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忠报国精选(九篇)

第1篇：尽忠报国范文

1、忠心耿耿：耿耿：忠诚的样子。形容非常忠诚。

2、以身许国：许：预先答应给与。把身体献给国家。指尽忠报国，临难不顾。

3、忠臣良将：忠实的大臣和优秀的将帅。

4、赤心报国：赤：火红色，比喻真纯；赤心：忠心；报国：为国家效劳。旧指为帝王尽忠效劳。现亦形容赤胆忠心，为国效力。

5、保家卫国：保卫家乡和祖国。

6、为国捐躯：捐：献；躯：身体，指生命。为国家牺牲生命。

7、保国安民：保卫国家，使人民安居乐业。

8、忠君报国：忠于君主，报效国家。

9、鞠躬尽瘁：指恭敬谨慎，竭尽心力。

10、名垂青史：青史：古代在竹简上记事，因称史书。把姓名事迹记载在历史书籍上。形容功业巨大，永垂不朽。

11、舍身为国：为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

12、浩气长存：浩气：即正气，刚直正大的精神。浩然之气永远长存。

13、以身殉国：忠于自己的国家而献出生命。

14、碧血丹心：满腔正义的热血，一颗赤诚的红心。形容十分忠诚坚定。

15、忧国忧民：为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而担忧。

第2篇：尽忠报国范文

关键词：岳飞故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精忠录》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2-0109-05

明代是岳飞故事作品的繁荣时期。以数量而论，产生了戏曲《宋大将岳飞精忠》、《岳飞破虏东窗记》、《精忠记》、《精忠旗》、《续精忠》等，短篇小说《续东窗事犯》、《游酆都胡毋迪吟诗》等，长篇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岳武穆精忠传》、《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存目戏曲《关岳交待》、《救精忠》、《后岳记》、《阴抉记》、《金牌记》等，数目之多，约占岳飞作品故事一半。以质量而论，《精忠旗》当之无愧占据岳飞戏曲首位，并以其精湛文艺、深厚内蕴而入选中国古典戏曲十大悲剧。熊大木所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以史为纲，兼采野史传闻，创建“熊大木模式”，昭示一个以书商为中心的小说时代的到来。上述二作，不管是在岳飞故事系统中，还是在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作品数量之众多、质量之提升皆说明在明代岳飞故事进入了繁荣昌盛的时代。

一、《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题署熊大木撰。熊氏名福镇，字大木，号钟谷，福建建阳人。此书现存最早刊本为明嘉靖三十一年杨氏清白堂刊本，首有熊氏自序，末附李春芳编辑“精忠录”后集三卷。正文共八卷八十四则。此书版本众多，有万历问周氏万卷楼刊本，万历间余氏双峰堂刊本，万历间余氏三台馆刊本，万历间仁寿堂刊本，明内府抄本，明天德堂精刊本，吴门萃锦堂刊本，清初映秀堂刊本等，名称亦不一，实为一书。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初刊本：“卷一第一行题： 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其余七卷俱作：‘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笔者所见日本内阁文库藏万历问周氏万卷楼本之影印本，诸卷端皆题：“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第一卷卷端题署：“鳌峰熊大木编辑”、“书林双峰堂刊行”，第二卷卷端题署：“鳌峰熊大木编辑”、“书林万卷楼刊行”，第七卷同二卷，其余各卷同一卷。孙楷第先生认为：“此书自余氏双峰堂本出。”共八卷八十则，其中卷一第四则“许翰请用种师道”、第五则“师中大战杀熊岭”、卷二第十则“宗泽大捷兀术兵”、卷七第九则“周三畏鞫勘岳飞”则目列于目录，正文中却未单列，而是与前则相联，实际正文七十六则。卷末附“附会纂大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卷之九”、“之十”二卷，题署“赐进士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海阳李春芳编辑”、“书林余氏双峰堂刊行”。卷九为各种“古今褒典、古今论述、墓志、庙记、碑记、序言、古今赋咏（古风、绝句、词、歌行）”，卷十为“律诗”共计一百五十七首。从内容可见，李氏所编之《精忠录》为宋以来至明初的有关岳飞题咏的资料汇编。书末附序言“叙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题署“正德五年岁次庚午秋八月哉生明”，“赐进士巡按浙江清戎监察御史海阳李春芳谨序”。

至于熊大木序言中所提及清白堂主人杨子素带来的“浙之刊本”《武穆王精忠录》小说，究竟是什么，学界有不同意见。研究者或认为《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后所附李春芳重编之《精忠录》后集即是，但《精忠录》后集的资料汇编性质实在与“小说”相去甚远。或认为石昌渝先生近年于日本发现的朝鲜古铜活字《精忠录》较近似。朝鲜古铜活字《精忠录》共五卷，其中也仅有二卷为叙事性文字，其余三卷“武穆著述”、“古今褒典”、“古今论述”、“古今赋咏”为相关的资料汇编。并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后附李春芳重编《精忠录》后集极相似。笔者未见朝鲜古铜活字《精忠录》，但据石昌渝先生的介绍文字，推测李春芳重编《精忠录》后集与朝鲜古铜活字《精忠录》，二者所依据的本子应为同一底本，即有弘治十四年陈诠序、赵宽后序，依据旧本翻刻的重刊本《精忠录》。只不过《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附李氏重编本，既署“后”集，只收录了五卷中后二卷。今存朝鲜古铜活字《精忠录》题署“会纂宋岳武穆王精忠录”，《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附李氏重编本题署“附会纂大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二者名称的相似也证明，二书似由一书改编翻刻而来。而熊氏所见之“浙之刊本”，根据其序言中讲述的既为“小说”，又“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的特征，应不是仅仅有“古今褒典”、“古今论述”、“古今赋咏”之类赋赞内容的李氏重编二卷本《精忠录》“后”集，而是包括“宋史本传”、“武穆事实”、“武穆御军六术”等叙事内容的五卷本《精忠录》，或为弘治本，或为弘治本之其它翻刻本。但也不应该排除另一种可能，即熊氏所依之“浙之刊本”即海阳李春芳重编之《精忠录》，该本亦为包括叙事内容的五卷本，而熊氏在刊刻《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时，为了避免《精忠录》的事实叙述与自己正文内容重复，故只采纳五卷中二卷诗文赋咏部分作为附录，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文后所附《精忠录》“后”集。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编写原则，如熊氏自序所言：“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熊氏以史书为纲，采取史书编年的体例架构作品。第一卷卷首题：“起靖康元年丙午岁。止建炎元年丁未岁，首尾凡一年事实”，之后每卷卷首皆类似，明显模仿《通鉴纲目》的体例。既以史书为据，且以史书为模仿对象，《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处处显现“崇实”的痕迹。书中的大部分人物和情节都有史书来历。

