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与理性的博弈精选(九篇)
第1篇：感性与理性的博弈范文
关键词:博弈论;行为经济学;理性人;行为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224.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6-0277-02
一、博弈论的定义
博弈论是一门研究相互影响着的博弈参与者进行策略选择时的行为规律的科学。它研究:(1)存在若干博弈的参与者;(2)每一参与者有一系列可选择的策略;(3)博弈结果取决于参与者策略的组合;(4)参与者了解博弈局势预设的信息等。博弈包含四个要素:博弈的参与者、策略、可评价结果与信息结构。博弈论是研究博弈弈的参与者的理,博弈的参与者策略选择时的相互影响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吻合关系。博弈论研究利益冲突与吻合的,将特定经济问题纳入博弈四要素中以转化为待研究的博弈局势,然后加以分析解决。(1)将特定经济问题转化为博弈问题。(2)运用博弈理论方法得出博弈问题的解。(3)将博弈问题的结论转化回经济语言,同时与第一步中所省略的信息一起为原始经济问题提供解释。
二、标准博弈论的现状和缺陷
标准博弈论包括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尽管标准博弈论的发展就是不断放松一系列严格假定的过程,但它仍然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严格的理性人假定。假定了现实行为主体能力以外的复杂思维过程,假设所有博弈参与者都符合三个条件:(1)策略思考,即在对其他参与者将如何行动的基础上形成信念;(2)最优化,即对于给定信念选择最优反应;(3)均衡,即参与者调整信念和最优反应至相互达成一致。但是,现实的博弈参与者并不都是经济理性的,并且,由于博弈参与者是相互影响的,即使只有极少数的博弈参与者违背经济理性,其他理性参与者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理想化均衡也同样无法实现。因此,经济现实并不能满足标准博弈论对博弈参与者的假定条件。为了延伸博弈论对现实活动的解释,应该是有限理性的前提下重构标准博弈论。如果说,标准博弈论提供了有关经济理性的行为人如何行动的理论,那么,行为博弈论就试图探讨行为人如何在理想的经济理性和现实的有限理性之间进行折衷,以求达到准确解读有限理性的行为人在现实约束中如何行动的目的。作为研究不同条件下行为人如何进行互动决策的经济理论,博弈论应该尽可能准确地预言和解释经济现实活动;当经济现实和理论模型不一致时,研究者的工作方向就是改造模型,提高其实证效用。
标准博弈论在“经济理性”假设下分析博弈参与者如何在追求各自最优目标的同时实现均衡。但由于现实行为人是“有限理性”的,标准博弈论对实践的理解和指导受到限制。为了延伸博弈论对现实活动的解释,行为博弈论将实验经济学与标准博弈论相融合,在博弈实验的基础上,考察和解释标准理论推断和实验结果之间的差异,引入行为因素改进标准博弈的基本假定,重构博弈分析模型,以求达到准确解读有限理性的行为人在现实约束中如何行动的目的。
三、几种基本博弈的介绍及分析
1.投资博弈
投资博弈中有两位互不相识的参与人A和B。A得到一笔钱并被告知可以完全保留也可以将其中的任意比例投资于B,他给出的任何金额都会以大于1的某一倍数付给B,然后由B决定是否回报和回报多少给A。标准博弈论的均是:理性的B应该最大化他自身的利益,保留获得的所有支付,而理性 的A会估计到B的策略,因此,不会投资于B,结果双方都得不到超额支付。
标准博弈论认为理性自利的人不会信任别人,但它忽略了人类是自利的,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因此,标准博弈论的结论是:博弈中理性人的个人理导致机体的非理性,而行为博弈论的结论是:博弈中参与人的个人非理性但而导致机体的理性。
2.可置信威胁的议价博弈
它是讨价还价博弈中最简单的一种,即如果双方的交易成功就会有一定的利益,A出价,要求对方 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如果B接受,那么双方就按照A提出的分配比例瓜分利润,如果B拒绝,那么双方之间不会有交易行为。按照标准博弈论,这个博弈具有无穷多个纳什均衡。
