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厄运评价精选(九篇)

第1篇：遗传厄运评价范文

然而，也有人对《保训》篇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有学者据“文王”只是姬昌“谥号”，不可能给太子姬发作“训”，说：“姬昌在去世前只是商朝的‘西伯侯’，其地位远不如太甲时代的伊尹。”因此，姬昌临终前留给继承人姬发的“只能是遗言，而不可以是‘训”’。当然，李学勤先生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虽然整理委员会将此篇定名为《俐训》，李先生还是比较谨慎地以《周文王遗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即便如此，因为“周文王遗言，史无明文”，而且竹简下葬的战国中晚期“竟无一人提及”，尤其是思想内容比较接近的子思学派也“全然不知文王曾有讲‘中’的遗言”，由此而使人产生出质疑。其实，这里所采用的是“默证法”，与20世纪初期疑古学派的手法如出一辙。当然，并不是说“默证法”没有其合理性，只是使用时要注意“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的标准，20世纪20年代张荫麟先生就已给学者们提出了警示。而真正要解决《保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研究上古文化的价值，就不能单纯运用“默证法”一味地否定，关键是要对古书材料的来源、形成以及流传有清晰认识。

首先，古代有专门记录帝王、诸侯言行的史官。诚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记之。”《保训》属于先王政典，与《尚书》、《逸周书》、《春秋》等资料的来源一样，应当都是出于史官的记录。这些原始材料被藏于“秘府”，有些特别珍贵的历史记录甚至藏于石室金匮，就像现今的案件书记员、档案管理者要保守机密那样，记录此种文献的“诸史与百执事”同样要保守档案的机密。以《尚书・金滕》的记载为例，只有等到成王“启金滕之书”时，关于周公的当初记录才揭开真相。然而，事实上，有许许多多文献并没有如此“幸运”，它们可能没有公诸于世就遭到焚毁或长眠于地下。《保训》篇之所以不为当时及后来先秦诸子所知，其原因也极有可能与此有关。虽然《保训》不为时人所了解，但“地不爱宝，今日得见”，地下文献的相继出土，使我们能够目睹前人所无法偶遇的珍贵资料，不得不说是我们的“幸运”!

就目前学者们所公布的信息来看，清华简同上博简、郭店楚简一样同属于战国时期的楚系文字写成。只是当前对这2388枚竹简尚未有大体的了解，因此尚无法做出整体判断。就《保训》以及周武王在文王庙举行“饮至”时，武王、周公、毕公等人所做的乐诗来看，应该涉及到周代礼乐文化中较为核心的一些内容。同时，既然这批竹简有可能出自南方楚地，这也是对“王官失守，学在四夷”最好的注脚。其实，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不但南方楚地，而且秦国、三晋及燕国等地也肯定有孔子及后学所没有见过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极有可能是被散在四方的王室史官所带去的秘府档案。在交通及信息极不发达的春秋战国之世，没有到过这些地区的儒者们何以能够全部见到?《保训》篇的发现，说明至少在当时的南方，已有了子思学派所没有见过的文献资料，这也为学术界重新思考先秦时期思想文化带来新的契机。因此，要对上古三代文化进行研究，就要对上古文化的发展状况以及古书的成书、流传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其次，这些流传于世的大量历史记录，上古三代尤其是重视以史为鉴的周人又进行了怎样的处理?这应该说是尚未得到人们给予充分重视的问题。而传世文献中则有着明确地记述，《周礼-地官司徒》说，师氏“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郑玄在注解此语时说：“教之者，使识旧事也。中，中礼者也；失，失礼者也。”即主管教化的师氏将史官的相关记录进行整理，使那些有利于社会教化的“中礼”与“失礼”的过往之事传授给子弟，使他们懂得为政治国之道。只是过去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学者们将《周礼》视为“伪书”，对其中的相关记载更是视而不见，所以使本来较为清晰的问题变得朦胧甚至不可解。《保训》的发现与释读给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此语的良机，同时也为学者解开对此文的疑惑带来新视角。

虽然“诸子出于王官”受到近代以来学者的质疑，但是上古三代迟至周代，学在王官的教育体制仍为学者们所普遍认可。既然如此，用什么样的教材来教育后世子孙，就成为摆在周王室面前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根据《周官》规定，“师氏”应为负责编订“教材”的主管。他所利用的资源也应该主要是由史官记录下来的那些历史事件和一些口耳相传的故事。尽管最初哪些事件被选中，哪些又被落选，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性，但只有那些经得起历史锤炼的文献才成为“经典”而广为流传。面对诸多的历史典籍和经典故事，师氏在整理时一般也尽可能地尊重历史实际。如《尚书》中的诸多名篇，有的以“曰若稽古”，有的以“若日”，更多的则采用了“曰”的表达方式，这应该是文献的整理与编辑者向后人透漏的文献存在的真实状况。以时间而论，《尚书・伊训》的成书肯定在前，《保训》在后，而记录者则实事求是地将前者以伊尹“曰”的口味训导太甲，而后者只能是“王若日”。这也回答了学者对《保训》相关内容及成篇问题的质疑。

第2篇：遗传厄运评价范文

【关键词】文人论政 新闻场域 幻象

一、“文人论政”传统

中国的文人，或说士这一阶层，自古以来就有清议的传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言，“中国有一个强烈却有感召力的传统，每个儒生都有直言反对坏政府的道义责任。”明辨是非，敢言能谏是属于中国文人的独特风骨。纵观现有的文献资料，大多都是从近代报人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种政治主张和新闻思想切入，概括性论述了在新闻界中“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由来和逐渐消隐的过程。

第一，文章的内容结构分布相似

首先是梳理近代有名的办报实业家、著名记者、撰稿人、作家等等的生平、办报历程、撰稿情况和新闻思想。近代时期，随着清政府的，科举制度的取缔，原有的封建文化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原本处于话语权中心位置的中国文人的身份急剧转变。在中西思潮不断冲击交汇的过程中，“开民智”又成为中国文人这一知识分子阶层的历史使命。许多知识分子都将目光转向了新闻界，一时间办报、撰写政论文章就成为他们实现这一使命的最好手段和平台。

“文人论政”的开先河者是王韬，他每天在《循环日报》首栏撰写的“论说”就是最好的证明，此后，又有梁启超先生用他的铁笔书出的论政文篇，影响力极为深远。自《时务报》开始，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的众多论政文，针砭当局时弊，臧否天下人物。此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论政文，启迪了中的青年学子，振聋发聩，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同时，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胡适先生从原本对政治避而不谈二十载，再到按捺不住心中热血提笔上阵，在《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等报纸刊物上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还有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等等数不清的名字在中国新闻史中永被铭记。在近代的炮火和动乱中，新闻界也如同承载它的这方土地一般，遭遇了种种折磨，喋血的报人却如春芽一般不断涌现，他们的名字，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为这一事业牺牲了性命，贡献了一生。为了实现自己的办报理想，在多灾多难的年代里，《申报》、“新民”报系、“世界”报系却不曾被历史的尘埃掩埋，陈铭德、邓季惺、成舍我等人的名字，也永远和新闻密不可分。

其次是联系“文人论政”这一历史渊源，论述“文人论政”这一传统产生条件及其特征。比如傅国涌认为“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产生条件包括民间报刊的空间、经济独立与知识分子能够保持人格独立①，其特点有五：公正客观理性、论政而不从政、富于责任感，勇于负责、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笔锋常带感情；而其他学者如甘惜分却认为“文人论政”是政治家型报人办报的特点，这些报人具有政治家的一些重要素质；②王永亮则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直接指出文人借助报刊来参与社会并进一步干预社会，认为这些人都是具有强烈爱国心、敢于触及社会弊端和丑恶之处、学识渊博且对政治有深刻的洞察力、政治活动能力也较强、注重人民的呼声等等。③“文人论政”被称为一种办报思想，其内涵包括：从治国的角度对待报纸、报纸是国事的耳目喉舌，有“去塞求通”的作用、报纸文风应浅近义明，通俗易懂、报人精神独立并商业性经营报纸。④此外，也有一些研究者从个案研究出发，通过对《循环日报》《大公报》、《观察》周刊以及指出这些近代报人不但“论政”，而且主要目的是“立言”：向统治者进言、报刊要主持“清议”、“立言”要推动社会改革、报刊发言自由、内容需经世致用、关注国家外交、民生、救亡图存等主题；⑤在后续的研究中，还有一些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文人论政”这一传统产生的条件，报刊开辟的新言论空间以及传统士人在吸收传统儒学以及西方文化之后，逐渐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这一主体条件，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出发，审视了“文人论政”这一传统中存在的内在悖论。⑥西方新闻人崇尚自由，却为政治所困。而中国的文人恰恰相反，他们甘愿为政治所囚，追求的往往不是纯粹的自由。近代中国无数新闻人以牺牲理想或者生命为代价，均是以失败告终。政治书写的历史，远非一支笔或者一个人就能改变其奔涌而去的方向。“文人论政”这一传统其内在的相悖性就决定了其惨淡的结局。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虽然从个人角度而言，他们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也未曾活着实现，但是他们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将弥足珍贵，如夜空中闪烁的明星，为后来的新闻人指明了前行的道路，为人民大众民族存亡意识的觉醒立下了盖世功勋。

此类文章均是简要评价这些近代报刊报人的思想及其贡献，大都或褒扬，或赞颂，或客观评价，等等不外如是，在此不做赘述。

第二，关于近代报人“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研究方法大多都是以纵贯性研究为主，也有一些同时期的横贯比较研究。从现在的时间点出发，一直追溯到王韬、梁启超等近代报人“文人论政”思想之先驱者，此外大多还会提到自古时起中国文人就有“清议”的传统，以及古代士子阶层从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的文化政治职责。横贯研究大多都会对一些典型的近代报刊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比如《大公报》、《观察》周刊、《循环日报》、《申报》等的办报思想，主要承办的报人及其相关言论、个人背景以及其对当代新闻界的启迪等等，不一而足。

