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

论文题目：试论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

一、选题的意义

进一步加强国家审计监督工作建设，提高政府资源合理使用效率，是政府监管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保证。政府通过财政审计，规范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通过企业审计，揭露各种弄虚作假行为和重大违法违规问题，以及决策失误给企业所造成的损失浪费，维护国有财产安全；通过经济责任审计，提高干部队伍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审计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审计工作应适应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顺应审计工作发展的内在规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审计工作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审计工作实现自身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因此，对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及发挥作用的途径、方式；国家审计如何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等方面作一些有益的探索显得非常必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就有学者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使日本学者开始重视日本的生存空间和经济安全问题。最早使用经济安全这一概念的官方报告是1980年日本政府出台的《国家综合安全报告》，该报告中经济安全被视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80年代，美日两国学者相继出版了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学术专著和研究报告。直到90年代，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才引起国际政界要人、战略专家的关注，此时，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逐渐融入到很多主权国家的国家战略或政府政策之中。

有学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维持那些有利于促进资本和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从而维持一国公民较高的生活水平，维持一个对创新和国内外投资及经济可持续增长有益的环境所必须的条件；另一种观点强调，国家经济安全是本国经济不受外国严重剥夺的威胁，也即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一个国家不受其他任何国家使用经济等手段进行操纵的状态。相反，经济不安全就是易于受到其他国家侵略或伤害的状态。这部分学者认为，如果说国家安全指的是保护本国免受外国暴力威胁和伤害，那么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保护本国经济使其免受外部力量的影响和伤害。

此外，左根和阿什针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地区间收入差距、乡村向城市移民、大量失业、社会稳定、粮食短缺、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他们研究了中国政府的自给自足政策和有效治理在经济安全中的极端重要性。两位学者认为，经济安全的核心不仅包括有效的商品、金融和劳动市场，还需要良好的工业结构和有效的规制制度。

国内：左敏(2011)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审计的现实目标。本文从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和体现形式入手，深入分析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审计局限，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应按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要求重新定位审计工作的方向和着力点，即以落实权力主体经济责任为主攻方向，强化对公共资源整体性的监督，保障公共资源安全；强化对公共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保障公共权力运行安全；强化对公共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保障公共管理安全；强化对国际竞争引致公共风险的监督，保障宏观经济安全。刘博，安广实(2010)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并长期关注的问题。政府审计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对相关研究成果予以梳理和总结，并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内容和领域进行了展望。雷家骕(2000)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核心领域应包括战略资源和能源供给利益、产业生存与发展利益、金融系统运行与发展利益以及财政收支与运行利益四大方面；而国家经济安全相关领域包括科技发展、信息安全、生态环境、社会稳定性、公共安全、周边事态、国际关系七大主要方面。王梓薇(2008)认为针对国家经济安全理论研究的不足，文章以理论与实践为主线，就国家经济安全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归纳了国外学者在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主要进展，以及国内学者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相关研究。乔瑞红(2009)认为国家经济安全关系到一国经济能否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政府审计只有把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作为首要任务，才能有深度、有高度。本文论述了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阐述了两者关系，提出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途径。

王素梅，李兆东，陈艳娇(2009)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的职责所在。政府审计应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国家重点行业的运行、国家金融安全、国家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监督、预警和服务作用。政府审计应贯彻全面审计与专项调查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以审计信息、审计报告为载体，实现审计功能结构的调整变革，保持国民经济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廖义刚，韩洪灵，陈汉文(2008)认为政府审计在不同的国家形态下有着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性质。本文以洛克、奥尔森和巴泽尔的国家理论模型为基础，从本源上追溯了不同国家形态下政府审计的职能及相关特征差异，并给出内在逻辑一致的解说。本文的结论将为我国政府审计的发展战略作出合理安排提供一个得以支撑的思想框架和较坚实的理论基础。王世谊，刘颖(2009)认为政府审计在促进国家经济安全运行中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监控作用、预警作用和保护作用。政府审计发挥作用途径主要包括：增强排险功能、规范功能、促进功能、免疫系统功能和守护功能。政府审计发挥作用主要方式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审计人员综合素质为支撑，以探索创新精神为动力。蔡春，李江涛，刘更新(2009)认为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家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引起了高度关注。政府审计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审计历史层面、理论层面、法律层面、国际经验层面以及现实层面五个方面提出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从基本层次与衍生层次两方面剖析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机理，并从创新审计模式与构建经济安全审计预警系统两方面探讨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选择问题。官银(2010)认为政府审计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监督方式，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对实现经济调整、政策执行具有监督职责和预警作用，可提高财政资金和公共性资金的绩效管理、维护国家财政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还可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实施。因此，政府审计应创新审计理念，构建审计预警机制，实施绩效审计，建立健全问责机制，确保经济运行质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汤小莉，逯颖(2011)认为政府审计是公共财产的卫士；它的特殊的身份，使它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审计也在不断拓宽审计监督范围的边界，正朝着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方向延伸。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可以通过国家经济安全审计评估报告、制定国家经济安全评价标准等方式建立国家经济安全审计监测预警机制，从而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作用。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对于国家经济安全这一研究是一脉相承的，首先都肯定了一国维护经济平稳运行、保证基本福利水平，使其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威胁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国家经济安全还需要在有效保障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合作以及获取收益的能力。

三、框架结构

第一部分：简述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通过定义，引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并对国家审计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进行一个简要的描述。

第二部分：介绍国家审计与国家安全经济的关系，简要分析了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第三部分：介绍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对国家审计的几个主要作用分条简述，为下文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打下铺垫。

第四部分：介绍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路径选择，对国家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方式方法分条描述，进行总结性的归纳整理。

四、进度安排

1月5日前在广泛搜集和阅读相关资料的前提下完成开题报告

1月6日至2月28日完成论文初稿

3月1日至4月30日完成修改稿

5月中下旬定稿并提交相关资料

五、参考文献

[1]宋常.“免疫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国家审计[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1)：4-11

[2]左敏.国家审计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11.(4)：8-13

[3]杨建荣.经济全球化下我国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一个基于新兴古典理论和公共受托责任的分析[J]，审计研究，2009.(05)：9-11

[4]王素梅，李兆东，陈艳娇.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1)：95-99

[5]乔瑞红.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关系[J]，现代财经，2009.(06)：68-71

[6]官银.政府审计：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11)：11-12

[7]张维.国家审计、风险管理与经济安全[J].学术论坛，2011.(11)：107-111

[8]李健，冯均科，侯兴国，曹广明.政府审计监督与国家经济安全[J]，现代审计与经济，2009.(05)：7-9

[9]刘博，安广实.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综述与展望[J]，财会月刊，2010.(18)：71-72

[10]刘成立.政府审计“杀毒”功能与国家经济安全[J]，财会月刊，2010.(27)：66-68

[11]蔡春，李江涛，刘更新.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作用机理及路径选择[J]，审计研究，2009.(04)：7-11

[12]张庆龙，谢志华.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09.(4)：12-16

[13]王梓薇.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J]，生产力研究，2008.(23)：165-167

第2篇：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际经济秩序；经济全球化管理；战略思考

中图分类号：DF96文献标识码：A

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各种国际经济体系与制度的总和，是使世界经济作为有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整体进行有规律地发展与变化的运行机制；其建立和变迁，取决于国际社会各类成员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实力对比。参见：陈安教授所著《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收辑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134页；其修订文本发表于《现代法学》2009年第2期，第3-18页。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主导和控制下建立起来的，首先体现的是美欧工业国家的利益和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迅速，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发达国家的经济不仅增长乏力，而且面临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等种种危机。 然而，国际经济秩序却没有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改革，发达国家继续掌控着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竭力维持国际经济旧秩序，发展中国家被严重地边缘化。

长期以来，陈安教授致力于国际经济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高度关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完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陈安教授于2008年八十大寿之际，出版大型学术专著《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共分五卷；其后又在2009年和2010年连续发表了《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等系列论文四篇（简称《四论》）《四论》指陈安教授的四篇系列论文：《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简称《一论》），发表于《现代法学》2009年第2期；《旗帜鲜明地确立中国在构建NIEO中的战略定位——兼论与时俱进，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对外28字方针”》（简称《二论》），发表于《国际经济法学刊》2009年第16卷第3期；《三论中国在构建NIEO中的战略定位：“匹兹堡发韧之路”走向何方——G20南北合作新平台的待解之谜以及“守法”与“变法”等理念碰撞》（简称《三论》），发表于《国际经济法学刊》2009年第16卷第4期；《中国加入WTO十年的法理断想：简论WTO的法治、立法、执法、守法与变法》（简称《四论》），发表于《现代法学》2010年第6期。，从国际经济法学的角度，分析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特点，指出在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强权国家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与贫弱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矛盾，即南北矛盾。南北矛盾冲突的焦点和实质，是全球财富的国际再分配，而新、旧国际经济秩序的根本分野，则在于全球财富国际再分配之公平与否。参见：陈安教授所著《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载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我国应该旗帜鲜明地、积极地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变法图强”,“通过BRICSM类型的‘南南联合’群体”［1］， 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陈安教授一系列独特的战略思想和政策建议，喊出了与时俱进、变法图强的最强音，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一、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存在严重的缺陷

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基本上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体现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有关协定和组织管理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成为这些组织的“所有者”、操控者和经营者，享受着特殊的权利和利益［2］。 在过去的60多年中，国际经济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国际经济管理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西方国家主导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本质没有改变，体现为发达国家的“制度霸权”和“话语优势”，严重地忽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

发达国家“制度霸权”最明显也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人事权和决策权，美欧国家不仅始终控制着世界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职位，而且在决策程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以IMF为例，IMF实行加权投票表决制，投票权由两部分组成，每个成员国都有250票的基本投票权和一定份额的加权投票权。因为基本投票权各国都一样，在实际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加权投票权。最近几年，虽然IMF酝酿改革，希望增加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但是美国仍然占有约17%的投票权。按照IMF，重大议题表决需要85％以上的多数票才能通过，因此，美国具有绝对否决权。陈安教授将此等制度设计评价为“它使寥寥几个西方发达大国和强国加在一起，就可以操纵全球性重大经济事务的决策……，众多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决策体制下，往往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选择：一是被迫签字‘画押’，吞下苦果；另一是被迫退出困境，自行孤立。”［3］