但不少时候对应者宁愿牺牲自身的利益去惩罚那些未公平对待他们的出价者 ,这种报复性回报在社会领域表现得很明显,为了伤害对方不惜牺牲自己。人类当被欺侮时,反应机制会使人愤怒,因为愤怒在进化过程中是作为一种生存优势保留下来的。不同的文化观使人具有不同的公平标准,参与人有时并不在意分配比例是否公平,即使出价者只支付很少的金额对应者也愿意接受。议价博弈中的拒绝并不意味着参与人没有意识到标准博弈论中的最优策略,他们明白使自己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策略是什么,只是因为情感或社会的因素使他们不再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最大化经济利益的理性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以达到其他方面的满意。
3.协调博弈
在协调博弈中,参与人都希望自己的行动和其他参与人的行动取得某种一致。但是社会习俗、相互的交流、博弈呈现的不同方式、参与人曾有的类似经历以及自己的幸运数字都会影响均衡的形成。
4. 竞猜博弈
竞猜博弈指的是:让每个参与人去猜谁会是选美比赛中的最后得主,最后得主由所有参与人的平均看法决定,这时每个参与人既不是选择自己认为最漂亮的也不是选出所有人平均认为最漂亮的,而是要去思考所有参与人对平均看法的平均预期。因此,行为博弈论提出利用有限重复推理来理解参与人的初次选择,用认知的深化来解释参与人选择的变化。
5.总结分析
大量的实验研究为行为博弈论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行为博弈论并不是要否定标准博弈论,他们两者也并不矛盾。标准博弈论体现一种完美的策略分析过程,整个推理严谨周密,是由于经济理性人的假定使其缺乏可操作性,因为人类的目标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行为博弈论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将博弈论拉回到现实的框架中来,使其更真实,更人性化和社会化 。
四、行为博弈的模型研究
行为博弈的模型的构建遵循精确性、一般性和实验规则的原则。它研究的基础数据都是经实验取得的。博弈实验对博弈预测的敏感因素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包括博弈参与者知道什么、什么时候行动、各自的支付是多少等等。博弈实验的关键在于通过实验控制来区别哪种理论更加有效,然后再使用该理论来进行一般事件的研究。行为博弈研究就是要在标准均衡概念失效的情况下,以实验控制为主要手段,以实验数据为基本依据,通过不断地试错与修正建立能够对博弈参与者的未来行为进行准确预测的理论。
行为博弈模型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在一次性博弈中,有限理性条件下,构建博弈参与者的思考模型,发展一个有限理性的指标系来衡量博弈参与者的思考步骤,并且使用一个参数来说明博弈参与者的异质性。与最优反应相联系,该指标系可以对任何一个一次性博弈中的行动进行了唯一的统计预测。第二,在思考模型的基础上,构造一个学习运算法则来估计博弈参与者的行为均衡路径。这一运算法则既包括了虚拟的博弈和强化模型,也具有很强的经验预测能力。因此,EWA可以作为经验性工具去寻求表现为初始函数形式的行为静止点。第三,提出如何将有限理性指标系和学习运算法则应用于分析重复博弈中的博弈参与者行为,为利用行为博弈论分析价格竞争、专利竞赛等现实经济活动奠定基础。
五、总结
标准博弈论对实践的理解和指导是有限制的。为了延伸博弈论对现实活动的解释,作为研究不同条件下行为人如何进行互动决策的经济理论,博弈论应该尽可能准确地预言和解释经济现实活动;当经济现实和理论模型不一致时,研究者的工作方向就是改造模型,提高其实证效用。这一思潮引致了行为博弈论的出现。行为博弈论将实验经济学与标准博弈论相融合,在博弈实验的基础上,考察和解释标准理论推断和实验结果之间的差异,引入行为因素改进标准博弈的基本假定,重构博弈分析模型,以求达到准确解读有限理性的行为人在现实约束中如何行动的目的。
行为博弈研究的起点就是进行博弈实验,将实验结果与标准博弈论的预测进行比较,并用不同方法分析差异存在的原因,为进一步构建正式模型提供现实依据。需要说明的是,行为博弈论并没有否定纳什均衡的意义,而是作为标准博弈论的延续,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深化了对博弈均衡的讨论,以更加贴近现实的研究视角对具有某种内生变动性的博弈均衡的存在方式和形成过程进行了新的思索。行为博弈论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在大量实验数据的基础上提出利用有限重复推理来理解参与者的初次选择,利用认知和学习的深化来解释参与者选择的变化,而行为博弈正式模型则试图为上述观点提供完美的数理表达,提高理论的精确性和一般性。
参考文献:
[1] 阿克罗夫,乔治 A.宏观行为经济学和宏观经济行为[J].当代经济科学,2OO2,(5).
