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钱币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
钱币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见之物，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望方家正之。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下面分别讨论。
一、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经学界各代达人的努力，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在撰成《洛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北京大学吴荣曾先生撰有《五铢钱与墓葬断代》一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颇有说服力。今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并立，因此，货币的发行混乱不堪，多数货币行用不久即颁行新币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时期币制如此混乱，断代研究可能会很难，其实恰好相反。原因很简单，每种钱币行用的时间不长，正好更准确的表明了该钱币的所属时间。如梁四柱五铢，钱面上下各有二星，颇具特征。又如南朝宋文帝铸重达八铢之五铢钱，世称“当两五铢”。这些钱币的时代特征明显，于断代十分有利。隋五铢外郭特宽、钱色泛白、“五”字旁有一竖，特征鲜明，易于判别，且行用时间较短，故断代价值较高。
“开元通宝”钱也是一种长寿钱，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为主币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甚至清代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也曾铸行此钱。唐、五代所行“开元通宝”品种达数十种，其区别主要体现在字形变化上。目前学术界已能大致区别出不同时代之“开元通宝”。
宋代以来，年号钱盛行，往往每次改年号，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此已为学界常识，不必多言。年号钱的发行为考古断代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断代能更为精确。仅举一例：广西贺州博物馆2002年在对临贺故城进行维修时，发现一座出土“元丰通宝”的墓葬打破红色砖墙的情况，从而判断出红色墙砖的时代在北宋元丰年间以前。后来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较大工程的情况推测该段城墙为南汉所修。这样的例子在考古工作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
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因此，在晚期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
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笔者在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时发现：秦半两、汉初榆荚半两、文帝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晚期的情况。管维良先生曾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四十批墓葬和窖藏中的出土的钱币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下：三国吴的六批材料中汉五铢钱在所有出土钱币中所占比例最低为33％，最高为100％，绝大多数时候为90％以上。两晋的十六批材料中有十四批出土汉五铢，所占比例最少为33％，最高为100％，有7批。绝大多数为90％以上。南朝5例，分别为100％、8％、100％、95％以上、66％。北齐6例，仅一例出土钱币3枚，其中汉五铢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统计中，出土钱币较多墓葬中汉五铢的数量均在90％以上，可见，当时流通的主要货币应该是汉五铢，只是到北齐前后，汉代五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各种钱币的实际行用时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钱币进行断代就有可能会拔高时代，造成断代失误。为此，须坚持两个原则：其一，在出土不同时代钱币的情况下，应以时代最晚材料作为断代标准；其二，钱币材料要与其他材料，如地层关系、墓葬形制、器物、碑志、铭文等等结合分析。须知，钱币材料仅是断代的一个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既要重视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过分夸大。
二、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支下，不管高下贫富，人们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墓葬中随葬钱币的多少可以反映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程度。以笔者曾研究过的三峡地区秦汉墓为例，西汉早期的11座墓葬中，其中2座没有出土任何钱币，其余9座分别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113枚、173枚，共5l4枚，这11座墓平均每座约47枚。西汉武昭时期墓葬共27座，其中没有出土任何钱币的有9座，出土情况不详的有3座，除此以外的15座墓葬，出土钱币最少的是2枚，最多的是1042枚，总数约2200枚，除去不详的3座，其余44座平均约50枚。
从上述数据看，各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最少的连1枚钱币也没有，最多的达到上千枚。据研究，出土1000余枚钱币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级官员或其家人的墓葬。虽然由于保存状况的不同，有的墓葬出土钱币数与实际随葬数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纳人统计的墓葬数量较多，上述结论应当还是可信的。
为显示孝道，加上相信人死后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间的一切，因此，古人们往往不惜花费巨资，为死去的亲人打造一个类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谓“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汉代是一个崇尚厚葬的时代。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之坟半仞，其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恩。”[9](p2s3)时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橘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的一面窗口。以洛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11265枚，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50枚¨。当然，这只是考古出土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自然破坏，其数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
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在西汉多时每人120钱，少时为40钱，口赋为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和口赋。因此，50钱相当于算赋的41．7%-125％，相当于口赋的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人们在算赋和口赋下的生活状况。《汉书·贡禹传》云：“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赋税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贫化，进而导致社会极大动荡。每座墓葬同样平均出土50枚钱币的三峡地区情况又是如何呢?东汉晚期三峡地区流行一首谣谚：“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邻家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在活人生活尚且如此困顿的情况下，人们还情愿拿出这么多的钱币来为死人随葬，可见厚葬风气之盛。
三、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日本钱币等等，在国外也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了当时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几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超级秘书网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国F·蒂埃里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2000枚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4世纪至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
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例如，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中国境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必将推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与考古学的结合也日益紧密。本文粗略讨论了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三个方面的作用，权作引玉之砖。
参考文献：
[1]洛阳区考古队．洛阳烧沟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2]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吴荣曾．五铢钱与墓葬断代[EB／OL]．http：//www．zisi．net／htm／ztlw2／zggds／2005—05—10—20687．htm．
[4]齐东方．隋唐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5]胡庆生．贺州市博物馆利用钱币进行考古断代的两例报告[J]．广西金融研究，2003，增刊2．
第2篇：钱币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出土钱币 断代 社会现实 文化交流
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经学界各代达人的努力，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在撰成《洛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北京大学吴荣曾先生撰有《五铢钱与墓葬断代》一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颇有说服力。今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并立，因此，货币的发行混乱不堪，多数货币行用不久即颁行新币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时期币制如此混乱，断代研究可能会很难，其实恰好相反。原因很简单，每种钱币行用的时间不长，正好更准确的表明了该钱币的所属时间。如梁四柱五铢，钱面上下各有二星，颇具特征。又如南朝宋文帝铸重达八铢之五铢钱，世称“当两五铢”。这些钱币的时代特征明显，于断代十分有利。隋五铢外郭特宽、钱色泛白、“五”字旁有一竖，特征鲜明，易于判别，且行用时间较短，故断代价值较高。“开元通宝”钱也是一种长寿钱，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为主币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甚至清代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也曾铸行此钱。唐、五代所行“开元通宝”品种达数十种，其区别主要体现在字形变化上。目前学术界已能大致区别出不同时代之“开元通宝”。
宋代以来，年号钱盛行，往往每次改年号，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此已为学界常识，不必多言。年号钱的发行为考古断代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断代能更为精确。仅举一例：广西贺州博物馆2002年在对临贺故城进行维修时，发现一座出土“元丰通宝”的墓葬打破红色砖墙的情况，从而判断出红色墙砖的时代在北宋元丰年间以前。后来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较大工程的情况推测该段城墙为南汉所修。这样的例子在考古工作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因此，在晚期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笔者在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时发现：秦半两、汉初榆荚半两、文帝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晚期的情况。管维良先生曾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四十批墓葬和窖藏中的出土的钱币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下：三国吴的六批材料中汉五铢钱在所有出土钱币中所占比例最低为33％，最高为100％，绝大多数时候为90％以上。两晋的十六批材料中有十四批出土汉五铢，所占比例最少为33％，最高为100％，有7批。绝大多数为90％以上。南朝5例，分别为100％、8％、100％、95％以上、66％。北齐6例，仅一例出土钱币3枚，其中汉五铢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统计中，出土钱币较多墓葬中汉五铢的数量均在90％以上，可见，当时流通的主要货币应该是汉五铢，只是到北齐前后，汉代五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各种钱币的实际行用时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钱币进行断代就有可能会拔高时代，造成断代失误。为此，须坚持两个原则：其一，在出土不同时代钱币的情况下，应以时代最晚材料作为断代标准；其二，钱币材料要与其他材料，如地层关系、墓葬形制、器物、碑志、铭文等等结合分析。须知，钱币材料仅是断代的一个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既要重视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过分夸大。
三、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支下，不管高下贫富，人们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
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墓葬中随葬钱币的多少可以反映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程度。以三峡地区秦汉墓为例，西汉早期的11座墓葬中，其中2座没有出土任何钱币，其余9座分别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113枚、173枚，共5l4枚，这11座墓平均每座约47枚。西汉武昭时期墓葬共27座，其中没有出土任何钱币的有9座，出土情况不详的有3座，除此以外的15座墓葬，出土钱币最少的是2枚，最多的是1042枚，总数约2200枚，除去不详的3座，其余44座平均约50枚。从上述数据看，各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最少的连1枚钱币也没有，最多的达到上千枚。据研究，出土1000余枚钱币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级官员或其家人的墓葬。虽然由于保存状况的不同，有的墓葬出土钱币数与实际随葬数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纳人统计的墓葬数量较多，上述结论应当还是可信的。
为显示孝道，加上相信人死后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间的一切，因此，古人们往往不惜花费巨资，为死去的亲人打造一个类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谓“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汉代是一个崇尚厚葬的时代。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之坟半仞，其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恩。”时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橘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的一面窗口。以洛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11265枚，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50枚¨。当然，这只是考古出土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自然破坏，其数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在西汉多时每人120钱，少时为40钱，口赋为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和口赋。因此，50钱相当于算赋的41．7%-125％，相当于口赋的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人们在算赋和口赋下的生活状况。《汉书贡禹传》云：“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赋税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贫化，进而导致社会极大动荡。每座墓葬同样平均出土50枚钱币的三峡地区情况又是如何呢?东汉晚期三峡地区流行一首谣谚：“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邻家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在活人生活尚且如此困顿的情况下，人们还情愿拿出这么多的钱币来为死人随葬，可见厚葬风气之盛。
四、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日本钱币等等，在国外也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了当时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几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国F蒂埃里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2000枚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4世纪至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例如，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中国境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必将推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与考古学的结合也日益紧密。
参考文献：
[1]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7．
第3篇：钱币文化论文范文
【 英文 摘要】tong bao currency is the most complex and perfect coppersystem with the longest period of utility in chinese monetaryhistory.it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ese economichistory and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tong bao currency laid particularstress on coinics.the study that uses the method of economicsbega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is century and has undergone twohigh tides--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resent age. onoccasion of epitomizing chinese coinics in the past hundredyears and the world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the academicconditions for making a systematic study of tong bao currencysystem are ripening.this paper presents a brief and account of the authors concep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development and declination of tong bao currency system.
