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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红楼梦精选(九篇)

解读红楼梦

第1篇:解读红楼梦范文

一、社会文化规束了女性的角色扮演

法国著名作家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造就的。女性的悲剧不在于她们生来是女人,而在于她们自觉不自觉地被按照社会期待的“女人模式”加以塑造。女性的悲剧不是生理悲剧,而是一场文化悲剧。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曾说,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福柯在这里指出,标准化或模式化是控制和自我规范的深化,社会通过纪律管束着人的身体,通过话语来定义何为正常、何为反常;通过标准化或模式化过程来要求人对规范的遵从。女性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压力之下,不仅要服从纪律,而且要遵从规范,自己制造出自己驯服的身体。

在旧中国,由于历史所规定的教条和社会所布置的环境,女性从小就受到来自社会、家庭及父母的文化塑造。就拿李纨、宝钗为例子,李纨之父认为“女子无才便为德”,女子以纺织女红为要,因此,取名为李纨,字宫裁;宝钗才情横溢,可常挂在嘴边的仍是“女子娴静第一,女红其次”等传统保守思想。社会、家庭及父母期望女性以家庭为重,认为女性的主要责任是操持家务、照顾子女。这种无形的强大的社会规定力不会随着女性知识程度提高而减弱,有时甚至是越有知识,自我意识越强,这种规定力越强,矛盾越深,压抑得人窒息。年轻的李纨必须守寡,软弱的迎春受尽折磨,果敢的尤三姐也只能拔剑自刎。

自后,中国一大批自我意识觉醒的新女性,冲出家庭投身到争取个性解放的社会活动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出家门的女性是否应该因为某些原因再度回到家庭中去呢?社会的意志是由文化、舆论等可见形式传达的。话语即是权利,谁掌握了麦克风,谁掌握了笔杆子,谁就能享受权利。现代传媒开始了对女性的自我价值判断进行有目的性的隐秘的引导,丰胸、瘦身、美容、整形等等让女性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与金钱的项目,表面是为女性的美与健康着想,其实只是贯彻了另一些人的审美价值达到其养眼的目的而已。当前许多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是以温良贤淑、相夫教子为美德,而 “女强人”却以不近人情、不理家事、婚姻不幸的形象出现。多数男性觉得女性工作赚钱可以贴补家用缓解经济压力,当然,有又有事业又温良贤淑能持家相夫教子的女性做为生活伴侣最好。金融危机引起就业难等诸多问题,下岗失业的危机逼迫着男性社会做出抉择,期待女性腾出更多的就业位置。当前的社会文化使得广大知识女性干事业筋疲力尽,还要疾走于各种商品文化与家庭之间。

二、从属经济裹紧了女性的前进脚步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的从属和压迫是起因于被压迫的经济的从属。女性在经济上的从属地位,导致了她们在政治上、人格上等一切方面的从属地位和被压迫地位。而女性在经济上的从属地位是由当时社会分工的不合理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男主内,女主外”、“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的文化模式意味着女性与社会是隔绝的,是要通过男人与社会建立联系的。这种文化模式不仅压抑了女性的发展,而且也给男性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也就是说要家务劳动社会化或说让女性走出闺房,回到社会中,直接与社会建立联系。

在贾府中,是很强调男女之别的。有医生进园中看病时,沿路都会设置屏障,别说小姐,连丫头和夫人们都会慌忙回避。当医生给晴雯看病时,还得隔着手帕把脉。在那个时代,女性是与社会隔离的,既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在社会中独立生活的经济手段。即使偶尔有几个逃离家庭来到外面世界的,结局都不甚好,或被卖为娼,或沦为乞儿……但在《红楼梦》中,仍有两个自比男性想要走出去的女性,一是凤姐,一是探春。凤姐协理宁国府,探春改革大观园。凤姐虽不识字,可她的治家理财之能,可谓是威震宁荣二府;探春,是凤姐惟一感叹自愧不如的“三姑娘”,她曾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那时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我乱说的。”(《红楼梦》第六十五回)有人只看到王熙凤在贾府中得宠呼风唤雨的一面,而看不到她因家事心力交瘁而小产血崩时的可怜样,也看不到她得不到婆婆邢夫人理解也得不到丈夫支持的辛酸;有人只看到探春改革大观园的决心和魄力,却看不到她为家庭安危荣辱远嫁蛮夷的苦楚。现实世界本是由男人履行补天济世责任的,但在男人已无法履行这一责任的情况下,惟有以女性代替履行责任,在贾府这座大厦将倾之际,她们仍在奋力支撑,可她们的付出又得到怎样的回报呢?

女性在家庭中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导致了她们的人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地位得不到正常保障。凤姐虽管着府中各处的开支,但正如邢夫人所说的“我给你脸,你才有脸”。凤姐在贾府中如墙头草,根基浅,地位是贾母给的,开销的金银也只是裁夺男人们积攒的家财,自身并不能产生独立的经济价值。与凤姐相比,探春的地位则更不稳固。探春虽有一身胆识,可她是姨娘生的,偏又这身居妾位的生母惹人嫌不自重,在贾府中地位甚为尴尬。在旧家庭中,比她们地位更不稳定的还有很多,比如像司琪、晴雯一类的丫鬟,得势之时如“副小姐”,失势之后便遭落井下石。

在现代婚姻生活中,没有经济收入的部分女性总是会默默忍受着其他家人的无名之火,任劳任怨地干着各种家务活却得不到付出与劳动的认可与赞赏,每月像乞儿一样向不自觉的丈夫讨要一个月的生活开支费用,还要承受丈夫变心之后的莫名指责或是暴力……如果你对这种生活甘之如饴,那上帝也拯救不了你!如果你长期深居家中,即使某一天你再想进入社会工作,这个社会也不再会那样慷慨地接受你了。经济独立,虽然不能保证你爱情丰收,婚姻幸福,但能低保你受到最小的伤害,仍被社会需要。

三、世俗宗教破灭了女性的港湾理想

《红楼梦》不是一部哲学经典,而是许多悲剧女性的传记。她们有爱,有恨,有笑,有泪,有聪明也有愚妄,而所没有的是力量和援助。如果不死,不嫁,除了出家,作者又能指给她们以什么前途?可在宗教中,女性一直处在很尴尬的地位。女性一方面被奉为圣洁的女神,犹如清高有洁癖的妙玉,另一方面又被贬为邪恶的女巫,比如骗钱使妖术害人的马道婆。而虔诚的信徒中妇女居多,有吃斋念佛的王夫人,有不惜香油钱为家人保平安富贵的贾母……她们在各教的创立及传播过程中,功不可没。可是,她们一直徘徊在宗教权利机构之外,并没有得到所期望的庇护。在《红楼梦》中,我们可以透过芳官来看看其中宗教的境况。大观园被抄检时,芳官等人被在贾府中逗留的水月庵的智通与地藏庵的圆心骗进尼姑庵,可是“西贝草斤年纪轻,水月庵里管尼僧。一个男人多少女,窝娼聚赌是陶情”。尼姑庵成了贾府中纨绔子弟消遣的风月场所。芳官虽不愿同流合污,可其悲惨境况也可想而知。

可宗教的存在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宗教如鸦片一般,能暂时慰藉那些疲惫的心灵,能使她们享受心灵的片刻宁静。在现今,也掀起了一股宗教热,那些虔诚的教友中有年轻的白领丽人,有时髦女郎,有八十老妪……也许在你看来,这些不值一提,可对那些身心受到煎熬的她们来说,这种心灵的关怀与安抚却是急需的。周汝昌认为,贾宝玉建立了一个“爱的宗教”。可在《红楼梦》中,被爱与爱人,女性都得不到庇护。尤二姐被贾琏爱却遭王熙凤嫉恨最终吞金自杀,司琪爱上个没有勇气反抗旧势力的没出息的表哥只得跳河自杀。而那些爱上贾宝玉的丫头小姐们更是没一个好命的,金钏儿试图宝玉晋身反被逼跳井淹死,晴雯不测风云被驱逐出大观园冤死,黛玉遭最亲近之人背弃无望病死,薛宝钗用尽心机却只得到了个“和尚夫人”的名衔。宝玉试图人人爱,可是却谁也保护不了。

第2篇:解读红楼梦范文

摘 要:认知语用观的核心理论是sperber和wilson提出来的关联论。他俩认为任何话语都是有关联的。话语的认知和理解过程就是寻找关联的过程。如果在较小的语境中找不到关联,就得借助更大的语境,直至使话语在这种语境中具有最佳语境效果,找到话语的“最佳关联”,实现对话语的最准确的理解。本文就是通过对《红楼梦》作品中一些鲜活的事例进行分析和认知推理,寻找关联,从而看出了曹雪芹轻车熟路的语言使用技巧。

一、认知语用观

认知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涉及人对信息的选择、接受、处理、理解和储存的能力和过程。认知语用观的核心理论是sperber和wilson提出来的关联论,这是对认知语用学的最大贡献,也是专门针对和用以修订或取代grice合作原则的一个核心理论。sperber与wilson在《关联:交际与认知》中指出:语言交际会同时涉及这两种模式,一种是代码模式,另一种是推理模式。但在交际过程中,认知——推理过程是基本的,编码——解码则附属于认知——推理过程。二位作者希望通过书中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找出我们所需要的所有有关语言交际的理论”。为此,该书在西方语言学界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s.c.levinson评论说,这是一个“大胆的、很有争议的书。作者试图将语用学理论的重点转移到认知的一般理论上来”。它主要不是讨论如何通过语用学理论去解决什么实际问题,而是概述出了一条总的认知原则,即关联原则。在第二版中作者又将原来的一条原则修改为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两条。

自grice提出会话含意学说以来,引发了有关语用推理和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而关联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交际与认知。它不以规则为基础,也不以准则为标准,而是基于下面的观点:话语的内容、语境和各种暗含,使听话人对话语产生不同的理解;但听话人不一定在任何场合下对话语所表达的全部意义都得到理解;他只用一个单一的、普通的标准去理解话语;这个标准足以使听话人认定一种唯一可行的理解;这个标准就是关联性。因此,何自然和冉永平认为,“每一种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这个交际行为本身具备最佳的关联性”{2}。

刘绍忠认为:从听话人的角度看,他的理解与解释必须以说话人的话语为基础,不能凭空捏造,胡乱地解释一通{3}。由此看来,解释靠推理,推理就是找关联,而找关联又有相对程度的问题。

二、《红楼梦》作品中的语言使用技巧例析

《红楼梦》所以成为我国四大文学名著之一,是因为曹雪芹在语言使用方面的确高超。下面将从认知语用观的核心理论——关联论出发探询作者笔下语言使用技巧之所在。

例析1. 在第22回,贾母所制的灯谜是:猴子身轻站树梢(打一果名)。谜底为荔枝。“老祖宗”贾母在贾府中是处于最高地位的太上家长,而谜底“荔枝”是“站树梢”即“立枝”的谐音“离枝”,也在于暗示将来所谓“树倒猢狲散”,预言着贾府势衰人散的结局。贾政的灯谜是: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打一用物)。谜底为砚台。谜中的“必”谐音“笔”,“应”即应验,谐音“硬砚”。砚台的“端方”、“坚硬”,也十分与贾政的思想性格特征相关,亦即道貌岸然,一本正经,头脑冬烘,顽固不化。

例析2. 甄士隐和贾宝玉因梦游“太虚幻境”而被一僧一逍度脱遁入空门则被作者置于全书的首和尾,它可以作为对“太虚幻境”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故事阐释。甄(真)即是贾(假),贾(假)亦是甄(真);不管是无为于人间情爱(甄士隐),还是有为于人间情爱(贾宝玉),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都与遁入“空”门相关。

例析3. 根据王岳川之理解,“群芳髓”之“髓”的字面意义为精华,暗示意义为骨髓,象征意义应该为“碎”;“千红一窟”之“窟”的字面意义为山洞,暗示意义为鬼窟冢室,其象征意义则是“窟”字的谐音“哭”,实为对青春花颜遭噩运的哀叹;“万艳同杯”之“杯”的字面意义为盛酒的容器,而更深层的象征意义也是“杯”的谐音“悲”。他还指出,贾府四姐妹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的名字第一个字的谐音组成“原应叹息”,叹息四姐妹所代表的整个女性世界的命运{4}。这些是王岳川通过他的理解和推理确实挖掘出或再构建了曹雪芹伏下的巨匠之笔,还是他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在原作基础上的再创造,似乎是无法验证的。

诸如此类,作品中谐音相关的场合,举不胜举。阅读时,我们不妨从语言使用的认知角度出发,结合上下语境,细细推敲,必有所得,从而对原作者的初衷理解更深更透。以上三例都使用了谐音关联,让读者处处联想翩翩。

例析4. 借物思人,息息相关。第28回的冯紫英家酒席上所行之令,贾母、薛姨妈说的令语,多半常言,不拘出处,都各自适合她们的贵族家庭妇女身份。刘姥姥却满口萝卜、蒜头、倭瓜、毛毛虫……土话俚语,机智诙谐,表现出与她这个深谙世情、生活经验丰富的农村劳动妇女的本色相关。而那些饱读诗书的小姐们就不同了,她们喜欢引经据典,借物喻人。比如,第40回黛玉无意之中,说出的“良辰美景奈何天”、“纱窗也没有红娘报”分别出自《牡丹亭》、《西厢记》,不禁让人感受到了书中的爱情描写对她多愁善感之心的触动。宝钗的酒令中,“双双燕子语梁间”是由宋代刘季孙《题饶州酒务厅屏》诗“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化用而来,“水荇牵风翠带长”是用杜甫《曲江对雨》诗原句,“三山半落青天外”取自李白诗的《登金陵凤凰台》,“处处风波处处愁”则为明代唐寅《题画》诗的末句,或改唐代薛莹《秋日湖上》中“烟波处处愁”而成。所取诗词用语典雅,风格庄重,从中可见她的才情,也反映出她稳重和平、温柔敦厚的性格特征。这里诗歌的描写与人物之吻合所形成的最佳关联反映出了曹雪芹的语言艺术之绝伦。