除了拥有“制度霸权”以外，发达国家还拥有强势的话语体系，通过鼓吹和宣扬有利于自身的价值观念来维持现行国际经济秩序。2004年，在美国学界和政界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约瑟夫·奈发表了《软实力与美国外交政策》，他认为“软实力”的核心为一国文化的吸引力、价值观念和政策，并指出“当我们［美国］的政策在他人看来具有合法性时，我们的软实力就会得到加强”［4］，其实质即为达到“不战而胜”的效果。软实力是一种隐形力量，其作用是潜在的，但危害不可小视。陈安教授在其《一论》中，对这种西方主导的话语权进行了精彩的分析。

其实，这种价值观念的输出在西方早就存在，在美国战略界，如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提出了“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取决于一个占绝对优势的霸权国的存在［5］；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罗伯特·基欧汉提出了由美国操控的国际制度能降低合作成本、促进合作的观点［6］，等等。由于美国占据学术研究的中心，这些思想在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影响非常大。这些思想的潜台词，就是让发展中国家“自愿”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借用陈安教授的话，就是让发展中国家自觉“守法”而不去“变法图强”。在国际经济领域，此类思想更是层出不穷，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等等。“它们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新的有益思考，却也造成了某些新的思想混乱。”参见：《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120页。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为例，它突出宣扬的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诺姆·乔姆斯基曾明确指出，华盛顿共识是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的，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奉行的教条是自由化、私有化和政府作用最小化，“本质是为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服务”参见：《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121页。，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华盛顿共识”曾在拉美国家盛行，以阿根廷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自由化与市场开放，结果在国际游资和国内问题的双重打击下，金融崩溃，政府，社会动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国家制造的悲剧，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缄默了。”［7］

在鼓吹和推行所谓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同时，发达国家还不遗余力地攻击发展中国家的自我保护措施，将其贬斥为“经济民族主义乱序”。“‘经济民族主义乱序’论的实质和效应则在于以莫须有的‘罪名’，力图迫使国际弱势群体离开原定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奋斗目标。”参见：《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130页。其实，南方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北方发达国家试图以各种“迷惑人心的口号”冲破限制和掠夺财富时，完全有理由保护自己，这一点是理直气壮和合情合理的，在西方发达大国的强势话语影响之下，切不可自先气短、自乱阵脚。陈安教授明确指出，“全球弱势群体对此类含有精神鸦片或精神枷锁毒素的理论，亟宜全面深入剖析，不宜贸然全盘接受。”［1］79-80

国际贸易领域的情况完全与此类似。长期以来，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虽然在规范和稳定国际贸易秩序、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却严重忽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国际贸易规则主要是在发达国家的操纵下制定的，首先体现的必然是这些发达国家的利益。后来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关贸总协定增加了一些给予发展中国家差别待遇或优惠的条款。可是这些条款有些是有名无实，有些是形同虚设，基本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世贸组织成立以来，主要受益者仍然是发达国家，那些看似平等的贸易条款所带来的利益仍然是不平等的。那么，多哈回合是不是真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说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答案仍然是“NO”。许多专家学者都怀疑多哈回合究竟是把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为谈判的实质内容，还是作为吸引发展中国家参与谈判的诱饵。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就曾经说过，“把多哈回合说成是‘发展回合’，只是一种乔装打扮而已。”［8］

面对拥有“制度霸权”和“话语优势”的发达国家，面对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弱势国家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是“韬光养晦”，去满足于“搭乘全球化的便车”实现一定程度的发展，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作为”，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公平合理？陈安教授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中国人理应与时俱进，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理应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积极推手［1］80。

二、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不能适应新的国际经济形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国际经济形势，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已经成为当前世界走出危机、重振经济的当务之急与必然选择。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条件，主要表现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在不断增强，而发达国家却面临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当今国际经济格局最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迅速，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升，一些新兴经济国家出现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开始发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声音。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来看，发达国家虽然在经济总量上仍然占有显著优势，但其经济增长速度却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国家。高盛公司曾经预测，“到2018 年‘金砖四国’和美国占全球GDP 的比例将同为25%；而到2050 年四国将一同跻身全球六大经济体之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将各占50%。”［10］ 有些学者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名副其实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在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同时，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路径。”［10］

发达国家不仅经济增长乏力，而且面临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等种种危机。西方G7国家的债务持续走高，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近1倍，比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出3到4倍。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1.美国2011年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近1.3万亿美元，累计债务高达14.8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欧盟国家的债务问题更加严重，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相继出现债务危机，不仅威胁着欧元区的经济稳定，而且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很多全球性问题仅靠西方国家早已不能解决，诸如国际能源安全、全球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等等。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G7首脑峰会转为G20峰会，就是对这种情况变化的调整，为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机会。最近G20戛纳峰会所关注的主要议题，如解决经济失衡、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全球货币体系、改进全球监管治理等，都涉及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改进。中国国家主席在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充分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继续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创造良好制度环境。”《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六次峰会上的讲话》（资料来源：finance.省略/2011/11/04054211487860.shtml；访问日期：2011-11-23）。

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过程中，既得利益的大国与贫弱的国家之间，围绕国际经济制度设计和规则制定的斗争是非常复杂的，斗争的焦点是全球资源和财富的国际再分配。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全球资源和财富的国际再分配必然是不公平的。无论是分工还是交换，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这正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问题。“从根本上看，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充分发展，使世界范围内有效需求增长未能跟上生产力发展步伐。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源占有失衡，财富分配不公，发展机会不均，形成‘越不发展越落后，越落后就越难发展’的恶性循环，最终制约了世界经济持久稳定增长。”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六次峰会上的讲话》（资料来源：news.省略/world/2011-11/04/c_122235131.htm；访问日期：2011-11-03）。

面对不合理的旧秩序及其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问题，思变求新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经济依存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发达国家占据技术优势、制度优势和话语优势，向它们争取平等合理的发展机会，难度很大。面对当代国际社会“南弱北强”、实力悬殊的战略态势，面对国际强权国家集团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已经形成的“霸业”格局和“反变法”阻力，国际弱势群体要求“变法”图强，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1］66-67。只有不断争取，才会获得权益，而不是靠施舍。陈安教授通过分析南北关系，总结为螺旋式上升的“6C轨迹”或“6C律”表明，这一过程虽然是曲折的，但成果还是显著的。陈安教授对南北经济谈判过程与效果进行的系统分析，可参见：《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载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479-506页。 “6C轨迹”是指在南北合作曲折行进的过程中，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法律规范的破旧立新、新旧更替，势必循着螺旋式上升，即Contradiction（矛盾）Conflict（冲突或交锋）Consultation（磋商）Compromise（妥协）Cooperation（合作）Coordination（协调）New Contradiction（新的矛盾），逐步实现［11］。 弱势国家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当然，机会总是与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国家也面临很多国内外的问题和挑战。首先，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很难撼动，“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时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12］。其次，发达国家的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在短期内很难解决，必将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这又不可避免地加大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债权安全与金融风险。美国的债务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而且是全球持有美债的债权人所担心的问题，必须警惕发达国家转嫁危机的风险。当然，还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等其他问题，危机带来机遇，但危机带来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与风险，我们也须时刻加以注意。

G20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平合理方向变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陈安教授通过对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和匹兹堡峰会前后的重要国际会议的分析，认为“‘匹兹堡发轫之路’之‘新’值得重视，就在于它强调和指定历时整整10年的G20南北对话机制，应当从非正式机制开始转轨成为正式的、常规的、主要的机制，从而很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南南联合自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新转折和新起点。”［13］ 但是，“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看，全球公众却同时理应继续保持清醒头脑和敏锐目光，预测‘匹兹堡发轫之路’今后发展的另一种可能前景：时过境迁，强权发达国家之‘信誓旦旦’迅即转化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一纸空头支票”［13］1-29，而这个“空头支票”却有可能为发达国家换来大量的利益。

三、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的战略思考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对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国际事务中，我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越来越多。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不仅本身存在严重的缺陷，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而且体系中有些条款本身就是用来牵制或限制中国发展的。中国拥有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在世界上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全面准确地把握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动因和趋势，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经济全球化管理，不仅是维持并进一步开创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国际环境的需要，而且也是满足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需要。

“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人口只占五分之一。人人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利。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继续贫困，说明当今世界是不公平、不和谐的，也注定是不稳定的。”《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资料来源：news.省略/world/2008-09/26/content_10112612.htm；访问日期：2011-12-23）。物不平则鸣，人亦然。 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面对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既是全球弱势群体的一员，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积极参与和努力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应属当仁不让，责无旁贷。”［1］80

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较流行也最为荒谬的说法，是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即中国享受了美国霸权提供的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带来的发展机遇，享受了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搭了美国的便车”［14］。因此，中国现在不是要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而是要主动承担更多的义务，为现行国际体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帮助美国维持现状。事实上，中国不是“搭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便车”，而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陈安教授提出，面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大势所趋，“中国的自我战略定位理应一如既往，继续是旗帜鲜明的积极推动者之一，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者之一。不宜只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改良者’、南北矛盾的‘协调者’。”［1］80为此，必须处理好“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处理好“守法适法”与“变法图强”的关系。

首先，“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陈安教授明确提出应与时俱进，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并且批评了中国只应明哲保身、自顾自己发展、不顾外部是非的倾向。邓小平在提出“韬光养晦”的同时，一直坚持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坚持要“有所作为”。陈安教授也批评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已经式微，而中国应融入“蓬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观点源于美国学界，目的是“瓦解南南合作的坚定信心和不懈实践，从而步步为营，维护少数经济强权国家在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国际经济现有‘游戏规则’下的既得利益。”［1］67陈安教授的分析鞭辟入里，引人深思，事实也正是如此。“韬光养晦”不是目的，坚持“韬光养晦”是为了“有所作为”，决不能为了“韬光养晦”而“韬光养晦”，不能无原则地“软弱退让”，更不能掉进西方的“话语陷阱”，结果被洗脑而跟着西方的战略走。在奉行“强者为王”原则且竞争激烈的国际经济领域，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只有通过争取才会得到保障，而不是简单地去追随强者，靠施舍绝不会自主，更不会长久。