【关 键 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 history/ tong bao currency system/ monetary culture
【 正 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至唐王朝初年，在 社会 政治 、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
二
通宝币制的 研究 ，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 文献 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 内容 。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 时代 学人对于 经济 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 历史 学 方法 研究
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 研究 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 发展 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 参考 货币史、钱币学和 经济 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 社会 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对于通宝币制在历代演进中产生的重大 历史 问题 ，本书稿也力矫以往史著中考论不力，与一般史事平均使用篇幅诸不足之处，精心排比梳理史料，辨析史实，勾勒脉络，阐明观点和倾向，力求给读者较明晰的回答和有新意的启迪。诸如通宝币制之渊源、通宝之命名、唐代之钱重物轻、唐宋铸钱机构之沿革、宋代之夹锡钱、明清之银钱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均提出作者独到见解，尽量做到根据充分，思路缜密，在自圆其说的基础上有较强说服力。
第4篇：钱币文化论文范文
清代前期京师是都城，也是全国的金融中心。顺治元年，两个中央直属的铸币局设在京师，“置宝泉局属于户部，宝源局属于工部。”“宝泉局岁铸钱解交户部库，配银发给兵饷。”“宝源局岁铸钱解交工部节慎库，以备给发各工之用。”这是终清一代，一直沿续的格局。1当时，在京城的金融机构也非常多。从康熙年间至道光十年，“挂幌钱铺共五百一十一家。此外，金店、参店及烟、布等各铺，带换银钱，未挂幌者不在此数。”2乾隆时，“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钱文出入最多。”3早在康熙初年，苏州一带缙绅与旅京苏州商人之间，拨兑银钱，就以会票形式。“今人家多有移重赀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之遗意。”41982年，在北京发现了康熙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前门外打磨厂日成祥布店遗留下来的23张会票实物。5这说明康熙年间，北京与外地商人之间，办理汇兑，完成异地款项清算，是一种经常现象。乾隆时期，这里盛行钱票。6道光初年，有山西商人创办专业汇兑机构的票号，同样的机构，大约在相同时期也出现在北京，它起着城市之间调拨款项的作用。7中央政府调控货币的部分措施，主要通过设在京师的两个铸币局，以及众多的钱庄、银号、当铺来完成，因此，透过京师货币供需的变化，也可以看到政府货币政策推行的全过程。
一
清政府沿袭前代遗留下来的货币制度，即白银和铜钱（亦称制钱）两种货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具有同等合法性。“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二者不容畸重。”8这两种货币有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围，一般情况下，国家财政收入、官员俸禄、兵饷、商人大笔交易多使用白银，而民间零星交易则使用铜钱。由于中国银矿藏量很少，政府无法铸造统一的银币，所以白银只能作为称量货币流通。其成色、重量，各地都不一样，政府基本上没有统一标准进行管理，完全由商人自由掌握。白银数量的变化、流向，直接受到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影响，政府缺乏调控白银货币的能力。而对于铜钱来说，政府则有较强的控制力，可以不断发掘铜矿，从外国购买铜材，垄断铸币权力，随时调整制钱的数量，以及使用范围，使之发挥实际作用。
白银和铜钱不仅表示两种货币，而且又是两种金属商品。银和铜自身的商品价格，决定货币的价值。由于两种金属商品的价格，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波动，使得两种货币的价值也不能稳定不变。如果其中“一种比过去有了更大的需求，那么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就会很快改变它们之间的比价。”9因此，白银和铜钱的货币价值，也就与银和铜本身的价格同时不断升降，这就形成了白银和铜钱的市场价格，同时也产生了两种货币的市场比价。为了垄断货币权，控制货币价值，清政府继承前代政府规定银钱固定比价的方法，顺治四年规定钱值，“每十文，准银一分，永著为令。”10即规定铜钱与白银的比价为1000：1。一般来说，政府努力维持官定比价的操作，体现在对市场上流通货币数量的调控，同时也是政府推行货币政策的过程。
政府认识到，“民间钱多则价贱，钱少则价增”，11这个货币理论的基本道理。其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对货币的生产、流通、管理三个方面来实现的。在生产方面，政府根据市场上银钱比价的波动，不断增加或减少铸币数量，从而控制流通中总的货币量。对于京城二个铸钱局，政府规定每年生产制钱的数额，采取增减铸币数量，和增减铸炉数量的方法，进行控制。据统计，从顺治至嘉庆年间，京局大约增减铸币数量十四次，以后因库存铜材不足，每月逐渐少铸。12
收购私钱13和官方减重的小制钱，回炉铸造标准制钱。顺治三年，“禁用旧钱，送部者，每斤给价八分。”14十八年，在京师等地方，“收买私钱及旧钱、废钱，使民间无法搀和使用。”15康熙十年，收购旧钱、废钱，“每斤照铜价给值六分五厘，解局销毁改铸。”16二十八年，下令“民间私钱，在京城限六月交送户部，照铜价每斤给银一钱收买改铸。”17乾隆二十二年，还分别规定了收换废钱的条例。18
在流通方面，清代前期多数时间里，市场的银钱比价低。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改变原来在税收和分配中，完全使用白银的情况，征收或配给一定数量的铜钱，来调整流通中的铜钱数量，起到平衡银钱比价的作用。政府规定在税收中，“银钱兼收，以银七钱三为准。”但在实际纳税时，多“随民便”。19在发放八旗兵饷和官员俸禄时，搭放制钱。20政府用平粜米粮的铜钱，减价兑换白银，调节市场上的银钱比价。八旗、内务府，在京城共设米局27处，政府一方面发给各局银两作为资本，使其收买米谷，另一方面也发给各局米谷，让其平粜，收买粜卖所得铜钱，在市场上减价兑换白银。乾隆二十七年统计，户部库存平粜钱八万五千余串，五城各厂存钱一万三千余串。“京城内外有此十万余串钱文，以资流通，而每日平粜钱文，又可源源转运，岁底钱价自可不至加增。”21政府还设立官钱局，并利用钱铺、当铺等金融机构，以低于市场比价，易换银两，调节市场中的制钱数量，使银钱比价接近官方的标准。
政府发放生息银两，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数量。顺治年间，“为了解决官商周转资金的困难”，政府向“商人放贷帑银并收取本息，”形成一种生息银两制度。康熙时，继承这种制度，创设了“恩赏制”、“公库制”和“广善库制”。“恩赏制是把库帑管理经营所取得的利息赏赐给有关人员，受赏者没有偿还帑银本息的义务。公库制和广善库制则是将帑本直接贷借给有关人员，”借款者要偿还本息。22雍正七年，政府“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计，”“家中红白之事，经费不敷，”特别拨发“内库之银，交付王大臣转用滋息，以备兵丁不时之需。”23“到乾隆初年更有所发展，公项开支在利息银中占的比重愈来愈大。遂使生息银两收入蜕变成为公项开支的一种固定的财政来源。”24从货币流通的角度看，发放生息银两就是把放置在国库中的货币，投放到市场中。“最盛时期，户部库银总额有5000万两，而八旗公库生息本银的拨款前后几达1500万两。”25政府把占库存的30％白银，投放到市场，无论是用于旗丁生活消费，地方政府的经费，还是投资或提供其他需求，无疑都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作为中央政府发放生息银两的制度，大概在乾隆时期就结束了。26但是，用公款生息的方法，至道光年间仍然使用，而且已经成为各地方政府、书院、学校、救济等项经费的主要来源。可见，生息银两也是政府调控货币的一项很有成效的措施。
在管理方面，政府通过增减每文铜钱的重量，也就是增减每文钱的含铜量，使铜钱增值或贬值，以达到防止私销和私铸的目的。政府利用牙行在市场上平衡银钱比价，康熙六十一年，“于大、宛两县设立官牙，将钱价议平买卖。”27防止宝泉、宝源局炉头、工匠私自铸造钱币。对钱商、钱铺、当铺加强管理，防止他们贩卖、囤积制钱。乾隆九年，政府令京城各当铺，将所积制钱，“酌钱数送局”，由官钱局在市场上易白银给还。28当市场上钱票盛行时，政府企图把钱票控制在京城范围内流通。但是对私铸、私销、囤积、贩卖等各种政府认为的非法经营活动，官方的严禁则是有限的，常常是禁而不止。但是也不能因为禁而不止，就否定政府对货币的管理。
以上三方面的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上冬伊等议得数条，试行于京师。数月以来，钱价渐减，似有微效，民间称便。”29“前因京师及各省钱价日贱，由于小钱充斥，节经降旨饬禁，并立限收缴，乃自查禁以来，已逾年余，而京城钱价，近又减落”。30台湾学者郑永昌研究指出：京师对私钱流通“管理与控制较完善”，31有一定道理。
二
