可推广到其它生产技术存在的情况，为技术创新的传播方式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聂荣，潘德惠等.技术创新的反应扩散模型研究.运筹与管理，2005，95-100.

[2]E.Ahmed,A.M.A.El-Sayed,H.A.A.El-Saka.OnsomeRouth-HurwitzconditionsforfractionalorderdifferentialequationsandapplicationsinLorzen,Rossler,ChuaandChensystems.PhysicsLettersA,358(2006)1-4.

[3]E.Ahmed,A.M.A.El-Sayed,H.A.A.El-Saka.Equilibriumpoints,stabilityandnumericalsolutionsoffractional-orderpredator-preyandrabies,J.ofMath.Analy.Appl.,325(2007)542-553.

[4]A.Akilbas,H.M.Srivatava,J.J.Trujillo.TheoryandApplicationsofFractionalDifferentialEquations.ElsevierB.V.,Amsterdams,2006.

[5]I.Podlubny.FractionalDifferentialEquations.AcademicPress,NewYork,1999.

第9篇：传播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J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124-4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以传播生态视域切人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

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著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著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一二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著述。这些著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著述，但这些著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著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

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著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著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著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著、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

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

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人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其二，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摒弃了单纯的传播生态理论研究因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科技话语过多而掩盖了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使理论出现失衡等弊病，更注重结合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