例析5. 如果说雪花是曹雪芹对宝钗在大观园中为人处世的性格概括,那么牡丹则是作者对宝钗一生命运的总结。第六十三回群芳夜宴,宝钗掣得花签:牡丹,艳冠群芳——任是无情也动人。牡丹,花形硕大,富丽繁荣,在古代为大富大贵之家的点缀,号称“富贵花”,“百两金”、“花中之王”。刘禹锡有“惟有牡丹真国色”,白居易说“花开时节动京城”,周敦颐道“花之富贵者也”——宝钗家中领皇家银粮,拥百万之富,本人有杨妃丰腴、凝脂之神韵,又恪守封建正统的道德规范{5}。此景此情看似喻花,实则与喻人极其相关,于出生、于自身,宝钗都不愧为国色天香的牡丹的象征。

例析6. “离恨天”神话故事似曾无关,却有关,贯穿《红楼梦》全篇。

“离恨天”一词在《红楼梦》里出现过三次{6}。第一次出现在第一回当中,在僧道对话中由僧人的叙述引出。讲述的是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草,由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修得个女体,成了绛珠仙子,于是“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但两者凡心未尽,“意欲下凡造历幻缘”。第二次出现在第五回里, 写贾宝玉梦入太虚幻境,遇见司掌人间风情月债的警幻仙姑。仙姑告诉宝玉,她居住在离恨天上灌愁海中,并且给宝玉看了十二钗正副册子词。由此暗示大观园众女子今后的命运,尤其是林黛玉与贾宝玉二人的爱情命运。第三次出现在第九十八回的回目中“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而此回写的是宝黛二人爱情的悲惨结局,黛死宝病。

“离恨天”其实最早出现在《西游记》中, 共有五次, 分布在第五回一次、第三十九、五十二回各二次。现举一例如下:“好大圣,摇摇摆摆,仗着酒,任情乱撞,一会把路差了,不是齐天府,却是兜率天宫。一见了,顿然醒悟道:‘兜率宫是三十三天之上,乃离恨天太上老君之处,如何错到此间?也罢,也罢!一向要来望此老,不曾得来,今趁此残步,就望他一望也好。’”(《西游记》第五回)

从表面的小语境看,《红楼梦》中“离恨天”的建构完全脱离了宗教色彩,它不再与“三十三天”、“兜率天”等佛教名词联系在一起,但从大语境的本质上却蕴含了极为丰富的佛教哲理。首先,《红楼梦》中“离恨天”揭示了“恨”之所在的佛教哲理。从佛教观念讲,“恨”即为内心怨积不畅而引起的苦恼。《成唯识论》曰:“云何为恨, 由忿为先。怀恶不舍,结怨为性。能障不恨,热恼为业。谓结恨者,不能含忍,恒热恼故。”因为有了“恨”,便有了苦恼。为了解脱苦恼,就得“离恨”。绛珠仙子从“离恨天”下凡到大观园,便是由于神瑛侍者“灌溉之情未偿”的内心之“恨”未得解决,“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她历经尘缘就是为了报答神瑛侍者的浇之情。而林黛玉魂归“离恨天”又是因为她与贾宝玉在凡尘的爱情无法实现之“恨”的原因所造成的。因此,无论是从仙界历劫凡尘,还是从凡尘魂归仙界, 都是由于“恨”。为了离恨,便历经了仙界——凡尘——仙界的循环历程。其次,《红楼梦》中“离恨天”演绎了“色即空”的佛教意蕴,认为要解决“离恨”的真正办法即是消除一切情色欲望,因为欲望是痛苦的根源,是罪恶的源头。《妙华莲花经》曰:“诸苦所因, 贪欲为本。”林黛玉和贾宝玉的一段为了“偿债”的情缘,在大观园历经了春之萌动、夏之成长、秋之衰颓、冬之陨落的历程后最终回归到“离恨天”。林黛玉虽然把“一生所有的眼泪”都流尽了,却没能换得个“举案齐眉”。一切“春恨秋悲皆自惹”,问为何缘,只因“离恨天”上情缘未了, 尘欲未尽。薛宝钗热衷于“仕途经济”,八面玲珑,博得贾府上下夸赞,虽得了与贾宝玉“举案齐眉”,但“到底意难平”。婚后不久贾宝玉即出家为和尚,薛宝钗只好独守空房,抱恨终身。为了所谓的情色欲望,林黛玉魂归西天,薛宝钗则独守空房,因此无论林黛玉还是薛宝钗,她们所得到的都是“水中月”“镜中花”,最终的结果都是“空空如也”。贾宝玉更是以出家的方式表明“色即空”的佛家理蕴,昭示了情色欲望的虚幻性。这种鲜明的对比形成了一种最大的关联特征,因此,《红楼梦》中“离恨天”就是一种指代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的文学意象。

三、余 论

认知语用观的关联论认为任何话语都是有关联的。话语的理解过程就是寻找关联的过程。在较小的语境中找不到关联, 就得借助更大一些的语境,直至使话语在这种语境中具有最佳语境效果,找到话语的“最佳关联”,实现对话语的最准确的理解和认知。本文就是通过对作品中一些鲜活事例进行分析和推理,从而看到了曹雪芹炉火纯青的语言描写艺术,像生活一样, 好像没有成文的章法, 但又有其内在的必然规律。因此,《红楼梦》不愧是一部完全可与《莎士比亚全集》相提并论的世界经典文学,不同学者、读者、文人墨客分别从不同角度来品评过该巨著,兴之所至,各取所需。但类似于本文试图运用认知语用学中sperber 和wilson关联论来品味《红楼梦》那自然而深刻、质朴而传神、平淡而真挚的语言使用技巧方面的文章似乎并不多见。

{1} [清]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 何自然,冉永平.话语联系语的语用制约性[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3):1-9.

{3} 刘绍忠.关联论的交际观[j].现代外语,1997(2):13-20.

{4} 王岳川.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第3篇:解读红楼梦范文

关键词:时间地理学;活动路径;小说人物行为空间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6-0273-11

一、研究背景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以地理学科学化为目标兴起的计量革命为契机,学术研究根据研究的对象不同被分为许多领域的固定不变的说法被人文地理学瓦解了。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研究者们关于文学作品中都市论研究就是对文学作品进行地理空间解读的尝试。Pocock(1981)编撰的论文集Humanistic Ge-ography and Literature:Essays on the Experience of Place出版。Yi-Fu Tuan(段义孚1985),对柯南道尔所描写的英国大都市尤其是伦敦所体现出来的都市病的研究后,指出:柯南道尔结合犯罪以及犯罪所产生的环境来描写的英国都市病,揭示伦敦等都市病态的一面,是一种环境决定论。杉浦芳夫(1992)选取了与东京近郊有关的文学作品,在介绍相关文学作品的前提下,结合东京的自然环境和历史,通过对地理空间解读的实践,达到向读者说明“New Geography”的目的。遗憾的是,在我国关注以地理学方法对文学作出地理空间解读的尝试还处于起步阶段。暖(2009)等以《水浒传》中塑造人物的实际文本为出发点,通过建立人物行为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对天罡星的行为特征进行共性概括和类型划分,归结出36天罡星豪杰气概、好汉气性、猛将气势的群体总特征,分出5个行为特征比较明晰的大类,并从文化地理的角度对天罡星行为特征的共性和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再就是在2010年6月21日香港中文大学的林珲教授曾在讲座中提到过目前有研究者试图从地理空间视角对张爱玲小说文本中提到的地方进行研究。张光英(2010)在国内首次将行为地理学研究方法引入文学文本研究领域,从地理学微观个体行为的视角,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对《红楼梦》大观园的主要人物行为空间进行思考和研究。

基于我国关注以地理学方法对文学作品作地理空间解读的研究非常之稀少,本研究选取典型小说文本中核心人物的行为活动路径,运用时间地理学研究理论,通过地理学空间的阅读试验,尝试把文学文本的阅读和新人文地理空间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文学关于地理空间解读的尝试。

二、时间地理学的概念与方法

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以哈格斯特朗为代表的时间地理学,把人放在时间、空间中考虑,时间地理学对人物时空间结构的研究需要有必备两个条件,其一,需要有关人物出行活动的资料;其二,需要掌握人物一天内24小时连续进行的所有活动情况。路径、结构,可以通过将空间压缩为二维平面,用纵轴代表时间在图上加以表示。时间地理学认为时空框和制约是时间地理学的关键词汇。个人为了谋生或满足其获得信息、社会交往及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就在个人路径或者轨道中移动,每个人在时空间移动中所遇到的环境。一个人要满足需要,一般要从一个驻所移动到另一个驻所,然而,移动受到了许多制约,这制约可以归为三类:能力制约、组合制约和权威制约。可见,在时间地理学研究框架下,活动被作为一种常规发生的习惯行为来研究,强调了移动在行为空间中的重要性。

三、关于《红楼梦》核心人物研究综述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大约成书于1784年(清乾隆帝四十九年),以刻画人物众多,反映社会生活广泛、深刻而著称。曹雪芹现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是由原作者曹雪芹写的前80回和续作者高鹗完成的后40回组成。自《红楼梦》出现的二百多年来,“红学”界从“索隐”“发微”“释真”“考事”等或文学、或史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中核心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物形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成了世界汉学界鼎立而三的显学之一――“红学”。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个主要人物的研究视角二百多年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脂砚斋为代表的人物点评分析研究

脂砚斋是第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周汝昌(1953)认为一部《石头记》,脂砚斋不啻给作者作代言人,尽拽底奥,此人之重要较之雪芹本人几乎要划等号了。杨星映(1982)认为脂砚斋还在曹雪芹的写作过程中,他就多次反复研究、评点,应当说是第一个红学家。李燃青(1985)认为脂砚斋在评点中,充分地肯定了《红楼梦》在展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方面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并且提出了颇为深刻的美学见解。

(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人物原型分析研究

索隐派出现在20世纪初,以蔡元培为代表。索隐派不认为小说就是小说,而认为它是一部借“假语存”隐写的一段真实历史,事件有原型,人物也有原型。索隐派有独特的文艺观。(孙伟科)蔡元培认为宝玉就是胤初,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故事就是胤初和董鄂妃的故事“如董妃逝而世祖出家,即黛玉死而宝玉为僧本事。”新时期的刘心武就是“索隐派”研究方法的继承者之一。

(三)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证派人物研究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认为“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者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俞平伯是胡适的学生和追随者,但俞平伯从文学的角度着眼,采取“以书为证”的方法进行《红楼梦》考证,提出“钗黛合一”的理论。新时期周汝昌先生的“新自叙说”是对胡适“自叙说”的修正和发展。

(四)以王昆仑(太愚)为代表的唯物史观人物分析法

1948年王昆仑结集出版的《红楼梦人物论》,以阶级定性为主的人物分析,将人物分为卫道者和叛逆者两大对立阵营,薛宝钗属于卫道者阵营,贾宝玉、林黛玉属于叛逆者阵营。以后何其芳、蒋和森、吴组缃的红学研究是这一种研究方法的代表。

二百多年来对《红楼梦》核心人物的研究已经相当系统、深入、全面。《红楼梦》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位核心人物的研究主要在各个流派研究思想

的语境下进行的。纵观历来的研究成果主要都是以小说叙述的故事情节作为理解《红楼梦》核心人物的依据,但人是叙事的主体,小说创造的人物活动空间与人之间存在全方位的互动关系,日常活动空间在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还反应了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体现在人物对行为空间的能动选择上。理解了《红楼梦》核心人物的行为空间的意义,就能理解曹雪芹赋予《红楼梦》核心人物的独特的叙事意义。因此,本文则尝试从核心人物行为空间视角来解读核心人物。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文学就是以现实世界的事物为原型进行的创作,文学中描写的东西并不是现实,是作者感知的印象化的现实。小说要塑造人物、构造情节、推动矛盾冲突发生、发展直至矛盾冲突的解决和消亡,都离不开核心人物的活动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行为空间。在小说中核心人物的空间移动通常表现为每日的活动。小说核心人物的日常行为空间反映个人与环境最直接最经常的交互过程,行为空间成为小说特定的典型事件下个人层面上长期和短期的选择和制约多重作用的结果,并且通过核心人物个人活动之间的移动将分散的活动地点连接起来形成核心人物活动行为体系。因此,文学家也如地理学家一样也是通过作品中核心人物的空间移动来完成文学中行为空间的描写。这样,如果地理学家的时间地理学视角的人物活动分析法是正确的话,自然利用时间地理学视角的人物活动分析法,通过核心人物日常行为空间移动的研究,以地理学视角对小说核心人物行为空间进行解读,进而完成对小说文本的一种地理学方法的研究解读就是可行的。

(一)研究对象的数据化

本文研究的数据基础是基于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文本中第5回至79回这一段时间内,根据行为空间信息要素的需要,截取核心人物在文本时间范围内的空间信息和活动信息,把核心人物在哪一回目、到达何地点以及同一回目中指明到达次数进行统计,合计得出核心人物在5回至79回地提到并到达的典型的、可评价的空间活动节点为:贾宝玉166次,林黛玉88次,薛宝钗81次,三个人共计335次(表1)。