如前所述，政府之所以制订和实行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原因。“今各省开炉太多，铸造不精，以致奸民乘机盗铸。钱愈多而愈贱，私钱公行，官钱壅滞，官民两受其病。”所以“各省铸炉一概停止，独令京局鼓铸。”32“如遇京城钱价高昂，发八旗米局，照市价平减，零星易换，则钱可通流，与民有益。”33“以京城钱价昂贵，复设官钱局。”34以后又因京城“钱价渐减，奸民每以在京贱买之官钱，运至近京钱贵之地，兴贩射利，议将官局停止。”35嘉庆四年，因为“自增卯以来，钱价仍未甚平，所有户、工二局，俱著全复旧卯。”36市场上钱少，则增加铸钱量，钱多则减少铸钱量，政府根据流通中货币的需求量，下达定额。在兵饷、官俸中搭放制钱，是因为“京城钱价昂贵”，“俟钱价稍平，停止。”37“近日京师钱价颇昂，兼值雨水连绵，食物甚贵。”38“此项钱文，兵丁零星使用，自然散布流通，钱价可期渐减。”39“将卖米所收制钱，令五城照市价易银交库，俟钱价稍平，即行停止。”40照这种办法，“将搭放兵饷之钱文，令八旗于五城各设一局，兑换与民，照铺户之数，多换数十文，以银一两，换钱一千文为率，如此则钱价不待禁约，自然平减，于民用似有裨益。”41设立官钱局，无非也是“京师钱文昂贵，朕不得已，设立官局，以平市价”。42由此可见，市场中流通的铜钱过多，或者铜钱货币过少，就会引起物价变化，为了稳定物价，就必需调节钱价，这就是政府增减铸币数量的原因。那么，市场上铜钱数量的多少，又是什么原因决定的呢？
在市场上，人们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如果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其实际价值超过了名义价值，也就是当制钱含铜量高，市场银钱兑换率低（比价低），私人销毁制钱能牟取更多的利益，就会有人大量熔化铜钱取得铜，到市场上售卖，或者制成铜器出卖。但当制钱含铜量低，市场银钱兑换率高（比价高），铸币费低廉，民间私铸铜钱比较容易的时候，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就私铸大量铜钱出卖。乾隆时，“铜价每斤直银一钱四、五分，计银一两，仅买铜七斤有余。而毁钱一千，得铜八斤十二两。即以今日极贵之钱，用银一两，换钱八、九百文，毁之为铜，可得七斤七、八两，尚浮于买铜之所得，何况钱价贱时，用银一两，所换之钱，可毁铜至十余斤者乎！”43可见，私销、私铸的出现与铜钱本身的轻重有直接关系。而政府原本为防止私销，减少制钱含铜量的措施，则给私铸造成机会；为防止私铸，增加制钱重量的政策，又造成私销的猖獗。政策、法律之所以无法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关键因素就是市场在其中起作用。
市场调节的作用反映在私销私铸，制钱贩卖、囤积等民间的货币经营活动中。顺治年间铜钱数量少，不能适应流通中的需要。所以，“奸民开铺市钱，多以前朝废钱插入，又每千短少六文，作为绳底，以致街市使钱，每银一钱至一百四十文以外。”44特别在“都城辇毂之下，天威呎尺之地，公然市井之徒，将民间废钱作铜收买，插和制钱之内，以一废钱当一制钱，是以废钱日见其多，钱数日见其增，钱本日见其亏”。45这种情况到雍正时，仍然如故。“京师钱局，每岁鼓铸，则制钱应日加增。今虽不致缺乏，而各省未得流布，民用不敷。是必有销毁官钱，以为私铸者。”46雍正四年，京城步军统领在“崇文门外，拿获销毁制钱之人。”47以后，因“于京城内，屡次拿获销毁制钱之奸民”，所以，京城“钱价已觉稍平。”48私铸、私销行为不仅在民间有，而且官局也有，炉头、工匠偷漏减重，假公济私，非法私铸。顺治十年，“向来官炉夹带私铸，尤为病国。”49乾隆时，宝泉、宝源二局，“所铸钱文尚不能无轻减分两等情弊。”“不肖官员，将官钱私行减少，额外多铸小钱，希图盈余肥橐。该管上司曾不顾问，或且从中分润”。50通常，私钱流通都是在货币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发生。而京师没有发现大量私铸、私销现象，可能是货币数量比较充足，减重制钱的收购，铜材的管理都比较严格的原因。与私钱流通同样违法的是制钱的贩运和囤积。雍正九年，有人发现：“京城内有奸民勾通经纪，预发本银于大小铺户，收买制钱，多藏堆积，俟钱贵始行发卖，名为长短钱。”51雍正十三年规定，“傥有不法奸商，专贩私钱，运载至数十百串出京货卖，及在京铺户人等，将钱囤积在家，俟价昂始行出售者，查拿究治。”52但到乾隆年间，贩运、囤积之事仍不断。“京城都会之地，各省经营贸易，络绎往来，奸商将钱装载出京，于价贵处，兴贩射利。再闽广商船，由海洋直达天津，回空时，概用钱文压载，运至本地买货。又各省漕粮回空，亦多载钱文，兴贩获利。”53同时，“近京直隶所属各村庄、集镇，每多富户，将粮草货物卖钱去串，堆积一室，以防盗窃。此等乡愚，只图一己蓄积，遂致钱文不能流通。”54
从以上私钱流通和私贩囤积的现象中可以看出，银和铜两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对私钱流通、制钱贩运、囤积起到决定作用。换句话说，是市场的价值规律起到调节作用。私钱流通是“制钱不足导致市场自我调适之现象。”55一些学者肯定了私钱流通的积极作用，“尽管私铸规模很大，私铸形质低劣，但并未严重影响银钱比价，形成恶性通货膨胀，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官钱不足给商民日常贸易带来的不便。应该说，它对当时的经济活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56
市场不仅调节了私钱的流通，而且也决定了钱票的流行。钱票是一种私人信用工具。“由于银铜本位货币无法适应经济发展之需要，导致私经济部门采用私人信用工具以利交易。在私人信用工具中，钱庄、当铺以及有实力的商号纷纷发行钱票、私票和私帖，在地方上通行，这在清代是很普遍的事。”57“钱票的发行自将增加铜钱的供给”，起到补充铜钱供给短缺的作用。58这说明钱票的产生，完全是市场需要信用工具的结果。在钱票流行的过程中，看不到政府的作用，说明市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59
三
政府货币政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为其统治服务。各代铜钱都标有不同的年号，在这里货币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当顺治年间，有人看到明代货币搀和在清代货币中流通，“禁之不止，诛之不胜诛”时，提出“凡市上行使，每废钱二文，当制钱一文”，由国家收购前代废钱的方法。户部大臣反驳称：“明季废钱，岂可并行？”60不同意用此办法，似乎使用明钱，有损清国。
其次是为了财政收入，保证军事活动的正常进行。政府铸钱有时可以获得比较多的铸息。顺治年间，清朝还没有统一国家，战争需要大批经费。瑞士学者傅汉思指出：“政府从铸钱活动中获利是比较大的。对于有代表性的那些北京钱局而言，其结果是十分令人惊异的：直到1695年，那些钱局场是获利的，利润占铸钱成本的4—4.2％。然而，1700年以后，那些钱局都没有利润，反而受到严重亏损，那时北京钱局的亏损达到铸钱成本的16—63％。只是采办比较便宜的云南铜以后，北京钱局的形势又有了改善。但是其利润却是微不足道的，还不到钱局成本的5％。随着国家对云南铜矿补贴的增长，铸钱成本再次上升，最后再出现铸钱总经费高于铸钱收益的情况。”61
再次是为了社会稳定。按照货币经济理论，物价与货币有着重要关系。物价高低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当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时，则物价下跌；反之，货币量减少，则物价上涨。如果官方兑换率和市场兑换率的差别过大，就会使物价变动，给百姓生活带来困难，也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甚至。因此，为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政府维持官方银钱的固定比价，稳定铜钱通货，就显得十分重要。
清代前期的政府是专制体制下执行权力的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定，很难说政府是为推动商品流通的发展，而制订货币政策的。但是为了达到政治、军事目的，政府提出的货币政策，也离不开经济。换句话说，政府的各种职能是相互关联的，经济作用离不开政治、社会和军事作用，而货币政策落实的结果，则体现在经济方面。当然，也并非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只是为了论述方便，这里按照现代货币理论，把政府对货币的有关措施与管理归纳起来，以期从历史事实中，客观评价政府的政策。
政府货币政策的特点之一，是因时制宜，随着市场变化而不断改变的。例如：对市场作用产生的私钱流通，政府一方面在法律上严令禁止，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政策。“乾隆初期，由于制钱供应不足导致钱荒的压力下，政府对私钱流通采取的基本方针是一种放任或弛禁的态度。至乾隆中叶以后，当制钱的供应逐渐稳定，各省呈报市场钱价日益平减的时候，处理私钱的政策才正式展开。采用的方式是多面性，但其中与历代政府的‘严刑峻法’政策迥然不同之处，是采用一种较温和的收买政策。”62又由于政府是根据市场中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化，而推行货币政策的，所以，这些管理措施也是审时度势决定的。有人说，清朝货币规章多变，正反映了政府这种随时应变的能力。
发放生息银两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又一大特色。康熙前期，全国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63但到后期，经济复苏，物价也开始回升。日本学者岸本美绪说：这是因为“康熙二十二年降服了郑氏，占领了台湾，再开海外贸易，从而自然地丰富了货币。”64理查德（RichardVonGlahn）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65他认为，“康熙朝的萧条与银的流向似乎并无简单的关系，中国国内物价的降低早于日本禁银出口，而物价回升也未受白银流入的刺激。”“铜钱价值下降并不能明确的与白银流入量的变化相关。”66笔者同意理查德的意见。从解除海禁的康熙二十二年到康熙后半期，大概有十年的时间，白银流入量是否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起到丰富货币，影响物价上升的作用，值得怀疑。笔者认为，起到丰富货币作用的，主要不是国际白银流入，而是国内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这就是康熙时期开始的为使官兵摆脱生活困苦，而发放生息银两的政策。雍正七年，上谕称：“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计，朕悉心揆度，若逢家中红白之事，经费不敷，着实困迫堪悯。特着用内库之银，交付王大臣转用滋息，以备兵丁不时之需。兹念外省驻防之满洲、汉军兵丁亦应一体恩赐。”“其他各省督、抚、提督标下兵丁，亦循此例。”67从京城八旗到各地驻防之满洲、蒙古、汉军等官兵，都有生息银两之利息，作为生活补贴。当然，清代前期的政府不会想到，用这种政策可以摆脱经济停滞现象，但在客观上生息银两确实使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加，扩大了需求，促进了消费，使康熙后期的经济开始复苏。到乾隆时，发放的生息银两本金，已经基本归还。68可见，货币滋息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对拉动内需的确很有成效。