第三，研究领域囿于文学性的总结论述，缺乏跨学科的视野。对于“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研究大多遵照上述结构，不过也一些将这一传统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作比较的研究成果，比较其认同和区隔，论述二者内里所涵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同取向及在近代中国新闻领域相互交融的部分。⑦

二、场域、资本与新闻场

1、场域

“场”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提出，后又被法拉第用于电磁领域。场域理论最早被用于格式塔心理学概念中的“心理场”，后又被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一如社会学研究领域。他认为，“场应该理解成一种研究方法：一种分析因果关系和建立学科结构的方法。”⑧由于勒温的学科背景，他对于场的研究大多只囿于心理学范畴。

将场域理论彻底推上研究工具和元理论位置的学者，当属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由于他人类学的背景，布迪厄特别钟情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他早期受到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冷/热社会”观点的影响，并没有使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但是后期他又受到保罗・拉宾诺对一个特定群体的人类学研究启发，提出了场域理论。⑨

在布迪厄看来，他所引用的这一研究方法，是将传统社会学的两种研究取向结合起来的中观研究范式，目的是打破当时知识界的客观/主观与宏观/微观的二元对立结构⑩。他在惯习（habitus）与资本（capital）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场域理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型购。”⑾

2、资本与场域的特征

场域是按照某种特殊逻辑建构的。在某个特定场域中，位置由资本决定，同时资本的分配也仰赖位置的高低。布迪厄所定义的资本主要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通常是由处于场域中的个体通过直接体验与间接体验累积而成，通常包括家庭背景、工作性质和遗产继承等等。场域有三个显著特征：其一，场域由特殊逻辑构建，这种逻辑是客观而非主观的，它是一个结构化了的空间；其二，场域的客观逻辑是一种固定结构，所有进入此场域的个体必须接受这一前提条件，但这种条件本身可能是隐蔽的，通常作为特定场域的“常识”出现；其三，场域的常态是持续竞争，这种竞争包括对于资本的争夺，还有对于场域内部规则的制定权的竞争；其四，场域是一种内在不定常场，外在定常场。场域的内部规则具有历史性，是不断更新变化的结果，这种结果通常来源于场域之中的竞争。此外，场域与场域之间的规则通常是不可通约的。⑿

3、新闻场

布迪厄在1996年座谈法国巴黎一台，做了《关于电视》和《记者场与电视》两个讲座，并同年整合为一本小册子《关于电视》出版。在这本不长的著作中，布迪厄在总结电视场与新闻场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场（Media Field）的概念。新闻场作为媒介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媒介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主要指代新闻场的相关研究。

布迪厄对于媒介场的研究重点落在“符号暴力”的形成机制上。简单来讲，就是指在新闻场中，资本与位置都会变成一种象征符号，对整个场域的运行规则、运行状态以及运行结果产生支配性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符号暴力”。布迪厄指出，较之其他的场域，新闻场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新闻场更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预，并且利用娱乐化、共谋、舆论监督、反映民意的名义同时干预其他相关场域的自治。

三、近代新闻场中“文人论政”的幻象

1、中国近代新闻场的特殊性

在中国近代语境中，宏观的政治权利是不可忽视的，对于新闻场内部的参与者的身份分析也应该加入进来。近代新闻场中的社会阶层分布集中于文化知识分子阶层，大多数成员是传统中国士子、乡绅阶层经过西学东渐的洗礼而转变过来的，多有留洋经历。因此，比起西方新闻场中的成员，中国近代新闻场域中的参与者身上留下了中西两方的文化痕迹。这体现为他们在文化场中的立场是公平民主自由，而在现实之中又会由于人情、利益以及强权压迫等等因素，不得不放弃新闻场中的游戏规则而选择政治场靠近，本身的身份认同处于矛盾之中，因此有些人因为忍受不了对现实的绝望而选择自杀。

2、“文人论政”幻象

烽火连天，军阀割据混战，列强欺侮，人民生活得痛苦不堪，这就是近代中国的最真实写照。在这一时期，涌现了众多新闻人和革命者。他们大量进入了新闻场，想要借此传播新思想新观念，警醒国民，救亡图存。在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合法民办报刊、非法民办报刊以及官报和各种政党报纸也全部都进入了新闻场，借由不同的报人、时评家、革命家以及爱国文人的笔锋，坚信可以借此改变国家与自身的命运，为了这一目标，很多人都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在新闻场激烈的搏杀争夺中，其实质是在争夺超越这一场域本身规则的力量，那就是占领新闻场中的制高点，制定新闻场中的规则，并分配更多有利于宣传自己主张的资本。

但是，对于人类而言，生命尤为宝贵，死亡意味着永恒的沉寂。为何他们甘愿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本文暂且不谈民族大义与个人道德境界的问题，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一个自古以来的清议传统，“文人论政”幻象。

“幻象（illusio）”一词，布迪厄在研究媒介场的时候就曾使用过，它是源自拉丁语的ludus，意为游戏。他认为，游戏的意思就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在某一时空范围内进行；游戏规则是游戏参与者自愿接受的，但又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它以自身为目的，而且伴有一阵紧张、愉快的情感及对于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识’。”⒀从这一定义中总结有以下三点：（1）游戏其实等同于场域中的竞争，玩游戏的过程就是竞争的过程，它必须决出胜负；（2）游戏的运行有不可抗的规则，但是参与者可以自愿选择接受或不接受；（3）不接受规则的游戏者，就是规则和秩序的破坏者，有可能受到惩罚或是被流放于场域之外。

“文人论政”是一个幻象，也是一种新闻场域中的“游戏”。但是这一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却是权利与资本：有可能是新闻场内部的，也有可能是来自外部的，比如说政治场，经济场等。近代报刊，一方面受到各方军政权力的逼迫，另一方面也要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获得自生的生存。

支持他们继续这一游戏的，就是“文人论政”这一新闻思想。新闻场的运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这一场域浮动在众多场域之间，被影响或者施加影响，这使得新闻场有时候看起来可以超越权利与资本的游戏规则。⒁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其原动力在于他们相信新闻场内的拼斗是有意义的，胜利者可以获得改写历史的权利，并因改变国家与自身的命运而永垂史册。

对于他们而言，“文人论政”这一思想代表的是自古以来的士子“清议”的风骨，他们相信，自身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一个革命的先驱者，一场救亡图存运动的领导者，他们肩上担负的是民族的希望和使命，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们书写的是明天的历史，他们唤醒的是麻木的国民，他们建设的是民主自由富强的未来中国。这就是“文人论政”的终极目的，立言参政。这种蓬勃的历史情怀，这种沉肃的历史使命感，这种强烈的爱国愿望迫使他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揭露黑暗，鞭挞丑恶，臧否人物，怀着对自由民主平等的渴望，为理想献身，这是他们终极的追求。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新闻场中的个体会不顾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约束和限制而摸索前行。

他们的探索不是没有意义的。场域中的幻象与惯习并非消极被动的被场域决定，它们还会主动地去改变场域规则。今天的底层游戏者在谋得高位之后，很有可能成为新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⒂。近代报人在新闻领域的探索，不但是警世的长钟，激发了国民的爱国图存的情怀，还为后来的中国新闻实践带了颇多的启迪，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①傅国涌，《“文人论政”一个已中断的传统》[J].《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03（5）

②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③王永亮，《近代民营报刊的“文人论政”》[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2（6）

④王永亮、邓相超，《近现代民营报刊的“文人论政”》[J].《新闻爱好者》，2002（3）

⑤洪梅，《民营报刊的文人论政研究――以〈循环日报〉、〈大公报〉、〈观察〉周刊为例》[D].华中师范大学，2008

⑥张丽萍、陈培爱，《试论我国近代报刊的“文人论政”传统》[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⑦赵云泽、涂凌波，《“文人论政”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区隔与认同》[J].《现代传播》2010.10

⑧Kurt Lewin：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Theoretical Papers，NY：Harper & Row.1951：201

⑨李全生，《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J].《烟台大学学报》，2002（4）

⑩⑿⒀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06

⑾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导》[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⒁⒂赫伊津哈：《人，游戏者》[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34

第3篇：遗传厄运评价范文

中国的文人，或说士这一阶层，自古以来就有清议的传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言，“中国有一个强烈却有感召力的传统，每个儒生都有直言反对坏政府的道义责任。”明辨是非，敢言能谏是属于中国文人的独特风骨。纵观现有的文献资料，大多都是从近代报人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种政治主张和新闻思想切入，概括性论述了在新闻界中“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由来和逐渐消隐的过程。

第一，文章的内容结构分布相似

首先是梳理近代有名的办报实业家、著名记者、撰稿人、作家等等的生平、办报历程、撰稿情况和新闻思想。近代时期，随着清政府的倒台，科举制度的取缔，原有的封建文化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原本处于话语权中心位置的中国文人的身份急剧转变。在中西思潮不断冲击交汇的过程中，“开民智”又成为中国文人这一知识分子阶层的历史使命。许多知识分子都将目光转向了新闻界，一时间办报、撰写政论文章就成为他们实现这一使命的最好手段和平台。

“文人论政”的开先河者是王韬，他每天在《循环日报》首栏撰写的“论说”就是最好的证明，此后，又有梁启超先生用他的铁笔书出的论政文篇，影响力极为深远。自《时务报》开始，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的众多论政文，针砭当局时弊，臧否天下人物。此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论政文，启迪了五四运动中的青年学子，振聋发聩，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同时，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胡适先生从原本对政治避而不谈二十载，再到按捺不住心中热血提笔上阵，在《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等报纸刊物上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还有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等等数不清的名字在中国新闻史中永被铭记。在近代的炮火和动乱中，新闻界也如同承载它的这方土地一般，遭遇了种种折磨，喋血的报人却如春芽一般不断涌现，他们的名字，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为这一事业牺牲了性命，贡献了一生。为了实现自己的办报理想，在多灾多难的年代里，《申报》、“新民”报系、“世界”报系却不曾被历史的尘埃掩埋，陈铭德、邓季惺、成舍我等人的名字，也永远和新闻密不可分。