(二)人物总体行为空间特征分析

根据表1提供的数据,将人物总行为空间进行汇总并空间化(图1)。行为空间是行为主体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空间,主体的要求是整个行为的出发点。核心人物在某一个空间中停留一次,就在该空间中标出一个节点,节点的多少可以反应出核心人物在该空间的活动情况。

核心人物总体行为空间特征表现出如下特点:1、核心人物的主要行为空间集中在贾母院、王夫人院、怡红院、潇湘馆、蘅芜院五个地方;2、从所占有行为空间大小的视角来看,贾宝玉行为空间范围最大,最为明显的体现在贾母院、王夫人院、潇湘馆和宁国府;3、贾宝玉的行为空间最为广阔,他的活动空间范围基本上涉及到了贾府及大观园的各个角落;4、贾宝玉和林黛玉属于两个人活动的行为空间比较多,相反,单独属于贾宝玉和薛宝钗的活动空间则没有。

(三)核心人物典型活动路径分析

以上核心人物总体活动空间的汇总,为找出核心人物在小说故事发展中日常行为空间分布的一般性特征提供了强有力的途径,也为我们寻找到遮蔽在行为空间视角下的人物性格特点和命运特点刻画和解释提供了可行的手段。那么,通过核心人物在故事发展中某些典型的活动路径的分析,揭示在一天时间尺度上个体生活活动的特征,探讨小说核心人物个体在制约条件下的日常生活活动路径,可以使在小说叙事学整体研究中被掩盖的个体的差异性得到显现。在活动路径的时空图中,横轴表示被简化为一维的空间,纵轴表示时间,(鉴于小说描写在时间上的虚拟性,不可能精确到几时几点,所以在时间表示上以文本中出现的上午、中午、下午、傍晚这样的总拟时间为节点。)横线或斜线表示人物移动,不同的柱体表示人物在不同的空间。

1、典型路径1分析

第8回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位核心人物在贾府空间会合后,作者第一次正面描写他们之间正式见面的章节,所以活动路径具有典型性。此时三人虽然都住在贾府,贾宝玉、林黛玉住在靠近贾母的地方,薛宝钗和母亲一起住在梨香院,但在此之前作者并没有描述过他们三人一起见面的情景,所以本章核心人物在贾府空间的第一次完整出场就别具意义。

图2很清楚的反应出核心人物此时的路径特点:贾宝玉涉及到6次空间位移,林黛玉涉及到7次空间位移,薛宝钗则没有进行空间移动。贾宝玉和林黛玉空间表现出明显纠结,第一次纠结在于两人在家长的安排下一起到宁府参加活动,于中午的时候和贾母一起回到荣府;第二次纠结在于薛宝钗的住处,随后,贾宝玉到了薛宝钗的生活空间中,林黛玉随后跟来,核心人物三人在薛宝钗的住处回合,显然,林黛玉的活动是紧跟着贾宝玉的,由于薛宝钗的到来,而且有金玉姻缘之论,造成林黛玉的戒备心理,所以,一旦贾宝玉去了薛宝钗的空间,必然引起林黛玉的高度紧张,那么林黛玉紧随贾宝玉之后就是一种必然。从图2可以看出,林黛玉和贾宝玉在某一空间中的活动都是前后时间的事情,薛宝钗没有空间的移动。第5回作者写到,因为宝钗的到来,“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宝钗却浑然不觉。”此时,贾宝玉感受到林黛玉对其活动空间的制约,在空间唯一上可以看出,此时贾宝玉在林薛两者之间是无所偏向的,所以,去完宁府回来,就会马上想起去探望薛宝钗。此时的宝钗稳坐家中没有移动的。

2、典型路径2分析

第20~21回写到贾宝玉因饭后闲逛,二度拜访薛宝钗,是小说文本第一次正面描写薛宝钗到贾宝玉、林黛玉的空间活动。由此小说文本描写了三个核心人物一天的活动路径具有典型性。(图3)

图3反应了在这一天的完整活动中,同样以贾宝玉拜访薛宝钗开始,贾宝玉有9次空间移动,林黛玉是5次,薛宝钗为7次。林黛玉在自己住处的活动更多一些,贾宝玉在薛宝钗、贾母、林黛玉三处反复活动,与图2林黛玉活动路径紧跟贾宝玉之后相比,图3薛宝钗活动路径和贾宝玉重复明显,往往紧跟在贾宝玉之后到达林黛玉的空间,但在与薛宝钗空间重复后,贾宝玉在活动路径上又表现出反复到林黛玉空间中,可以看出弥补的意图。另外,薛宝钗的活动路径明显复杂起来,围绕着林黛玉相对固定的空间活动,充满纠结的。

3、典型路径3分析

31-34回,“宝玉挨打事件”是《红楼梦》故事发展的一件大事,围绕这件典型,核心人物的活动路径因此具有代表性。(图4)

图4围绕着贾宝玉挨打事件,核心人物的活动路径各自特征明显。首先,三个人的空间移动次数是不一样的。在这一天中,贾宝玉涉及到9次空间之间的移动,林黛玉涉及到6次,薛宝钗涉及到11次空间移动,薛宝钗的空间移动最为频繁;其次,宝玉挨打前后,林薛的活动路径各具特点。最先三人从各自的空间汇聚到贾母院中后,林黛玉和贾宝玉有三个不同空间点的重合,是在挨打前的恰红院和在怡红院外边,以及挨打后的怡红院探视,薛宝钗和贾宝玉也有三次空间的重合,分别在宝玉挨打前的王夫人院、挨打后的贾母院、恰红院探视。此时的

路径安排显然意味深长,在贾宝玉挨打前,贾林有两次路径重叠,切都是避开旁人的,而贾薛的路径重叠均在贾宝玉挨打之后,都集中在长辈的视野之下;最后,从活动路径的完整性来讲,林黛玉显然活动路径最为简单,活动空间最为狭小,薛宝钗活动路径最为曲折,活动空间最大。显然,贾宝玉挨打,薛宝钗的纠结在活动路径中明显表现出来,而且薛宝钗的空间技巧更为明显,虽然作者明着写薛宝钗静若处子,但却让人物在活动路径上给予一览无余的展示。

4、典型路径4分析

第77-78-79回描写贾宝玉的知己晴雯死后第二天,核心人物连续的活动路径。丫鬟晴雯是贾宝玉的知己,晴雯是抄检大观园的最直接牺牲品,抄检大观园是赫赫贾府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所以此时三位核心人物的活动路径也具有典型性。(图5)

1、晴雯死后贾宝玉可谓失魂落魄。晴雯死后第二天,贾宝玉空间位移达到15次,除了早上的一段时间是被家长安排外出以外,其他时间都在大观园内游荡,还偷偷去了一趟晴雯家。2、林黛玉的空间移动也减少了,主要集中在自己住处、薛姨妈家、但是她还是记挂着贾宝玉,所以贾宝玉、林黛玉在怡红院外边有共祭芙蓉诔空间;3、薛宝钗再次回到母亲家,唯一保留一点联系的就是姨娘王夫人的空间,她果然静若处子。晴雯死了,大观园即将走向消亡,烟消云散了,贾宝玉最为纠结,薛宝钗是关心的是自己是否会因此受累,搬回母亲家,不再活动,唯有林黛玉深知宝玉,所以才会共同出现在怡红院外边共祭芙蓉诔的空间中。

五、结论与展望

第4篇:解读红楼梦范文

其一:续改篇

凡是极其美好又有巨大遗憾的文艺作品,都会被称为“断臂维纳斯”,《红楼梦》也是如此。自该书诞生以来,关于后40回是谁之作等有关的探轶从未断绝,刘心武续写《红楼梦》,就是想把多年来的研究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刘心武续红楼梦》中,刘续试图进入曹雪芹的文本语境,对前80回中所有“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大、小、明、暗伏笔逐一进行了照应,并对古抄本中所有脂砚斋、畸笏叟批语中透露、逗漏的后28回的情节、细节、文本用语、回目等也逐一加以了兑现。

对于主要人物的命运,刘心武完全打破了《红楼梦》120回程高本的结局。在这里,林黛玉沉湖自尽;薛宝钗与贾宝玉婚后染病而亡;史湘云死后,贾宝玉大彻大悟,回归天界恢复神瑛侍者身份;妙玉为掩护宝玉与忠顺王同归于尽;好强的王熙凤则沦为下人,再加上被贾琏报复,她一路哭回金陵老家,在路上不堪,悲惨而死。

《红楼梦杀人事件》则是其中的一个异类。作者借用红楼中的背景和人物,写成了一出现代悬疑小说,以唯美笔触全面颠覆了这一百年经典。目前有两个版本的同名书籍,分别为中国人江晓雯和日本人芦边拓所作。江晓雯的《红楼梦杀人事件》,由四个连环案件组成,每桩案件,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极具场景感、戏剧性和表演性。深谙《红楼梦》的读者,会在《红楼梦杀人事件》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宝黛钗,一颦一笑仍如原著一样个性鲜明,只不过,他们的命运被重新改写。书中,晴雯、迎春、黛玉都被谋杀致死,卫若兰成了侦探,充满悬念。江晓雯以现代人的某些观念,对《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故事,进行了一次另类解读。其间,既借用了脂砚斋的某些批语,又很大程度上颠覆了高鹗后四十回的某些情节。

芦边拓的《红楼梦杀人事件》,贾宝玉和林黛玉一起比肩共读的,不是那本《会真记》,而是《棠阴比事》《折狱龟鉴》《洗冤集录》等法医学专著和《龙图公案》《武则天四大奇案》等公案小说。时空背景从“贵妃省亲”开始。从第四回起,大观园内就发生了连环杀人事件,迎春、王熙凤、湘云、香菱、晴雯、鸳鸯、黛玉等美女纷纷死于非命。同时,大观园内的人们也钟情于探案,由探春发起成立的“海棠诗社”变成了解疑破谜的“海棠谜社”;原著里一笔带过的总管赖大之子赖尚荣,由贪官变为屡破疑案的刑部司法官,他被派去调查大观园连环杀人案,而暗中协助他的便是贾宝玉。

其二:研究篇

西岭雪素有民间“红学”研究第一女性之称。在她的《西岭雪探秘红楼梦》一书中,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触觉,带领我们探秘“红楼36钗”。她把《红楼梦》中人分成了“金玉”两大派系进而进行深层分析,得出此书是个性格的悲剧集合,其主要人物都是自误。黛玉一生是聪明所误。黛玉太聪明了,所以过分敏感,影响了健康。宝钗是博知所误,熙凤则是心机所误,心力消耗过甚,旧病复发而死。西岭雪就这样一一为我们揭底了红楼中主要女性人物的悲剧性格和薄命的结局,凭吊了最耐人寻味的红楼人物宿命之谜,这在历来的《红楼梦》阅读中,都是颇令人困惑的一团乱麻。

台湾著名美学家、文学家蒋勋的《蒋勋说红楼梦》,从人性、文学的角度,挖掘《红楼梦》独特的人文内涵,还原《红楼梦》真正的文学内蕴。蒋勋在台北授课《红楼梦》美学,引来林青霞每周飞赴台北听课,并且说:“蒋勋老师是我唯一的偶像,听老师讲《红楼梦》,心里会产生安定的力量。”蒋勋有段答记者问说,“在台北听讲《红楼梦》的大概不到三十个人,大都是台北那些大企业家的媳妇,很多都是嫁入豪门的。所以一个比一个美,我忽然觉得好奇怪,我觉得我在讲《红楼梦》,然后这些人真是红楼梦中人。他们才真的是红楼梦中人。他们完全知道十二金钗的悲苦是什么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忽然觉得《红楼梦》就像一部佛经一样,它其实也度化了我。”看来做红楼梦中人在当今社会,美学意义之外,尚有社会学之现状可作思考。

草根学者蒋国震的《真假红楼梦》,语出惊人,指出《红楼梦》的作者并非曹雪芹,而是康熙王朝曾被两立两废的太子胤。为了论证这一观点,蒋国震从曹雪芹的身世谈起,列举了大量确凿资料,证明曹雪芹只是对《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作者则另有其人。而后又剥茧抽丝,从《昌平州志》、《枣窗闲笔》等历史文献和文人著作中披沙拣金,描绘了胤从储君到“废太子”之后,创作《红楼梦》的心路历程,同时将一个纷乱复杂的清代宫廷政治斗争逐一呈现给读者。在《红楼梦》已有定论的前提下,我们为蒋国震不畏权威、敢于挑战之举叫好。

其三:解密篇

读书要读人,读人读魂。青灯下的古佛的《红楼人物解码:世道人情中的心机》就写到了人物的魂,在等级森严的荣、宁两府内,他们上至贵人,下至丫环的生存空间都非常狭小,如贵人阶层的,林黛玉在“世人皆浊唯我独清”中吟唱出“质本洁来还洁去”,而王熙凤则是在“明里一盆火暗里一把刀”中落得个“聪明反被聪明误”。丫鬟阶层的,袭人、平儿、小红结局完好,而金钏、晴雯、司棋却阴阳两隔。这其间的差别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世道人情中的心机大有不同。比如贾芸审时度势,实现了从穷人到富人的变化;而贾瑞却不自量力,上演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闹剧。

侯会的《红楼梦贵族生活揭秘》,试着从物质生活、银钱经济的角度来解读《红楼梦》。第一辑“衣食住行”,试着由贾府的物质生活,探究小说的主旨和作者的志趣。《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衣食住行,代表着那个时代最奢华的物质享受水准,大有超越皇家的势头。第二辑“银钱经济”,进一步由经济的角度关注作品。从当时的金银价格,说到物价水平,更分析了贾府的财政状况。第三辑“真相曹家”,引领我们把目光由书内移向书外,关注到曹家的经济、物质生活史实,那是小说的素材源泉。于是我们看到曹玺、曹寅父子寒酸的“工资单”;了解了曹家因接驾而造成巨额亏空。小说中不少谜题的背后答案,在本书中都是第一次披露。

