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西域文化论文范文

一，道教组织中的西域胡人

在当时来华的西域胡人当中，有一部分人似直接参加了道教组织的宗教活动，并被视为道教徒的一员。据《无上秘要》卷八十三“得鬼官道人名品”记载，其中有：“支子元，作道人，裴君小时师。……仙伯辛彦云，胡姓安，名法昙，赤君弟子。石仙公王遥有，胡姓竺，名石宾，赤君弟子。”同书卷八十四“得太清道人名品”载“叔度，胡姓康，名献师，赤君五岳司西门。”这其中的某些人物在《上清众经诸众圣秘》卷五《太上大道君传》中作为太上大道君的仙童而出现[3]，《太上大道君传》云：

甲子之旬，壬申癸酋之年，当有一人先出于赤城江阴之山、东南之野。一人者，道士也。当披七色法衣，从六人执仗器，皆是仙童也。其一仙童安法昙，其二侍童支安香，其三侍童干智道，其四侍童康献师，其五侍童帛上越，其六侍童竺石宾。

显然，这六位仙童都是西域人。当然，道教经籍喜欢攀附并非是道教徒的名人来自造声势，以上的材料并不一定可信。不过，有西域人甚至佛教徒直接参与道教活动似可从一些方士传记以及上清经传经神话中得到证实。据《云笈七签》卷一百五《清灵真人裴君传》载：

清灵真人裴君，字玄仁，右扶风阳夏人也。……家奉佛道……尝于四月八日与冯翊赵康子、上党皓季成共载诣佛图。……佛图中道人支子元者亦颇知道，宿旧人传之云已年一百七十岁，见君而叹曰：“吾从少至老见人多矣，而未尝见如子者。”乃延君入曲室之中。……因以所修秘术密以告君。道人曰：“此长生内术，世莫知也。”

首先，裴姓乃是西域诸姓之一[④]，裴玄仁有可能本为胡族。另外，这段记载也表明“得鬼道人名品”中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

据焦封桐等编的《修武县志》引颜鲁公《魏夫人仙坛碑铭》曰：

魏夫人，讳华存，字贤安，任城人，晋司徒剧阳文康公舒之女也。……年二十四，强适太保掾南阳刘幼彦，生二子，璞、遐。幼彦后为修武县令，夫人心期幽灵，精诚苦尽，迨子息粗立，离隔室宇，清修百日。太极真人安度明、东方大神方诸青童、扶桑碧阿阳谷神王景林、小有仙女、清虚真人王褒来降。青童曰：“清虚，尔师也。”王君乃命侍女出《八素隐身大洞真经》、《高仙羽元》等书三十一卷，手授夫人。景林又授夫人《黄庭内景经》，徐别去。已而幼彦以暴疾殒世，值荒乱，夫人携细小径来东南。

收入《顾氏文房小说》的《南岳夫人传》其记载与此大体相同。支子元、安度明的种族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胡人而从国姓，那么安度明是安息人，支子元为月支人；另一种可能是汉人而从师姓，这表明他们是道佛并崇。在东汉时期往往有这种情况，据《佑录》卷七《道行经后记》载：光和二年（179）年时协助翻译佛经的侍者中有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同卷《般舟三昧经记》又载光和二年翻译《般舟三昧经》时，乃支谶授与“河南洛阳孟福字元士”。而在汉《三公碑》侧文有：“处士房子孟卿，处士河

元士”，所泐二字或为“南孟”；《白石神君碑》阴第一列第十行文曰：“祭酒郭稚子碧”，实即《道行经后记》中之南海子碧、《般舟经记》中之郭稚。《三公碑》“或有隐遣辟语言兮，或有恬淡养浩然兮，或有呼　吸求长存兮。”白石神君祠祀之立，由于巫人盖高之请求，此项祭祀，兼涉神仙家言[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东汉早期，很多职业教徒，往往是佛道并崇。另一种可能是原本是佛教徒而改宗道教。魏晋南北朝偶尔会有类似情况，据《高僧传》卷十《神异下·竺法慧附范材传》载，范材原本是沙门，后“遂退道染俗，习张陵之教云。”当然，这种情况比较罕见。总之，这些记载说明，至少在道教神话中有不少西域人或者受西域影响的佛教徒的参与。另外，魏晋时期，有位著名方士叫帛（白）和，《神仙传》卷七有他的传记，《抱朴子内篇》卷二十《祛惑》也曾提及他，说：“乃复有假托作前世有名之道士，如白和者，传言已八千七百岁。……有一人于河北自称为白和，于是远近竞往事之，大得致遗致富。”帛（白）是龟兹国姓，所以魏时的帛和有西域人的嫌疑[⑥]。如果上说成立的话，那么，西域文化对道教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直接、更广泛。

二，西域方术对道教的

众所周知，早期佛教的宣传，乃是依附于黄老道术，并且借助于一些西域特有的方术来制造神迹，并以此培养信仰，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所以，道教最早、最有需要并且最愿意接受的首先当然是西域的方术。在汉朝以前的传统方术，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为预测之术，如占星、望气、卜筮、相面、占梦等；另一类为长生之术，如呼吸吐纳、辟谷房中、金丹黄白、熊经鸟伸等等；至于当时的使火术，似也是异地输入，此点下文详论。然而，到了东汉以后，方士所掌握的方术可以说种类繁多，令人目不暇接，这其中很多来自西域。这些来自西域的方术或幻术至少有使火术、驯兽术、分身术、神行术以及祈雨术等等。下面我们分别论之：

1，使火术：

西域使火术的传入似颇早。《列仙传》卷上《啸父传》载：“啸父者，冀州人也。……唯梁母得其作火法，临上三亮，上与梁母别。列数十火而升。西邑多奉祀之。”同卷《师门传》称师门为其弟子，“亦能使火食桃李葩”。另有宁封子：“宁封子者，……世传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

啸父传梁母“作火法”，师门“能使火食桃李葩”，宁封子掌火“能出五色烟”，显见是火术方技。至于这种火技的由来，似为异地传入。因为《啸父传》说：“西邑多奉祀之。”《宁封子传》说：“有人过之……久则教封子”，可见这种方术并非原地所有。西域各国普遍崇拜火，往往有拜火之宗教与习俗，这可能是西域诸国火技发达的原因。但当时的火术似较为简单，影响也不大。汉朝以后的材料表明，西域胡人的使火幻技引起了当地人的极大兴趣。《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云：“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国善眩。”《正义》引颜师古云：“今吞刀、吐火、殖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这种火术东汉时盛行于长安和全国各地。张衡《西京赋》在描绘当时长安流行的幻术时说：“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现存于南阳幻画馆的“幻人吐火”画象石上有这样的图像：一人头戴尖项冠(尖端前倾)，长胡子，高鼻梁，服装与汉服不同，显然是胡人。他手中拿的不知何物，脸部前面有一道白光，像是从嘴里吐出来的。吴曾德认为这是幻术(或称眩术)中的吐火表演[7]。可见吐火乃是胡人的绝技。《后汉书》卷八十六《西南夷传》云：“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可见当时的火技幻术基本上是从西域传入的[8]。

干宝对西晋末年流行于江南的胡人火术表演记载十分细致，使我们对早年的西域使火术有更多的了解，《搜神记》卷二云：

晋永嘉（307-312）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其人有数术，能断舌复续、吐火，所在人士聚观。……其吐火，先有药在器中，取火一片，与黍　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张口，火满口中，因就　取以饮，则火也。又取书纸及绳缕之属投火中，众共视之，见其烧　了尽。乃拔灰中，举而出之，故向物也。

可见，西域火术除吞刀吐火之术尚有入火不烧之术。吞刀吐火之方技最初只能供人们观赏，但西域使火术的另一种类──入火不烧之术，却在宗教传播中发挥了巨大的功能。我们知道，西域很早就掌握了入火不烧的技术，代表性产品火浣布也在东汉时期已经传入中土。教徒将此项技术运用于宗教经籍上，取得了极为强烈的神奇效果，它使得佛教在与其他宗教的争斗中往往立于不败之地。据《法苑珠林》卷十八“感应缘”引《汉法本内传》称：

又至汉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诸山道士六百九十人，朝正之次上表请与西域佛道　试优劣。……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马寺南门，立三坛，五岳八山诸道士将经三百六十九卷置于西坛，二十七家诸子二百三十五卷置于中坛，明帝设行殿在寺门道西，置佛舍利及经。诸道士等以柴荻火绕坛临经，……以火取验，用辨真伪。便放火烧经，并成煨烬。道士等相顾失色，有欲升天入地，种种咒术并不能保，大生愧伏。……佛之舍利放五色光。……时司空刘峻、京师官庶、后宫阴夫人、四岳诸山道士吕惠通等一千人并求出家。……后遂广兴佛法，立寺转多，迄至于今。

这一记载从年代上看当然不可靠，但是用火烧经籍以较高下确是佛教徒最乐意采用的办法，《高僧传》卷四《义解一·朱士行传》载：朱士行以魏甘露五年（260）遣弟子不如檀送经梵本归洛阳：

未发之顷，于阗诸小乘学众，遂以白王云：“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断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王即不听赍经。士行深怀痛心，乃求烧经为证，王即许焉。于是积薪殿前，以火焚之。……投经火中，火即为灭，不损一字，皮牒如本。大众骇服，若称其神德。

同书卷十《神异下·慧则传》：

（慧则）写《大品经》一部，……后为灾火所延，仓卒不暇取经，悲泣懊恼，火息后，乃于灰中得之。首轴颜色，一无亏损[9]。

类似的使火术至少在三国时期已为汉人所掌握，《艺文类聚》卷八十引《抱朴子内篇》云：

吴世有姚光者，有火术。吴主躬临试之。积荻数千束，光坐其上，又以数千束荻累之。因猛风燔之，火尽，谓光当已化为烟烬，而光恬然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书。吴主取而视之，不能解也[10]。

这以后，道教的方士似也有掌握了使火、吞刀之方术的，在道教的仙传中被极力地渲染夸大。《神仙传》卷四《孙博传》载：

孙博者，河东人也。……能使草木金石皆为火，光照耀数十里。亦能使身中成炎，口中吐火，指火树生草即焦枯，若更指之，则复如故。……博以一赤丸掷于军中，须臾火起涨天，……博乃更以一青丸掷之火中，火势即灭，屋舍百物向已焦燃者，皆悉如故。……行火水中，不但己身不沾，乃能兼使从者数百人皆不沾。……又能吞刀剑数十枚，及从壁中出入，如有孔穴也。又能引镜为刀，屈刀为镜，可积时不改，须博指之，刀复如故。

2，驯兽术：

驯兽术无疑也来自西域，它同样是佛教徒培养信仰的一种有效手段，在《高僧传》中可以见到许许多多与此有关的记载。《高僧传》卷一《译经上·安清传》：“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卷三《译经下·求那跋摩传》：“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铠，本刹利种，累世为王，治在罽宾国。……此山本多虎灾，……或时值虎，以杖按头，弄之而去。”同卷《竺佛调传》：“竺佛调者，未详氏族，或云天竺人。……调入石穴虎窟中宿，虎还共卧窟前，调谓虎曰：‘我夺汝处，有愧如何？’虎乃弥耳下山，从者惊惧。”卷九《神异上·耆域传》：“耆域者，天竺人也。……前行见两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头，虎下道而去。”

到晋朝以后，这一方术也已为道教方士所掌握：《神仙传》卷六《樊夫人传》：“（刘）纲与夫人入四明山，路值虎，以面向地，不敢仰视。夫人以绳缚虎牵归，系于床脚下。”

3，分身术：

分身之幻术，疑亦出自于西域。《高僧传》卷九《神异上·耆域传》载：耆域临行之前：“数百人各请域中食，域皆许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谓独过，后相雠问，方知分身降焉。”