熊氏作为一位文化水平不高的书坊主和通俗文学编纂者，在写作方式上最大的特点是模仿。编纂体例模仿《通鉴纲目》，写作方法模仿《三国演义》、《水浒传》，甚至宋元话本，他模仿《三国演义》收录诏旨、奏章、书信等历史文献，模仿《水浒传》运用成段韵语作形容渲染，模仿宋元话本二句韵语运用。不管模仿的结果是否成功，但模仿在使小说快速成篇方面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熊氏另一编纂成书的快捷法宝是广泛杂录他书文字。《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一第二则“李纲措置御金人”的后半部至第六则“宋康王泥马渡江”之间的长篇文字，几乎完全抄录自《大宋宣和遗事》。而最后两则“效颦集东窗事犯”、“阴司中报应秦桧”则基本抄录自明宣德年间赵弼《效颦集》中卷之《续东窗事犯传》。书中另有许多情节来源于史书，如关于岳飞出生与少年时学射周同事，岳飞破杨么事，岳飞孝亲事，岳飞婉拒美人事，岳飞责子事，高宗御赐“精忠”旗事，岳飞对高宗“良马对”事，以及大小诸次征战，皆据《宋史・岳飞传》加以铺叙繁衍而成。该书初版本序言题署“《武穆王演义》”，实际上岳飞事迹只占全书二分之一多，书中夹杂大量南渡初期其它将领，如韩世忠、杨沂中、刘、李世辅、王德、吴玢、刘子羽等人的征战事迹，其内容基本以《宋史》各人本传为基础，稍加铺叙而成。而熊氏既以《精忠录》为改编底本，自然《精忠录》辑录的大量有关岳飞的文献资料――奏章、题记、檄文、书信、诗词也被作者收录进作品。作品中的一些断语抄录自《续资治通鉴纲目》。一些情节如岳飞访道月长老、周三畏挂冠来源于戏曲《东窗记》、《精忠记》，东窗事犯、疯僧扫秦来源于此前的笔记、小说、戏曲。总之，只要是相关的材料，不管是史书文字，还是小道轶闻，熊氏都将其收为己用。在以史实为基础的原则下，旁收许多野史传闻。全如其序言所称：“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同异者，两存之以备参考。或谓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则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

经过这样的综合杂糅，整部作品显得情节松散、枝蔓杂芜，加之以史实为主，趣味性、文学性都较弱，情节平淡寡味，难以引人入胜。然而，经过这样的大综合，有关岳飞的情节事迹基本被网罗殆尽，《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也成了第一部以岳飞为主、情节完备、篇幅巨大的长篇小说。

二、《岳武穆尽忠报国传》

《岳武穆尽忠报国传》，于华玉撰，七卷二十八则。现存明末友益斋刻本，封面题“重订按鉴通俗演义精忠传”，版心题“尽忠报国传”。卷首有金世俊序言，及于华玉“凡例”六则，首卷卷端题：“卧治轩评。”从序言和凡例得知，“卧治轩”即于华玉的号，于华玉为书之实际编纂者。于氏字辉山，金坛人，明崇祯十三年进士，崇祯十五年任义乌知县。本书当为其义乌县任内所刻。

于华玉此书，实为熊氏《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改编之作。熊氏之书，内容已基本近实，而于华玉仍嫌其“俗裁支语，无当大体，间于正史，多戾繇来，几以稗家畜之”，而进行“特正厥体制，芟其繁芜”的工作，以期达到“与正史相符”的效果。在此编写原则下，于氏大加删改。熊氏原著共八卷，每卷十则。第八卷主要为岳飞死后的一系列传说故事，包括何立寻道月长老、疯僧扫秦、秦桧冥报、胡迪骂阎游历地狱等情节。于氏认为这些都属齐东野语、鄙俚不堪，而加以删节。所以于氏所编本为七卷。且每卷被压缩为四则。基本上熊氏本每十则在于氏本中节略为四则，具体的办法通常是两、三则合并为一则，如卷三之“苗傅作乱立新君”、“张浚传檄讨苗傅”、“韩世忠大破苗傅”三则合并为一则“张韩剿讨苗傅”，卷五之“诏岳飞征讨湖寇”、“岳飞定计破杨么”、“牛皋大战洞庭湖”三则合并为一则“岳飞计破杨么”，卷六“金熙宗废谪刘豫”、“议求和王伦使金”二则合并为一则“秦桧主和误国”，等等。而一些则目和情节，如卷一“金粘罕邀求誓书”、“宋徽钦北狩沙漠”等可能被作者认为是枝蔓之节而直接删除。

大的章节如此，细部改编办法则主要是删除细节描写。小说与史传的一个重要分别，即是细节描写、夸饰语言的增多。于氏为了突出自己的“雅驯”，于“正史”有征，故将熊氏本中稍具文饰的细节与语言删除殆尽，只留下叙述事实的情节枝干。试举简单一例说明。熊氏本卷二“宗泽定计破兀术”一则，有兀术与宋将刘衍对阵描写，于氏本同卷“宗泽任用岳飞”一则亦有此情节。试将二本文字比较如下：

言未毕，忽滑州路口一彪军马，旌旗展卷，枪刀密布。为首一员大将，口方面圆，金盔银甲，乃东京有名将家刘衍是也。大骂：“逆天臊奴，不识时势，屡次侵扰中华，今日先将这匹夫试吾利刀。”兀术靠定阵脚，手持长枪，跃骏骑而出。大叫：“今日早早献了东京城池，驻吾人马，令尔大朝皇帝尊我金国为主，割地与吾，讲和则休。若不允，教尔中华寸草难留。”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忽滑州路口一彪军马，乃东京名将刘衍。大骂：“逆天臊奴，不识时势，屡次侵扰。今来决一死战。”兀术持枪跃骑而出。大叫：“令尔大朝皇帝尊我金国为主，割地与我讲和。”

――《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可以看出，后文较之前文，情节丝毫不少，可字数少了一半。有关军队仪仗、将领外貌的描写被删去，人物语言有所节略。如此硬性删除，使人物语言显得残缺不全，词不达意，文气不通。环境之鲜明，气焰之热烈，已大打折扣。总体来说，后文简单，干瘪枯燥，大不如前文气韵生动。同卷还有关于梁山好汉“大刀关胜”的故事情节。熊编本写此，铺垫既多。情节又细，写关胜无辜被奸贼刘豫杀害。悲壮慷慨，令人动容。而于氏改编本东截两删，连情节的介绍也未完备，读者甚至不明白事情原委，更不要说感人至深了。于氏类似的改编贯穿全文，可见其所谓的“驯雅”是多么枯燥无味。

熊氏模仿《三国演义》写法，文中夹杂大量历史文献和诗赞，于氏亦嫌其“赘琐”，或简言概括，或一一删除。如卷二“李纲奏陈开国计”中引用李纲奏陈札子，洋洋洒洒近千言，于氏只择要摘取，总共用了四十字。卷三“胡寅前后陈七策”引录胡寅疏谏七策，篇幅巨大，近三千言，于氏亦用几十字概括。卷三“张浚传檄讨苗傅”，引录苗傅伪诏一、檄文一、张浚檄文一，皆被删掉，同则引用吕颐浩书一、张浚书二，被简言概括。另有少量历史文献，如宗泽上书请车驾北征的表疏，岳飞给周三畏出具的招状，有助于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烘托作品感人气氛，而被存留下来。可见于氏对于插入文献的处理，还是有着自己的考虑，是经过了一番比较和梳理的。诗赞类文字也多被芟除。如李纲谏车驾南行，被罢相位，“后人有诗叹云”；宗泽出师未捷身先死，“刘后村《咏史》诗云”；关胜无辜被戮。“后人有诗赞云”等处，插入的诗赞文字于氏本一律不录。其中关于宗泽和关胜的诗极能烘托其悲壮惨烈气氛，被删去未免可惜。