其次是联系“文人论政”这一历史渊源，论述“文人论政”这一传统产生条件及其特征。比如傅国涌认为“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产生条件包括民间报刊的空间、经济独立与知识分子能够保持人格独立①，其特点有五：公正客观理性、论政而不从政、富于责任感，勇于负责、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笔锋常带感情；而其他学者如甘惜分却认为“文人论政”是政治家型报人办报的特点，这些报人具有政治家的一些重要素质；②王永亮则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直接指出文人借助报刊来参与社会并进一步干预社会，认为这些人都是具有强烈爱国心、敢于触及社会弊端和丑恶之处、学识渊博且对政治有深刻的洞察力、政治活动能力也较强、注重人民的呼声等等。③“文人论政”被称为一种办报思想，其内涵包括：从治国的角度对待报纸、报纸是国事的耳目喉舌，有“去塞求通”的作用、报纸文风应浅近义明，通俗易懂、报人精神独立并商业性经营报纸。④此外，也有一些研究者从个案研究出发，通过对《循环日报》《大公报》、《观察》周刊以及指出这些近代报人不但“论政”，而且主要目的是“立言”：向统治者进言、报刊要主持“清议”、“立言”要推动社会改革、报刊发言自由、内容需经世致用、关注国家外交、民生、救亡图存等主题；⑤在后续的研究中，还有一些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文人论政”这一传统产生的条件，报刊开辟的新言论空间以及传统士人在吸收传统儒学以及西方文化之后，逐渐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这一主体条件，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出发，审视了“文人论政”这一传统中存在的内在悖论。⑥西方新闻人崇尚自由，却为政治所困。而中国的文人恰恰相反，他们甘愿为政治所囚，追求的往往不是纯粹的自由。近代中国无数新闻人以牺牲理想或者生命为代价，均是以失败告终。政治书写的历史，远非一支笔或者一个人就能改变其奔涌而去的方向。“文人论政”这一传统其内在的相悖性就决定了其惨淡的结局。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虽然从个人角度而言，他们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也未曾活着实现，但是他们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将弥足珍贵，如夜空中闪烁的明星，为后来的新闻人指明了前行的道路，为人民大众民族存亡意识的觉醒立下了盖世功勋。

此类文章均是简要评价这些近代报刊报人的思想及其贡献，大都或褒扬，或赞颂，或客观评价，等等不外如是，在此不做赘述。

第二，关于近代报人“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研究方法大多都是以纵贯性研究为主，也有一些同时期的横贯比较研究。从现在的时间点出发，一直追溯到王韬、梁启超等近代报人“文人论政”思想之先驱者，此外大多还会提到自古时起中国文人就有“清议”的传统，以及古代士子阶层从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的文化政治职责。横贯研究大多都会对一些典型的近代报刊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比如《大公报》、《观察》周刊、《循环日报》、《申报》等的办报思想，主要承办的报人及其相关言论、个人背景以及其对当代新闻界的启迪等等，不一而足。

第三，研究领域囿于文学性的总结论述，缺乏跨学科的视野。对于“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研究大多遵照上述结构，不过也一些将这一传统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作比较的研究成果，比较其认同和区隔，论述二者内里所涵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同取向及在近代中国新闻领域相互交融的部分。⑦

二、场域、资本与新闻场

1、场域

“场”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提出，后又被法拉第用于电磁领域。场域理论最早被用于格式塔心理学概念中的“心理场”，后又被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一如社会学研究领域。他认为，“场应该理解成一种研究方法：一种分析因果关系和建立学科结构的方法。”⑧由于勒温的学科背景，他对于场的研究大多只囿于心理学范畴。

将场域理论彻底推上研究工具和元理论位置的学者，当属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由于他人类学的背景，布迪厄特别钟情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他早期受到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冷/热社会”观点的影响，并没有使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但是后期他又受到保罗?拉宾诺对一个特定群体的人类学研究启发，提出了场域理论。⑨

在布迪厄看来，他所引用的这一研究方法，是将传统社会学的两种研究取向结合起来的中观研究范式，目的是打破当时知识界的客观/主观与宏观/微观的二元对立结构⑩。他在惯习（habitus）与资本（capital）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场域理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型购。”⑾

2、资本与场域的特征

场域是按照某种特殊逻辑建构的。在某个特定场域中，位置由资本决定，同时资本的分配也仰赖位置的高低。布迪厄所定义的资本主要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通常是由处于场域中的个体通过直接体验与间接体验累积而成，通常包括家庭背景、工作性质和遗产继承等等。场域有三个显著特征：其一，场域由特殊逻辑构建，这种逻辑是客观而非主观的，它是一个结构化了的空间；其二，场域的客观逻辑是一种固定结构，所有进入此场域的个体必须接受这一前提条件，但这种条件本身可能是隐蔽的，通常作为特定场域的“常识”出现；其三，场域的常态是持续竞争，这种竞争包括对于资本的争夺，还有对于场域内部规则的制定权的竞争；其四，场域是一种内在不定常场，外在定常场。场域的内部规则具有历史性，是不断更新变化的结果，这种结果通常来源于场域之中的竞争。此外，场域与场域之间的规则通常是不可通约的。⑿

3、新闻场

布迪厄在1996年座谈法国巴黎一台，做了《关于电视》和《记者场与电视》两个讲座，并同年整合为一本小册子《关于电视》出版。在这本不长的著作中，布迪厄在总结电视场与新闻场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场（Media Field）的概念。新闻场作为媒介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媒介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主要指代新闻场的相关研究。

布迪厄对于媒介场的研究重点落在“符号暴力”的形成机制上。简单来讲，就是指在新闻场中，资本与位置都会变成一种象征符号，对整个场域的运行规则、运行状态以及运行结果产生支配性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符号暴力”。布迪厄指出，较之其他的场域，新闻场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新闻场更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预，并且利用娱乐化、共谋、舆论监督、反映民意的名义同时干预其他相关场域的自治。

三、近代新闻场中“文人论政”的幻象

1、中国近代新闻场的特殊性

在中国近代语境中，宏观的政治权利是不可忽视的，对于新闻场内部的参与者的身份分析也应该加入进来。近代新闻场中的社会阶层分布集中于文化知识分子阶层，大多数成员是传统中国士子、乡绅阶层经过西学东渐的洗礼而转变过来的，多有留洋经历。因此，比起西方新闻场中的成员，中国近代新闻场域中的参与者身上留下了中西两方的文化痕迹。这体现为他们在文化场中的立场是公平民主自由，而在现实之中又会由于人情、利益以及强权压迫等等因素，不得不放弃新闻场中的游戏规则而选择政治场靠近，本身的身份认同处于矛盾之中，因此有些人因为忍受不了对现实的绝望而选择自杀。

2、“文人论政”幻象

烽火连天，军阀割据混战，列强欺侮，人民生活得痛苦不堪，这就是近代中国的最真实写照。在这一时期，涌现了众多新闻人和革命者。他们大量进入了新闻场，想要借此传播新思想新观念，警醒国民，救亡图存。在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合法民办报刊、非法民办报刊以及官报和各种政党报纸也全部都进入了新闻场，借由不同的报人、时评家、革命家以及爱国文人的笔锋，坚信可以借此改变国家与自身的命运，为了这一目标，很多人都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在新闻场激烈的搏杀争夺中，其实质是在争夺超越这一场域本身规则的力量，那就是占领新闻场中的制高点，制定新闻场中的规则，并分配更多有利于宣传自己主张的资本。

但是，对于人类而言，生命尤为宝贵，死亡意味着永恒的沉寂。为何他们甘愿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本文暂且不谈民族大义与个人道德境界的问题，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一个自古以来的清议传统，“文人论政”幻象。

“幻象（illusio）”一词，布迪厄在研究媒介场的时候就曾使用过，它是源自拉丁语的ludus，意为游戏。他认为，游戏的意思就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在某一时空范围内进行；游戏规则是游戏参与者自愿接受的，但又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它以自身为目的，而且伴有一阵紧张、愉快的情感及对于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识’。”⒀从这一定义中总结有以下三点：（1）游戏其实等同于场域中的竞争，玩游戏的过程就是竞争的过程，它必须决出胜负；（2）游戏的运行有不可抗的规则，但是参与者可以自愿选择接受或不接受；（3）不接受规则的游戏者，就是规则和秩序的破坏者，有可能受到惩罚或是被流放于场域之外。

“文人论政”是一个幻象，也是一种新闻场域中的“游戏”。但是这一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却是权利与资本：有可能是新闻场内部的，也有可能是来自外部的，比如说政治场，经济场等。近代报刊，一方面受到各方军政权力的逼迫，另一方面也要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获得自生的生存。

支持他们继续这一游戏的，就是“文人论政”这一新闻思想。新闻场的运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这一场域浮动在众多场域之间，被影响或者施加影响，这使得新闻场有时候看起来可以超越权利与资本的游戏规则。⒁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其原动力在于他们相信新闻场内的拼斗是有意义的，胜利者可以获得改写历史的权利，并因改变国家与自身的命运而永垂史册。

第4篇：遗传厄运评价范文

职业杀人

杰里・吉文斯生长在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一个黑人家庭。由于家中孩子多，父母对他们的教育基本就是放任自流。吉文斯虽在家中排名第四，但他从小爱憎分明喜欢打抱不平的性格，让他成了8个兄弟姐妹中的“头领”。

吉文斯懵懂的初恋发生于15岁。在一次参加家庭派对的时候，他正跟他心仪的女孩玛格丽亚跳舞。他暗恋玛格丽亚已经很久了，在音乐抒情浪漫的旋律中，他觉得整个世界只剩下羞涩而颤抖的两颗心。他打算借机向玛格丽亚表白自己青涩真挚的情感和心声。可就在这时，一名寻仇的突然闯入，疯狂地朝人群开枪。不幸发生了，玛格丽亚在转瞬间，从翩翩起舞含羞微笑变成中枪倒地的一具尸体。

