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农支教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支农支教论文范文

关键词：支出结构；消费；社会保障；教育；就业

引言

收入是影响支出结构和消费的根本原因。凯恩斯的消费理论认为，消费和储蓄都是关于收入的函数，即c=c（y），s=（y），且y=c+s。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过去的消费习惯和周围消费水平会影响现期消费。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认为人们会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甚至是从各个生命周期内）计划他们的消费支出。永久收入的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永久收入决定了他的消费。

凯恩斯的消费理论认为y=c+s，在收入既定时，储蓄和消费作为消费者的两个大的支出选择，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同时消费结构也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在消费结构中，不同性质的消费支出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同时不同性质的消费支出对收入变动具有不同的弹性，这就导致了在收入变动时，不同性质的消费变动并非是成比例变动的，即使在收入变动不大的时候，消费者也不断调整自己的消费结构以获得更大的效用，而不同性质的支出往往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因此，了解不用性质的支出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有助于优化支出结构，增加农村居民的效用，更充分地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从宏观层面上看也有助于促进内需。

一、支出结构分类以及数据选取

本文在统计农村居民的支出时，将支出分为储蓄和消费两个大类，同时，又将消费分为不同的结构。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当期消费还是储蓄都是为消费，储蓄是未来的消费，因此，本文将储蓄和消费统一在支出结构中进行考虑。

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马斯洛认为，只有当低层次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人才能够关注并去努力满足更高一个层次的需求。但在实际中，农村居民由于各种原因，支出常常是同时要满足各种不同层次的需求，因此，在变量的选择上，我们对马斯洛需求层次原理进行了一些变化。

作为经济学假定的理性经济人，人在支出可支配收入时是为了获得一定的效用，即满足一定的需求，结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原理将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支出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1、生理需求支出：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服务。

2、安全需求支出：医疗保健、储蓄。农村居民储蓄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预防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

3、社交需求支出：交通通信、人情支出。所谓人情支出，是利川市的一种风俗，俗称“整酒风”，利川市“整酒风”由来已久，花样翻新。整酒之人即主人家，被请之人即客人，整酒就是主人家借某个理由（如婚丧嫁娶）置办酒席，邀请客人到家里，客人至主人家表示关心，同时送上“人情”，即份子钱。

4、尊重需求支出：教育文化。之所以把教育文化看做是尊重需求支出而不是自我实现需求支出是由于在教育文化支出的份额中，主要是用于一家的小孩读书学习之用，而农村居民中的成年人的教育文化支出很少，农村居民送小孩读书的目的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光宗耀祖、提高在当地的地位。

5、自我实现支出：娱乐。在选择数据的时候，由于相关的官方统计数据不完善，因此，笔者通过 3 年的跟踪调查数据，形成了《利川市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支出结构数据库》。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2010-2011这两年的支出结构变化不大，而2012年与前两年相比，收入结构呈现明显变化，这是由于2012年初利川市下发《狠刹违规整酒风的紧急通知》，规定除婚丧嫁娶以外，其他一切整酒均视为违规整酒，由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包含人情支出的社交需求大大降低，而同期，增幅最大的是包含医疗保健和储蓄的安全需求。由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原理可以得出，农民的安全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因此，农村居民在支出结构的变化中，将社交需求转移出来的资金投入了安全需求之中。因此，要实现促进内需，鼓励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势必要满足好农村居民的安全需求。

二、变化原因分析

（一）社会保障不完善

无论是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永久收入的消费理论还是欧文・费雪的跨期消费策略，都认为人们在作出消费决策时，往往面临着消费和储蓄的抉择，而储蓄一般被看做是未来的消费，对未来消费的预期会大大影响现期消费，而社会保障是否健全是影响农村居民未来消费预期的重要因素。社会保障不健全，让农村居民不得不更多地储蓄来预防未来收益的下降，而不敢去消费。

（二）就业问题

从利川市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柱状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农村居民的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以外出务工为主的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不断加大，这在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总收入，进而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总量，但是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农村居民工作的不稳定性。由利川市农民工就业方向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利川市农民工的主要就业方向是利川市和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利川市整治整酒风运动的开展，加上利川市禁止修建小商品房和私人建房，使得利川市的农民工大量失业，同时，加上近年来的世界范围内爆发的经济危机，沿海一带的出口型企业深受影响，这使得利川市的外出农民工的就业受到很大冲击，农民工大量返乡，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持悲观态度，因此，更加看重安全需求的支出。

（三）教育文化程度

教育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同时增加对工作的适应性，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使得农民对未来的收入持更为乐观的态度。另一方面，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消费观念。利川市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农民工主要从事的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这使得利川市的务工农民缺乏竞争力，收入水平较低，而且容易工作不稳定，增加了他们对未来收入的悲观预期。

三、政策建议

（一）完善社会保障

建立完善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农民医疗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基本保障制度以增强农村居民消费信心。目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取得了较大成功，其筹集资金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还不健全，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

（二）全方位促进就业

1、加强对农村居民的培训，完善就业市场

加强对失业人员的培训，增加他们的技能和职业道德。培训要面向市场，培养企业需要的员工，减少培训的盲目性和重复性。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技能为根本，合理设置培训专业，科学确定培训内容，提高培训的“含金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创新培训方式方法，强化对培训过程监管以及培训机构的资质管理，严格测评考核。开展订单式培训、定岗培训、定向培训，实现培训与就业岗位要求的紧密挂钩。同时完善就业市场，以便于就业信息的传播，保护就业者的合法权益，减少交易成本。

2、土地流转和技术推广

一方面，外出务工人员尤其是青壮年务工人员的增加使得土地大量荒废，另一方面，一些留在家里的劳动力由于没有足够的土地而出现劳动力不得其用的现象，实现土地的合理流转有利于解决这两方面的矛盾，增加双方的收入。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加强引导和监督，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信息市场，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农业技术的推广有利于增加农业单产，同时也有利于增加农民的经营面积，增加农业的总产量，提高农民的收入。因此，政府应该组织专门的技术人才对农村居民进行技术指导，增加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收入。

3、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旅游业来创造就业

旅游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可容纳大量劳动力。我国旅游就业岗位门槛相对较低， 对从业人员的教育程度要求较低，从业人员可实行快速培训上岗，各种层次的劳动力都能在旅游行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旅游业的发展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这对旅游业的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同时利川市旅游资源丰富，气候宜人，近年来交通条件得到不断的改善，这些都具备了大力发展旅游业的条件。

乡镇企业一般规模较小，但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程度较大，而对劳动者的文化教育程度要求较低，发展乡镇企业，有利于创造更多地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因此，政府应该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简化审批程序，完善法规建设，减免乡镇企业税费负担，畅通企业的融资渠道，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

四、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要全方位多层次得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义务教育离不开投资和师资。政府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资金投入，完善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学生的资助力度，减轻学生的负担，提高农村地区学校老师的工资水和福利水平，建立有效的评估机制，实现老师的合理流动，改变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的局面。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传授学生技能。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这一块一直被忽视，而且人们观念中的职业教育投入产出比低、收费高、收益低，而且对职业教育的承认度较低。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职业学校的投入，减轻学生的负担。另一方面，加强对职业教育学校的引导和监督，使得职业教育行业更为正规，同时，创新办学理念和教育方法，不断适应日益变化的信息社会，职业教育学校要建立起与企业的办学合作，培养企业需要的技能人才，促进农村居民的增收。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3]张辉.中国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及运行方式研究[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1.

[4]姜百臣、马少华、孙明华.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11）.

[5]张涛，刁宗广.旅游业与餐饮业互动机制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皖西学院学报，2010（4）.