其次，“守法适法”与“变法图强”的关系。陈安教授认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必须力行法治，但是从法理角度看，在当代国际经济法的“立法”过程中，决策权力的国际分配存在着严重不公。强者拥有 “游戏规则”的制订权，必然造成全球财富的国际分配严重不公，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法是巩固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是促进变革旧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要求改变、改革现存的有关“立法”，就是要求“变法”［3］116。当然，“变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先“适应”和“守法”，在“适应”和“守法”的实践检验中，不断加深认识。熟悉游戏规则，使其“为我所用”，同时“又立足于国际弱势群体的共同权益，进行检验和判断，明辨其是非臧否，思考其变革方向。”［3］119当然，向强势国家争取“变法图强”，免不了道路曲折反复，“但势必与时俱进，前景光明。”［3］120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的增长，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影响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重视来自中国的声音，希望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经济全球化管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我国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地位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总体来说是一件好事。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参与全球化管理意味着我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愈来愈大，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外交能力和水平的要求更加迫切。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呼唤中国的调整，这里的调整不仅仅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模式的更新，还包括观念的转变和角色的转换。

第一，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必须按照国际思维方式，研究制定科学的战略与策略，不断提高国际谈判艺术和经济外交能力。特别是在国际谈判中，不能过多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束缚，不宜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底线，否则会处于被动局面，甚至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二，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需要研究制定一个长期的、整体的、系统的和一致的国际行动方案和指导原则，并贯穿于国家有关部门的日常国际事务中。经济全球化提高了参与国际事务的透明度和关联度，给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交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使在研究制定双边的谈判和合作方案时，也需要考虑其对多边合作和区域合作的影响。目前我国的一举一动，与任何国家的谈判口径或合作行动，都将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第三，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需要大量国际化的专业人才和对有关专题的深入研究。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所实行的那种近乎封闭式的用人机制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我国需要研究开放式的用人机制，既要加快培养体制内的相关人才，也要充分发挥现有专业人才的作用。根据国际合作的需要，从全国选拔最合适的专家学者，及时充实有关机构，把握机遇，争取主动。

同时，我们还要重视为国际组织培养输送管理人才，研究疏通国际组织与国内机构人才互动的机制，把参与国际组织工作作为我国培养国内熟悉国际规则、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管理人才的平台之一。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内专家和国际专家交互使用，方能相得益彰。

第四，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我国需要角色的转换——从过去强调熟悉和接受国际规则，开始转向修订、完善现有国际规则，并积极参与制定新的规则。现行规则往往具有发达国家的烙印，不完全是客观公正的国际规则。中国具有独特的经济体制，在世界上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只能由自己站出来，争取建立既适合于中国国情，又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四、和而不同，与时俱进：我们学习的楷模五卷本《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以下简称《五卷本》）是一部巨著，全书分五卷共310多万字，全面汇集了陈安教授30多年来潜心国际经济法学教学和研究的经历、思想和成果。该书对于我们了解当代国际经济法学的前沿理论和动态，回顾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理论的成长、实践和发展，展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实践意义。拜读《五卷本》与《四论》以后，深切地体会到陈安教授数十年磨一剑，在独树中华一帜，跻身国际前驱方面的许多独到之处。特别是在对待国外国际经济法学理论和流派的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知识报国、兼济天下的志向三个方面，非常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第一，对待世界上各种国际经济法学的理论和流派，非常重视，但不迷信。陈安教授非常重视研究世界上有关国际经济法学的理论和流派，但是从不迷信。陈安教授研究和引进国际经济法学的现有成果只是一种手段，而博采众长、消化吸收、开拓创新、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学体系才是目的。陈安教授一贯主张，“在国际学术论坛上，中国人既要谦虚谨慎，认真学习和吸收有益的新知，切忌闭目塞听，妄自尊大；又要敢于对外来的种种‘权威’理论，根据国情和世情，深入探讨，独立思考，加以鉴别，乃至质疑，切忌妄自菲薄，盲目附和。”孔子《论语》中倡导的“和而不同”精神，在陈安教授的治学实践中随处可见。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陈安教授的教学研究工作密切联系中国和世界的实际，致力于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理论和法律支持。国际经济法学是规范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和政策问题的综合性和边缘性的学科，过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参与得不是很多，或者可以说很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越来越复杂，亟需深入研究并加以解决。陈安教授的研究成果涵盖了有关国际贸易和投资、双边协定和多边公约、相关国际组织和管理体制的多个方面，为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处理国际经济法律问题，为保护我国有关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大量的战略思想和决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坚持知识报国、兼济天下的志向。关于中国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促进南南合作方面如何发挥作用，陈安教授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致力于为中国和全球弱势群体在国际经贸大政问题方面争取平等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五卷本》在探索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规律和路径方面，旁征博引，史论结合，提出了螺旋式上升的“6C轨迹”理论，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和认可。其中，《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一文，为促进南南合作、丰富第三世界思想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晚近十年来美国单边主义对抗WTO多边主义的三大回合》一文在美国杂志发表以后，被认为是“当前最受关注的、最引人入胜和最有创见的”文章；专门为发展中国家服务的国际组织“南方中心”，将其收辑为中心的专题出版物——《贸易发展与公平》专题议程的系列工作文件之一，以单行本的形式重新出版发行。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的发展，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如何才能继续维持并进一步开创有利于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的国际环境，全面有效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经济全球化管理，正在成为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和借鉴陈安教授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对于我国更深入、更广泛和更有效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经济全球化管理，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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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

关键词 全球化时代； 国家利益；利益维护

1 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内涵

1.1 国家利益的概念: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世界演变成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全球化是近代以来以科技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扩大再生产为契机产生并不断深化的。而国家利益的概念则是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初就一直被奉为国家的核心问题。对于国家利益的概念，众多学者定义不同，但大多都是从国家生存、国家安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诸多角度以及阐述。例如，俞正梁认为："国家利益是指满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是民族国家对外交往的基本动因与最高原则。" 阎学通认为，"国家利益是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尊重与承认。" 而陈剑峰、倪世雄则将阎学通先生的理论具体化，他们认为："国家利益就是民族国家领土与完整、国际经济中的收益、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空间，国内政治稳定，在国际社会中享有崇高威望。" 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三大流派中，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对国家利益内涵理解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在如何实现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也存在一些争议。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国家利益理论也与时俱进，产生内涵的延伸。

1.2 国家利益的传统内涵:国家利益的概念最早出现于欧洲，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理论出现在20世纪现实主义政治理论之中。它强调追求国家利益就是追求国家权力最大化。国家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生存与灭亡，国家安全顺理成章成为国家利益的基点。由此，国家必须通过掌握政治和军事权利来维护国家安全。 可见，从马基雅维利到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者们始终秉承"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政治研究方法，而他们判断成功与否的标准，则是能否维持或者加强国家权力。我们可以理解为，利益作为行动的源泉，需要依靠权利来实现。

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虽然肯定政治军事安全的重要性但是更主张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生态环境保护等国家发展的诸多方面。因而，自由主义者更强调用合作的方法解决问题、化解争端。需要各国和国际组织在国际和约或者国际法的框架下协商解决一系列非军事问题。新自由主义提出制度为国际合作提供了保障，因为制度减少了不确定性，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国家间利益关系的改良，即通过制度合作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建构主义的观点则从文化角度入手，重点分析文化认同对国家行为和国家利益的重大影响作用。邓春、赵海英在其论文中认为：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关于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诸如权力、安全、 财富等等，但是建构主义认为 由于以规范为中介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在抽象意义上很难说明国家利益的内容。 亨廷顿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也十分看重共同的文化意识形态对国家间行为往来和政策制定的重要影响。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学文明这三种不同的文化可以促进不同国家的私有观念形成相似文化内的共同观念，进而推动世界文化结构的演进。

2 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延伸

历史上，由于民族国家间的往来受到客观环境和交通科技水平的制约，国家间的交往并不像今天那么密切，而国家利益以自身生存为准绳，它的维护和实现仅限于内部和防御外敌侵略。随着美苏两极格局解体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一体化的进程逐步加快，各个民族国家都在客观上参与了全球化进程。全球化势必冲击着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利益。由此，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内涵也是在与时俱进的。

全球化时代，随着各种国际组织的兴起、跨国公司的建立，国家利益受到来自国际制度、国际生态环境问题和意识文化差异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各国间往来加深使得国家间的依存度提高，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安全等方面的利益相互渗透融合。尤其是以跨国公司作为载体的经济利益可能既涉及到发达国家的利益也关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全球化背景下，尽管国家利益在形式上仍由国家决定，但其内涵早已不再纯粹是一个国家的决定，国家利益的外部决定过程迅速增强。"

上文中已经提到经典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利益的理解。本文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利益应当向纵深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军事安全利益、文化利益等基础要件要随着全球化的时代变化一起被赋予深层次的含义。同时单一国家是无法仅凭自身力量保持自己的国家利益不被他国侵犯，能在国际交往中利于不败之地。

首先，就政治利益而言，除了国家的完整和安全、政治制度的独立和一贯性、国际政治地位和国际政治话语权等方面以外，在政治一体化的今天，政治合作与国家政策的协调一致性也格外重要。欧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欧共体到欧盟，地处欧洲的几十个国家采取这种形式实现了国家外扩，由单个国家扩展到整个欧盟，欧盟成员国采取较为统一的国家政策，加强了欧盟在国际社会上的政治话语权和国家影响力，客观上提升了成员国的政治利益。

第4篇：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三个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3].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经济安全观的提出扩大了国家安全问题的范围，各国日益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论依据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货币合作等领域为背景探讨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广泛议题，侧重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在理论进展中，“复合相互依赖”强调多层次--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和多领域--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分析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3经济安全中的制度安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探讨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一般性特点，把国家这个基本单位进一步分解，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官僚机构、政党以及利益集团成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揭示在不同的国内结构下，不同的国内偏好是如何聚集成政策选择的。主要研究两种关系：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二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4].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国际经济要素影响国家政治层面的问题，即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经济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而是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以及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被列入到国家经济安全的研讨对象，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5]经济安全观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称其为制度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模式的探讨成为美国政治制度背景下国内政治过程研究，从而使国内政治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具有一般性意义，带有美国背景的问题意识。“目前，在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界，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理论就是全球性的理论”[6].国内政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国内政治过程，即政策出台机制，反映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个体偏好转变为国家偏好的过程。从形式上看，西方国家国内政治过程表现为通过公民选举的民主制度形成国家政策，依此逻辑，国内政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实质上，公共选择分析把政治过程看做是类似于市场的过程，“政治人”理性本身存在着有限理性的问题，国内公民选举并不能够反映出全民利益。新制度主义分析则是“将政治行为镶嵌进规则的、规范的、预期的与传统的制度化结构中的一种方式”[7].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美国国内政治模式目标在于如何取舍两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偏好，进而出台何种经济政策。“对于长期凝聚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对于支持美国实力增长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美国的政治主流仍然坚信不疑。美国的左派和、保守派和自由派所信奉的，乃是同一套价值体系，其区别仅在于采取哪种方式和政策予以实现”[8].