吉文斯的初恋就这样悲怆地结束了，玛格丽亚的鲜血忧郁地涂满了他的整个青春。

1974年高中毕业后，吉文斯在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一个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随后，由于与工友打架，他被公司解雇。失业后的吉文斯得知“州立监狱有工作空缺”便去应聘。经过了几次考核之后，他成功地当了一名狱警。

担任狱警，杰里自认为他的使命是在“拯救生命”。可是工作两年后，也即他30岁这一年，一名监狱官员要求吉文斯兼职到死囚牢房去做刽子手。吉文斯当然不愿意，可是长官要求吉文斯必须服从命令，因为实在找不着人。

美国监狱本来希望由医学专业人员来充当处决死刑犯的刽子手，但美国“医生誓约”中有一条“不伤人”的规则，从伦理上又禁止医学人员参与处决囚犯的工作。弗吉尼亚州联邦法官还要求执行死刑处决时，必须有麻醉专家在场，但他们曾向298名麻醉专家发出邀请信，全都遭到了拒绝。是啊，谁愿意当个索命鬼刽子手呢？所以美国监狱一向面临着“刽子手荒”。

行事果敢干练的吉文斯被上司赶鸭子上架，滥竽充数地充当上了没有额外收入的兼职刽子手。每当害怕的时候， 他就劝服自己：类似杀死玛格丽亚的疯狂“都应该被处以死刑”，我应该代表公正的法律手刃了那些坏蛋，为社会除害。

吉文斯第一次执行死刑的死刑犯名叫林伍德・布里利。布里利是美国臭名昭著的罪犯，他犯有多起谋杀、越狱等罪。

在对布里利执行死刑的前一天，弗吉尼亚州监狱的死刑执行小组按照惯例对布里利进行24小时的监护，目的在于防止他自杀或自残。布里利被执行死刑前，要求接受洗礼。执行小组带着布里利来到监狱内的小教堂忏悔。吉文斯也在布里利身边为自己祷告。在精神上，他丝毫不比布里利轻松。

之后，小组带着布里利来到了死刑室，将他绑在电椅上。准备就绪后，吉文斯走到了行刑按钮的旁边。在那个位置，他只能透过一扇小窗户看到布里利的背面。在那个时刻，吉文斯让自己排除一切想法，只专注于行刑的细节，这可以让他不受恐惧、后悔等负面情绪的影响。他也只能全神贯注，否则电流过大，死囚的身体会被烧焦，而电流过小，又电不死人。

在吉文斯按下了行刑的按钮后，他透过小窗口，看到布里利的身体一阵抽搐。吉文斯觉得自己身体也跟着出现了抽搐的反应。就这样，他紧张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死刑执行工作。

在继布里利之后，吉文斯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执行了多起死刑，每次他都在心里默念：“这是罪大恶极的人。”时间久了，吉文斯对他的杀人工作已经可以做到铁石心肠、安之若泰。

临危救人

可是，有一件事情一直让吉文斯觉得尴尬。刽子手是一个非常不雅、让人感觉难受的职业，所以他从事的这份工作，从没跟他的亲人朋友甚至妻子提及过。周围人只知道他在弗吉尼亚监狱工作，是名管理人员。他曾经试探地问过自己的妻子布吕昂：“如果你知道我是一个刽子手，你还会嫁给我吗？”布吕昂决绝地说：“当然不会。就是结婚了我也要跟你离婚！跟刽子手睡一张床上，那岂不要天天做恶梦？”

而吉文斯的两个孩子呢，最喜欢看的电影就是《蜘蛛侠》，他们经常觉得行侠仗义的老爸吉文斯就是蜘蛛侠的化身。吉文斯最开始不想让孩子们知道刽子手是怎么回事，不想让孩子的幼小心灵蒙上血淋淋的阴影。可他知道这一身份终有一天会曝光，所以便不时地为孩子们做心理启蒙。从吉文斯的教诲中，孩子们起码明白了一点：如果是一个好人做了刽子手，那么他也只会杀罪有应得的人，不会让无辜的人死去！

可是这一准则在实践中受到了考验。毕竟，法律也偶尔有出错的时候，到底该刻板地执行它，还是该为了它的“公正”，大胆地质疑某些判决呢？

1993年，吉文斯将要给厄尔・华盛顿二世执行死刑。厄尔因并杀害一名19岁的年轻妈妈而被判死刑。厄尔的智商只有69，尽管他的陈述与案件真相有许多出入，但他还是糊里糊涂地认了罪。

死刑前一天，工作小组照例对他进行24小时的看护。为了防止他心理波动，产生一些不可预料的一些东西，工作人员不停地想转移他的注意力。可是厄尔的注意力怎么也分散不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突然回光反照、智商变得正常。他坚定地说自己没有杀人，他是冤枉的，不断地向工作人员请求帮他申诉，要求法庭给予他重审的机会。他还说他有足够的证据不会那女孩儿，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其他人对他的这些话都充耳不闻，只有吉文斯此时心潮澎湃不安。在即将要行刑的时刻，被绑在椅子上的厄尔，回过头来定定地看着吉文斯说：“我没杀人。我现在不害怕，是对所谓‘公正的法律’感到寒心，遗憾没人帮我申冤！”

此时，两种念头在吉文斯的脑子里打架。一方面他劝自己相信法官的判决公正无误，另一方面，他感觉厄尔真的像是被冤枉的。如果他明明知道这个人是清白的，他还去杀死他，那他跟地狱的撒旦有什么区别？

吉文斯犹豫了很久，最后良心和理性占了上风。冒着被解雇开除的风险，吉文斯在关键时刻没有按下行刑的按钮。他代厄尔向监狱长官请求缓期执行，希望法庭能为厄尔案进行重审。他坚定地做了担保：如果法庭再一次认为厄尔是杀人犯，那他就决不手软立即执刑。监狱领导拿执拗的吉文斯没有办法，只得帮助要求重审。

在吉文斯的积极奔走下，律师们也也开始再次寻找新的证据。法医终于根据DNA测试，发现作案现场留下的头发、等并不是厄尔的，厄尔的刑罚由死刑改为终身监禁。随后，进一步的审理证实厄尔是清白的。

吉文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激动地跳了起来。因为是他，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一个无辜的人！厄尔也由此成为首个被刽子手拯救，从电椅上“死里逃生”的人。厄尔事件之后，吉文斯对自己的刽子手职业重新做了评价，那就是即便是杀人，也是一个讲良心、人性化的工作，有时甚至是“救人行善”。

反对死刑

1999年，吉文斯的生活和命运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最疼爱的28岁的弟弟汤姆因贩毒洗钱杀人，并且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撒谎否认自己的罪行，他被陪审团和法官判处死刑。因汤姆在得克萨斯州犯罪，所以也在得州施刑。

消息一传来，吉文斯的全家都被击跨了。当他们飞往得州打算去见汤姆最后一面时，却不料，他们晚了一步，只收到了汤姆冰冷的骨灰盒。吉文斯的父母当场就哭晕了过去。没能见到弟弟汤姆的最后一面，吉文斯愧疚又抱憾。他猜想过无数次汤姆临终前的情景：汤姆临死前也一定想见他们。

这之后，吉文斯看待犯人的眼光不一样了。2010年为犯人托尔斯・古当行刑前一天，吉文斯想到弟弟汤姆，便忍不住询问托尔斯有什么临终心愿。托尔斯说：“我希望能见见我父母，我妻子，还有我的6个孩子！”

吉文斯想到自己父母的痛不欲生，不觉得心生柔软。由于托尔斯的家人远在古巴，不可能一天之内到达。吉文斯又一次破例做了缓期执行的申请。他千方百计联系到托尔斯的家人，可是他的家人却以9个人的路费开销巨大为由，拒绝前来探望。为了让托尔斯能了无遗憾地离开人世，吉文斯开始四处奔走，寻找一些慈善基金会的支持。由于这是为死刑犯家属提供路费，没有基金会愿意。吉文斯便在报纸和电视上打了广告，寻求资助者。

当吉文斯千辛万苦地满足了托尔斯的愿望之后，在执行死刑按下“生死按钮”那一刻，他觉得他的心情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平静安稳。

在这之后的每一次行刑前，吉文斯都会询问死刑犯的临终愿望是什么。有的人想要吃一顿丰盛的大餐，有的人想要荡秋千、滑滑梯，有的人想要看一场球赛，更多的人都想同家人见面。吉文斯想尽办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不管他们曾经多么罪大恶极，他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

吉文斯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冤案。如果有人在临死前还口中喊着“冤枉”，那他决对不会行刑。在他27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曾相继把3个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吉文斯相信，只要不是死刑，若他们果真是清白的，总有“冤情得雪”的一天。可是若死了，冤案就永远铸成了！

2008年，吉文斯55岁主动要求退休，因为他总共杀死了62人，占到了美国死刑犯总数的11%，可谓贡献巨大。他被评为美国“第一刽子手”，还被赠送了“最优秀工作人员”的奖章。可是这之后，吉文斯却开始从事另一项与“刽子手”截然相反的工作，成了弗吉尼亚州反死刑组织“死刑替代品”委员会成员，四处演讲，宣传废除死刑。

由于吉文斯和他的组织的努力，5年以来很多美国人改变了他们的观念。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支持死刑的美国民众正在不断减少。弗吉尼亚州的死刑判决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任何5年都要少。

第5篇：遗传厄运评价范文

关键词：送葬 伦理道德 个人主义 自私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创始人聂珍钊教授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为了伦理和道德的目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要对文学史上各种文学描写的道德现象进行历史的辩证的阐释，而且要坚持用现实的道德价值观对当前文学描写的道德现象作出价值判断。乔国强也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内容聚焦在作家、作品以及读者的价值取向，即道德倾向上。

《我弥留之际》恰好体现了福克纳对个人伦理道德价值观的诉求。它讲述美国南方农民本德伦为遵守对妻子的承诺，率全家将妻子的遗体运回家乡安葬的苦难历程。肖明翰曾指出:“《我弥留之际》仍然在进行深入的道德探索，并揭示了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和优秀的道德品质，本质上不坏的人在生活中，特别是剧变和灾难中会如何堕落并丧失人性。”