[2] Camerer,C…F Behavioral Game Theory:Experiment in Strategic Interaction[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11-20.
第2篇：感性与理性的博弈范文
关键词：博彝论公选课；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措施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1-0042-03
博弈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理论课之一，其应用前景非常广泛。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中都活跃着与博弈论交叉的分支学科，为满足当代大学生对博弈论知识的需求，高校加强博弈论公选课建设迫在眉睫。鉴于此，笔者面向全校开设了“博弈论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博弈问题及其启示”两门通识选修课程。
一、博弈论公选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博弈论与经济学、管理学和数学等学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国内本科院校的博弈论课程主要面向经济、金融、管理或数学专业开设，教学的对象通常是本专业或本学科相关专业的学生，很少面向全校开设公选课，这主要缘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博弈理论的建立只有六七十年的历史。国内高校博弈论课程开设时间最长的也不到十年，上述情况导致了课程建设的经验不足、水平不一。第二，研究博弈理论往往需要借助数学的方法，所以，博弈论课程的讲授与学习离不开数学工具和经济学知识，课程内容不得不受制于较高的知识门槛。因而，国内博弈论公选课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
笔者在连续四个学期开设博弈论公选课后发现，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 学生问的差异较大
由于博弈论公选课面对的本科生纵跨二、三、四三个年级。横跨本校全部学科的所有专业，导致学生的认知平台和知识面存在较大差异，学习目的和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性，学生在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方也存在较大差别。
2 理论学习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学基础和数学基础
博弈论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提炼出个体最优决策问题后，利用数学模型对其进行描述，再运用数学工具对其理论进行研究。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杰・迈尔森(Roger B.Myerson)认为，“博弈论是对理人或决策者之间相互冲突及合作的数学模型进行的研究”。虽然博弈论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和较强的解释能力。但它的标准表达是函数形式和集合论形式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过程依赖于数学工具。所以，学习博弈论既要有相关的经济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数学基础。正因如此，学生在公选课中接触博弈论时会觉得比较抽象。
3 课程的知识容量受限
为了照顾学生差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会尽可能详细地为学生进行讲解，因而不得不压缩知识的容量，这导致了一部分经济学和数学基础较好的学生“吃不饱”的问题。笔者尝试通过布置课后练习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效果不是很明显。或许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原因是，有限的课余时间和较快的学习节奏限制了多数学生对公选课知识的进一步学习。
4 缺少合适的教材
缺少合适的教材也是博弈论公选课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笔者认为，博弈理论的应用性和公选课内容的时效性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切入点，教材的编写应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方能发挥最大的功效，然而目前的教材往往只能体现前者却难以涵盖后者。
二、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的措施
1 抓住学生的共性
大学生具有强烈的关注现实问题的意愿，对社会热点问题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尤其在理解焦点问题时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和认知共性。因而应牢牢抓住这一共性，迎合学生在知识需求上的实用化和功利化的特点，从当前丰富的信息资源中寻找承载博弈论知识的现实问题，以期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把丰田汽车赔偿、西南五省大旱、相亲类节目“非诚勿扰”、2008股市大跌等现实热点都搬上了讲台。下面，笔者就通过教学实例进行说明。