此事乃西晋末年之事。而在中国的仙传中，早在三国时期，左慈就已掌握了此一方术：《后汉书》卷八十二下《方术·左慈传》云：“（曹）操怀不喜，因坐上收，欲杀之……或见于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变形与慈同。”《神仙传》卷八《左慈传》则载：“吏欲考讯之，户中有一慈，户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使引出市杀之，须臾有七慈相似。官收得六慈，失一慈。有顷，六慈皆失。”同书卷四《玉子传》：“玉子者，姓张（疑有阙字）震，南郡人也。……分形为数百千人。”卷四《刘政传》载：“刘政者，沛国人也。……好为变化隐形，又能以一人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万人。”鉴于在西汉以前无丝毫此类方术的痕迹，所以我仍然顷向于认为这是西域传入的幻术。

4，神行术：

神行方术在《高僧传》中比比皆是：卷二《译经中·佛陀耶舍传》：

佛陀耶舍，此云觉明，罽宾人也……耶舍乃取清水一钵，以药投中，咒数十言，与弟子洗足。即便夜发，比旦，行数百里。问弟子曰：‘何所觉耶？’答曰：‘唯闻疾风之响，眼中泪出耳。’”

卷九《耆域传》：“域既发，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卷十《神异下·山犍陀勒传》：“有人健行，欲随勒观其迟疾，奔驰流汗，恒苦不及。勒令执袈裟角，唯闻历风之响，不复觉倦，须臾至寺。”卷十《神异下·史宗传》中载一不知姓名之道人，令一小儿送信与史宗，小儿云：“道人令其捉杖，飘然而去，或闻足下有波浪耳。”

《神仙传·左慈传》载，左慈也具有神行之本领：“（谢送）令慈行于马前，欲自后刺杀之。慈著木屐，持青竹杖，徐徐缓步行，常在马前百步。著鞭策马，操兵器逐之，终不能及。”不过在《后汉书》卷八十二《方术·左慈传》没有此类记载。卷四《刘政传》称刘政“能一日之中，行数千里。……”除左慈、刘政外，介象有更神奇之本领，同书卷九《介象传》载：

先主问曰：‘蜀使不来，得薑作鲙至美，此间薑不及也，何由得乎？”象曰：“易得耳，愿差一人，并以钱五千文付之。”象书一符，以著竹杖中，令其人闭目骑杖，杖止，便买薑，买薑毕，复闭目。此人如言骑杖，须臾已到成都，不知何处。问人，言是蜀中也。乃买薑。于时，吴使张温在蜀，从人恰与买薑人相见，于是甚惊，作书寄家。此人买薑还厨中，鲙始就矣。

此原为《后汉书》卷八十二《方术·左慈传》所载之事迹，唯没有骑杖飞行之神话，而同传中也没有左慈神行之神迹，可见这类方术并非出自本土，而属西域幻术。左慈、介象神话乃后人根据佛僧神话而伪造增饰。

5，祈雨术：

祈雨术乃是中国传统的巫术，至少在商朝，就已经存在用焚巫或者其他种种来祈雨，如商汤就曾险些自焚而祈雨：“汤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曰：‘我本卜祭为民，岂乎自当之。’乃使人积薪，剪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燃，即降大雨。”[11]后来，焚巫 以祈雨这种残酷的仪式不再采用，但人们一直没有中断对祈雨术的，汉世大儒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专门用一章来讲述祈雨的各种巫术。随着西域僧人的大量涌入，祈雨这种传统巫术也开始受到西域祈雨术的影响。西域的祈雨术颇带有一点幻术的特点，如佛图澄祈水，其法是：“澄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龙长五六寸许，随水来出。……有顷，水大至，隍堑皆满。”同书卷十《神异下·涉公传》载：“涉公者，西域人也。……能以秘咒，咒下神龙。每旱，（苻）坚常请之咒龙，俄而龙下钵中，天辄大雨。”这位涉公，应当是石国人。这种颇带幻术色彩的祈雨术也立刻影响到道教徒：《神仙传》卷四《黄庐子传》：“黄庐子者，姓葛名起。……天大旱时，能至渊中召龙出，催促便升天，即便降雨。”

总之，由于道教原来就是一个主要依靠方技术数或不是教义来吸引信徒的宗教，所以它对西域方术的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不过，尚有一部分西域幻术道教徒似乎最终还是没能掌握，如佛图澄的香油涂掌以预测未来之事，祆教徒的引刀剖腹而腹平如故等等，这些幻术，一直唐朝，仍是属于胡人的绝技。

三、西域服饰的

西域文化对道教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方术上，同样也表现在服饰、音乐上。晋朝以后的道教教士的服饰似已有一定之规。在《汉武帝内传》中，是这样描写西王母的、上元夫人及侍女的服饰、发型、仪容、神态的：

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绫之　，容眸流眄，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着黄金袷　，文彩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分头之剑，头上大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玄　凤文之　，视之年可卅许，修短得中，天姿　蔼，云颜绝世，真灵人也。

(上元夫人)可廿余，天姿清辉，灵眸绝朗，着赤霜之袍，云彩乱色，非锦非绣，不可名字，头作三角髻，余发散垂之至腰，戴九灵夜光之冠，带六出火玉之佩，垂凤文琳华之绶，腰流黄挥金之剑[12]。

《真诰·运象》篇描绘众女真及侍女的容貌时说：

紫微王夫人见降，又与一神女俱来，神女着云锦　，上丹下青，文彩光鲜，腰中有绿绣带，带系十余小铃。……左带玉佩，……衣服倏倏，有光照朗室内，如日中映视云母形也。云发鬃鬓，整顿绝伦，作髻乃在顶中，又垂余发至腰许，指着金环，白珠约臂，视之年可十三许左右。左右又有二侍女。……二侍女可堪十七八许，整饰非常。神女及侍者颜容莹朗，鲜彻如玉，五香馥芬，如烧香婴气者也。

《无上秘要》卷十七“众圣冠服品”引《洞真三元玉检布经》，介绍了众女真在盛典中的冠服：

太素元君长女曰紫素元君，即元英君之母，头建太真晨婴之冠，三角结，余发散之垂腰。上著紫锦袷　，下著飞霜罗裙，交带灵飞大绶。

黄素元君，……头建太真晨之冠，三角结，余发散之垂腰。上著黄锦袷　，下著五色飞青锦裙，佩凤文琳华之绶，腰带流黄挥精之剑。

可见女仙的服饰发型绝不是可以随心所欲自己设计的。然而，根据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种墓室壁画可知，这类发型绝非本土的常见打扮，它显然来源于异域，可是这种影响来自于哪一个国家呢？我们来看看与中国有交往的周边国家及我国少数民族的服饰发型情况。

先看东北之边境诸国与异族：高句丽：“服大袖衫、大口裤、素皮带、黄革履。妇人裙襦加襈。”[13]百济：“妇人不加粉黛，女辫发垂后，已出嫁，则分为两道，盘于头上。衣似袍而袖微大。”[14]新罗：“服色尚画素。妇人辫发绕颈，以杂采及珠为饰。”[15]日本：“妇人束发于后，亦衣裙襦，裳皆有襈”[16]，“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17]沃沮：“食饮居处，衣服礼节，有似句丽。”[18]勿吉（肃慎）：“妇人服布裙，男子衣猪皮裘，头插武豹尾。”[19]室韦：“女妇束发作叉手髻。”[20]室韦的乌洛侯部落：“其俗，绳发，皮服，以珠为饰。”[21]契旦，风俗与室韦相近。突厥“被发左衽，……食肉饮酪，身衣裘褐。”[22]

再看西北各族及边境诸国：　善：“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氈褐为异。”[23]高昌：男子“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缦裆裤。女子头发辫而不垂，著锦缬缨珞环钏。”[24]焉耆：“其俗丈夫剪发，妇人衣襦，著大裤。”[25]龟兹：“男女皆剪发垂项。”[26]于阗：“国中妇人皆辫发，衣裘裤。”[27]渴盘陁：“衣古贝布，著长身小袖袍，小口裤。”[28]悦般：“俗剪发齐眉，以 醐涂之，昱昱然光泽。”[29]再看西北各国：滑国：“女人被裘，头上刻木为角，长六尺，以金银饰之。”[30]　哒：“衣服类加以缨络，头皆剪发。”[31]

以上诸民族的服饰发型显然都不是道教女教士模仿的对象。唯有波斯，其俗为：“妇女服大衫，披大帔。其发前为髻，后披之，饰以金银花，仍贯五色珠，络之于膊。”[32]可见，道教女教士的发型乃是波斯发型。

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来看看在我国已成为成语的一个神话“沧海桑田”，这一神话源出于《神仙传》卷三《王远传》[33]；应该说，有关女道士的打扮最早是见于此条记载的：

（王远）因遣人召麻姑相问，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麻姑来。来时亦先闻人马之声。既至，从官当半于方平也。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于顶中作髻，余发散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绮，光彩耀目，不可名字，皆世无有也。……麻姑自说：“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昔会时略半也，岂将复为陵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

麻姑的发型乃波斯发型，这刚才我们已经证明过了。而麻姑此名，我疑为波斯语Mugh、Mugu的对音，现译麻葛，乃祭司之意。来自西域昭武九姓国的佛教徒喜谈蓬莱之事，如《高僧传·神异·史宗传》载：一道人托小儿带书至，“宗开书大惊云：‘汝那得蓬莱道人书耶？’”同传又载：“会稽谢邵、魏迈之、放之等，并谈论渊博，皆师受焉。后同止沙门，夜闻宗共语者，颇说蓬莱上事，晓便不知宗所止。”史为昭武九姓之一，我怀疑，麻姑亦来自昭武九姓国。众所周知，粟特商胡所用的语言粟特语属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昭武九姓国的风俗也与伊朗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信仰祆教等等。所以，沧海桑田这一神话很有可能不是中国土产，而是来自西域的昭武九姓国。

除了服饰发型之外，道教音乐也深受西域诸国的影响。大约在东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道经中，往往有所谓“诸天妓乐”的描写：《汉武帝内传》云：

王母乃命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　，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又命侍女石公子击昆庭之钟，又命侍女许飞琼鼓震灵之簧，侍女阮凌华拊五灵之石，侍女范成君击洞庭之磬，侍女段安香作九天之钧，于是众声澈朗，灵音骇空。又命侍女安法婴歌玄灵之曲，其词曰：“大象虽寥廓，我把天地户，披云沉灵舆，倏忽适下土。……”

《无上秘要》卷二十有《道迹经》的一条佚文，学术界通常把这条佚文视为《茅君内传》的一部分[34]。《道迹经》中的描写是：

西王母为茅盈作乐，命侍女王上华弹八琅之　，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又命侍女石公子击昆庭之金，又命侍女许飞琼鼓震灵之璜，又命侍女琬绝青拊吾陵之石，又命侍女范成君拍洞阴之磬，又命段安香作缠便之钧，于是众声彻合，灵音骇空。王母命侍女于善宾、李龙孙歌玄云之曲，其辞曰：“大象虽云寥，我把九天户。披云泛八景，倏忽适下土。……”

我们注意到演奏音乐的侍女中有几位属于西域胡姓，如石，乃昭武九姓之一，安乃安息国姓。据《通典》卷一四二《乐典二》称：“自宣武（元恪）以后，始爱胡声，洎于迁都。屈茨（即龟兹）琵琶、五弦、箜篌、胡　、胡鼓、铜钹、打沙罗、胡舞，铿锵镗　，洪心骇耳。”至北齐，“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曹国人曹婆罗门，北魏时以弹龟兹琵琶著名当世；子曹僧奴，僧奴子曹妙达，在高纬时，“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其何朱弱、史丑多之徒十数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乐者，亦至仪同开府。”[35]北朝时，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天竺乐等等纷纷传入中土，在这样的背景下，道教音乐受到西域诸国的影响是很的。

西域文化对道教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道教正是在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在魏晋南北朝得到了迅猛的。

[1]西域之名有广狭两义，狭义专指葱岭以东而言，本文中使用其广义，即凡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州中、西部、印度半岛、欧州东部和非州北部在内。

[2]至少东汉时西域贾胡在中土已很习见，《后汉书》及《东观汉记》多次提及西域贾胡，可参看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注六九。