第2篇：支农支教论文范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对农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和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和诸多环节的建设，它包涵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层次。也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小康水平，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概括。财政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调节部门，如何通过财政政策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财政部门在新形势下重要的历史性任务。

一、政府积极为农村公共服务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涉及范围极其广泛的领域，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农村公共卫生、农村义务教育、环境保护、文化娱乐、公共安全等诸多方面。从财政支持的角度讲，主要是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二、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为不发达地区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投入保证社会成员获得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体现社会公平原则。中央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地区财政收入水平等有关数据，制定地区财政收支平衡指标，确定地区财政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支出水平，然后，中央财政根据全国公共服务平均水平，确定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数额。同样一省区域内，由于同样存在经济基础、地理条件、资源情况的差异，因而也存在财政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的不同，存在着本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同，需要省市级财政通过本省市范围内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以及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投入的不足，使本地区农村人口获得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改善本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基础设施，提高落后地区教育水平和医疗水平，从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三、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

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需要，通过国家、社会和个人多渠道共同投资，可以拓宽投资渠道和服务范围，促进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速度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首先，引导社会和个人投入农村公共服务。其次，合理利用国债资金和外国政府贷款。再次，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福利赞助和捐赠。

四、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环境

一是大力加强农业重大工程的建设，搞好农田水利、中低产田改造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一些重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要实行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制，逐步扩大中央和省级小型农田水利补助专项资金规模，要继续搞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山区综合开发等生态建设工程，改善农业发展的生态环境。二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条件，解决贫困地区人畜吃水困难，推进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速度。

五、加大农业科技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力度，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一是提高农业科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保证农业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每年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国债资金用于农业科技投入，用于农业重大科技工程和重点农业科研基地的建设。二是要利用财政贴息、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来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科技。三是要发挥农业科技推广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农业产业化的促进作用，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联系科研机构和农业生产环节的桥梁作用，调动社会资源用于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农业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多种形式的结合，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根据市场需要搞科研，培养“公司+农户”、“科研+基地+农户”等多种科技推广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培养农业科技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六、加大农村公共卫生投入，改善农村医疗条件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卫生投入比重，保证各级政府卫生预算支出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增长的速度，并保证各级政府卫生投入向农村公共卫生倾斜。二是加强农村公共卫生经费管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山西省已经制定了实施全省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救助体系规划，中央和省财政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加强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的建设。财政部门要加强经费的监督管理，保证项目资的安全和有效使用。三是加快推进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建设步伐，加大对医疗救助资金的支持力度，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水平，重点解决好农村五保户等贫困家庭的医疗救助问题。四是严格合作医疗资金管理，建立稳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认真总结试点工作以来一些有效的做法，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简便有效、农民认可的筹资办法。同时要加强资金管理，将提高补助标准所增加的资金最大程度地用到农民身上，以要避免出现基金透支，防范基金支出风险。

七、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力度，改善农村教育条件

第3篇：支农支教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农村居民消费

中图分类号：F303.1；F01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2.010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 第26卷 第2期 孙春燕：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定量研究

一、引 言

《199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把基础设施中的“经济性基础设施”界定为“永久性的工程构筑、设备、设施和它们所提供的为居民所用和用于经济生产的服务。这些基础设施包括公用事业、公共工程以及交通设施”。该报告将“经济基础设施”之外的基础设施定义为“社会基础设施”，通常包括文教、医疗保健等方面＼[1＼]。本文中的基础设施包含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

在定量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对消费影响的文章中，计量模型的变量较为单一，通常为基础设施投资流量或存量水平＼[23＼]。本文在变量的选取上更为全面，除了考虑到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变量收入外，还引入了反映产业结构、社会保障投入及人口结构的控制变量。再者，大多数的文献仅局限于测度基础设施投资对总体消费水平的影响，而未进一步分析基础设施总体或其结构对消费结构所造成的细微影响，且目前研究基础设施或其他变量对农村各类消费的影响时，都将农村居民的各项消费看成是独立的，这会导致偏离实际的结论。各项消费支出决策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作出的，因而各项消费之间并非独立。本文充分考虑到各项消费之间的联系，采用似无相关（SUR）回归模型来研究农村各类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居民各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各消费方程的干扰项包含了影响家庭作出决策的共同因素，例如消费习惯和观念等等，这样得出的结论更具说服力。

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定量影响

（一）研究方法简述

似无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UR）也叫Zeller方法，它是Zeller于1962年提出的一种系统估计方法＼[4＼]。SUR的含义是每个方程的回归参数可以不一样，单个方程的回归看起来彼此不相关，但实际上它们通过随机项的相关而彼此联系，这些不同方程的随机项同期相关，不同期不相关，即：E（μi，t1，μj，t2）=σij（t1=t2）

0（t1≠t2） （i≠j）

σ2i （i=j） 此外，对于每个方程而言，其随机误差项满足经典回归模型的所有基本假定，即零均值、等方差、无自相关，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满足以上条件的模型称为SUR模型，即单个方程满足经典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但不同方程通过随机项联系在一起。对于似无相关估计，有如下两个结论：当随机项之间的相关性越强，则SUR方法带来的功效提高越大；X矩阵之间的相关性越小，使用SUR方法带来的功效提高就越大＼[5＼]。

（二）模型的建立及变量的解释

消费结构反映了居民在各个消费项目上的支出水平和比例，《中国统计年鉴》将居民消费支出分为类：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交通和通讯支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和其他支出。近些年农村衣着支出占居民总体支出的比重稳定在5%左右，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其他支出包括的内容较为模糊，因而这两类消费支出将不作为本文考察对象。

各类统计年鉴并未直接统计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数据，本文选用与基础设施相关行业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加总额来近似地反映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额，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这些行业包括：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2000年、2001年、2002年的行业分类口径与2003年-2010年不同，2000年基础设施投资额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文化教育事业及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固定资产投资加总额，2001年和2002年基础设施投资额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地质勘探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及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加总额。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所占比重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构建SUR模型时将其舍弃。

为了准确测量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有必要构建合理的控制变量组。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关键变量，首先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生命周期假说指出，边际消费倾向受社会中人口结构的影响，以下模型中以乡村人口总抚养比指标来控制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对一个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使用乡镇企业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来控制农村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理论界已经就社会保障的消费效应达成共识，因此将社会保障投入也纳入计量回归模型中。农村人均社会保障指标为农村社会救济费、自然灾害救济费及农村医疗救助三个部分的加和数值再除以乡村人口数。以上各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乡镇企业年鉴》、《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年鉴》及《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等。

最后，为了分析各变量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额对消费的实际影响，有必要剔除物价波动所造成的影响，本文根据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以2000年为基期，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农村人均基础设施投资额、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均社会保障投入指标进行了价格平减。由于数据缺失严重及四大直辖市农村问题不具备典型的代表性，本文剔除了、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五个地区，仅采用26个省份2000年-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实证分析。

（三）估计结果与分析

分别以食品支出、居住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以上分析的各变量全部加入SUR模型中的每个回归方程，运用Stata12.0软件并将回归结果中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剔除，得到如下的联系方程模型：

Spcit=a1+b1Srit+c1Dlssit+d1Slssit+

e1Wyssit+f1Cyjgit+g1Shbzit+i1Fybit+εit1

Jzcit=a2+b2Srit+c2Jtssit+d2Slssit+

e2Wyssit+f2Cyjgit+g2Shbzit+i2Fybit+εit2

Jtcit=a3+b3Srit+c3Jtssit+d3Slssit+

e3Wsssit+f3Cyjgit+g3Shbzit+i3Fybit+εit3

Wjylcit=a4+b4Srit+c4Slssit+d4Jyssit+

e4Cyjgit+f4Fybit+εit4

Ylcit=a5+b5Srit+c5Jtssit+d5Slssit+

e5Wsssit+f5Cyjgit+g5Shbzit+i5Fybit+εit5

Jtsbcit=a6+b6Srit+c6Dlssit+d6Jtssit+

e6Slssit+f6Wsssit+g6Cyjgit+i6Fybit+εit6

式中：Srit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Dlssit为农村地区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Jtssit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Slssit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Jyssit为教育的固定资产投资额；Wsssit为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Wyssit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Cyjgit为农村产业结构；Shbzit为农村人均社会保障投入；Fybit为农村地区的总抚养比。

显示除了医疗消费支出方程的R2未达到50%外，其他五个方程的拟合度都在80%左右，这表明以上方程中各变量相对较好地解释了农村居民各类消费支出的变化情况。

2003年-2010年Wyssit包括农村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2000年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相关的行业包括文化教育事业、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文化教育事业投资中教育所占比重更大，因此将文化教育事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归入教育固定资产投资额，而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中卫生社会福利事业所占份额较大，因而将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Wsssit的变量值。2001年及2002年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相关的行业包括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同样因为两个行业中卫生福利业和教育的投资额占主体地位，因而其投资额分别被归到Wsssit和Jyssit变量中。正是由于这种统计口径的变化，使Wyssit的变量的样本值可能出现一定的偏差，因而其在回归方程（1）、（2）和（5）中的符号为负，且在回归方程（3）、（4）、（6）中并不显著。以下对单个方程的分析将不再讨论Wyssit变量的影响。