熊氏本中，亦有模仿《水浒传》使用渲染性韵语的文字。如卷二“岳飞计画河北策”一则，有岳飞越职言事被罢职回家事，叙岳飞归家途中景色：“时值秋天光景，车碾尘高，马衔衰草，丝鞭袅袅。穿红叶之孤林；骏马迟迟，越野桥之碧水。”忙中闲笔，颇有韵致，这样的语言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本不多见，于氏本却一字未留。而于氏对自己做法的解释则为：“旧传沿习俗编，惟求通畅。句复而长，字俚而赘。……兹痛为剪剔，务期简雅。”熊氏本则目为较整齐的七字句，于氏本改为六字、七字不等，也与其自诩的“简雅”相去甚远。

于氏之所以选择岳飞小说加以改编，有其明确目的：

国朝于忠肃公有传，止称御虏之略。正德中平寇有传，亦惟弭盗之书。独兹传，御虏弭盗兼载成谋。而武穆以一身百战，虏破寇平，尤冠绝于从来诸将之上，可谓凌孙轹吴，极古今之罕俪者矣。《传》中李忠定公纲有曰：“朝廷外有大敌，而盗贼乃敢乘间势。非先靖内寇，则无以御外侮。”韪哉斯言，今日时事之龟鉴也。有志于御外靖内者，尚有意于斯编。

――于华玉《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凡例”

于氏进士出身，身为朝廷命官，又生逢明末乱世，内有李白成之流反叛，“盗贼”乱起；外有异族满清觊觎中原，挑衅边关。内忧外患交加，国势日衰。而历史上兼御外靖内二功于一身者，莫过于岳飞。于氏此编，即是以岳飞事迹为例，为“有志于御外靖内者”编一谋略教科书，一鼓舞士气书。

既以教科书自居，于氏在正文叙述事实的间隙，插入大量评语，以更好地贯彻“以史为鉴”的原则。在“岳飞计画河北策”情节后，于氏评日：“硕言至计，可勒金石。且鉴往卜来，昭烛无余。合前表疏，皆绝大文字。”强调岳飞的胆识谋略，可为后来者学习；“李纲罢相”情节后，于氏评曰：“昔朱夫子谓：‘李纲人来，方成朝廷。’然则李纲出去，不成国家矣。南北之分，不在用兵，而在用人。君子于此，叹否泰之交云。”总结历史经验，议论国家强盛之本。议论虽有高下之分，而于氏之用心良苦历历可见。评语的加入。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即作者自谓：“旧传每目数事缀连，累牍难竞，读者遑遑厌去。兹一事自为一，起讫以评语间之。”以议论性评语插入正文，以评语为标志，以分段落结构，不失为一种创新。然议论性评语强插于叙事文字之间，对于小说作品来说，则有损文字通畅与情节趣味。

经过于氏“缮较凡七易丹墨”的一番苦心改造，

《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呈现于人前的是一个剔除血肉、仅存主干的于瘪躯体。郑振铎先生论此极精辟：

虽改旧观，却失去了活的精神，传奇的面目，他使《岳传》离开了民间通俗读物而逼近于正史传记的复述了，……其实他的“简雅”，较旧传的鄙俚尤为使人不快。传奇的著作是与其枯燥而无趣，不如鄙俚而生动。尽管于氏认为自己对于作品有“脱胎换骨之功”，但《岳武穆尽忠报国传》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承载了于氏本人的历史观念与救世理想。其在国势衰颓时所进发的政治理想、济世抱负，令人钦佩，然而就其作品来说，却并非成功的文学实践。

三、《岳武穆精忠传》

《岳武穆精忠传》，题署“吉水邹元标编订”。六卷六十八回。有明天启七年宝旭斋刻本，乾隆三十六年宝仁堂刊本，乾隆四十一年文光堂刊本，大文堂刊本，题署“玉茗堂原本”刊本，清初刊本。郑振铎、孙楷第均认为，此书实为明代无名氏所编，署名“邹元标”者，乃伪托。

题署“玉茗堂原本”本，卷首有“岳武穆王精忠传”序，题署“吉水邹元标”撰。目录下题署“吉水邹元标编订”。每卷回数不等，卷一为十回，卷二、卷五各十一回，卷三、卷四、卷六各十二回。此本亦当据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删节归并、改编而成。熊本每则则目为七字单句，邹本改为每回七字偶句。熊本为八十则，邹本为六十八回。比之熊本的则目，邹本在回目中，或根据文中内容凭空增加一句，如熊本卷一“斡离不举兵南寇”，邹本作“斡离不举兵南寇宋徽宗让位太子”，熊本“宋徽钦北狩沙漠”，邹本作“宋徽钦北狩沙漠宋皇后自经驿中”，卷三熊本“洪皓持节使金国”，邹本作“洪皓奉旨使金国崔纵持节卒冷山”，卷八“秦桧矫诏杀岳飞”，邹本作“王氏画宇教秦桧秦桧矫诏杀岳飞”，熊本“效颦集东窗事犯”，邹本作“读经书小轩独酌效颦集东窗事犯”等等。或者邹本将熊本的两则合并为一回，如熊本“宋康王泥马渡江”、“岳鹏举辞家应募”两则在邹本中为一回，熊本“岳统制楚州解围”、“刘子羽议守四川”两则在邹本中为一回，熊本“岳飞访道月长老”、“下岳飞大理寺狱”并附属“周三畏鞫勘岳飞”共三则在邹本中为一回等等。经过如此改编，原本的八十则并为六十八回。

邹本基本沿袭熊编原本的情节内容，惟字句有些出入。像秦桧遇疯魔行者、何立访道月长老、秦桧冥报、胡迪游历地狱等情节，于华玉编《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尽行删除，邹本却一一保留。与前述于本相比，邹本与熊本更接近。甚至可以说。邹本与熊本实为一本。邹本对熊本最大的改动为章节回目的调整。而前文说过，熊本在流传过程中，曾出现过诸多不同版本，各版本间亦有回数不一的情况。邹本明显脱胎于熊氏《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甚至名字《岳武穆精忠传》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后期版本――天德堂本《岳武穆王精忠传》、萃锦堂本《武穆精忠传》、映秀堂本《岳鄂武穆王精忠传》的名字类似，相比起来，于华玉的《岳武穆尽忠报国传》与熊本的任何名字相去较远。从另一角度讲，邹本也可被视为单独一书。一来，邹本章节回目的调整幅度较大；二来，邹氏重新撰写序言，对岳飞之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说明编纂此书有其主导思路在内。二者都体现了编订者付出了精力和智慧，进行了再次创作。因此，将邹本《岳武穆精忠传》单列为一书，亦有一定合理性。

明代另有岳飞故事短篇文言小说《续东窗事犯传》，分别被赵弼《效颦集》、《国色天香》收录，二本文字稍有出入。该文讲述士人胡迪不满秦桧享禄、岳飞冤死史实，指责阎王不公，后亲历地狱，眼见秦桧之流受尽阴惩、果报不爽事。此文后被熊大木收入《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并被邹元标《岳武穆精忠传》袭用。明末冯梦龙《古今小说》所录短篇白话小说《游酆都胡毋迪吟诗》演述同一题材。胡迪故事明代成型，为民众喜爱，后来成为说唱作品的热门题材。

四、余论

明前期深痛的“土木堡之变”和于谦身死败亡的政治局势与南宋初年时局颇为相似。于谦命运、性格与岳飞相似，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而最相似的还是二人功高名重、无故被戮的事实。于谦“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成化间，于谦冤案。弘治二年，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日旌功，有司岁时致祭。辑录岳飞事迹的《精忠录》本已有“旧板行”，弘治十四年又由镇守浙江的太监麦公重新刊刻，考虑到第一部演述岳飞生平的长篇传奇《东窗记》同样产生于弘治年间，时间之相近，应不完全是巧合。