[3]此经载《道藏》洞玄部谱录类，涵芬楼影印本198-199册。

[4]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西域诸姓·裴氏》条，出版社1958年。

[5]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第48-49页。

[6]帛和事迹又见于《仙鉴》卷三《河北王母传》，同书卷七另有帛举，字子高，疑即帛和。

[7]见吴曾德《汉代画象石》，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99页。

[8]使火术经历了从原始巫术演变为方技术数的过程，可参见拙作《赤松子神话与焚巫祈雨仪式》，载《民间文学论坛》1993年1期，下引同。

[9]此事又见《法苑珠林·感应缘》卷十八引南齐王琰《冥祥记》。

[11]今本《抱朴子内篇》无此条。

[11]此事《墨子·兼爱下》、《吕氏春秋·顺民》、《淮南子·修务》篇均有记载，引文据《文选·思玄赋》注引《淮南子》，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更符合当时实际情形。至于原始祈雨仪式，可参见拙作《赤松子神话与焚巫祈雨仪式》及《钓鱼得符神话的衍变与流播》，《东方文化》第3期，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12]《道藏》第5册，48页上；50页，下。

[13]《北史》卷九十四《高丽传》，3115页。

[14]《北史》卷九十四《百济传》，3119页。

[15]《北史》卷九十四《新罗传》，3123页。

[16]《北史》卷九十四《倭传》，3136页。

[17]《三国志》卷三十《魏书·倭传》，855页。

[18]《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沃沮传》，846页。

[19]《北史》卷九十四《勿吉传》，3124页。

[20]《北史》卷九十四《室韦传》，3129页。

[21]《北史》卷九十四《乌洛侯传》，3132页。

[22]《北史》卷九十九《突厥传》，3287页。

[23]《法显传校注》，8页。

[24]《梁书》卷五十四《西北诸戎·高昌传》，811页。

[25]《晋书》卷九十七《四夷·焉耆传》，2542页。

[26]《晋书》卷九十七《西戎·龟兹传》，2543页。

[27]《梁书》卷五十四《西北诸戎·于阗传》，814页。

[28]《梁书》卷五十四《西北诸戎·渴盘陁传》，814页。

[29]《北史》卷九十七《西域·悦般传》，3220页。

[30]《梁书》卷五十四《西北诸戎·滑国传》，812页。

[31] 《北史》卷九十七《西域·　哒传》，3231页。

[32]《北史》卷九十七《西域·波斯传》，3222页。

[33]《神仙传》主要有两个版本，即九十二人本与八十四人本，前者刊于《广汉魏丛书》等书，后者刊于《四库全书》。引文用的是《四库全书》本。九十二人本《神仙传》卷七有《麻姑传》，与《王远传》所载略同。另外，麻姑事迹还见于《列异传》，但较为简略。

第2篇：西域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汉唐时期;饮食文化;西域

[中图分类号]K89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2-0017-04

虽然西域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曾具有不同的空间、政治文化内涵,但新疆大地自公元前2世纪迄今,却总是中国西域大地上的核心处所。它居于亚欧内陆腹地,古代丝绸之路枢纽,向为(尤其是公元10世纪以前)我国与中亚西部、南亚、西亚交往、联络的孔道,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季羡林先生认为:“世界上四大文化都汇流在一起的地方,只有新疆一处,此外没有任何地方。新疆是一个文化多元、民族多种的地区……丝绸之路横亘其间,东西文化不远千里来此交流,为东西各国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亚考古学家王炳华先生亦认为:“新疆地区是全世界惟一的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交相混融的所在。”

本文所指西域主要指古代新疆。古代新疆在公元前60年就统一于西汉政府的管辖之下,而早在先秦时代,中原与西域就已存在着经济、文化联系。在秦王朝以前,中原内地居民就已进入西域。《史记•大宛列传》载有:“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秦人”当指祖居中原、后来生活在新疆地区的居民。中原汉人与当地民族共同创造了西域文化。

饮食文化是认识、研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环节。汉唐时期,祖国内地饮食文化与西域饮食文化形成互动,前者极大地影响了后者,后者又丰富和发展了前者。本文在此主要探讨汉唐时期祖国内地饮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饮食品种的西传

粟原产于中国内地,早在汉代之前就已西传西域。

桃和杏是我国内地最早培育成功的水果,这是西方学者普遍承认的事实。桃和杏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传入波斯、印度等地。而当它们西传的时候,首先在祖国西陲生根繁殖。如在尼雅遗址就发现当地居民在住宅附近不仅栽有成排的葡萄,还有桃树和杏树。

曾有学者认为:“古代吐鲁番地区可能种有核桃和棉桃,但未种桃。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古代吐鲁番地区葡萄的名称有写作蒲陶、蒲桃、浮桃、桃、陶、桃的,而桃则是这一地区葡萄的特称。”但是,除尼雅遗址之外,桃在汉晋时期的楼兰遗址内,吐鲁番晋、唐古墓中均能见到,出土物均是桃核。可见,桃应是吐鲁番人们的口中美味之一。吐鲁番古墓地内也曾见到杏核。吐鲁番阿斯塔那随葬品中发现有属于唐西州时期杏干,出土文书《古写本医方一》中也有“杏人”(应是杏仁)入药的记载。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发现了唐代饺子和馄饨实物,形状与现代同类食品几乎没有什么区别。1959年发掘的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墓葬中发现了食物,如“301墓发现面制饺子三个,分盛于三个陶碗内。饺子长约5、中宽1.5厘米。301和302墓都出有面制龙形残段,是用面皮捏合成的,外面压划文饰。另有面条、面饼之类,并有面制插座。至于粮食,除上述粟、黑豆之外,还发现有紫穗麦”。在对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第十次发掘时发现“饺子5件。72TAM151:88。薄皮、内有馅。长4.5、宽2.2、厚1.1厘米。另还发现面俑2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画册中也有“饺子”的图文介绍:“ 饺子 唐(618～907),长6厘米、宽2.3厘米,1960年自吐鲁番阿斯塔那339号墓出土。为小麦面质,形如月牙,皮薄,内有馅,与现在水饺无异。饺子在当时称‘水角’、‘角子’或‘牢丸’等。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食之一,早在唐代就已成为了吐鲁番地区居民普遍食用的一种面食。”

二、 生产技术、日常饮食用具等的西传

汉晋时期,内地一些饮食用具已传至西域,如俎、匕、木箸等。“从出土文物来看,汉晋西域一些饮食用具又和内地属于同一系统。罗布泊、尼雅两地发现了一种下有四足的木器,同类之物在信阳、长沙等地亦有发现。此物即是古代切割和陈放肉食的木俎。新疆出土的木俎上有刀痕,正是在上面切割肉食之证。古代俎匕连用,俎是‘载牲体之器’,匕是‘取牲体之器’。木匕在罗布泊、尼雅也屡有发现,形制简朴,而和湖南长沙、湖北云梦、江陵等地出土的木匕或漆匕仍属同类工具。尼雅出土一件木匕上写卢文,证明匕是当时的少数民族使用之物。特别重要的是尼雅遗址还发现了木箸,说明这种我国特有的吃饭用具早在汉晋时期即已传入西域。”

出土的漆器与瓷器制品中含有一定数量的饮食用具。“据考古资料可知,漆器是仅次于丝绸而最早传入西方各国的,而古代新疆各族人民不仅是漆器西传的传播者,也是精美漆器的享有者。新疆地区出土的大量漆器就是中国漆器及漆器制造方法沿丝绸之路西传中留下的珍贵文物。”就新疆地区出土的瓷器来看,既没有发现瓷器窑址,也没有逐步制瓷业年代的发展史。从考古资料、实物和在新疆地区流散在民间的瓷器分布情况可知,新疆所发现的瓷器都源于内地。

内地饮食用具西传西域的具体例子还有釜和甑等,如吐鲁番晋墓中发现的陶制釜和甑就是内地常见的一套炊器。“在挖造阿斯塔那墓葬的时代,人们似乎使用过漆成黑色的木盘。木盘呈四边形,边角都做成了圆形,备有两个鱼尾形的把柄。在已被断代为541年的一座墓葬中也曾发现过一件这样的器皿。在阿斯塔那古墓葬中发现的日用品形状的古老性使所有的考古学家们都感到震惊,因为这些物品与中国汉代所使用的器皿常常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吐鲁番地区,经常使用的似乎就是汉地的器皿,至少在高昌城完全是这样的,人们曾经在那里发掘到了一些筷子。某些女供养人就餐时所使用的就是典型的汉地碗和汤匙。”

早在西汉时期,祖国的文化就不仅遍及南、北两道,而且到达天山以北游牧民族地区。诸多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1961年,昭苏县西汉乌孙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圆唇小口,底小腹鼓,是汉代陶罐常见形式。

三、 饮食礼仪、观念的西传

察吾呼沟三号墓地的资料明显反映出西域曾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察吾呼沟其他几处古墓地,墓主人的头均向西北,而三号墓主人则头向东方,与吐鲁番地区的魏晋墓葬情况相仿。M18出土的项珠中有两枚雕刻得非常精美的玳瑁龟,这是我国古代十分贵重的东西。相传龟有千年之寿,“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道引以增年”,墓主人项戴乌龟项链,以祈长命百岁。这表明由于汉朝统一新疆,经济文化交往频繁,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中原和西域的文化交流逐渐深入,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也日益增强。魏晋南北朝时期,罗布泊及其周边地区出土大批同时期的汉文文书、典籍抄本及艺术品。由于唐代文化空前繁荣,因此,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汉与西域的政治交涉从武帝时开始以来,有汉之军人和官吏驻屯于天山南路各地……汉文化不言而喻也随同他们进入这里。这从近来东西探险队所获许多属于汉文化的资料可以看出……谁也不能否认汉文化从古以来就已及于此地的事实。”大量考古资料表明,乌孙、楼兰、鄯善、龟兹、高昌国的埋葬制度深受汉晋中原文化的影响,如覆面、握木、男女合葬等现象。变量衡制、中原铸币的形制等也都渗入西域各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之中。通过考察隋唐时期西域的多种文明交流情况可发现,这里受中原文明的强烈影响,同时又向中原输送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宗教、艺术和某些科学技艺。中原文明对西域的影响可以上溯到两汉、西晋、五凉。这些都决定了中原饮食文化、饮食礼仪对西域饮食文化浸染的必然性。

从以下具体实例不难看出中原饮食礼仪、观念对吐鲁番地区饮食文化的影响:

两晋南北朝时期阿斯塔那墓葬随葬器物普遍为灰陶,有灯、釜、甑、罐、壶、盆、瓮、盘、碗等,器型较大。瓮上有墨书“黄米一”、“白米一 ”,反映了汉魏中原地区风尚在这里的影响。

祖国内地饮食礼仪西传的另一具体体现为中原内地节日饮食礼俗在吐鲁番大地的再现。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其最主要的节令食品是粽子。“在南北朝时,粽子的名称已逐渐代替了角黍,其制作原料也由黍米改为主要用大米了,而且粽子也成为夏至和端午两个节日的节令食品。”“汉代至魏晋是端午节初步形成的阶段,而南北朝至隋唐则是端午节定型化、成熟化的阶段。”几千年来,这一民间习俗广泛流传,每逢端午,凡炎黄子孙几乎都在沿袭用之。旅顺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整理拣选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碎片时,曾发现了混于文书纸屑中的一件草编粽子。粽子采用草篾编制而成,共有五枚,均呈等腰三角形,与今日北方部分地区民间所食用的棕子的形状如出一辙。从这件草编粽子的形式看,应是悬挂于儿童身上的饰物。时至今日,在端午节这一天仍有很多人要用五彩线编成小粽子,挂在孩子们的胸前以讨个欢欣和吉利,而旅顺博物馆所收藏的吐鲁番出土的古尸中也恰恰有一具儿童干尸,这或许可以从中得到印证。端午节吃棕子这一民俗事项何时传入新疆地区,已无据可查,但至迟在高昌时期就已经得以流传。

另如寒食节。寒食节的形成源于周代仲春之末的禁火及春秋时晋国故地山西一带祭奠介子推的习俗,在寒食节的形成及传承过程中,后一源头的影响越来越大。寒食节在清明之前一二日,从先秦以迄隋唐,寒食节均为一个大节日。隋唐五代时期,“无论贵贱贫富,对过寒食节都是非常重视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唐课钱帐历》共41件,其中第34件记有“张三便二百文,许过寒食五日内分付了”,说明唐代吐鲁番人也过寒食节。