刘耕路是87版电视剧本《红楼梦》三名编剧之一,所著《红楼诗梦》寻觅故典,探索诗谶,以详细注释与赏析解诂《红楼梦》诗词,慰藉曹雪芹传诗之意。刘耕路认为,“如不是精通中国传统文化,断写不出《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同样,读《红楼梦》也需要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积累,才能对其内涵理解更多”。因而写作此书第一章,谈《红楼梦》曲和“判词”;第二章谈宝、黛诗词;第三章谈匾额、联语;第四章谈谜语及酒令;第六章谈赞语、偈语等。若想从《红楼梦》里领会文学与艺术的景致,可藉此书反复吟咏或赏玩。

其四:衍生篇

沈雁英教授的《红楼梦养生智慧》,深挖细做,对《红楼梦》蕴含的健康养生之道和中医保健精粹加以研究和分析,从养生保健的角度“解密红楼”,用富有哲理而又风趣幽默的语言,向读者积极灌输和倡导现代健康生活的新观念。诸如贾母“最是怜老惜贫的”,对一些老人,还有下人,她都注意做到关爱、关心和体贴,用刘姥姥的话说,贾母像老菩萨一样,能够仁者有寿。所以,人的豁达乐观,也能够对人的健康长寿有帮助。

张志鹏的《红楼梦的职场人生》,是对《红楼梦》的现实解读。张志鹏站位现代职场,依从行政视角,辅之以严谨公文的全新架构,独步匠心,活学、活用、活化了经典。全书精选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36位丽人,同时收录了刘姥姥、乌进孝、贾芸儿、薛姨妈等四位“非钗”角色,以人物引情境,以故事说权谋,成功将《红楼梦》这一旷世伟作中所囊括的政治风云、职场权谋,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解决问题的策略方法等,通过一种简洁、轻松的形式一并呈递给各位读者,进而生发出对涉世生存法则和职场人生的正反两方面行政参照。

曹雪芹不仅是文学家,也是美食家。蒋荣荣的《红楼梦美食大观》以“色、香、味、情趣”四要素,写到了《红楼梦》中“吃”的学问。虽然《红楼梦》不是描写“吃”的伟著,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描写的烹调食谱、点心饮料,宴饮场景,无不精妙异常,令人叹服,据此,有人对《红楼梦》里的菜肴、点心、饮料以及曹雪芹的烹调技术作过专门研究。或许是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并出于烹饪技术教育的需要,以及对《红楼梦》一书的偏爱,蒋荣荣饶有兴趣、不遗余力地整理编写了这部《红楼梦美食大观》。

潘富俊博士的《红楼梦植物图鉴》,带领读者从认识植物的特性,来深入曹雪芹的红楼世界。收录在《红楼梦》出现过的植物共242种,潘博士从每回故事大纲说起,言简意赅剖析每种植物在故事中的运用技巧,甚至溯及《诗经》的文学传统。借由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曹雪芹如何运用植物来写景抒情、刻画人物:比如黛玉葬花葬了什么花、十二金钗各有哪些象征个性与命运的植物,以及三十服名称讲究的中药方剂到底是真是假。

相关书籍:

《刘心武续红楼梦》刘心武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

《刘心武续红楼梦》:epaper.省略/gmrb/images/2011-03/02/09/res04_attpic_brief.jpg

《红楼梦杀人事件》江晓雯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10月

江晓雯《红楼梦杀人事件》:img39.省略/18/34/20931489-1_e.jpg

《红楼梦杀人事件》(日)芦边拓著,赵建勋译,群众出版社,2008年1月

芦边拓《红楼梦杀人事件》:img39.省略/49/16/20162389-1_e.jpg

《西岭雪探秘红楼梦》西岭雪著,团结出版社,2010年3月

《西岭雪探秘红楼梦》:img32.省略/37/8/20819242-1_e.jpg

《蒋勋说红楼梦》蒋勋著,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8月

《蒋勋说红楼梦》:img33.省略/9/30/20918313-1_e.jpg

《真假红楼梦》蒋国震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年8月

《真假红楼梦》:img33.省略/17/14/20911193-1_e.jpg

《红楼人物解码:世道人情中的心机》青灯下的古佛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

《红楼人物解码:世道人情中的心机》:img35.省略/43/10/20873005-1_e.jpg

《红楼梦贵族生活揭秘》侯会著,新华出版社,2010年10月

《红楼梦贵族生活揭秘》:img39.省略/38/10/20903789-1_e.jpg

《红楼诗梦》刘耕路著,三联书店2010年9月

《红楼诗梦》:img35.省略/45/10/20923695-1_e.jpg

《红楼梦养生智慧》沈雁英著,求真出版社,2010年3月

《红楼梦养生智慧》:img39.省略/40/14/20787169-1_e.jpg

《红楼梦的职场人生》张志鹏著,凤凰出版社,2010年9月

《红楼梦的职场人生》:img33.省略/78/23/20936103-1_e.jpg

《红楼梦美食大观》蒋荣荣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红楼梦美食大观》:img33.省略/66/10/9335073-1_e.jpg

第5篇:解读红楼梦范文

18世纪中叶,清乾隆盛世时代的贫病交加文人曹雪芹的未完成作品《红楼梦》,非常伟大,甚至衍生出一门学问“红学”,然而,广大普通读者却不大容易体会到这部长篇小说的妙处,“红学家”的研究成果多弄成了对作者身世的考证或对小说人物命运结局的猜想,与小说原文本渐行渐远了。

同一本书的不同读法

历来读《红楼梦》有多种读法。这里要特别感谢两位大人物的教导。

一位是鲁迅先生。鲁迅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盖叙述皆存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一位是。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三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不仅要当做小说看,而且要当做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

读《红楼梦》,我们听从鲁迅先生和的,很好。但他们太高了,是方向性、原则性的指点,普通读者要落实在阅读中还是比较困难。

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不妨就谦虚一次,跟着台湾来的蒋勋老师读读《红楼梦》——表面形式上看起来,他有点像小学和中学时期的语文老师讲解课文,但他的讲解能让你被《红楼梦》深深地吸引住,并不时惊叹:“哦,原来如此!”

回到文本的阅读

蒋勋十几岁至六十多岁,总共读《红楼梦》三十几遍。蒋勋在台湾高雄举办公开课,一句一句地讲解《红楼梦》讲了四年,根据录音整理而成卷书,这书、这录音都非常吸引人,魅力何在?

蒋勋认为评价一部小说的好坏,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好看”,要让人有读小说的快乐,而《红楼梦》是真好看的小说。一部小说要好看,作者一定要对生活有爱,要活得认真,要对周遭的一切充满好奇。《红楼梦》中最好看的、最让人着迷的部分,不是故事情节跌宕,而是它的细节,那些看似无所事事的日子,细节的生活点滴(写下《追忆逝水年华》的普鲁斯特,曾说小说的妙处:“当人亡物丧,往日的一切茫然无存时,只有气味和滋味还会长存,它们如同灵魂,更有活力,更能长久,也更忠实,它们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上回忆、等待和期望,在几乎不可触知的水滴上坚忍不拔地负载着宏伟的大厦。”)。

蒋勋的阅读回到《红楼梦》文本本身,就它把当做一本小说来看,不搞索隐解密、结局猜谜、比较排名、政治隐喻等微言大义,少了诸多无趣的臆测与枯燥的考据,把书中人物当做活泼泼的人来看。蒋勋不时提醒,宝、黛、钗等人不过是十多岁的孩子,凤姐也才十七岁,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初、高中生年纪,正在青春期。如果忘了这些人的真正年龄,就很难理解他们的诸多行为,像爱得要死要活,一般只有青春期的人才会,年龄“成熟”一点的人则学会了各种妥协。

蒋勋将我们带回到小说《红楼梦》的时代,看到了我们熟悉的《红楼梦》,比如宝、黛、钗的三角爱情,一个大家族的衰落,大观园的青春王国,那时的人是如何行为做事讲话,如何吃穿玩乐生活……蒋勋也用自身的人生经验解读,读出了很多普通读者读不出的东西,看到了那个我们熟视无睹的《红楼梦》,读到了更多无奈的现实和美丽的情怀。

例如,蒋勋看出了秦可卿的可怜。她出身寒素,嫁入豪门贾家,获得了上下都称赞她大方周到,这背后有高度的隐忍克制,无数心血的付出和委曲求全。蒋勋早年读《红楼梦》,最不喜欢贾瑞和薛蟠,但随着人生阅历和思考增多,终于看出了作者对贾瑞、薛蟠等的同情: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反被欲望操弄而一步步走上不归路。贾瑞父母早亡,由一辈子也没考取科举的郁闷不已的腐儒祖父抚养,每天非打即骂,无人爱、无自信、无天分,而对王熙凤的爱成了其人生中唯一的光,最后为了追逐这点光而毁灭。薛蟠的父亲早死,母亲疼爱这个独生子,因而缺乏管教,家里又有财势,少年薛蟠强抢民女打死人,自有旁人替他搞定,使他根本没有机会反省自己、接受教训,于是在闯祸路上放纵,直到不可收拾。

例如,蒋勋一直强调宝玉的用情之深,这个情,不是滥情、色情,甚至不是爱情,而是对自己周遭所有生命的体贴与同情、怜悯与安慰,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情,细品红楼,“情”字凝结在它的字里行间。

慈悲、觉悟与智慧

曹雪芹从富贵繁华跌入穷困潦倒,将自己一生达至的领悟写成了这本巨著,其中包含着他对人生的深刻思考。他以无限的悲悯同情和包纳宽容,写的是自己家里的事,有些甚至是家丑;他真实地刻画了那些人物各自的特色,真实地呈现了不同的生命形式,对每个人物都没有分别心,没有偏爱或者嫌恶。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是纸上的功夫,更是心头的功夫,放下对世间的执着和我执,写出《红楼梦》平静客观的文本,写出滚滚红尘中芸芸众生的可怜,写出书中人物的生活,让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上进”,为什么“洁癖”,为什么“爱”,为什么“恨”,讲他们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了结局,传达出深深的慈悲与觉悟。

蒋勋对《红楼梦》是真正有所领悟的,相当准确细致地体会到了曹雪芹写作时的心境,理解了红楼梦的真实,也继承了作者的宽容和包容,并指出书中处处都是慈悲,处处都是觉悟。一部小说要好看,一定能超越时空,作者一定要有情,一定要真诚。《红楼梦》作者历尽繁华又阅尽苍凉,有高超的表达自己真实意图的能力,对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有理解和悲悯,生命充满张力。蒋勋说,《红楼梦》是最像镜子的一部小说,作者把自己隐藏起来了,他只是像镜子一样照给你看人生的现象,照出你自己的生命,深者读深,浅者读浅,不同年岁,每读一遍都有新的领悟,因为你在面对一个不断变化、不断领悟的自己。对书中人物,一些著名“红学家”都有强烈的喜恶,普通读者更不用说了。蒋勋却说他对书中每个人的特点都喜爱,每个人的缺点都能找出根源,越读越不能说到底最喜欢谁或讨厌谁,各个角色都是从别个角色眼中看,从不加入个人喜好。

杂文家聂绀弩曾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是高举《红楼梦》的旗帜就好了——五四批判非人社会与非人的文化,但缺乏正面的旗帜。其实,《红楼梦》就是产生于中国土地上的关于人的伟大旗帜——红楼梦是人书,是人的发现的书,是人从人中发现人书,是人从非人中发现人的书!”对每个人,曹雪芹他都平视过去看在眼里,对高贵的、卑贱的、残酷的、富有的、贫穷的、美的、丑的,都有同样的深度。看过生命不同受苦的形式之后真正生长出来的同情与原谅,是慈悲,也是一种真正的智慧。

秦可卿房间有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蒋勋对《红楼梦》下过许多功夫,又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他能用自己对生活、对生命的感悟,领着我们一回一回地阅读《红楼梦》,掰开揉碎了细细地讲,抓住书中每一个细节,从每一个句子去解释里面的文化细节和背后的隐喻,把握作者为什么这么写,又从自己的体悟去生发他的感想和议论,传达出一种安顿身心、安慰生命的生命美学和浓缩了对自己几十年人生经验的反思。但不管你从中读到了什么,都与我们的心境有关,每种解读都有其价值,对生命有什么样的感悟,这些感悟能够触动你的心底,更真诚地面对自己和生活。

挑点刺儿

第6篇:解读红楼梦范文

关键词:《红楼梦》 影视剧改编 红楼选秀

古代白话小说的源头之一是宋元说话艺术,其内容带有很大的大众娱乐成分。当说话底本经过文人加工而渐趋高雅化后,离民间的趣味渐渐有了一段距离。

《红楼梦》由诞生到发展所形成的总体风格,是小说远离大众欣赏趣味的一个典型代表。关于经典的文人小说通俗化的发展由此可见一斑。

就《红楼梦》而言,小说文本向图像的转化过程,也为《红楼梦》的通俗化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途径。这种图像,孙逊认为,大致可以分为静态图像和动态图像两种。前者指大量的《红楼梦》绣像、图咏等,而后者指的是从最初的舞台剧,逐步演变为电影的形式,再发展到电视剧《红楼梦》。据笔者统计,从《黛玉葬花》至今,已有八十四年,经改编的《红楼梦》影视剧至少有23部。影视剧,其借助于现代声、光、电等技术手段塑造出的视听觉形象,对观众接受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既扩大了《红楼梦》对普通观众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改变了观众对于《红楼梦》这样的名著的接受方式。观众的接受趣味,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红楼梦》的改编产生了一种互动的作用。

