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传教案精选(九篇)
第1篇：苏武传教案范文
一、教材分析
1.教材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画从题材内容来分类，分为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三大类。所以《中国古代人物画》在整个教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节内容属于民族文代传统类教材，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激发民族审美情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教材特点
（1）本教材彻底抛弃了以美术史为线索的编写思路。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人物画的主要造型手段（线条）和独特的艺术特点（以形传神、气韵生动）
（2）教材篇幅过长，一课时难以完成任务。我在不违背大纲原则的基础上，只选用《籫花仁女图》《蒙娜丽莎》《韩熙载夜宴图》《苏武牧图》。
3.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2）能力目标。
（3）美育目标。
4.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着重理解中国人物画的主要造型手段和
独特的艺术特点。
教学难点：引导学生掌握美术作品的欣赏方法，提高美术欣赏能力。
二、教法
教学方法是教育观念的具体体现，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手
段。我根据“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采用比较分析法、引导探究法、八字教学法等教学方法，运用投影仪辅助教学。
三、学法（主要培养其思维能力）
美术欣赏活动是一种个性化的情感活动。在教学生掌握美术作品欣赏方法的同时，也应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充分的培养和锻炼，比如：描述，感受，理解，评论。
四、教学程序
1.组织教学，检查学生课前预习情况
2.引入课题
教师提出一个关于绘画方面的脑筋急转弯的问题，世界上什么事物比较容易画呢？从而引出人物比较难画，人的神韵更难画。从而导出课题“形神兼备，迁想妙得——中国古代人物画”。（板书）
3.作品欣赏
提问：中国古代人物画的主要造型手段是什么？其艺术特点是什么？（要求学生带着问题欣赏作品，并找出答案。）
（1）比较欣赏中外两幅作品《籫花仁女图》（中国）（主要造型手段是线条）《蒙娜丽莎》（外国）（主要的造型手段明暗、色彩）。比较得出古代人物画的主要的造型手段是“线条”。
（2）运用美术欣赏方法：“描述—感受—理解—评论”，引导学生赏析《苏武牧羊》图，作者任伯年，题材是汉代使臣苏武。描述：画中苏武在北海放公羊的情景。苏武站立在漫天飞雪的北海，手紧握着使节杖，目光注视着祖国的方向。他的衣服、鞋又破又旧。陪在他身边的只有那些羊。感受：从苏武的神情中，似乎感觉到他对祖国与亲人的思念以及他崇高的气节。理解：作者注重描绘任务的神情，以形传神，把苏武这样一个伟大、有气节的爱国人士描绘得淋漓尽致，极富表现力的线条，增强艺术感染力。评价：清代末年，由于吏治腐败，闭关锁国，中国沦为任人宰割的国家，出于拯救民族于危亡之中的强烈责任感，画家画了此画，此画激荡着画家对侵略者的无比痛恨之情，以及以国家危亡的担忧之心，包涵着悲愤反抗的
精神。
（3）从《苏武牧羊》的赏析中，概括出欣赏的方法：
欣赏的方法归纳起来有：描述（你看到什么？像说明文手法）。感受（你有什么感觉？像散文手法）。理解（作者想表现什么？像议论文手法）。评论（你喜欢这件作品吗？为什么？像文学评论手法）。
五、板书设计
中国古代人物画
1.中国古代人物画的主要造型手段：线条
2.中国古代人物画的特点：以形传神、气韵生动
第2篇：苏武传教案范文
“那你为什么不学习太极拳呢？”
“早想学过，找了好多老师，也花了很多钱，可是从来没感觉到太极可以吸引我的地方，现在我也在质疑了，可能太极真的是待到老的时候再练吧。”
“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去陈家沟拜师学艺呢？”
“说真的，‘太极十年不出门’这一句话一直压抑着我，再说吧。”
程冰近几年由于年轻时运动受伤和其他原因，出现了双腿冰凉，在热天时也要穿着秋裤，有时候两个膝盖都没有知觉，所以除在工作需要传授技法和理论的时候，他才轻微地运动，基本把体能训练和技击运动丢掉了……
在今年8月的一个周六，他突然醒得特别早，很久没有起早跑步的他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动着，让他走出了家门，当漫步到玉渊潭公园时，眼前出现了百人练太极的景象。他停住脚步，这天是陈氏太极二十氏传人苏建平老师在此免费推广全民健身运动在教大家练太极魔方课程。程冰看得正出神儿，正巧赶上苏老师筛选教练，自愿报名的人很多，程冰情不白禁地也跑上台待选。苏建平老师看到他很有运动天赋，就留下了他。程冰幸运地表示：真的是一个巧合，跟着苏老师上了一段教练集训课后，我终于悟到了自己以前以为站桩很枯燥无味，可是现在明白了太极拳套路中的每一个定式都是一种站桩形式，只要掌握住太极运动的原理，真的可以达到全身通络，气血畅通的效果……
第3篇：苏武传教案范文
关键词：高中语文；学案导学；教学模式
随着教学理论的发展，学生的主体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尝试根据学生的学情，运用不同的“学案导学”模式进行教学，有效地提升了教学质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果。笔者结合教学经验，对相关模式进行分析。
一、情景导学模式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学生主动的建构活动，应与一定的情景相联系。所以，在进行学案导学时，教师应利用多种现代教学手段，借助歌曲、实物、挂图等教具创设教学情景，提升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其学习兴趣。例如，笔者在讲授戴望舒的《雨巷》一文时，学生对课文中“丁香”的意象不太了解，因此对这首诗缺乏学习热情。于是，笔者先利用幻灯片播放丁香花的图片，接着播放唐磊的歌曲《丁香花》，让学生细细体味，学生对“丁香”的怜爱与兴趣顿时被激发。最后，笔者在每个学生面前放了一朵丁香花，让学生在淡淡的花香中，有感情地诵读戴望舒的《雨巷》。利用情景导学模式，创设教学情景，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扩展学生的知识面。
二、指导学法导学模式
“指导学法导学”模式可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为学生发掘潜能创造条件；可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笔者就此探究出了自主学习模式和探究学习模式。
（一）自主学习模式
教师可利用学生好奇、好胜、好赞等心理，让其在自主学习中提高学习效率。例如，在教完《苏武传》一文后，笔者设计了这一问题：苏武牧羊十九年，归国后得到的赏赐却很少；李凌也只是在百般无奈及亲人被汉武帝误杀的情况下投降的。假如你也是当时的一名被匈奴俘虏的汉臣，亲人也被汉武帝误杀或间接害死，你会选择投降匈奴吗？为什么？笔者先把学生分成两组，一组选择投降匈奴，一组选择不会投降，先进行组内讨论，然后两组辩论。选择投降匈奴的那组学生说：“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人生在世，君知我报君，友知我报友。像苏武那样，为国尽忠十九年，得到了什么？况且像汉武帝那样的人，值得尽忠吗？”对方辩驳说：“我们忠于的是我们的祖国及人民，而不仅限于汉武帝。难道因为汉武帝的不公及匈奴单于的礼待，就可以背叛祖国和人民吗？我们不能因为个人利益而放弃了社会责任！”学生在热烈的辩论中，提升了人生观、价值观。
（二）探究学习模式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苏格拉底也提出了著名的“产婆术”思想。在教学中，对学生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教师不要急于点破，要引导学生探究，培养质疑能力。笔者把全班同学分成若干小组，先在组内质疑、讨论、辩论、解答小组内反映的问题。组内解决不了的问题，再进行小组之间的探究，相互质疑解答。例如，在教学《荆轲刺秦王》一文中，笔者设计了这一问题：“假如荆轲坚持等他的朋友到来再一起去刺杀秦王，而不是将就使用色厉内荏的秦舞阳，历史是否会改写？”然后让学生进行小组探究，最后让小组长收集统一观点，分小组展示，培养了学生的质疑精神及创新能力。
三、训练迁移导学模式
训练迁移导学模式要立足文本，充分挖掘教材中可以借助训练的结合点，有目的地加以指导，外联内引，让学生在积累和内化的前提下进行迁移和外化训练，提高整体素养。例如，在教学《鸿门宴》一文的文言文知识时，在名词活用作状语的教学中，笔者让学生找出文中有名词活用作状语的句子，并探究名词活用作状语的规律。学生经过分组合作探究，很快找出了九条名词活用作状语的句子：①项伯复夜行；②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③吾得兄事之；④日夜望将军至；⑤常以身翼蔽沛公；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⑦道芷阳间行；⑧头发上指；⑨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之后笔者引导学生找出句中有关词类活用的词，以及名词活用作状语的用法。最后，学生总结出了三种词类活用的形式：第一种为某名词表示比喻时，该名词活用作状语；第二种为某名词表示态度时，该名词活用作状语；第三种为方位名词或时间名词放在动词前面时，该名词活用作状语。通过训练迁移导学模式，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并进行抽象概括，为知识迁移能力的提高做好准备。总之，“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在教学中，我们要依据不同的教学目标，分析不同层次差别的学生，探究不同的“学案导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满足了高中学生思维发展的需要，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自学习惯，教会了他们怎样学习、怎样思考，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祝耀安.大数据时代中学语文智慧课堂行动与思考[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