冬至、腊日、三月三、七月七是内地传统节日,文书中也有高昌人民过这些节日的记载,就连寺院都不能免俗。如《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中记载:“9 二斛五斗,尽,供冬至日用。”“17 四斗,得钱一文,买麻子。五斗,用作羹。尽,供腊日用。”“麦二斛四斗七升半,用上19 六升敛。粟四斛五斗,用买驮被毡一领。枣三斛,供腊日用。”“38 斗,供三月三日食。”“58 祀天。麦二斛七斗,得钱三文,麦一斛五斗,作面,麦斗买落。栗五斗,作饭, 59 三斗,作羹,尽,供七月七日食。”“由于唐朝政治大一统事业的实现,三州、四镇的汉人既有内地移民,又有高昌土著,而又总纳入大唐盛世的文化氛围之中。因此,不少全国性的节日必定影响至此,例如年终腊祭、重九登高,八月十五仲秋夜阖家庆团圆,七月七日乞巧节等,此外,从高昌祀部文书中还可了解到六月十六日祭贰谷天大坞阿摩,献羊,三月二十四日为丁谷天树石,虽是纯地方性节日,亦必照旧承袭下来。”

中原饮食文化与西域饮食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西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而从公元前2世纪末开始也有大批内地移民在这里居住。他们和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经济上互通有无,生产技术上互相学习,生活习俗方面互相摹仿。”

四、结语

自古以来西域既保存了其土著文化,又大量保存了中原文化及西来文明。西域文化从总体上讲是一种东西方文化汇聚、绿洲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与屯垦文化并存、多种宗教文化辉映的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复合型文化。饮食文化的交流促使西域饮食文化具有多元成分:土著饮食文化、汉饮食文化及西来之饮食文化。上述中原饮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和发展情况体现了西域人民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传承。西域饮食文化是中华饮食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统一的中华文化体系中的西域饮食文化既有中华饮食文化共同的性质,又有区域性饮食文化相对的差异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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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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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5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307页。

第3篇：西域文化论文范文

伴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区域文化也越来越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区域文化大系统下的地域文化正在成为各地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和企业开发的创意源泉。加强区域文化与地域文化研究，对于促进地方文化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当我打开钟文典、刘硕良主编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西卷》（中华书局2013年版）时，心中一阵惊喜。一部厚重、系统、高质量的广西文化史著述终于面世了。这是广西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广西文化人的骄傲和喜事。

之所以对这本著作如此关切和喜爱，是因为五六年前我在编著《广西文化图史》时深有感受。该书出版前夕我在“后记”中这样写道：“《广西文化图史》是对广西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全面盘点的第一本著作，在对史的叙述和面的概括的基础上，我们也尝试做了一些理论归纳。限于我们的学识和调研条件的限制，这本书只能算一个阶段性成果，内中的缺陷与错谬在所难免，恳请各界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为今后群策群力编撰出更为系统、全面和厚重的《广西文化史》打下基础。”当时我深感文化研究的难度和自身学力的孱弱，在勉力做出一本《广西文化图史》之后清楚知道还有很多不足，期望有更为厚重和大气的著作面世。如今我欣喜地看到，这本《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西卷》就是当时我期盼的“更为系统、全面和厚重的《广西文化史》”的模样，且内涵更为深邃，学术成就颇高。在学术上，它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整理和总结广西几千年来的文化史实和文化成就，内容庞大系统。开篇为“绪论”，总论广西的环境、历史与人文，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设七章分论由先秦到清末的文化史，是对本地文化作纵向的考察；“下篇”分十章分论山水、摩崖石刻、铜鼓、建筑、文学、戏曲、民间文学、民俗、文化带等文化类型，对广西文化分门别类重点地作横向的论述。书前有《广西历史文化地图》，书末还有《广西文化大事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表》《广西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表》《历代广西文化名人一览表》等4个附录资料，书中还随文附有大量插图，图文并茂，增加了对文化事像的直观感受。全书以55万字的篇幅，全面介绍了广西文化历史、景观，夹叙夹议，史论结合，在大量可信资料的础上，纵横交错地展开论述，总结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展示迷人的文化魅力，构建起颇具科学性的广西文化史体系，奉献出一部厚重的广西文化史大书，是对广西学术建设的重要贡献。在现实作用上，如此全面系统地总结和展示广西悠久丰厚的文化历史和缤纷多彩的文化现象，评点其独特的文化贡献，使广西文化以其独特魅力挺立于中华文化之林，极大地激发了当代广西文化的创造活力和自信心，有力地推动广西文化建设，也给广西文化产业的运作以创意触媒，实属作用巨大。对此我深表钦佩。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西卷》显示了作者不凡的学术功力。其取得成功的要点，我认为，一是运用科学正确的文化史观指导写作。书中论述广西文化的发生，注意到广西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化生成的影响，也注意到文化交融共进的演进规律，体现了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在“绪论”里首先论述了广西“独特多维的自然环境”，指出“广西文化的成长势所必然地受惠于也受制于广西的地理环境”，并肯定“地利之便所起的催化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接着论证了“多元共生，交融共进”的文化发展规律，在下篇第一章《山水》里明确论到：“广西山水又体现出丰厚的人文内涵，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怪怪奇奇而又蕴含着丰富人文积淀的广西山水，造就了博大深厚的广西山水文化。”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山水与人和谐共生”。我认为，这些论述，是著者文化史观的要点和精髓，道出了文化生成的根本。它体现了作者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对研究对象的真正透彻地理解和科学准确地论述。这就使得该书的论述高远深邃，发人深省。二是发掘大量文化史料，铺垫坚实学术基石。十余位作者都是学养深厚、学业高深的广西顶尖级文化学者。他们没有停留在过去的著述上作修修补补，而是潜入历史，探赜索隐，披沙拣金，调查、整理了大量的广西文化史料，许多材料是前人未发现而第一次使用的，并在新发现的史料中提炼新的观点，集成完整的文化体系。三是一些论述令人耳目一新，如论山水文化的一组标题：“山水为人所发现与修饰/人得山水怡情养性/天人合一共生共荣”；又如论广西民族：“广西各民族人民扩大团结，共求生存的历史壮怀激烈，丰厚绵长。在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广西文化，其源也广，其类也多，其色也彰，其神也融。归结到一句话，就是多元共生，交融共进。”再如论广西文化：“广西文化的特色，以地域性、民族性、多样性和交融性为基本。前三者是原色是基础，交融起来便更具活力和张力。而所有特色的酿育，端赖环境与人才。”材料与观点的相辅相成，构成了该著论点坚实，论据新颖，论述不虚的学术风貌，颇为可观。四是精炼流畅的史述风格。该著作者在追求学术性、科学性的同时，努力写出通俗优美的学术文字，体现出了著者在追求学术性、现实性的同时，追求学术的通俗性、可读性。深邃的学理思想、新颖的学术观点，常常借助于才气充沛之笔流畅而出，其中尤以“绪论”里的文字最具这一特色。例如在写广西历史人物时，作者首先写出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历史是由人物和细节缀成的”，接着满怀情感地写了一系列对广西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文化名人，如在写清代重臣陈宏谋时这样写道：“我们还要特别对任过中枢宰辅、当过多处封疆大吏，在全国广有影响，并为经世致用，哺育人才奋力一生的岭南大儒陈宏谋，表示深深的敬意。像陈宏谋和其他历史文化名人这样的杰出者在广西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这正是广西与其他先进省区的差距之一。惟其如此，我们对历代先贤不能不格外地珍视。而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涵养，一种文化。”这样的论述文字，读来令人充满清新畅快之感，享受阅读之乐。

该书可圈可点之处还有不少，此处不一一罗列，读者自可翻阅欣赏。要说略有不足的是，个别史料文图有出入，如第93页写到：“岭南西道是广西成为独立一级政区建置之始端，辖域包括今广西、海南省境和广东省雷州半岛，并节制安南都护府（今属越南中北部）”，但所附地图《唐代岭南西道地图》却并不包括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另外，下篇第五章“文学――临桂词派和岭西五大家等”写作不够理想，只重点介绍了晚清时期的文学，对明代文学略有回溯，不是对广西古代文学的整体概述，令人感觉系统性不足。还有就是有些叙述略嫌冗长累赘，文字不够精炼；与此相关联的是有的引文过多过长，如对清代壮族诗人谢兰的《丽江竹枝词》20首全引，似作诗词欣赏了；一些有关民间神话传说的介绍文字也显得过详，这些我想都是可以更精炼一些的。瑕不掩瑜，《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西卷》作为一部高质量的文化史著，无疑会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和喜爱的！

李建平，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沿海企业与科技》杂志社总编辑、编审

第4篇：西域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资本主义 文化 公共家庭

可能缘于贝尔对知识人阅读其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初版）之态度/方式的严重不满，他在该书“1978年再版前言”一开篇就点出知识人可能对待该著之再版的态度：其一，对聪明的人来讲，“将书快速扫一遍，只阅读那些令他感兴趣的部分，而跳过其他所有章节……也许就已经足够了”。其二，“这些年来，许多人并不真正阅读书籍，而是草草过一遍……找出几句话压缩成论点，然后找个标签，把作者放进时髦评论语汇的合适专项中”。然而，面对贝尔此书满篇的知识性堆砌，笔者却并不止于此。

笔者以为，其一，贝尔此著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及其引发的严重政治后果，因而他努力试图“拯救”业已且正在“堕落”的资本主义。其二，笔者质疑，就贝尔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其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publichousehold）理论，能否达到他预期的理论效果或目的？因此，本评论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文本梳理：贝尔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是什么；他对该问题是如何进行学理分析和解答的。第二部分是笔者对贝尔之理论解决方案的评论：相较于前人相关研究，该理论解决方案的知识增量是什么；相应地，该理论解决方案的知识限度何在。

一、《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知识梳理：问题与论述策略

一看到“知识梳理”，许多读者或许会烦腻而跳过不读。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主要有下述两个：其一，一些评论者在进行知识梳理时，过于拘泥于文本，给人以“抄书”之感；故，读之如味同嚼蜡；其二，读者对“知识梳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知识梳理”是评论人对评论对象的个殊化理解，而非中规中矩的复述，因而知识梳理是理解评论人观点的基础或前提条件。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除绪论性和结语性文字外，其内容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现代性的双重羁绊”主要阐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资本主义的展开过程也就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跟其传统分离的过程。贝尔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因素是“加尔文主义和新教伦理”。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文化却跟“新教伦理”精神相悖离或相矛盾。“新教伦理”强调“禁欲”，而西方资本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文化是“贪欲”。这是贝尔所言西方现代性的第一重羁绊。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也即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领域出现了分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各自遵循它们的轴心原则：经济领域（技术经济结构）中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经济化，政治领域中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平等，文化领域中的轴心原则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这三个领域所遵循的文化互相冲突或断裂。比如，在经济领域里祟尚的文化是节俭、禁欲等，在文化领域祟尚的是自我、感觉、享受等，而这二个领域却都反对政治领域的平等观念。这是贝尔所言西方现代性的第二重羁绊。就西方现代性的双重羁绊而言，第一重羁绊从历史维度进行论述，说的是资本主义分化的历史矛盾；第二重羁绊从当下维度进行，说的是当下西方社会整体意义上之文化的断裂。以上分别是第一部分第一章“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第二章“文化话语的断裂”的主要内容。这两章是此文本第一部分的核心内容。而第三章“20世纪60年代文化情绪”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理论的个案表达/研究，第四章“走向伟大复兴：后工业时代的宗教和文化”则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发展/演变的预测，而非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解决方案。因此，贝尔在文本第一部分中主要是阐发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这是他观察资本主义当下社会的理论眼镜和分析工具。