一、传播方式的改变

影视相比小说有着不同的传播方式。影视塑造的艺术形象,具有强烈的亲和力,实现了《红楼梦》更加广泛、更加大众、更加便利的传播。《红楼梦》的文字虽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绘声绘色地塑造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但这种描绘,对于具体形象来说,毕竟是间接的。要把文字描绘的间接形象转换成一个生动可感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读者对文字有充分的敏感性,并且在敏锐感受文字的同时,也要调动起自己的想象,把文字形象的间接性转换到一个似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世界里。所以,阅读文学作品,特别是阅读像《红楼梦》这样的文学作品,也是对读者阅读能力的一种考验。而影视作品则不然。文字的那种形象间接性,通过演员的演绎、声像的特殊处理,成为观众直接可以接受的形象。观众不需要具备那种对文字的敏锐感觉,也不需要充分调动起想象,把文字暗示出的形象召唤出来。因为那些形象已经直接呈现到观众的眼前和耳旁。此时,观众完全是处在被动的位置,而形象思维也几乎处在休眠的状态,只是静静接受影视带给观众的一切形象。拍摄的技术越先进、演出越精彩,观众接受的被动性也就越强。而且,也正是由于影视塑造的形象是直接的、一览无余的。所以,文字的那种含蓄性被抹去了,含义复杂的广阔性也被狭窄化了。小说本来的深度不可避免地走向浅显,这虽然有利于观众的迅速理解,但是,也同样造成了观众接受的一种惰性。比起小说来,其对观众理解水平的要求显然大大降低了。

我们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才把影视改编视为《红楼梦》的一种通俗化。

而受众选择读小说还是看影视剧来接近《红楼梦》,既能说明受众的欣赏趣味,也能说明其理解水平。在我所进行的一项关于收视习惯的调查中,32.5%的人选择边看电视剧边看原著,17.5%的人认为看了电视剧不会去看原著,而更多被调查的人愿意选择影像观赏为主的接受方式来接近这本经典小说。结合当下“快速阅读”、“简略阅读”之风的盛行,受众越来越倾向于便捷、容易地来获取信息。对于《红楼梦》,更多人倾向视听觉形象而疏远文字不足为怪。但是,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读者的接受方式越来越被动,其理解力越来越降低,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红楼梦》的影视改编一方面扩大了《红楼梦》的影响,另一方面却让受众的接受越来越趋于被动,接受能力越来越降低,甚至让受众觉得已经没有必要进一步阅读小说原著了。

二、编导、演员与观众的认可度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是文学阅读中非常活跃的角色,尽管绝大部分作者都有自己明确的写作意图。但是,读者是实现文本意义的最后一环。对于人物的理解以及小说的解读都会各人有各人的观点。编导对于《红楼梦》作品,当然也是有各自的理解。他们一方面是读者,另一方面先于观众,成为《红楼梦》影视作品的再创造者。所以,他们的再创造还需要观众,来完成意义实现的最后一环。

越剧《红楼梦》电影、87版电视剧《红楼梦》、89版电影《红楼梦》以及新版《红楼梦》,这四部作品的编剧有着不同的创作意图。越剧《红楼梦》电影编剧徐进将视线集中在“宝黛爱情”上,以原有的舞台戏曲作为情节底本,基于电影语言的需要,增加了许多独白,但在审美趣味上,还是贴近传统戏曲为多,赢得了爱好戏曲的人们的深深喜爱。87版电视剧《红楼梦》编剧之一的周雷则将视线投射到“贾府兴衰”,这在他对角色的判断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吉林日报》的一次访问中讲道:我觉得林黛玉这个角色在老版本里不是非常理想。大家认为林黛玉是《红楼梦》第一女主角,其实剧中戏份最多的是王熙凤,这个角色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电视剧中的王熙凤,戏份突出,其勾连贾府兴衰这条线索也更为明显。而演员邓婕的表演也相当到位,从而得到了观众的认可。89版电影编剧谢逢松将其定位在“诗意”,甚至在一些细节处理上,也要求耐人寻味,要显示他的独到理解。如《走访电影编剧――谢逢松纪要》 中写到他的看法:“贾母请吃饭,这里表面上看着是吃饭,黛玉吃得少,实际上吃饭却反映了每个人物性格。在庆元宵时,宝玉喝酒,黛玉又给他斟,大家劝阻,宝玉硬喝……这场戏实际上是向旧礼教挑战。现红学界却无人理解这点。”可惜的是,艺术化电影的立意,虽然得到一些圈内人的好评,但普通观众并不十分认可,而将主题定位在揭示贾府复杂的社会矛盾,也使许多观众觉得不够引人入胜。在笔者对文化层次相对较低、50岁左右的年龄人群进行调查时发现,只有7.5%的人喜欢看89版电影。而相对来说最为通俗的越剧红楼梦电影,喜欢的比例则高达70%。另外,对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喜欢87版电视剧的也高于89版电影13个百分点。从而说明,89版编导的再创造,并没有在普通观众中产生相应的共鸣。新版《红楼梦》编剧黄亚洲则力图在旧版《红楼梦》外创新,从情节的设计上更突出后四十回的部分,将“太虚幻境”与“风月宝鉴”分别展开。另外在角色上更加强调了秦可卿预言者的分量。然而,在实际播映中,新版《红楼梦》并未受到观众的欢迎。

除了编剧再创造、需要得到观众的认可外,演员的演绎对影视剧的成败也至关重要。在大量的《红楼梦》影视剧当中,以表现“宝黛爱情”主线的为最多,这亦符合一般观众对《红楼梦》接受的基本定位。因此,林黛玉、贾宝玉这两个人物得到了最多观众的喜爱。在调查中,我们发现,50%的观众选择林黛玉为《红楼梦》中最喜欢的人物,比第二位的袭人高出了三十二个百分点。影视剧演员的形象、气质以及表演,也影响了观众对于人物的理解。87版电视剧中,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一角,从眉目乃至身段都较符合观众对于人物的想象,尽管演出稚嫩,甚至在编剧周雷看来,“不是最满意”,但是在普通观众眼里,得到最多肯定的还是她。在“你认为哪个版本的黛玉最经典”的调查中,50岁左右的人群有35%选择了陈晓旭扮演的87版电视剧中的黛玉形象,在校大学生更是有65%的人选择了她。陈晓旭不幸去世后,作为较具网络影响力的百度贴吧,她的总贴数达到了16万条之多。这里仅举其中名为“反对重拍,支持晓旭,亿万国人签名”一贴为例:坚决反对重拍红楼梦,永远支持我们的晓旭。百度陈晓旭在其去世后发帖数日,跟帖数达到了三万多。参与演出的演员已经成功塑造了这个形象,使得观众对于这个人物的认识趋于定型,其深入人心的程度,也令其他演员很难替代。

越剧《红楼梦》林黛玉的扮演者王文娟作为曾经影响了几代人的戏曲表演艺术家,也同样具有独特的偶像气质。出色的唱腔以及秀丽的外形,让舞台以及银幕上的她魅力十足,她所创造的王派风格拥有众多“粉丝”追捧。调查的结果是,50岁年龄中有57.5%选择了该版本的林黛玉。对于喜欢越剧的江浙观众,她的名字也同“林妹妹”三个字联系在了一起。前不久,她在年近八旬的年龄还举办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王文娟艺术回顾展”,演出场场爆满。观众对演员的认可度,甚至超越了时间的界限,即便让一个老态龙钟的人来饰演十余岁的林妹妹,也没有让观众感到有什么不自然。

当然也有因为选择演员的不恰当,而制约了观众对于影片的接受。在前一章,89版《红楼梦》电影在选择角色的问题上则受到不少非议。这种非议,也可以从对普通观众的调查中得到证实。以刘晓庆饰演的王熙凤为例,在百度凤姐贴吧中一项关于“刘晓庆版凤姐PK邓婕版凤姐你更喜欢谁” 的调查中,共有51人发表了评论,其中48人认为邓婕演得好,占96%。刘晓庆演技差、形象年龄不符等原因,使得89版电影凤姐的接受程度要比87版电视低很多。平心而论,在中国演员中,刘晓庆的演技还算比较好的,20世纪80年代更被称为“刘晓庆时代”。只不过她对凤姐的角色体会不够,而在接拍该片时已经以电影《小花》、《芙蓉镇》等家喻户晓,角色的定势效应,使得观众更容易接受她农村妇女的质朴形象,而与王熙凤得体端庄却泼辣直率的气质有所出入。而她要改变观众心中的定势形象的努力,反导致她演得处处过火,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也说明,观众与演员的那种潜在的互动性,对于影视剧的再创造,会产生一种微妙的影响。

新版《红楼梦》的演员通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选秀而来,抛开电视剧中的各个技术环节都属上乘、摄影、造型、音响等等,其最受到争议之一的也就是演员的表演。《红楼梦》又被观众称为“红雷梦”。

三、选秀:未拍先热的全新模式

观众与影视剧的互动活动,在近年来达到了高潮。2006年8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一场名为“红楼梦中人”的大型选秀活动拉开序幕。历经10个月的选拔,报名人数超过43万人之多,浩浩荡荡,影响遍及中国各大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又将“《红楼梦》影视剧改编”问题推到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尽管通过银屏上的收视,观众与影视也能产生一定的互动,但是隔了一层屏幕,这种互动是潜在的、间接的,更无法形成一种现场的热烈气氛。而选秀活动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憾。其实,现场的、全民的、更大众化的选秀,作为草根文化的产物,在2000年左右已经盛行。“超级女声”、“加油好男儿”这类选秀节目如雨后春笋般活跃在电视台、各大城市的秀场,成为一种集体性的娱乐活动。

“红楼梦中人”以选秀的形式,请到了众多红学界专家以及87版电视剧的编剧如周岭等,让一般百姓参与到对《红楼梦》影视改编演员的选拔与被选拔中。此类活动采用的是两种途径:一是观众可以通过网络票选、短信票选等方式,直接对可能参与新版《红楼梦》电视剧演出的人进行筛选比较。二是观众可以直接参与选秀,甚至有可能成为主要人物的扮演者,一圆普通人的明星梦。这种刺激性以及强大的影响力,无疑打开了传播方式的新途径,改变了观众主要是静坐阅读、从书本中汲取内容的接受方式,甚至也改变了从已完成的影视剧中获得图像声音的直观欣赏模式,而以一种开放性、一种召唤结构让受众直接介入作品本身,参与到影视改编的再创造中。但选秀的结果却不了了之,弃用选秀冠军黛玉组冠军李旭丹,一再更改宝钗组冠军姚笛的角色等,也让它蒙上人为炒作的嫌疑。总导演李少红尽管很理解“红楼梦中人”选手们一路坚持下来的艰辛,并圈定了多达70位的“红楼梦中人”选手,希望他们经过培训后,能在剧中露脸,但选秀选手毕竟“是选手而不是演员”。

选秀与选拔不同,从字面来看,前者更倾向于“秀”,而后者更在乎“拔”,即挑选。“红楼梦中人”选秀,就是一场大型的演出,组织者似乎更看重过程,而不在乎结果。当选秀结束后,便是演出大幕闭上的时候。不管怎么说,这场更接近于全民运动的造势和宣传,也确实给重拍《红楼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种未拍先热的效果,也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似乎可以给未来的高收视率做出一定的保证。

但把中国文学史上一部最具悲剧意义的作品折腾成如此一场闹剧,其产生的消极意义也不容低估。而且,普通观众对于这场闹剧式的重拍,也未必像有些人预计中那样乐观。在关于“《红楼梦》重拍”的调查中,对重拍新版《红楼梦》的意义,38%的人对于重拍的结果持观望态度,33%的人对于通过选秀参与演出的选手并不信任,甚至对现在演员的整体水平都不认可,认为重拍不会成功。而对于最引人关注的“黛玉之争”,53.75%的人认为新黛玉不可能超过以往经典黛玉的形象。尽管选秀来势汹汹,然而仍未能动摇之前作品对于观众接受的影响,我们注意到,有48.25%的人觉得这是一场商业炒作行为,而对借选秀来推动《红楼梦》的再改编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厌恶。

基金项目:本课题受到上海高校选拔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资助,项目编号为dsd1006

注释

① 孙逊.图像传播:经典文学向大众文化的辐射[N].光明日报,2004-5.

② 龚宝华.吉林日报,2008-4-22.

③ 梅玫.走访电影《红楼梦编剧》――谢逢松纪要[J].红楼,1988(4):78.

④ 百度王熙凤贴吧:刘晓庆版凤姐PK邓婕版凤姐你更喜欢谁.

参考文献

[1] 孙逊.图像传播:经典文学向大众文化的辐射[N].光明日报,2004-5.

[2] 龚宝华.吉林日报,2008-4-22.

第7篇:解读红楼梦范文

《红楼梦》是中国历代以来唯一以一本书的研究,而建立起一门专门学问的作品,这就是大家所称的“红学”。进入“红学”圈子的人,上至高层官员,国学大家,著名作家,下至普通的研究者,人数之众多,可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学”相比美。特别令人困惑的是,不论政治权力如何变化,不论意识形态如何“操控”,《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不可撼动,不像其他作品那样在权力的更替和意识形态的变动中起起伏伏,可以说《红楼梦》是经典的“长青树”,这里究竟存在什么奥秘?