在实践中，在国际力量的压力之下，某些占有竞争优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偏好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和结构的改变得以实现。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以美国民主政治模式为参照进行政治变革到普京时期民主思想的提出，俄罗斯对于民主政治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国内政治失序的过程。俄罗斯曾经寻求国际动力来促使民主政治转型，进而推动经济改革，但是国际力量在拉动俄罗斯进入西方民主框架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制度框架，经济发展问题转变为政治冲突问题，既打乱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产链条，又没有新的市场经济主体有序运行。尤其是国外资本投资多在金融市场，极少进入生产领域，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给俄罗斯社会带来重大灾难。在21世纪初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里，俄罗斯受到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两方面的压力，当各国纷纷从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中寻求保持国内经济增长的时候，俄罗斯国内问题暴露出来，那就是“低效的经济”和“旧有资源出口结构”,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经济增长。国际压力随着世界市场萎缩而成为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俄罗斯以西方民主模式为起点的政治转型在历经20年发展演变之后，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甚至被称谓“损失的二十年”.目前俄罗斯国内依然存在着“脆弱的民主”和“薄弱的公民社会”.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经济被提到首要位置，而俄罗斯近期难以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10]可见，当全球化进程把各国相继带入世界市场时，国家能否确立与本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途径及国家安全的维护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突显出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力量从一个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中的外生变量演变成内生变量，作用于国内政策选择过程，成为国家政治决策不可忽视的内生变量。国内政治过程与结构是国际力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也是国家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重要环节。那么国际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结构及国家制度安全呢？

1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途径

国际力量的界定大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国际体系中的战争体系和贸易体系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二是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等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国际机制、规范等制度性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同化作用等。三是国际服务、商品和资本流动等跨国经济力量对国内政治过程和政策选择的影响。

国际力量之所以能够作用于国内行为体，是因为国际力量通过国内结构这个渠道进入到国内政治过程当中，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国内结构涵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惯例，结合在法律与惯例中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2].国家社会内部的利益主体经济关系制约着从政策决策到政治制度的国内行为，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

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深入到国内结构，使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由于各国国内政治模式的不同，各国国内制度对国际力量存在着抵抗，国际力量对于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么，国际力量进入到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与结构中，就产生了两种结果：或者是国际力量塑造国内政治的变迁方向朝趋同方向发展，或者是国际化在一些国家促成政治危机，导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和罗伯特？基欧汉分析了世界经济变化改变国内政治的途径：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际化可能通过强加给自给自足国家日益高昂的机会成本而影响其国内政治。在自给自足经济国家，随着效益下降，公众不满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不利影响。全球化导致各国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尽管各国制度存在内在约束与激励机制，但是国际化仍然对国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力量影响着经济变化，从而影响着利益体的关系发生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内政治，造成国内政治冲突。因此，无论是短期国内政治对于国际力量的抵制，还是长期国内政治受到国际力量的同化影响理论问题的提出，对于国内政治层面而言，其所面临着外部冲击已经构成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前行中的重要挑战。

2国家安全的维护考验经济政策形成机制与政府政治行为能力

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90年代的金融危机，再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还没有结束时由美国金融危机袭卷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各国均受到巨大冲击，这也成为欧美各国探寻应对国际力量变化的国内政治过程的国际背景。如何有效防范国际经济危机的连带性影响，各国政府开始思考本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因素的考虑已经远远超过自由贸易规律的影响。无论国际贸易政策，还是汇率政策，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内政治的稳定与政策机制的有效性成为迫切需要。国内社会行为体的不同政策偏好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政治力量不仅仅是干预力量，而且是被看做国内不同行为体的集合，反映着国内行为体利益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考验着国家政治行为能力。

“虽然国外有关国家的政府运作机制不尽相同，但都将经济安全决策列为政府决策的最高层级”[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在这个环节中，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够抵制国际力量的压力并且能够利用国际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保障制度安全与经济安全。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研究启示我们，国家安全在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一，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紧密相关。第二，对于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领域，更是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从而经济安全问题更细化为国家决策机制和民主政治制度问题。

三、关于国际经济与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中国意识

伴随着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探讨，中国的政治转型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对象，中国经受着进一步政治经济改革的考验。为此，深入探讨国家决策机制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在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抵制了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冲击，并且已经利用国际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历程中，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发生着变化，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政治发展面临着新的任务，国家安全问题的探讨需要深入研究政治发展模式。

中国政治体制面临的是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与利益关系发生变动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际力量的渗透作用，国内政治变化内容既包含了自身的转型内容，也包含了对于国际力量的反应，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将变得更加复杂。今后，认清国际背景，规避风险，应对国际力量的冲击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行路上的重要任务。中国学者必须看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安全观及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体系。

1在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基础上深入国家经济政策选择机制研究

当国内政治过程受到国际力量的直接影响时，国家政策选择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在全球背景下综合平衡各种国内国际因素而形成的博弈结果，“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胜任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应拥有高水平的政治领导人，他们能够将外交政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互相结合，并与国内政策适当结合起来”[2].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整合国内行为体的能力面临着考验，有可能表现为自主性政府或亲外国势力政府，从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发展模式和战略相应发生改变。尤其是，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国内社会行为体在国际力量的影响下利益矛盾冲突加大，整个社会面临全面转型，而政府本身同样面临转型与重建的过程，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必然经过一个失序的过程，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发展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受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政治结构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巨大的。这要求中国政治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以经济渐进转型为基础，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利益格局。

在国际化压力下，政府面临着几种可能性选择：一是隔绝于国际化压力之外，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高昂，所以只能是短期或中期战略。二是操纵国际市场，这也是可能的，但是也需要付出可观的代价。三是与其他国家协调，进行国际合作。四是国家向国际市场压力让步，采取改变国内既有政策的做法，重新设计制定新的制度[9].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国家属于极端，比如前计划经济国家，霸权主义国家，大多数国家属于后两者，选择对外合作，或者是改变本国的制度。转轨国家面临的情况就是改变本国的制度，生成新制度的过程。在制度生成机制中，行为体偏好是自变量，通过对利益的界定，偏好决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在不同的领域，由于行为体的利益不同，那么偏好就不同，从而进行制度设计和选择也就不同。随着转轨经济的演进，能够进入转轨国家国内结构的国际因素范畴在扩大。从主体上看，国际因素包括国家间的权力争夺，非国家行为体的冲击。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进行经济权力的冲击目前已经进入到各国内部社会利益体冲击。从领域看，国际因素有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到国际贸易规则、关税壁垒、国际投资、跨国公司东道国法律法规和价格转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等因素。因此，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比较困难，国际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受国际因素冲击的所有国家中，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国内行为体自身的保护意识与竞争力不强，受到国际规范、观念的影响更大。国际力量会对转轨经济的不利的国际环境。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性人物罗伯特？卡根认为，俄中领导人有一套关于政府和社会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信仰，并把它作为对内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旨在为所有的独裁政府，至少为他们自己在构建一个安全的世界。“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10].而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学的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现有的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够更加持久。现有的规则建立在不歧视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之上，同时具有以联盟为基础的领导性质，再有这些规则和秩序包罗万象、获得了广泛认同。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确保中国在美国制定的西方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西方国家对于转轨经济的进展态势存在着防范和深入的关注，这也需要我们对转轨经济的研究要全方位地关注国际因素的动态。

2重视转轨经济进程中政府整合行为体偏好的能力的研究

经济转轨发生以后，各种关系的重新构建过程就开始了。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是维护制度安全遇到的挑战。

国际因素冲击不仅指向对政府本身，而且是对各类社会行为体的冲击，对于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影响，可能聚合成国家偏好，也可能不会，反而成为国家内部矛盾的根源。因此，政府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家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而且要考虑国家如何在社会层面整合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形成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首先，政府满足社会基础，这是转轨制度有效生成的一个重要保障。整合国内利益体的基本途径是通过集体选择的逻辑，协调国内行为体利益。其次，政府促进制度环境生成，思考政治改革路径和法律规范问题，这是提供制度环境。政府的职能就是协调各利益体之间的矛盾，保证经济转轨国家社会和谐有序。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转轨的启动是国家重新整合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从而形成新的制度的过程。在转轨发生以后的若干年里，转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对于国内政治的把握，即在国内-国际层面正确处理国家-市场-社会模式下的行为体偏好问题。但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理空间的进展看，国家偏好与社会利益体偏好的整合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包括国际经济力量，也包括国际社会规范力量。这使政府面临对偏好来源的界定与整合的双重任务，政府协调利益体矛盾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在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转轨国家会继续面临国际-国内互动影响，但是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及其受到的影响途径与转轨启动时期存在着差异。在各转轨国家里，来自于国际体系中的各种国际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和观念力量对国内行为体的影响加剧，而且变得更加直接，通过生产链、贸易链、资金流或者是某种规范、观念、文化以及主体间信念等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内某一产业、行业或企业以至于个人，使个体偏好与集团偏好的矛盾增加。在转轨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这种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整合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将是转轨经济中国家安全问题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第5篇：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

关键词：产业安全理论，贸易理论，投资理论

一、国家产业安全的理论起源

目前普遍的看法是，产业安全起源于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国家经济安全作为系统、科学的研究仅仅只有几十年的历史，有关国家经济产业安全的理论也正在讨论、构建和形成之中。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曾对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济特征进行过描述，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处于低生活水平、高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均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穷国与富国的经济、政治力量的悬殊。力量的悬殊不仅表现在富国占有控制国际贸易格局的支配地位，还表现在富国拥有决定以什么条件向穷国转移技术、外援和私人资本的专断权力。发达国家还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不切合后者实际国情的价值观、体制以及行为准则等，说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受着国外势力的控制和支配。以巴西学者t.d.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理论者认为“所谓依附，我们指的是若干国家的经济受到它们所依从的另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大的制约”。他们认为，经济上依附将会产生国内经济不稳、加强外国资本主义的控制、受跨国公司的压榨等不良后果。