[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学考试大纲解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第4篇：苏武传教案范文
鄂州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山水秀丽，风景优美，是“三国旅游线”和“长江旅游带”上的重要城市，是“鄂东红绿经典旅游廊道”和“鄂东人文旅游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1]而西山风景区作为鄂州城市生态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以三国历史文化为内涵，并与佛教文化、名人文化相融合，同时以自然山水为依托，发展观光游览、休闲娱乐的湖北省级风景名胜区。[2]
西山风景区人文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文化底蕴极为丰厚。以吴王故都为特色的历史文化景观，以陶侃、苏轼为代表的名人文化景观，以古灵泉寺为标志的佛教文化景观，以西山园林为主体的自然生态景观，在这里巧妙融和，交相辉映。三国吴王孙权、晋代高僧慧远、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和历代名士陶侃、庾亮、李白、元结、苏轼、黄庭坚、彭玉麟、张之洞等等，在西山留下了他们治国理政、参禅说法、习武修文、避暑隐居、游赏宴饮的诸多遗迹和逸闻轶事，写下了千古传诵的不朽篇章和传世墨宝。其中，北宋文学家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苏门文人，更是与西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多次游历西山，吟咏西山，为我们发展西山文化旅游，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深入挖掘，充分利用。
一.苏门文人在武昌的文艺活动
苏轼、苏辙，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苏门文人一道，在游历武昌（今鄂州）的过程中，受武昌西山深厚的文化蕴涵和优美的自然风光所激发，创作出艺术成就高超的诗文、书法作品，为提高武昌(今鄂州)的知名度，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是值得我们给予高度重视和深入发掘的。
（一）苏轼多次畅游武昌西山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东坡区)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也是当时以关心人民疾苦而著称的政治家。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苏轼从“乌台诗案”中解脱出来，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身份，于二月一日到达与武昌(今鄂州)一江之隔的黄州，至元丰七年(1084)四月离开黄州赴汝州止，在黄州度过了四年零两个月的贬谪生活。在此期间，苏轼因武昌山水秀丽，特别是被武昌人民的淳朴好客所吸引，多次渡江南来，在樊口饮潘生酒，食武昌鱼，登西山观松寻梅，探访先贤遗迹，在西山古刹品泉尝饼，在吴王岘营建九曲亭，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优美诗文与动人传说，也与武昌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苏轼游武昌西山以诗纪游
元丰三年(1080)四月，苏轼来到黄州不久，即同杜沂等人前往武昌寒溪西山寺，游览吴王岘、九曲亭、菩萨泉、芦洲、樊口诸胜。杜道源之子杜孟坚时为黄州法曹，亦至武昌陪游。游后，苏轼作了《游武昌寒溪西山寺》诗纪游。同年六月，苏辙送兄长家眷来到黄州后，苏轼与其同游武昌西山寒溪、九曲亭。其后，苏轼作《记樊山》、《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诗以纪其行。元丰五年(1082)六月，苏轼好友张舜民谪郴州时绕道前来看望苏轼。苏轼、张舜民同武昌县令李观佐、武昌主簿吴亮等人往游武昌樊山。元丰六年(1083)三月寒食日，苏轼与农人兼药师郭兴宗游于武昌寒溪，吴亮提壶置酒，郑喜作挽歌，苏轼改白居易《寒食野望吟》助兴，一起度过寒食节。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离黄州去汝州。在一片苍茫的暮色中，苏轼乘船过江夜行吴王岘上，听到对岸黄州的鼓角响起，内心汹涌澎湃，写下《过江夜行武昌山上闻黄州鼓角》诗抒发感慨。[3]在谪居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苏轼诗文中直接写西山的有《游武昌寒溪西山寺》、《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过江夜行武昌山上闻黄州鼓角》、《武昌西山诗》和《樊山记》等；间接写西山的有《南堂望西山》(《南堂》五首其一)、《定惠院夜月出望樊口》、《杜沂游武昌以酴醿花菩萨泉见饷二首》和《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等。[4]
2.苏轼《武昌西山》诗引发唱和
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九月，离开黄州已有三年的苏轼回到朝廷后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十一月二十九日，因考试馆职，苏轼与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曾任武昌县令的翰林学士承旨邓伯温(字圣求)会宿玉堂。两人谈及昔日西山之游，激起苏轼对武昌的怀念，于是作长诗一首，并请邓圣求同赋。邓圣求欣然应允，随即步韵和诗一首。消息传出，当时的在朝文士争相赓和。为了答谢诸位文士的酬唱，苏轼又作《西山诗和者三十馀人再用前韵为谢》。据诗序说，苏轼《武昌西山》唱和诗共有三十馀首，极一时之盛，成为当时文坛的一段佳话。可惜其诗多已不传，现存仅有苏辙、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刘攽、孔武仲等人所作的6首和诗。
3.苏轼情系武昌西山菩萨泉
谪居黄州两个月后的元丰三年(1080)四月十二日，苏轼的老朋友杜沂前来黄州看望他。杜沂之子杜传（字孟坚）当时任黄州法曹，杜沂是从儿子那里得知苏轼谪居黄州消息的，便携带着从西山得到的酴醿花、菩萨泉这两件佳物前来定惠院。苏轼应杜沂之请作《杜沂游武昌以酴醿花菩萨泉见饷二首》寄怀。元丰三年(1080)十月，老朋友李常从舒州(今安徽安庆)来黄州看望苏轼。欢聚数日后，苏轼便陪李常过江游览西山，并应李常之嘱，作《菩萨泉铭》以记其事。元丰四年(1081)四月，苏轼的二侄女婿王适(子立)自筠州前往徐州参加秋季的举人考试，顺道前来黄州看望伯岳父。苏轼于欣喜中陪王适过江游览西山。走到菩萨泉边时，囊中羞涩的苏轼突发奇想，酌菩萨泉一杯，口占《武昌酌菩萨泉送王子立》绝句一首赠之。
4.苏轼与西山东坡饼的来历
苏轼第一次游览西山时，便休息于西山寺中。寺僧对当时名闻天下的苏学士十分敬重，为款待这位峨嵋名士，便以菩萨泉水烹茶，又以本寺特制的香油麦面炸饼招待。这种饼不经发酵而自然酥松，不添香料而自然清芬，分外香甜酥脆，口味极佳。苏轼便问及此饼的制作技法。寺僧告诉他，此饼是汲了四眼泉之水调制而成，所以好吃。一饱口福之后，苏轼饶有兴趣地跟寺僧约定：“尔后复来，仍以此饼饷吾为幸！”自此，寺僧与邑人便以“东坡饼”名之。由于苏轼也常去黄州的承天寺、定惠院，东坡饼亦成为这一带和尚道士的斋品。东坡饼又名空心饼、千层饼，讲究圆、黄、酥、脆，呈凸状小山包形，层层扁条盘绕着小山顶。置于瓷碟中，撒一层白砂糖就如同一座金黄色小山包上撒满白霜。食之油而不腻，焦脆爽口，透出一股淡淡的幽香，至今仍保留了苏轼时代的特色。
（二）苏门文人在武昌的活动
自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二月谪居黄州开始，苏辙、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苏门文人就与黄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他们来到黄州以后，与黄州一江之隔的武昌(今鄂州)，即以其秀丽的自然山水、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名胜古迹，吸引着苏门文人扁舟渡江，来武昌西山登临游赏；而武昌则凭借苏门文人们所写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优秀诗文，声名鹊起，成为千百年来的旅游名城。
1.苏辙作武昌九曲亭记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晚号颍滨遗老，苏轼之弟。北宋文学家、诗人。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初，苏辙由应天(今河南商丘)判官谪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赴任途中须经过江州，便绕道送苏轼家眷前来黄州。时值六月初，在苏轼的陪同之下，苏辙平生第一次游览了武昌西山。游览之后，苏辙作《黄州陪子瞻游武昌西山》诗寄怀。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与朋友、僧人一起在三国东吴遗迹九曲亭旧址上，重建此亭。落成之后，苏辙应邀写了著名的《武昌九曲亭记》。[5]该文记述了苏轼重建武昌九曲亭的由来，阐发了苏辙“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表现出苏轼的游乐山水中自有磊落胸怀和洒脱风度，也寄托着苏辙自己的人生态度。
2.黄庭坚书松风阁诗帖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与秦观、晁补之、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其诗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又擅行书、草书，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宋哲宗崇宁元年(1102)，黄庭坚结束了在黔州、戎州“万死投荒，一身吊影”的放逐生活之后，赴太平州任，但做官九日即罢，只得暂时流寓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次年再次远贬宜州，九月途经武昌(今鄂州)时，黄庭坚游览了武昌西山，写下了《武昌松风阁》诗。其手迹《松风阁诗帖》是他的行书代表作。[6]该帖墨迹纸本，纵32.8厘米，横219.2厘米，全文计29行，153字。真迹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该帖字迹匀称，笔势圆劲流丽，结构布局端庄秀美，风神洒荡，长波大撇，提顿起伏，一波三折，意韵十足，不减遒逸《兰亭》，直逼颜氏《祭侄》，堪称我国古代行书帖中的极品。