第3篇：尽忠报国范文

【关键词】陈寿 伦理思想 忠诚 教育

所谓伦理,就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自孔子创立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后,经孟子、荀子等的发展,西汉董仲舒将其系统化,建立了尊卑、主从关系更为明确的“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体系,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陈寿的伦理思想虽未超越儒家封建伦理的窠臼,但他独有的一些主张对今天的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关于陈寿及其伦理思想的基本材料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市)人,是魏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史称陈寿“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后仕蜀为观阁令史,因不附宦官黄皓而屡被遣黜。蜀亡入晋,先因父丧期间使婢女丸药而沈滞累年,后被司空张华举为孝廉,任著作佐郎、阳平令、著作郎、本郡中正、治书侍御史等职,著《三国志》。“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但政治上一直不甚得意,多次遭受贬议废辱。元康七年(286年)病卒,时年65岁。

陈寿一生著作颇丰,著有《三国志》六十五卷,《古国志》三十篇,《益部耆旧传》十篇,又编有《汉名臣奏议》三十卷,《诸葛亮集》二十卷等。但可惜的是,除《三国志》一书外,其余书皆亡佚,《益部耆旧传》今存部分辑录。故研究陈寿伦理思想最主要的第一手材料就是《三国志》。

陈寿生活的时代,正值蜀汉后期和西晋前期。当时玄学虽已兴起,但儒学并未衰退。陈寿师事“为世硕儒”的谯周,而谯周又受蜀中大儒秦宓思想的影响较深,因此,陈寿的伦理观是根植于儒家伦理思想之上的,但又并不完全与封建伦理教条相一致,在某些方面有他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三国志》中有关伦理的论述,虽不能直接作为陈寿的观点,但通过他的记事论人并结合其史评,应该可以看出他所推崇的社会伦理的大致思想。

《三国志》中的“评曰”是最直接、最主要的依据。因为陈寿“评”的内容正面而显豁地阐述了陈寿的观点和看法,是褒是贬,直截了当,毫不隐讳。比如:“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陈寿此评将董卓的残暴不仁置于晋以前历史之最,其中“狼戾贼忍”及“暴虐不仁”这些词语的感彩直接告诉读者:陈寿反对残暴不仁,并对之深恶痛绝。此外,还有少量的传是以他人的言论作评,体现了陈寿对这些言论的肯定与赞同,也可间接视为陈寿思想的组成部分。

在诸纪传正文中,有许多带明显褒贬色彩的句子。这类句子不是纯客观的叙述,也不是白描,而是融入了陈寿思想感情,表达了陈寿自己的爱憎褒贬,从而间接表达了陈寿的思想。如:“先主与二人(关羽、张飞)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其中“不避艰险”一语即非客观叙述,而是带有陈寿自己的主观意识,即褒扬关张二人的勤及对刘备的忠与敬。故为人勤、忠、敬既是关张的个性,又是陈寿所赞同的对象。换言之,亦可说陈寿具有此种思想。因而,也可作为研究陈寿思想的重要依据。

上述这些材料,都是管窥陈寿伦理思想的重要线索,也是分析、研究陈寿伦理思想的重要依据。

陈寿伦理思想探析

《三国志》中涉及伦理道德的人物记事及评论有89例,内容关乎忠、孝、仁、义、智等重要的封建伦理道德。本文以此为根据,对陈寿的道德伦理思想作一梳理。

关于忠。忠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忠泛指待人接物的基本之道,狭义的忠主要指忠于君主。陈寿所论的忠应该是广义的,它有以下几个涵义:第一,忠于旧主。关羽在受到曹操的厚待后,仍不忘刘备的旧恩,要“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受到曹操“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的赞扬。对这样的行为,陈寿显然是予以肯定的。第二,敢于直谏。劝谏是臣下的职责,是忠君的一种表现。陈寿表扬了那些敢于直谏,尽忠为国之人。例如高堂隆“以义正谏”、“志在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忠矣哉!”顾谭上疏劝吴主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陈寿赞之“献纳在公,有忠贞之节”。对陆逊“虽身在外,乃心于国,常上疏呈时事”,陈寿评之以“忠诚恳至,忧国亡身,庶几社稷之臣矣”。第三,清廉奉公。俭约朴素,轻财洁己,是为政者应当具备的品德。陈寿在《三国志》中大力歌颂恪尽职守,两袖清风的官吏。例如“(田)豫清俭约素,赏赐皆散之将士。每胡、狄私遗,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贫匮。虽殊类,咸高豫节”。陈寿尤其对诸葛亮清廉为官倍加赞赏,认为他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家中的一位少有的廉洁奉公的人物。比如诸葛亮曾上表蜀后主,说明自己“成都有桑百株,薄田十五顷”供“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他只希望“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关于孝。孝历来被当作最基本的传统道德之一,是古代政治的伦理精神基础,是“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从狭义来讲,孝可为家庭道德之德目,忠可为政治道德之内容,然而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是同构的,因此,孝与忠就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历代统治者着眼于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的相似而强调移孝作忠,忠可以看作是从孝里面自然延伸出来的,汉朝统治者尤其提倡“以孝治天下”。陈寿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自然对孝道十分重视。他在《三国志》中采录了一些讲“孝”德的人和事,如曹操让毕谌投靠张邈以全一家性命和忠孝名节,认为“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也忠于君乎!”

关于仁、义。在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关于仁爱的学说。汉代以后,儒家学者都以仁为最高道德。仁者爱人,推及到政治上,就是要为政重德,施仁于民。这是对统治者进行评价的主要标尺。陈寿着力塑造了刘备这一仁君形象,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正是在“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下,刘备宽厚仁慈,深得人心,虽然他谋略不及曹操,最终却能成就大业。陈寿在《三国志》中不仅记载了许多“事君不忘其本”的忠臣,而且对那些“讲义而不负心”的义士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关羽报效曹公,张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臧洪“洪于大义,不得不死”的“雄气壮节”;庞德“我受国恩,义在效死”的豪言壮语等等。虽然这些行为大多带有较浓厚的报恩思想,但却是人们心中向往的优良品德,陈寿对此是持赞赏态度的。

从陈寿伦理思想看当代大学生伦理教育

陈寿的伦理思想虽然没有、也不可能跳出儒家封建伦理思想的窠臼,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今天来认真审视与思考其伦理思想的价值与意义。儒家的伦理思想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传统伦理道德以时代内涵,从而建构社会主义文化框架中的伦理体系,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何况,陈寿伦理思想在某些方面与儒家宣扬的伦理教条并不完全一致。比如他一方面强调封建伦常,另一方面又对平等协调的人际关系非常向往;他提倡封建礼教,主张宽、和、忍、柔、勇、直等,但更推崇柔而能断、勇而有谋、直而能温的品性。这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价值。下面仅以“忠”为例,浅析一下其伦理思想对于当代大学生伦理教育所具有的参考价值。

陈寿在《三国志》中关于“忠”的赞扬与倡导,虽然不乏对君王、旧主的忠诚,但更多的是对知遇之恩的竭诚尽力行为的首肯。如果摒弃封建伦理道德中“忠”的具体对象,就广义的“忠”而言,其根本内核就是“诚心尽力”,其道德指向的行为是尽心尽力,感恩报德。