著名国际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曾说过，国际金融体系有内在的“疯狂、恐慌和崩溃”倾向。它容易不时发生债务危机、国际资本流动不稳、投机、为追求更高收益率或安全避风港而出现的资本抽逃。他认为，国际金融是同霸主国对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施加影响紧密相关的。霸主国既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管理者，又是该体系中的主要收益者。总之，从发展经济学家以及国际经济学家和国际政治学家的著作中，我们都能发现蕴涵着国家产业安全的问题。

二、国家产业安全的贸易理论基础

1.重商主义保护贸易论是产业安全经济思想的萌芽。国际贸易保护理论开始于15世纪的重商主义，它是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约翰.海尔斯和威廉.斯塔福，主要观点是：金银是财富的唯一代表，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和一切经济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金银，为了国际经济贸易的顺差，国家必须干预经济。

景玉琴(2005)研究认为，到重商主义后期，鼓励出口与限制进口成了普遍做法。这种做法具有明显的保护国内产业的性质。为就业创造机会以及扶植工业，既增加财富又加强了国势，很多国家已将其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

2.亚当·斯密关于国家产业安全的理论是产业安全经济思想的补充。斯密主张必须“小心翼翼地恢复自由贸易”。因为他意识到如果国内制造业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时，受到大量外国进口工业晶的冲击，可能导致一国产业不安全，这可能直接表现为人们的大量失业和生活资料的丧失，甚至发生严重的社会混乱。斯密还对产业不均衡、过分依赖某一产业、某一市场可能导致的经济、政治负面影响表示担心。实际上，产业和贸易的不均衡，在一切国家都普遍存在，但是过分地不均衡，则可能导致国家产业不安全的严重后果。尤其是某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如果过分地依赖少数国外市场，就会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产业安全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3.保护幼稚产业论标志着产业安全经济思想的成熟。以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汉密尔顿(1757-1804年)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弗里德曼.李斯特(1789-1846年)为代表的幼稚产业保护论的提出，使产业安全理论趋向成熟。1791年美国的经济学家汉密尔顿代表工业资本家的利益，向国会提出了(关于制造业报告)，阐述了保护制造业的必要性，建议征收保护关税，因为本国的幼稚工业经不起外来竞争。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弗里德曼.李斯特的学说集中反映了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要求，他的学说更多地关注了国家经济安全以及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支持和保护。他通过对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近代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得出结论：一个国家不能在工业尚未充分发达前，就采取自由贸易的方针，如果盲目执行自由贸易的政策，就会使国家的工业衰弱、消亡，最终导致这一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衰落。李斯特在论证他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时，提出了独特的生产力理论。李斯特以美国为成功的例子来说明，只有对本国工业进行保护、扶持，待本国的产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时再开放市场，才能真正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确保国家的经济和产业安全，才能使一个国家最终富强起来。

4.发展经济学家的贸易贫困化增长理论是产业安全经济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贫困化增长”是二战后50年代中期国际经济学界在研究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影响时提出来的一项重要命题。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参与国际分工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普维雷什(prebish)、辛格(singer)和巴格瓦蒂(bhagwati)等人的贫困化增长理论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处于分工低阶梯的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初级产品，缺乏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大量增加出口必然造成价格大幅下跌，这样产量提高的收益将由于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而完全丧失，从而造成本国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比增长前绝对下降，出现福利恶化的“贫困化增长’。贫困化增长理论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传统的贸易分工格局中，处于分工低阶梯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从贸易中所获得的实际利益较少，而这种不利的贸易利益分配格局是与其低层次的出口产品结构和不利的价格贸易条件直接相关的。”

5.当代国际贸易理论是对产业安全思想的深化。(1)比较优势陷阱(后发劣势)和竞争优势理论。一般认为，比较优势理论的缺陷是仅考虑了各方静态利益而忽视了动态利益。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在于各国应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结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发达国家应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出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样各国都可以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从而提高国家福利。但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却出现了所谓“里昂惕夫”之谜，这是比较优势理论所无法解释的，更严重的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作指导、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的现象，出现了比较利益陷阱。

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则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虽然能获得利益，但贸易结构不稳定，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落人“比较利益陷阱”或“比较优势陷阱”。

比较优势陷阱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它是指执行比较优势战略时，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机会成本的大小来确定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运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只能获得相对较低的附加价值。并且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还会强化这种国际分工形式，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低附加值环节。第二种类型是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由于初级产品出口的形势恶化，发展中国家开始以制成品来替代初级产品的出口，利用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升级。但由于自身基础薄弱，主要通过大量引进、模仿先进技术或接受技术外溢和改进型技术等作为手段来改善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并有可能进入高附加值环节。但是这种改良型的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度的依赖技术引进，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无法发挥后发优势，只能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

国际贸易发展的现实表明：比较优势战略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面貌，也无法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不公平现象。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分地强调静态的贸易利益，而忽略了贸易的动态利益，即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演进＼技术的进步以及制度的创新的推动作用。长期执行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会造成一国的产业结构不能得到升级，而且具有固化原有产业分工的作用，使发展中国家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由于侧重于发挥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还会引起对强化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关系不大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劳动替代技术或资源替代技术的不重视甚至排斥，这会使发展中国家享受不到现代高新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调整自己的贸易发展战略，突破比较优势战略的束缚，实行竞争优势战略。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micheal porter)教授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阐述了“竞争力问题”，向传统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他指出，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未必具有竞争优势。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他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从全球范围和长远角度考虑如何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迈克尔.波特教授认为国家竞争力最终取决于产业竞争力，并创建了竞争优势的“波特六因素”模型。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战略是指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特征，全面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国际贸易利益的一种强调贸易动态利益的贸易发展战略。它所关心的是一国如何将的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变成现实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战略是发展中国家改变在国际贸易中不利地位，充分发挥对外贸易作用的一个必然选择。

(2)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20世纪80年代，布兰德(j.a.brander)撕潘塞(b.j.spencer)、克鲁格曼(p.r.krugman)等人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该理论，突破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强调了政府适度干预贸易对于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作用。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种有利于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实施政府有效干预的产业政策。该理论有两大内容：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主体内容，包括战略性出口政策、进口政策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政策。该理论认为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对出口或进口的贸易干预，影响本国企业及国外竞争者的行为，改变国际竞争的格局，从国外寡头厂商抽取租金或向本国企业转移利润，达到增加本国净福利，并促进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目的。

外部经济理论包括收益性外部经济和技术性外.部经济。前者是指厂商从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厂商的集聚中获得市场规模效应(包括获得便利而低价的原材料、中间产品、技术工人、专业化服务等)，后者是指通过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中其他厂商的技术外溢获得技术和知识。两者都能使厂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外部经济理论认为，某些产业由于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厂商不能独享投资带来的收益，且投资的风险很大，打击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这在新兴高科技产业最为明显。这些行业的私人投资明显不足，实际产出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然而，外部规模经济明显的行业又往往具有战略性，其创造的知识、技术、产品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政府要扶持高科技产业，降低其投资的风险，吸引私人资本投入该行业，推动战略性产业成长，以更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利益。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贸易理论，它所涵盖的内容不仅包括了对贸易结构和特征变化的分析，提出了保护和拓展国际市场份额的手段和途径，还广泛涉及了科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因而它实际上是二种对产业安全问题的最好诠释的理论。

三、国家产业安全的投资理论基础

l.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根据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john h.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生产要同时受到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是这三项优势整合的结果。其中内部化理论认为，市场缺陷的存在是内部化优势产生的前提，公司可以通过内部交易安排节约交易费用，从而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在现实中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之—就是规避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壁垒越高，即外部交易费用越高，对外投资即内部化的意愿就越强。因此，对外直接投资能很好地绕过东道国的贸易壁垒，使东道国借助贸易措施保护产业失灵。

2.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认为，一国应将本国已处于或即将处于劣势地位的产业转移至该产业正处于优势地位或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他通过国与国之间产业转移次序的分析，认为一国所有趋于比较劣势的生产活动都应通过直接投资顺序向国外转移。按其理论模式，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高度，不仅取决于跨国公司的产业结构高度，而且还取决于转移产业的比较劣势程度。于是依赖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而推动的产业发展，将难以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差距，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陷入“利用外资的陷阱”。

3.其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巴克莱和卡森等人的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对“知识产品”的内部化动机最强，其根本原因在于，避免外部化导致的技术外溢和壮大自己的竞争对手。1966年，费能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此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开始发展起来。先是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了“雁行模式”，它基本揭示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内在机理。随后，日本学者小泽辉智在赤松要的基础上引入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因素，提出了“增长阶段模式”，使“雁行理论”进一步深化，从而使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得以逐步形成。从其理论主张看，无论“雁行模式”还是“增长阶段模式”都表明，由于国际直接投资所引发的产业国际转移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开始进而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是从相对发达国家转移到次发达国家，再由次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样梯度推进的。当代国际直接投资实践表明，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跨国公司不可能将所拥有的一流先进技术以技术转让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出去。许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是国内已淘汰、高能耗、高耗原材料、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低端产业，不仅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而且大大地破坏了东道国的生态环境。

 

四、国内学者对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

由于国家经济安全具有：国家性、根本性和战略性等特点，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其中蕴涵着产业安全理论的一些成果。如我国学者张幼文等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经济安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一套(经济全球化论丛)丛书，在国内影响较大。万君康等将经济安全分为金融安全、信息安全和产业安全三部分，认为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经济信息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环节，而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内容。随后，一些学者开始对产业安全进行了专门性的探索研究。有关产业安全界定上有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强调以国民为主体的产业安全观，如赵世洪(1998)认为谈论产业安全不能脱离国民这个主体，一国国民具有共同的利益，产业安全的准确提法应为国民产业安全；强调控制力的产业安全观，如王允贵(1997)认为，产业安全是指本国资本对影响国计民生的国内重要经济部门掌握控制权，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本国的资金、技术和品牌，支柱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强调竞争能力的产业安全观，如杨公朴(2000)是指一国对国内重要产业的控制能力及该产业抵御外部威胁的能力主要体现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长春税务学院的景玉琴(2005)认为产业安全应当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并分析了导致产业发展偏离安全状态的因素不仅源于外部，而且还来自于内部：外部因素包括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控制及外国生产商在我国的低价倾销；内部因素包括企业层面的治理机制不完善，产业层面过度竞争与竞争不足共存，政府规制层面的缺位、错位、越位。虽然上述观点各异，但为我们能准确把握产业安全的内涵做出了重要的提示和贡献。在关于维护产业安全的对策方面的研究，吕政(2006)认为必须处理好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更有利于提升本国产业的竞争力；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2004)认为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是维护产业安全的根本途径。此外，何维达等(2002)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我国三次产业安全现状进行了初步估算。