3.张耒三谪黄州常游武昌
张耒(1054－1114)，字文潜，号柯山，楚州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人。北宋著名诗人，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三月谪监黄州酒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正月起为黄州通判，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九月责授房州别驾、黄州安置。这三次被贬，谪居黄州长达七八年之久。在此期间，张耒多次过江来到武昌，游览秀丽山水，凭吊名胜古迹，写下了十多首诗文。其中，《次韵苏公武昌西山》诗，当作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苏轼《武昌西山》诗唱和期间；《吴故城赋》《游武昌》《西山寒溪》《吴王郊台》《题寒溪长老方丈》《齐安今秋酒殊恶对岸武昌酒可饮故人潘主簿时惠双榼》等诗文当作于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三月至元符二年(1099)秋第一次谪居黄州期间；《宿樊溪》《离樊口宿巴河游马祈寺》《道士矶》等诗当作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六月第二次谪居黄州罢官离黄途中；《雨霁望樊山》《新堂望樊山》《樊山》等诗当作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九月至崇宁五年(1106)十一月第三次谪居黄州期间。[7]
4.黄庭坚、晁补之、张耒撰书李深之墓志铭
1991年12月，在鄂州西山北麓的“653”油库工程施工中，发现被盗掘过的宋代武昌(今鄂州)尉李援的父亲李深之和母亲龚夫人合葬墓。该墓出土志石三方：其—为志盖，系黄庭坚篆书“有宋李深之墓”6字，其二为《有宋李公深之墓志铭》，由谯郡(今安微毫县)张耒撰，济阳(今河南兰考东北)晁补之书，其三为《宋龚夫人墓志铭》，谯郡张耒撰并书，豫章(今南昌)黄庭坚篆盖。[8]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苏门三学士，应武昌尉李援的聘请，聚集于武昌樊山之麓，为其死去的父亲李深之及母龚夫人撰书墓志铭。其中，张耒撰写墓志铭文，晁补之书写志文，黄庭坚篆写志盖，三学士合作而成。此即四个健在的进士共同为死去的进士树碑立传之举，实为世所罕见，堪称墓志史上的“三绝”。
二.发掘苏门文人文化资源的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带薪假期的增加，催生了一个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使旅游日益成为人们的主要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而作为新兴消费热点行业之一的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悠久深厚的人文资源，特别是历史文化资源。文化旅游特别是以文物为依托的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的主要支点和吸引游客的一个亮点，文化元素已经成为旅游发展的新的“助推器”。
早在2001年初，鄂州市委、市政府即确立了“旅游活市”战略，明确了“打吴王故都牌，建山水园林城，兴生态旅游市”的旅游发展思路，以滨湖滨江优质环境景观塑造和生态文化旅游为特色[9]，重点实施了沿江三国吴都风光带一、二、三期工程，完成了西山风景区“门户”寒溪广场的建设。然而，近几年来的鄂州城市建设，虽然在传承吴都文化、突出山水特色、创造人文景观、修缮历史建筑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还有许多文化优势未能发挥出来，对以陶侃、元结、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历代名人文化资源的发掘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优势如能充分发挥出来，对于创造鄂州城市特色无疑具有重大作用。
1.牢固树立全域旅游的战略思想
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10]推进全域旅游是我国新阶段旅游发展战略的再定位，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战略理念、思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旅游发展的要求，创新思维，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结合鄂州地域实际，加快从景点旅游模式向全域旅游模式转变，更加有效地推进鄂州旅游业的发展，促进鄂州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2.加强苏门文人遗迹的维护和复建
千百年来，鄂州人民通过修葺保存苏黄遗迹，新建祠堂、亭阁等形式，对苏轼、黄庭坚等历代名人表达了崇高的景仰和深切的怀念。为加强西山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有必要对苏轼及苏门文人遗留给我们的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进行大力发掘和充分利用。一是要对现存的九曲亭、菩萨泉、洗墨池、松风阁等与苏黄有关的名胜古迹加强维修保护和开发利用；二是要尽可能地复建或新建三贤亭（陶侃、元结、苏轼）、苏黄祠、寻梅亭、怀苏亭等纪念设施，复建或新建有关碑刻，如西山唱和诗石刻、苏轼武昌题名石刻等[11]。要以丰富多样的硬件设施建设来增强苏轼及苏门文人在西山的历史存在感，扩大苏轼、黄庭坚等名人文化的社会影响，提高西山风景区文化旅游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3.加大文化旅游商品的开发和营销
充分利用西山的文化旅游资源，加大文化旅游商品开发，提升西山旅游文化品位，让西山旅游商品更具纪念价值。除了以鄂楚文化、三国文化、古铜镜文化、净土宗佛教文化等为内容研发生产各类文物复制品、仿古工艺品外，重点要加强对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历代名人文化的“文创”产品研发，加强对“东坡饼”、“东坡肉”、“东坡肘子”等系列特色食品的口味、外观和制作工艺的研发和包装，以适用当代人的饮食口味要求。通过这些具有东坡特色和名人效应的旅游商品的研发和销售，形成具有鄂州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系列，使之成为西山风景区形象的一种有效载体。
4.加强对苏轼、黄庭坚的研究和宣传
苏轼、黄庭坚等苏门文人虽然不是鄂州籍人，在鄂州的活动时间也并不长，但由于他们在文学艺术史上的巨大成就和历史影响，使他们在鄂州的活动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我们今天要促进西山风景区文化旅游的发展，推进鄂州的全域旅游事业，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高地。因此，有必要重视鄂州历代名人文化的影响作用，拿出专项经费，组织专门队伍，设置专项课题，对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历代名人与鄂州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编印通俗读物，印制资料画册，加强西山名人文化的对外宣传，从而扩大西山文化旅游的社会影响。
5.加强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和推广
在充分研究和宣传的基础上，可以结合西山名人文化资源丰厚的特点，突出名人文化的特色，塑造“千年吴王古都”和“文人骚客游地”的整体形象，定期组织举行苏轼等名人文化节。节庆内容可以包括苏轼、黄庭坚等西山历代名人及其作品研讨会、苏轼等历代名人诗词歌会等，以凸显文化底蕴，传承历史文化，打造旅游亮点。[2]
总之，在发展西山风景区文化旅游事业的实践中，鄂州应当坚持“三国文化、佛教文化、名人文化”并重的指导原则。而在开发西山名人文化资源的时候，要加强以陶侃、元结、苏轼、黄庭坚等为代表的历代名人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中苏轼、黄庭坚等苏门文人在武昌（今鄂州）所留下的活动遗迹和文艺作品，应当作为开发的重中之重。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在推进西山文化旅游乃至鄂州全域旅游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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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苏武传教案范文
关键词：苏联；美国；国际关系；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851.29；D871.29
文献标志码：E
文章编号：1008-0961(2009)04-0086-03
鉴于苏美关系的重要性，对苏美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研究领域。冷战结束后，国外史学界，特别是俄罗斯史学界发表了不少关于1917--1933年苏美关系的档案文献、著作和论文，对从十月革命到苏美建交这段时期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重新进行研究。与冷战时期相比，国内外学者，特别是美俄学者的研究有了长足进展。一方面，学者们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可以畅所欲言；另一方面，由于学术交流活动频繁，俄美学者在研究工作中能相互利用和借鉴对方的档案材料和最新研究成果。因此，他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客观事实，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结论也逐渐趋向一致。本文拟就国内外史学界，特别是中、俄史学界对这一时期苏美关系的研究作一简要综述。
目前，国内外史学界对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研究兴趣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美国资产阶级敌视苏俄的原因