文本第二部分“政治的困境”主要是贝尔借助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对西方社会国家所面临之问题的诊断。贝尔认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之所以存在国家危机，其内在原因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存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导出了西方社会的国家危机。可见，贝尔之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的提出是对西方社会国家危机、社会整合问题的诊断。在第二部分第五章“动荡的美国：国家危机中的暂时和永久因素”主要是以理论的方式提出美国社会存在的危机问题，并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进行个案分析。第六章“公共家庭：论‘财政社会学’和自由社会”中，贝尔主要提出自己解决西方社会国家危机的办法——“公共家庭”理论。因此，文本第二部分主要是作者借用资本文化矛盾理论提出问题——美国社会国家危机问题，然后提出自己的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理论，并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乃至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二、对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评论：知识的增量与限度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理论野心很大。贝尔试图在该书的第二部分第六章中“提出调和以下两者的一些手段：一是对一个正义公平的现代社会来说非常重要的政治自由主义；一是社会管理方面必要的公共社区特征——我称之为公共家庭”。在贝尔看来，要解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国家危机，甚或一同缓解/解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应从政治领域入手。政治领域是各个国家社会得以凝聚的中心，当然也是西方社会的核心。政治领域的凝聚，是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得以长存的基石。为了解决西方社会国家政治领域的凝聚问题，贝尔提出了“公共家庭”理论。在文本中，贝尔于西方历史文化中吸取对缓解/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有用的文化元素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论证。一如上文所提及的，贝尔所提出的“公共家庭”理论主要是针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不满。在贝尔看来，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表征或必然结果。“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凸显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理论前提，那就是“良序国家”的存在。罗尔斯提出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是以默认“良序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往往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维续一个政治秩序。也就是说，该种政治秩序的存在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因而，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就是将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所赖以为基的前提条件“良序国家”或政治秩序问题化了。换言之，我们必须先关注一个政治秩序是否存在的问题，然后才能关注一个政治秩序如何存在抑或正义与否的问题。但是，贝尔提出的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理论，其最大的理论负担是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因文化（如共识、信念等）之历史性或内部性矛盾的激化而可能会崩解。基于这种负担，贝尔在西方文化史上寻找当下西方社会能够公认的一些文化元素进行理论提炼，以消减西方社会可能崩解的文化内因。在这种意义上，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中存在相较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知识增量。

其二，接着要论述的乃是贝尔所提出之“公共家庭”理论的知识限度问题。贝尔提出“公共家庭”理论来解决西方社会的国家危机/认同危机，进而解决西方社会所存在的深层问题——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贝尔在解决对该理论的可接受性问题上，他主张仍采用社会契约的方式。一如他所言：“这是一种社会契约，但是，尽管是在不断更新的现在，不断协商这种社会契约，它不能无视过去。”不过，这里所存在的问题乃是，除了贝尔，谁还将会是“公共家庭”理论的接受者或推行主体？“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是为了应对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认同危机，解决西方社会深层问题——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但是，该理论要成为西文社会重新取得认同之理论基础的主体性力量在哪里？换言之，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是一种罗尔斯意义上的“完备性学说”。“公共家庭”理论如何获得它的合法性？这是“公共家庭”理论的“阿其里斯脚踵”。这也是事关该理论作为西方社会政治秩序之理想图景的资格问题。不过，一如贝尔自己所承认的：“我是经济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者，政治领域中的自由主义者，文化领域中的保守主义者”，贝尔所提出的“公共家庭”理论试图超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从其文本中“公共家庭”理论的思想支援来看，贝尔既吸取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也吸取了社群主义的思想资源。并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学理倾向更是社群主义的。因此，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内含着某些社群主义的理论前设。从这种意义上说，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完备性”是缘于/基于他对社群主义前提有所肯认的立场。

基于以上分析，此文本中的知识增量和限度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正是基于贝尔自身的某种社群主义立场，他首先关注的是一个社会的存在问题，而不是像一般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先将该问题进行悬置。但是，贝尔的这种论述策略却要面临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质疑：贝尔，你有何资格将“公共家庭”理论“强加”于西方社会的所有主体之上？这可能是所有主动的理论建构抑或被动的否定性理论建构都要面临的拷问！

第5篇：西域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地域建筑；地域建筑理论；地域建筑创作；西安

0引言

地域建筑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其目的是呼吁人们关注建筑的地域性和它本身所代表的区域文化，从提出到现在都一直处在探索之中。地域建筑理论很早就传播到我国，但是发展过程比较坎坷和缓慢。在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的综合实力不断加强，一批批的优秀建筑不断涌现，他们中的很多人，用自己的设计作品，不断加深对地域建筑内涵的探索。

陕西省是一个文化大省，省会西安市历史悠久，是历史文化名城，丝绸之路的起点。对于在这里工作的建筑师，历史与文化成为了一个逼迫他们去思考的创作背景，成果也很突出。

1关于地域建筑的研究背景

对建筑的全球化发展，一方面增进文化交流，促进本国建筑的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削弱了地域间的差异，甚至破坏传统文化，造成原有特色的消亡。

主要表现在：一是造成建筑类型、功能及形式相一致；二是促使建筑向高层、大体量发展，造成建筑空间及形态趋同；三是来受到西方的美学思想影响，建筑倾向形式风格。

2关于地域建筑的概念和内涵

2.1地域建筑的基本概念

地域，在文化社会中指在同质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具有相似的文化及共同利害关系的大的空间单位；建筑，是人类社会创造出来的，为人类自身提供物质和精神庇护的文化景观。地域建筑：是所在地域的自然生态、文化传统、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之间相关联的特定建筑。

2.2地域建筑的内涵

具体来说，地域建筑应该满足一下条件：（1）地域性，具有特定的地理空间或地域单元；（2）在该地域普遍存在并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密集程度；（3）与所在地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密切并和谐共生。

3国内地域建筑理论总结

国内对地域建筑创作理论的系统论述首推吴良铺教授的《广义建筑学》中的地区论，分别就“建筑与地区”，“建筑与城市”作了精辟论述。在他的引领下，促进我国的地域建筑创作理论的研究。

建筑的地域性，是建筑的基本属性，是建筑赖以存在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长期形成、发展的建筑文化，建筑风格，场所感也因此而存在。这些年来，中国地域建筑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在理论研究方面尚应继续深化。我认为至少有两方面不足。1、针对我国古代的优秀建筑中的美学原则的理论研究不足；筑创作实践，还没有与地域建筑研究紧密的结合起来。

4国内地域建筑创作理念的发展概况

4.1国内地域建筑的民族形式探索

1920年代开始现代化与民族文化相结合。主要特征是以西方建筑的结构及主要特征结合中国传统符号。这时期的学者们开始了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及其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1930年代，现代主义开始在中国较为广泛地传播，但由于历史原因，建筑师们空有设计的思想，而没有创作的环境。1949年到1979年，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广为传播，民族形式几次反复。在五十年代中期，通过“国庆工程”的带动，形成了以垂直三段、水平五段、大屋顶为特征的民族形式，追求建筑的传统性和纪念性。

4.2综观1980年代以来对地域性建筑创作的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建筑创作理论开始追溯世界建筑潮流。中国建筑师在深入研究西方现代建筑理论的基础上，开始了自身多元化的探索之路。

第一类是与特定的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建筑创作。建筑作品结合特定地点，突出事件的地域性背景。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第二类是将某一地域的主要文化特征作为表现主题的建筑创作，如西安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三类是从顺应场地自然条件、保持场地人文文脉延续为主题的建筑创作，如广州白天鹅宾馆。

5西安的地域建筑发展方向。

5.1“新唐风”建筑

陕西历史博物馆突破了以往大型公共建筑一般只采用楼阁式造型设计的传统格局。最引人注目的是博物馆的整体色彩构思： 白色砖墙面、汉白玉栏板、瓦灰色花岗岩台阶、柱子、石灯、浅灰色喷砂飞檐斗拱、深灰色琉璃， 全部色彩未超出白、灰、茶三色。

大唐芙蓉园，遵循古建筑应是延年益寿，不是返老还童的原则。建筑材料设计均采用砖瓦混凝土结构与木材结构相结合，既保存了唐代建筑的原貌，又能使古建筑长久不受损害。

5.2新关中民居风格

贾平凹文化艺术馆，其建筑设计不仅借鉴了传统关中的民居建筑，最妙的是还将“凹”字融入其中，成为一座有点“凹”的艺术馆。这座文化艺术馆的建筑主体有着“凹”字形平面，另外，整座场馆的外立面采用质朴的混凝土为主材料，以传统关中民居常用的灰黄色为底打磨，使整个建筑充满历史的厚重感。设计以贾平凹朴实、内敛的性格为切入点，以他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文化冲突为设计理念，富于变化的外部空间语汇也象征着贾平凹文学作品的神奇魅力，使参观者充分感受到作家对变革的乡村与城市的思考，对文化转型中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融合的思考。

5.3传统地域文化风格

富乐国际陶艺博物馆群坐落在陕西富平。目前已收藏50个国家和地区260位国际陶艺家的2600多件不同风格的陶艺作品以及30多个国家的47种陶艺杂志1500多册，成为世界最大、收藏作品最多、层次最高的现代陶艺博物馆群，被誉为“世界现代陶艺之都”。其中的国际陶艺博物馆采用当地传统的建筑材料与砖砌拱技术，并列组合的变径砖拱形成的韵律赋予了建筑强烈的现代感。博物馆在整体上犹如风道一般，适应了当地冬冷夏热的气候特点。

6小结

通过自己调查研究，对沟内地域建筑理论的发展，作了分析和总结，特别是西安地区的地域建筑创作方向。我个人赞同，地域性是建筑基本属性之一这个说法，目前建筑理论的研究已经很成熟、很丰富了，在今后的发展中，建筑师应该更多地关注建筑的功能与日益增长和变化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多地关注地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更多地关注新技术在地域建筑创作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只有这样建筑师才能在跨地区执业中赢得更多的肯定。

参考文献

【1】吴良镛.广义建筑学.[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2】吴良镛.乡土建筑的现代化，现代建筑的地区化.[J].华中建筑. 1998，（16）1.

【3】杨慧娟.泉州红砖区地域建筑.[D].华侨大学.2006.

第6篇：西域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各地旅游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联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关中—天水经济区在旅游资源、经济基础、交通设施、产业政策等基础条件方面具备比较优势，为区域内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可能性。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应从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构建无障碍旅游区，建立共享信息市场，实现区域旅游整体促销，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等方面展开。

关中—天水经济区范围包括陕西省的西安、咸阳、渭南、铜川、宝鸡、杨凌、商洛(部分区县)和甘肃省天水市所辖行政区域，总面积7.98万平方公里。该经济区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较好，交通设施比较完善，旅游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指导下，在经济区内培育一体化旅游市场，实现区域无障碍旅游是其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背景及理论基础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提出的背景

1、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成立。2008年8月，由天水市旅游局发起，经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和天水等六市旅游局共同协商，就关中—天水经济区六市间建立旅游友好合作关系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六城市间成立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西安市旅游局为常设执行主席方。这一组织的成立，使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问题被提上议程。

2、《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出台。200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改西部[2009]500号，以下简称《关天规划》)正式出台，标志着关天经济区的发展上升到全国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层面。《关天规划》明确要求：加强精品旅游景区和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提升旅游资源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强旅游管理机制创新，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把经济区建设成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为了贯彻落实《关天规划》提出的这一产业政策，经济区内各大旅游城市展开联合行动。

3、西安、天水两市签署战略合作和旅游合作协议。2009年9月，西安市政府和天水市政府正式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市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和《旅游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市将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开展交流与合作，构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旅游合作协议》的主题是：着力打造西安—宝鸡—天水丝绸之路旅游走廊，力争开通两市旅游专列，逐步推进区域内无障碍旅游，积极探索两地旅游一票制。

(二)关中—天水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1、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1958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首先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进行投资，可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增长论主张集中有限的资金，扶持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资源状况来看，必须用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而旅游业就是这样的产业。旅游业具有较大的综合关联效应，其发展不仅可以带动与之相关联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事业、住宿业、房地产业的提升，而且可以推动与之相关联的铁路运输、餐饮、航空运输、批发和零售等产业的发展。