在回归方程（1）中，电力和水利基础设施对食品消费支出具有正向影响，且电力基础设施在5%的水平上显著。投资农村电力基础设施将使农民的用电问题得到更好解决，与食品相关的电冰箱、微波炉、豆浆机等家用电器消费量将会上涨，从而带动食品的消费。水利基础设施变量前的符号除了在回归方程（4）、（5）中为负外，在方程（1）、（2）、（3）、（6）中的回归符号均为正。水利基础设施的供给水平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农业的抗灾能力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因而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有着重要的影响。水利基础设施投资额的增加，将促进农业产量的增加，从而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进而提高农村居民在食品、居住、交通等方面的支出水平。

在回归方程（2）中，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会促进农村居民居住支出的增加。交通基础设施和水利基础设施投入每增加一单位，农民居住支出将分别增加0.123 922 8元和0.335 180 7元。

在回归方程（3）中，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会明显促进农村居民在交通通信方面的支出，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一单位，农村居民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将增加0.197 181 6元。

在回归方程（4）中，教育基础设施投资抑制农村居民在文教娱乐方面的支出，这可能与教育的公共投入与私人投入之间的替代关系有关。教育支出是农村居民较为重要的一类支出，教育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反映了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大，从而替代了农民部分教育支出。例如，免除小学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将极大地减轻农村家庭的负担。

在回归方程（5）中，交通和卫生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将促进农民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便利发达的交通网络将促进农村地区信息的传播，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将下降。道路里程的增加和道路状况的改善将方便农民外出打工，但农民工在城市容易感染各种疾病，在农民工医疗保障尚不健全的背景下，医疗保健支出也会随之上涨。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农村除少量基础设施投资对消费具有抑制作用外，大部分基础设施对于消费仍具有较明显的拉动作用，且对消费具有抑制作用的基础设施大多为社会基础设施。出现基础设施投资挤出消费的原因可能在于社会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农村居民的投入，尤其是农村居民发展型消费中的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等等，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替代性。

收入在各个方程中的显著性水平均很高，且对消费均具有正向影响。社会保障变量在所有回归方程中的符号均为正，这说明农村社会保障投入仍不足，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意义重大。虽然农村人均社会保障变量在各个方程中的显著性水平并不高，但因其为控制变量而非关键变量，并不会对整个模型的回归估计效果造成太大的影响。抚养比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方向尚不确定，这与之前的研究相符。不同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抚养比越高，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具有较显著的负向影响＼[6＼]；与大部分的研究不同，宫旭等得出农村抚养比与消费呈同向变化＼[7＼]。

三、政策建议

要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于农业的直接补贴，还要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补助。

（一）发展农村基础设施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公共品的经济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政治边界＼[8＼]，这就意味着基础设施的“空间范围”或者是“受益范围”应该与其供给主体相匹配。对于受益范围特别大且不局限在地方的基础设施，如教育等，可主要由中央政府供给，而对于受益范围仅局限于某一地域的基础设施，例如水利设施等，则可以由村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尤其可以利用现在农村“一事一议”的方式，来实现相关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

（二）建立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战略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可搞“一刀切”，要分层次分地区逐步合理进行。要首先建设对农村居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基础设施，例如，农村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供水和供电能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往往存在较大的供求缺口，因此资金要重点投向这些领域。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直接关乎农村的消费水平，从而对整个农村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农村基础设施往往与一个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基础设施的建设也相对完善。我国东部与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为了体现公平，政府有必要加大对于中西部的财政补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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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陈 冲.人口结构变动与农村居民消费：基于生命周期假说理论＼[J＼].农业技术经济，2011（4）：2532.

第4篇：支农支教论文范文

关键词：居民收入 城乡居民消费 城乡居民基尼系数 动态GMM

消费、投资、出口作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只有三者协调增长才能使经济稳定均衡增长。扩大内需以提升消费是增强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成为我国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近年来各级政府不断加大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力度，但消费依然乏力。直接表现为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需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出现逐年下降。1979-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与城乡居民最终消费率趋势如图1所示，我国最终消费率一直处于低位水平并有持续走低态势，最终消费率从1979年的62.10%下降到2010年的47.4%，2010年之后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而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最终消费率约为80%。农村居民最终消费率从1979年的30.3%下降到2010年的7.84%，总体上一直处于下降趋势，2006-2010年平均农村居民最终消费率为8.71%。1979-2010年城镇居民最终消费率变动趋势表现为微型倒“U”，并且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也越来越大。

文献回顾和评述

国内学者的研究类型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角度来分析居民消费问题。臧旭恒（2007）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更多受流动性约束影响，而农村居民对不确定性以及实际利率变动的反应更加敏感。方福前（2009）论证结果表明，医疗、教育和住房体制改革对城乡居民消费有不同影响；我国居民消费低迷的原因之一：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居民占有的份额不断下降。邹红、喻开志（2011）论证了劳动收入份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居民消费增长缓慢最根本的原因；提高劳动要素份额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

第二类是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城镇居民消费问题。田青、马健（2008）分析结果表明，消费习惯、收入是影响城镇消费的主要因素，医疗保健、教育文娱等支出是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重要因素。韩松、杨春雷（2009）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预期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对实际消费的贡献，远大于非预期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对实际消费的影响。娄峰、李雪松（2009）认为城镇居民消费的“棘轮效应”显著；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农村居民消费问题越来越重要，因此作为第三种类，不少专家越来越关注农村居民消费问题。苏良军、何一峰（2005）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暂时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非常显著，经济发展状况和消费习惯是影响暂时收入消费份额的重要因素。马树才、刘兆博（2006）研究表明，自然、市场和制度在内的不确定性、对当期收入的过度敏感性，以及农民消费行为所表现出的生命周期特征，这三个方面是影响农民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蔡跃洲（2009）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及国家财政农村救济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县域经济是启动农村消费的关键。张秋惠、刘金星（2010）认为非基本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具有较强拉动作用。

我国长久以来都存来着城乡二元结构，不同因素将会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不同影响。另外，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支出逐年增加，但居民消费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是导致消费贡献率低、消费率低的直接原因。因此，本文认为一个更好的度量方法应该是：将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因素进行对比分析；相对于分析居民消费量、居民消费增长率，应该注重分析消费增长率。

模型构建与数据描述

（一）模型构建

这里假定凯恩斯的消费函数为线性，因此居民消费行为表达式为：

Ct=α+βYt （1）

其中，Ct 表示居民在第t时期消费支出，Yt 表示居民在第t时期收入，截距α表示自主性消费，α>0，β为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0

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现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持久收入决定的。苏良军（2005）利用我国农村面板数据验证暂时性收入也会对消费产生显著影响，为此本文也将收入分为持久性收入（PI）与暂时性收入（TI）。根据弗里德曼提出的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方法，建立方程如下：

PIt=Yt+Yt-1+Yt-2/3 （2）

TIt=Y-PIt （3）

其中，Yt为当期实际收入，Yt-1为前一期实际收入，Yt-2为前两期实际收入。将上述（2）、（3）式代入（1）式，得到居民消费行为新的表达式：

Ct=α+β1PIt+β2TIt （4）

其中，Ct同上，PIt与TIt分别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0

Rrct=c+β1pit+β2tit （5）

其中，Rrct表示第t时期居民最终消费率，pit、tit分别表示居民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与GDPt比值。

我国居民消费除了与居民持久性收入、暂时性收入有关外，还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有关。教育、住房、医疗作为居民生活面临的“三座大山”，教育、住房、医疗支出必定会挤占其他项目的消费支出。基尼系数作为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指标，其数值大小对居民消费也应有一定影响。另外，由于样本容量限制，按照传统将我国分为中、东、西三部分，在回归中会产生共线性，因此本文以中西部为基准区位，设置东部一个特征虚拟变量。