在讲授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的博弈承诺及其可信性概念时，笔者以制定《反国家分裂法》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由于祖国统一问题是所有国人关心的国家大事，大学生也不例外，所以讲授过程非常顺利，以致学生在课后反馈中把这一案例列为讲授最成功的部分。接着，为了讲解如何应用可信承诺处理现实问题，笔者选择了电视连续剧《老大的幸福》第四集中的一个视频片段，进一步强化了知识点。实践证明，人物生动的形象在给课堂增添活跃气氛的同时，也很好地承载了传递知识的作用，以缩影的形式把可信承诺的概念和应用可信承诺策略的方法植入了学生的头脑中。最后，笔者以拆迁补偿合同签订中的一种可信承诺策略为例，对本节课进行了总结，并请学生加以点评。由于拆迁问题是当前社会的焦点问题，所以学生对点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样，通过抓住学生的认知共性，展示了可信承诺策略在焦点问题上能够将劣势变为优势的强大作用，成功地引导学生了解并掌握了博弈承诺及其可信性概念。
2 增强主题的典型性和知识模块的简洁性
以经典博弈问题为主题有利于组织素材、选择教学内容；简洁地安排知识模块、弱化知识的层次性有利于照顾各类学生在知识面、综合能力和认知水平上的差异；少而精地选择课程内容有利于突出重点；多角度地反复讲解有利于降低知识门槛，提高学习的效果。
例如，在主题选择上，笔者以多数学生熟知的“囚徒困境”作为第一主题；以试验性强、易于展开的“理性基础和有限理性”作为第二主题；以现实性突出的“重复动态博弈”作为第三主题。由于“囚徒困境”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密不可分，所以第一主题既能让学生感受到博弈问题的趣味性和深刻性，又能激发他们对该主题的进一步思考，使他们逐渐认识到“理性人假设”所具有的超越现实、过于理想的特性，从而部分地为第二和第三主题做好铺垫。另外，有大量关于“囚徒困境”和理性问题的课外资料易于获得，这为学生在课程初期进行兴趣驱动的导读创造了条件。
在知识模块设置上，笔者采取“自成模块、减少关联”的策略。例如，针对非常重要的“信息不对称”主题，我们选择了以二手车市场为核心，构建了包含药品市场、电脑市场和就业市场等典型主题的知识模块。一方面，这些市场为学生所熟知，易于接受；另一方面，这些市场中包含着非常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因素，因而通过对市场现象的自然描述完全可以弱化学生对经济学市场知识的依赖。为了弱化知识的层次性，突出重点内容，笔者舍弃了理论体系中的某些知识模块，例如“海萨尼转换”、“斯宾塞信号传递模型”和“斯蒂格利茨信息甄别模型”等。
3 重视案例应用，尤其应重视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关的案例
博弈论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它“声名显赫”，并且与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系密切。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曾涉足博弈论领域，在博弈论的建立和发展中直接或间接做出过贡献。“名声在外”为博弈论公选课的开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课程的讲授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素材。正因如此，笔者才面向全校开设了博弈论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公选课。下面，以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为例，详细说明如何应用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关的案例以及这样做的优点。
纳什是博弈理论发展的划时代人物，纳什均衡是博弈论的核心概念，两者都是公选课中必须包含的内容。为此，笔者设计了以下三个环节：1)借助“囚徒困境”和“情侣博弈”讲授纳什均衡及其不唯一性；2)播放电影《美丽心灵》，并进行讨论和点评；3)布置以纳什为主题的案例设计作业，让同学在课堂上演讲。第一部分是讲解的重点，讲好纳什均衡意味着博弈论课程成功了一半。第二部分可以把人格培养和素质教育有效融合起来。《美丽心灵》不仅能让人体悟到学生心灵中因爱而生的温暖，还能给出人生原本就是一场博弈的警示，体现出“大人物小故事”的精髓。纵然纳什这样的天才也有无法摆脱的困境，何况他人?所以，在人生的博弈中，既要承认能力的差异，又要找寻属于自己的色彩。同时还应看到，纵然如纳什般为顽疾所缠都可以逐渐康复，何况其他挫折?所以，要以积极、乐观、健康的心态对待人生，要终身学习而不轻言放弃!第三部分是对学生的启发环节。该环节不仅要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还要通过为其提供上台演讲、展示成果的机会，锻炼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学生在设计案例时自学了有名的“智猪博弈”和“恋爱博弈”等经典模型，巩固了纳什均衡概念，还有学生甚至对纳什曾经设计过的一种“六连棋”博弈游戏(笔者对此也知之甚少)进行了分析。
4 重视学科交叉，尤其应重视学科交叉视阙下的学术前沿成果
博弈论已逐渐成为一门为诸多学科提供思维方法和分析技巧的学问，可以说，所有与生命有关的学科都蕴藏着博弈论的应用空间。在公选课中，应重视从学科交叉的视角供给知识，广泛培养各专业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例如，笔者选择生物演化理论和博弈论交叉所产生的演化博弈论作为知识模块，以人类社会的同性恋演化作为典型主题，挑选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案例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为学生进行讲解，扩展了学生的知识面。