当代大学生伦理教育体系中,应该大力倡导“忠诚”教育。这个“忠”不指向个人或小集体,而是指向国家。忠诚教育首先是尽心尽力地报效国家,报效社会。其实“精忠报国”的伦理思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诚如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那句名言:“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一方面要培育大学生的国际意识和国际视野,另一方面要加强大学生热爱祖国、报效国家的教育。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李四光、邓稼先、华罗庚等一大批留学生就是怀揣报效祖国的信念,放弃国外优厚的物质条件,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我们的国家能取得如此骄人的进步与成就,归国留学生功不可没。

第4篇：尽忠报国范文

它们因痕而美。

一挥手，一拨琴，一段旋律；一高山，一流水，一段传奇。

他们艰难地行走于乐弦之间，用十指推开了尘封的心灵之门，彼此倾听着对方的心声，成为了音乐上的知己，精神上的伴侣；然而，天却不成人之美，伯牙的逝去令子期痛苦不堪，弹一曲《高山流水》，尽是对伯牙的无限伤怜之情。指停，弦断，曲终，高呼“此后再无知己听此曲也”，将琴掷于地上……

子期是痛苦的，一曲《高山流水》道不尽他的悲痛愁苦。他们为那沉重的史册留下了一道抹不去的伤痕，然而，那乐曲仍然在飘扬，被传为佳话，被写入经典。

《高山流水》，因痕而美。

滚滚的汨罗江水日夜东流，披发行吟泽畔的屈原仰天长啸，外寇的侵略、内政的混乱，使他伤心、绝望：无论奸佞贼人伸出的橄榄枝多么诱人，他都没有接，甚至没有看上一眼。

他用滔滔不尽的江水冲刷自己的悲愤，用绵延不绝的江水洗涤自己的悲哀，他用奋力的一跳永葆爱国的情怀。

汨罗江，因痕而美。

秋风再次吹起飘落的枫叶，你又度过了刀光剑影的一年。你不知那片片枫叶飘落后，戎马生涯将要宣告结束。忠臣前线赤胆忠心，为那腐朽的南宋王朝收复失地；奸佞朝里妖言惑众，使忠臣良将陷于牢笼，死于非命。

十二道金牌，十二个夜叉，将忠臣捉拿，谁能想到昔日的将军却沦为今日的阶下之囚？莫须有的罪名将你的头颅取下，但那铮铮的铁骨挺立在岁月里。“精忠报国”，是那忠贞的岳母对你的期盼，背上的伤痕是你赤胆忠心的印证，民族的尊严由你担起，亦令金人感@：“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伤痕累累的脊梁承担起兴国的重担，那美丽的伤痕已随“精忠报国”赫然镌刻于史册之上，被传唱、被言说。

“精忠报国”，因痕而美。

无论是满目疮痍的帕特农神庙，还是伤痕累累的“空中花园”，仍以它们的美丽征服着世界，以它们的残缺向世界宣布着沧桑之美；《高山流水》因子期、伯牙的遗憾向世人展示着知音之美；“精忠报国”四字因切肤之痛彰显着忠贞之美。

岁月缓缓前行，秋风已不再那么狂妄，因为伤痕已变得如此美丽！

第5篇：尽忠报国范文

云集河东的日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当年在淮北、临沂、潢川、随枣曾让他们屡屡闻风丧胆的张自忠将军，竟会带如此弱小的兵力挺进险地放手死搏!然而，身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的张自忠深知此役事关重大，他在军事会议上曾庄严地说：“我们奉命守住这条线，就决心在这条线上拼……不奉命令，决不后退……万一不幸拼完了，我与弟等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四万万同胞!”他几次在给友人的信中都提到：“趁未死之先，决为国家民族尽最大的努力，不死不已”，“以必死之决心与倭寇相周旋”。更能体现他矢志报国壮烈情怀的，是他渡河前留给部将的两封遗书，其中之一写道：

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5月16日下午四时许，张自忠将军在襄河东岸杏仁山，身负七创，壮烈殉国，时年49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集团军上将总司令衔并战区一翼最高军事长官之职在前线罹难者，惟此一人……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得报，痛哭失声，两眼红肿，“精神恍惚，若有所失”；张自忠的老长官冯玉祥自述：“真如晴天霹雳，震我肺腑……更痛惜在此抗战的重要阶段上牺牲了一员大有作为的猛将，这真是全民族的重大损失!”再电李宗仁：“战争胜负，兵家之常，无足为虑，而忠烈遗骸如不觅得，实为我全军上下终身之遗憾无穷。”其实，在16日当晚，张自忠部黄维纲将军已率勇士袭击了日军营地，夺回将军忠骸，并经苦战安全送抵襄河西岸营地。

5月21日凌晨，张自忠部将李致远将军奉命护送张将军灵柩前往重庆。经荆门、当阳等县和沿途集镇，各界群众祭奠不绝，许多农民自发加入到这肃穆的送灵队伍中。在宜昌，在尖厉的空袭警报声中，人们一反四散躲避的常态，镇定地护卫灵柩继续前行，无一人离队。次日，军政官员数百人举行公祭，军乐队奏响哀乐，老百姓燃起香烛、鞭炮，共同向这位民族英雄致祭。天上的日机被这悲壮肃穆的场面所震慑，竟未投一弹未放一枪。

24日凌晨，民生公司自愿免费护送将军灵柩的“民风”轮升火待发。从停柩的东山草堂到码头的几华里路上，弹丸小城宜昌自发送殡的民众竟达10万人!护柩大队浩荡前行，沿途两侧布满香案、花果，鞭炮轰鸣，香烟缭绕。有的人掩面而泣，有的人躬身拜揖，有的人匍匐在地，嚎啕大哭，更多的人不停地挥动手里的白毛巾。放眼望去，一派白茫茫……有一位老太太天没亮就起身赶做面食，说：“我要为张将军做一顿北方饭。”

由于沿江各县民众纷纷要求登船致祭，“民风”轮行进缓慢，28日凌晨才抵达重庆。、冯玉祥、孔祥熙、何应钦、孙科、张群、宋子文、于右任等臂缀黑纱，肃立储奇门码头迎灵，随后登轮，绕棺致祭。不禁抚棺大恸，在场者无不动容。率百官为张自忠将军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他亲自主祭，气氛庄严肃穆，极尽哀荣。当天，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将军一生的勋绩，电文达八百余字。据说，的办公桌上从此摆上了张自忠将军的遗像……

7月7日，国民政府在抗战三周年纪念日将此事公诸报端。噩耗传出，举国恸悼，各地军政当局和民众纷纷举行隆重悼念活动，全国上下形成一派颂扬民族英雄痛斥投降卖国的正义声浪，高张了爱国主义精神。

远在陕北的延安军民，直到8月6日才获悉张自忠殉国的消息。《新华日报》在当天的社论中指出：“张将军对抗战立功极大……的确配称为炎黄的优秀子孙，模范的民族革命军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8月15日下午，延安各界代表千余人齐聚中央大礼堂为张自忠等殉国将领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题“尽忠报国”，题“取义成仁”，题“为国捐躯”；、王明、王稼祥、谭政、肖劲光、高岗、王若飞等到会，赞颂张自忠等爱国将领的民族气节和赫赫雄风。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张自忠题“天地正气”，题“勋烈常昭”、“英烈千秋”，李宗仁题“英风不泯”，冯玉祥题“荩忱不死”，于右任作哀辞曰：“永为民族之光荣，是军人之圭臬。”董必武赋诗：“男儿抗日死沙场，青史名垂姓字香。中原倘有英灵护，争让倭奴乱逞狂?”张自忠殉国后，国人悼文多至万千，而真诚感人论事精翔，最堪激励勖勉当时和后人者，当首；准发表于1943年5月16日《新华日报》报首的那段文字：“……他的英勇坚毅，足为全国军人楷模。而感人最深的乃是他殉国一役。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及冯治安将军的两封遗书，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张上将之殉国，不仅是为抗战树立了；楷模，同时也是为了发扬我国民族至大至刚的气节和精神……这种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乃是抗日战争中所需要的宝贵精神……”

1946年6月5日，为张自忠将军家属签发了荣哀状，那是“荣字第壹号”!