可见，国内对产业安全的研究成果虽多，但研究远没做到完善和成熟，尤其是有影响力的成果不多见，产业安全基本理论尚处于形成之中。

五、国外学者对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一些学者提出要全面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一些经济学对外资在美国的作用及对美国产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b.莱福特维奇对1962—1971年间外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做了全面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外国在美国的投资增长迅速，但总的来说，直到1972年，美国还没有任何一个产业被外国主宰。但1988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martin tolchin和华盛顿大学教授susan tolchin在(购买美国)一书中指出，外国投资在改变着美国，美国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外国人控制美国经济的要害部门和插手美国的内政。

此外，还有欧盟、东盟的立足于联合自强、谋求合作安全的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观；东欧等中小国家谋求大国或国家集团保护的依附型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观，等等。

国外对产业安全的关注和研究较国内早，但研究缺乏深度和系统性。

第6篇：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

[关键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大学生 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2-0245-02

“谁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恩格斯）。当代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与建设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和力量所在。大学时代是一个人知识增长与积累的黄金时期，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国家安全教育的质量如何，将决定他们国家安全意识的优劣，也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稳定发展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长治久安。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冷战的结束，使得国家安全的外延与内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从传统侧重于政治、军事安全的视角转变到侧重于经济、环境、信息、人才、社会文化等国家各领域安全的内容上来，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

一、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

关于非传统安全的界定，目前学术界的认识尚未统一。不少学者有这样一个观点，即非传统国家安全是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者很少见过的安全威胁，主要指一个国家与另一个或者多个国家相互作用、并对本国的生存与发展能够构成威胁的，非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所引起的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1]主要有安全主体的多元性、安全问题及其解决方式的多样性等特征。根据这些特征，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应当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安全教育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自实行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流逐渐增多，我们有效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等资源，加快民族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我们不得不面临更大的国家经济安全的挑战与威胁。这需要我们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正如同志所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我们应做好以下的“功课”：扶持民族企业和民族品牌的树立，注重民族经济的发展；发展创新型人才队伍，推动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提高我国掌握自主知识产权能力的水平；合理调整产业与经济结构，发展制造业，扩大内需，减少我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等等。

（二）科技安全教育

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国的综合国力状况，并由此对其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全球化的到来加速了包括科技在内等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流动。但是，发达国家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采取技术限制与封锁，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时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其自身拥有的充足资金，一流的科研设备与良好的发展环境等优势吸引发达国家的人才，使得发展中国家科技水平难以获得巨大飞跃。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国做好科技安全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三）生态安全教育

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的决定体现了生态保护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生态文明建设的任重道远。从全球范围看，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促进了新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的优势，除了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其原料产地与商品消费地，还让发展中国家承担起生态资源恶化的责任，即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经济的心理，将过时淘汰的产业或者重污染的产业移至发展中国家。当代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建设者，必须加强对他们进行生态安全的教育，让他们从校园开始就树立起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四）信息安全教育

21世纪是信息化与网络化的时代，以至于美国著名学者托夫勒就指出：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将拥有整个世界。伴随着网络技术在全球的发展与普及，信息技术将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在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当下的大学生，大多以80后和90后为主，他们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主力军。他们对信息网络、电子通信设备的依赖程度乃至到达形影不离的状态。网络的许多负面影响之一就是网络信息安全的问题。作为网民主体成分之一的当代大学生，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论小则会影响到他人的声誉，大则会危及社会的安定，乃至国家的安全。所以，人们应提高自己的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尽其所能减少病毒侵袭、黑客攻击等问题，这样也就减少了对国家、社会、个人带来的危害。[2]

（五）文化安全教育

伴随着改革开放，很多的外来文化不断涌入中国，形成一种中西文化、多元价值取向的趋势，并对这一时期成长的80后和90后产生了影响。“多元文化使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教育受到挑战，不同文化倡导的价值观、理想信念和行为方式对大学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些学生在其影响下产生了‘西化’的倾向。”[3]必须加强当代大学生文化安全的教育，强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使他们能够正确认识外来文化的优劣，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防范敌对势力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活动。

二、对当代大学生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教育的策略

相比以军事、政治为主的传统国家安全教育来说，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教育具有其独特性。一是从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内容上看，高校的思想政治老师完全可以胜任而不必依赖于具有专业的军事知识与技能的人来完成。二是教学设施与条件的要求相对较低，教学的开展可以灵活多变。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特点决定了其与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区别。基于此，笔者认为对大学生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教育应注重以下策略的运用。

（一）在国家安全教育中突出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地位

世界格局的巨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使得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已在短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使得学校的教育与大学生眼中的国家安全仍停留在传统国家安全的内容，即军事、政治、间谍、情报等，忽略了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危害。非传统安全问题涉及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与信息安全等问题，并延伸至恐怖主义、海盗、核武扩散、走私贩毒等诸多国际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威胁并不比传统政治、军事安全问题对公民个人与国家整体的威胁要小。因此，当代大学生非传统安全观教育的问题已经愈来愈重要与紧迫。加强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教育必须对课程体系进行相应的改革，重视课程内容的设置与调整，保障一定数量的国家安全教育课时，等等。例如在《形势与政策》等大学思想政治课与国防教育相关课程的内容设置中，注重突出非传统安全教育的比重。同时，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多样性与国际性，我们应当注重培养学生树立宏观的国家安全意识以及形成在全球的视野中把握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思维，使他们不仅能够站在民族利益的视角进行考虑，更能够以开放的视野去关注世界的整体利益。

（二）注重教育思路与方法的灵活运用

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飞速传播的时代，当代大学生接受知识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如果国家安全教育仍采取传统的教育模式势必不能满足他们的学习胃口，也将难以达到教育的目的。另外，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大都与生活息息相关，并非传统国防知识的遥不可及。因此，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应当尽可能运用符合当代大学生学习特点，贴近大学生生活的方式与方法。具体地，1.根据当代大学生主体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较强的特点，采取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坚持师生间的双向交流与互动，形成师生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教学方式，引发学生的思考与领悟；2.注重开放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结合，即国家安全教育不应只是在课堂这一狭小的范围内开展，而应依托思想政治课的教育主阵地，组织与引导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广泛建立起学校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开放型国家安全教育系统；3.注重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结合，即不仅重视正式的课堂教育，也要重视社会影响、网络宣传、媒体渲染，校园文化渗透等方面的教育功能。

（三）结合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开展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教育

课外活动具有载体多样性、内容宽泛性、作用潜隐性、被影响者体验性与选择性等特点。[4]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参与意识较强，传统的课堂说教与灌输可能不适合他们的这种个性，因而未必能够使他们很好地吸收知识。而结合宽松自由的课外活动进行国防教育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第一，创建国防类社团并以其为载体，组织社团成员积极开展各式多样的国家安全教育活动，让学生们能够在参与、体验、竞争的过程中获得知识。第二，组织开展以国防教育，尤其是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演讲比赛、知识竞赛、影片观赏等活动，既可以丰富学生们的课外生活，又可以在活动中得到身心锻炼，潜移默化中获得知识。第三，定期邀请国防教育的专家学者到校开展讲座与学术汇报活动，使学生们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加深对国家安全教育理论的理解，等等。

（四）发挥互联网优势，拓展教育的新空间

同志曾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当代大学生的成长与互联网的发展几乎是处于同一时期的，他们生活与学习的方方面面大多与网络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样的，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内容不同于以往明显的军事与政治等外部威胁，而是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大学生进行学习与交往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应用得当，网络将会有利于国防教育空间的拓展，成为高校进行国防教育的重要新渠道。因此，高校负责思想政治教育的部门与组织应该结合自身的情况，开辟国防教育的新阵地。第一，加强校园网络建设，在学校校园网内设置融专业性思想性知识性于一体的国家安全教育站点，并突出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分类提供各个主要板块的资料包括图片、视频以及文字案例等。第二，在互联网上设立专门讨论国家安全教育的论坛，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与学习。通过网上答疑、政策咨询、问卷调查、意见收集、交流探讨等方式，对大学生关注的国家安全知识和现象进行引导，及时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找出解决对策，实现国家和大学生的双向互动。

【参考文献】

[1]陆忠伟.非传统安全[M].时事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4页.

[2]董雪.论非传统视域下的大学生国家安全观教育[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03）.