在演化博弈论的开创性著作《演化与博弈论》一书中，作者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MaynardSmith)用精妙的语言、深入浅出的分析和丰富有趣的案例把博弈论的思想融入到生物演化中，推动了对“动物为什么如此”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动物群体行为演变的动力学机制。笔者首先以“哺乳动物一雄多雌”案例作为引导，简单介绍演化博弈论在性选择和性别比问题上的研究视角以及逻辑结构，然后立刻引出了人类面临的一个有关性的问题――同性恋演化主题下的性问题：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男男同性恋的存在完全没有任何意义，这是因为同性恋相比于异性恋而言成功繁殖后代的可能性太小，那么为什么同性恋的基因没有被淘汰?显然，这一问题接近现实热点，对学生极具诱惑力，而且还具有很强的学术延伸性。为了讲解同性恋基因延续的演化博弈机制，笔者借助2010年2月24日美国心理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萨摩亚岛上男男同性恋的最新研究成果，利用最前沿的学术案例详细分析了“亲族选择”假说下的演化博弈机制。教学实践表明，通过这样的内容设计，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的学习兴趣都被调动起来，加深了他们对博弈论的理解，顺利实现了教学的目标。
5 重视开放性，尤其应重视教学信息交流反馈的开放性
信息交流有利于帮助学生巩固所学内容，让有兴趣的学生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获得知识上的感悟和能力上的提升，并逐步脱颖而出。信息反馈有助于教师突出教学的亮点，发现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以便在今后的教学中加以改进。
教学实践中，笔者让学生通过电予邮件的形式反馈“课堂心得”，并要求他们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这次课对你影响最深或最成功的是哪部分?
(2)最失败或可有可无的又是哪部分?
(3)对本次课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这三个问题一方面可以督促学生对课堂内容加以回顾、梳理，另一方面，又可以从中发现笔者在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事实上，在交流和反馈中，许多同学都针对课程的内容、进程和教师的教学习惯、技能等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水平。这些批评和建议包括“讲课的速度有点偏快”、“思考时间较少”、“有些理论过于深奥”、“希望针对时事展开分析”、“希望多些互动”、“理论是需要加强的”等，当绝大多数学生赞成“少一点数学知识”并希望“讲得详细点”时，笔者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列出了几本偏重数学工具的参考书让那些“吃不饱”的学生自学。
学生给予的温馨鼓励也让笔者感觉“很给力”。例如，“本节课内容很充实，希望老师保持下去”、“老师的努力我们都看到了，希望老师以后做得更好”等话语激励着笔者，使笔者能够维持浓厚的教学热情使其永不衰减，并且有信心进一步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挑战自我的职业水平。
教学探索与实践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只要教师能够及时、充分地了解学生的需求，不断总结、深化课程教学改革的经验，就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效。
三、下一步的设想
笔者秉承“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希望博弈论公选课能为学生打开“半”扇窗，培养他们对博弈理论的兴趣，激发学生课后自主学习的潜能，做到既为学生提供基本知识，又帮助学生脱颖而出。
教学实践表明，的确有不少学生通过自主学习脱颖而出。以下是某学生的反馈：“最近看了一本《博弈三国》，该书用博弈论的方式对三国故事进行解析，感觉博弈论有一种奇妙的功能，就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且解析后的过程、缘由都一清二楚了。”更有学生觉得自己“在研究中发现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受益匪浅”。也有在深入思考后对教学内容提出反诘者：“从平常感知上来说，同性恋的基因遗传与博弈基本无关……博弈是一种研究竞争参加者为争取最大利益应当如何做出决策的数学方法……无法说这样一种与母系基因联系较为紧密的基因遗传行为可以用博弈的方式去解决，只能说同性恋的基因遗传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的平衡态。”不管这些反馈的具体情境如何，它们至少说明，应从公选课的现实性、延伸性、前沿性和开放性出发，强化学生的共性。弱化学生的差异性，充分利用教学内容的充实性和教学方法的灵活性，谨慎且大胆地进行教学改革，为满足高等教育通识选修课的教学需求，进一步提高教学的水平与质量，提供一些思路和经验。
第3篇：感性与理性的博弈范文
【摘要】本文分别对国内外关于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讨论有关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理论渊源、发展情况及存在的挑战与演化博弈论在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知识型员工 监管激励 演化博弈 研究综述
1 前言