2、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1955)，后经布代维尔(法)、弗里德曼(美)、缪尔达尔(瑞典)等人丰富和发展。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实施平衡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推动空间经济极化发展。建设增长极的根本目的在于释放极点能量，以带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内，通过旅游一体化的发展，以西安作为增长极，通过区域之间的合作，释放核心区西安的经济能量，从而带动区内其他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3、“点—轴”开发理论。完整提出“点一轴系统”理论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客体在区域内总是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积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点”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各级中心城市，是区域内重点发展的对象。“轴”指由交通、通信和能源通道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而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物质流和信息流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点—轴系统”理论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性理论。已经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中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区域旅游开发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4、核心—边缘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由弗里德曼(美)在1966年提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核心区域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边缘区域组成，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核心居于统治地位，边缘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但这种空间结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区域的空间关系会不断调整，经济的区域空间结构不断变化，最终达到区域空间一体化。从关天经济区的实际来看，西安依靠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便利的航空、铁路等交通条件及其在陕西省的重要政治地位，成为区域内旅游发展的核心城市，周围的咸阳、渭南、宝鸡、天水等城市为西安旅游业发展的边缘区域，表现为一个典型的“核心—边缘”模式。

二、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的合作基础

(一)旅游资源基础

关天经济区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人文活动等类型，既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又有差异性和互补性。众多的资源类型为旅游一体化整合、提高整体吸引力提供了基础，而其中最具优势的资源集中于历史人文方面，是国内典型的人文旅游资源富集区。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要素包括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中国始祖文化，大地湾、北首岭、梁带村、半坡等原始遗迹文化，周秦汉唐等中国盛世文化，麦积山、法门寺、大雁塔、楼观台、龙门洞等宗教文化，以及关山、秦岭、渭河等山水文化。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可以根据区域文化特征，在产品及线路设计、形象塑造、营销宣传等方面，从大区域整体文化入手，形成独具特色的整体性旅游形象。

(二)社会经济基础

关中—天水经济区是继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之后我国西部第三个部级经济区，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各地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西安是陕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铜川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石灰石、油页岩资源储量大；宝鸡工业基础雄厚，是西部工业重镇，装备制造业优势突出，重型汽车、数控机床、精密磨床、电子仪器仪表、石油钻采设备、铁路桥梁及钛材等60多个产品销量居全国或世界同行业前列；咸阳被誉为“中国第一”，拥有深厚的传统医学文化积淀，历史上名医药师荟萃，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医学文化遗产，素有“医药保健城”的美称；渭南是陕西“粮仓”、“棉库”，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是陕西最大的果品冷藏群和全国最大的果汁生产基地，也是陕西乃至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杨凌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而今已成为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997)，突出的农业优势使其被誉为中国“农科城”；天水有“陇上小江南”之称，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一定实力和特色的区域工业体系，天水也是西北最大的天然林基地之一，发展种植业和农林产品深加工业前景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为整个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三)交通设施基础

便捷的交通条件是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关天经济区交通设施良好，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是这一区域的铁路交通动脉，随着宝天高速的开通，高速公路也横贯这一地区。目前关中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畅达的交通网络，基本实现了区域内部通道和对外交通干线网络化。特别是西宝、郑西高铁的开通和对高速公路的改造，以及各重点旅游景区线路的完善，使经济区的旅游交通更为通畅。根据《关天规划》方案，关天经济区下一步将继续大力发展公路及铁路交通，扩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建宝鸡机场，迁建天水机场。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所有县(市、区)通高等级公路，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两环三横四纵六辐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政策导向

国家在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旅游业是经济区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之一。陕西是我国现代旅游发展最早的区域之一，而关中地区的旅游发展一直是陕西人文旅游的核心。随着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关中地区各地都出台了支持旅游发展的产业政策。西安市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为主线，通过放宽旅游市场准入、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政府投入和金融支持等保障措施，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为第一主导产业；渭南市发改委深入市内各景区景点调查研究，学习借鉴旅游产业发达地区的经验，结合渭南实际，提出了《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咸阳与西安合作建立“大长安国际古都旅游圈”，以提高自身旅游价值；宝鸡市在2009年初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并成立文化旅游发展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与旅游有关的招商引资项目；天水市通过制定高标准旅游规划、加强营销宣传力度、加大对旅游的投资来确保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并且主动与关中地区各城市联系，构建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经济合作共同体。地方政府种种积极的产业政策成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促进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一)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

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旅游资源丰富、互补性较强，要想充分发挥其旅游资源优势，区内各方必须用“大旅游、大发展”的思想指导旅游一体化发展，共同编制区域旅游发展规划，打造统一的关天经济区旅游品牌，树立关天经济区旅游的整体形象。在旅游空间竞争与合作时，既充分体现各自的特色又能整合共同的优势，既有特色项目又不会产生近距离的替代产品，借对方的资源优势来弥补自己的资源缺陷，共同打造精品旅游景区、线路，以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目的。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条件，完善差异化的旅游产品体系，构建互补的旅游产品群，满足不同层次旅游者的需求。

(二)构建关中—天水无障碍旅游区

无障碍旅游是各旅游区为了消除区域壁垒，达到区域间旅游经济合作，旅游资源、产品、市场和信息的共享，实现旅游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新型的区域旅游合作形式。构建关天无障碍旅游区需做到以下几点。实现游客在关天经济区旅游过程完全无障碍，在食、住、行、游、购、娱等各方面都能达到同城旅游的效果；允许经济区内其他城市的旅行社在自己的区域内开设分支机构，鼓励优秀旅游企业跨城市连锁经营；逐步取消关天经济区内的国内旅游地陪制、跨城市旅行社组团及其他旅游壁垒和进入障碍；在交通上，要突破行政区域界线，优化区域交通网络，实现区域内主要景点、景区之间的高可达性，从而真正实现无障碍旅游和区域旅游的—体化。

(三)建立经济区共享信息市场

区域旅游合作主体的行为决策是否有利于双方合作的展开，依赖于各合作方信息的对称性。因此，为了使区域旅游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各城市之间经济政策和相关措施要尽可能公开，以增加区域旅游合作的可预测性，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相互信息封锁而导致的合作风险。各地应加快建设区域信息化交流网，加强与国家以及国际相一致的电子商务规则标准和法规等方面的建设；建立区域信息交流协作机制，加强区域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实现区域内公共主干信息传送网、卫星传送网、信息应用系统的联通；联合出台电子政务信息和信用体系信息的共享方案，尽快建立跨省区、覆盖整个区域的旅游信息平台，保证游客在异地可直接了解到区域内任何一地的住宿、旅游产品等方面的信息，使各旅游城市互为旅游客源地、互为旅游接待地，通过高效的信息平台，做到旅游信息共享，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四)实现经济区旅游整体促销

要加强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之间的交流，推动各市旅游共同发展。以提升区域旅游形象为目的，建立政府、企业联合的宣传促销机制，把一些品位度较高的旅游景点进行打包宣传促销。各市应积极组团参加对方城市主办的线路推介会、旅游文化节、旅游论坛等活动，相互加大旅游宣传促销力度，在可能的情况下，联合组团参加国内、国际旅游展览会，共同编印旅游地图、旅游指南、旅游画册，制作旅游光碟，合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积极利用政府信息网和旅游网，实现各市旅游网站友情链接，不定期区域旅游协作信息；对区域内各城市间旅游宣传片进行置换播出，让本市市民能够了解区域内其他城市最新的旅游资讯，激发市民旅游动机，实现客源互动；实现旅行社、星级饭店、景区、交通等宣传促销互动，使旅游线路推介宣传品进大堂、宣传音像品进客房、旅游工艺品和土特产进商场、菜肴风味小吃进餐厅；在本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设立区域旅游宣传咨询专柜，在星级酒店互相摆放对方城市的旅游宣传资料，扩大旅游宣传促销的覆盖面。

(五)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

为积极营造关天经济区旅游快速发展的氛围，尽快形成“中国国家地理中心之旅”(首届关—天经济区各市旅游局长座淡会中提出，2010)的热潮，区内各大城市应共同实施市民互访旅游计划，即在政府的主导下，指定专业旅行社，通过工会、妇联、教育、老龄委、共青团等组织和部门以及街办、社区，组织行业职工、学生、老年人和市民，开展以两市互为旅游目的地的各种奖励游、疗休养游、修学游、夕阳红游、休闲游等形式多样的市民互访旅游计划，以此引领旅游导向、实现旅游互动；在政府主导下，由旅游、文物、交通等部门与旅游企业携手，以优惠价格、优良产品、优质服务，互推惠及民生的旅游产品，以此激发民众的旅游动机、刺激旅游消费。

[参考文献]

[1]关天经济区域旅游城市合作行动计划(2010年度)[eb／ol].

[2]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2009)[eb／ol].htcp：／／www.shaanxi

第7篇：西域文化论文范文

西域民间艺术是艺术领域的宝库，为我们进行现代艺术设计带来了丰富的艺术资源，而现代设计中如何将西域民间艺术与其融合，是现代设计中对传统、民族艺术宝库如何利用的棘手问题，对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决不能拘泥于完全的“拿来主义”，必须融入一定的创新手法，进行新层次的解构主义，才不会导致西域民间艺术发展的停滞，不会使在我们的时代留下大批的古董拷贝而无设计可言。然而设计本身就是一门需要综合艺术修养的一门学科，它所涉及到的内容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等相关领域因素，因此，要想发展民间艺术，要求设计师本身具有能够驾驭多个艺术领域的能力。西域民间艺术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艺术难点就在于如何将西域民间艺术的艺术精髓、艺术灵魂、艺术底蕴恰到好处的融合在现在设计中，那么只有正确的传承与发展西域民间艺术，将西域民间艺术随着历史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与外来文化的不断碰撞，从而形成新的艺术生命，才能更好的继承和发展西域民间艺术。

二、西域民间艺术传承与现代设计发展的新趋势

西域民间艺术作为中国民族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西域民间艺术展示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画面，透视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情感世界和人文精神，只有真正了解包括西域民间艺术在内的少数民族区域文化艺术才能了解中国传统艺术的全部。我们对西域民间艺术的发展不能是单纯的重复性传承，而是将其继续创新、冲破陈规、摆脱约束，从而形成崭新的艺术特色，尤其是在西域文化中，飞天艺术以及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文化图案是我们继承与发展的重要元素，传统的西域民间艺术其传播者大多数为佛教、伊斯兰教信徒以及生活在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而如何做到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眼光及需求，就必须由现代设计师通过现代手法重新发展和传播西域特色，才能将西域民间艺术进一步弘扬与发展，让更多人去接受西域的伟大艺术。本世纪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工业生产革命的推动、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然而世界文化艺术的突飞猛进，在现代设计多元化发展的大趋势下，随着生存方式上新观念的介入，思维的引导和情感的表达方法的不断更新，以及寻求合理化的视觉空间要求不断提高，对中国设计师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而中国的平面设计艺术领域在观念上、功能上、语意和形式表现上，都备受东西方文化思潮和艺术风格的影响，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现代设计师吸取西方艺术精华，并学习、模仿西方现代设计师的特点，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内不断学习和创新，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现代设计艺术理念的新道路。同时在国际化的浪潮下，东西方文化思潮和艺术风格对相对比较保守的中国传统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性的影响，中国本土艺术设计的发展不只需要走出吸收外来文化艺术，同样需要在我国浩如烟海的传统艺术中深刻发掘。此时，相对较为独立、较为保守的西域艺术来到我们的视野中。此外，西域民间艺术在被现代设计所借鉴和使用中，由于艺术传播所具有的活态流变的性质，是继承与变异、一致与差异的辩证结合，是再一次艺术理念上的革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就要面对“变异”与“发展”的问题，“发展”中是完全保留原状，还是在“变异”中寻找突破，实际上，在西域民间艺术的传播中，始终保持与历史时代的文化、民族特色相互融合，从而呈现出传承与发展并存的状态，故而在现代设计中的西域民间艺术虽然有变异，但仍然存在基础的一致性，保持着应有的特质。因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要想对包括西域民间艺术在内的民族传统艺术进行传承和发展，必须以全面的文化、知识为起点，全面地审视民族传统艺术，通过多方面、多层面的交流与碰撞完成对民族传统的认识和理解，并不断运用最新的方法论，全局性的反复审视，确保保存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同时，要把握艺术本身是人类感情的创造性表达方式，创新是艺术发展的本质特征和不竭动力，因此艺术发展的过程是不断创新的过程，优秀的民族传统艺术是创新的积累和结晶，不断创新是民族传统艺术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决定因素，创新与继承是统一的，是历史发展的两个环节，民族传统艺术保存与发展需要融合创新因素，才能随社会发展共同前行。