本文结合当时的伦理思想和文学历史背景，借助伦理道德分析方法，以揭示本德仑一家荒诞送葬的根本始因。

“坚固的个人主义”曾是繁荣的20年代的流行口号。而30年代却是对集体主义要求的时代。《我弥留之际》的出现正处于两个时代的交替，必然也受到“20年代南方个人主义”和“30年代南方集体主义”的共同影响。

在个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尤其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关系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杜威提出了他的所谓“新个人主义”。他认为，认为只有处于开放和改变之中的社会，才能为个人的自由创造提供充分的条件和机会，社会和社会活动愈开放愈丰富给个人以自由创造的机会就愈多，个人才能的发展就愈快，其价值现实就愈大愈高，可见其最终目的仍旧只是个人的完善，也就是他并没有真正放弃个人主义这一西方和美国近代以来最根本的价值观念。

个人价值是福克纳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他宣称：“人只有在他的个性中才能得到拯救”，同时福克纳对人的道德完整的强调是他的思想同存在主义产生了共鸣，重视人的道德价值，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1941年他在信中说到：“一直以来我都是在写荣誉，真理，怜悯，体谅以及耐心，忍受悲伤，不幸，不公并且继续忍受的能力。我着眼于那些个人，他们遵循和坚持这些美德并非是向获得报酬而是由于他们的美德。”

安斯坚持履行并最终完成妻子的遗愿，卡什不怕忌讳埋头苦干为母亲做棺材；朱厄尔奋不顾身在大火中抢救母亲的棺材等，全家人的行为体现出了他们内心深刻的家庭伦理道德感。 　然而，送葬也揭示了他们的自私本性。安斯为了能趁机去大镇子安假牙，同时娶个新老婆；朱厄尔在母亲大行将至之时，冒着见不到她最后一面和耽误出殡的危险，只为少得可怜的外快；杜威德尔，怀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参与母亲出殡，事实上是去城里找药堕胎；瓦达曼是本德伦家最小的儿子，弱智儿童，连母亲是谁都分不清，送母亲出殡是要看橱窗里的玩具火车和吃香蕉。

《我弥留之际》中的送葬揭示了一个缺乏爱的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念的家庭，社会和人们在经历剧变与灾难的情形下所表现出的滑稽丑恶与疯狂。人们的本性是他个人行为的本源。小说通过描写艾迪弥留之际到安葬艾迪入土的全过程，以及全过程中家中各人的行为，将他们的本性赤裸裸地呈现在了读者眼前。通过本德伦一家的故事福克纳是在表明，在传统观念“弥留之际”，新旧思想交织作用之下，人会如何堕落；同时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个人伦理道德价值的诉求和呼吁。

参考文献：

[1] Twayne Publisher. Warwick Wadlington As I Lay Dying – Stories Out of Stories.1992

[2]W.J.Cash The Mind Of The South.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New York.1969.

[3]【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胡亚敏、李恒田译.批评的历史维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9）.

[4]李文俊.我弥留之际.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

[5]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当代外国文学.2006（1）.

[6]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006（2）.

[7]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005（1）.

[8]乔国强.文学伦理学批评之管见.外国文学研究.2005（1）.

[9]唐凯麟、舒远招、向玉乔、聂文军.西方伦理学流派概论.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6篇：遗传厄运评价范文

一、“文化产业”的概念与“文物艺术品”的产业化属性

“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y）这个概念早在二十世纪初便出现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之中，当时译为“文化工业”。作者在书中延续了本雅明对文化艺术品“工业化生产”的批判。本雅明在其名文《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由于艺术品复制技术手段的出现，使得附着在艺术品身上的“灵韵”（aura）不复存在，艺术品可以复制生产、反复消费，“文化”被“工业化生产”的可能性由此诞生。后在西方理论界“文化研究”中发生了所谓的“葛兰西转向”，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依靠的是意识形态霸权，这种文化霸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裸的压迫和支配关系，霸权的形成需要依赖被统治者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而这又总是一个斗争过程的结果。“霸权概念的提出，使得通俗文化学者们可以从运用之前提到的许多方法仍无法深入透彻地对通俗文化这一课题进行分析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霸权理论使得我们可以将通俗文化看作是意念与反意念之间‘谈判’所产生的混合体；是一种既‘自上而下’又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既是‘商业化的’又是‘真实的’文化；是抵抗和融合之间一种不断变化的力量平衡”。在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理论之后又出现了文化多元主义，文化研究就此开始注重那些以前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的、少数的和反抗的群体的声音，“文化工业”生产也随之逐步摆脱了负面的评价，文化研究转而注意大众文化，“文化工业”一词也逐渐演变为现在通用的、不含任何价值判断色彩的“文化产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如下：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从文化产品的工业标准化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角度进行界定。至此，“文化产业”的概念开始变得清晰起来，目前学术界认为，“文化产业”，“是文化企业依托现代公司制度，通过文化资源市场配置的核心机制而建构起来的文化经济形态，具有以工业化生产为标准的、市场化消费为纽带、创意符号为内容和产业化运作为模式的特质，由文化产品的创造、复制、流通、储存和提供各种文化服务的赢利性活动所构成的社会行业的总称”。

接着，我们将目光转向文物艺术品，其是否属于可以进行产业化运作的文化产品呢？

“葛兰西转向”使得文化研究的对象将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并重，这也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物艺术品研究找到了新的途径。中国文物艺术品诸如绘画、瓷器、家具、木雕、玉器、杂件等多项类型中，既有代表主流文化的高雅文物艺术品，也伴随着许多具有大众文化色彩的民俗文物产品，笔者认为两者之间至少有四个区别：

一是官方性和民间性的区别：如瓷器中的官窑和民窑产品的区别；宫廷家具和民间家具的区别；宫廷绘画和民间绘画的区别等等。

二是文人性和民俗性的区别：区分文物的文人性和民俗性，主要是看器物、作品是否包含中国传统文化中“气节”、“隐逸”、“君子”、“品位”等文化内涵，是否具有符合当时文人士大夫思想需求的内容和艺术品位的“灵韵”；还是以百姓喜闻乐见的趋吉迎祥、驱灾辟邪为形式内容的通俗物品，如瓷器中的浅绛彩瓷器，还是淄博窑的大鱼盘（图1、2）；家具中的四出头官帽椅，还是民间装有如意牙板的长条凳；玉器中的子冈牌，还是民间妇女儿童脖子上所挂的长命玉锁等等；

三是陈设性与实用性的区别：传统文物中的绘画、瓷器、家具、玉器等等许多为纯粹的陈设观赏品，而民俗文物几乎都是实用品，即使年画、剪纸等观赏性物品，仍然有着强烈的“实用”色彩，寄托着民间心理和民俗信仰成分，如门神、灶头画、纸马等等，并不是纯粹的陈设观赏品。

四是艺术性和工艺性的区别：这主要是纯艺术性和手工艺性的区别，前者有系统的文学艺术素养和哲学理念，更多的是以抒发胸中逸气、表现自我为主；而后者缺乏文学和理论修养，但风格趋于朴实、热烈，主要是一种带有民俗观念的装帧特点、历代口口相传的民间手工艺。

本雅明认为由于艺术品复制技术手段的出现，使得附着在艺术品身上的“灵韵”不复存在。但从中国传统文物艺术品以上四项区别中，我们不难看到具有“灵韵”的艺术品主要是代表主流文化的高雅艺术品，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大众文化产品，后者百姓喜闻乐见，并拥有巨大的民间市场，因此产品可以复制生产并反复消费，即属于可以进行产业化运作的文化产品。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对高雅艺术品的复制生产和重复消费，虽然产品缺少了附着在艺术品身上的那份“灵韵”，“但是它的特殊价值同时却有可能相应增加。作为不计其数的复制品的独一无二的范本，原作可能会引起一种敬畏感，并成为‘赝品虔敬’的对象 比如到博物馆看一幅名画，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项朝圣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原作的权威性并没有因为复制和仿像导致的广泛传播而减弱，反倒是被夸大了。”另外，本雅明在指出由于艺术品复制技术手段的出现，使得附着在艺术品身上的“灵韵”不复存在的同时，也强调了“复制技术的革命性力量是对传统的文化精英主义的瓦解。”因此“复制的艺术作品已经变成了为复制而设计的艺术作品。”因此完全可以将其归入大众文化产品。对于文物古玩艺术品本身而言，其创造、生产的时代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其艺术形式具有可复制性，但其时代性不具有复制性。但在当代文物古玩艺术品交易中也已进入了“提供各种文化服务的赢利性活动场所”的“流通”产业环节，因此同样具有艺术品的产业属性。通过以上对“文化产业”和“文物艺术品”的产业化属性进行梳理，我们就不难找到文物艺术品市场在文化产业中的定位。

二、文物艺术品市场在文化产业中的定位

国家统计局的《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分类》这一我国文化产业唯一官方标准中，对我国的文化产业进行了详尽的分类，在“其他文化服务”大类中列出了“艺术品、收藏品拍卖服务”；在“相关文化产品销售”大类中，列出了“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和“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古玩艺术品经营（交易）业”在文化产业中的定位。

北京市出台了《北京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办法的通知》等政策，认为通过几年的发展，北京的文化产业已形成了文艺演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会展、古玩艺术品交易等优势行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并提出要将北京建设成全国文艺演出、出版发行和版权贸易、影视节目制作和交易、动漫和网络游戏制作、文化会展和古玩艺术品交易等六大中心。

2003年，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在一份题为《关于促进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中，提出上海要在影视制作业、文艺演出业、艺术品经营业、互联网服务业、动漫、网络游戏和新媒体等文化产业方面逐步形成具有上海特色的“亮点”产业。显然，文物艺术品经营（交易）在我国目前已被明确列入“文化产业”中，有着清晰的市场属性。而文物艺术品市场就是将创造、复制的艺术品进行流通，提供各种文化服务的赢利性活动场所，继而通过消费行为储存、收藏，其前提是艺术品创造和复制，其延续是艺术品的储存和收藏。当我们基本理清了文物艺术品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关系后，我们还应该继续探讨文物艺术品作为传统文化资源，在文化产业中如何实现经济价值的转换。通俗地讲就是文物艺术品在文化产业中如何靠文化来赚钱？

