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学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西医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 中医学；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中医英译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 “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 “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
1 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 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形”与发音直接联系，对其语义的理解是以听觉为基础，从而跳出了以事物具体形象为材料的视觉思维框架，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抽象推测、概念思维和范畴区分以及对这个世界力求得出客观判断的传统。实际上，医学英语词汇中所含的纯英语词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都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差异(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产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从一种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能否被对方文化传统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气”为例。《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气”在甲骨文中作“气”，象空中流动的气流，蒸发升腾，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为无形。因此，“气”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时的“气”可英译为air。随后，包围、充斥在人类空间的“气”，被抽象化为一种哲学意义上具有物质含义的“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医学家抓住时机，适时地将“气”引入医学。这样，“气”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桥梁。到了《内经》时代，“气”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亦是人体的基本物质，且可化而为血、为精、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体正常生命功能活动为“神”。《内经》的全部理论与技术，几乎无一不与“气”相关，且各种各样的“气”名目繁多，有阴气、阳气；清气、浊气；天气、地气；正气、邪气；营气、卫气；四时之气、藏府之气、经脉之气；等等。此时。“气”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 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现在，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qi已不再陌生。
第2篇：西医学论文范文
我院对代偿性肝硬化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并进行临床观察，取得较好疗效，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所选取的96例代偿性肝硬化患者，其诊断均符合2000年9月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肝病学分会联合修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诊断标准［1］，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48例，男38例，女10例，年龄33～62岁；对照组48例，男40例，女8例，年龄32～60岁；所有病例均未出现过腹水、上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等失代偿情况。两组资料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治疗方法治疗组给予静点丹参注射液250ml，1次/d，并口服中药汤剂，基本方为柴胡疏肝散合胃苓汤加减，方剂主要药物组成及常用剂量为：黄芪、柴胡、枳壳、香附、白芍、茯苓、白术、厚朴、陈皮、郁金各15g，青皮、猪苓、炙甘草、川芎各10g。1剂/d，水煎取汁300ml，分3次口服。疗程3个月，随访6个月。对照组口服维生素E丸100mg，3次/d，静点维生素C2.5g，1次/d，疗程3个月，随访6个月。治疗和随访过程中出现明显肝功异常（ALT>120u/L）或肝硬化失代偿者按治疗原则给予相应治疗。
1.3观察指标所有病例每月检测总胆红素（TBI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血清白蛋白，每3个月检测血清肝纤维化指标［透明质酸（HA）、层黏连蛋白（LN）、Ⅲ型前胶原（PCⅢ）］及彩超测试肝脾大小和门脉直径各1次。治疗和随访中如出现TBIL>35μmol/L、血清白蛋白<35g/L、腹水、上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等为肝硬化失代偿。
1.4统计学处理计量数据用t检验，计数数据用χ2检验。
2结果
2.1失代偿情况治疗结束后及随访半年中，治疗组发生失代偿情况为12.6%，对照组发生失代偿情况为32.9%，有显著性差异（P<0.05）。
2.2血清肝纤维化指标变化情况治疗组血清纤维化指标在治疗前后变化显著，而对照组在治疗前后并无显著差异，见表1。表1血清肝纤维化指标治疗前后的变化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1，**P<0.05，P>0.05
2.3门脉直径的变化治疗组治疗前（14.21±1.32）mm，治疗后（13.2±1.26）mm，疗效显著（P<0.01）。而对照组治疗前（13.99±1.31）mm，治疗后（13.92±1.29）mm，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组病例58.9%脾脏厚度缩小>2mm，而对照组只有12.3%，两组对比差异显著（P<0.01）。
2.4不良反应两组患者均未发生明显不良反应。
3讨论
代偿性肝硬化的合理治疗方案是去除致病因子，抑制胶原纤维形成的各个环节，促进其降解和吸收。长期以来，以活血化瘀和软坚药为主的方剂，已获一定效果。丹参注射液为中药制剂，丹参的成分之一丹参酮Ⅱ-A磺酸钠有明显的抗脂质过氧化作用，且有改善肝脾微循环、促进肝细胞再生的作用。中药黄芪补气升阳，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可提高机体免疫功能［2］。柴胡、枳壳、香附、郁金、青皮疏肝理气，川芎、白芍养血和血，炙甘草、白术、厚朴、陈皮运脾化湿，茯苓、猪苓利水渗湿。本文结果提示，丹参注射液和中药联合应用可有效降低血清HA、LN、PCⅢ，同时有效缩小门脉宽度和脾脏厚度，并阻滞肝硬化失代偿的发生，明显提高患者的生存寿命和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第3篇：西医学论文范文
摘要：以评议的方式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论证了中 西医结合的必然性及其发展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指出中西医要实现交流与结合，不能单 从两个医学理论的本身相互解释，必须找到能在更高层次上统一这两种从不同角度发现人的 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
关键词：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产生于中西两种医学同时存在的客观现实，这既是我国医学发展的一个 努力方向，也是创新医学理论与手段的尝试。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医学发展中的一个独立学科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中西医结合仍只处于奠基与初步发展阶段［1］，面临着诸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并且一直面对着各种批评与质疑 。本文拟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论证其发展过程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坚定学科发展的信 心，探索学科发展的方向，以期推进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1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过程性
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多元的文化起源，孕育出多元的自然科学技术。中西医学正是源 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东西方医学同时并存、不同发展的结果。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真理一元 性决定了多元科技趋于统一的历史必然性。在同一领域，不同的理论终将融合为统一的科学 理论，统一在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之中。
从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看，中西医的差异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唯一的。在不同的人类 文明的发源地，不仅孕育出了多元的医学，也孕育过多元的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物 理学、化学等，这些学科都已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走向了世界范围的融合统一，形成了 世界范围内科学家们共同遵循的理论体系。在自然科学领域，除了医学，东方科技基本都已 成为历史，西方科技早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超越并融合了东方科技。而在医学领域，西方医 学虽然在19～20世纪之交已经超越了中医学，并成为中国的主流医学，但却一直没 有完全取代中医学，成为唯一的、统一的医学。对此，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的研究表 明，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融合时间表，而中西医学的融合时间尚不知在何时(见表1)［ 2］。西方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融通的速度和进程，与各学科研究对象的有机程度相关， 有机程度越高，统一的速度越慢，“某一门学科越复杂，就越难实现东西方的统一”［ 2］。中西医结合，正是朝着医学融合的方向，在中西医汇通之后，试图将两种医学统 一起来的又一次尝试。而在两种医学理论的融合点没有出现之前，还只能是寻求医学进步、 提高医疗效果、促进医学统一的一种探索和实验。表1 东西方不同学科的融合时间表（略）