就这一问题有几位学者的研究值得一提。苏联学者B.П.佐洛杜金、B.Л.马里科夫在《十月革命与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苏联历史问题》1957年第10期)一文中，从苏美两国经济制度的差异探讨了美国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原因：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美国实行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十月革命后，当苏维埃政府颁布银行、铁路、矿山和大工业企业国有化法令时，遭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一片反对和斥责。一些国会议员甚至把布尔什维克党没收地主土地和工业企业的政策称之为盗窃。
近些年，不断有学者从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来探讨美国资产阶级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原因。中国学者刘建飞在《美国与产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从两国政治体制差异和美国反对暴力革命的政治文化传统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他认为，美国实行的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苏维埃俄国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实行、立法和行政合一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制度。由于两种政治制度根本对立，因此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考尔比说，苏维埃政权不是基于公众的支持，而是靠“暴力和狡诈”上台的，是靠着“残酷镇压所有反对派以继续保持其地位的”。刘建飞还从美国建国后资产阶级对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的态度，来说明美国政治精英有反对暴力革命的传统。他引用美国国务卿兰辛的话说：“我相信，在野蛮和毁灭生命财产方面俄国革命的恐怖远远超过法国大革命。后者至少拥有政府的外形，并制造了合法的伪装，而前者哪一样都不具备。没有权威、没有法律。它是一个沸腾的、专制与暴力的大锅炉。我想象不出对一个国家来说还有比降临到俄国头上更可怕的灾难。”
中国学者王晓德从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思想与美国希冀成为世界领袖的愿望存在明显冲突的角度，来分析双方敌视的根源。他在《美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指出，美国资产阶级认为，美利坚民族是上帝的选民，受上帝之托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命运承担着一种特殊责任，它有义务将文明带给非文明的落后地区，把后者从苦海中解放出来。这种天赋使命的虚幻神化反映在美国对外政策上，使美国政府认为自己对维护世界其他地区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现在，布尔什维克通过暴力建立了完全有悖于美国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社会制度，并声称用世界革命的方式向其他国家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作为上帝的选民，美国自然要负起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维护堪称西方乃至世界文明楷模的美国式民主制度。如果我们不能理解美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救世主心态，就很难理解美国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及其世界革命思想的憎恶之感。
中国学者刘建飞还认为在美国反对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的各种因素中，宗教也起了一定作用。他说，在美国很多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对宗教的任何攻击和批判都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布尔什维克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马克思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宣扬宗教是鸦片。这种无神论的宗教观必然会招致基督教徒的不满和排斥，加之基督教教义本身就存在排斥其他信仰的倾向，因此在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精英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简直就是“异端邪说”。
二、美国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的原因
关于美国和协约国出兵苏维埃俄国的原因，苏联史学界长期认为是协约国对苏维埃政权本能的敌视。但近些年，俄罗斯学者就这一问题的观点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开始逐渐认同国外学者的结论：尽管美国敌视苏维埃政权，但是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美国并没有公开出兵颠覆布尔什维克党政权的计划。美国政府担心直接武装干涉会引起公众舆论的反对，激起俄国民众的强烈反美情绪；担心出兵行动会使美国失去其在国际上的道义威信；担心日本借干涉之机实现其独霸远东的图谋。当然，美国最顾虑的是直接出兵会丧失与布尔什维克打交道的回旋余地，使俄国最终倒向德国的怀抱。Г.H.谢瓦斯佳诺夫院士主编的档案文献《苏美关系：不承认的年代(1918―1926)》(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2年)披露了美国为了使苏维埃俄国继续留在协约国阵营对德作战与布尔什维克党进行接触、谈判的情况。很多学者认为，导致美国和协约国直接出兵苏维埃俄国的契机是《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在中国学者王晓德的《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沃森・柯里的《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德・戴维斯、尤・特拉尼(音译)的《第一次冷战：伍德罗・威尔逊在苏美关系上的遗产》(莫斯科，奥尔马新闻中心，2002年)、俄罗斯学者9.A.伊万尼扬的《为了人民的利益还是违背人民的利益：1917--1933年苏维埃俄国的国际政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4年)中，对此基本持一致看法。他们认为，《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苏维埃俄国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美国和协约国希望俄国继续留在协约国阵营对德作战的企图彻底破产。由于俄国退出一战，绵延2500公里的东部战线不复存在，协约国在西部战场的压力大大增加，英国、法国等协约国很快就作出了出兵苏维埃俄国的决定。此时的美国仍然对出兵举棋不定。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为美国的干涉提供了绝好的时机和借口。在协约国一再敦促下，在国内外，包括俄国主张干
涉人士的鼓动下，在迫于日本已经派兵先行进人远东的压力下，威尔逊总统终于作出了出兵的最后决定。
三、20世纪20年代苏美经济关系
在这方面，国内外学者着墨最多的是1921―1923年美国对苏维埃俄国的饥荒援助。1921年，苏维埃俄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严重饥荒，波及三十多个省，受灾人口达3350万。关于这场饥荒的原因，冷战时期的苏联史学家多强调饥荒是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带来的严重后果；美国和西方历史学家则认为，饥荒的根源在于苏维埃政府及其实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布尔什维克对饥荒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苏联解体后，美俄学者大多认为饥荒是由包括革命和战争在内的诸多因素导致的严重后果。俄罗斯学者H.Ш.齐赫拉什维里和美国学者恩格尔曼在谈到饥荒发生的原因时说：“到1921年初，由于革命和战争的破坏，苏维埃俄国已经满目疮痍，前一年的饥荒干旱、西方的经济封锁、余粮征集制及其类似行为导致粮食资源枯竭。饥荒发生后，由于交通运输遭到破坏，苏维埃政府实际上无法组织有效的粮食救援工作，将粮食从条件稍好的地区向灾区调拨。”(参见H.Ш.齐赫拉什维里：《1921―1923年美国对苏维埃俄国的饥荒援助：冲突与合作》，载《1995年美国史年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6年)。
关于以美国救济总署(APA)为主的美国救援机构对苏维埃俄国饥荒展开救援活动的动机，苏联历史著作多强调美国方面试图通过对苏俄饥民的援助来改变其对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的看法，从而促使苏维埃政权尽早。近些年，俄罗斯学者对美国民众通过美国救济总署在援助苏俄饥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予充分肯定。Г.H.谢瓦斯佳诺夫院士在其主编的档案文献《苏美关系：不承认的年代(1918―1926)》(莫斯科，大陆出版社，2002年)中全文收录了1923年7月苏俄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感谢美国救济总署对俄国饥民提供援助的决议：“在遭受自然灾害的艰苦岁月中，以救济总署为代表的美国人民向涉、封锁以及饥饿所折磨的俄国各州和各加盟共和国居民伸出援手，通过组织大规模的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运输和分配，忘我地前来对其进行援助。由于美国救济总署巨大的、完全是无私的努力，千百万不同年龄的人摆脱了死亡，整个村庄和城市在可怕的灾难威胁面前保存下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美国人民通过美国救济总署向其提供的援助，并将其视为今后两国人民友谊的基础。”