第7篇：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安全；动态监测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1

一、引言

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较大。原因是国家投资的重点会根据各地区的地理条件、资源产量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的现象产生。我国的这种区域经济空间出现差异的现象从一定程度上是能够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然而，优先发展的地区始终处于重点投资的地位，区域经济的发展差异也就越来越大。只有对我国区域经济进行动态监测和科学分析，才能避免因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拉大而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解决各类社会的经济问题，从而达到维持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公平关系的目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较大差异的现象不仅体现在省会和城市之间，同时也出现在省际之间。尤其是在各省的工业水平方面，产生的发展差异非常明显。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形成的原因

从大量历史文献看来，产生区域经济发展出现差异的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自然资源和地理区位。仔细分析，可以将原因分成内因和外因。

1.内因。内因指的是区域的自身条件，可以包括该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资源存量，还有该地区的自身的经济水平。因为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决定着自身的生产率和指定的产业结构战略。

2.外因。外因指的是国家的倾斜政策。国家出台的政策直接或间接都能从不同程度上给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影响。政策倾斜不仅能够调动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还会影响到各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和市场化水平。因此，对于不同的区域，我国就应该制定不同的方案方针，采取适宜恰当的措施来促进我国各地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在努力建设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支持西北地区的一些重大项目。而中部地区则应充分发挥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帮助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建设。中部地区的生产力布局能否加强关系到东部地区的需求市场和西部地区的发展，体现出了区域之间的合作关联，呈现出区域之间共同协调发展的现象。

三、我国区域经济监测常出现的问题

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我国地域范围宽广，不同区域又有着不同的地理特征，出现区域经济差异的现象是难免的。在空间上，我国的区域经济呈现出发达区域和不发达区域并存的格局。发达的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呢更快，经济实力也更雄厚。而不发达的区域，不仅经济发展建设的投入不及发达区域，资源和地理条件也不如发达区域优越，因而，不同区域经济差异越拉越大。区域经济差异的出现是有多方面因素引起的。区域自身的资源禀赋，我国制定的制度和出台的政策甚至是社会历史文化都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随着各区域的发展，不同地区区域经济水平逐渐拉大，导致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不稳定的状况。如果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不能稳定并协调的长时间持续，社会矛盾就有可能与日加剧。因为，地区区域经济水平相当的话，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是相似的，两区域之间的相互需求就会增多，市场之间的流通也进行得更多。相反，如果两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相差太大，地域分工和贸易流通就很难进行。最终，各区域间的技术资金和产业扩散也就难以实施，从而对我国各区域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更新产生阻碍的影响。

四、区域经济安全动态监测

将评价国家经济安全的10个度量指标对国内省区进行分解，经济区域可以是一个省份或者是多个省的联合体。指标安全系数 通过阈域值法进行计算。

指标数值大，安全度越大的安全条件指标，其安全系数按下式计算：

指标数值大，安全度越小的安全条件指标，其安全系数按下式计算：

根据区域经济安全系数的大小，对区域经济安全度进行打分，然后根据得分将经济安全程度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具体的评价方法见表1。

五、动态监测对于区域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区域经济能否稳定发展是我国需要首先考虑的经济问题，在领悟我国区域经济安全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并研究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来采取相应措施，以达到确保我国区域经济安全的目的。进行动态监测在预防措施方面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动态监测工作的进行应根据我国国情，对区域经济安全进行系统定量监测研究，展开全方面的动态监测。可以通过探讨我国区域经济安全的内涵，分析影响区域经济安全的因素，或者是构建区域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来研究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安全方面的问题。

六、结束语

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安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领域分布有金融、能源、贸易等社会安全方面，因此，在对我国区域经济安全进行动态监测时，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并适时拓展对区域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视角。目前，我国经济安全处于中低度的不安全状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有外来风险，还包括我国经济风险区带来的危险。因此，对我国区域经济安全进行动态监测的相关工作是十分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张静.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考[J].经济导刊，2011.

[2]张维群，张颖.区域经济安全的统计探索[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2，17（51）.

[3]叶卫平.国家经济安全定义与评价指标体系再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4）.

[4]叶卫平.论经济安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保障[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2）.

[5]顾海兵，张安军.我国区域经济安全动态监测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理管理，2012（7）.

[6]顾海兵，王鑫琦.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06）.

[7]信春华，朱世英.省区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及模糊综合评价[J].中国矿业，2007（01）.

第8篇：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

关键词：一带一路；结构性权力；话语权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结构性权力理论

（一）“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简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自提出至今受到国内外的持续关注，今年随着以中国为主场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召开，国际社会必将掀起新一轮的讨论热潮。“一带一路”从最初的中国对外政策初步想法逐步发展完善，成为一个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改革开放，涵盖外交、经济、安全、文化、发展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倡议。2015年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的更加明确了“一带一路”的建设方向与目标，进一步丰富了“一带一路”的内容，重点推进“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建设。随着各沿线国家和我国各省区相继推出对接方案、一些项目的逐渐落实，“一带一路”建设不再是纸上的口号与倡议，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与成果。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要潮流；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为国际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同时对经济、政治、安全事务的发言权有所上升，成为变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但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在经历金融危机后复苏缓慢、动力不足，各国发展不平衡加剧，保护主义，反全球化呼声渐高，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和金融体制酝酿着深刻调整。地区热点问题频发，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加剧，全球治理面临着更多新问题、新挑战。“一带一路”倡议正是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合作共赢的开放精神，在促进国内扩大和深化改革的同时，将发展红利惠及周边，致力于为全球治理贡献新理念、新途径和新模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在吸取和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创新理念和创新思维，与沿线各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二） 结构性权力理论

苏珊・斯特兰奇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当以美国学者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断强调经济的重要性为美国霸权服务时，她主张要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在《国家与市场》一书中首次提出结构性权力的概念。其结构性权力理论是通过从国际关系结构上分析包括国家在内的任何一种政治权力机构对国际经济（市场）的影响，以及反过来市场力量对政治机构的影响。

苏珊・斯特兰奇认为国际社会存在的权力分为两种：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指使用强制力迫使他人做符合自己意愿的事，强权政治、武力威胁反应的就是这种权力形式。结构性权力是基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互影响、难以区分，与联系性权力依靠强制力达成目标相比，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塑造结构，使处于这种结构下的主体自主的做出某种选择，它既不是依靠政治军事等物质性硬实力，也并非是观念性的软实力，而是一种制度性权力，行为者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对他者施加影响和控制。结构性权力来源于四种结构：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它们相互联系，决定着财富、秩序、公正、自由四大价值的分配，决定着国家与国家间，国家与市场间相互关系框架。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结构性权力的相互联系

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有利于提高中国的结构性权力。“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涵盖了外交、经济、发展、改革、人文、环境、能源等各个领域的新型合作框架，旨在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实现互联互通，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经济自由化、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促进沿线各国实现政策有效沟通与协调，开展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大规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旨在推动沿线国家开展多样化的文化合作，推动各种文明交往、交流、交融，互学互鉴，共同发展。推动形成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人文格局；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为全球治理提供制度创新，贡献新知识、新方案。“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构建合理的安全、生产、金融、知识结构提高中国的结构性权力。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遭遇种种挑战制约着中国结构性权力的增强。欧亚大陆曾是美苏冷战的主战场，两极格局结束后冷战思维仍然存在，地缘政治因素更加突出，局部动荡加剧。美国通过“重返亚太”的战略布局和同盟体系，对这一地区的安全环境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中国国内面临发展新常态，济下行压力增大，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升级，人民币国际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反经济全球化思潮、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主张对现行发展道路、分配制度、治理模式进行反思和变革的声音增多，但中国目前更多的是以规则遵守者的身份参与其中，话语权有所缺失，创新不足。

二、结构性权力视角下的“一带一路”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安全结构

苏珊・斯特兰奇的安全结构在借助现实主义安全范式的同时又有所超越。政治经济中的安全结构是由于一方向另一方提供安全防务而产生的一种权力架构；提供安全的行为体就拥有了决定政治经济的权力。但斯特兰奇所涉及的安全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传统生存安全，而是一种更广泛的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安全（特别是她预示未来的安全更是一种社会与个人的安全，或者说非传统安全）；而且，安全结构的权力主体不仅是国家（虽然国家是最大的安全结构权力拥有者），也包括企业、组织甚至是个人。斯特兰奇也提出要注意安全结构的主观性对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产生的影响①“一带一路”沿线处于东西方多个文明交汇的地区，不同信仰、不同民族和不同种族的矛盾与冲突复杂多样；“一带一路”覆盖的欧亚大陆是政治角力的焦点区域，大国在伊朗、叙利亚、乌克兰等问题上深度博弈，导致地缘政治分歧和动荡不断发生，恐怖主义、族群主义势力不断扩张，造成这一地区的安全结构不稳定。目前，北约东扩进程不断推进，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频频插手南海等事宜，特朗普上台后提高军费预算、加强与日同盟关系、在韩部署萨德等行为，均显示出美国通过巩固其联盟体系构造全球安全格局的战略意图。在这种复杂的安全结构下，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并不谋求对沿线国家的主导权，也不是附加政治条件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更不寻求建立任何封闭排他的安全同盟，奉行的不是孤立的门罗主义和追求霸权的扩张主义，而是主张摒弃相互对立的冷战思维和零合博弈，走出相互恶性竞争的安全困境，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一带一路”建设恪守联合国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不会干涉任何国家内政，也不会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向沿线国家提出任何不平等的附加条件。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的平台继续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深化与各国各地区的伙伴关系，实现发展战略对接，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命运共同体，营造互信平等、公道正义的新型安全格局。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生产结构

生产结构可以定义为：“决定生产什么，由谁生产、为谁生产、用什么方法生产和按什么条件生产等各种安排的总和”。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之中，产业格局不断优化升级。我国最初以加工贸易方式和垂直专业化分工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利用劳动力和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制造业，进行加工贸，逐步成为深度和规模兼具的“世界工厂”。③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当前我国工业竞争力水平在136个国家中排名第七位，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并在多个传统工业领域产量居世界首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发展水平差异大，资源禀赋、劳动力成本、技术条件各不相同，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互补性较强，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合作、产业分化转移、进出口贸易方面合作空间巨大。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正是涵盖了上述领域的开放性合作框架，通过沿线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实现产能合作，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格局的优化升级，全面提升这些地区的工业化水平，打造以周边为基础面向全球的高标准、高效率的自贸区网络。在中亚、南亚等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公路、铁路、通信设施需求巨大；东南亚资源丰富人口密集，劳动力成本偏低，工业化水平较低；而欧洲地区产业结构完整，高新技术发达，急需合作市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实现国内产业升级转型，消化优质过剩产能，重构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同时也塑造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生产格局，为各国搭建互惠互利的合作平台，促进区域自由贸易，优化国际分工。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金融结构

金融结构是“支配信贷可获得性的各种安排与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条件的所有要素之总和”。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市场开放和政府监管程度各异，同时存在多个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自由贸易区等），其国别构成、合作范围与合作机制均存在一定差别，缺乏有效的多边合作框架进行整合，导致欧亚地区的金融合作水平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为欧亚金融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一带一路”重点推进“五通”，其中货币流通就是深化区域金融合作，构建新型金融主体和交易方式。金融是资金配置的一种核心机制，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大的支撑和带动作用。

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度越来越高。在多元化的货币时代，介入区域贸易的深度决定了货币的认可度，人民币正成为世界最常用的支付货币之一。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垄断着金融话语权。据估算，当前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包括新建与维护）需要8000亿资金，而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需求。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通过与沿线国家进行双边本币互换与结算、设立境外金融机构或者进行金融机构间合作、跨国贸易贷款、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等方式，并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为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投融资融支持，为全球经济治理输出公共产品。金融互通在促进贸易繁荣的同时也推动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优化与调整。

（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知识结构

苏珊・斯特兰奇所指的知识结构是“包含了信仰（以及由这些信仰衍生的道德观和道德标准）、知识和理解，以及信仰、观念、知识的传送渠道（只给予某些人，而不给予另一些人）”，“知识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可以用来左右政治运作、经济运行，谁掌握获取和应用知识的途径，并阻止别人获得相同的知识，谁就能利用这一特殊的权力牟利”。⑤因此可以将知识理解为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方面的软实力，也可以是知识经济全球化下的科技水平、创新能力、知识产权机制等。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着眼于区域发展，推动新型国际关系所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具有鲜明中国理念标识的全球公共产品，展现了中国日益增强的议程设置能力。中国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深厚的历史积淀，有条件为全球贡献不同于西方话语的精神财富。文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中国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各国发展的独特模式，倡导相互尊重、开放兼容、交流互鉴的人文格局，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中国对全球经济合作与治理机制的革新，中国主动适应和融入国际机制的同时，也在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推动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发展。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科技创新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来源。而知识产权一方面实现了技术知识的储备和保护，一方面成为鼓励创新、获得话语权的重要资源。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因为在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方面的比较优势，始终占据国际分工的有利地位⑥。“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技术走出去，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塑造“中国标准”和知识话语权提供了重要机遇。

[注释]

①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第71页.