一 《红楼梦》的艺术品质与文学经典第一极

《红楼梦》作为中国十八世纪的一部古典小说,其后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首先是它的艺术品质非同寻常。它所描写的是当时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和一个爱情悲剧,题材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但他的描写、叙事和抒情,却带有高度的艺术印记。

《红楼梦》的艺术品质可以就以下四点来谈:

1、《红楼梦》艺术描写的重大突破。它把客观性的描写和主观性的描写艺术地融合在一起。《红楼梦》对生活的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原始、丰富、多样和复杂,可以说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地步。虽然大体而言《红楼梦》只写了一个大家族的生活,但涉及的生活面是很宽的。我们甚至于可以说,生活有多么辽阔,《红楼梦》描写的世界就有多么辽阔。问题还不完全在作者反映生活的辽阔上面,而更在对待生活的忠实把握上面。即作者尊重生活固有的逻辑去写,“尊重”笔下每一个人物自身的性格轨迹,不把他们当傀儡,不把自己的好恶强加到人物上面,随意进行褒贬,哪怕就是对贾政、王夫人、王熙凤作者也能很客观地加以对待,让他们说他们所说,做他们所做,充分写出了他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论作者同情谁,厌恶谁,决不把自己的感情倾向表露出来。作者喜爱林黛玉、贾宝玉、晴雯、鸳鸯等,但他尽力把这种喜爱隐藏起来;作者厌恶贾母、贾赦、贾珍、贾琏、王熙凤、薛宝钗等,他也尽力把这种厌恶隐藏起来。诚如曹雪芹自己所说的:“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

《红楼梦》描写的客观性又不是“冷”的,它是“热”的。或者说它的描写又是最主观的,因为作者把自己对生活的诗情画意的审美体验,充分地艺术地渗透进对生活的描写中,形成了“冷眼深情”的艺术特征。或者说,作者通过对描写素材的进行了熔铸和提炼,加以审美化和诗化,似乎每一回都留下了曹雪芹诗人的体温,灌注了他的心血,让人感受到所描写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生气勃勃的,趣味盎然的,读者不能不为他的描写所感染和感动。诚如作者自己所云:“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字字是血”我们可以《红楼梦》中从字里行间体会出来。

最客观又是最主观,在《红楼梦》中形成了一个具有张力的冷眼深情般的艺术悖论,正是这艺术悖论,是《红楼梦》的生活世界既超越了客观的世界,又超越了主观的世界,真正寻找到艺术的世界。

2、“言情”小说模式的重大突破。中国古代描写爱情的小说很多,为什么这许多爱情小说都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筛选,《红楼梦》独能“脱颖而出”,二百多年来赢得无数读者的青睐,在文学史上获得崇高的地位,成为永远不被摧垮的文学经典呢?这里我觉得有三点是其他言情小说无法达到的:第一,《红楼梦》创造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我们注意到,此前的小说、戏剧和诗歌也有不少描写爱情的优美篇章。但是,其范式是这样的:“才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佳人”,或倒过来“佳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才子”,两人一见倾心,瞬间产生了感情,于是暗中传递消息,表达彼此爱慕之心。但他们的心思或行动终于被人发现,因为违反礼教而受到阻绕,“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彼此相思、痛苦,其状十分令人同情。最后必是“才子”科甲及第,一般是中了状元,皇上知道了事情原委,终于赐婚,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范式的写法构成了一个“文学社会”,如著名的《西厢记》、《牡丹亭》等,都属于这个“文学社会”,连朝鲜的《春香传》也无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比这些作品更差的言情作品。有清一代所产生的言情、人情世态、才子佳人小说很多,如《林兰香》、《金云翘传》、《女开科》、《平山冷燕》、《情梦拆》、《风流配》、《春柳莺》、《玉娇梨》、《好逑传》、《吴江雪》、《定情人》、《玉之玑》、《赛红丝》、《锦香亭》等等,这些作品都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个范式,而落入窠臼,逐渐湮没无闻。在这个范式里面所演出的各种各样的小说的意义都是有限的。《红楼梦》则冲破了这个陈旧的“范式”,开创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贾宝玉与林黛玉则因经过长期的相互了解,并因都反对“仕途经济”而相互爱慕。可他们的爱情终因违背了封建礼教的规定而遭到封建卫道士的扼杀而失败,并酿成了悲剧。林黛玉死了,贾宝玉出家了。这个爱情“新范式”的要点是:男女主人公的相爱乃是由于共同的思想感情的基础,和相互之间长期的了解和爱慕,但由于反人性势力的压迫或由于无法避免的原因,最终造成了悲剧。这个新范式容纳了现代爱情悲剧的要素,因而具有现代意义。实际上,《红楼梦》的爱情新范式一经流行,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文学社会”就被拆解,而一个以《红楼梦》言情新范式的故事框架的“文学社会”就被确立起来。不论哪为作家,只要他写的是现代的爱情悲剧,就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加入《红楼梦》新范式的“文学社会”中。鲁迅的《伤逝》、张爱玲的《金锁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差不多都是《红楼梦》新范式的变异。可以肯定,我们今后还会有新的“爱情小说”,特别是爱情悲剧,不论如何创造,很难跳出《红楼梦》新范式的“窠臼”,真是写不完的《红楼梦》。

3、典型、意境和意象同时并现。一般的作品或者创造典型,或者营构意境,或者塑造意象。唯有《红楼梦》三者兼而有之。《红楼梦》创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许多典型,已经是十分可贵。但同样可贵的是,它还营造诗一般的意境.读者走进大观园,就会走进有情景交融所构成的或热烈或温馨或凄凉的或悲哀的意境中,让人体验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感,使人达到物我皆忘的境界。在《红楼梦》还有那奇怪的写满字的石头,有绛珠草,有贾宝玉生下来就挂在脖子上的玉,有“太虚幻境”,有“正册”、“副册”……这些象征意象,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其中的文化和哲学意味都耐人寻味,至今仍是未能解开之谜。典型属于“知”的领域,意境属于“情”的领域,意象属于“意”的领域,《红楼梦》是人的全部心理功能的全部展开,是人的智慧的结晶。

4、汉语白话的成熟形态。《红楼梦》所使用的语言是白话。它的白话是最纯净的,最典范的,最丰富的,最生动的,最具有表现力的。《红楼梦》之前,没有产生这样的白话;《红楼梦》之后,白话则因受东洋和西洋文化与语言的影响,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遭到各种“标准化”的影响,而遭到“污染”,失去了纯净的丰富的品质。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还有谁能超越曹雪芹用纯熟的白话写出新的小说来。

以上四点,是我对《红楼梦》艺术品质的看法,应该说多数人都这样那样地肯定过《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只有著名的“红学”家之一的胡适尽管拿《红楼梦》的考证来宣传他的研究方法,可他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缺乏认识的,甚至认为“《红楼梦》在思想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巧上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①这只能证明胡适并不十分懂文学或他持有文学偏见。他的这些说法与鲁迅等绝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反,因此他的观点无法掩盖《红楼梦》的艺术光辉。

文学经典有两极:一极是作品的艺术品质,即作品的艺术原创性、意义的丰富性、艺术描写的特点、艺术展现的辽阔空间和艺术语言的生动性等。只有高度的艺术品质所产生的艺术魅力,才能征服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这才能保证作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冲刷而作为文学经典保留下来。一部艺术品质不高的作品,可能因一时的权力推崇和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而喧嚣一时而成为经典,一旦推崇它的权力和意识形态过去,那么它就必然要跌回非经典的地位。《红楼梦》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是因为它的艺术品质这一极是经得起严格的审美检验的。离开这艺术品质这一极,无论谁权力多大,鼓吹得多么卖力,都无法保证《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

二 “红学”与文学经典第二极

文学经典的成立不仅需要文本的艺术品质第一极,还需要“文本接受”这第二极。如同“接受美学”所阐明的那样,当一个文本未被阅读之前,还不能成为审美对象,文本的艺术品质再高,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文本被读者阅读之后,其艺术世界被具体化之后,那么文本才构成审美对象,才真正成为作品。对于文学经典来说,它必须经过历代作者的持久的阅读、评论和研究,特别被一些具有权力的人、具有学者资格的人所评论和研究。《红楼梦》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就是它的艺术品质被众多读者所评论和研究,并非常幸运地形成了“红学”,从而使这第二极变得十分强大。因此考察几代“红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考察它们从哪个角度切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对于解开《红楼梦》的文学经典长青树之谜,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说起。《红楼梦》实际上围绕着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描写了一个大家族贾府由烈火烹油之盛到“落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般衰败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家族为单元的。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意味着,“家――国――天下”是一个链条,可以透过一个“家”看一个“国”,透过一个“家”与“国”再看一个“天下”。这样,曹雪芹的《红楼梦》由家族描写所展开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越了许多小说。从这一个意义上看,《红楼梦》历史地具体地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家族”,其意义的多义必然是多元的,说不尽的。人们必然可以从中解读出不同的东西来。诚如鲁迅所言: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②

大家知道,乾隆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后,他在北京住了下来,化了十年时间,默默无闻写出了《红楼梦》前八十回,正如他自己所言“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乾隆56年(1791年),高鹗续成了120回本,并两度印刷。在冲破了封建统治阶级以“淫书”为名最初的“焚书毁版”灾难之后,《红楼梦》开始盛行,遍及海内。当时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此后,有所谓“索引派”的“旧红学”的解释,有胡适、俞平伯的考证派的所谓“自叙传”观点“新红学”,有1954年受到毛泽东支持的“革命红学”,还有更为激进的“文革”红学,有“文革”后的五花八门的新新红学,……,虽然对《红楼梦》的意义发生了争论,各种意识形态在这里角力,赋予《红楼梦》各不相同的意义,但它们都不能不说是这样或那样地抓住了《红楼梦》部分意义,而《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地位则不但始终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争论中更更见灿烂和辉煌。各种意识形态都承认《红楼梦》是文学经典,都从《红楼梦》里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且都有其一定的理由和说服力。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说明了作品本身的辽阔意义空间,引来不同读者对文本的不同接受,这是《红楼梦》建构为文学经典的另一极。

那么,具体说来,各派“红学”都是如何来接受和阐释《红楼梦》的呢?这种阐释是否都是勉强的?他们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投射给《红楼梦》的时候,根据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最早产生的“索引派”。“红学”中的索引派是把《红楼梦》中的本事与历史上某些实有的人物与事件相互比附。那么这种比附是否能从《红楼梦》的描写中找到它的道理呢?原来红学索引派的产生确有作品本身的某些原因。《红楼梦》第一回引作者的话说:“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这段话对于一般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毫无疑义。但对于研究《红楼梦》的人来说,其意义是巨大的。作品中的确有“甄士隐”和“贾雨村”两个线索人物,看来作者的确是把真事隐去了,用假语村言写出来了,那么作者隐去的“真事”是什么呢?这就不能不使人去推测而想揭示其真事。其中又有“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等忏悔的话,似乎用此书回忆一个曾经兴盛过的家族的往事。这样,就怪不得有人去猜测这是否是写清初一个大家族的兴衰过程。于是早期索引派的“明珠家事”说、“傅恒家事”说、“和坤家事”说、“张侯家事”说相继问世。这些索引派总是通过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所谓“关合处”,使小说与历史构成某种“互文”关系。

“红学”索引派的文化蕴含在于古文章的一种风尚,即所谓“文人感事,隐语为多;君子忧时,变风将作”。就是说,文章做法有隐有显,隐是一层,显又是一层。隐为谜底,显为谜。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通过文章的隐语来暗指某人某事,已发泄心中的感情,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所以索引派对于《红楼梦》的“真事隐去”、“贾语村言”特别加以关注,并由此切入展开对《红楼梦》的影射对象的解读,是有一定根据的,是中国写作传统的一种延续,根本不为足怪。至于说到后期的索引派,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就更有另一重理由。那就是“排满”。蔡氏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持民主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义”。如“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即“红”字影“朱明”王朝;“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也;小说中之人都以生活中人为依据,并有象征的作用,如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渔者,传玉玺之义也,即指胤初。”③这种解读中已经隐含“反满”的意识形态,这对于“反满”、“反清王朝”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自有他们的批评眼光,也与《红楼梦》所写的事件与细节有某些“暗合”。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俞平伯的曹雪芹“自叙”说,相对于索引派的“旧红学”,被称为“新红学”。他们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他们通过大量的曹雪芹家世的考证,力图说明《红楼梦》所写的人与事不过是曹雪芹自身的家世,是他的亲历亲闻亲见。应该说,这种“新红学”是有一定根据的。从大量的考证来看,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当时政府的重要官员,曾任“江宁织造”,很有权势也很富有,但后来获罪,最终被抄家,全家被勒令回北京。家族的这一由盛而衰的变故,对于少年的曹雪芹印象极深,体验极深,严重影响其日后的人生出路。 “新红学”从考证《红楼梦》作者的身世出发,得出结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④作者以“自然主义”之笔墨,展现了一个封建世家由盛及衰的过程。这应该是一种“洞见”,它揭开了《红楼梦》“写实”的精神⑤,揭开了作品所展现的艺术世界与作者亲历亲闻、切身体验的密切关系,认为可以从曹雪芹家事的考证中,获得了解《红楼梦》的钥匙,为《红楼梦》的研究开辟了新路。胡适和俞平伯的“自传”说与《红楼梦》所描写的场景大体契合,也就具有了相当的价值。当然,这种研究是具有“五四”时代的意识形态性的,即从“五四”的新精神,特别是“个性解放”出发,更多关怀个人的身世变化,而与“索引派”往往关心影射某个家族不同。