近几年，关于20年代苏美贸易和租让制合作。俄罗斯学者出版了几本很有分量的档案文献集。谢瓦斯佳诺夫主持编撰了两部关于这一时期俄美经济关系的档案文献：《俄罗斯和美国：经济贸易关系(1900--1930)》、《俄罗斯与美国：经济贸易关系(1917--1933)》(两本文献分别在1996年、1997年由俄罗斯科学出版社出版)。关于苏美租让制合作，目前最权威的文献集是c.c.赫罗莫夫编撰的两卷本《苏联的外国租让企业》(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版中心，2006年)。上述四本文献集，可以使我们对苏美贸易和租让制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在20年代，无论是苏美贸易额，还是美国在苏联的租让制企业的规模都比较小。关于美国在苏联的租让制企业规模较小的原因，苏联学者一直强调是承租企业的美国商人违反了其与苏维埃政府签署的合作协议。但是，档案文献的公布，使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依据公布的上述文献，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影响美国商人向苏联投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苏联政府向外国企业主提供的租让条件，并不像其所宣扬的那么优惠；美苏没有外交关系，这严重制约了美国企业家对苏联的投资；在苏联实施租让制政策的1926---1928年间，美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美国商人在国内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出于对苏维埃政权的疑虑，很多人不敢盲目对苏联进行投资；苏联的战争宣传，为美国资本进入苏联设置了障碍；苏联政府不信守合同的行为，也使外商对与苏联合作望而却步。
四、1933年苏美建交问题
目前，国内外史学界探讨最多的是苏美建交的原因问题。在中国学者郭海儒的《1933--1941年间美苏经贸关系停滞不前的原因》(《学海》2002年第1期)、武军的《早期美国对苏政策的演变――从不承认主义到美苏建交》(《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6期)、俄罗斯学者B.П.萨夫罗诺夫的《苏联、美国和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的侵略(1931--1945)》(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1年)以及谢瓦斯佳诺夫主编的《苏美关系：不承认的年代(1927--1933)》档案文献集中，都谈到德日法西斯侵略对美苏国家利益构成的严重威胁是促使两国建交的重要原因。
第6篇：苏武传教案范文
达尔富尔地区曾经雨水丰沛、土地肥沃。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口膨胀、放牧过度，这里的荒漠化现象不断加剧，惯于逐水而居的阿拉伯牧民被迫南迁，并因争夺水草资源与当地黑人部落发生冲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苏丹全境大部分地区遭受旱灾，达尔富尔等西部省份的情况尤其严重。自然灾害使得阿拉伯移民与当地非洲黑人部落之间因争夺土地和水源而发生冲突的情况明显增多。由于长期以来达尔富尔地区部族间的武装冲突不断，致使该地区的许多地方一直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在资源冲突之外，苏丹喀土穆政府现行政策使得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这是达尔富尔问题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在政治方面，自苏丹独立后，国家领导人一直都是由阿拉伯人出任，在1989～2003年之间南达尔富尔省地方政府的61个职位中，有41个给了阿拉伯人，因此黑人在中央与地方都处于无权的地位。在经济方面，苏丹一直把投资项目和发展计划集中在中央地区而忽视了国家其余地方的发展，致使达尔富尔地区的经济、教育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都远远落后于中央地区，逐渐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而且南达尔富尔省的石油收入也都由喀土穆政府控制，地方无权干预。在文化方面，中央政府自198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沙里亚教法，并通过严厉惩罚以确保该法得到遵守。此外，政府还在此基础上推行阿拉伯化政策，将阿拉伯文化树立为文明的象征，而且在身份等级中，认为阿拉伯人优于非洲黑人。
历史上，由于苏丹边界是19世纪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和实行殖民统治时人为划定，达尔富尔地区不少部落曾被划到不同的国家，因而该地区的部族与周围邻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随着达尔富尔地区石油等矿产资源不断被开发，部族之间为争夺资源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些邻国的国家政府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对此类冲突采取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的政策，使得达尔富尔的地区冲突愈演愈烈。
2003年2月，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相继组成“苏丹解放运动”和“正义与平等运动”两支武装力量，以政府未能保护土著黑人的权益为由，要求实行地区自治，与政府分享权力与资源，并不断攻城掠地，展开反政府武装活动。
刚开始的时候，政府对叛军袭击行动的激烈程度和成功毫无准备。政府在苏丹南部部署了许多军队与苏丹人民进行长期作战，喀土穆还对苏丹军队从达尔富尔征募了许多下级士兵感到担忧。政府加紧招募了一些作为马前卒的民兵，以继续利用各部族群体之间的现有和正在加剧的紧张关系。那些应征加入政府支持的镇压反叛军行动参与交战的阿拉伯部族成员被称为“金戈威德”。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土穆政权，在镇压达尔富尔非法武装的过程中，对“金戈威德”民兵网开一面。政府中一些来自达尔富尔地区的军政高官。还暗中给予“金戈威德”民兵以支持。
金戈威德民兵有时与政府的陆军和空军配合行动，曾经并继续直接袭击达尔富尔的平民人口，尤其重点打击为叛军提供大部分兵源的部族群体。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在关于达尔富尔的状况报告中就说：“我们了解到了联手袭击平民的行动。妇女、儿童和男人遭到肆意地杀害。村庄被夷为平地，牲畜被掠走或遭宰杀，作物被摧毁，全体村民被强迫失踪，部分在于意图消除给反叛团体的支持和资源。尤为甚者，普遍和蓄意犯下的和待行为恐吓妇女，并摧毁家庭和社区。”
2003年9月3日政府与阿瓦派苏丹解放运动间签署了一个停火协议。在9月《停火协议》后，政府与阿瓦派苏丹解放运动之间的战斗基本停止。然而，对平民的暴力活动有所增加。“金戈威德”的民兵组织的袭击对象就是据认为向阿瓦派苏丹解放运动与正义与平等运动提供支持的平民。
2004年4月8日，阿瓦派苏丹解放运动与正义与平等运动签署了一项人道主义停火协议和关于在达尔富尔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议定书。但双方达成的停火协议并未得到认真执行，仍然有平民遭到杀害，流利失所的难民也无法返回家园。据估计，达尔富尔地区的战乱至今已造成约20万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因此被联合国称为目前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在非洲联盟的调解和冲突各方的参与下，接着在亚的斯亚贝巴和阿布贾开展了实现达尔富尔和平的工作。但是在这一背景下，由于所有各方谋求在谈判过程中取得军事优势，因此达尔富尔的暴力行动再次升级。2006年5月5日，在第七轮谈判中签署了《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但是，只有政府和苏丹解放运动的一个派别(即米纳维派)签署了该协议。阿卜杜勒领导的苏丹与正义与平等运动没有签署协议。
自从签署《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以来，该地区的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未签署协议的叛乱派别进一步分化。尽管在《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签字双方之间的敌对行动已经大大减少，但签字方与那些反对《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各方之间的战斗进一步升级，破坏了停火协议。这些派别为重新谈判《达尔富尔和平协议》而企图联合建立共同立场，但却遭到政府军的袭击和轰炸。自签署《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以来，冲突各方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都有所增加。武装匪徒和其他犯罪活动也有所增加。
在达尔富尔危机爆发初期，国际社会并未对这一片穷乡僻壤的给予足够的关注，直到2004年4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公开要求苏丹政府制止达尔富尔地区“针对当地原住民的野蛮行径”，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谴责达尔富尔危机为“种族灭绝”，达尔富尔危机才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迅速国际化。
达尔富尔问题是苏丹国内地区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以及当地居民生存竞争激烈所引发的后果。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达尔富尔自然资源匮乏，贫穷落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当地经济重建和发展。国际社会除继续向达尔富尔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外，也应提供发展援助。
相关各方的作为