三、结论

第8篇：西域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西部电视特区文化产业西方非均衡发展理论经济特区行政特区

西部丰富而深厚的文化资源，是西部文化建设的基本条件，更是西部电视业发展的资源优势。但由于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经济基础薄弱、人口素质较低、自然环境恶劣等问题，以及西部电视的发展在全国电视业迅猛发展和中国加入WTO的环境中遭遇冲击，使得西部电视的资源优势难以发挥。电视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制订战略的依据不仅包括本国（地区）据以发展的各项因素和国际背景及世界传媒业业已形成的格局与发展潮流，还必须有一套从内外部与之相适应并且是互相适应的战略与文化价值观。在理论分析和对策研究过程中，除了考虑国内传媒业的竞争外，还必须考虑国际环境下西部电视的生存空间。西部电视的“自然（特别是地缘条件）、经济、价值观等弱自增长条件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正如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储蓄之于收入或高利率对投资产生抑制之于原有投资乘数效应的漏损效应”①。通过对西部电视发展之路的探寻，我们认为，不论从西部电视自身的发展，还是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角度，建立“西部电视特区”，进行更加宏观的彻底的改革尝试，不但是一条具有突破性与可行性的基本思路，而且是西部电视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的必要举措。

一、概念阐释

面对国家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精神创新的时代，西部文化建设也要走创新之路。西部文化不能在抱残守缺中陶醉，不能守着陈年老店苟延，而要在创新中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电视业无疑是文化产业的主体，因此西部电视业需要解除观念上的束缚，需要创新性的思路，需要借鉴经济领域成功的发展经验，像当年建立经济特区一样，建立“西部电视特区”。

“西部电视特区”，旨在为探索中国广播电视业与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新道路，建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基地搭建一实验平台。其实质就在于：在承认经济发展水平的根本制约作用前提下，摒弃庸俗、片面的经济决定论，通过理念、体制方面的变革和资源的整合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在体制上政策上市场培育上得到的更多优惠政策以及一系列配套改革，使西部能够逐步发展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基地。

传媒区域扩张需要制度保障。西方媒介通过不停地跨区域、跨媒体、跨行业的扩张，才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与政府随着社会、产业的发展不断修正、补充法律、扶持传媒扩张有直接关系。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分别颁布法律，取消了对广电领域的国营垄断，从而催生了媒介私有化、集中化的浪潮。而1996年美国新的电信法的出台，为传媒企业尤其是广电集团的兼并和扩张提供了法律依据，引发了传媒领域前所未有的兼并、重组的浪潮，以至产生了像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这样的媒介巨人。西部电视特区即希望依靠国家行政力量克服现行我国媒介制度结构的矛盾，将西部电视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给与相应的地位，依靠西部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变，将西部电视业发展为西部具有活力的朝阳产业，以此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中国电视业的全面发展。

二、渊源阐释

在全国电视产业的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撒胡椒面”式的投资使西部电视发展难以获得有效推动。由经济特区的启示和行政特区的示范作用，我们提出建立“西部电视特区”。西部电视特区的理论设想渊于西方经济学家的“非均衡理论”。特区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就在一个“特”字上，特殊的政策，特殊的规则，特殊的办事效率，使特区由此实现跨越式的腾飞。“西部电视特区”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特区”，在现实操作中，之前先行一步的“经济特区”和“政治特区（特别行政区）”的成功经验为“电视特区”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1、理论渊源——西方的非均衡发展理论

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针对均衡发展战略提出的，其代表人物是赫希曼、辛格、罗斯托等。与古典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均衡”观点相反，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辛格、罗斯托等均主张不平衡增长②。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地区)不具备全面增长的资本和资源，平衡增长是不现实的，投资只能有选择地在若干部门进行，其它部门通过利用这些部门投资带来的外部经济而逐步得到发展。赫希曼认为，发展的历程好比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它部门，从一个产业通向另一个产业。经济发展通常类似踩跷板的推进形式，从原有的非均衡走向新的非均衡。因此，发展政策不是取消而是维持紧张、不成比例和非均衡。不发达地区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采取精心设计的不平衡增长战略，首先选择若干重点战略部门、区域投资，当这些部门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时，就可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1957年，迈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模型也对“稳定”、“均衡”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经济不发达是一个循环累积的过程。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有三种效应在同时起作用，即极化效应、扩展效应和回程效应，它们共同制约着地区生产分布的集中与分散。极化效应作用的结果会使生产进一步向条件好的生产要素高密度地区集中，扩展效应则会使生产要素向周围的低梯度地区扩散，回流效应的作用却是会削弱低梯度地区，促成高梯度地区进一步发展。但是，回流效应和扩展效应在落后地区的作用是不均等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区域发展存在两个相关关系:同富国相比，穷国国内的地区不平衡要大得多，富国的地区不平衡在缩小，而穷国的不平衡在扩大。这两个相关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国家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扩展效应就越强，反之亦然。迈达尔还指出，一个已经陷入恶性循环的地区单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经济起飞的。区际贸易、资本流动、移民等经济运动虽可促进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却反过来对不发达地区产生强烈的“回流”效应。价值规律的作用，比较效益的驱动，使各种生产要素以不同的形式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而扩大区际发展的不均衡，亦即：区域经济增长中总体效率和空间平等不可能兼容。要改变这种情况，缩小地区差别，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加强国家的干预，通过种种政策手段使区域经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有目的地发展。

国内区域经济学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将赫希曼、辛格、罗斯托等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内涵不同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开发模式，如“梯度推移论”、“差异协调发展论”、“点一轴开发论”、“优区位开发论“等等。这些理论对我国特定时段的区域开发战略起了重大指导作用。非均衡开发模式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富帮后富思想,先沿海后内地战略及“三步走”目标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内涵。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邓小平在总结建国后经济发展布局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西部电视特区”的思路更是直接来源于邓小平非均衡发展战略，及其“经济特区”、“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思想。所谓非均衡发展战略，具体应用于操作层面是指区域内某一地区由于区位优势、政策优势、资本优势、人才优势等而以快于其他地区的速度发展，成为该地区经济的增长极，并通过点——轴渐进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

非均衡发展战略发展西部电视业的主要思路是先对西部部分地区在投资、开放和优惠政策上实行倾斜，以此促进其先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地区的电视业发展，将西部电视业发展为西部具有活力的朝阳产业，以此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西部电视尚处于欠发达阶段，发展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短缺，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资源的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资源的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区位优势。我们认为，可以在整个西部地区或在西部选择部分基础较好的地区进行改革试验，给予这些地区特殊的电视产业政策、灵活的管理措施和灵活的电视管理体制，以此推动地区电视业的迅速发展。

2、西部电视特区的现实渊源―――经济特区的启示和行政特区的示范作用

（1）、经济特区的启示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于中国这样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来说并不稀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方面先后经历了两次战略大转变：一次发生在改革航船刚刚启航的1980年，另一次发生在世纪之交。建国之初，国家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的主线是基于均衡发展战略。国家在投资的地区分配和项目选点上，过分强调缩小地区差距，实行“向西大转移”的方针：“三五”时期，全国基建投资达976亿元，其中东部沿海占26．9％，中部占29．8％，西部占34．9％。而“四五”时期内地投资比重更占到57．5％。其结果是，虽然为中国内地工业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由于国家实力不足，“撒胡椒面”式的投资使区域经济发展难以获得有效推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采用非均衡发展战略，将效率原则和效益目标放在区域经济布局和优先地位，“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并由此带动全国的发展”的大思路，不仅使我国的投资布局开始向沿海地区倾斜，而且为特区的诞生助产。实践证明，“特区”对中国经济近20年来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不仅为推进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且使部分地区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既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又吸纳了大批中西部劳动力，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

（2）、行政特区的示范作用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在此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在这个构想下，我国已在1997年、1999年分别对香港、澳门顺利地进行了交接仪式，相信不久的将来，台湾也会回到祖国的怀抱。“一国两制”及“特别行政区”构想已在香港成功实践，并正在澳门实施。特别行政区保证了港澳地区的持续繁荣，并对内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都是用非常规的发展思路解决问题的典范，是中国传统智慧与现代管理艺术的结晶。它们（特别是“经济特区”）是邓小平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结果，邓小平独创性地把非均衡发展战略运用到经济领域，解决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均衡问题，促进了思想观念的解放，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

3、西部电视特区的应用

现在，我们再次把非均衡发展战略运用在我们的文化产业、电视产业发展上面：设立“文化特区”、“电视特区”，政府给出政策，先行发展某一地区文化电视事业，利用地区的资源、财力、管理、技术、人才、对外开放等方面的优势，使他们的发展速度先快一些，然后通过发展，对其他地区起一个示范和鼓舞作用，为中国的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探索一条道路，最终带动整个文化电视产业的发展进步。

在中国这样有长期计划经济、而且有高度集中习惯意识背景的国家中，政策因素对区域经济的差异与平衡的作用力是特别强的。深圳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崛起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中的重镇，浦东从一片穷荒之地崛起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中耀眼的明珠，都是政策下的受益者。“东南沿海经济起飞有五大因素：时代因素和地缘因素，港澳台因素和华人因素，历史文化因素，政策因素，特区因素。这五大因素中，如果只有前三个因素而没有后两个因素，东南沿海经济是不可能有现在这种局面的。”③实际上，特区因素归根结底也属于政策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沿海一带，广东、深圳，一批新闻传媒乘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有利条件，凭借经济迅速强大的区位优势，率先突破地区经营的限制。在信息就是财富的信息时代，伴随着传媒的经济属性、产业属性在中国日益被人们认识和重视，传媒开始直接介入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并扮演起日益突出的经济与政治、文化交织的重要角色，沿海媒体充分利用这一先机和中国传统的新闻传播政策给其媒体、带来的巨大政策优势，抢先发展——优先吸取全国各地的信息资源，也包括传媒经济资源，加快地方传媒经济资源往沿海传媒的流动，也包括地方传媒人才往沿海传媒的流动，使沿海传媒成熟并优先成长起来。

因此，作为政府主管部门来说，对于“特区”的探索要给予充分的政策宽容，在行业准入、信息、资本融通、运行体制、人才高地等方面，尝试与传统媒体比较相对宽松和鼓励创新的“特区”政策举措，并允许在探索中暂时的挫折和局部的失败。实践已经证明，政府主管部门的放手和承受能力，将是“特区”建设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

更具操作意义的是，西部地广人稀，地处边远，在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均落后于东部，改革纵有不太顺利之处，对全局影响不大，而若有成功经验的话，更易于推广，所以西部电视媒介的改革，西部电视特区的设立是可行的。综观我国经济、政治特区的设立，地域上均处于东部，那么，从考虑地域发展平衡性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认为，“文化（电视）特区”的设立应该在西部，以文化（电视）事业的超常规发展带动整个西部发展，缩小东西差距，以求整个国家的协调发展。

我们有理由坚信：建立“西部电视特区”，发展西部电视产业，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推进国家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将是西部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注释：

①黄汝德著《试论漏损现象及其克服途径》，载《区域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第78页

②刘吉端《国外二十种经济发展学说介绍》，《经济研究参考资料》总第1304期，第17一180页

③黄寅逵《长江流域沪蓉经济合作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参考文献：

1、[美]艾德加，M.胡佛，王翼飞译：《区域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

2、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第9篇：西域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龟兹文化 龟兹乐 西域文化 多元化

龟兹文化是多种文化构成的一种复合型结构，这个结构建立在龟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厚重的文化基础上。古龟兹地处天山南麓，佛教文化的北进，希腊艺术的东渐，中原文化的西流，在这里交流融汇，生根开花，使龟兹乐舞艺术更加光彩夺目。

大量的史料及龟兹附近的克孜尔、库姆吐拉、克孜尔尕哈，森木塞姆等石窟壁画和出土文物古迹都说明：古龟兹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的中心和军事重镇，而且尤以“龟兹伎乐，特善诸国”声震中外。龟兹乐舞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了灿烂的美学价值。龟兹乐也被公认为西域乐舞的杰出代表。传播并影响了我国中原和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中亚等地区。特别是对我国唐代大曲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对整个中国的音乐、舞蹈、杂技、器乐、戏剧、绘画等艺术的繁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西域文化的多元化特征