随着全球化竞争和区域竞争的到来和加剧，如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关系到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但是，就目前在对知识型员工的管理即如何监督、激励等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正是基于此，我们选择“企业中知识型员工的监管激励演化博弈分析模型”作为研究方向，针对企业中的实际情况，在考虑到相关职能部门、企业与知识型员工相互博弈以及这三方均具有有限理性的情况下，对知识型员工的激励机制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设计可行的激励机制，激发知识型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期望能为相关职能部门和企业制定激励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2 知识型员工的定义和特征
2.1 知识型员工的定义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首先提出知识型员工这一概念，即知识型员工是指那些掌握和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
概括来说:知识型员工是凭借自己所受教育，实用脑力劳动创造价值，与一般员工相比，具备较强的学习知识和创新知识的能力，拥有知识资本和创新能力，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工作效率为企业带来知识资本增值，并以此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
2.2 知识型员工的特征
(1)强烈的自我价值实现愿望，他们往往更加在意自身价值的实现，并强烈期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他们往往更加热衷于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希望展示自我价值。
(2)对权威的蔑视性，知识型员工由于渴望展示自己的价值，往往表现出权威的蔑视。
(3)具有高度的独立性。由于知识型员工拥有丰富的知识资本，因此往往主观上不愿受制于人。他们更强调自我控制、自我管理、自我引导和自我发展。
(4)学习愿望强烈，富于创造精神。他们喜欢做前沿性、挑战性的研究，在易变不完全确定的系统中发挥个人的资质和潜力，创新是他们体现自我价值的方式。
3 关于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研究状况
3.1 国外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研究状况
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2001)提出了知识工作的概念:知识型员工是指“那些掌握和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知识型员工一方面能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知识型员工本身具有较强的学习知识和创新知识能力。知识创新能力是知识型员工最主要的特点。此外，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主要是一种思维活动，知识的更新和发展往往随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有所适应，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所以知识型员工兼具知识型、创造性、灵活性等方面的特征。加拿大的著名学者、加拿大优秀基金评选主审官弗朗西斯.赫瑞比(2000)认为:简而言之，知识型员工就是那些创造财富时用脑多于用手的人们。他们通过自己的创意、分析、判断、综合、设计给产品带来附加值。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员工监管激励在管理界已经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话题，早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出，企业界和管理界就对监管激励员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3.2 国内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研究状况
国内学者张伶，张正堂(2008)认为虽然双因素理论和工作特性理论都说明与工作有关的内在激励因素对于员工行为重要的激励作用，但是，双因素理论因素中关于“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的划分是模糊的，而不同学者对于工作特性唯独的划分也是模糊的，因此，他们基于知识型员工的特性分析，提出内在激励特性包括工作自主权、晋升机会、上级支持、人与组织匹配等4个方面，并建立了这些内在激励因素对知识员工工作态度、工作绩效影响关系的假设模型和以苏北地区企业的知识型员工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工作自主权、晋升机会、上级支持、感知的人与组织匹配通过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对工作绩效有正向显著影响。郝敏怀(2009)从如何培训开发、职业生涯规划和薪酬激励等方面针对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这一典型的知识型员工的人才激励策略进行了探讨，同时认为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满足专业技术人员各个层面的需求还必须多种激励方式相结合，实现多渠道激励。余莉(2009)通过阐述激励的机制和基本理论，在分析研发人员个性特征和主导性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研发人员的激励方法策略，其指出在物质激励中的薪酬激励的设计上，既要注重刚性工资的竞争性、成本性，更要突出激励性因素的作用，加大基于绩效的弹性工资力度，并且在这方面拉开差距。