三、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与文物艺术品蕴涵的资本属性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其著名的论文《资本的形式》中认为资本有三种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是经济学理论认可的资本形态，可以直接转换为金钱；社会资本是关系型资本，也可以转换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则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资本。并且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分成三种形式：一、身体化形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形式，如文化、教育、修养而存在；二、物化形态：即文学、绘画、纪念碑、书籍、机械等文化产品，是可以直接传递的；三、制度化形态：即将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以制度予以体现，并将其制度合法化。如通过知识与技能的考核，向文化资本身体化形态的个人发放文凭或资格证书等。同时布迪厄还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与经济资本实现转换。

第7篇：遗传厄运评价范文

[关键词]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原发性高血压；疗效分析；厄贝沙坦

[中图分类号] R97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2）07（b）-0075-02

原发性高血压以前称为高血压病，是以血压升高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综合征，占所有高血压患者的90%以上。长期高血压可影响重要脏器尤其心、脑、肾的结构和功能，最终导致这些器官的功能衰竭，迄今仍是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本文对40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采用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的疗效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分析本院2011年1～6月所收治的40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原发性高血压1级、2级的判断标准[2]。均有不同程度的头昏、头痛、颈项板紧、疲劳、心悸、周身不适等，有时以视力模糊、鼻出血为首发症状，一般在紧张或劳累后加重，多数症状可自行缓解。其中，男性20例，女性20例，年龄42～76岁。将4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成两组，其中20例患者选用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进行治疗，为治疗组；另外20例患者选用口服厄贝沙坦进行治疗，为对照组。

1.2 方法

治疗组20例患者选用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1/2片）每日1次进行治疗，如血压控制不佳者可增加至1片；对照组20例患者选用口服厄贝沙坦150 mg，每日1次。在患者治疗前后分别检查空腹血糖、血脂、血常规及肝肾功能情况，对治疗前后进行对照。

1.3 降压疗效评价标准

显效：（1）主要症状消失；（2）舒张压下降10 mm Hg以上，并达到正常范围；（3）舒张压虽未降至正常但已下降20 mm Hg或以上。须具备其中一项。有效：（1）主要症状减轻；（2）舒张压下降不及10 mm Hg，但已达到正常范围；（3）舒张压较治疗前下降10～19 mm Hg，未达到正常范围；（4）收缩压较治疗前下降30 mm Hg以上。须具备其中一项。无效：（1）主要症无变化；（2）未达到以上标准者。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SPSS 13.0处理，组间数据采用卡方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通过对患者1个疗程的治疗后，治疗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控制情况明显比对照组效果好，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1。

表1 治疗组与对照组疗效比较[n（%）]

3 讨论

原发性高血压是内科常见病多发病，高血压是体循环动脉压增高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征。目前国际标准，收缩压≥140 mm Hg，或舒张压≥90 mm Hg就可以确定为高血压。原发性高血压称高血压病，占高血压的95%以上。随着工业化和老年化程度的增加，我国高血压整体上呈明显上升趋势[3]。2002年全国居民营养和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达18.8 %，估计全国有高血压患者1.6亿[4]。然而，人群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都很低，因而我国高血压防治任务十分艰巨。我国高血压患病率和流行趋势存在地区、城乡和民族差别，北方高于南方，沿海高于内地，城市高于农村，高原少数民族地区患病率较高。男、女性高血压患病率差别不大，青年期男性略高于女性，中年后女性稍高于男性[5]。原发性高血压的病因不十分清楚，目前较一致的观点认为高血压是遗传与多种后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主要有：血压调节失代偿、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在肾灌注减低或肾缺血时激活、大脑皮质兴奋与抑制平衡失调、一氧化氮等血管舒张物质生成减少，而内皮素等血管收缩物质增加，血管平滑肌细胞对舒张因子反应减弱，对收缩因子的反应增强、胰岛素抵抗及缺少运动、肥胖、吸烟、过量饮酒、嗜盐等不良的生活方式都与高血压有关。

厄贝沙坦为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对AT1受体产生不可逆的或非竞争性的抑制，因而减轻血管紧张素Ⅱ的缩血管和促增生作用，降压时对心率影响很小。口服生物利用度为60％～80％，蛋白结合率为90％，tmax为4～6 h，t1/2为11～15 h。口服每次150 mg，每日1次，对血压控制不佳者可加至300 mg或合用小剂量噻嗪类利尿药。注意肾功能损害和心力衰竭患者可出现高钾血症。对进行血液透析和年龄超过75岁的患者，起始量可用75 mg。合用ACEI和保钾利尿药时，可使血钾升高[6]。

本研究说明，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在治疗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效果显示，两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有许多优点，例如，对于血脂、血糖、血清等生化指标影响较小，极少发生药物不良反应，如患者突然停药也不会影响血压的反跳现象。因此，笔者认为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治疗原发性高血压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 韩双林.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治疗高血压的疗效观察[J]. 医学理论与实践，2007，20（5）：540-541.

[2] 潘晔生. 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对高血压血管重构的影响[J]. 国外医学：心血管疾病分册，2001，28（2）：109-110.

[3] 刘国仗，马文君，王兵. 高血压药物治疗的现状和展望[J].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3，12（2）：157-158.

[4] 王艳红，任浩洋. 厄贝沙坦片和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治疗轻中度高血压病疗效观察[J]. 药学学报，2007，23（5）：382-383.

[5] 孙宁玲，荆珊，陈捷.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复方片剂治疗中国高血压病患者的达标率分析[J].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5，23（7）：618-620.

第8篇：遗传厄运评价范文

       尽管主要身份是社会学家的布迪厄在原则上反对建立一种普遍性元话语，  然而，他的确在事实上创造了一整套话语系统，并将它令人咋舌地运用在农民、失业、教育、法律、科学、阶级、政治、宗教、体育、语言、住房、婚姻、知识分子、国家制度等极为广阔的领域里，而他特别留意的对象之一，似乎是文学艺术。他不仅在许多著作中屡屡提及文学艺术，而且还专门写了几部专著如《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艺术之恋：欧洲艺术博物馆及其观众》、《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发生和结构》、《文化生产场：论艺术和文学》等等。要绍介布迪厄的文学理论，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浩浩茫茫不知从何处说起的慨叹，因为布氏几乎没有遗漏文学社会学的任何一个重要领域，但是，正如上述书名所暗示的那样，文学场显然是布迪厄文学理论的一个关键词。正是通过文学场的概念，布迪厄的文学理论才得以清楚的表述。所以，不妨让我们从文学场开始说起。  

       一、为什么是文学场？

       布迪厄自认独擅胜场，并得到了一些学者赞同的学术闪光点之一是，他超越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内部阅读与外部阅读、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等之间的二元对立。  具体到文学研究领域，布迪厄认为，主观主义或本质主义的文学分析方法，诸如浪漫主义者基于卡理斯玛意识形态，将作者视为独创者；新批评派之类的形式主义者沉迷于文本的形式之中，将陌生化等形式因素视为文学性的一般特质；实证主义者相信经验数据的科学性，把赖以统计的分类范畴当成文学事实的自在范畴；萨特在传记材料中寻求作者的个人特性，并将它与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特性混为一谈；弗洛伊德或荣格借助于俄狄浦斯情结或集体无意识来解释文学的本质；而福科则拒绝在话语场之外发现文学发生的解释原则；……凡此种种，都不同程度地把文学观念、文学实践和文学作品当作理所当然的现实加以接受，而完全忽视了这种现实在人的头脑中赖以构成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另一方面，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卢卡契或者以发生学结构主义者自命的戈德曼，则完全无视文学自身相对独立的形式特性，无视作家作为能动者在文学生产中对于文学意义的塑造，而将作者简化为某个社会集团的无意识人，将文学的发生发展简化为政治经济力量的直接作用。

       布迪厄超越二元对立的理论工具是场域、资本和习性(habitus，或译惯习)诸概念。  就文学而言，布迪厄使用了文学场或者文化生产场的概念。一方面，文学场在作为元场域的权力场中居于被支配地位，也就是说，归根到底，还是要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文学场可以被描述为独立于政治、经济之外，具有自身运行法则，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封闭的社会宇宙。这说起来很有点类似于阿尔都塞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表述。但是，对于布迪厄来说，文学场的隐喻不仅仅是对于文学与宏观的社会世界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阐释工具，重要的是，它还是超越上述二元对立、反对本质主义文学观的一种叙事框架，同时也是理解文学的本质、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文学家的文学观与创作轨迹，文学史的发展与变革，文学的生产和消费等等几乎重大的文学理论的问题。当然，还需要提上一笔的是，他的文学场的理论主要关注的文学事实是近世以来逐渐获得文学自主性的文学现象，换句话说，前资本主义的文学实践基本上不在他考察的范围之内。  

       二、什么是文学场？

       那么，布迪厄何以能够声称他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就需要我们从内部规定性上来了解文学场的一般结构。跟任何场域一样，文学场首先可以被视为一系列可能性位置空间的动态集合。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比如作家或者批评家，在文学场这一游戏空间中的实践活动与其拥有的资本具有对应关系。在文学场，行动者所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本就是文化资本、符号资本或者说文学资本，这种文化资本既可以表现为行动者被合法认同的某些信誉指数，例如一个作家被选入某一级别的作家协会，被授予某种荣誉头衔，其作品发表于某一权威文学杂志，获得某一重要文学奖，被选入某种作品选或者甚至收入到教材之中从而被经典化，也可以是以表现为身体化形式或物化形式，例如一个人的修养谈吐、藏书、文凭、职称等等。行动者的文化资本的构成及其数量决定了他在文学场上的地位，这就是统治地位或者被统治地位；与此同时，也决定了他们的文学观，比如捍卫或者颠覆文学场主流话语的基本立场。换句话说，文学家所打出的艺术旗号甚至他们自身的艺术风格，作为根据文学场的自主逻辑所随机发明的策略，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文学家所据文学场位置的客观反映。文学行动者的文学观与自己在文学场结构中的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就表现在，他们总是力图将自身的优势合法化为文学场的普遍性话语。  