根据上述定义，原模型进一步展开为面板数据模型，得到表达式：

（6）

其中，it中的i代表各地区里的省份，t代表时期；c为常数项；μit为随机扰动项，ηit所度量的是各个横截面单元的个体，即不同区域的差异；Rrc、pi、ti如（5）式所述；urGiniit为各地区不同省份各年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uuGiniit为各地区不同省份各年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rrGiniit为各地区不同省份各年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edueit代表教育对居民消费影响，用各地区教育支出总额与当年该地区生产总值比表示；houseit代表住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用各地区住房支出总额与当年该地区生产总值比表示；medeit代表医疗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用各地区医疗支出总额与当年该地区生产总值比表示（见表1）。

此外，考虑到当期消费水平的增加可能会依赖于过去水平，为了防止模型设定误差，本文在（6）式基础上，加入被解释变量与部分解释变量滞后水平。最终将原始模型扩展为如下动态模型：

（7）

（二）数据选取与描述

本文时间序列数据中各地区年度生产总额、人均生产总值、城镇与农村居民最终消费额、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城镇与农村人均住房、人均医疗保障、人均教育支出来自于历年各地区统计年鉴和《我国农村统计年鉴》，考察样本区间是1995-2010年。

居民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利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通过（2）、（3）式计算得出，城镇居民edue、house与mede通过人均教育支出、人均住房支出、人均医疗保障支出分别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相乘，再分别除以人均生产总值得出。同理得到农村居民edue、house与mede值，由于部分农村人均教育支出数值缺失，根据往年经验，用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百分之五十近似替代。

由于各地区统计年鉴统计对居民收入分组不同，因此计算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居民收入五分组是用胡光祖（2004）基尼系数简单公式（g=P5-P1）方法得出，七分组是借鉴陈昌兵（2007）非等分组的基尼系数计算公式，然后使用“分层加权法”计算出各地区城乡基尼系数。只有21个省、市以及自治区可以计算出基尼系数，因此本文也只选取了全国21个省、市以及自治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实证结果

动态面板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滞后项放置方程的右边，会出现内生性与误差项移动平均问题，而传统的模型估计方法会造成系数估计有偏差。为避免这些问题产生，本文采用两步差分广义矩法（DIF GMM）与两步系统广义矩法（SYS GMM）。在工具变量设置上，本文采取如下处理：引入了地区虚拟变量，在国内造成收入分配差异的原因有城乡二元结构、分配体制、经济体制等，因此笔者有理由将虚拟变量、城乡基尼系数、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农村居民基尼系数设成外生变量，其他变量作为弱外生变量处理，用弱外生变量的滞后期作为它们本身的工具变量。GMM估计是否能获得一致的估计系数，在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否有效以及扰动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因此在GMM估计中，采用Sargan检验来判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采用AR（2）统计值检验原模型的一阶差分的扰动项是否存在二阶自相关。模型整体是否显著是通过Wald检验p值验证。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将居民消费率分为城镇居民消费率和农村居民消费率进行分析。

从表2可以得出：第一，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滞后项（Rrcit-1）对前期消费有显著正相关影响。前期居民消费率每上升1个单位，城镇与农村居民当期消费率分别增长多于0.7个百分点，说明居民消费在某种程度上受自身消费习惯影响。

第二，当期持久性收入（piit）对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率存在正向影响，但持久性收入滞后期（piit-1）对城乡居民消费存在差异，对城镇居民消费积极影响，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并不显著。

第三，当期暂时性收入（tiit）对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影响，但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大于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滞后期（tiit-1）对城乡居民都没有产生影响。这是因为暂时性收入是一种短期、临时收入，前期暂时性收入并不会对当期消费造成影响，在当期总收入增加时，居民消费也会增长。

第四，教育的当期支出（edueit）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正向积极影响，当期教育支出增加1个单位，农村居民消费率上升2.8个百分点，滞后项（edueit-1）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一定挤出效应，滞后期教育支出增加1个单位，当期农村居民消费下降1.86个百分点，但当期、滞后期教育支出对城镇居民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当期教育支出增加相当于服务性消费增加，与居民消费率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前期教育支出对农村居民来说是一种负担。假定在短时间内农村居民收入并不会发生较大变化，当前期教育费用增加为前期教育水平，作为相对理性人，会减少当期其他项目支出。

第五，当期住房支出（houseit）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挤出效应，滞后期住房支出（houseit-1）对城镇居民消费有显著挤出效应。

第六，滞后期医疗保障支出（medeit-1）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挤出效应，前期医疗保障支出增加1个单位，当期农村居民消费下降1.293个百分点，说明前期医疗保障支出对于农村居民是一种负担，前期支出增加会减少当期其他项目支出。滞后期医疗保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并不显著，是因为相对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有一定的医疗保障，医疗资源更多倾向于城镇。

第七，城镇居民基尼系数（uuGini）对城镇居民消费率没有显著影响，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对农村居民消费率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城镇内部的收入分配与农村内部收入分配仍在合理水平。

第八，城乡居民基尼系数（urGini）对城镇居民消费有积极正向影响，对农村居民消费有一定挤出影响。

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增长对城乡居民消费提高从总体上有明显促进作用，说明收入水平的高低和不确定性对城乡居民消费都有较大影响。住房支出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教育、医疗保障服务性支出对当期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有效拉动作用，但较高的教育、医疗保障性支出会对农村居民其他消费项目产生挤出效应，扭曲消费结构。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就越大。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镇居民消费，但过高的城乡基尼系数，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造成社会动荡，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二）政策建议

为了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率提高，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基于上述分析结果，给出如下的政策建议：第一，控制房价过快增长，政府在加大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向中低收入阶层供给时，制订严格的事前审核、事后监管措施，防止不法分子利用保障性住房套利，为低收入阶层提供低息或无息优惠性住房贷款。第二，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依法规范各种收入分配，保护合理、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对高收入者加大所得税征收力度，建立重点行业工资收入监控制度，减轻农村居民税负。第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提高农村消费水平，改善农村消费结构。第四，健全与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着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增加农村医疗设备投入，有效解决农村居民看病难问题，调整支出资金内部结构，提高农村救济费支出比重。第五，加大对农村教育扶持力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继续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比例，改善农村教育条件，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

参考文献：

1.臧旭恒，裴春霞.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比较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

2.方福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研究—基于中国城乡分省数据[J].中国社会科学，2009（2）

3.邹红，喻开志.劳动收入份额、城乡收入差距与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3）

4.田青，马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J].管理世界，2008（7）

5.蔡跃洲.经济刺激计划与农村消费启动—基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解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9（7）

6.苏良军，何一峰，金赛男.暂时收入真正影响消费吗？—来自我国农村居民面板数据的证据[J].管理世界，2005（7）

7.韩松，杨春雷.我国城镇居民非预期收入对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6）

8.娄峰，李雪松.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动态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3）

9.马树才，刘兆博.中国农民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5）

10.张秋惠，刘金星.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支出行为的影响—基于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4）

11.陈昌兵.各地区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计算及其非参数计量模型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

12.胡光祖.基尼系数理论最佳值及其简易计算公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4（9）

第5篇：支农支教论文范文

关键词：公共财政民生支出 收入差距 灰色关联分析 绩效

一、广西公共财政民生支出的变动态势

公共财政民生支出具体包括哪些支出类别，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统一或官方的界定，本文赞同绝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其主要包括农业支出、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公共安全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等五项支出。由于1998年我国首次提出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框架，相应的公共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大居民收入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不断缩小居民收人差距。为此，本文将1999年作为研究的时间起点。1999年以来，广西公共财政民生支出总体上呈现出梯型上升的趋势，从1999年的121.7321亿元攀升到2008年的694.0195亿元，增长了4.7倍。而用相对规模来衡量广西公共财政民生支出的变化趋势，民生支出占广西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呈现出先上扬而后下降，2005年后又开始上升的变动态势。总体上而言，从1999年的54.11%下降到2008年的53.51%。

从广西公共财政民生支出的支出结构来看：第一，教育支出在整个民生支出中历年所占份额都过了三分之一，且逐年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最近几年维持在36%左右，比较稳定；第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广西公共财政民生支出的份额总体上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2007年后又急速上升的变化趋势，但基本上各年所占的比重都不足两成；第三，公共安全支出占广西公共财政民生支出的份额从1999年到2006年大体都维持在20%—22%左右，但从2007年开始下降较大，2008年甚至只有13.78%，相比1999年下降了35.43%，是所有民生支出项目中下降比例最大的；第四，医疗卫生支出历年的数额都是最少的，所占份额在一成左右；第五，农业支出占民生支出的份额也不是如想象中的大，除了2008年达到了20.09%以外，其余年份都不到两成，但总体上仍可以认为是上升的，相比1999年，2008年上升了10.75%。