近50年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与存在的争议也表明，中西医结合尚处于方向和道路探索的起步阶 段，处在寻找结合点或结合途径的阶段，距离实现中西医结合的既定科学目标还有着目前无 法开列其时间表的探索过程。对这一点，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学者应该有充分思想准备。
在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同的认识存在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今天还远没有找到融 通这两种医学理论的方法与手段。要实现这一目标，正视否定性意见，研究和回答否定性意 见，对探索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与方法来说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总结、回顾中西医结合 中的各种争论，在现阶段有着特殊的意义。
2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复杂性
就某一学科领域的形成与发展而言，任何一门新的科学学科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在现有学科 存在着不足、其理论和技术难以解释或改造客观世界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的基础上萌芽和 出现、发展和成熟，从而取代原有的学科或者从原有学科中分划出来的。这是一个长期的、 艰巨的、有时是反复的科学探索的过程。中西医结合医学也是如此。
同一领域两个不同医学理论的同时存在并被实践证明各有其效，各有不足，为中西医结合的 尝试提供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基础；而要在理论内核上将两种医学理论融合而发展成为毛泽东 所预言的“一个医”，就目前而言，在理论和技术上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困难与挑战。
其一，就中西医结合的指导思想而言，毛泽东的认识，确实存在着“以西统中”的思维偏差 。这从通过培养“西学中”的高明理论家而促进中西医统一的指示中可以明显反映出来。 融汇两种医学理论体系的学科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其道路与发展模式应该是多元的。名 家、名人的某一论断或某种尝试可能揭示了某种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但若将其作为学科发展 的唯一依据，则可能限制了其他可能推进这一学科发展的多元探索与实践。围绕中西医结合 学科发展道路以及毛泽东有关论断的争论，正反映出这种真理是否“唯上”、“唯权”的问 题 。只有将不同的声音在中西医结合多元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相互借鉴、认同，才能形成中西医 结合发展的合力。
其二，从实践层面上看，近半个世纪的中西医结合，基本上遵循着“以西统中”的指导思想 ；以西医学的理论与方法，或曰自然科学的方法发掘、改造、融合中医学。而当代自然科学 面临的困境表明，“自然科学、技术、经济学、管理和政治学中，线性思维显然已经过时” ［3］。而在中西医结合中我们却在千方百计地沿着线性思维的方法与模式批判、改 造着中医学。当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无法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破解中医学的基本概念时 ，其理论上的结合也就变得无从下手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多学科的中医研究，中医自身 要 先行现代化的呼声开始高涨起来。从这一点上，也说明了中西医结合还处在选择道路与寻找 方向即所谓“突破口”、“结合点”的阶段，而解决这一方向性问题在今天的研究条件下， 尚无人能够预期。
其三，中西医结合医学能在我国成为独立的医学学科，既是广大医学工作者、特别是中西医 结 合工作者努力的成果，也是政府政策扶持与保障的结果。政策的支撑，为中西医结合的发展 提供了科学发展的良好环境，但一门科学学科的成熟，最终必须依靠学科队伍的科学研究成 果。今天，从临床技术应用的角度，我们已经取得了许许多多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的成果， 但这些成果同时也是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共同成果。在中西医结合医学还没有形成自身特有的 、不同于中医学和西医学的理论体系之前，只是拿来、应用了相关学科的现有技术。这一现 实，使中西医结合的学科评价也呈现出复杂的情况。中西医结合只有突破对中西医理论、技 术简单组合的这一阶段，才能迎来属于自身学科的理论与技术发展。在此之前，争议与批评 将一直存在。直面争议，研究争议，回答争议，是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因 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正是中西医结合医学从起步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
3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艰巨性
20世纪50年代，当毛泽东预言通过“西学中”的实践，造就出中西医结合的“高明的理论家 ” ，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时，中西医结合的目标似乎不太遥远。20世纪60～70年代，当“新医 学 ”成为我国医学发展的口号并成为改造中医的指南时，人们以为中西医结合的时代已经到来 。而今天我们看到，近半个世纪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虽然产生了技术层面上居于世界领先水 平的临床成果(如针刺麻醉、急腹症治疗、骨折治疗等)，但却没有揭示出属于中西医结合医 学自身独立的医学概念，更没有形成不同于中医或西医学的理论体系。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 中西医结合技术，在理论上依然脚踩着中医和西医的两条“旧船”。其不断宣称和发表的学 术成果，没有一项能构筑起中西医结合的专门理论。这一局面让许多医学工作者为中西医结 合的前途担忧。一个没有自己独立的科学理论的学科，其发展的道路将是怎样呢?于是一些 学 者将其总结为：“中医学与西医学属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两种医学所形成的文化背景不同 ，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按照指导中医学形成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改造西医，或按照西医学形 成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改造中医，都无法进行。因此，在目前阶段，取中西医学之长，建立统 一的中西医结合医学，还只是理想中的事情”［4］。 其实，从中西医学共同的研究对象和同一目的来看，只能说中西医学是医学研究领域两个不 同的理论体系，不管其差别如何之大，基于都在研究人的生命现象这一共同点，二者有着不 可否认的相互联系，因此我们才能对二者进行比较和认识。从科学发展的长远看，完全意义 上的医学科学也只能有一种理论存在。科学发展的“优化律”揭示：“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 之间的竞争与选择，除了一方战胜淘汰另一方的情况之外，还有一种情形，那便是两种理论 范式各自独立发展到一定阶段，将被一个新的更高水平的理论范式所取代”［5］。 这种取代不是对前两者的全盘否定与推翻，而是一种扬弃，是在吸收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的 一种更高层次上的重组、融合、互补。科学史上对于光的认识便是这种情形。两千年来中西 医学长期共存、共同发展的事实预示着这一历史趋势。中西医结合的实践，正是我国医学工 作者为了实现医学发展的这一目标所进行的可贵尝试，但也面临着这样的难题：
（1）现阶段，中西医学不同表述的理论之间是难以沟通的，各自的理论体系都不能证明对 方。因此，我们习惯了的用西医学理论来验证中医学理论的中西医结合方式是不能革新中医 理论的。科学发展的历史早已表明，同一领域的两个独立存在的、不同的理论范式是无法互 相证明的。
（2）真理一元观告诉我们，中西医理论体系都包含了对生命活动规律的认识，是生命认识 的局部与整体的两个方面，理应有一个能包涵这两个方面规律的更高层次的科学理论；未来 的新医学体系将能实现其真理的统一。也就是说，中西医学未来的结合，将宣告中西医两种 理论并存的局面的终结。但是今天，无论从西医学的角度，还是从中医学的角度，人们还无 法窥见未来的终极真理。
总之，在科学发展从局部走向整体综合总趋势的今天，中西医学交流与结合是医学发展的客 观要求，是创新医学体系的一个努力方向。但要实现其结合，不能单从两个医学理论的本身 相互解释，必须有使其可能整合的、能在更高的层次上统一这两种从不同角度发现人的生 命活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换句话说，当中西医学两种不同的医学范式，发展到可 以 相互认识时，其难以沟通的问题、“结而不合”的问题便能得到解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中西医结合还有大量的艰巨的工作要做。
我们正处于科学革命和大转变的年代，“这个异乎寻常的发展带来了西方科学的基本概念和 中国古典的自然观的更紧密的结合……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结合，一个新的归纳， 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 统结合起来。”［6］也许，普里高津的认识能给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带来一点启示。
参考文献
［1］吴咸中.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西医学习中医批 示4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J］．中西医结合实用临床急救，1998，5(11)：487.