第6篇：尽忠报国范文

关键词：伍子胥 左传 儒家思想

《左传》是一部儒家经典著作，它从史学、文学等方面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1]书中称孔子为圣人，可见它是推崇孔子思想的，据《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论本事以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由此看出，《左传》在记事的过程中也对儒家的核心思想进行了诠释，它通过大量的历史场景、人物对话的描写，还有对事件前因后果的叙述，塑造了很多经典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其中伍子胥形象，更是《左传》典型人物中的突出者，儒家所倡导的忠孝等核心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了具体体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左传》对伍子胥形象的塑造

《左传》作为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史书，对武子胥相关史事作了真实的记载，从《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诸子散文中，伍子胥事迹的主要情节都可以得到印证，但《左传》在叙述伍子胥的史事的过程中，运用了较高的文学艺术技巧来塑造其形象，具体表现在典型性材料的选择和人物典型性格的塑造上。《左传》中伍子胥的史事散布在昭公二十年、昭公三十年、昭公三十一年、定公四年、哀公元年、哀公十一年中，这六处事迹形断神连，截取了伍子胥人生中最重要的四个片段：逃亡、复仇、劝谏、死去，对他的人生经历作了非常完整的叙述。《左传》中比较典型的人物还有很多，如晋赵盾、楚沈尹戌、郑子产、吴公子季札等，作者都只叙述了他们人生轨迹中某段典型的言行片段，都没有像写伍子胥那样选择典型材料连续地去写完其一生。另外，《左传》在叙述伍子胥人生的这四个阶段的同时，成功地塑造了伍子胥的人物形象，其忠孝智勇的典型性格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正由于伍子胥形象塑造的成功，后来的《韩非子》《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著作都受其影响，它们在《左传》的基础上对武子胥的事迹不断进行艺术加工，使伍子胥的形象变得更加充实与鲜活。

二、《左传》中伍子胥的形象特点及其体现出来的儒家思想

对于伍子胥，后人中大多为其忠孝、勇敢、智慧而高度赞扬，战国时屈原曰：“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陈轸：“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孝已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如梁启超：“伍子胥智勇深沉，真一世之雄也。”也有人对其持不同态度，如邵宝：“伍子胥孝知有亲而不知有国，仇一人而戕一国，卒之流毒宗社，不亦甚哉！”后人的这些评价主要依据《左传》《国语》中的史事，也有依据《韩非子》《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作品中的内容，下面笔者从《左传》的文本来分析伍子胥原始形象特点。

（一）伍子胥的忠与孝

春秋时期，忠孝思想已成为社会的道德准则。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为人谋而不忠乎？”[2]儒家思想认为忠大致可以体现在利民、事君、为公三个方面，要做到“忠”，需尽力为人谋，为国家、为他人竭心尽力，而绝非那种朝秦暮楚，三心二意。而“孝”也成为了当时主要的家庭道德准则，“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c！”[3]孝成为道德准则里面的根本。但孔子所提倡的忠孝观念，绝非汉代三纲五常所认为的愚忠愚孝，在他看来，忠孝观念既是一种道德准则，又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态度，而历史进程中的人物与事件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那么对人对事的忠孝态度也绝非一成不变，它应该是灵活的，是辩证的。宣公二年，赵穿杀晋灵公后，史官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4]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5]从孔子对赵盾和管仲的态度上看，并没有认为二人不忠其君，反而认为赵盾是良大夫、管仲是大仁之人。

《左传》中伍子胥的形象所表现出的忠孝思想和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是完全一致的，在《左传》中，伍子胥被叙述为一个至忠至孝之人，表现如下：

1.对吴王阖闾忠心耿耿

吴王阖闾与伍子胥的关系，正如论语中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吴王阖闾把伍子胥引为心腹，对他言听计从，正由于这种知遇之恩，伍子胥对吴王阖闾忠心不二。他为吴王阖闾献计献策，尽心服务，正体现了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昭公二十年伍子胥为阖闾荐H设诸助其刺杀吴王僚，昭公三十年为吴王阖闾献上扰楚之计，定公四年吴攻楚时为行人以谋楚，吴王阖闾死后，为报其知遇之恩，实现其生前吴国称霸的愿望，伍子胥尽力辅佐夫差。哀公元年力谏夫差不要与越讲和，劝其一举灭越，哀公十一年中，冒死谏夫差弃齐灭越。《左传》中的这些事实可以看出，伍子胥对吴王阖闾忠心耿耿，竭尽全力，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至忠之人。

伍子胥作为楚人而帮助吴国攻打楚国，史上一些学者文人便据此认为伍子胥是一个不忠之人，而《左传》并没有在叙述伍子胥史事章节的后面以“君子曰”的形式来发表对武子胥的不忠的批判，反而在叙述伍子胥对吴王阖闾的忠心史事中显现出一种赞扬的态度，这与孔子辩证的忠孝观是一致的。孔子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5]是君臣之间的行为准则，同时也强调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君要像国君的样子，对于那些没有忠恕之道的国君，大臣“可以犯之”。《左传》中，当大臣遇到使臣以礼的国君，如晋文公等，《左传》便以肯定的态度写出这些大臣的赤胆忠心，但对于反叛无道之君的大臣，《左传》并不谴责这些为臣的“不忠”，反而对这些看似“不忠”的大臣中的有些人持一种肯定的态度。楚平王亲小人费无极，信其谗言娶了儿媳，追杀儿子太子建，杀了伍奢、伍尚，通缉伍员，从而导致伍子胥不忠于他反而助吴攻楚报仇，行文中，《左传》并未否定伍子胥的行为，反而尽力体现伍子胥对吴王阖闾的忠心，明显地体现出儒家的这种辩证的忠孝观。

2.伍子胥是一个大孝子

春秋时期，孝道已经成为当时一种社会道德准则，从《左传》记载的史事中可见，如桓公十六年，卫宣公谋害儿子急子，急子不违背父亲之命不逃等死，书中急子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可见尽孝思想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左传》宣扬孝道非常明显，在隐公元年就以“君子曰”的形式高度赞扬颖考叔孝及庄公的行为，把孝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道德去提倡，但《左传》所倡导的儒家的孝道思想是非常具体的，它是一种辩证的思想，它不赞同死守孝道，提倡守孝要分清大义。晋太子申生遭到骊姬和晋献公陷害而死，申生的弟弟重耳和夷吾选择了去国逃亡，夷吾是后来的晋惠公，而重耳成了晋文公，如果重耳和太子申生一样不违父命选择死亡，那历史上就没有这么一个具有文治武功的国君了，这与《左传》的思想相悖，因此，不能说重耳是不孝之人，而按照孔子提倡的“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的观点来看，申生的死却是置父于不义之地，他反而是不孝。