       为了避免机械决定论的危险，布迪厄还强调行动者的习性的调节作用。这就是说，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并不直接就支配了他的立场，实际上，作家在实践中具体行动方案根据的首先是某种感知图式和评价系统，这就是经由一系列社会轨迹筛积、凝聚而成的某种性情倾向。正是布迪厄称之为习性的这种性情系统，决定了行动者的"实践感"；其次，行动者还根据与游戏中自己的位置相联的特定形式的利益来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这一切，用布迪厄自己的话说："被卷入到文学或艺术斗争中的行动者和体制的策略，亦即其根据位置所采取的立场（或者是特有的，例如风格，或者不是特有的，例如政治的或者伦理的），依赖于它们在场的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也即是依赖于无论业已体制化了或还没有体制化了的（’名声’或者认同）特定符号资本的分布。并且，通过构建了其习性（这些习性对于它们的位置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性情的调节，还依赖于维持或者改变这一分布结构，因而将游戏的现存规则永久化或者对它进行颠覆等构成其利益的程度。"  

       这样，布迪厄就可以以某种关系主义的逻辑声称他摆脱了本质主义，并且这种关系主义又没有堕落为另一种新形式的相对主义：要是我们问文学的本质是什么，他就会回答说这要看在哪一个特定时空中的文学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行动者对于文学的合法定义是什么；要是我们问文学家究竟是决定于集体无意识、童年的个体经验、文学形式的变革压力，还是其阶级出身、社会的经济状况，他就会回答说这要看作家在文学场中所处的位置，他与其他文学家的结构关系，他的习性对于文学场的建构方式，亦即对此游戏的赋值限度，以及文学场与社会空间尤其是权力场的关系。实际上，所有上述思路并没有被他抛弃，我们在下文的部分分析中可以看到，它们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中通过被整合到文学场之中，而借尸还魂了。

         三、文学场的发生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讨论了文学场作为一般场域的游戏规则，即文学场作为可能性空间，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倾向于使他占据一定的位置，并在由场域所塑形的一定的习性的调节和特定的利益的召唤下，表现出某一立场或者行动策略，换句话说，文学行动者例如作家、批评家、报刊文化记者或者出版商等其文学观或文学选择与其所立足之位置具有结构性对应关系；但是，必须指出，文学场不能化约为一般场域的运作规律，与其他场域一样，它具有自身特殊的历史，也具有自身特殊的逻辑。布迪厄把文学场的特殊逻辑称之为"颠倒的体系（economy，或译经济）"："因此，至少在文化生产场中最具有充分自主性的部分--在那里唯一被瞄准的受众是其他生产者（正如象征主义诗歌一样），就像’负者获胜’的流行游戏一样，实践的体系基于对于全部普通体系的基本原则的系统颠倒：包括商业（它排斥对于利润的追求，并且拒绝确保在投资与金钱收益之间的任何对应）、权力（它谴责荣誉和暂时的伟大），甚至体制化的文化权威（缺少任何学院训练或者圣化也许会被认为是个优点）。"  

       既然与支配世人的日常逻辑相敌对，不言而喻，文学场的发生和成熟，显然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程，也就是一点一滴的与社会世界相决裂的历程。布迪厄以大量笔墨描述了法国文学场的形成过程。具体地说，即是以波德莱尔、福楼拜等人为代表的追求艺术自主性、反对政治经济力量干涉文学的过程。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文学领域对于权力场的结构从属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通过市场，通过文学作品的销售额，通过改编成戏剧的票房收入，或者通过报纸等产业文学受制于商业逻辑；其二是通过沙龙，从而受制于政治势力。  波德莱尔和福楼拜对于"为艺术而艺术"文学观的诉求，是通过与资产阶级世界断裂，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文学体制决裂开始的。通过拒绝家庭、拒绝前途和拒绝社会，波德莱尔确立了此岸世界的受难是彼岸世界得救的条件这一类似于宗教的文学场内部运动的模式；而福楼拜，则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通过对当时文坛的一种双重拒绝，确立了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张扬艺术自主性的第三种立场。

       具体地说，在福楼拜时代，文坛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社会艺术派"，以蒲鲁东、乔治·桑等人为代表，反对唯美主义，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接近现实主义。这些人不乏工人阶级或外省的背景，与其社会地位一致，在文学场中处于被支配的位置。而处于文学另一极的是"资产阶级艺术"，它们主宰着当时最走红的艺术类型--戏剧，享有优厚的物质利益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其中有些人例如小仲马，还拥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头衔。他们张扬厚重的浪漫主义，重视文学的道德价值。福楼拜所标举的"为艺术而艺术"多少是有些奇怪的艺术主张。它不喜欢资产阶级艺术的道德约束，以及对一些体制(如政府、法兰西学院、报纸等)的热衷，也看不起社会艺术的粗俗。这种双重拒绝用福楼拜自己的话来说，是这样的："所有人以为我热爱现实，而实际上我却讨厌它。正是因为我憎恶现实主义，我才动手写这本书(按指《包法利夫人》)。不过我也以同等的程度鄙视理想主义的虚假招牌，它在现如今是个空虚的骗局。"  福楼拜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漠视公众或说"群氓"的阅读期待。纯粹的眼睛拒绝看到形式之外的东西，作家应该无视任何事物的实体性内容，应该对政治或社会的各种具体情势无动于衷，艺术家的道德就是对社会的道德信条置若罔闻，只遵守艺术内部的特殊法则。显然这种艺术观与文学场的任何一极，不论是支配的一极或是被支配的一极，都大相径庭："’为艺术而艺术’是一个有待制造的立场，缺乏权力场的任何对应物，并且也许不需要或者并不必然被认为需要存在。"  

       四、美学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发明

       因此，波德莱尔、福楼拜等人带来了一场美学革命，艺术的目的在于艺术自身，而形式才是文学追求的最终目的。布迪厄以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为例对此进行了相当精彩的分析。《包法利夫人》作为一部文学史的杰作，在当时是无法归类的。它同时具有浪漫主义精致的风格、现实主义琐碎平庸的人物，以及通奸这种资产阶级轻歌舞剧所擅长的娱乐性题材，让诗和散文杂交，让粗鄙的现实赋以抒情的风格，让史诗的笔触去描摹凡人俗事，这种把文学的形式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做法，一方面固然可以理解为对文学场诸对立面进行调停的一种努力，另一方面，其古生物学家式超然客观的态度，又使得那些总是想在文学里证明什么的人大失所望。与莫奈把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与流氓无产者画在同一画布上一样，福楼拜以诗(这一最高级的文学形式)的语言去描绘蠢笨低贱的下民百姓，描写其灰色贫乏的生活。当他在道德、价值、情感保持中立--对此布迪厄称之为超脱、无情、玩世不恭甚至虚无主义--的同时，他诉诸形式以最高的权力。

       但是，纯粹美学的发明不仅仅是指向文学文本，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观的发明，而且，它还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实际上，它还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的发明，亦即是所谓波希米亚生活方式（Bohemian  lifestyle）的发明。波希米亚人是指居住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一批文学无产者，这些受过一定程度教育数量庞大的青年人不能被资产阶级主流社会所吸纳，他们缺乏稳定富足的谋生手段，缺乏社会保护，因此只好选择毋须高级文凭和高贵身份的文坛--因为文坛的基本特点是不需要类似于经济场中的经济资本一类的东西，是一个前沿可渗透性很强的、不确定的、低章程化的所在--作为自己栖身的场所，并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将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拒绝转化成一种艺术家的特权，将一贫如洗的物质生活转化成高尚的精神生活的标志，将放浪不羁的越轨生活转化成反对资产阶级严肃刻板伪道德的生活艺术，从而建立起一个与日常社会世界断裂的另一个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中，只有文学作品中才会存在的拒绝功利的生活旨趣成为其无上法则。  正是波希米亚人，正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生活趣味的制定者或者生活时尚的发明者，诉诸形式的美学革命才可能找到其受众，才可?芎戏ɑ佣缴缁嵋帐跤胱什准兑帐酰晌难С∩系闹湫苑ㄔ颉?BR>        最后，借助于纯粹的凝视，美学革命还带来了文学家和知识分子形象的发明。作为将全身心献身于艺术的全职的艺术的人格化，文学家不营物务，因而得以超越物务；无心于事物的功利价值，因而能够看清事物的"无用之用"，即美学价值。左拉在德雷法斯事件中成功的政治干预创造了一个文学家和知识分子的神话。通过"我控诉"的声明，左拉将文学场内部的自主性原则强行推行到政治场：因为只有能够独立于政治、经济和道德强制的文学家才有可能与特定的政治、经济以及道德立场相决裂，才可能使自己的话语具有客观性和纯粹性，因而也才可能以正义、真理和全人类良心的名义来进行社会批判，尽管在布迪厄看来，这只不过是文学家把自己在知识分子场域中的特殊语境加以普遍化而已。  必须指出，这种知识分子与"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理想是大相径庭的，与标榜独立性并与权力场相决裂的现代知识分子相比，后者在主观意识上与统治阶级是合谋的。这是为什么被鲁迅讥为动机与贾府上的焦大相似的屈原以及时刻不忘忠君爱国的杜甫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最伟大的宗师，而敌视资产阶级的波德莱尔和福楼拜却成为资本主义法国的文化巨人的原因。