1954年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的运动中,胡适和俞平伯的“新红学”遭到严厉的批判。而当时青年教师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观点则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从今天的观点看,对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的批判并不恰当。“新红学”一派观点完全可以存在和继续发展。但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又不能否定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李希凡、蓝翎的“红学”观点当然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含义的,那就是到了封建社会运转到了后期,封建贵族阶级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们的没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从这种意识形态催化出来的“革命红学”,也自有合理之处,也贴近作品本身,也成为一种“洞见”。李希凡、蓝翎最早的评红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⑥写道:“红楼梦出现在满清帝国的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代正是满清王朝行将衰落的前奏曲。在这一巨变中注定了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有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崩溃开始。曹雪芹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这时代的转变中崩溃了,使他不得不过着贫苦的生活。自然,作为在富贵荣华中生长起来的曹公子,在‘贫穷难耐的凄凉’的生活中,对‘当年笏满床’的盛世是不无惋惜怀念的。作者通过书中许多人物的对白,时常流露出追怀往昔的哀感,这正是作者世界观中的矛盾所在。像其他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一样,曹雪芹的同情虽然‘是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中已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把封建官僚地主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必然崩溃的原因。作者用这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尽管这是一首挽歌,也丝毫未减低它的价值。”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引用这段话,是因为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革命红学”的基本观点:1、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论;2、阶级论;3、作者亲身体验论;4、挽歌论;5、现实主义论。应该说,“革命红学”的这些观点几乎统治了半个世纪,至今仍有它的价值,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些观念尽管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但也是符合作品的实际的。从《红楼梦》具体感性的描写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的确可以感受到作者用一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的确可以感到作者的描绘是“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得来的,的确感到这是作者为自己所同情的阶级唱起了“一首挽歌”,的确可以感到作者整个描写是“现实主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关于作者亲身体验的观点,与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并无二致,实际上是把“新红学”的考证的结果原本地接受过来,这说明了“革命红学”与“新红学”之间的联系,而且是密切的联系。

从索引派的“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革命红学”,它们的意识形态的支持是完全不同的,“索引派”背后的封建社会写作文化传统,或者是“反满”的意识形态;“新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五四”时期所形成的启蒙主义思想,“革命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和唯物史观,但它们都支持《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都形成了对于《红楼梦》经典的“洞见”,都揭示出《红楼梦》所蕴含的某种意义。不同意识形态却都支持同一部文学经典,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三者都指向“一个家族的兴衰”,可见“家族的兴衰”对于中国社会历史面貌的一种缩影,具有广阔的意义空间,不同的观点都可以从“家族的兴衰”中作出不同的解读。当然,描写家族的兴衰的作品不止《红楼梦》一部,还有别的作品也写“家族的兴衰”,为什么就不能获得与《红楼梦》相同或相似的阅读效果呢?

当然,这与《红楼梦》的艺术品质相关,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是否辽阔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文本接受状况相关。文本接受的权威性、普及性很重要。像《红楼梦》接受的权威性和普及性,是任何作品无法比拟的。如索引派的存在,与乾隆的阅读参与有关。索引派中的“明珠家事”说,广为流传,据说与乾隆有关。据《能静居笔记》作者赵烈文回忆,他曾听说过:“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坤以呈上,然不知所止。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明珠家事也。’”⑦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如何,很难断定。但起码有此传说,则是无疑的。另外毛泽东对《红楼梦》的阅读、评论是大家都知道的,以他领袖地位和在国内外的崇高的威望,他的正面阅读参与和文本接受,使《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更为稳固,也是在情理中的。“新红学”的创始人也非平凡之辈,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更令曹雪芹感到幸运的是,他的《红楼梦》获得普通百姓的欣赏,自一百二十回的程甲和程乙本印出来后,不胫而走,红楼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这就回答了为何以一个“家族的兴衰”的故事写的小说,而获得大家都认同为经典原因。由此也说明,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不完全都是负面的,不都是偏见,有时候倒构成一种研究的视野,而生发出对经典作品的一种真知灼见,那种认为意识形态只是一味“操控”的看法并不是完全妥当的。

三 《红楼梦》研究视野与文学经典化两极的连接

前面我们以《红楼梦》研究为个案,阐明了文学经典化的两极。但是“艺术品质”这一极与“文本接受”这一极不能连接的话,那么文学经典的建构仍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文学经典化这两极如何才能连接呢?这是一个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们知道有不少作品艺术品质并不差,但因文本接受情况不好,而不能成为经典。反之,有些著作文本接受情况很好,却因艺术品质差,而难以成为经典。这里的问题关键仍然是作品本身的思想意义是否开阔,可供挖掘的东西是否深厚,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某部作品是否“说不尽”,总之仍然要“回到文本本身”。只要是作品的思想意义无限辽阔,可供人们挖掘的东西很多,那么虽有意识形态风暴和文化权力的横行,也可能出现作品的意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形,而在“文学经典”里立稳脚跟。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曹雪芹。如上所述,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它所描写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极致,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所产生巨大张力等,因而是一部具有辽阔阐释空间的超越性的作品。它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冲刷和解释,也经得起研究视角的探索与挖掘。换句话说,由于作品本身的艺术品质,它以多元的召唤结构,可以向各种研究视野敞开,从而形成文学经典化两极的对接。

“红学”流派除了上面所举的“旧红学”、“新红学”和“革命红学”之外,也许更重要的还有王国维开始的《红楼梦》批评,这种批评的视野和价值取向显出更为多样的形态,从这里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极”连接的桥梁。

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前述的索引派和考证派专从作品外部下功夫不同,它力图回到《红楼梦》自身的价值结构。王国维评论的视野是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曹雪芹乃中国18世纪作家,叔本华是德国19世纪哲学家,他们之间有何关系呢?曹雪芹的“色空”观念与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有和关系呢?但是王国维在熟读了《红楼梦》之后,在理解了叔本华之后,终于在生活与欲与痛苦三者为一的生命哲学,与《红楼梦》“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始终”的现实之间,实现了一次顺理成章的连接。

又如,夏志清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一文,也是着眼于《红楼梦》的内部的“爱”与“情”的层面。但《红楼梦》的中的“爱”与“情”会与基督教的教义有联系吗?当然一般人根本不会从这个视野去考察《红楼梦》。然而,夏志清的上述文章就是从基督教的教义的视野对《红楼梦》作出诠释。夏志清说:“《红楼梦》虽是一部言情小说,它最终关怀的‘圣爱’(agape)原胜于‘爱’eros,是怜悯与同情远胜于情欲。”这种诠释对于《红楼梦》提出的“意淫”的确可以对接起来。

我们来说说王蒙的“红学”研究。我们读王蒙的《红搂启示录》,觉得王蒙把《红楼梦》读活了。似乎他把红搂人物和事件看成是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同行等,他似乎在评论《红楼梦》,又似乎在评论我们经历过的生活本身。为什么会这样呢?曹雪芹曾想到二百多年后,会有人这样来解读他的书吗?按照我的观察,王蒙是按照现实的人、人的生活来理解《红楼梦》的。在王蒙那里,生活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红楼梦》中去寻找答案。印象非常深的是,他曾写了对王夫人的分析,我读后,就觉得他是对照某个年生的人和事来写的。但王蒙否认这一点。他说他只是照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本来的样子分析王夫人。王蒙提问:“为什么《红楼梦》偏偏提供了歧义性?同是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怎么就没听说过被研究成‘密码’,‘缩微’,‘图是信息’?外国文学瑰宝多矣,怎么也没听说这种独特命运?”王蒙自己回答:“说来说去还是由于《红楼梦》相当全面、真实、丰富、准确、而又包罗万象地、规模宏大地反映了生活,反映了人。人们对《红楼梦》的兴趣就是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人自身的兴趣。”⑧看来王蒙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就是对于现实人生自身所存在问题的研究,他觉得红楼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角色。我们可以通过《红楼梦》种种人物来理解现实生活中的角色。王蒙的“红学”研究是通过人、生活本身在《红楼梦》文学经典两极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上面所举三例,研究的视野完全不同,但都可以“艺术品质”和“文本接受”两极实现连接。这就说明对于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两极,可能会因作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连接。我们不能肯定那种一概以外部的所谓权力作用、意识形态的“操控”的单一视野,来解释文学经典化问题。在文学经典化问题上,充分理解这两极及其连接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我们理应有更具说服力的精微的思考。

参考文献

①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0页。

②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19页。

③ 蔡元培《石头记索引》中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上,第31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63年版。

④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⑤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红楼梦》“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1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⑥ 李希凡、蓝翎文章发表于《文史哲》1954年第9期,《文艺报》同年18期加以转载。

第8篇:解读红楼梦范文

关键词: 2005年 红学研究 研究综述

2005年是红学研究极为热闹的一年,但从学术成果来看,却鲜有真正有重大价值的著述、论文、观点。在文献研究方面出现“草根红学”的新见解,但更多的是一些满足大众猎奇心理、追求轰动效应的奇谈怪论;在文本研究方面大多是对以往观点的重复,缺乏创新;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与思考,是该年度红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一、文献研究

1.索隐派

索隐派研究是本年度的红学热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刘心武的“秦学”研究。

随着“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于2005年4月份在央视《百家讲坛》的播出,刘心武的“草根红学”――“秦学”在红学界掀起轩然大波,也为本年度的社会上的红学热揭开了序幕。此后,刘心武出版《画梁春尽落香尘――刘心武解读〈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2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读〈红楼梦〉》(书海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三部著作。其主要观点有:①从养生堂抱回来的秦可卿实则是废太子家族的公主;②贾元春揭发了家族藏匿秦可卿,并类似《长生殿》的情节,在逼宫的情况下,皇帝不得不以牺牲她来换取暂时的休战,贾元春成为两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很可能被别人用绸巾、玉帛绞死;③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十分密切,倾向于二人是夫妻关系。

针对刘心武的观点,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

一种是以主流红学家为代表的学者对其观点的批判,指出刘心武的研究是对周汝昌的研究的发挥,认为刘心武在小说中寻证历史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反对将学术研究戏说化、娱乐化。《艺术评论》第10期以“红学界反诘刘心武”为题,数位中国清史和红学方面的权威专家接受采访或撰文,对刘氏的“红学”和“秦学”进行驳斥。如《平心而论刘心武――访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孙玉明》(贾舒颖)、《请告刘心武先生: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陈晓红)、《史学需要“证”而不是“悟”――访清史专家张书才》(刘晓真)、《是谁把红学引入不归路?》(吴祚来)。《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也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对刘心武的探佚研究的批判文章。主要有:《娱乐氛围下的红学论争――刘心武现象之文化探析》(李虹)、《面对“秦学”,我们该思考些什么?》(吴祚来)、《红学的歧路与出路――刘心武“秦学”的理论困境与当代红学方向的选择》(赵建忠)、《与刘心武争鸣的态度、原则和意义》(郑铁生)。《红楼梦学刊》第6期刊登了《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胡晴),文中三位红学家也不约而同地对刘心武“秦学”进行了严厉批评。

另有一些学者肯定刘心武的“秦学”研究,认为刘心武找到了研究《红楼梦》的突破口,或是维护其研究的话语权。如《红学研究:究竟谁在误导公众》(陈林,《江淮时报》11月9日第10版)、《红学及“×学家”的终结》(朱大可,《中国新闻周刊》11月28日)。

2.考证派

(1)对曹雪芹生平、家世、著作的研究。陈林在其红学论文《破译红楼时间之谜》(2005年发表于网络,2006年出版)及《“一芹一脂大快遂心于九泉”――就〈破译红楼时间之谜〉回应读者驳难》(《中华读书报》,2005年04月20日)中提出:“现存百二回本《红楼梦》为一个有机整体,作者为曹雪芹之父曹\”,并就自己论文源起、“清白动机”、论证及写作思路、方法论的运用进行了详细交待。陈林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周思源出面反驳,陈林随后推出答驳难书,这次论争被全文收录于第17期《新华文摘》。

(2)版本研究。本年度在《红楼梦》版本的细节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刘世德的《〈红楼梦〉戬本,一个“新”发现的抄本》(《红楼梦学刊》第6期),通过对戬本的研究,认为戬本的底本的成书或抄缮在程甲本问世的乾隆五十六年之前,程高二人扮演的角色只是整理者、编辑者,而不是续作者。王薇的《〈红楼梦〉德文译本的底本考证》(《红楼梦学刊》第3期)通过对《红楼梦》德文译本的仔细考证,得出德文译本《红楼梦》的底本为程甲本和三家评本的结论。胡文彬的《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特别报告》(《红楼梦学刊》第3期)通过对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研究,从中发现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的流传过程,而这部抄本不同于其它已发现的十余种早期脂评抄本和近人抄本《红楼梦》,这部抄本证明了脂评抄本《红楼梦》的存在年代和流传的范围。

(3)脂评和评点研究。吴晓龙《“狱神庙”脂评新探》(《红楼梦学刊》第4期)通过对大量材料的考证,认为:脂评中提到的狱神庙建筑在监狱之内,狱神为囚犯、狱卒和狱官共同信仰的公正之神。据此,《红楼梦》已佚的后半部有关“狱神庙”的情节中,宝玉和王熙凤在狱中最合理的身份应是未决犯,其获救或减罪的情节则有很多可能性,不能下绝对的结论。胡晴《〈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考察与研究之一》及《之二》《之三》(分别刊登在《红楼梦学刊》第2、3、5期)对《红楼梦》评点中有关人物塑造问题的论述进行考察与梳理,呈现出《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基本面貌。刘继保《〈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红楼梦学刊》第2期)则对《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进行了考察。

二、文本研究

1.运用传统方法的研究

对文本的传统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体现了一种越来越细化和精化的倾向;二是缺乏新意,多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续和深化,甚至重复前人观点。