关于在货币流通中，政府起主导作用，还是市场起主导作用的问题，理查德认为，“明代主导货币事务的是市场而非政府。主控货币的是市场，而非国家。”69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罗威廉（WilliamT.Rowe）似乎不同意他的结论。“我关于十八世纪货币政策的研究，使我对他的结论持谨慎态度。虽然象理查德表明的那样，当时的国家对它管理通货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但不管怎样，清中期官员们使用了广泛的间接方式――调整铜币的大小和含量，通过大量的技术手段，在不同的货币地区，控制银钱的相对供应量，高度选择性的反利用――作为一个市场的参与者来保证货币稳定，刺激了与人口同量扩张的经济生产力的发展。”70理查德的研究止步于康熙时期，罗威廉的研究重点在雍乾时期，虽然他们对于整个清代前期政府的货币政策、管理、执行情况，都没有全面研究，但是他们的结论都是有根据的。
一般来说，清代前期是政府与市场共同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政府的货币政策确实起到一定作用，特别是在某些时期里，甚至起到主要作用，如前述发放生息银两，增加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就是市场在短时间里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政府的货币政策是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当市场上铜钱数量减少时，政府可以增加铜钱的数量，反之，政府也可以减少铜钱的数量。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又受到铜材的影响，当市场上铜材短缺时，政府可以增加铜材生产，或向外国购买。由于铜钱货币流通量是随着市场上铜材价格的波动而变化的，所以，货币流通量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官方按照市场银钱比价的变化来调节货币数量，政府的货币政策总是跟在市场调节的后面起作用。日本学者黑田明伸的研究指出，“私钱跨省性的流通则呈显传统中国货币流通的另一面貌。”“显示出‘私’的经济相对于‘公’的经济对穿越政治疆界的活力。”71如果把“私”看成市场调节，把“公”看成政府调控，那么，从长时期看，正是“私”钱流通冲破城市之间、省际之间的地域，起到左右整个货币流通的主导作用。
从整个清代前期来看，政府货币政策的干预能力呈下降趋势，乾隆时期钱票的盛行，就证明政府并没有能力决定钱票的流通，完全听凭市场调节。特别是道光时期，“新旧朝钱币一起流通及洋钱可用以缴税，表示当朝所铸的钱币不是那么成为王权的象征。”72低色洋银内流，国内白银外流，在一些地区洋钱与制钱同样使用。这时，政府提出了禁止中外贸易使用白银的反市场规律的政策，难于施行，就更表明货币流通越来越被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价值规律所操纵。
注释
1《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5。
2咸丰九年九月十六日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张祥河等奏折，见清代钞挡，钱法，道光朝。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图书馆。
3《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4陆世仪《论钱币》，见《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二，钱币上。
5汪宗义、刘宣辑录《清初京师商号会票》，载《文献》1985年第2期。
6“钱票是一种信用票据，由钱庄、银号等信用机构签发。它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起着代替货币职能的作用。”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钱票的起源，也无法考据。当初可能也是一种期票，临时填写，其和银票不同的地方，大概只在于银与钱的分别。也许银票的面额大一点，钱票的面额小一点，因此钱票的流通性要更加大一点。”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57页。
7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8《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2。
9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致一位议员的一封信》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译本，第101页。
10《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6。先定为七文准银一分，后改为此比价。
1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
12参阅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户部，钱法；《清朝文献通考》钱币。
13私钱包括私人非法铸造的货币；官局中炉头工匠偷工减料，铸的低于法定重量或成色的钱；前代的货币。参阅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14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
15《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70。
16《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四，钱币二，考4972。
17《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四，钱币二，考4975。
18《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七，钱币五，考5012。
19《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
2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十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
2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50。
22张建辉《关于康熙对生息银两制的初步推广及其在八旗军队中的运用》，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3《雍正朝镶红旗档》宿字三十九号，转引自韦庆远《雍正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对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研究之二》，载《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4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
25张建辉《关于康熙对生息银两制的初步推广及其在八旗军队中的运用》，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6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
2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
28《清高宗实录》卷二二六，乾隆九年十月壬子。
29《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30《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九，钱币一，考7686。
31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32《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
33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十四，户部，钱法。
34《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0－5001。
35《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0－5001。
36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
3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
38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
39《清仁宗实录》卷一六一，嘉庆十一年五月甲子。
4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
4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
42《清高宗实录》卷，乾隆三年三月丁巳。
43陈廷敬《杜制钱销毁之弊疏》，见《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三，户政二十八。
44顺治八年正月户部尚书巴哈纳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81年，第7辑，第169页。