［2］潘吉兴.李约瑟论文集［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21，2 15.
［3］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 01.序言.
［4］陈利国.关于中西医结合问题的思考［J］．医学与哲学，1999，20(12) ：32.
第4篇：西医学论文范文
【摘要】 本文通过中西医思维方式比较，阐明中西医差异的实质是思维方式的差异，并指出以“中医西医化”来发展中医，结果只能是异化它类。要想实现中医学的卓然自立，只能从思维方式上寻找突破。具体做法是：理论研究，构建现代中医思维;基础教育，培养中医思维;临床实践，夯实中医思维。
【关键词】 思维方式;差异;中医学;发展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历经岁月更迭而生生不息，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它有过辉煌的过去，为祖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在西学东进的劲风中，世人的眼光一起移向西方文明，代表东方智慧的中医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境[1]。“中医西医化”的思潮几乎将中医淹没，眼下有必要通过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理清中西医的本质、特点、优势及缺陷，探讨中医发展方向。
1 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
“任何一种医学都是文化，与其特定的思维相联系”[2]。中西医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医的思维框架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注重整体、功能、直觉的思维;西医的思维主要建立在西方哲学、科学的基础上，注重分析、结构、实证的思维。
中医是整体-类比思维，西医是个体-分析思维。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在这个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事物融为一体，即“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西医的分析还原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高级运动是由低级运动组成的，可一直追溯到细胞、分子水平，借助于精密仪器对原子、分子、基因等离子进行微观的分析。
中医是动态-功能思维，西医是实体-结构思维。“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3]。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具有实体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肝”与“左”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西医认为，一切现象、表现都是某个实体的存在，对于病情的解释一定要找到一个什么“体”(支原体，抗体，线粒体)、什么“子”(分子，原子，粒子)或什么“性”(阴性，阳性)并结合结构作为诊断的依据 [1]。同时借助于人体解剖学，对人体的病变部位做精准的结构把握。
中医是直觉-体悟思维，西医是实证-量化思维。中医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的认识是通过直觉体悟获得的，脏象、经络学说体现了这一点，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西医则运用现代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质方面的材料进行病变机理的实证，并测定定性、定量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
中医的整体、辩证的思维虽是宏观、系统的，但与现代医学相比，已显得粗糙、笼统和模糊;其动态功能的思维使体系封闭成一体，难以证伪，正确性高，准确性低;其直觉思维不是严密、理性的公理系统，重体悟不重论证。西医重个体、分析的思维，忽视整体以及个体间相互关联，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体-结构思维是客观、科学的，却割裂了人体原有的横向联系，显得呆板、机械;其实证-量化思维带有程式化的倾向，以统一标准看待有差异的个体，结论往往有偏差。通过对照可知，思维方式决定下的中西医是大异其趣，各有利弊。这从理论上辨明：用西医的价值体系、思维方法来评判、怀疑甚至否定中医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2 中医学发展的思考
中医从诞生之日起就凸显其思维的优势，为中华民族的养生、保健、预防、治病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自明朝西医传入以来，中医学出现了衰退迹象。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主观方面，缺乏对中医精髓的继承、深挖;客观方面，西方科学思维渗透、销蚀的结果。这使得中医学在发展道路上步履维艰。目前，最大的危机是中医西医化[4]。当务之急，中医学研究的目的是找回中医自己表达的“语言”，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价值观念，从而给中医学的发展提供适合的土壤[1]。
理论研究方面，构建现代中医思维。传统中医从整体、宏观、动态、辩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但也应看到中医不重量化、分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生理病理上细节不清、结构不明、定量不够、诊断辩证上带有较大的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中医学发展的缓慢[2]。中医学应该在坚持其传统思维方式的前提下，借鉴西医学的思维方式，强化微观性、分析性、逻辑性来弥补先天不足的问题。即在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的主导下，科学纳入分析还原思维，将中医朴素的系统论思维改造为现代系统科学思维。这有利于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宏观与微观及宏微观结合上进一步发展中医[5]。
教育方面，培养中医思维。中医学思维的培养靠教育。首先，完善知识结构，科学设置中医课程。中医学是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者相互交融的体系[4]，其知识结构应该包括中医学文化、哲学思想和医疗技能。其次，调整中医课程比重。中医院校应着重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能力，因此，在课程的设置上也应以中医课程为主，把中医知识结构课程列为专业必修课，其余可安排选修课，这样学生的思维方式才可能由西医思维定势转变为中医思维。再次，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教师除讲授传统中医基础知识外，还应将历史文化背景、哲学根源及认识论、方法论等贯穿其中;最后，实现中医经典理论的“现代化”，加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全面领悟中医学的精神实质，自觉形成中医学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中医人应有相当的中医文化底蕴，如果中医人自身学养有了问题，比什么都可怕[1]。
临床方面，践行中医学思维，进行理论创新。现今，中医临床采用的是西医思维方式，运用西医诊断、中医治疗。这种方法，表面上用的是中医治疗，实际上已偏离中医的传统思维，最终导致临床治疗的西医化[5]，这从原点就掉进西医思维和方法的陷阱[4]，是很危险的。中西医是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文明，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切入点，强硬拉在一起，结果只能是两张皮。我们倡导，在临床上，诊断、治疗运用中医思维，积累经验，创新中医学理论。当然，中医学理论创新必须按自身的发展规律，坚持自身研究的取向、思维特点、学术价值主体，这样方可卓然自立，否则将异化它类。如近30年临床研究所创立的中医体质学，升华了中医学对人体生命、健康、疾病的认识，促进了基础理论以及临床医学的发展。具体体现为：使病与诊在人体交叉关系上得到阐明，推动中医病因病机、辩证论治与方法干预的深入研究，拓宽了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 [1]。同时，其“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模式，不仅实现了中医诊断手段的多样化，而且向精准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琦.中医理论的特质与路向[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1(1)：4-13.
[2] 刑玉瑞.中医思维研究与中医思维方法学[J].中医药学刊，2003，21(11)：1832.