《左传》中，伍子胥是以一个大孝子的形象出现的，也体现着儒家的这种辨证的孝道思想。昭公二十年，楚平王杀害伍奢之前，企图召集其两个儿子伍尚伍员并将他们一起杀害。

王使召之，曰：“来，吾免而父。”棠君尚谓其弟员曰：“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伍尚归。伍员奔吴。

伍尚、伍员为父作出的两种选择是他们对孝道的一种理解，一人赴死，一人报仇，一个解父之困，一个释父之憾。史上一些人对伍子胥没有急父之困奔吴赴死作批判，认为吴子胥不孝。《左传》只是以记言的方式交代了兄弟二人的分工选择，并未以“君子曰”的形式对其做评论，虽然作者没有明确表明其观点，但还是比较明显地看出他对伍子胥以报仇的形式来尽孝的方式是持肯定态度的。伍奢受谗被害，死前闻员不来，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其愤恨之情可知，报复之情可览，“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伍子胥以父亲之恨为恨，为报父仇逃到吴国，坚毅隐忍，执着信念，历经十四年终于助吴攻陷楚国，使楚国差点面临灭国的境地。复仇的成功体现出伍子胥的大孝，十四年的艰辛苦楚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范仲淹就高度赞扬：“胥也应无憾，至哉忠孝门。”

（二）伍子胥的大智大勇

儒家思想里面，一贯推崇智者，“臧文仲居蔡，山节藻，何如其知也？”“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里记载的这些言论，都强调为人处事要有智慧，有谋略。《左传》中叙述了很多智谋之士。随国的贤臣季梁、郑国老臣烛之武都显示出过人的智慧。同时，儒家思想里面也赞扬勇者，“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儒家思想认为，只有勇敢的人，才会为了仁义无所畏惧。《左传》中也塑造了很多这样的勇敢之士，像郑国的颖考叔、赵国的提弥明等，他们的英勇形象都非常突出，而特别是伍子胥，其过人的智慧和无畏的形象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具体表现如下：

1.有识有谋，智慧过人

首先，从费无极和伍尚的言语记载中可以看出伍子胥过人的智慧。“奢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其次，伍子胥逃亡之时，最后选择投奔吴国也显示出其过人的分析能力。《左传》中，吴国是一个后起的大国。成公七年，“吴国始大”。从形势上看，吴国要争霸，必然向楚地发展，二国发生战争势在必然。开始作战二国互有胜负，但昭公二年楚吴朱方之役之后，吴国开始处于上风，楚国夹在晋吴郑国之间，已是力有不逮。因此，当时最合适最有能力帮助伍子胥完成复仇使命的国家非吴莫属，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伍子胥在复仇的同时也能令吴国称霸，这对双方来说是一个能够实现共赢的选择。其三，伍子胥选择了效力于公子光而没选择吴王僚也表明其过人之处。

昭公五年，员如吴，言伐楚之利于州于。公子光曰：“是宗为戮而欲反其仇，不可从也。”员曰：“彼将有他志。余姑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

《左传》通过伍子胥的自言自语写出其心理活动，显示出其非凡的识人能力，一举识破公子光有他志的内心：不想出征，想在家等待时机夺王位，又恐他人出征取得功劳。《左传》在昭公三十年里又通过吴子的话来呼应。

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馀之功也。”

伍子胥识破公子光的内心，且相信公子光的能力，把自己的命运押在公子光身上，并作出快速行动，“乃见H设诸焉，而耕于鄙。”其四，正确认识到吴越之间的关系。伍子胥认为，吴越之间，就如同吴楚之间的关系一样，是敌对而不可共存的关系。“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仇，后虽悔之，不可食已。”在举国放松警惕的情况下，伍子胥向夫差进谏，无奈夫差一意姑行。当夫差不听忠言之时，伍子胥马上预见到灭国的结局，于是“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

2.胆气过人，勇敢无畏

首先，向夫差进谏是需要勇气的。伍子胥知道夫差和阖闾不同，阖闾是个明君，他对伍子胥的话言听计从，而夫差不同，“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6]而且亲近谀臣伯海刚愎自用，伍子胥知道向夫差进谏，说多了会导致杀身之祸，但是，他还是无所畏惧，冒死进谏。其次，明知有难，从容面对。哀公十一年，夫差带兵伐齐。伍子胥冒死进谏，夫差弗听。当伍子胥出使于齐的时候，“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反役。”本来进谏就已触怒了夫差，还把儿子托付给夫差的军事上的敌人齐国，对夫差来说是火上浇油。伍子胥能预见到回到吴国的结局，但他还是回到吴国，置生死于度外，从容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

《左传》成功地塑造了伍子胥的形象：一个大忠大孝，大智大勇的人物形象，儒家的核心思想也在他身上得到集中体现，从而导致后来的统治者为维护封建制度建立思想w系而有目的地对其形象进行大力宣传，这使得伍子胥的事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韩非子》《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在《左传》基础上，在伍子胥的史事中添加了许多细节，虚构了一些情节，使得伍子胥的形象显得更加丰满、生动，伍子胥的事迹也因此家喻户晓。

注释：

[1][4]李梦生：《左传今注》，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335页，第250页。

第7篇：尽忠报国范文

关键词：性格 私利 廉洁 知恩图报 宁静致远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2-0084-01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能够熟能生巧地将诸子各家思想融会贯通于一身，并将儒家思想的精髓传承给后人，用儒家思想影响后人，所建立不朽功业的人。？纵观历史，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真正将百家思想的精髓彰显透彻的人，唯有坡和诸葛亮。他们的思想不一定是儒家思想最深刻的，但他们的思想绝对是儒家思想中最通达也最完美的，最复杂也最健全的。诸葛亮，则用儒家的君子人格和传承为主干，融入墨、道、法、兵竹子思想为羽翼，真正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典型。诸葛亮的思想性格通过《出师表》渗透到每一个中学生的心灵，让当代中学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让儒家思想影响着现代学生的心灵，净化他们的心灵，对学生的性格形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个性对学生的影响

当今社会拜金主义，享乐思想在社会上蔓延，直接影响了青年一代的身心健康。教师引导学生从“诸葛亮隐居隆中，博览群书，广交贤士，关心国家大事，每自比管仲和乐毅，肩负大任、志存高远的远大抱负”去感受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志向，并励志实现自己的目标。从诸葛亮不醉心于功名利禄、汲汲于荣华的品格中，感受诸葛亮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培养学生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从当时曹操称雄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在石广元、孟公威等投操麾下，诸葛亮却不为所动，可以窥见诸葛亮不为金钱和权利所动的“淡泊明志”强志的思想。但刘备三顾茅庐，以千古未有的求贤至诚深深打动了诸葛亮，诸葛亮才毅然步出草庐，辅佐刘备一匡天下。诸葛亮在著名的《戒子书》中，曾谆谆告诫：“夫君子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至今成为传诵千古的警言，这是诸葛亮淡泊节操的真实写照。教师在教授《出师表》时，应该积极引导学生激情深入其中，用心灵去领悟诸葛亮人格的博大和魅力所在，从而使我们的学生从小受到诸葛亮这种儒家思想的熏陶，逐渐培养学生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个性，对学生的成长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社会的进步也起到积极的影响。