45顺治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车克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7辑，第178－179页。
46《清世宗实录》卷三二，雍正三年五月癸丑。
4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禁令。
48《清世宗实录》卷六一，雍正五年九月乙卯。
49《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
50《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七册，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十二日，页958、976。转引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5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5147。
52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禁令。
53《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54《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55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56王光越《试析乾隆时期的私铸》，载《历史档案》1988年第1期。
57潘敏德《中国近代典当业之研究（1644—1973）》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3）1985年，第292页。
58林满红《嘉道钱贱现象产生原因‘钱多钱劣论’之商榷－海上发展深入影响近代中国之一事例》，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年，台北·南港。
59“道光年间，清廷也曾设立政府的信用机关，由内务府在北京设立官钱铺五家，发行钱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49页。政府发行官钱票，比民间使用钱票晚得多，而且在前期是否起了作用，待进一步研究。
60顺治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车克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7辑，第178－179页。
61（瑞士）傅汉思《清代前期的货币政策和物价波动》，载《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62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63（日本）岸本美绪认为，康熙前期禁海和政府的紧缩政策，使流通中的白银减少，造成全国性的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出现康熙前期“全面物价下跌及与之相伴的滞销、收入下降等不景气的”情况。岸本美绪《康熙年间的谷贱问题－清初经济思想的一个侧面》，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康熙前期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是事实，但形成的原因不一定是政府紧缩政策。据日本学者百濑弘的研究，“至康熙三十六年皇室开支尚不及明朝一个内廷官署的经费。乾隆朝在清朝财政盛世的时代中，也只不是60万两。”百濑弘《清朝の異民族统治に於おける财政经济政策》，《东亚研究所报》，第20号，1943年。转引郑永昌译文《清朝的财政经济政策》，载《财政与近代历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可见另有原因。
64岸本美绪《康熙年间的谷贱问题－清初经济思想的一个侧面》，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65FountainofFortune:MoneyandMonetaryPolicyinchina,1000-1700.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6.338pp.台北南天书局翻印本1997年。
66转引刘翠溶书评，载《新史学》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
67《雍正朝镶红旗档》宿字三十九号，转引韦庆远《雍正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对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研究之二》，载《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68参阅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
69转引刘翠溶书评，载《新史学》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
第5篇：钱币文化论文范文
金泉公司作为亚洲最大的钱币收藏和经营企业，1999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未来世界跨国公司500强”。1998年，上海吉尼斯总部授予金泉公司掌门人王刚“古钱币收藏之最”证书，其“亚洲钱王”美誉遂不胫而走。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曾经备受追捧的金泉公司如今却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银行急急追债，法院查封资产，公司资金链断裂，业务经营陷入困顿……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金泉公司由昔日的辉煌陷于目前的困境呢？
发现钱币商机
1985年，23岁的王刚从部队退伍后被分配到西安市煤气公司工作。工作中他发现，当时西安的煤气灶非常畅销，但市面上的煤气灶种类少，价格高，利润空间很大。于是1990年，王刚从煤气公司辞职，南下广东，在广东与西安之间开展煤气灶的销售与贴牌加工生意，获利颇丰。就这样，王刚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随着个人财富的日益雄厚，从小就对古钱币十分痴迷的王刚对钱币收藏重新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购买和收藏了大量古钱币，并在西安钱币收藏界渐具名气。
1996年，西安市举办第三届古文化艺术节，艺术节组委会特邀王刚等5位收藏者举办了一场古钱币精品展览。这次展览出乎意料地引起了极大轰动，王刚等人制作的5000多本古钱币纪念册虽每册定价高达450元，仍很快被抢购一空。
这次展览给了王刚极大的启发。多年从商的直觉告诉他，这小小的古钱币里孕育着巨大的商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王刚变卖了手头正火的经营项目，筹资创办了西安金泉钱币文化公司。
不惜代价收购
公司成立后不久的1996年12月，王刚个人出资邀集全国各地200余位钱币收藏界的名家聚会西安，研讨国内古钱币收藏的现状与前景。其间，王刚真诚地希望这些“眼线”很多的收藏大腕们帮助自己从各地搜罗古钱币，并表示：不论什么朝代的古钱币，不论价格高低，有多少收多少，且价格从优。
那些年，王刚在全国20多个省市设立了40多个征集点，大量收购古钱币。同时，他还多方与国外收藏界取得联系，设法从国外收购钱币。为了获取珍稀货币，王刚已到了不惜代价的地步。据说，由于王刚的敞开收购，当时国内整个古钱币市场的交易价格全面上涨。
1998年8月，王刚将公司改制为股份公司，总股本1.095亿元，主营中国历代古钱币、金银纪念币、世界货币等。数年之间，金泉公司累计耗资几亿元，共收购各类古钱币500多吨，总量约10多亿枚。1998年底，上海吉尼斯总部向王刚颁发了“古钱币收藏之最”证书。
免费博物馆打造品牌
金泉公司力图以无形的文化资产来带动有形的产业开发，希望以打造“金泉钱币”品牌，促进“金泉钱币”产品销售，进而把“金泉钱币”发展成为独树一帜的文化产业。
1998年，金泉公司在西安创办了金泉钱币博物馆。由于该馆是国内第一家钱币博物馆并免费开放，因此迅速吸引了各方关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从1999年开始，金泉公司开始积极实施其“全国连锁博物馆”计划。1999年3月～9月，金泉公司北京、上海、厦门分公司相继成立，金泉钱币北京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厦门博物馆也先后开馆。同西安博物馆一样，这些博物馆均免费对参观者开放，一时间“金泉钱币”声名鹊起。
赚取文化附加值
在通过免费博物馆打响“金泉钱币”品牌的同时，金泉公司以真品钱币实物为载体，深度挖掘钱币文化的内涵，带动古钱币的价值提升，积极展开钱币文化产品的开发和销售。
“我们通过多种形式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古文史专家队伍，对库存的500多吨古钱币进行了仔细考证，将其分为珍、罕、稀、少、多五个种类，前三个种类作为珍藏品在各博物馆展出，后两类则制作成各式钱币文化产品公开销售。”金泉公司张先生介绍说。
几年间，金泉公司陆续开发出以中华历史为内涵的书册类、盒框类、工艺类、贺卡类4个大类100多种产品。《中国大历史――中国历代钱币集》、《中国历代钱币册》、《钱币与书法》、《中华龙脉》、《中华节趣》等一系列产品，使金泉名扬一时。
2001年6月，金泉公司迁入新建的金泉大厦，并逐步发展成为以西安金泉钱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为核心企业，拥有北京、上海、厦门等控股子公司以及装饰工程公司、餐饮有限公司，年产值7000多万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公司总资产由1998年的1.095亿元发展到2003年的12亿元，拥有员工500多人。
担保贷款“引火烧身”
然而，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一度如日中天、声名远播的金泉公司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有关金泉公司的各类负面传言却在业内迅速传播。据说金泉公司曾替西安一公司担保巨额贷款，而那家公司的老板突然卷钱潜往国外，银行遂要求金泉承担担保责任，随之其资产被法院查封，公司陷入财务危机，面临倒闭危局……