[3] 张其成.论中医思维及其走向[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2(4)：10-12.
[4] 刘吉.中医发展现状及思考[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23(2)：5-7.
第5篇：西医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 中西医文化差异 术语英译障碍 英译障碍
中医是中国文化的瑰宝，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中医以其独特的疗效被越来越多国家的人民接受。但是中西医文化存在的诸多差异对中医英译产生阻碍，如何让中医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准确地理解中医文化是中医对外传播研究的重点。
一、中医术语英译障碍分析
中西医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等很多方面都具有共同点，两者都是研究生命过程及防病治病的科学。但是中医和西医在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各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
（一）理论体系不同。
中医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通过望、闻、问、切的方法，探求病因。中医文化还融合了儒家和宗教文化，以及即佛教和道教文化。西医文化基于哈维血液循环理论的建立，这一理论首次解释了人体结构的循环系统。此后，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影响了西医文化的发展，以分子学为基础，以盘尼西林为标志，细菌图谱确立了西医两大理论基础――系统论和分子论[1]。相对于西医的直观，西医术语的简洁明了，中医是从整体和宏观把握人体的规律和共性的，中医语言具有抽象性和模糊性的特点。
（二）中西方语言思维方式不同。
1.中国传统语言哲学思维
儒家、墨家和道家关于语言问题的相关思想和研究构成了中国传统的语言哲学观。儒家的语言观是言论，辩说应该合乎礼制、名分。墨子主张“取实予名”的语言精神，即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名，以做到名副其实。《老子》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具有哲学意义。“名”是指人们描述人与事物之间存在的区别；而当人们描述相关情绪感受时，则用比喻或象形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感受，正所谓“娓娓道来”“名状道物”等。儒家、墨家和道家的语言哲学思想代表和反映了汉语重意合而不重形合的基本特点。这些思想对汉语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中国文化，包括中医文化的基础理论和语言表达留下了深刻印迹[2]。
2.西方古典语言哲学思维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古典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柏拉图的“命名理论”建立了西方第一个语言哲学学说：语言是命名，名字的本分是表达本质。柏拉图认为语言是表达知识的工具，也是表达和交流的工具。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立者，也是第一个对语言进行系统和全面探讨的哲学家。他总结了主谓结构为句子核心的语法规则，定义了西方语言中重要的词类，并对词语进行了分类[3]。
3.中西方整体与个体的思维方式对语言表达的影响
中医是整体性思维，天、地、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笛卡尔创立的西方近代哲学明确把主题与客体对立起来。英语民族的思维方式明确区分主体与客体，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分别进行分析和研究。思维方式直接影响着语言的表达，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中西医文化语言不同的表达形式。中医文化中整体性思维对汉语的影响就是语言全面、周到，词语的意思必须在整体中得以反映，要结合上下文才能确定词语的意思。中医术语大部分来自古代医学典籍，语言结构较松散，术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较为复杂，表达和阐述具有修饰色彩，有很强的隐喻性。西医文献结构严谨，在英语文化个体分析的影响下，英语的词法、句法形态、形式明确具有显性特征，其专业术语往往意义单一，具有专词专用的特点。
二、中医术语英译障碍的解决对策
（一）中医术语英译的“总体解决方法”――直译为西医的对应词。
直译是中医术语英译的首要原则，主要内容是字面翻译法和西医术语重合法。中医五官和形体的名词术语主要遵循字面翻译法。如将五官（five sense organs），七窍（seven orifices），气门（sweat pore），骨（bone）， 脑（brain），髓（marrow），脉（vessel），关节（joint）等术语直译为西医中的“对应词”就行。比照西医术语重合翻译法是最常用的方法，疾病和脏腑的名称与西医切合度较大的术语主要采用这种方法。如将心、肝、脾、肺、肾等术语直接翻译成西医的对应词：heart， liver， spleen， lung， kidney。疾病的名称也往往能在西医术语里找到重合：瘟疫（pestilence）， 感冒（common cold）。中医语言很多源自于古代医学典籍，文字多使用古汉语，晦涩抽象，文学性很强，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先要将其转化为浅显易懂且能准确表达原文意思的现代汉语，再进行英译，这样才能符合译文忠实于原文的要求。如 “生气”，不是指的发脾气，而是先要将其转化为现代汉语“生命力”，再翻译为 “ vitality”； “ 带下医”，不是指的“躲在裙带下的医生”，先要将其转化为 “妇科医生”， 再翻译为 “gynecologist”； 女子胞，意思不是 “双胞胎的女性”，指的是“子宫”，再翻译为“uterus”。不加转化，直译的结果就会贻笑大方。
（二）音译加注释法。
因为中西医文化上的差异，往往有一部分中医术语是找不到重合的西医术语进行翻译的，这时可以采取拼音翻译加括号内注释的方法进行翻译，这是补偿译文化缺失的有效方法。如精：jing（as the world origin in ancient philosophy）； 气：qi （as the world in ancient philosophy）。拼音翻译虽然直接，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特色，提供了文化传播的途径，但是不应在中医术语英译中采用大量的拼音翻译法，不然会“过犹不及”。
（三）用意译方法翻译隐喻，类比方式命名的名词术语。
直译很难翻译出通过类比和隐喻方式命名的名词术语。“白虎历节”和“乌风内障”是通过隐喻的手法分别表示类似游走性关节疼痛和青光眼的眼疾，所以乌风内障应翻译“glaucoma”，“白虎历节”翻译为“acute arthritis”。
（四）规范术语，根据语境选词。
一词多义的现象在中医术语中大量存在。不同的语境里，中医术语的含义是不同的。如“虚”是中医学中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概念，有“体虚，血虚，脾虚”之分。“虚”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根据语境的不同分别翻译。指脏腑的虚时可用asthenia，脾虚时可译为“asthenia of spleen”。“脾虚水泛”一词，其原意是指由脾脏运化水湿的功能障碍而引起的水肿，所以同样是脾虚，这个“虚”应该译作“hypofunction of spleen”。至于阴阳，气血的“虚”，则可译为deficiency。？纯指功能的虚弱，可用hypofunction。表示体虚这一概念时，也可用weakness或debility来表达[4]。
三、结语
中西医在理论体系、思维方式、语言表达等各个文化内涵方面都存在不同。中医术语存在模糊性和一词多义的现象，这些都成为中医术语英译的障碍。中医术语英译应遵循：直译是中医术语翻译的总体原则，因为其体现了术语翻译的自然性和简洁性。对于最具有文化内涵和隐喻特色的中医术语，应该采取拼音翻译加括号内注释的方法来补偿这种文化缺失，以体现中医术语的民族特征。中医术语中一词多义的现象应该根据语境进行翻译。
为了克服中医术语英译的障碍，准确地表达中医，让中医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播，我们就必须学习中西医文化的差异，研究中医英译的特点，以提高中医英译的质量，为中医文化走向国际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马平中.西医文化差异视角下的中医英语翻译障碍[J].外语研究，2013.