今天，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有关的利益各方都卷入进来了。作为维护全球和平与发展的联合国组织、作为维护非洲地区和
平与发展的非盟、与苏丹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的中国、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利益的美国等相关各方都对达尔富尔问题深切关注，并寻求各种途径来解决达尔富尔问题。
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推动下，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两大反政府武装先后举行了多轮谈判，2006年5月5日，双方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签署和平协议。根据这项和平协议，反政府武装将被解散，支持政府的民兵亦将被解除武装。
2006年11月，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三阶段解决方案，这一方案是在斯亚贝巴经过联合国、经过非盟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苏丹政府以及有关方面的共同讨论，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的一个方案。安南方案分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所谓的轻度支持，具体内容是联合国向非盟特派团提供2100万美元的资助。
第二阶段是所谓的重度支持计划。在重度支持计划下，联合国将向非盟特派团提供更多的援助，更实质性的帮助，包括后勤物资，包括运输设备，包括直升机、警察，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增强非盟特派团的能力，同时为第三阶段做准备。
第三阶段是所谓的混合维和行动，由联合国和非盟共同承担维和的责任。在第三阶段上还存在一些分歧。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完成，第二阶段经过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和调节，苏丹政府已经同联合国、同非盟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2007年4月16日，苏丹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确认苏丹全面接受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联合国和非盟混合部队的第二阶段方案。4月29日，来自苏丹、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非盟、欧盟、阿盟和本地区一些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苏丹达尔富尔问题部长级会议，与会各方发表了《关于达尔富尔问题政治进程的黎波里共识》，并表示支持在该地区建立一支由联合国和非盟组成的混合维和部队的方案。
就在国际社会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积极努力的时候，2007年5月29日，美国总统布什却宣布了对苏丹实施新的、严厉的经济制裁，企图通过对苏丹政府施加压力来解决达尔富尔危机。这项新的制裁协议主要包括：制裁30家苏丹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公司，还有l家向苏丹政府和武装力量提供武器的公司也在名单上。美国的这一做法使得国际社会寻求政治谈判和对话协商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努力更加艰难。
中国外交静悄悄的革命
达尔富尔问题出现以来，中国一直通过元首互访、派遣特使、通电话、互致信函以及在联合国等场合开展协调等各种途径与各方沟通。缩小立场分歧，推动平等对话。中国还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义的物质援助。尤其是主席在今年2月份的非洲八国之行中对苏丹的访问，对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问题的态度转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7篇：苏武传教案范文
［关键词］ 中央苏区 红色图书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中央苏区，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这片红土地是思想的重要发祥地。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关于在根据地建设党、土地革命理论和红军建设以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都是在这里初步形成的。在这里，出版发行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和《才溪乡调查》等光辉著作。在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领导下，苏区图书文化事业在根据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出版了一大批注重联系中国革命实际高质量的图书，成为根据地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宣传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
秋收起义后，随着井冈山和其他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中国革命在实践上已经走上了以农村为中心的道路。
1930年春，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著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小块红色政权与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对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理论概括，即“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立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无疑义的是正确的”。［1］它标志着以乡村为中心，先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理论初步形成。对红色政权的理论引导和预见，是对“左”倾路线“城市中心论”的否定。1931年11月，在红色政权广泛发展的基础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以国家形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为向人民群众宣传苏维埃政权是代表工农群众意志和愿望的政治权力机构，是和帝国主义、封建统治性质完全不同的新型的政权模式，苏区出版了《苏维埃政权》《中国苏维埃的政纲》《苏维埃组织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细则》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等书籍。
1933年11月，先后到兴国长冈乡和上杭才溪乡，就如何开展乡苏工作，改善党和政府同群众的关系问题作了调查。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后，苏区还出版了总结根据地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经验的著作《乡苏维埃怎样工作》《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其中《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就是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时上课的讲稿。而《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这两篇著作在“二苏大”作为会议文献，发给了与会代表，成为在苏区革命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践出发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具体运用的典范而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它为初步解决在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共产党怎样在农村坚持革命、壮大力量，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宣传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中国共产党建党时，产业工人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几。大革命失败后，党的主要力量长期生活和战斗在农村。因此，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党员在党内占大多数。1928年11月，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指出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问题”，强调“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