《吕氏春秋》中记载的“伶伦作乐”以及《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所描写的“瑶池对歌”，周穆王游历西域的壮举都说明中原与西域的交往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已沟通了中原与西域的商业贸易往来。自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我国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曾掀起过历史的高潮，大量的西域乐舞及乐舞伎传人中原，中原的音乐也西传西域，公元前123年，张骞随大将军卫青西征匈奴，凯旋而归时不仅带回了一批歌舞、杂技艺人，还带回了西域的大型音乐套曲《摩柯兜勒》，据史料记载此曲是西域大夏国的音乐艺术。大夏即史书中的巴克特里亚，指现今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汉乐府首任“协律都尉”李延年又根据《摩柯兜勒》改编创作了《出塞》、《入塞》、《出关》、《人关》等二十八首军乐曲，并组建了西汉第一支军乐队“鼓吹乐队”。开创了西域乐曲与中原音乐融汇发展的新声，在当时对中原音乐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根据《摩柯兜勒》改编的军乐曲也称“横吹曲”，它虽然不能与汉代“鼓吹乐”等同，汉代鼓吹乐的基础是源于中原传统音乐，但“鼓吹乐”中肯定也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音乐成份。

古代西域也是我国最早接受佛教文化的地域。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大夏国，地处阿姆河、锡尔河的上游，费尔干纳盆地一带，是我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月氏人被匈奴赶到中亚建立的大月氏国。公元前一世纪称巴克特里亚，公元一世纪发展成中亚的贵霜大帝国，与汉帝国、安息、罗马等大国一样成为古丝绸之路上商业贸易交往的主要把持者和文化传播者。巴克特里亚先后被印度、希腊、安息、鲜卑、突厥统冶，文化形态最具多元化特征，既接受了佛教文化、又兼收了希腊诸神，伊朗祅教等宗教信仰成份。这种兼容多种宗教成分而成的“犍陀罗艺术”又随着贵霜王朝的势力发展沿着丝绸之路传向西域各地，传向中原也传向印度。目前所知最早将佛教传入西域的是来自迦显弥逻（巴克特里亚）的高僧秕卢折那，他翻越葱岭首先来到西域的于闻国，此后西域的于阗国、楼兰古国、龟兹国、尼雅古国、高昌国、佛光普渡、寺院竟起、洞窟纷凿、雕塑壁画争辉。龟兹周围大量的石窟壁画中反映的佛教内容，应该是从巴克特里亚传来的“犍陀罗风格的艺术”。佛教最初传入西域的艺术形态是“犍陀罗艺术”，而“犍陀罗艺术”是印度佛教在贵霜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迦腻色迦（大月氏人）统治的地区犍陀罗一带形成的。

佛教的传播并不等于音乐的直接传播。早期佛教宣扬的是极其严格的“苦行僧主义”，在教义的制约下，除了反映苦行的佛本生及佛传故事外，不可能涉及艺术内容，早期的佛教文化中很难见到表现乐舞伎的内容，公元四、五世纪随着佛教传播的需要，在佛画中才开始出现乐舞伎的形象，而此时西域的龟兹乐已达到相当先进的水平。在西域乐舞中，除了康国乐、天竺乐中没有解曲的器乐部分外，其他乐舞中均有。

二、“龟兹乐”第一次东渐及“西凉乐”的形成

龟兹乐舞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延伸着人类的语言内涵，表达着人内的思想情感，它不仅丰富多彩，而且独具特色，自成体系。在我国魏晋南北朝以来，以龟兹乐为代表的西域乐舞艺术直入中原，至唐，则“四方之乐大聚长安”，西域乐舞主要以“高昌乐”，“龟兹乐”，“蔬勒乐”为主，其中最具艺术成就的是龟兹乐。这一历史时期出现了多次大规模的西域文化输入。公元384年，前秦王苻坚命大将吕光西征龟兹，吕光灭龟兹后，被龟兹国瑰丽的文化艺术所倾倒，翌年，在班师东归时带回大批龟兹乐舞艺术及大批乐舞伎，还带回了龟兹国的佛教高僧鸠摩罗什。龟兹乐作为战利品被吕光带回中原而得到传播。首先传播的地域是凉州，即今甘肃省武威地区。大规模的龟兹音乐舞蹈艺术东传从此揭开了序幕。中原与西域的乐舞艺术交流除了战争途径外，还有使臣往来，公主外嫁，佛教东传等形式。

吕光趁中原大乱之际，逐割据凉州，建立凉国。吕光将龟兹带回的大批乐舞伎和琵琶、筚篥、羯豉等乐器，并汇集中原艺人，组成了一支庞大的乐舞队，并把大量的龟兹乐曲加以改编，又和西凉地区的乐舞融合，形成了独且特色的“西凉乐”，又称“秦汉伎”，“国伎”。凉州地区的乐舞在当时也是较发达的。据史料记载，西凉乐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与迎合西凉本地乐舞和汉族传统乐舞形式。据《隋书·音乐志》载“西凉者，起苻坚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之声为之，号为秦汉伎”。从南北朝到隋唐数百年问一直盛行不衰，并成为隋七部乐，九部乐，唐代十部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龟兹乐”在中原的继续传播及西域其他乐舞的传入

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在凉州获得龟兹乐。而此时的龟兹乐不仅在民间得到流传，并与当地的乐舞艺术互相影响，龟兹乐不仅在中原又得以继续发展传播，并发生了多种变异，形成了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龟兹乐”。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权与西域诸国关系密切，不但在政治上和商业贸易方面来往频繁，随着北魏时期佛教的传人，西域各国的乐舞也随着使臣朝贡，宗教传播，通婚等方式，大量传人中原。这从北魏时期开凿的敦煌、云冈石窟里的西域乐舞形象的石刻和壁画中也能清楚的反映出来，特别是北魏都城由平城“大同”迁到洛阳后，龟兹乐在中原内部得到更深入广泛的传播。北齐的历代君主都是耽于享乐之人，玩赏龟兹乐和西域音乐舞蹈的风气达到了高潮。龟兹乐不但得到统治者的喜爱，并吸收到乐府里。西魏于557年改为北周，北周武帝宇文邕远见卓识，精励图治，灭北齐统一了北方，为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公元568年北周武帝娶突厥可汗阿史娜公主为后，突厥可汗深知女儿酷爱音乐，便将一支由龟兹、蔬勒、安国、康国等地组成的三百多人庞大的西域乐舞队，作为陪嫁送至长安。这一大批的西域乐舞艺术及乐舞艺术的入朝，把西域当时的优秀乐舞艺术直接输入中原，使中原地区再次掀起了“胡乐”、“胡舞”的热潮。极大地丰富了中原艺术园地。通婚必然带来一种民族融合和文化传播，客观上也为隋的统一在文化心理上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般艺术洪流对隋、唐、宋的音乐都有深刻的影响。这次龟兹乐舞大聚长安，在中国音乐史上最有影响的就是龟兹音乐理论家苏祗婆，白智通等人在中原的音乐活动。

四、龟兹乐的音乐理论、音乐结构及形式对中原的影响

龟兹乐在音乐理论方面杰出的代表人物是苏祗婆，他的“五旦七声”音乐理论被人称为苏祗婆琵琶八十四调，到隋唐又发展成雅乐二十八调，后人取其中最常用的五宫四调，后称为“九宫”流使后世。隋文帝当时也采纳了苏祗婆的龟兹音乐调式改革旧乐、勘正礼乐。有关苏祗婆的“五旦七声”音乐理论，我国音乐学界著名的早期学者王光新及当代著名民族音乐学者何昌林、陈应时、周吉先生都写有论述。总之，苏祗婆的“五旦七声”引来了中原汉民族音乐调关系方面多元化的时代。日本学者林谦三先生曾提出“唐代燕乐诸调，除清商乐一部外，大抵是用龟兹乐调所派衍出来的东西，以龟兹乐调为唐燕乐之原型或母胎、决不会是不妥当的”的结论。苏祗婆作为龟兹琵琶家和龟兹宫调理论家，对中原音乐理论有一定的影响。就具律制为五度相生与四分之三音体系乐制的结合，即有波斯音乐中游移的中立三，六度音情况，也反映了龟兹早期受到中原音律的影响和古代印度、中亚音乐共有的特征。苏祗婆随阿史娜公主到达长安后，被龟兹、蔬勒、康国等乐人公推为音乐的“总教习”。妙解音律，博览群书的？沛国公郑泽是一位制笙专家，他拜苏祗祗婆为师，两人进行了长期的“吹笙为琵琶定调”的探讨实践。终于得出“旋宫八十四调”。苏祗婆音乐理论的创立和运用，是我国古代音乐文化的一大进步。它有力地促成了中化民族音乐体系的建立，而且对后来的宋词，元曲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龟兹乐在音乐结构上由歌曲、解曲、舞曲三部分组成。据《隋书·音乐志》载：龟兹乐“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尔，舞曲有小天，或疏勒盐”。即龟兹乐有声乐曲，器乐曲，舞蹈曲，这种结构形式直接影响了西域其他各国的音乐，这种结构形式在西域各国的音乐中较普遍存在。解曲是当时西域舞乐中较特殊的音乐结构，而尤以龟兹乐常用。国内研究《十二木卡姆》的学者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龟兹乐舞是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的母体。且，龟兹乐与木卡姆、《摩柯兜勒》一与木卡姆、龟兹乐与唐大曲、汉代相和大曲与木卡姆等相互之间在结构上有共同之处，即：都是由声乐曲、器乐曲、舞蹈曲三部分组成。汉乐府著名音乐家李延年根据胡曲《摩珂兜勒》更造新声二十八曲，可，见《摩珂兜勒》并非是一般普通简短的音乐，而应该是一种大型的含歌曲、解曲、舞曲的套曲，汉代相和大曲中的“艳、趋、乱”就是在“摩柯兜勒”的影响下形成的，“艳”，相当于散曲，是乐曲的开头即歌曲部分，“趋”为中板，器乐曲，“乱”是结尾的快板舞蹈部分。龟兹乐在公元四世纪至七世纪时在世界上属最先进的文化之一，现将几种大曲综合说明便能看出相互之间的共同之处。

在盛唐时期，统治阶级对各种学术思想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放政策，以龟兹乐舞为代表的西域各国音乐舞蹈艺术，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得到空前繁荣和发展。龟兹乐对唐代大曲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定的影响。龟兹乐舞在唐代盛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唐代的燕乐是我国音乐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他以中原民间音乐为主，融会清商乐和西域音乐，形成了唐代音乐的主体。唐太宗时燕乐为十部。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蔬勒乐、高昌乐、康国乐。这十部乐是唐代宫廷燕乐的代表，其中除汉魏时形成的中原汉民族乐舞清商乐、唐人创作的新乐舞燕乐、以及高丽乐、天竺乐两部外来乐舞，其余六部都是来自西域龟兹等国的乐舞。由此可见西域乐舞在唐十部乐中所占的比重。并且汉唐时期还有大量的西域音乐家、舞蹈家活跃在中原的宫廷、教坊、梨园及民间中，也传入了大量的乐谱和舞蹈等。在音乐理论方面，有龟兹国的苏祗婆、白明达、白智通，乐器演奏家有：蔬勒国的琵琶演奏家、改革家裴神符、裴兴奴，于阒国筚篥大师：尉迟清，笙演奏家尉迟章，康国琵琶高手：号称“宫中第一手”的康昆仑，米国歌唱家米嘉荣，以及曹国曹氏家族先后祖孙三代皆为琵琶氏家，后魏至北齐时曹婆罗门、曹僧奴、曹妙达及唐代曹保、曹善才、曹纲等，在当时可谓名震中原乐坛。从唐代宫廷乐舞《坐部伎》、《立部伎》中可知，除燕乐，安乐、太平乐其余几部均采用了龟兹音乐。由此可知，唐人对龟兹乐舞的偏爱。“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代表了整个唐文化风貌。在唐代宫廷乐舞中，要求乐有新曲，歌有新声，舞有新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