[2]刘炜，林文娟.中西思维差异在汉英意形合医学术语中的映射[J].Negative，2016.
[3]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第6篇：西医学论文范文
民国年间,以刘耀先(1864年—?年)《眼科金镜》为代表的一批中医眼科文献,全力秉承中医眼科学术传统,其内容首先表现为对《审视瑶函》、《银海精微》等古代眼科文献学术理论的继承,或对眼科古籍内容的整理改编,使其由博返约。如《眼科金镜》引录《审视瑶函》、《原机启微》内容的比例较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出自《审视瑶函》,书中方剂除前述二书外,也喜用东垣补中益气汤、助阳活血汤、调中益气汤等升阳益气类方剂〔1〕。浙江余姚康维恂(字燮忱),1935年编《眼科菁华录》,卷首列总论,各论分上下卷,共17门,分述123种眼科病证,各论病证“原因”项下的歌诀和各证主方几乎全部与《审视瑶函》相同,仅“症状”由作者重新编写,附方数量有增减变化。此外,书中收有《原机启微》淫热反克等7证,在原书的基础上按原因、证状、方剂、加减、参用逐项改写,更为简明。《黄乔岳眼科全集》“眼病歌诀”、“热症”、“冷症”、“眼目虚实冷热论”、“眼科七十二症”、“眼有七十二症医法”(七十二问)均出《异授眼科》;“五脏要论”、“审症应验口诀”、“看眼法”、“眼科用药次第法”出自《银海精微》,并录《银海精微》数症及治目药方。四川国医学院徐庶遥编《中医眼科学》(1939年)各论病症的病名用药等内容皆源自《银海精微》、《审视瑶函》、《龙木论》等中医古籍,同时作者进行了改编,使其内容更为简炼,仅灵药秘传为其秘方。此期其他中医眼科刻本和大量眼科抄本也多表现为承袭前代眼科文献内容的特点,如1937年刘熔经编,四川省印刷局代印的《眼科仙方》一书中外障、内障、内外障3节,主要内容与作者佚名的清代《眼科奇书》内容相同,只是篇末及附录不同;张育三编《眼科捷要》与聂子因1934年韭松别墅出版的《眼科易简补编》仅内容先后排列有异,它们都与清代《眼科开光易简秘本》存在较为紧密的学术源流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均属于同书异名的关系。其他如署曹炳章编纂的《眼科指南》精抄本,主要内容源于《审视瑶函》,浙江省图书馆标为稿本的《塘西十六世眼科秘本》,主要内容出于《原机启微》、《明目至宝》及《异授眼科》3种文献。民国与清代流行的与《异授眼科》、《眼科良方》有关的眼科刻本、抄本多达近10种,如《良方眼科合编》上海明善书局石印本,藏南京图书馆的《眼科秘方》抄本等。另一方面,近代中医眼科医家在传承中医理论的同时亦取得了一些新的学术成就,表现为医家新的理论见解和临床经验的总结。如《眼科金镜》对内障的瞳神散大、青盲、血灌瞳神、瘀血灌睛等病症要点有细致准确的观察和鉴别〔1〕。作者于自序、“外障论”、“南北不同论”等多篇眼论中反对滥用寒凉,对世俗的用药倾向提出批评,认为“补不可过用参芪以助其火,惟用清和滋润之类;泻不可过用硝、黄、龙胆草之类以凝其血,惟用发散消滞之类。今人治目往往非大补则骤用大寒,多致受伤〔2〕”,可见发散消滞,清和滋润、寒凉并用是作者主张的用药风格。其自拟方以滋阴养血汤、益精养血汤、升阳养血汤等类滋阴养血益精、升阳发散方剂为特色,对于翳症治疗反对滥用寒凉,强调理气活血〔1〕,主张“凡云翳证,只宜理气活血,……不可过于寒凉,过寒则气愈不通,血愈凝滞不行,翳愈光滑难退〔2〕”,其认识极具见地,反映出较高的学术水平。全书由眼论、内障、外障、其他眼病、方药5个部分构成,较民国以前的眼科着作结构更为清晰,书中眼论、病症、方药内容全部系传统的中医理论风格,从而具有鲜明的中医特色,与当时大量流行的中西医内容并载并论,中医学内容受到明显冲击压迫,中医特色衰惫的文献比较,难能可贵,其学术地位和学术价值也更为突出。一些现代工具书或着作中多将《眼科金镜》成书年代定为1911年〔3-5〕,似有不妥,有学者考证其《外障备要》成于1921年,书中多处载有民国年间的病案,认为将其最后成书时间定为1926年保阳益文印刷局出版石印本之前的1924年—1925年较为可靠〔1〕。与此类似,但学术价值较其逊色的还有《黄乔岳眼科全集》、《眼科临症笔记》、《救目慈航》等。《黄乔岳眼科全集》刊于1935年,有学者认为黄氏主张“新症多属火,对翳膜的诊断有独到见解〔6-7〕”为其特色。河南清丰路际平(1899年—1977年),1916年从医,后师从名医宋连清,得其传授。其《眼科临症笔记》始作于1923年,作者根据个人临症记录精选整理,内容以80条眼疾例症为主,每条辨证及用药要点均以歌诀形式予以概括,便于记诵,并附50余幅彩图,绘出主要例症的临床表现。现存1951年抄本及1963年、1976年出版铅印本。《救目慈航》1929年由广东南海(今广州市)黄荔航据佚名道人手稿刊印,共列眼病77种,附方190首,认为眼病实证多归于心肝,虚证多归于肝肾,实证常用修肝散加减,虚证常用还睛丸加减,外用药每选华南地区草药〔6-7〕。
2中西医汇通思想对眼科的渗透
民国年间,因西医的眼科手术和解剖等优势,社会对西医学的日渐认可,在一些学习过西医学,对中医学仍然怀有民族感情的医家身上,中西医汇通思想表现得较为明显。如浙江奉化陈滋(1878年—1927年),幼年从祖辈读经史,后于杭州同仁医学堂毕业任上海同仁医院翻译,并从事着述。1910年东渡日本习内科、皮肤科及五官科,辛亥革命后任沪军都督府医务处长。1912年初再度赴日,专攻眼科,同年10月回国在沪开设上海眼科医院,眼科造诣颇深,主张中西医互学,每于余暇,博览中医典籍,采集良方〔8〕。1921年出版的《陈氏评批〈银海精微〉》序中已先就眼科解剖部位及病症名称中西兼论,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后所着《中西眼科汇通》,经其子陈任整理,上海眼科医院总发行,1936年刊行。陈任于序中谓此书乃其父一生经验及学理融会贯通之作。全书包括病证,中医眼科处方集、附录3部分。病证从眼睑病、泪器病至外伤和其他共分为13章,各章病症并列中西医病名,辑古代眼科文献中相关病症内容,于“滋按”中表明其见解,述中医治法、古方及西医新法。前8个章节以西医眼科解剖由表及里的顺序分类论述78个病症,后5个章节讨论以眼机能障碍为主的眼病共20个病症,合为98个病种,中医眼科处方集收载内服方864个、眼药方(点、洗眼外用方)95个、外用药方31个。全书中西眼科内容并载并论,文字达20余万字,在近代眼科特别是中西医汇通史上有着重要学术地位。惜陈任的思想已由其父“中西医学汇通之素志”向“今之问题不在中西医学之汇通,乃在研究中医有无科学之价值”转化〔9〕,但他在附录部分所撰稀奇之眼病一束、眼科学上名词之讨论,中医眼科手法之研究,尤其是在“眼科学上名词之讨论”中对中西眼科名词进行分类对比研究,在中西眼科名词对照表中将100余种中医眼科与90余种西医病名并列对照,实开中西医眼科名词术语对比研究之先河,颇有助于临床。其他类此者如《开明眼科》、《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眼科学讲义》、童绍甫《眼科讲义》等。《开明眼科》共上中下三卷,晚清?胡巨瑷(字荫臣、荫丞)撰,其子子恒“博采西法以附益之”,现存1924年铅印本。全书内容中西医眼科内容混杂兼容,上卷总论对眼病病因、病机从中西医互参角度探讨,载西医眼科检查法、西医治疗方药,幷述西医疾病分型、症状、病因、疗法、预后、手术方法、眼底图谱等。中卷、下卷论中医眼病52症,书末附眼科方剂歌括30余首,及英文名。梁翰芬《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眼科学讲义》(与《广东光汉中医学校眼科学讲义》异名同书)(1929年),上下2册,列眼病72证,每症列病因、证状、治法、方解诸项,主张“脏腑络病说”,其主体内容系传承中医眼科理论,同时也杂参西医理论知识,如认为经络即西医神经。中国医学院童绍甫《眼科讲义》(1937年),1937年中国医学院刊印,为《中国医学院讲义十三种》之一,正文述中医眼科理论,继按外障、内障列症论述症状、辨证论治及预后转归,其中也有部分西医眼科知识,卷末附“眼科中药学”,实为中西眼科汇通之着。四川乐山徐庶遥(1909年—1982年),20世纪30年代在四川国医学院授中医眼科,其《中医眼科学》总论列西医眼之解剖生理病理,论治病症的病名用药等内容皆中医内容,其“遥按”中医之外又杂以西医认识。此期西医对眼部解剖的认识,沙眼、视神经炎等西医眼科病名,以及传染病预防知识等开始为更多的中医学者所接受,如徐庶遥所编《中医眼科学》在总论绪言之后即论西医眼球构造。童绍甫《眼科讲义》卷首载西医眼解剖图,概论中论及欧美各国沙眼预防,各症中首列沙眼病名。由于西医眼科检查仪器具有的长处,一些中医也开始购置西医眼科设备,借助检眼镜对内眼进行观察,使中医诊断水平得到提高,其中最为突出者为浙江鄞县陆南山(1904年—1988年),20世纪30年代陆氏在上海办眼科诊所,在外用眼药配制方面采用了一些近代制药工艺〔10-11〕。唐由之1947年在杭州开设“昆吾眼科诊所”,广东李藻云在岭南行医,他们在从事中医眼科临床时多对西医眼科知识有一定的吸收,同时也运用一些西医眼科的医疗手段。