二、公共财政民生支出对广西居民收入增长的效应分析

（一）分析过程

1.确定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本文选定广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加权平均）为参考数列，是考虑到能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因素较多，但诸多因素目的是一致的，只要能说明各项公共财政民生支出能够促进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就能说明公共财政民生支出的效率问题。也正因此，选取上述的五项民生支出作为比较数列。

（二）简要分析

从结果看，医疗卫生支出与广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间的关联度最强，其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效应最明显；公共安全支出次之，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居民收入的增加；农业支出和教育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出效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居民增收的作用最弱。其中医疗卫生和公共安全支出排位在前，可能的原因在于健康状况良好和生活安定更容易提高居民工作热情，尤其是广西城镇居民愿意更多的以工作代替闲暇，收入效应明显，从而收入增加。其实，我国在2007年财政支出类别改革时，在具体的科目上增设此项支出，可能也有此意。农业支出的效应不明显，原因在于该项支出中增长的绝大部分是行政事业费的增长，难以惠及广西农民。教育支出在广西公共财政民生支出中所占份额最大，但在促进居民增收方面效果却不是最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广西教育支出总量规模仍满足不了教育需求，教育支出分配结构不合理，尤其是支援不发达地方资金里用于教育的经费较小，从而使在促进增收方面最应该发挥效率的教育支出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居民增收的作用最弱，比较合理，其本身的功能只是起到“社会安全网”的作用而不是以此增大居民的额外收入。

三、公共财政民生支出对广西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鉴于用城乡合一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更能衡量居民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本文采用反映广西居民收入差距的城乡合一的基尼系数进行分析，其中大部分数据引自于陈昌兵的研究成果，剩余部分则来源于广西统计信息网。本部分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初值化处理，然后计算当ρ=0.5时参考数列与各比较数列之间的关联系数，最后根据关联系数求出参考数列与各比较数列之间的关联度并排序，结果为：医疗卫生支出（0.795800）>公共安全支出（0.752577）>农业支出（0.717713）>教育支出（0.69945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0.671132）。

从结果看出：医疗卫生支出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联度最强，说明该项支出并没有起到缓和广西城乡居民收人差距的作用，反而最大程度地扩大了该种差距。这与广西公共财政用于医疗卫生支出的投入严重不足（此项支出在广西民生支出中历年是最少的），尤其是农村一极的投入少有关。在广西这样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由于财政困难，医疗制度难以在城乡全面而有效贯彻实施，从而造成了该项支出对广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公共安全支出在较大程度上造成了广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这可能与广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不齐以及城乡两极分化严重程度有关。广西经济较发达地区主要集中在南宁、柳州、桂林三地，全区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差较大，致使不多的公共安全支出（2008年只有13.78%）基本应用在城市和较发达地区，结果就造成了该项支出在较大程度上促进居民增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农业支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广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可能的原因是广西农业财政支出总量不足、支出重点不突出、支出结构不合理。广西属于典型的农业省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较薄弱的生产基础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需要公共财政的有力支持。农业支出不足、增长缓慢且在结构安排上存在缺陷，必然导致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从而拉大收入差距。教育支出对广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弱。这可能与广西教育支出总体规模、经费分配结构相关。广西公共财政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教育支出占民生支出比例不算低，但财政支出总量不高约束了教育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此外，广西初等教育经费占教育支出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初等教育投资比例高于中、高等教育投资比例，也是一个分配结构方面的制约因素。最后，关联度最差的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表明该项支出对广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综合上述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999年以来，在广西各项公共财政民生支出中，用于医疗卫生方面的投资有力地促进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导致了广西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用于公共安全的支出较强地促进了广西居民收入的增长，同时也在较大程度上拉大了广西居民的收人差距；用于农业方面的投资在提高广西居民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两方面发挥的作用都较为有限；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无论是从绝对量还是从相对量上都最为庞大，但其对促进广西居民增收和抑制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体现得不明显；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对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抑制广西居民收入差距两方面的效果均甚微。

进一步分析结论，可以发现：从效率角度看，广西公共财政民生支出结构呈现出支出份额与促进居民增收效率不相匹配的现象，如医疗卫生的支出额度最小但其促进居民增收的作用最强，教育支出所占份额最大而其促进居民收入的作用很弱，仅仅强于具福利性而不具收入增进性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从公平角度看，各项支出对于缓和广西居民收人差距的作用较弱，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据此可以作出判断：广西公共财政民生支出的绩效处于较低水平层次，有待提高。

（二）对策建议

第一，大幅度提高医疗卫生支出，促进医疗卫生对居民增收效应的扩大。首先，要争取在每年的公共预算中，医疗卫生支出增幅较大，同时在今后的预算支出中建立良好的监督机制，这有利于提高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促进社会公平。其次，调整医疗卫生支出结构，要侧重于医疗卫生项目的应用和推广、推进医疗科技推广体系和队伍的建设、医疗卫生信息服务提供等项目，支出重点转向扶持困难群体，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切实降低医疗费用，最终推进城镇基本医疗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最后，在投入区域上应更倾向于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医疗卫生投入，促使当地医疗卫生水平的快速提高，从而确保医疗卫生支出在有效促进居民增收的同时，逐步建立起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医疗卫生投入体系。

第二，适度增加公共安全支出，为广西居民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首先，要建立公共危机预警机制。公共安全危机一般都有迹可寻，及时发现预兆，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或者潜伏时期，是公共安全支出的首要目的。其次，促进信息披露机制的完善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及时准确的信息公布，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社会力量，起到增收的间接作用。最后，公共安全支出不能忽略社会安全教育和培训。

第三，进一步增大农业支出总量，并注意调整支出结构。首先，要以均等化为目标，努力增加对广西农业的投入，建立起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机制，形成稳定的资金来源，基本原则是保证农业支出的增长幅度不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幅度，使之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影响因素。其次，要调整农业支出的内部结构，提高农业支出的资金使用效益。农业支出政策要向科技方向倾斜，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同时继续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保证农业发展的后劲；大幅度增加农民直接可以获益的资金投入比重，如支援农村生产支出等，以改善农村的贫困状况，缩小收入差距；适当缩减农业事业费的支出比例，将农业支出用于人员供养及行政开支部分压缩在合理限度内。最后，要积极探索增加农业投入的新形式。农业支出的作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直接增加农业投入，还在于发挥公共财政的导向功能，调动和引导社会各投资主体增加农业投入，建立多渠道的农业投入体系，最终提高财政支出对促进农民增收的效率。

第四，继续增加教育支出，改善教育支出结构。广西居民收入的增长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资源禀赋方面的制约。从经济理论上讲克服资源禀赋的制约作用，重要的途径就是技术进步，这样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从而最大程度地克服资源禀赋的限制。然而广西技术进步要靠教育的发展，要实现广西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必须逐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同时要注意教育支出结构的调整，继续办好初等教育，不断改善初等教育的办学条件，建立多元化的办学模式来实现初等教育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提高未来劳动者的基础素质；其次，要积极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开发人力资源；最后，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完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居民素质的提高。通过财政逐步建立起有利于缩小广西居民收入差距的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1]邓子基.财政理论在改革争鸣中不断发展[J].中国财政，2008，（8）：75.

[2]吴晓燕.民生问题的公共财政归因及改善对策[J].公共支出与采购，2008，（1）：22-24.

[3]张佐.公共财政转向民生财政现状分析[J].社会主义论坛，2007，（8）：32-34.

[4]张平.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绩效的定量分析研究[J].山东经济，2009，（5）：93-99.

[5]舒敏，傅新红.我国财政支农绩效分析与对策[J].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07，（2）：145-149.