②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第62页.

③张茉楠，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一带一路”推进战略[J]，宏观经济管理，2016，第9期，第16页.

④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第70页.

⑤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第 137 页.

⑥张长立，“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路径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5，33卷第五期，第7页.

[参考文献]

[1]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2] 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第62、70、71、137。

[3] 张茉楠.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一带一路”推进战略[J]，宏观经济管理，2016，第9期，第16页.

[4] 张长立.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路径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5，第5期，第7页.

[5] 李 丹、崔日明. “一带一路”战略与全球经贸格局重构[J]，经济学家，2015，第8期.

[6] 王逸舟. 《西方国际政治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547―551页.

第9篇：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

[关键词] 综合安全观 概括 重要意义 途径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崩溃论”、“中国”、“中国责任论”等论调随之不绝于耳。胡主席着眼当今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明确提出了“牢固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的科学命题，这是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国家安全规律的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发展，适应时展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新要求。

一、综合安全观的概括

综合安全观，是指用全局的、联系的、系统的思维，来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以及科技、生态、粮食、能源等一系列安全问题，通过科学统筹，运用多种手段，发挥整体合力，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它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新概括，顺应时展的呼唤。

（一）综合安全观提出的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逐步形成了高度依存的世界体系，相对开放的世界大环境使单个国家的安全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也正是因为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使得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生态、能源等方面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样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以今年已发生的国际和国内事情为例，3月11日，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核安全恐慌；3月19日，以法、英为首的西方多国部队开始入侵利比亚，逼迫总统卡扎菲与反政府军停火，利比亚内乱逐步升级；国内市场频频暴光如瘦肉精、毒豆芽、塑化剂等食品安全问题；越南等周边国家纷纷侵扰我国领土的安全。

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复杂的变动之中，我国社会也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同时并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在一起。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威胁非常严峻。不但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给国家领土安全、完整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也存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及重大自然灾害等给国家发展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有强敌对我军事上的直接威胁，也有对我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的潜在威胁；不仅我国海洋、太空、电磁等方面的战略权益受到威胁，社会安全稳定也面临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的现实威胁……当前影响我国安全和发展的因素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树立综合安全观。

（二）综合安全观的主要构成

综合安全观是一个内涵丰富、多层次的、开放的安全观念体系。

1.从地域范围来看，安全分为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全球安全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共同面临的生存发展威胁，例如粮食产量是否够全人类食用，能源储存量是否满足各国发展的需要，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已开始影响人类安全，等等。地区安全是指不同洲际的国家之间面临的安全威胁，例如，目前北非不少国家陷入了执政派与反对派之间的战乱中。国家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局是否安宁、社会是否稳定、经济是否发展、外敌是否入侵等。

2.从威胁源来看，安全分为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从威胁的地源分布来看，安全威胁既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周边地区、全球范围。我国安全不仅有来自周边国家的挑衅，也有国内的安全隐患，例如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颠覆政权的图谋一直没有停止，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而印度、日本等周边国家与我国的领土争议一直没有解决。从威胁的实体来看，它既可能来自于国家，也可能来自于国家集团、跨国组织、一国内部的恐怖组织等。今年，利比亚战乱不断升级，政府除了有来自国内反对派的攻击，还受到北约（国家集团）的袭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自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对石油的争夺不断引发局部战争。像2003年美国联合英法两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因为萨达姆政权将石油销售改用欧元计价，直接冲击了美元对石油的硬通货的地位。利比亚政府主要是在石油资源支配权和定价权上与西方多国产生了矛盾，所以才遭此重创。

3.从内容来看，安全分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政治安全居于综合安全的首位，主要是确保国家政权的稳固和国家不受侵犯。经济安全是主要的安全问题，因为能源日益紧张、金融危机持续不断等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矛盾升级，可以说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军事安全是传统安全，一直占据着国家安全的主导地位，主要是指领土完整、不受外来军事侵犯。文化安全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长期的文化攻势下可能瓦解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改变一个民族的发展前途。环境污染给人类安全带来的巨大灾难，让世界人民意识到如何消除或减缓人类生存遇到的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等环境安全威胁，已成为全球共同的安全责任。

二、综合安全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稳定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牢固树立综合安全观念”这一思想是党中央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认识的新突破，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求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接班人，他们的成长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当前国际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严峻，情况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思想渗透策反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国内社会结构深刻变动、阶层分化明显、恶性事件频频出现。如何教育大学生抵御西方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袭，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难题。没有理论上的成熟，就不会有信念上的坚定。在深入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强化综合安全观教育，解答大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和国际动态等现实问题，注重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和全球思维，理性看待和思考社会危机、国际局势，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激发出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创造热情和活力，在行动上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二）完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在当今开放的世界里，大学生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大学生政治理想信念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高校担负着培养大学生政治理想信念的任务，于是西方敌对势力将高校作为渗透和破坏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目标，与我们争夺青年学生。他们利用各种载体和渠道千方百计地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试图在高校培养和扶持“内部势力”。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国内安全频频受到新矛盾的干扰。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适时提出了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走进时代，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并给予深刻理论透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人民大众最期待的马克思主义。”校园文化的教育引导功能、价值导向功能、人格塑造功能等，决定了它在满足大学生文化需求、引领价值观的形成、培养道德品质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新形势下，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必须认真研究和探索把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综合安全观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手段和途径，加强对大学生的和平观和发展观教育，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为国家安全和发展培养出具有全球化时代所需要的思想道德素质的人才。

（三）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思想保证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如何，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核心和统领作用。当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国内社会矛盾凸现，少部分大学生在对科学社会主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国内外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出政治理想认知模糊、情感疏离和意志薄弱。如果不加以引导，大学生一旦对原有的政治理想信念产生了怀疑，那么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方向以及全面发展的方向就会出现偏差，行为倾向于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的轨道。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立足时代背景和现实状况，疏导大学生的思想困惑，引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明辨是非，培养大学生树立综合安全观念，切实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将个人理想追求与国家生存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加强个人思想政治素养的提高，保持乐观、昂扬的精神状态，真正成为党和国家需要的合格人才。

三、综合安全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高校在加强综合安全观教育时，要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学内容，运用形式多样的方式方法开展教育，注重综合安全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一）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贯穿于课堂教学中，增强针对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艰巨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及时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综合安全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国际战略新动态所作出的新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发展，所以我们要把综合安全观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全过程，实现综合安全观念进课堂、进教材，使教育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把综合安全观念融入政治理想信念教育之中，融入到思想道德建设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尊重个性差异，用生动典型的事例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创设平等交流的氛围，强化价值引导，增强教育的吸引力、说服力、亲和力，激发出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注重参与性

校园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重要载体。高校文化建设在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包容文化的多样性前提下，发展先进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形成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高校宣传团队要充分利用报纸、辩论赛、广播、版画等传媒手段，在校园内开展综合安全观念的教育，让广大学生置身于舆论氛围中，使综合安全观念为大学生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并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和行为准则。以今年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50年来罕见干旱到随后的强降水吞噬村庄为例，分析环境安全的严峻性，引导大学生关注环境安全，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一方面，将有特色、具有震撼力的图片资料剪接成系列宣传展板群，图文并茂的主题展板传递出环境恶化问题已经影响到人类生存的信息，提高大学生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对环保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以辩论赛等形式组织学生们共同探讨环境安全问题，分析其成因，追踪其后果，充分认识到环境安全问题可能会引发经济的不安全，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升级，严重的话会导致国家政权不稳。综合安全观念通过一系列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深入到学生心中，内化成自觉行为。

（三）将综合安全观教育渗透到社会实践中，提高实效性

综合安全观教育应突出实效性。社会实践活动对促进大学生了解国情、认识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在深入社会实践中，深化大学生对综合安全观念的认识，促进知、情、意、行的相互转化，才能成长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多元化发展要求的新一代合格公民。以综合安全观念教育为切入点，建立行之有效的实践教育、体验教育、养成教育机制，引导大学生正确理解树立综合安全观的重要性，明确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例如，以利比亚战事为例，给大学生客观而理性地分析法国、美国为什么以不同的姿态干涉利比亚内政？利比亚是原油出口大国，其主要出口走向是欧洲，美国仅占5%。在这次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法国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内大选的考虑，充当了急先锋，力图继续保持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而美国由于阿富汉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险泥塘，加之国内经济复苏乏力、民怨众多，致使奥巴马政府不敢积极投入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但是从美国的中东和北非战略利益考虑，它又不得不参与其中，因为在美国的推动下，当前的北非和阿拉伯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而在这场变革中，利比亚却力图保持不变，让美国大为光火。最后告知大学生们，安全问题是复杂的、多变的，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矛盾错综复杂。我们要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综合安全观，努力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国内安全和促进世界和平。通过对各种社会事态的层层剖析，探寻综合安全威胁的成因和后果，让大学生在实践中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把树立远大理想同时代要求统一起来，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坚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为报效祖国而奋斗。

参考文献

[1] 刘从良多元化威胁要求中国军人树立新国家安全观[N]报，2008-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