从2003年开始，被认为是金泉公司最醒目标志的金泉钱币厦门、北京、上海博物馆相继关闭。2005年3月，曾备受推崇的金泉钱币西安博物馆也在惨淡中关闭。更让许多人吃惊的是，2005年3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与银行、工商等部门联合，向社会公开曝光了34家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赖账企业名单，金泉公司赫然名列其中。
四大困境考验
据了解，金泉公司担保贷款的数目不足500万元。按说，这笔担保贷款似乎不致对资产至少10亿元的金泉公司构成如此重创。
“应该说，即使没有这次担保贷款风波，金泉公司在经营方面迟早也会出问题。”熟知金泉公司运营状况的胡先生说，“因为按照金泉这几年的经营运作模式，资金链终究要断裂。”他向记者分析：
一是库存资源占用了巨额资金。为了达到垄断国内古钱币市场的目的，近些年，金泉公司共收购古钱币10亿枚，为此耗资3亿多元。这些钱币中除了一小部分做成文化产品销售外，绝大部分却是难以评估确定其具体价值的“死钱”，不能及时变现，从而导致了金泉公司现金流的日趋衰竭。
二是产品销售业绩不佳。近些年，金泉公司开发推出的一系列钱币文化产品，虽然从文化角度赢得了广泛赞誉，但是市场销售状况却不容乐观。主要原因是这些产品普遍定位于高端，价格远远超出了普通百姓的购买能力。如一套《中国大历史》钱币集，标价高达5万元，令众多喜爱者望而兴叹。
三是大规模开办博物馆加剧了资金窘境。如金泉钱币西安博物馆一年开支即超过100万元。
第6篇：钱币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宋仁宗 货币政策 商品经济
宋仁宗作为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其在位期间的兴革，对北宋政治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一时期也是北宋由盛到衰的转折期，表现在货币制度上就是货币政策浮动不定，货币区域特色明显以及缺少稳定的货币调节机制。个中原因固多。但我认为，这是和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有关，使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货币这一流通工具的进化，是商品经济对货币这一功能型工具的呼求所致。因此，对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的研究和解剖，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目今世界金融危机的理解。特撰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宋仁宗时期货币制度的弊端
在澶渊之盟后，宋代的政治经济进入一个平缓阶段，也是宋人所津津乐道的四圣百年时期。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宋仁宗时期政治多有兴革，对宋代政治有很大的影响，一些被后人所称道的祖宗家法因此而形成。所悖论的是，这一时期的货币制度却少有兴革，甚而还有倒退，这表现在：
首先货币政策起伏不定，兴革勇气不足。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国内市场基本形成，政治环境基本稳定的情形下，作为商品经济运行的工具，货币应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代表同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甚而单一货币的出现也是可能。早在宋真宗景德年间实行的新铸铁钱已运行不便，并建议改革，一些措施也在实行。卷八十二大中祥符七年二月乙亥，但宋仁宗仍遵循固有思想，而不愿开铸铜钱，其原因则是唯恐铸钱利大，影响稳定。即使有所倡议，也主动性不强。苦于铁钱兴废不定之苦的民间却运用自己的智慧，促进了交子—世界最早的纸币-产生，“民苦转贸重，故设书纸代钱，以便市易。”卷二百九十五《孙甫列传》朝廷也被迫给以认可，并设立“交子务”予以管理，之间也斗争激烈。如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九月，转运使以伪造交子多犯法，欲废不用。知永昌县，监益州交子务孙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钱亦可以私铸，私铸有犯，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仁废大利。”卷二百九十五《孙甫列传》后卒不能废。对交子兴废泾渭分明的态度，反映了政府政策的因循，和缺少兴革的勇气。
其二货币政策上因循犹疑，反复无序。澶渊之盟后，无论是赠奉辽国之需，还是榷场经济需要，也或是国内经济所需，货币需求量的增多是必然的。但在这种形势下，仁宗朝却选择了错误的做法，一方面变相抑制铜钱的铸造和更新。如景祐三年（1036）九月，采纳东头供奉官钱逊建议，以信州铅山所产石碌为铜原料，以解决池、饶、江三州钱监“阙铜铸钱”问题，而且明确“试验以闻。”卷一百二十景祐三年九月丙寅。另一方面出于财政需要，更革了币型，扩大了铁钱的适用范围，如庆历元年（1041）八月，采纳知永兴军范雍建议，“于河东产铁州军铸大钱，以助陕西军费，”卷一百三十三庆历元年八月壬子。同年十一月又令江、饶、池三州铸铁钱卷十二《仁宗本纪三》，扩大了铁钱的适用范围.和前述的做法，看似不冲突，却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货币政策上的反复。
其三货币的区域性政策阻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宋仁宗时期，货币使用区域色彩明显，有铁钱使用区域，有铜钱使用区域，有铁钱铜钱混合使用区域。即使在同一区域，货币使用也不完全相同。如果说四川铁钱有其历史继承性的一面，那么西北和两淮、荆湖的铁钱则完全出于政府的财政需要。这种政策并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商品交流。宋代缺少必要的货币调节机制，而多采用硬性的行政手段，以致出现了为应付货币危机而采用的饮鸩止渴的作法。宦官阎文应认为“以药化铁成铜，可铸钱，裨国用。”的作法，遭到三司判官许申反对，认为“伪铜，法所禁而官自为，是教民欺也。”卷五十八《许申列传》一些地方甚至因为货币盗铸而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如嘉祐四年（1058）二月，下诏：“如闻陕西民间多滥铸大钱，以至市易不通。”货币的区域性政策通过限制流通区域，阻抑人员的往来，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但对于商品经济发展而言，却有百害而无一利。
二、宋仁宗时期的货币种类和政策
在了解宋仁宗时期的货币政策后，不能不对宋仁宗时期的货币种类、货币政策以及对商品经的影响做一了解。下面分别介绍之。
（一）货币种类
宋仁宗时的货币种类很多，不仅有铜钱、铁钱、银钱、金钱以及在四川等地实行的纸币—交子，而且在一些地区还存在着实物货币，由于朝廷的推行，还有度牒等变相的证券货币。
首先谈到铜钱和铁钱。这是宋仁宗时期两种主要的货币，从全国范围将，前者是主要货币，而且铜钱是宋代标准的价值尺度。不仅商品的价格主要以铜钱来表示，其他各种货币也都以铜钱为标准来确定其购买力。实际上后者的适用范围也有渐趋推广之势，不限于“铜钱行于天下，铁钱止于川峡”的说法；卷九十七天禧五年十二月戊午其三作为纸币的交子。如前所论，在经过一定的争执后，交子最终获得了合法地位，并得到推广；第三度牒等证券货币。由于货币的供应不足，以及一定程度上货币信用程度的降低。度牒等证券货币的作用也突出了。“度牒、关钞，大商贾之轻资也”卷三十五《宋故左中大夫直宝文阁致仕李公墓志铭》就足资证明。其四金银钱。金银钱除了在宫廷流通外，在一些地区也有流通，但范围极为有限，某种程度上是不受鼓励的。如宋仁宗时张瑰任职淮南“三司下诸道责羡财，淮南独上金九钱，三司使怒，移文谯切，（张）瑰以赋数民贫对”。卷八十九《张瑰本传》不难看出，宋仁宗时期货币的种类还是很多，即使同一种类，也存在当三钱、当五钱、当十钱等之分，可见种类之多。地区货币政策的差异使种类更为复杂。
（二）货币政策
宋仁宗时期的货币政策总的来讲是不系统的的、散杂的，但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毫无起色，除了前述施行货币区域化政策外，严谨盗铸和维护铜币的货币地位则是其值得注意的主要政策。
首先严谨盗铸，以实现“禁盗铸钱者，趣使为农，物价既平，商贾遂通”卷三百九十九《郑戬本传》的目的。盗铸之所以屡禁不止，既是因为利益至大的缘故，也是和一些地域的特殊情况密不可分的。以河东为例，“河东民烧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盗铸者莫可诘。”卷一百六十八皇祐二年五月戊子对于如何治理，官员可谓费尽心机。如针对陕西“民间多滥铸大钱，以至市易不通”情况，以“见行当三大铜钱、大铁钱并当小铁钱之二本路官员已支三月俸者，即计其数贴支”的作法，实现“盗铸乃止”的目的。对于关中“行当十铁钱，盗铸不可计”的现象，官府的做法可谓毒辣之极。“时州县已散二百八十万缗，亟下令更为当三。民出不意，荡产失业，多自经死，然盗铸遂止”。卷八十九《傅求本传》就是在向市场投放货币的同时，通过货币的升值来防止盗铸，以维系铜币的低位。
其次维护铜币的货币独特地位。为防止辽国等化铜铸兵器等做法，宋仁宗朝采取了严格的禁止铜钱外流的措施，严防铜钱流出境外。庆历元年（1041）五月下诏：“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河东、河北、京西、陕西人决配广南远恶州军本城，广南、两浙、福建人配陕西。”卷一百三十二庆历元年五月乙卯同时为维护铜钱独特货币地位，不断因时对铜币铸造进行更革，宋仁宗宝元、庆历年间，因战事紧张，为制止盗铸，“以折十大钱杀为折五，盗铸不已，又杀为折三，所获之利犹博，刑辟尚多，不得已而以一大钱折二小钱，盗铸稍息。”卷五百十二元符二年七月癸卯这种手段最终达到了维护铜币地位的目的。
三、宋仁宗时期货币政策对北宋中后期的影响
第7篇：钱币文化论文范文
我国很早就有人研究钱币，在南北朝时期已有刘氏的《钱志》、顾的《钱谱》、南宋洪遵的《泉志》问世。清乾嘉后，考据之风大盛，出现了一批造诣很深的钱币学家。他们着重对古钱实物的研究，摒弃了一些荒诞的旧说，撰写了大量高质量的论著，如梁诗正、于敏中的《钱录》，鲍康的《观古阁泉说》《大泉图录》，李隹贤的《续泉说》，罗振玉的《四朝钞币图录》，初尚龄的《吉金所见录》等等。现代汪圣铎的《中国钱币史话》、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黄家豪的《中国钱币发展史概要》等等。这些研究论述中国钱币的著作只记载有贝币、金属币、纸币，但都没有陶币的踪影。据《史记》《管子》等古籍记载，我国上古时期的货币有龟、贝、珠、玉、金、钱、刀、布等多种，也未提及陶币。