人物研究方面:对次要人物的研究则成为一个热点。如《〈金陵十二钗〉副册、又副册人物读解》(宋子俊,《红楼梦学刊》第1期)、《论〈红楼梦〉中的乳母形象――兼谈古代小说中乳母形象的发展与演变》(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4期)等。

思想内涵方面:本年度出版了众多“名家”解读《红楼梦》的书籍,但在内容上大多是对其以往论述的重复,很少有新颖的观点出现(有人统计,周汝昌的《红楼十二层》一书收文75则,最少有64则见于作者先前著作)。

在《红楼梦》对传统诗词曲的吸收与借鉴的研究,艺术性研究,以及鉴赏性的研究方面,大多是对前人研究的承袭,基本没有出现可喜的成果。

2.运用西方新理论的研究。

运用西方理论到红学的研究中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本年度对《红楼梦》的研究,已涉及了各种西方理论的运用:比较研究,如《自古红颜多薄命――林黛玉与玛格丽特形象比较》(杨茜,《红楼梦学刊》第1期);美学研究,如《论〈红楼梦〉的后现代美学价值》(周芷汀,《中国文学研究》第1期)等。其他还有运用心理学、叙事学、性别学、文化学等方法来研究《红楼梦》,都为红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但从整体来看,这种研究还是琐碎的、零散的,尚未形成系统性的体系。

3.对红学史的研究

部分学者开始了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总结与思考,这是本年度一个突出的现象。

(1)对研究成果的总结。陈维昭的《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月)细述了红学自诞生以来至2003年的研究历程,并对红学研究的不少问题进行了盘点和思考。《索隐派述评》(李虹,《红楼梦学刊》第6期)从索隐派发展历史入手,以小说的文学功能随时代变迁、社会环境之不同为基线,对索隐派作了整理性的述评。其他重要文章有:《王国维〈红楼梦〉研究的评价与反思综述》(高淮生,《红楼梦学刊》第6期)、《大观园研究综述》(王慧,《红楼梦学刊》第2期)、《25年来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评述》(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1期)、《伊藤漱平的红学成果》(孙玉明,《红楼梦学刊》第1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登了一系列的红学综述性文章:《20世纪秦可卿研究综述》(崔莹,第6期)、《贾政、王夫人研究综述》(霍彤彤,第4期)、《〈红楼梦〉诗词研究综述》(李萍,第4期)、《〈石头记〉甲戌本研究综述――20世纪〈红楼梦〉版本研究综述之一》(胥惠民,第4期)、《20世纪曹雪芹家世研究综述》(徐军华,第3期)、《20世纪袭人研究综述》(赵静娴,第3期)、《〈红楼梦〉版本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段江丽,第3期)。

(2)对红学研究的反观和思考。由“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的论争引起的这一层面的文章最多,百家争鸣,切入角度繁多,给红学研究展开了一个更为复杂和广阔的天地。(前文中对于“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论争的研究在此不复赘述。)《红学研究中一般方法与特殊方法之间的关系》(孙伟科,《红楼梦学刊》第3期)认为:考证(特殊方法)和文学批评(一般方法)的关系需要辨析,但这两种方法的使用都必须有助于人们理解《红楼梦》的艺术性;“二书合成论”的观点否定了《红楼梦》是一部结构精严的小说,犯了将小说当作是科学考证对象的错误。《是“繁荣”,还是“泛滥”?――近两年“红学”论著出版一瞥》(任勇胜,《中国图书评论》第12期)从出版学的角度,对近期的红学研究热和红学书籍出版热进行分析,认为当前的出版“盛宴”只是“炒冷饭”,红学书籍出版热的根源在于当代媒体形态的巨变使图书逐渐承载了娱乐和即时性报道的功能,图书的商品属性凸显,出版者更多地考虑经济效益。这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出版的合理结构和秩序。其他主要文章有:《论红学中的“假问题”与“真问题”》(詹丹,《艺术理论研究》第5期)、《索隐、考证与“新红学”的本质――答王平兄兼论红学史诸问题》(陈维昭,《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定性、定量和定位问题》(郑铁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自传说”、“典型论”向新批评范式的转换看当代红学发展――百年红学若干个案的考察与反思》(赵建忠,《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传统语言观角度审视红学界“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融通的学术倡议》(薛海燕,《红楼梦学刊》第5期)、《红学:从盐古温到鲁迅》(钟扬,《红楼梦学刊》第4期)、《胡适评红的百年反思》(白盾,《红楼梦学刊》第4期)、《从新、旧红学的论争看红学突破问题――五四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反思之一》(苏芸,《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的回顾与反思》(杜敏,中共中央党校硕士论文)。

4.《红楼梦》的翻译研究

第9篇:解读红楼梦范文

《红楼梦》这部中国经典的著作,我也曾有所涉猎。几年后的现在,成长了一些的我以一种不同的角度再去欣赏这部名著,以求有所新的不同体会。下面由小编来给大家分享,欢迎大家参阅。

红楼梦读书心得1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这是红楼梦的初衷,又是作者于这悠悠岁月中发出的一声长叹。叹这世事无常,繁华易逝;叹这怀才不遇,碌碌终生。由此,一段神话,揭开了尘封的记忆;一块宝玉,勾出如烟如云的世事,如醉如痴的想念;一脉情思,让我们回味再三。

放下这本书,却放不下一腔忧愁,放不下宝黛的爱情悲剧,放不下颦儿的泪、颦儿的忧、颦儿的愁、颦儿的苦。她有闭月羞花之娇美,却“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她的弱不禁风,她的泪眼朦胧,让人魂牵梦萦。

她是冰雪聪明的奇女子。魁夺菊花诗的潇洒,庐雪庵争联即景赋诗的敏捷,与湘云月下吟诗的才情,至今还历历在目,她将无人能比的才情发挥得淋漓尽致,令我折服,令千万读者为之倾倒。但细细品来,纤巧感伤的字句后,又隐藏了多少眼泪,多少心酸。

宝黛的爱情,本是情投意合,两情相悦。宝玉是她唯一的知己,可天不由人,性格孤僻、身子孱弱,成为她通往幸福大道的绊脚石,使得原本疼爱她的贾母对她渐渐疏远,胜利的天平自然倾向了城府极深的宝钗这边,凤姐的一出偷梁换柱计使两人痛失所爱,黛玉含恨归去,二人从此阴阳相隔,宝玉疯疯傻傻,终看破红尘,削发为僧。可悲,奇苑仙葩早做北邙乡女!

黛玉的悲剧,始于封建社会的黑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愚蠢,曹雪芹之所以塑造这样一个悲剧典型,可能是为了告诉世人:那时还有多少才情兼备的女子被封建社会的黑暗所淹没,在苦难中挣扎。多少才子,厌恶官场,落得个一生贫困潦倒。曹雪芹是否也把自己的痛思寄托在这个奇女子身上呢?无人知晓。

放下这本书,却放不下一腔忧愁。斯人已去,悠悠岁月空留余恨。这满纸荒唐言,却注定流芳百世,付与说书人。

红楼梦读书心得2红楼梦,梦红楼,一梦红楼,空见色,二梦红楼,色生情,三梦红楼,淫回转,四梦红楼,俗染尘,五梦红楼,木石缘,六梦红楼,金玉姻,七梦红楼,怜心志,八梦红楼,畅惘然,九梦红楼,淡平生,十梦红楼,成大道。

“少不看红楼,老不看三国”等等云,民间对四大民著的说评已经很多,尤其是《三国》与《红楼》,一度对《红楼梦》不以为然,甚至到了翻书的前一刻,觉得不就男男女女的那回事情,当我翻读第一回,读到“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立刻跟当下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感慨作者的洞察力,再读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时候,我立刻收起了玩酷的态度,顿觉作者并不是在写一本小说,而是再写一段辛酸历史,以致后来对这本“满纸荒唐言”的书却不肯漏掉一个字,漏了一字都感觉读不全似的。

读完已经有几天了,由于后几十回非原作者著述,读到最后倒也释然,怪不得很多人读到100回就不读了。

在读《红楼梦》的过程中,随想随记,记录心得,我甚至怀疑《红楼梦》不是一个作者写的,我惊叹于作者对汉字文义的把握,惊叹于作者著书的冷静与严谨。作者的博才多学,我惊叹于一个人怎么能写得出十二首对“菊花”的描写,真正连连称赞,读来常常有一种拍案叫绝的感觉,用通俗的语句来解释就是:“好,写的真好……这个比先前一首要好……这首写的比前两首都好……这首已经不能再好了……这首已经好到超神了”。

红楼梦读书心得3“花飞花谢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这是我第一次读完《红楼梦》的真实感受。有的人喜欢喝咖啡,浓烈而厚重;有的人喜欢喝茶,清新而恬淡。那么,品《红楼梦》是咖啡还是茶呢?答案只有自己才知道了。

一开始,我认为《红楼梦》是一本枯燥的古书,可越读越被它吸引,它不仅描写了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由盛到衰的生活,而且赞美了封建礼教下纯真的感情。是作家曹雪芹老先生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被列为四大名著之首。

《红楼梦》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情节是“黛玉葬花”。花飞花谢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也许有人会说花谢是自然规律,又那样假惺惺的葬花呢?你们不懂,黛玉这是把花比喻自己,感叹自己会不会这些花一样,等到花期一过,也会像花儿一样孤零零的落下,没人问?我只能佩服作者了,黛玉葬花已经暗示了最后她悲惨的结局。

在那个黑暗浑浊的社会,在那个争风逐月的大观园,想要获得幸福与自由,那简直是不可能。而书中的主人公――黛玉却恰恰拥有。“黛玉葬花人笑痴,他年葬花依知是谁?”黛玉葬花,是她不忍看美好的被污浊吞噬。而黛玉所展示的,便是一个很简单,却没有多少人做到的——初心。初心一直存在,只是没有人发觉,甚至开始慢慢地被别人遗忘,我想做的,就是想用这篇文章唤起你的初心,你压在心底的财富。黛玉的行为对我有启迪,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静静地看上一会儿《红楼梦》,就能平静许多,心中的斗志又能熊熊燃烧起来。

当物欲横流,世事变迁,圆滑易,守心难。那么初心,就更是值得珍藏的财富了。有了这笔财富,即使贫寒也不愧,即使受困也自由。《红楼梦》博大精深,次次读次次悟,不正是它的不朽魅力?

红楼梦读书心得4“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泣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你知道这两句诗描写的是谁吗?她就是探春,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的人物。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它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由盛转衰的全过程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展现了一段错综复杂的家族兴衰史,揭示了封建末世的人间百态,读来令人唏嘘感叹。

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描绘了许许多多个性各异的女子,如多愁善感的黛玉,稳重端庄的宝钗,精明强干的凤姐,心直口快的湘云等等,但我最喜爱的,还是睿智果断的探春。

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这就是探春。相比较于其他姐妹,探春少了一份迎春的懦弱,又少了一份惜春的孤僻,更多的则是一份有胆有识、坚毅果断的男子气概。当凤姐卧病后,贾府无人持家,乱作一团,但探春的出现,仅经过了几件小事就使得贾府重新走上正轨,从这里便足以看出探春的细心果断,她的政治管理能力丝毫不让凤姐,甚至比凤姐更多了一份冷静凌厉、知书达理。只是正如诗中所说,她生不逢时,出生在了大观园这样一个男尊女卑的时代,这也是探春的悲哀之处。“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探春的落落大方、精明志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帆风雨路三千,探春最终还是背井离乡,远嫁海外。但即使如此,她也丝毫不减飒爽英姿,始终抱着乐观的心态。这更展示出探春独特的魅力。《红楼梦》内容丰富,情节曲折,除了探春外更有很多个性独特的人物等着我们去品读、发掘。相信你读了以后一定也会从中品味出不一样的精彩!

红楼梦读书心得5说实话,第一次读《红楼梦》,有点云遮雾罩的感觉。也曾任性,欲要弃之不读。实在像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这次重读《红楼梦》,心情与第一次倍感不同,有些颤抖的展开书页,轻抚去书页上的灰尘。

描写了一个封建贵族家庭有繁华走向衰败的过程,它控诉了封建礼教的不公,堕落。

一株顾影自怜,清高孤傲的空谷幽兰,一块纯一不杂,完美无瑕的空灵宝玉,一个是完美无瑕,一个是阆苑仙葩。却酿成了一举人间悲剧。林黛玉用她的自尊自爱与这个衰败的社会做着斗争。她清高的个性,无法与这个肮脏的社会相融合。清晰的记得黛玉去怡红院访宝玉,因晴雯不开门,吃了闭门羹,闷闷不乐。又眼看着宝玉送宝钗出来,更生误会,不由触动了寄人篱下的凄凉心境,于是在沁芳桥畔含泪葬花。‘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借落花悲叹自己的命运。这不仅仅是她的一种宣泄,更是对现实不公的不满。

最终,宝玉因丢失通灵宝玉二变得神志不清,与薛宝钗结了夫妻。也促使,林黛玉的郁郁而终。林黛玉病危之际,紫鹃四处求人,却无人肯帮,我不禁反问自己,人性是什么?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林黛玉就在婚庆的锣鼓中,静静地走了。

也许,做和尚是贾宝玉最好的结局,他淡泊名利,也许,这样,他的后辈就不用重蹈覆辙了。

红楼梦,红楼梦,究竟是红尘入梦,还是梦落红尘呢?

希望这是梦吧,一个永远的梦,不要再让人们重蹈覆辙。

二读《红楼梦》,明悟了些,又失去了些。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真假假,让人捉摸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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