第7篇：西医学论文范文
Abstract: In teaching, we find that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tend to feel confused and puzzled when tak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al courses. They don't know the connec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knowledge system and thinking mode which brought a certain degree of difficulty. The paper briefly discussed this problem in hope of being helpful for teaching.
关键词：中医学；西医学；差异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e; western medicine; difference
中图分类号：R-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2-0321-01
1 中医学和西医学是两个理论体系不同的生命科学
学术形成的区别在于中医学是经验的归纳而西医学是实验的演绎；从理论构建来看，中医学采用宏观取象，而西医学采用微观观察；从思维方法来看，中医学应用辩证逻辑思维而西医学应用抽象逻辑思维；在认识方法上，中医学是取类比象而西医学是实体解剖；在知识应用上，中医学以辨证论治为核心而西医学以辨病论治为基础。两者理论体系的截然不同，决定了两者基础的差异，西医学以数学、物理、化学为基础课程，可以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增加其对感性知识的获取能力；中医学以文学、历史、哲学为基础课程，可以训练学生的思辩思维能力，培养其对理性知识的认识能力。
2 中西医学在思维方法、学科构建方面的差异
西医学理论是以解剖学知识为基石和理论发生起点的，因而以“形态决定功能”为基本思维方式，搭建了表述严谨的医学知识体系。而中医学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运用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系统思维，在“有诸内必形诸外”，“欲知其内者，当以观乎其外”的“司外揣内”、“以象测脏”，以及“取象类比”等思维方式之下，形成了以精气、阴阳、五行等哲学理论为指导思想，以藏象经络理论为基础，以辨证论治、整体观念为特点的知识体系。如果说西医学运用的是严密的线性逻辑思维，那么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则是一种纵横交错的、立体的（非线性）传统系统思维。正因如此，西医学相关概念的发生属于完全的、彻底的抽象，而中医学的概念和相关理论的发生则是不完全、不彻底的抽象，这也使中医学的概念内涵和外延界限常常具有模糊不清、缺乏精确性的特征。
3 中西医学研究方法的差异
中医学和西医学是产生于截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个医学体系，两者不但思维方法不同，所采用的研究手段也有很大的差异。
西医学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采用实验室研究的方法，在动物身上模拟人体的生理、病理，进行微观研究，然后将实验模拟研究的结果在人体重现。实验室研究的最大优势是条件可以控制，模型、方法和结论可以复制和重现，实验结果可以做到精确量化。但是实验室的任何一个生理或病理动物模型与实际病人之间毕竟有相当大的差距，即或可以重复千遍，毕竟是动物模型而不是人体。例如2005年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其在10多年前提出胃炎、胃溃疡的病因不是传统上所认识的病因，而是由幽门螺杆菌所致，其以小鼠和猪作为实验模型均未成功。在将培养的幽门螺杆菌给猪灌胃后，猪不但未出现胃炎、胃溃疡，反而食欲亢进，增肥很快，最后他以自己作为实验模型，不但胃溃疡造模成功，而且找出了用阿莫西林作为有效药物的成功治疗措施。由于病人在年龄、体质、性别、精神状态、生活习惯及其所受气候条件、地域环境的影响不同，所以就如同“天下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任何一个病种也同样找不出两个病理反应和表现都完全相同的病人。中医学正是基于这一现象和思维方法，才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辨证论治观点，形成了以临床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且通过临床实践的验证，不断地校正相关的理论和认识思路。这也是为何从1958年开始阴虚证、阳虚证的研究至今，仍然没有建立一种被中西医学界都认可的证候模型，更没有从微观上找到公认的、作为某证诊断辨证“金指标”的原因。
4 中西医学开放性和封闭性的差异
中西医学分别表现出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和封闭性特征，但两者的开放性和封闭性特征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就西医理论的开放性特征而言，一方面是其理论的发生以解剖学为基石并贯穿各个层面的始终，认为人体内脏及细微的结构都是完露的、可以直视的；另一方面，在其理论的发展完善过程中，不断地吸纳其他自然科学的成就，并以最快的速度将其他学科研究的成果接纳并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之中，如X光、核磁共振、化学、机械工程学等。但西医也有封闭性一面，如对中医学相关知识的吸纳接受。
中医学由于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自《内经》等所奠定的中医理论构建以后，中医理论体系就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中医理论的封闭性特征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中医理论尽管也以古代解剖学知识为发生的基本条件之一，但在理论架构基本完成后，解剖学方法在中医理论的发展、研究中的作用就显得微乎其微，主要是在临床实践中通过对人体生理、病理、治疗效应的观察，以精气、阴阳、五行哲学观念为指导思想，充分利用思辨能力来解释生命现象。二是鉴于中医理论的上述特征，所以现代科学知识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成就，很难渗入中医理论体系之中。这里既有学科自身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
中医学的封闭性特征也是相对的，如在其理论构建过程中对天文学、气象学、物候学、哲学等知识的吸纳就体现出其理论的开放性，但遗憾的是开放的幅度较小，进程很慢。今后如何开放，这需要认真对待。
5 中西医学理论评价体系的差异
第8篇：西医学论文范文