货币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里程碑。货币与国家的盛衰、民族的强弱、国民的贫富以及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中国货币的起源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比文字的产生还要早一些。历史悠久、种类繁多、丰富多彩的中国货币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古代世界文化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同世界各国一样，我国在现代货币出现以前，经历了物物交换―实物货币―金属称量货币―金属铸币四个发展阶段。
从一些相关资料来看，我国应有陶币存在：
图2为钱币收藏者在网络公布的图片及说明，认为是“汉代陶币（四枚灰陶质），整体厚重浑实带细工，深坑未清”。
图3持有者称“经专家鉴定”是汉代灰陶币。鉴定评语为“西汉陪葬币，应该是陶质的。材质从颜色上猛一看，像金属的，一上手很轻，感觉是陶，再一看，上面还泛有金属光亮感，测试的结果是不导电。隆起的条状，像文字，什么文？仍然不认识”。
图4为浙江衢州市出土的汉代陶币。古玩网称“大开门的高古钱币，品相完美，这东西应该是越窑的前身烧制，做工精美，是一个时代的特征，是收藏不可缺少的藏品。古玩网专家已经鉴定”。
图5为2010年7月30日江苏镇江一位钱币爱好者公布的图片，还有说明“近日，本人在镇江某‘灰坑’发现一枚疑为3000年前陶币和一些动物骨骼亚化石。陶币特点：陶土细腻，软红陶，纹样繁复，精细小巧。直径1.6厘米，厚0.2～0.3厘米。猜想为早期实用古陶币而非冥币，繁复的纹样（是否古吴地文字符号？）具有防伪作用。如经考证，则有可能成为首次发现的中国最古老陶币。”
图6为新疆考古发现的“古陶币，其文字不详，疑似西域古文字，罕见”。
图7是“早年吉林辽地宫塔基清理时出土的辽代陶币―‘大定通宝’、‘保宁通宝’、‘大安元宝’”。
图8为辽代“寿昌贰年”陶币。
图9为一组“大泉五铢”陶币。
图10是末代皇帝溥仪发行的我国最晚的陶币。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年），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其在位时年号“宣统”，通称宣统皇帝（1909－1911年）。1934-1945年，溥仪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其在洲帝国皇帝位时年号为“康德”，又称康德皇帝。“9.18事变”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日本侵略者为应付中国人民的反抗，耗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制造武器装备，在我国境内掠夺了大量金属材料，致使铸造硬币的金属短缺，到了后期竟以陶土制造钱币。这种康德十一年（1944年）“满洲帝国”五分、十二年（1945年）“满洲帝国”五分、一分币就是用含泥土压制，略加烧结而成的陶质硬币。以泥造币，是日本侵略者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到了1945年8月，日本便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三枚陶币，迄今是我国最晚的陶币。
第8篇：钱币文化论文范文
“第三届中国铜元研讨会”于2006年9月22～24日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6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主要是“钱币天堂”、“中国机制币论坛”、“收藏大本营”等网站的铜元爱好者、专家、收藏家及币商。来自台湾的收藏名家刘继武、王寿萱等向泉友展示了经典的珍藏，交流了两岸的信息。由美国、加拿大专程赴会的机制币专家孙浩、收藏家李共青也和泉友进行了交流。本次会议由定居上海的台湾铜元收藏家朱复圭与铜元爱好者沈雪明主持，并得到上海造币厂的支持将会议地点选择在上海造币厂内；上海钱币学会常务理事、机制币专家沈鸣镝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上海造币博物馆有关专家、领导也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辞。23日的学术报告涉及铜元的版式研究、铜元辨伪、铜元研究规范化等方面。24号为自由交流和小组讨论，并投票决定了第四届会议由广西泉友在南宁主办。
会议期间，与会泉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上海云洲钱币市场、上海造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
第三届“中国铜元研讨会”的顺利举办，是网络钱币交流迅猛发展的结果，是钱币事业进步的标志，更是铜元文化得到更多认同与重视的表现。
(段洪刚)
上海博物馆“中国历代货币馆”对外重新开放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闭馆改建，上海博物馆“中国历代货币馆”于2006年10月1日重新对外开放。
改建后的“中国历代货币馆”注重提高展品的质量，对展品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陈列分为三部分：中国历代货币发展史陈列，施嘉斡先生旧藏钱币专室和杜维善、谭端言伉俪捐赠中亚古国丝绸之路货币专室，陈列体系反映了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
在展示形式上，为使广大钱币爱好者和观众可以多方位、全面地了解货币知识和文化，除了柜内实物陈列外，这次改建还新增了视频和触摸屏两种多媒体辅助陈列内容。
上海博物馆“中国历代货币馆”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广大钱币爱好者和观众的到来。
(吴旦敏)
湖南省钱币学会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湖南省钱币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2006年9月8日上午在长沙市召开。会议由湖南省钱币学会常务副会长李世才主持。中国钱币学会秘书长、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黄锡全，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刘宏，湖南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余跃以及各有关领导和钱币专家130多人出席了会议。
会上中国钱币学会秘书长、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黄锡全对钱币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南分局局长、湖南省钱币学会会长缪曼聪作了题为“弘扬湖南钱币文化繁荣货币金融事业”的重要讲话；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原湖南省钱币学会常务副会长王一兵作了湖南省钱币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刘宏，湖南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余跃也作了重要发言。
第9篇：钱币文化论文范文
邮票既是国家的名片，也是一种有价证券。从邮票的文字、图案、邮资上可以了解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状况，并能深切地感受到历史上恶性通货膨胀时期人民悲惨的情景，通过邮资变迁看到我国百年来货币的沧桑。
货币是交换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货币也是一种商品。“代表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最适当存在的特殊商品就是货币。货币的第一职能是价值尺度，即一切商品通过它来衡量价值的大小，《资本论》中称作“一般等价物”。交换媒介（流通手段）是货币的第二职能，商品通过它们把自己的价值表现为金属价格。这个过程也同时将金属表现为价值尺度，从而表现为货币。金属作为物化劳动时间是价值尺度，作为一定的金属重量是价格标准，一切商品都用它来估计自己的交换价值。这是马克思对货币的一些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信力、邮资（邮票）无疑也是一种商品，古代的捎带、传递家书、银钱、包裹、物件，除收取信力、力资之外，另有脚力、船力、栈力等费用，收资甚昂，标准各异。所谓家书抵万金，即由此而来。从早期旧信封、信件、单据凭证上可以观察到当时所使用的货币形式，如银两、制钱、银元、角子、铜元等，按重计量或使用十进制元、角、分计。近代邮政开创之后，使用先进的预纳邮资制，开始有了邮票，国家发行的有价证券的面值自然反映了当时所实行的货币制度。
我国古代金属制币非常复杂，大多为金银币，如金块、银元宝，按重计量。铜铸制钱圆形方空，戏称“孔方兄”，使用了数千年。两汉时期，一斤黄金值一万枚铜铸制钱。南北朝时期，制钱单位为文，一直延续到清代。千文为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与历代钱币同时流通。
清代币制以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民间大多习惯使用制钱。银钱比价规定，每银一两折合铜钱一千文。清顺治十年以后所铸厘字钱标明每文值银一厘，但自清中叶以后比价逐渐变化，且每况愈下非常混乱，如每铜十两顺治对铸100文，康熙时铸80余文，咸丰五年铸125文，光绪四年铸300文，贬值200%。制钱在我国使用了两千多年，其重量、单位、成色、大小全无一定，非常紊乱。光绪年间开始有了铜元，由于是各省铸造，成色重量不一，一般以100枚铜元当银洋一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内称：“一种物质只有分成的每一份都是均质的，才能成为价值的适当的表现形式，或抽象的因而等同的人类劳动的化身。另一方面，因为价值量的差别纯粹是量的差别，所以货币商品必需只能有纯粹量的差别，就是说，必需能够随意分割，又能够随意把它的各部分合并起来。金和银就天然具有这种属性。”金和银可以随意分割或合并，而丝毫不损害它的价值。一块金子可以分割为若干份，每一份只要重量相等，价值亦完全相等，又可以把它重新合并，合并之后，仍然是一块金子的价值。因此，金银是商品价值（体现人类的抽象劳动）最适当的表现形式。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句话已被其自然属性适于担任货币的职能而得到证明。贵金属担当货币的职能，在世界各国盛行，我国也并不例外，马克思的精辟论述，完全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