第6篇：支农支教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支农；三阶段DEA；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10-0007-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10.02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1978―2012年间，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由1336.6元增长到7916.6元，年均实际增长4.87%。但由于历史条件、政策偏向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薄弱、农业生产投入不足等问题十分突出。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据统计，2007―2012年，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涉农贷款由61150.66亿元增加到176227亿元，年均增长23.58%。

一、文献综述

纵观国外既有文献，关于农村金融效率的研究，大部分学者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对农业信贷效率的分析上。Jensen（2002）、Jim（2005）研究发现，由政府主导的农业信贷体系往往是缺乏效率的[1-2]。Nourse（2001）指出，微型金融机构应当针对贫困人口推出更适合于他们的信贷产品[3]。在定量研究的方法上，多以线性回归为主，即以人均GDP或其他指标为因变量，以包含农业信贷在内的多个指标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如Kochar（1997）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印度农业贷款的执行效果，结果显示农业信贷总体上无效[4]。Rousseau（1990）运用误差修正模型（VEC）估计了农业贷款发放效率[5]，但该模型中只包含了农业信贷和农村经济增长两个变量，降低了研究结论的有效性。Hendry（1995）在误差修正模型中加入了控制变量，使指标体系更加完整[6]。

国内学者针对农村金融效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金融环境角度研究农村金融效率。金融环境主要包括金融制度、信用环境和市场体系等方面。谷慎（2006）、刘泽仁（2007）、王修华和沈岚（2003）从制度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效率，认为导致我国农村金融效率低下、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条件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有效供给不足，以及制度结构不够协调[7-9]。吴俊杰和周再清（20

10）通过对农村金融发展的信用环境进行分析，指出我国金融支农效率整体上还处在较低水平，农村信用意识缺失、法律框架基础薄弱等问题普遍存在[10]。第二类是从信贷角度研究农村金融效率。王定祥等（2013）以人均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人均农业劳动力和人均农业资本作为投入指标，以人均农业增加值、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率和农业成灾率为产出指标，运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对我国农村金融支农效率进行测度[11]。吴俊杰和周再清（2009）引入人均农业贷款、获贷农户比例两个指标，运用DEA模型对金融支农效率进行评价[12]。第三类是从金融功能角度研究农村金融效率。代表性的有白广玉（2005）等、褚保金（2007）等、邓奇志（2010）等[13-15]。

已有文献对研究我国金融支农效率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1）在定量研究方法上，线性回归无法对多投入、多产出的情形进行评价，SFA和DEA在评价时无法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的影响，使评价结果出现偏差；（2）在产出指标选取上，已有文献大多选取农业总产值（或农业增加值）、农村人均纯收入等经济贡献指标来评价金融支农效率，而没有涵盖农村社会福利的改善情况。为此，本文从农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和农村社会福利三个方面选取相应产出指标，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影响，对我国2012年金融支农效率进行评价，并找出影响金融支农效率的外部因素，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模型介绍

三阶段DEA模型是由Fried（2002）等提出的一种新的效率评价方法[16]，其构建和运用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DEA模型（BCC模型）。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每个决策单元都包含m种输入和s种输出；xij代表第j个决策单元的第i中输入，yrj代表第j个决策单元的第r种输出。第p个决策单元总效率的计算就可以转化为线性规划问题：

min[？兹-？着（■s-+■s+）]

s.t. ■？姿jxj+s+=？兹x0

■？姿jyj-s-=y0 （1）

■？姿j=1

？姿j>0，s+>0，s->0

其中，？兹为决策单元的有效值，s-、s+为松弛变量，？着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当？兹=1且s-、s+均为0时，决策单元DEA有效；当？兹=1且s-≠0或s+≠0时，决策单元为弱DEA有效；当？兹

第二阶段：构建相似SFA分析模型。第一阶段计算出来的投入冗余量要受到内部管理、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的影响。第二阶段通过构建相似SFA分析模型分别计算出以上三种因素对效率值的影响，然后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因素，得到仅由内部管理无效率造成的投入冗余。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每个决策单元都包含m种输入，分别对决策单元的每个投入冗余变量进行SFA分析，构建的SFA模型如下：

sik=fi（Zk；？茁i）+？谆ik+？滋ik （2）

其中，i=1，2，3…m，k=1，2，3…n，sik代表第k个决策单元的第i项投入松弛变量，Zk=（Z1k，Z2k，Z3k…Zpk）表示p个可观察的环境变量，？茁i为环境变量的待估参数。？谆ik+？滋ik代表混合误差项，其中？谆ik为随机干扰项，并假定？谆ik～N（0，？滓2）；？滋ik表示管理无效率，假定？滋ik～N+（？滋i，？滓2？滋i），？谆ik和？滋ik相互独立。当？酌=？滓2？滋i/（？滓2？滋i+？滓2）接近于1时，说明管理因素占主导地位；当？酌=？滓2？滋i/（？滓2？滋i+？滓2）接近于0时，此时随机因素占主导地位。

利用回归结果对各决策单元的投入项进行调整，具体的调整方法如下：

■ik=Xik+[maxk{zk■i}-zk■i]+[maxk{■ik}-■ik] （3）

其中，i=1，2，3…m，k=1，2，3…n，Xik代表第k个决策单元第i项投入的实际投入值，■ik为调整后的投入值；■i为环境变量参数的估计值，■ik为随机因素的估计值。式（3）中第一个括号表示将所有决策单元调整到相同的外部环境，第二个括号表示将所有决策单元面临同样的运气。

第三阶段DEA：调整后DEA模型。将经过第二阶段调整后的投入变量和原始产出变量再次代入到DEA模型，得到剔除了环境和随机因素的真实效率值。

三、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一）指标选取

1.投入产出指标

已有文献多从农村经济增长角度选取相应指标作为产出指标，无法反映农村社会福利情况。本文选用人均农业总产值、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化率三个指标，分别从农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和农村社会福利三个方面综合反映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涵盖范围更广。对于投入指标，本文选取人均涉农贷款、农村人均储蓄及每万人拥有金融机构网点三个指标。

2.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是指对金融支农效率有影响但不在决策单元主观可控范围内的外部因素，考虑到金融支农的自身特点，本文从以下几方面选取了环境变量。

（1）财政支农。财政支农的方式主要有涉农惠农补贴，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补助。财政支农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鼓励农民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同时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有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本文选用各省市2012年财政支农支出反映政府财政支农力度，预期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将促进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

（2）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一方面用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另一方面则主要用于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及购买相关设备。这些对金融支农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本文选用各省市2012年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和建房来反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情况，预期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将有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

（3）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农民掌握先进的生产技能，使其具备更强的生产能力和创造力，同时也可以提高农民经济决策的效率。本文选用各省市2012年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反映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预期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的提高对金融支农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各省市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如式（4）：

edut=■（4）

其中， edut表示某省市第t年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i=1，2，3，4，5分别表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5种不同的受教育水平；nti表示某省市第t年受教育程度为i的人数；yi表示受教育程度为i的教育年限，当i依次取1，2，3，4，5时，对应的yi分别为0，6，9，

12，16年。

（4）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促使农村劳动力和资本外流，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无法引入到农业生产，不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本文选用各省市2012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反映城乡收入差距，预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金融支农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5）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造成了破坏，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本文选用各省市2012年农村受灾面积反映自然灾害情况，预期自然灾害对金融支农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二）数据说明

由于数据难以获取，本文将其剔除，样本选取了2012年全国30个省市的相关数据并进行整理。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金融年鉴（2013）》、《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3）》和《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2）》。

四、实证分析

（一）第一阶段DEA实证结果

利用DEAP2.1软件对我国30个省市的金融支农效率进行分析（见表1）。由表1可知，在不考虑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干扰的情况下，我国各省市金融支农的综合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773，纯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887，规模效率平均值为0.876。其中，黑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和新疆处在生产前沿面上，其余24个省市在不同程度上处于技术无效率状态。由于上述结果包含了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的影响，无法真实地反映各省市金融支农效率状况，因此仍需作进一步的调整与测算。

（二）第二阶段SFA回归结果

将第一阶段计算得到的投入松弛变量作为因变量，将上述5个环境变量作为自变量，利用Frontier4.1软件进行回归分析（见表2）。由表2可知，在三个投入松弛变量模型中，大部分系数通过5%和1%显著性检验，表明各环境变量对金融支农效率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影响；且三个模型的LR单边检验均通过5%显著性检验，表明第二阶段SFA回归分析的必要性。

由于各环境变量是对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因此当回归系数为正时，表明环境变量值增大会导致投入松弛量的增加，不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当回归系数为负时，表明环境变量值增大会导致投入松弛量的减少，从而提高了金融支农效率。下面具体分析各环境变量对金融支农效率的影响。