       五、文学场的结构

       "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被确认为文学领域的合法信念乃是文学场得以建立的一个明显标志。一个文学场的自主性越强，外部因素就越是需要通过对于文学场内部的重新塑形才能发挥作用。这在文学场的结构上，就表现为两极对立的极端化。一极就是标举"为艺术而艺术"的先锋派文学，布迪厄又称之为"为了生产的生产"、"纯粹生产"或者"限制生产"，其受众就是生产者的同行，也同时是其竞争者；另一极是从属于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的"社会艺术"或"资产阶级艺术"，布迪厄称之为"为了受众的生产"或"大生产"。前者因为挑战既定的社会准则和文学常规，蓄意冒犯流行的社会趣味，拒绝普通读者的阅读期待，因而注定不可能在短时期里获得经济回报，也不可能得到社会的符号资助，因而可能会陷入生活的全面困顿。但是，经济资本的匮乏则可能暗示了文化资本的增值，文学受难者的形象则可能预示了未来得到拯救的希望。因此，假如波德莱尔起初穷困潦倒、被资产阶级主流话语拒之门外，但后来却得到更崇高的圣化地位这样的故事成为一种文学成功的范式，成为一切后来雄心勃勃的文学觊觎者的可资继承的符号遗产，那么，渴望成为新时代的波德莱尔的先锋派以捍卫文学纯洁性的名义在文学场中的斗争必然会获得胜利；另一方面，"为了受众的生产"旨在迎合受众的阅读趣味，无论其预想受众是资产阶级或是普通的芸芸众生，它由于满足了受众的阅读快感而得到当下的经济回报，这就是畅销文学的写作模式。由于它看起来象是"圣殿里的商贩"，因而它得到的经济资本越多，相应的所得到的文化资本也就越少，换句话说，它必然在文学场中占据被支配地位。

       文学场的这种双重结构说来简单，其实还可以细分为更多的次场的结构对立。比如说，在限制生产场，存在着已经得到圣典化的先锋派作家与正在谋求文学场合法承认的先锋派作家之间的对立；在大生产场，存在着拥有丰厚的物质利润与符号利润、与广泛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作家与居于边缘、以人民大众代言人自居、表现下层百姓姿态情趣的作家之间的对立，布迪厄谈到的是资产阶级艺术与社会艺术之间的对立，这多少让我们想起在当代中国《生死抉择》、《雍正王朝》与汪国真、琼瑶的某种对立。但这种对立并不是布氏关注的重点。此外，这种双重对立还可以表现为文类的对立，比如在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法国诗歌与戏剧的对立，前者拥有文化资本，却极度缺乏经济资本，而后者刚好相反。小说则居于两者之间。  最后，这一对立也体现在出版社之间的对立，比如只雇佣了十几个人的出版先锋派作品的午夜出版社与拥有700雇员、基本上出版畅销书与已有定评的文学名著的诺贝尔·拉封出版社，这两者之间的对立。  布迪厄好像没有提到批评家的类似对立，不知道是因为他认为这不够重要，还是因为他找不到有关经验材料。这使他的理论在这方面看上去不那么精致。

第9篇：遗传厄运评价范文

【关键词】方言；校本课程；老城区；语文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地方高校部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方言处境与保护――以宁波市老城区方言普通话同化现象为例”（项目编号：201511646004）；2015年浙江省新苗人才计划项目“宁波市老城区方言的同化现象调查及语文教育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5R40507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6）18-0004-03

一、引言

方言土语是地方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象征着地区和民族的特色文化，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建立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到民间采集民歌而引发的，因此不少文人墨客的作品也不免受方言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变迁，文学与方言可谓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解方言也将有助于诗歌、文言文等语文教学。

在学校日常教学活动中，语文学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其他学科相比较而言，学生对于语文学科也更为熟悉，且语文所锻炼学生的正是运用字、词、句、段、篇的能力，这正符合语言教育的要求。因此，学校可以根据教学活动的课时安排，增加方言类校本课程。然而，笔者根据前期的调查发现，就目前我国中小学校本课程的宏观发展而言，专门就方言而开发的校本课程的成功范例微乎其微。由此，本文因地制宜，选取宁波市老城区（海曙区、江东区、江北区）为研究范畴，管中窥豹，试图简单论述地方方言校本课程开发的意义、理论依据，目的在于传承地方文化及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方言校本课程开发的意义

1. 拓展课程教材的创新与实践

过去，许多人对语文课程资源的理解往往局限于课本教材或教学参考书，语文课堂上的教学资源非常有限。《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自然风光、文化遗产、风俗民情、方言土语，国内外的重要事件，日常生活的话题等也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的资源。”这一阐述说明了语文课程资源建设是需要乡土资源的。反之亦然，乡土资源走进语文课堂，不仅会丰富语文课程资源，还能增加学生对本乡本土文化的了解，加深他们在感情、心理上对故乡的认知。由于对语文这门学科理解的不够全面，还导致不少学生对语文的学习只停留在书本知识的掌握层面，而无法灵活地在实践中进行运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语文又是母语教育课程，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作为实践性科目，语文课程应该是开放而富有创新活力的，应尽可能够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及不同学生的需求，并根据社会需要不断调整与更新。

2. 推动教师的教育素养与技能

在我国的中小学校，实际承担教学工作的是任课教师。可以说，教师是课程改革与发展的最直接的中坚力量，若缺少教师这一桥梁，则实际的教学任务就无法顺利完成。因此，在明确校本课程教材重要性的基础上，还要让语文教师积极参与到方言校本课程的开发之中。这不仅可以提高课程的活力，也使得语文教师在实践中得到提高，专业技能得到提升。因此，方言校本课程开发是在专业自上给语文教师松绑，让教师自主决策，这无疑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一般而言，教师专业发展模式可以把刚从师范院校毕业的见习期教师看作是青年教师发展的起点，把理想的专家型教师看作是教师发展的目标。从师范院校毕业生见习期教师到成长为理想的专家型教师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4个阶段：教师职业的适应阶段、教师职业的定型阶段、教师职业的突破阶段及教师职业的成熟阶段。由于各个不同时期的教师特点，并结合校本课程的特征，笔者建议由教师职业成熟阶段的语文教师主持编写校本课程最为合适。

3. 促进教育民主化的进程与发展

目前，我国特色的基础教育三级课程管理体系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在我国，校本课程一般指的是学校根据自己的教育理念，在对学生的需求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当地社区和学校的课程资源，通过自行研讨、设计或与专业研究人员或其他力量合作等方式编制出的多样性的、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我国过去一直都是中央集权式的课程管理模式。教师和校长都习惯于听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指令，没有机会去参与课程的决策。而当前，随着我国三级课程管理制度的实施，体现出了我国课程权力的下放和课程决策权力的分享。教育的民主化表现在民众参与意识和能力的提升上。校本课程开发，要求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广泛参与和民主决策。

三、宁波市老城区方言的语文校本课程开发理论依据

1. 语言哲学的“语言是存在的家”理论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提到：“语言是人与生俱来就存在于其中的东西，人就在语言中，不可能离开语言而存在，人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人也只有在先在于他的语言的引导下，才能理解自我和世界。语言预先给他规定了视野，引导着他的眼光，为世界赋予了意义并为世界（万物）命名，正是语言，使世界成其为所是，使万物成其为所是，语言对于人，就像他生息于其上的大地，就像他须臾不可或离的家园。人在语言中存在着。”所以，海德格尔接着说：“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人先天地就被语言所贯穿、所引导，所以与其说是人在说话，不如说是语言在说话。人的话语只是语言借以自我表达和自我延续的途径而已，而一个人的生命则只是一个民族的传统借以自我延续和繁衍的途径而已。”

2. 应用语言学的“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语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最初是由英国哲学家J.L.奥斯汀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根据言语行为理论，我们说话的同时是在实施某种行为。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说话者说话时可能同时实施三种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但如今很少有语文教师能在语用层面对于学生开展方言教学，这就必然导致了青少年无法理解宁波方言的话语语用内涵。即便青少年在与家庭成员的交流中掌握了很多的方言知识，却没有形成应用所学方言语言知识进行交际的能力，语用能力也普遍低下，往往只能理解和表达基本的语义。这就导致了只有将语用学的理论基石――言语行为理论和方言教育实践相结合，才能组织语用真实、语境真实、语义真实的交际运用活动。

3. 课堂话语的“社会实践”理论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通过一系列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著作，建构了以“场域”“惯习”和“资本”等术语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实践理论。虽然语言与话语并不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核心概念，但该理论仍然保持了对语言与话语的敏感和关注。布迪厄以权力的视角，把语言视为一种文化资本；以关系的视角，把话语实践视为关系的建构。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与课堂话语分析存在许多契合之处，他对语言与话语的理论分析和相关实证研究对课堂话语研究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受布迪厄早期开展的人类学研究的影响，他的社会学研究也呈现出鲜明的人类学取向。因此，布迪厄更倾向于通过人类学方法进行场域分析，并且关注不同群体长期形成的语言习惯。话语实践蕴含在其他社会实践中，反之其他社会实践也为理解话语实践提供了依据。

4. 教育经济学的“语言经济学”理论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语言经济学孕育于民族主义问题之中，发端于加拿大的官方语言问题，它的兴起成就于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语言经济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语言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及工具，把语言和言语行为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而狭义上，语言与劳动收入关系研究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语言动态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以及博弈论在语言学中的应用等构成了当前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正如之前所提到那样，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也具有价值、效用、成本和收益等经济特性。而如今，随着人类迁徙的频率加快与范围扩大，许多外市甚至外省的人群都大量地涌入宁波，并渗透于各行各业。由于非宁波本地人士无法很好地运用宁波方言，所以他们在日常交际中就会选用最快速、最简便的普通话来与他人沟通。为了双方沟通的便捷，宁波本地人会逐渐省去一些繁琐的说法，取而代之的则是更为易懂的语用含义。因此，宁波本地人与非宁波本地人的语言会越来越趋近于相同。

四、结语

宁波市老城区方言作为传承宁波文化的一种载体，具备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除却宁波市老三区方言，宁波这座城市还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到处都遍布着古老遗迹，例如鼓楼、城隍庙、南塘、琴桥、灵桥等。因此，笔者建议以校本课程建设为途径，强化宁波老城区方言在语文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合理倡导学生学习宁波老城区方言。总而言之，以宁波市老城区方言为例的地方方言应与普通话结合在一起，共同应对全球化语境下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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