清代政府将货币重点放在白银上，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顺治至乾隆年间一百余年普遍使用称重计价；自嘉庆以后近百年时间为第二阶段，外国银元成为中国的通用货币；第三阶段是清末光绪宣统年间自铸银元（龙洋）与银两并用，这种两元并用的局面一直维持到1933年废两改元为止。统计清代末年货币结构分析，当时外国银元与钞票竟占57.7%。
中国政府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以前一直是银本位国家。银两与银元是货币的主体，之前为银钱本位制。这是一种双轨本位制，正如马克思所说“凡有两种商品依法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事实上总只有一种商品保持着这种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事实确实如此，官府的“度支”始终以银本位为币制。清政府规定征税起点在一两以上者必须收银两，一两以下，听民自便；无论公库出纳，政府会计，国际借贷账目，外债赔偿款项都是按银两称重计量；此外，规定纹银为标准成色。
清代到民国时期，上海周边各省都使用申规又称规元，其来历说法不一。大抵起源于上海豆商。咸丰八年（1858）由外国银行公决，将往来账目一律改用上海规银以后通用全市，即以标准银用九八相除得来，九十八两纹银等于规元一百两。标准银成色为0.935347，以九八除之得0.916666，即规元银一千两含纯银九百十六两又三分之二。申规或规元在收藏家和参展邮集中的实寄封、领单、收款凭证、账折、发票、税票等古物中都能见到它的踪迹。申规之外，武汉的“洋例银”、天津的“行化银”、营口的“过炉银”都是当地通行的虚银两，也即当地的记账单位。下面介绍几件实物以供参考。
第一件是由湖南岳州府慎兴祥钱庄付慎修书院的账单。上开：计付大宝三只51两4钱4分、51两4钱7分、51两3钱9分以及散银，共申平九八色纹银贰百两正，慎修书院照。盖庚寅（1890）戳腊月廿六日，另盖慎兴祥章以及闲章两枚。可以看出湖南也使用申规作为记账单位，而每锭元宝（大宝）重量在五十两以上（见图1）。
第二件是由湖南岳州府李萃升钱号庚寅年十二月廿五日给岳州府的账单。上开：计来银票柒张，按岳平足纹计共二百十一两余。此处按岳平记账和付出。上盖各种戳章九枚（见图2）。
第三件是岳州府付慎修书院代录账目，上记岳平足纹按九八规元、九八五规元、省平、申平多种，但基本上还是以九八计。共付岳平足纹捌百两，折制钱捌百陆拾贰串文，如数交书院首士收（见图1）。
从上述三张单据可以看出，清代官府的账目往来都是以银两为本位。而民间和商界则不同，大多按银元和制钱支付和记账。官方银两换制钱按每银一两折合一串制钱，即1000文规定，但是民间商行和钱庄交换则大不相同。
银钱交换介绍两件附于信局封内银两换制钱的清单，很有参考价值。一件是庚寅年（1890）十二月廿八日湖南岳州府李萃升钱庄的清单“计换岳平足纹……共壹百拾壹两柒钱肆分价148扣计壹百陆拾伍串叁百七十五文（165375文）”。上盖字号章、庚寅年章以及闲章共五枚（见图3）。
另一件同样是李萃升钱庄庚寅年十二月廿八日的清单，“计换岳平足纹三两九钱壹分三厘，价148扣计五串七百九十壹文（即5791文，每两纹银换制钱1480文，形式相同，见图3）”。过去斤与两之间进位是十六进制，即准斤十六两。而两以下都是十进位，历史上黄金白银都以两计，不用斤，如一千六百两纹银没有人说成一百斤白银的，书内文件上也不这样写。纹银两以下钱、分、厘、毫实际使用一般只到四位，药铺到七位，即钱、分、厘、毫、丝、忽、微。各地县志征税项中竟达到十三位的，微以下又分纤、沙、尘、埃、漠，不清楚是如何测量出来的。（见图4）
银元是从国外输入的，一般的说法认为最早输入的银元是墨西哥的，故又名“墨银”，亦称“鹰洋”（因其背面有鹰图），后通称“英洋”。在古封、汇单、发货票、信函中经常可以看到“英洋××元”，尤其在同治、光绪年间，也有简称洋的。在一批光绪早中期的发票中可见大多按“英洋”计，也有部分按制钱计，而很少见用银两计的。较早的是一张光绪元年盖有“体仁捐”的发票，由宁波裕仁号开具给客人柳凤金的，上记账十余项，大多用元角记，少数按制钱记账，最后一项是“体仁捐八十文”。大数用元，小数按角和文。单上除字号、乙亥年章之外，左上方可见一枚“宪奉体仁局每件抽捐厘贰文”的红色戳记。此单也是在信封内发现，何谓“体仁捐”至今未能搞清楚，是否教育税之类不明。（见图4）
自清中叶道光咸丰之后的百年间，外国银元成了主要通货，事实上成了洋银本位制，清晚期才自铸银元。从明代到清初各国流入我国的银元（洋钱）品种繁多，至鸦片战争前后，西班牙在墨西哥铸的“鹰洋”成为各地的“标准货币”，政府收税，民间交易，均乐用此。银元在货币流通总额中占很大的比例，成为举足轻重的货币。所以在同一时期政府之间的经费往来以银两为主，而民间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外国银元占了主导地位。此外，在实寄封、单据和发票上也常见有角子出现，如信局封上加书“信外附礼仪伍角”，“外附银贰角”以及账单上的元角文。鉴于银洋角子成色不同，单据上还盖有各式印章。如“银洋照市制钱通足”，“铜元角子照市升减”，“角子贴水照减”，“承蒙赐顾角子照市”。在民国三年商户执照上盖“每两大洋壹元叁角算银元铜元仿照粮柜”。我国自光绪十六年开始由各地自铸银辅币小洋、双毫，说明之前使用外国铸造的银毫成色很不统一。早期民营邮局邮递过程中留存下来的实物充分反映了各时期的货币制度和现状，相互交织在一起，真实地记载了历史。
废两改元实行于1933年4月6日，一律改用银元不再用银两，每元含纯银23.493448公分，折算本锭为一元等于申规元七钱一分五厘，1935年开始实行法币政策并禁止使用银元，宣告银本位的结束。这一年的11月4日，国民政府法定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四行所发行的钞票（纸币）为“法币”（也称“国币”），禁止银元流通。到抗日战争初期，法币发行额较发行之初提高了360倍。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发动内战致使经济破产，法币贬值，1947～1948年发行额已经超过战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了492万倍，寄一封平信达法币15000元。1948年8月21日起以金圆券代替法币，比价为300万元法币折合金圆券1元，平信邮资0.005分（即法币15000元）。可是仅仅只有8个月时间币信一路下滑，跌至谷底完全崩溃，1949年4月17日平信邮资飞涨至金元1500元。1元金圆券折合法币3亿元，1500元金圆券合多少个亿法币才能寄一封信！天文数字至1949年9月金圆券停用，一场噩梦空前绝后。6月25日政府行政院规定银元一元等于金圆券5亿元，而四川省政府则规定为7.5亿元，黑市达到25亿元。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5月的12年间增发钞票1400多亿元，物价上涨58000多亿倍。打破了古今中外恶性通货膨胀的新记录。
我国在1878年清光绪四年海关正式试办邮政，仿照西方邮政之法向公众开放，实行预付邮资已付凭证，这就是邮票。是邮政科学化、正规化、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从此逐步结束了存在数千年历史的官办邮驿。1878年发行了第一套海关第一次云龙邮票，通称大龙邮票，面值有壹分银、叁分银、伍分银三种。票面上除了中文之外另有英文1、3、5 CANDARINS，意为一两纹银的1%、3% 和5%。当时实行银钱制，一两纹银可换1000～2000文制钱，各省地方并不统一，银两成色衡器法码也非常混乱，可分为“库平”、“关平”、“漕平”，大龙邮票上的分银显然按“关平”银计账。使用了7年之后，改换了新版海关二次云龙邮票，通称小龙邮票，其图形面值货币形式同大龙邮票按纹银计量，只是票幅较小，纸上有水印。为了“老佛爷”慈禧太后寿辰发行了“慈禧寿辰纪念邮票”一套九种，俗称“万寿票”，面值分1、2、3、4、5、6、12、24 CN，共66 CN（分银），仍以纹银计量。只是英文CANDARINS缩写成“CN”。海关试办邮政自1878年到1897年共20个年头，发行了三套邮票，常用票二套三种面值，纪念邮票一套九种面值。真实地反映了清代官方使用银两货币制的情景。1867年由北京总税务司署邮资北京至天津起重1英两为银4分，1878年天津海关邮政局邮资信函或公文半英两的以内为3分银，或制钱48文，每分银为16文，按此推算当时关平银一两折合铜铸制钱1600文。一张一分银大龙邮票售价应是制钱16文，寄一封平信是48文。但是20年间商民并未采用，当年通信汇银只信赖民信局。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国营邮政奉准开办，翌年邮资改革按洋银计收，所谓洋银即银元（DOLLAR），民间惯称洋钿、英洋、龙洋，枚重约纹银七钱二分。1897年大清邮政官局新张之始，一时邮票赶印不及，致有三种“暂作洋银”邮票问世，其中，包括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珍邮红印花加盖洋银邮票八种（分大小字），面值包括1分、2分、4分、1元、5元。另有万寿邮票和小龙邮票改值，都有大小字之分，面值半分至3角。从此以后货币按元、角、分十进位制计账。由银两制改革成银元制是一大进步。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六日才有了大清正式邮票供售。全称“清一次蟠龙、跃鲤、飞雁邮票”，通称“蟠龙邮票”，日本印刷。面值从半分至5元十余种，元角分明晰，英文标“CENT”“DOLLAR”，以银元代替了先前的银两制。但是当时官府的“度支”仍是银本位，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3）三月一日政府始有“废两改元”之令公布，邮政则超前实行了几十年。1935年11月4日，银本位结束，禁止使用银元，开始实行国民政府法币政策，由四大银行印发钞票，即法币、国币为所谓的信用货币。此后的邮票自然是指法币了。从清末到民国初期因币制前已废两改元，为此民国开元之后仍沿用前清库存的蟠龙邮票，票上仅加盖“中华民国”字样继续使用，币制一如旧时没有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