1929年12月，由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分析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决议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对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出身所产生的种种不正确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和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是使得这些不正确思想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因而，我们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有组织地分配看书”。［2］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回答了在党员队伍以农民成分为主的情况下，如何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以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标志着建党学说初步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为贯彻执行古田会议精神，1930年1月，红四军政治部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书。在红四军和古田会议精神的推动下，苏区各级党组织编印出版了《党的建设讲义》《党的组织问题》《党员须知》《党的建设》《党的建设讨论提纲》《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新党员训练大纲》和《训练材料》等党建书籍。旨在对苏区广大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党的知识教育和革命理想信念教育、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教育。
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著作在苏区出版。这篇著作阐明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初步形成了作为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一思想路线的提出，使根据地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有了更自觉、更明确的思想基础。
三、体现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宗旨
大革命失败后，党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的主张。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土地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29年4月，率领红军到达兴国，深入农村调查，亲自发动群众，在实际斗争中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根据党的六大决议，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称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更正。同年7月20日，在亲临指导下，中共闽西“一大”在上杭召开。大会总结了闽西土地斗争经验，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进而明确：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对富农不没收土地，争取中立；对小地主没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过分打击；对非恶霸地主及其家属以生活出路政策。这个决议比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又有新的发展。会后，闽西纵横300多里的地区内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大好形势，80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1930年2月7日，在赣西南的吉安主持召开了著名的“二七”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深入土地革命。会议在“一要分二要快”的指示下，制定了赣西南土地法（即《二七土地法》）。赣西南的土地斗争蓬勃开展起来。为使党的土地政策深入人心，苏区先后出版发行了《兴国土地法》《土地问题决议案》《“二七”土地法》《南阳会议决议案》《查田运动指南》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等土地政策文献。这些文献在广泛宣传党的土地方针政策，体现党的土地革命路线以及用法律形式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巩固革命斗争成果，促进土地革命深入开展，发挥了出色的组织和鼓动作用。
四、促进红军部队正规化发展
从苏区创建起，反动军队就不断向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为加强红军建设，以及向初步正规化发展，1931年10月，在讨论即将成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远景规划时，特别提出，有“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1931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以下简称红校）在瑞金成立。红校成立后，经常到红校上课。指出：“学会与提高新的军事技术，应该深入到红军中去，红军学校应该为了这一目的去尽他最大的努力。”［2］
红校是我军第一所正规军校，教学方针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教育。其目的是巩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使每个学员都懂得为党的事业而英勇奋斗。政治教科书有《政治工作讲义》《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等。二是军事课程。红校遵照的指示，一方面研究的战略战术，一方面总结自己创造的经验和战术。编写的军事教科书有《作战知识手册》《实兵指挥》《战术与战略》《步兵教程》《坑道教程》《炮兵教程》《野战筑城教程》和《对于防御飞机与毒气的简明知识》等。三是学文化。学校自编了文化教材，帮助学员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在的重视和关怀下，红校这所人民军队的熔炉，为红军培养训练了数千名军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其出版发行的军事建设类书籍，理论联系实际，力求适合红军建设的特点，使得广大红校学员乃至全体红军指战员获得了丰富的政治和军事科技知识，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从而在夺取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的伟大胜利中，丰富了军事战略思想内容。
苏区红色图书作为一种简捷的覆盖面较广的革命舆论工具，以其独特的宣传方式，在革命实践斗争中，为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第8篇：苏武传教案范文
1、方志敏（1899-1935）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1899年8月21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十六)生于江西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7岁入私塾。1916年秋，考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在校组织进步团体“九区青年社”。1919年夏，与邵式平等发动组织本校学生开展反帝爱国斗争。同年秋，考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预科班。次年，升入应用机械科学习。为该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1921年春，因领导该校学生反对腐败教育，要求教育改革而被校方开除。不久，加入江西“改造社”，为《新江西》季刊的主要撰稿人。同年秋，考入教会学校九江南伟烈大学。
2、1922年春，参加“非基督教大同盟”。同年7月，赴上海，任《民国日报》校对，并在上海大学旁听。不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8月，赴南昌创办“文化书社”，出版《青年声》周报，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并与赵醒依等人，于1923年初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组织、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党政府。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参加“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的工作，深入偏远地区，开展宣传鼓动工作。7月，当选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不久，回弋阳创建中共漆工镇小组，组织“弋阳青年社”，出版《寸铁》旬刊，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
3、1926年5月，出席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同年12月，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秘书长。1927年2月，当选为江西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领导全省农民运动进入全盛阶段，农协会员发展至80余万。3月“赣州惨案”后，赴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愿，并出席中共中央农委扩大会议，当选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旋与刘一峰等8人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回赣代行省党部职权，并在南昌创办了江西农民运动训练班，组织了农民自卫武装。6月5日，被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礼送”出境，旋化名李祥松，赴赣西巡视党的工作和农民运动。