中、西医学属于两种医学体系。中医学文明源于东方中国文化,西医学文明源于西方欧洲文化。尽管研究对象具有同一性,但由于地域与历史背景的不同,而异化为认识与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两种医学体系。中、西医两种医学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医学,有着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因此,必须研究中医和西医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对象、内容、观察方法,比较二者异同点,吸取二者之长,融会贯通,创建一个新的医学体系,即中西医结合整体医学体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健康和疾病防治[1]。中西医结合经历了50多年的探索过程,许多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都进入到这一广阔的领域中,有的以中医为主,兼通西医；有的以西医为主,兼通中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面临着许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题,甚至面对“结而不合”的尴尬局面。笔者现就中西医结合的难点和方法问题提出几点思考。
1 中西医结合存在问题
1.1 中、西医缺乏对应性语言
即使是相同的概念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难以沟通,这是中西医结合的一大障碍。如中医藏象学说中的“肾”,虽与西医的脏器名称相同,但其生理、病理上的含义却不同。因为中医的某一脏腑不单纯指一个器官,它包含了现代医学多个系统的功能,它是建立在中医藏象学说基础之上的,具有司外揣内、取类比象、经验反证的特点,虽有较为粗略的解剖印迹,但其主要关注的是功能和关系,本质上是归纳人体各种功能和表象信息的符号系统。
1.2 中医学某些理论难以被证实或证伪
中医学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哲学思想方法直接参与了中医理论的构建过程,成为中医理论的组成部分。哲学思想的引入虽然丰富了中医学理论的表达,但因理论概念较抽象,思辨性强而精确性低,随之亦产生了歧义性和模糊性。如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对宇宙间各种现象和事物属性的一般概括和总结,含有丰富的哲学含义,不能用现代医学理论和实验证明。中医学理论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与现代医学相结合的难度。
1.3 缺乏中西医结合理论的指导
虽然目前在临床上可以实现中西医两种手段和技术的交叉并用,但在理论上依然需要掌握两种不同的内容体系,在理论基础与学科内涵上依旧分别脚踩着中西医学两条“旧船”[2],中西医结合在理论范式上至今还处在“结而未合”的状态。现在不少医生对疾病的诊断既用传统的望闻问切,也用现代科学仪器检测,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医诊断的不明确性；治疗疾病时既用中药,又用西药,但因为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只是简单的药物叠加,对其作用机理和相互间作用不甚明确。所以,目前的中西医结合疗法还是机械的、低层次的结合,处于结合的初级阶段。
1.4 中医现代研究的某些理化指标缺乏特异性
如中医证实质的研究,一开始就成为中西医结合的最主要的攻关对象,其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以现代医学客观指标为中介,实现中、西两种医学本质上的交汇和融合[3]。然而,一个证研究出来的理化指标往往多达几十个,由于很多理化指标缺乏特异性,因此,在临床上不具有可操作性。以脾虚证为例,观察的指标有70余项,所观察的众多指标在脾虚状态下均为异常,最终脾虚证成了无病不涉、无指标不异常的证候,这种结论的本身就是对特异性的否定。经过专家的充分论证,最后认为脾虚证具有诊断意义的客观指标是尿中d木糖排泄量减少、唾液淀粉酶活性异常。尽管这两项指标的改变对小肠黏膜疾病和吸收功能障碍一类疾病具有诊断意义,但脾虚证的范围远远不只小肠黏膜异常所能概括,即使是小肠黏膜及其功能正常者,脾虚患者也大有人在。中医常说的素体脾虚、脾虚状态不一定都有明确的病理改变,一项或几项客观指标的改变不可能概括所有的脾虚证[4]。
1.5 中药药理研究的困惑
目前所进行的中药药理研究主要是用西医药理研究方法对中药进行分析,提取有效成分,研究某一有效成分对某病或某一检测指标的影响。虽然用这种方法研制出了一些具有稳定疗效的新药(如青蒿素等),但更多的药理研究结果与中医临床实践不符,如许多中药实验证明抗菌作用不强,但用于治疗感染性疾病却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另外,由于每种中药含有多种成分,复方少则几味药,多则几十味药,到底是哪些成分起治疗作用,它们间的相互作用、综合作用如何,在人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是高难度的课题。
2 中西医结合方法探讨
中、西医学体系迥异,各有优势,同时又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点。因此,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与实践,必须从总体上对两个医学体系有深刻了解,分析彼此的优势和不足,在具体环节上应取长补短,有机结合。要使中西医学在较高层次上相结合,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2.1 要坚持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进行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与实践必须坚持中医学基本原理,不要以西医原理解释中医；不能丢失中医学的精髓；不能以西医的标准与尺度作为科学标准；不能一味地分割人体,全赖实验与局部检测,而应保持中医学的特点与优势,把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体现于结合之中。以往的中西医结合实践证明,把中医西化,只能使中西医结合徒有形式,难以深入发展。
2.2 要在继承中创新
要结合好,首先必须继承好。继承是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和实践不可缺少的第一步,“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没有认真的继承,创新就没有基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是创新性研究,需要在中医、西医原有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中超脱,形成结合的新思路,所以,要勇于探索,敢于突破,不可因循守旧,惟古独尊,钻到故纸堆中。创新的核心是研究内容、手段的先进性,要充分运用现代先进的科学理念、成果与方法,形成、发展和完善中西医结合新的理论和诊疗方法,寻求优于中、西医方法的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和方法。中西医结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某些理论或观点上、在某些疑难病症的治疗中,通过长期实践和探索,逐步实现结合创新。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已经出现了一批结合创新的成果,如病证结合、微观辨证、隐潜性证、急瘀证等概念,以及通里攻下法治疗急腹症、动静结合治疗骨折等。
2.3 努力在理论体系上实现突破和完善
没有成熟的理论,再丰富的临床经验也只能是经验,而不能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既是临床应用的基础,也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要不断形成越来越多的中西医结合新理论、新概念,不断完善和发展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推动其学术发展,从而为更高层次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和发展创造条件,打好基础。