1.财政支农。财政支农在人均涉农贷款松弛变量和农村人均储蓄松弛变量两个模型中的系数为负，且分别通过1%、5%显著性检验；在每万人拥有金融机构网点松弛变量模型中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可以看出，财政支农有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与预期结论相同。

2.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三个模型中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会减少投入冗余量，提高了金融支农效率，与预期结论相同。

3.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与投入松弛变量呈正向关系，表明提高农村劳力文化水平会降低金融支农效率，与预期结论相反。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所学的知识还不足以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提高生产效率；相反，文化程度偏高的农民往往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降低了金融支农效率。

4.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比对三个模型的投入松弛变量均起促进作用，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与预期结论相同。

5.自然灾害。受灾面积在三个模型中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受灾面积扩大增加了投入冗余量，从而降低了金融支农效率，与预期结论相同。

由上述分析可知，环境变量对金融支农效率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因而包含了环境因素的效率评价可能会对不同决策单元得出不恰当的结论，即处于较好环境或运气较佳的决策单元可能得到更高的效率值，而处于较差环境或运气较差的决策单元的效率值会相对较低。因此，有必要对原投入变量进行调整，使各决策单元处于相同的经营环境和运气，进而考察它们真实的效率。

（三）第三阶段DEA实证结果

运用式（3）对原投入变量进行调整，并将调整后的投入变量与原始产出变量再次代入到BCC模型进行分析，得到各省市金融支农效率的真实值及规模报酬状态，结果如表3所示。

对比表1和表3可知，经过调整计算得到的效率值与第一阶段效率值相差较大。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对调整前后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显著性差异分析（见表4）。

由表4可以看到，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分别通过10%、5%显著性检验，表明调整前后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从侧面验证了本文对原始投入变量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下面对第三阶段计算结果进行详细分析。

从全国整体水平来看，综合技术效率平均值由0.773上升到0.832，纯技术效率平均值由0.887上升到0.930，规模效率平均值由0.876上升到0.894。可以看到，在剔除了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的影响后，我国金融支农效率有所改善，且效率水平相对较高。这主要是由于近十几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村金融在服务“三农”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不断推进一系列重要体制机制改革，落实和完善了大批金融、财税扶持政策。自2003年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全面启动后，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相继改革，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同时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农民对金融产品的多元化需求。此外，乡镇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弥补了传统金融机构无法覆盖地区的金融空白。

从各省市来看，处于生产前沿面的省市由6个减为5个，其中福建、湖北、湖南三个省份在调整前后均处在生产前沿面，表明这三个省份的金融支农效率确实较高；辽宁、上海则由技术无效率变为技术有效，这主要是由于调整前规模效率被低估的结果。综合技术效率上升的省市有16个，其中北京、辽宁、浙江上升幅度较大；下降的有11个，下降幅度较大是新疆。从调整后的综合技术效率来看，甘肃、新疆、四川、天津和青海排在后五位，金融支农效率相对较低，国家应加大对这些省市的扶持力度，改善当地金融支农现状。大部分省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说明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存在金融资源投入不足的问题。

从三大区域来看，东部的综合技术效率由0.725上升到0.865，上升幅度较大；中部和西部略有上升，调整后分别为0.857、0.771。可以看到，东部和中部的金融支农效率较高，而西部则相对较低。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凭借着政策优势和地理优势获得了发展先机，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东部的金融市场发展较早，多元化的金融产品（股票、债券、保险、黄金等）为农村提供了多元化的投资渠道，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此外，较活跃的金融市场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扩大经营规模、购进先进设备提供了融资渠道，满足了农民对融资的多元化需求。因此东部地区的金融支农效率相对较高，中部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承担着实现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使命，因此一直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对象。近年来，国家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增加涉农贷款投入，信贷资金逐渐向农村回流，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中部地区金融机构改革效果明显，新型金融机构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些都促进了中部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加上地理条件和气候环境较差，许多金融机构不愿在这些地区开设网点，导致了当地金融资源的匮乏。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断入驻西部，加大了对西部农村地区的金融扶持力度，金融投入不足、金融资源匮乏的状况有所改善，金融支农效率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仍相对偏低。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2012年金融支农效率进行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经过第二阶段调整后，我国各省市金融支农效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表明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对金融支农效率影响显著。在外部环境中，财政支农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有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和自然灾害不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对金融支农效率起到应用的促进作用。

2.我国金融支农效率的区域差异明显。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西部与东中部之间。经过第二阶段调整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综合技术效率分别为0.865、0.857、0.771，西部地区的金融支农效率相对较低。且金融支农效率排在后5位的省市中，有4个来自西部地区。

3.我国大部分省市处在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由第三阶段规模报酬分析可知，除了处于生产前沿面的5个省市的规模报酬不变外，其余省市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二）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改进策略：

1.重视外部环境对金融支农效率的影响。一方面要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增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发挥两者对金融支农效率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新的农村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建立自然灾害预防和治理机制，尽量减少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扩大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覆盖范围，积极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和专业知识讲座，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专业素质水平，发挥教育对金融支农效率应有的促进作用。

2.重点改善西部地区金融支农现状，缩小区域间差距。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政策，鼓励金融机构进入西部地区，增加涉农贷款金额，拓宽农民的融资渠道；同时改善当地金融支农资金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将支农资金投入到生产效益较高的农业生产领域，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3.加大金融支农投入力度，提高规模效率。既要加大传统金融机构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也要鼓励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弥补传统金融机构无法覆盖地区的金融空白，形成一套多层次、广覆盖、功能互补、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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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for Consumption and Insurance [J]. SAIS Review，2001（21）：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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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修华，沈岚.金融支农：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J].新疆财经，2003（1）：38-40.

[10]吴俊杰，周再清.我国金融支农效率现状分析[J].金融经济，2010（6）：42-43.

[11]王定祥等.我国金融支农效率的测度与改进策略[J].当代经济研究，2013（11）：62-69.

[12]吴俊杰，周再清.基于DEA模型的金融支农效率研究[J].求索，2009（9）：24-26.

[13]百广玉，陈淼.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及其效率分析[J].农村金融研究，2005（10）：39-41.

[14]褚保金，张兰等.中国农村信用社运行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以苏北地区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07（1）：11-23.

[15]邓奇志.功能视角下我国农村金融效率的现实审视及优化路径[J].农村经济，2010（5）：52-55.

第7篇：支农支教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经济；经营风险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4—0032—05

一、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需求的因素

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需求的因素是多元和复杂的，各个因素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也是有差别的。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概括。

（一）主观性因素

主观性因素主要是指投保人（政策性农业保险需求主体）主观方面的影响因素，包括投保人（主要是经营负责人或农户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务农年限等。这些因素一方面影响投保人对农业保险的认知程度，另一方面影响投保人的投保决策能力。

王敏俊认为，从经验认识的角度看，年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被调查者对农业风险的认知水平；受教育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被调查者对风险特征、农业保险的作用和特点的理解水平，一般来说，被调查者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就越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保险的作用和特点。在理论上，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保险知识的可能性也越大，也越愿意购买农业保险，一些微观实证也证实了这种观点，如张跃华等对河南农村的田野调查。侯玲玲等在北京市密云县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Logit模型，分析了农业保险的影响因素，从模型估计结果得知，农户家庭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农户是否购买农业保险有显著影响。宁满秀等以新疆玛纳斯河流域棉花保险为例，利用多界二分选择问卷方式的条件评价法（CVM）获取农户微观数据，探讨农户对农业保险支付意愿，证明户主的社会经济特征例如年龄、文化程度等对农业保险的支付意愿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同时证明农户户主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反映了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和经验掌握程度，务农时间越长的农户进行田间管理的技能和经验越丰富，从而防范自然灾害及灾后补救的能力越高，进而对农业保险的支付意愿越小。陈妍等对武汉市的农户调查和实证分析指出，受教育和接触外界知识越多的农户越倾向于购买农业保险。李祥云等利用山东农户的调查数据说明，年龄越小，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意愿越强，年龄越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排斥意愿越强；教育程度虽然与农户参保意愿呈负相关，但不显著。曹承承等对浙江农户的实证研究结论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意愿趋弱。潘勇辉以海南省1167户蕉农的经验数据证明，蕉农受教育程度对香蕉保险的参保意愿具有正向影响。王尔大等以辽宁盘锦水稻保险为例进一步识别了影响我国北方农户加入水稻保险决策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支付意愿增加不显著；受教育程度对农户支付意愿的影响为负；而务农年限越长，保费支付意愿越低，务农年限每增加1年，支付意愿相对减少4.15%。杜鹏以湖北五县市342户农户为样本，对影响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各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年龄与教育因素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陈泽育等以湖北省兴山县烟叶保险为例的分析指出，农户务农时间越长，越愿意支付较高的保费，但作用不明显。王阿星等在鄂尔多斯市抽样调查数据基础上指出，在实证分析中年龄因素对农业保险需求影响不显著。刘冬姣等基于国家开展财政补贴前后全国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9个年度的农业保险数据实证分析证明，文化变量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综合上述研究，主观性因素对政策性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投保人年龄对其投保意愿产生影响；来自不同样本和方法的实证分析结论包括：多数研究认为年龄越大参保意愿越弱、部分研究认为年龄对农业保险需求影响不显著。第二，投保人文化程度对其投保意愿产生影响；来自不同样本和方法的实证分析结论包括：多数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对农业保险需求具有正向影响、部分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对农户支付愿意的影响为负或影响不显著。第三，投保人务农年限对其投保意愿产生影响；来自不同样本和方法的实证分析结论包括：多数研究认为务农时间越长对农业保险的支付意愿越小、部分研究认为务农年限对农业保险需求影响不明显。