4、“南昌起义”后，返回弋阳发动秋收暴动，先后任中共弋阳区委书记、中共横峰区委书记。同年11月至1928年2月，与黄道等人组织领导了弋横暴动，时任中共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暴动总指挥，暴动失利后率部转入磨盘山区坚持斗争。4月，任中共弋阳县委书记，并创建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一营一连，领导建立了弋阳、横峰县苏维埃政府，任弋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6月，主持召开弋、横两县县委联席会议，批判了埋枪逃跑的错误主张，确定了反“围剿”斗争的基本战略。会后，赴贵溪、波阳、万年、德兴、湖口等县，发展党组织，建立革命武装，组织农民暴动。1929年，任中共信江特委书记兼中共贵溪县委书记、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领导建立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
（来源：文章屋网 ）
第9篇：苏武传教案范文
关键词：教学视阈；技术解构；组合单元；建构
中图分类号：G633.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410（2016）10-0025-03
从教学视阈去思考：“如何从大量、繁杂的教学内容中，通过技术的解构、规律的寻找、教材的统合，建立符合教学实际，学生又能触类旁通的组合方案，提高教与学的效能。”三年多来，沿着“组合单元”设计思路，从教学视角，进行了《体操与武术组合单元》实践研究，从“专项技术的机械组合”到“多器械的联合使用”，再到“基本技术‘类’的组合”和“‘归类’融合”，这是艰辛的心路历程，更是坎坷的实践磨砺。其中得失，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结构、功能观照下，技术结构层次的“共性特征”分析
帕森斯、孔德和斯宾塞为代表的结构功能理论，对于从宏观层面，进行技术结构解析、技术层次划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理论、学术层面，进行项目内容角度的分类。例如田径、体操、球类等，就是一种“技术共性”的归类。但是，教师受职前教育模式，自身专项经历及专业面的局限，很难从整体高度，跨项目分析和把握教学内容的“技术共性”考虑，总是把单项技术的结构，作为教学研究分析的对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导致技术教学“蜻蜓点水”。
中观层面，进行技术“共性特征”的分类。如跳马技术分为助跑、踏跳、腾空、落地。这些技术要素在体操、武术、田径等项目中都大量存在。因此，我们可对海量教学资源进行“纵向”梳理、“横向”类比、统合，有利于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节约宝贵的教学时间，提高教学效益。但要注意准确把握“两个度”：即技术的“广度”和“深度”。这是教学内容“技术共性”实施的重要依据和渠道。在“基本技术‘类’的组合”过程中，教师关注了技术的“共融”“共通”问题，却不能准确把握“度”，出现教学“阵势”庞大、铺张或“生搬硬套”两种现象。超越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和课堂教学的容量。
微观教学层面，依据技术细节和素质分类，这是集教师专业、文化、教学实践素养为一体的重要分类方法，是本文阐述的重点。难点在于教学内容中技术“重、难点的动态生成性”难于驾驭。
例如：通过对武术和体操基础素质分析发现，都存在“姿态”“协调性”练习问题。器械与套路练习，可采取多种“共通”的方式、手段。柔韧、协调、灵活性、平衡能力、速度、爆发力等方面，存在更多的共通性与相似性。据此可以发现，中小学体操和武术之间，存在众多“技术共性”，组合教学单元设计时可得到许多“规律”和“依据”：
1.以教学技术的能力目标为指向、基本素质为归宿，结合社会、身心发展目标，获取技术“共性”。
2.以教学内容间技术的“相交”“相容”“相近”为目标，得到技术“共性”。如排球扣球、羽毛球扣杀、垒球挥臂、标枪挥臂等都存在“共性”的技术环节，可以组合成单元，合并练习。“三门球”“手足球”，都是“截取”了多项运动技术的“要素”，重新组合成的“全新”教学内容，具有一定的创新与启发。
3.挖掘器材的“潜能”，采取“一物多用”，将技术结构“打散”“消解”，指向“某种培养目标”，获得技术“共性”。《体操与武术组合单元》设计，就是遵循这一理念而设计、实施的。
二、运用解构理论，剖析体操与武术教学内容技术的“共性规律”
体操是现代体育，武术是民族传统体育。无论在民族性、技术内涵和特点、学习方法、终极目标等许多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在基础学习阶段，他们又存在着高度的“共性规律”。
1.基本技术的“相似性”
通过对小学体操、武术内容和要求分析，发现《大纲》在基础性技术规格、要求方面，具有许多“相似性”。例如：二者的“姿态”养成；体操的支撑、跳跃与武术的“站桩”“击打”练习，在力量、爆发力训练技术等方面都是相通的；体操的“翻转”（前、后、侧滚翻、单杠的穿腿等），也是武术活动必备的。这就为组合教学方案设计，奠定了技术基础。
2.基础素质的“互补性”
体操、武术基本素质培养方面几乎相同。如：力量、爆发力、柔韧、灵活性、平衡、心理稳定性等方面都可互补。基础素质的训练也可一举两得，如组图1。
图1围绕“方凳”器械，将体操、武术的“共性”，从技术、方法等方面进行组合设计与练习，时间和效益大为提高。
3.教学方法、措施的“兼容性”
武术、体操基本能力与基础素质训练的手段、方法、措施等，也具有极强的“兼容性”。
这些“共性特点”，为体操与武术组合教学方案设计，奠定了基础。但是如何协同、整合各个组成要素和关键环节，需要一定的操作方法与技巧。
三、“功能性”原理与《武术与体操组合单元》设计的方法与技巧
每个项目的技术内部，都有严谨、科学、完整的技术系统。基本技术“解构”要把握好“度”。机械割裂和盲目“解构”，会造成技术连贯性的“人为断裂”，引发教学“事故”。要克服教学中技术环节选择的“随意性”、教法的随意性、抛弃技术的“游戏化”现象，必须在技术解构时处理好以下关系：
1.把握技术结构整体与局部的平衡
技术“解构”时，局部技术结构的“整体、连贯性”胜于技术分解，可显著提高教与学的质量和效果。
2.表象与本质的因果关系
例如，单杠支撑不稳，表面看是支撑力不够，实则与学生的平衡控制、着力点“窄”有关。将器械“杠面”增宽，高度降低，学生心态放松，练习效果立刻显现，因此教师应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
组合单元的器材设计中，截取了单杠的“杠”，利用两根体操棒并列固定，变形为“扁平杠面”，增加了支撑面积，提高了支撑“稳定性”，如组图示2。
3.动态与静态交互关系
教学视角的技术分解，能够做到结构分析的静态与动态结合，教学重、难点的动态生成。
4.摆正技术目标与教学目标位置关系
教学中避免把众多竞技技术要求、标准、规格作为课堂教学目标。关注教与学的过程，学生基础素养和基本能力的培养，帮助他们认识、感知项目，体验、掌握规律、方法，从而终生爱上、从事某一运动项目。
5.技术与载体的匹配关系
竞技器械的“专一”性，既是它的优点又是缺点。技术结构解构以后，辅助、替代器械的使用不但成为可能，还可以弥合竞技器械练习的不足，使练习变得更加适用、有效、便捷、实用，如组图3。
利用废弃的木凳，作为武术练习的“桩”，二者的结合，又组合成“简易单杠”，还可组合成各种“障碍”游戏等等，课堂教学灵活、简约、高效。
四、后结构主义方法与《体操与武术组合单元》构建的“技术性储备”
在海德格尔“解构”理论基础上，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补充了“消除”“反积淀”“问题化”等方法。《体操与武术组合单元》设计时，将原先自成体系的两项内容的技术和体系结构“打散”，选取各自的技术“精髓”，重新构建了组合练习“体系”，利用替代器械的多重功能，克服和弥补了二者原来技术练习和器械方面的不足与缺失。更重要的是对教师长期以来传统教学方法和理念的冲击。具体表现在：
1.从教学视角系统研读教材和大纲
从教学视角，领会《大纲》《教材》的理念和教学的总体要求，是课堂教学的法律、规章依据，才能从总体高度，统筹把握教学内容和技术，做到“整体一盘棋”（限于篇幅，仅节选相关设计内容列表做简单介绍，表1）。
2.需要全面提升专业素养
要给孩子一滴水，首先自己要有一桶水。从教的角度提升专业深度、拓展专业广度。知道所授技术的“所以然”，是组合单元设计的技术基础。
3.在实践中总结，到实践中检验
善于在课堂实践活动中观察、思考、归纳、总结，对教学内容、学生的能力、特点等了然于心。
4.改进、创新教学内容和器械，夯实物质基础，更好的服务于教学
鉴于体操、武术原理、方法上的许多共性特征，采用器械、技术组合，设计成组合教学单元（表2）。
经过不断的实践、修正和完善，《体操与武术组合单元》的思路和操作具有如下明显效果。
（1）实现了教学时数的节约化。组合单元的设计，由两个独立教学单元变为一个组合大单元。由武术、体操各五个课时，浓缩为共六个课时，反而教学效率、效果得到了提高。师生有了灵活支配的时间。
（2）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低段体操、武术技术简单、枯燥，加之学生力量、柔韧、平衡能力差，教学效果一直不佳。二者技术的组合设计，使课堂教学内容安排变得丰富、充实、饱满，激发了学生联想、创新的热情，兴趣大为提高。
（3）一举两得，学生基本素质都得到了明显提高。体操的支撑、悬垂，武术的“站桩”等技术动作的组合练习，相得益彰，学生的基本素质得到全面的提高。
（4）器材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实现了器材使用的“简约化”和一物多用，效益、效率达到最大化。
（5）通过查询典籍、走访武术“练家”发现，“高层次”武术“外修”（筋、骨）与体操练习，在训练手段、方法上，依然具有“共通”“共融”之处，可以互相借鉴与促进。
教学视阈的组合单元设计模式，是对传统教学、技术理念的实践延展，是对“专项技术”的“反哺”，是一个动态生成和发展的“流”，是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的一种新模式，更是教师专业成长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江苏.教学参考[S].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
[2]江苏.体育与健康[S].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
[3]江苏.小学体育教学教师用书[S].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4]江苏.体育与健康指南科学的预设艺术的生成[S].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