2.4 要多学科协同研究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各学科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单学科研究已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多学科、多中心研究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中西医结合只有面向现代和未来的基础学科及高科技领域,将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系统科学、生物信息学、细胞分子学、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等现代科学前沿衔接,才能使中西医结合实现跨越式发展。
2.5 要在医学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
任何医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必须能够经受临床实践的检验,能够指导临床实践,提高临床疗效；否则,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是缺乏生命力和没有实用价值的。中西医结合是从实践经验开始的,其学术发展的基础在于疗效。所以,形成的理论和方法也必须在医学实践中接受检验从而得到确认和发展。
2.6 要尽快建立“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标准和规范”
临床疗效是中医、中西医结合存在的基础。目前,中医、中西医结合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还刚刚起步,尚缺乏现代社会认可的评价方法和技术标准。因此,建立起系统的评价体系是当务之急,只有建立其标准和规范才能更好地指导和规范中西医结合临床和研究。
2.7 要将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同步进行
中西医结合作为一门一级学科已经形成,但其理论体系还相当不成熟,结合创新性成果还不多,学科建设比较薄弱,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显得力度不够,后劲不足。所以,要狠抓人才培养,提高教师素质,充实中西医结合的学术内容,合理安排课程,避免某些中西医结合专业只是简单地把中、西医课程各半,中医教师讲中医课,西医教师讲西医课,大家互不联系的旧的教学模式。
3 结语
中西医结合专家吴咸中教授曾预言,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主要有3种形式,即交叉兼容、中西互补、结合创新。中西医之间的交叉与兼容由来已久,随着中医现代化与中西医结合的不断深入,交叉兼容会更加自觉和充实。兼容不仅局限在药物上的相互应用,在理论、方法与手段等方面的兼容将普遍展开。中西互补是一种已被公认并已取得丰富经验的结合形式,这是中西医结合的一大优势,在某些疾病,特别是疑难疾病的防治中,同时采用中西医两种方法,分别针对不同发病环节,发挥各自的优势,互补彼此的不足,已收到良好的疗效。结合创新是高层次的中西医结合,也是中西医结合的根本目标,这需要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在某些疑难疾病的治疗中,在某些理论或观点上,由点到面,由浅入深,逐步实现创新。笔者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通过我们不懈地努力,中西医结合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孔德娟,杨学辉,安胜军,等.李恩学术论文选[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3.36.
[2] 肖小芹.从思维方式看中西医的差异[j].湖南中医药导报,2004,10(3)：2－4.
第9篇：西医学论文范文
1 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加深对中医理论理解
中医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其基础理论依据和思维模式蕴含了中华文化的元素。如中医整体观的辨证方法根源于古代中国朴素的辩证法,中医基础理论的阴阳五行理论源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学说”和“五行生克”理论。中医学的许多理论带有中国古代哲学的印记,进而产生了中医学独特的生命观、疾病观和治疗观,并在漫长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最终形成藏象学说、经络学说、治则学说等理论。但是,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大量现代信息不断充斥年轻人的思想,他们很少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学习和思考。西医院校的学生更多接受的是西方哲学思想和现代科学教育,大多数学生缺乏中华文化的底蕴,影响了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理解。因此,在中医授课中注意增加中国传统文化因素,适当增加中医传统哲学思想的渗透,对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医思想有着非常大的作用。
2 贴近现代临床应用,引导学生学以致用
随着中医药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西医知识相互渗透,药物更新换代,尤其是中药剂型改革后出现的片剂、注射剂等在临床上被西医广泛接受和运用。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如临床常用的参麦注射液,药品说明书中标明本品“益气固脱,养阴生津,生脉。用于治疗气阴两虚型之休克、冠心病、病毒性心肌炎、慢性肺心病、粒细胞减少症”,但西医大夫往往只关注“冠心病、病毒性心肌炎”等适应症,而忽略其“气阴两虚证”的前提,结果对一些冠心病合并肝阳上亢型高血压的患者使用时,临床效果不佳,进而对中药的功效产生怀疑。因此,在中医教学中结合临床增加常用中成药主治功效的讲解,不仅可以增加西医院校学生今后临床应用中成药的信心,而且也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真正意识到临床应用中药须辨证明确,才能手到病除。
3 采用灵活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单一的中医教学模式对于西医院校的学生来讲往往枯燥乏味,长期接受西医教育的他们很难对中医产生兴趣,更不用说用心思考中医学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因此,课堂教学宜采用多种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兴趣,敦促他们真正用心思考问题,这样才能掌握中医知识。
如以案例为基础(case-based learning,CBL)的讨论式教学是近40年来各国高等院校普遍重视的教学模式,可作为传统教学方式的补充。在中医课堂教学中,我们大量引入CBL的讨论式教学模式,把老中医的医疗案例引入课堂,通过案例讲授其中蕴含的中医知识,引导学生积极讨论和思考,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选择老中医的经典案例,组织学生讨论,学生由5~6个学生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启发学生运用所学中医知识点阐释医案记载的各种临床现象,解释其中蕴含的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知识,解开中医诊病的奥秘,使学生既兴奋又好奇,经过1~2次课堂讨论即可达到教学目的。这种“头脑风暴”的教学形式,对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启发他们的临证灵感都十分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