（二）经营性因素

第8篇：支农支教论文范文

一、抓班子队伍建设，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作用

首先按照“五个好”要求，抓好班子的自身建设。该支部十几年来始终连选连任，团结一致，不断进取，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理论。把她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建立健全该村两委班子及制定规章制度。支部一班人紧密围绕党支部周围，齐心协力，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我村充分利用每月一次周期性党员活动和一年两次党员培训及民评等活动，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一是学习当得路线、方针、政策。二是学习党的基本理论知识。三是党的宗旨教育。并且进行记录，年中进行评比，以促进我村每个党员积极上进。

二、抓投入上规模，为建设农业强村，选出一条好路子

2012年该村支部本着“投入不断档，发展不停前”的指导思想。多方吸引资金，积极发展本村经济。

2、依靠项目抓建设，助农增收求发展。2012年该村率先在全镇成立了土地流转合作社，流转土地×亩，与阳光药业合作种植优质中药材，预计总收入可达×万元。年创纯利润×万元，参加土地流转的农户人均可增收×元。

3、抓创建、重教育，完善精神文明号体制。近几年该村开展“创建文明村”“创建十星级文明户”等活动，深入扎实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1）破除封建迷信，提倡移风易俗。几年来该村大力开展移风易俗，破除封建迷信活动。成立红白理事会，喜事新办，丧事简办，杜绝铺张浪费。形成了活着孝顺，丧事简办的好风气。

（2）加强群众性文化教育活动，不断完善生活环境。今年该村集资三万元建立青年活动中心、农家书屋、民兵之家、农民健身运动场等活动场所。在此基础上，友集资四万元建起了高标准党员创先争优活动室，使广大党员群众更好的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3）开展普法教育，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该村把普法教育列入重要议程，村室设立了治保民事调解委员会，定期利用广播、宣传栏等形式进行法制宣传。使广大群众的法制观念和安全生产意识普遍增强。

（4）实施科技培训工程，培育新型农民。全村×％的劳动力参加了镇村两级农业科技培训。有×人成为致富带头人，设立宣传栏，印发宣传手册，对农户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深入推进文明村组、和谐家庭等创建活动，大力倡导文明新风。

三、立足“五个好”目标，建一套好制度

第9篇：支农支教论文范文

【关键词】小额信贷 农村 logit模型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农户获取资金的来源，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来自信贷。小额信贷是为低收入贫困人口提供信贷服务的一种制度化信贷方式，它在十几年中为中国的扶贫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仅以农村小额信贷在宿迁市宿城区埠子镇陈集村农户中的业务发展情况为调查对象，分析该村在小额信贷的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一、农户参与小额信贷的情况

近年来，伴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小额信贷在我国的生命力初步显现。宿迁作为江苏这个发达省份中经济发展相对较弱的城市，在小额信贷业务的发展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在宿迁市宿城区埠子镇陈集村，针对农户参与小额信贷业务的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

此次调查涉及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农地状况、农业经营、消费、信贷与储蓄等方面的信息。调查抽样方法为系统抽样。调查采取调查员直接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共收回问卷100份。

1.农户小额信贷的需求情况

调查发现，所有接受调查的农户均有不同程度的借贷需求。我们对所有农户的借贷目的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表：

根据调查，农户参与借贷的主要目的大致可以分为消费和生产经营两类，在消费类中，文化教育支出以43%的高比例排在首位。而生产经营类中，购买大型农机所占比例较高，为25%。

2.农户参与小额信贷的情况

在接受调查的100户农户中，参与了小额信贷的为84户，占84%。这表明当地相当多的农户参与了小额信贷，小额信贷的普及度较高。

我们将所有农户以收入分为五组，分别计算各组参与小额信贷的农户占该组户数的比重，结果如下表：

参与借贷的84户农户，平均收入为16888.50元。从表中得知，各层次的借贷比重大致相同且略呈递减形式，其中5000-10000元收入组，借贷者比例88%，为最高。

二、影响农户参与小额信贷的因素分析

（一）影响农户参与小额信贷的理论因素

影响农户借贷需求的主要因素应包括、农户经营规模、农户收入、农户财产和自有资金状况、农户生产投资规模农户大额生活现金支出以及农户借贷利率等。

1.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

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对农户小额信贷需求具有正向影响。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越大，对资金的需求规模就越大。

2.农户的收入、财产和自有资金状况

农户的收入、财产和自有资金状况对农户的借贷需求具有负向影响。收入水平越高，财产和自有资金的规模越大，农户发生小额信贷的可能性就越小，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就越小。

3.农户的生产投资规模

农户的生产性现金投资规模越大，农户对资金的需求也越大。

4.农户现金支出

现金支出又分为农户基本生活支出和大额现金支出。其中农户文化教育等大额现金支出会对农户借贷需求具有正向影响。

5.农户借贷的利率

根据一般的市场机制，借贷利率与农户的借贷需求应具有负相关关系，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借贷需求随利率的上升而下降。

（二）影响农户参与小额信贷因素的计量模型

为得出各因素对农户小额信贷的影响程度，这里建立logit模型进行分析。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参与小额信贷，解释变量选取农户耕地面积、农户总收入、农户现金资产、农户人均基本生活支出、农户生产经营支出、农户文化教育支出、农户医疗卫生支出7个因素。

在介绍模型之前，对各因素进行定义：

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式中y表示农户是否参与小额信贷，其余各变量含义见表4，β是各解释变量的待估参数，β0是常数项。

（三）模型检验的结果

我们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100个样本数据进行了logit回归处理。在处理过程中，采用了逐步筛选法。计量估计的结果大部分与理论分析一致。

根据模型计量结果，将影响农户参与订单农业行为的主要因素、显著性和影响程度归纳如下：

1.农户的经营规模对农户借贷需求具有正向影响。

即经营规模越大，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倾向越强，需求规模也会越大。这一分析结论与假说1相一致。

2.农户的投资和支付倾向对农户的借贷需求具有正向影响，说明农户生产投资是形成农户小额信贷需求的重要因素。

3.生产投资规模越大，其对信贷的需求规模也越大。农户的教育现金支出对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也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教育方面的现金支出往往超出了农户的现期支付能力，是造成农户举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分析结论与假说3、假说4基本一致。农户的现金资产状况对农户的借贷需求具有负向影响。这一分析结论与假说2基本一致。

4.农户收入对农户参小额信贷行为影响不明显。从模型的计量结果看，农户的总收入这个变量系数的统计检验不显著。这些结果与前面的假说不一致，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五、简单的结论和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农户参与小额信贷的行为受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农户的自有资金状况以及农户的大额资金支出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这些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在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对小额信贷给予政策的优惠和扶持，如在小额信贷机构的税费上予以减免等。二是简化农户办理小额信贷业务的手续，提高农户参与小额信贷的积极性。三是结合当地经济情况，对农户进行培训，使之主动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以充分发挥农户小额信贷效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