2 亲贤远小，廉洁奉公个性对学生的影响

当今社会，民风浮躁，读书无用论有抬头的趋势，买官卖官时有显现，大学生就业压力大，知识和价值出现一定的偏差，很多学有所成的贤士，一时施展不了自己的才华，但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贤能之士，一定会有用武之地。在《出师表》中，诸葛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真是良药，求贤若渴。诸葛亮进谏后主，诸葛亮乃举贤之典范，蒋琬的忠雅的，费的清廉才华，姜维的智勇双全，都是诸葛亮的重用和培养，引导学生对学识的敬仰和追求，励志成为一个贤能之士，立志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从中学阶段树立远大的目标，积极进取，努力向上。托孤大臣李严运粮失责又慌报军情，诸葛亮公正处罚贬其为平民，但诸葛亮极其信任李严之子，并促进他劝父改过自新。因此李严不但不抱怨，还心怀感激。诸葛亮知人善任，明之以法，晓之以情，以公正服人心！诸葛亮廉洁自律，带头如实申报个人财产。其书曰，臣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一家可以温饱，臣随身衣食，都是官府供给，决不别作经营，增长私产一寸，臣死以后，如查出多余财产，那就是对不起国家。由此可见诸葛亮光明磊落，做官员的表率。引导学生努力做一个廉洁自律的孩子，在孩子的心目之中灌输“做人要贤能，做事要廉洁，待人要公正”的个性，让所有的学生从诸葛亮的《出师表》悟出为人之真谛，让学生成为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践行者，我们教育的目的才彰显出来。

3 不谋私利，尽职尽责个性对学生的影响

中国历朝历代都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为国尽忠的英雄人物，“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且不说这样的诗句牵动了古今多少位仁人志士的心弦，但是诸葛亮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所表现出的蓬勃与强健，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感天动地，让多少任为之动容，应该让学生从中悟出“有国才有家”的深层内涵，让学生从诸葛亮身上学到民族的精髓，成为建设国家，保卫国家的坚强力量。诸葛亮尽瘁国事，忠心辅政。诸葛亮先后辅佐刘备、刘禅两代君主，公而忘私，忠心耿耿，刘备很信任诸葛亮，临死托孤于诸葛亮，并大义地提出让出家天下，但诸葛亮没有夺取君位的政治野心，侍奉扶不起的刘禅，更加殚思竭虑，亲理政事细处军事，汗流终日，最后以身殉职，病死军中，时年五十四岁。诸葛亮辅佑后主，实际上是执一国之政，出帅入相，但后主没有感到诸葛亮的威胁，群臣也没有感到诸葛亮的权越，倘非心底无私，为国而忘家，焉能如此！诸葛亮这种精神在《出师表》彰显的淋漓尽致，可见诸葛亮为了这个国，舍弃了自己的家。诸葛亮这种尽忠的思想，让学生在其中悟出其中的道理，让学生明白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重要性，积极引导学生做到敬业乐业，对于一个人人生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国家的至关重要。从而自觉养成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职业的大局意识。

4 情意至重，知恩图报个性对学生的影响

第8篇：尽忠报国范文

一、“移孝作忠”，忠孝文化发挥着强大的政治教化作用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孝德一直居于社会价值体系的中心，并由此形成了具有原发性、综合性的儒家文化。后来，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对“孝“的思想观念加以发挥，“孝”成为古代中国人的立身之根本。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开始重视孝的朝代。至西晋，司马氏集团通过阴谋和屠杀建立政权，统治者意识到政权刚建立，东吴尚据江左，为了减少灭吴的阻力，收笼东吴民心，需要一种统一的、能被人们认同和接受的思想来巩固新政权，“以孝治天下”便应用而生，李密早有孝名，适应了统治者“以孝治天下”需要，统治者要把李密树立成一面旗帜，所以催逼得很紧。“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统治者这么急切，一方面是对亡国之臣实行怀柔政策，显示其宽厚之胸怀，另一方面是意识到“孝”具有统一人们思想的重大作用，要通过树立李密这样具有符号意义的人物，向世人传达实行孝道的治国方略，显示自己清正廉明，用孝来维持君臣关系，维持社会的安定秩序。

二、“忠孝不能两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艰难选择

早在刘邦建汉之初，就开始重视孝道，并把它作为国家维护社会政局稳定的一项重要思想武器。忠君、孝亲成为许多人的追求。李密早有孝名，据《晋书》本传记载，李密奉事祖母刘氏“以孝谨闻，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李密的忠表现在他的政治追求上，“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据史料记载，李密在祖母去世服期满后出仕。在任温县（今河南温县）令时，政令严明，政绩显著，刚正见称。李密本望到朝廷任职，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由于朝中无人推荐，最后只做了汉中太守，一年后罢官归田。这些表明李密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和追求，李密追求“忠君、孝亲”的完美境界，但现实却是三国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灭蜀，李密沦为亡国之臣。李密是蜀汉旧臣，古人讲“忠臣不事二君”，李密再出仕，就意味着对前朝的不忠，如果不听从君主的诏令，不出来做官，就是对当朝的不忠，处境会非常艰难，李密在忠君问题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古人讲：做官如履薄冰。皇帝高兴时，臣为君之心腹；皇帝不高兴时，臣为君之土芥。李密不能没有后顾之忧。晋朝刚刚建立，李密对晋武帝又不甚了解，盲目做官，安知祸福。所以李密“辞不就职”，不是不想做官，而是此时此刻不宜做官。李密必须寻求到一个出路，摆脱这个困境，以晋朝“以孝治天下”为口实，在“孝”字上大做文章，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晋武帝的价值观念中去，用孝来回避忠与不忠的问题，成为最适当的选择。

三、先尽孝，后尽忠，忠孝文化在对立中寻求统一

第9篇：尽忠报国范文

在深刻认识领会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是整个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稳定的部分，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共同思想基础。军人核心价值观对军人思想道德和行为方式起着主导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命军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怎样培育这种价值观？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大而现实的课题。胡主席提出的“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这五个方面，全面概括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明确规定了我军官兵的根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回答了听谁指挥、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根本问题，既体现了我军优良传统，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是先进军事文化的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军队的具体化。青年军官要认真学习胡主席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全面把握“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五个方面的基本要求、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树立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就可以拥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让生命绽放光彩。

在普遍理解认同上下功夫。青年军官要做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自觉实践者，用自己的模范言行引领理解认同，引导全军普遍形成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良好风尚。要带头理解认同忠诚于党。忠诚于党是人民军队最重要的政治要求和最根本的道德标准，也是我军官兵最高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信仰。忠诚于党就是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忠诚于社会主义，忠诚于军队事业。只有忠诚于党才能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做到听命于党，服务于党，献身于党。要带头理解认同热爱人民。热爱人民是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是革命军人最本源的价值追求。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的国家，我们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热爱人民，就是热爱党、热爱国家。只有热爱人民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真挚情感爱人民、一切利益想人民。要带头理解认同报效国家。报效国家是军人的天职，更是革命军人的最高行为准则。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报效国家蕴含大家与小家、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国家前途与个人前途的深刻内涵，才能在报效国家的不懈奋斗中，实现着当代革命军人自身的价值，展示着壮丽的人生。要带头理解认同献身使命。军队因使命而存在，军人因履行使命而展现价值。献身使命是履行使命的必然要求，也是军人的天职。献身使命就是要忠诚使命、不辱使命。青年军官就是要从思想上牢固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建国防、强国防的意识，有上不愧党、下不愧兵的豪迈，有强固长城、守疆土的气魄，有寝食不安、夜以继日的情感。要带头理解认同崇尚荣誉。荣誉是军人的第二生命，荣誉是青年官兵成长进步和部队的建设发展巨大的推动力量。崇尚荣誉就是自觉维护荣誉，不断创造荣誉，永远珍惜荣誉，更是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