3.3 对国内外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评价
纵观国内外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对监管激励的研究主要是沿着监管激励的作用机理展开，在分析诸如专业技型员工，科技研发人员这些典型的知识型员工的特征的基础上，分析激励因素和激励过程，建立监管激励模型，监管激励模型基本上是在企业利润最大化和“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以主客体的博弈研究各种监管激励机制。但目前对于监管激励模型的构建大多都是基于传统博弈论 ，传统博弈论假设行为主体都是具有完全理性即行为主体始终以自身最大利益为目标，具有各种环境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断和决策能力，具有在存在交互作用的博弈环境中完美的判断和预测能力，不会发犯错，不会冲动，没有不理智。很显然，现实世界中这种假设通常是得不到保证的。同时，纵观国内外研究，我们发现，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企业与知识型员工相互博弈的情况下，学界对知识型员工监管演化博弈机制尚不多见，因而本课题采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对行为主体采取有限理性的假设，即行为主体被假设为程序化地采用某一既定行为，他对于经济规律或某种成功的行为规则、行为策略的认识是在演化过程中得到不断地修正和改进的，成功的策略被模仿，进而产生出一些一般的“规则”和“制度”作为行为主体的行动标准。在这些一般的规则下，行为主体获得“满意”的收益，这与现在情况更符合。因此，我们在考虑到相关职能部门、企业与知识型员工相互博弈以及这三方面均具有有限理性的情况下，运用演化博弈的方法构建知识型员工监管的演化博弈模型，运用复制动态方程对企业和知识型员工的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类讨论，找出政府、企业和知识型员工三群体类型比例变化复制动态关系，对如何有效监管和激励企业知识型员工提出对策和建议。
4 基于演化博弈论对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研究思路
本课题将通过基于行为主体有限理性假设的演化博弈理论，打开对企业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新思路。
4.1 演化博弈论基本理论的概述
在传统博弈理论中，常常假定参与人是完全理性的，且参与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进行的，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的参与人来讲，参与人的完全理性与完全信息的条件是很难实现的。在企业的合作竞争中，参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经济环境与博弈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导致的信息不完全和参与人的有限理性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与传统博弈理论不同，演化博弈理论并不要求参与人是完全理性的，也不要求完全信息的条件。有限理性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西蒙在研究决策问题时提出的，它是指人的行为只能是“意欲合理，但只能有限达到”。威廉姆森在研究影响交易费用的因素时，对有限理性的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人的有限理性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一方面是由于人的感知认识能力限制，它包括个人在获取、储存、追溯和使用信息的过程中不可能做到准确无误;人的有限理性的另一方面则是来自语言上的限制，因为个人在以别人能够理解的方式通过语句、数字或图表来表达自己的知识或感情时是有限制的(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到所必需的词汇，或许是因为这些词汇还不存在)，不管多么努力，人们都将发现，语言上的限制会使他们在行动中感到挫折。从这两个方面而言，完全理性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是近年来博弈理论的新发展，最初产生于生物学领域。它放弃了传统博弈论的充分理性假说，将生物体视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的当局者，它们在相互竞争的同时完成自身的进化，合理解释了某些生物习性的形成。随后，经济学家将之引入经济分析中，将人也视为有限理性的生物体，认为社会制度并非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大量有限理性的个人在相互博弈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适应环境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均衡态，它们不断被保存下来，又不断向前进化，即在所谓适应性进化(Adaptive Evolution)的过程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演化博弈论的产生、发展在本质上就是起因于博弈论中关于理性行为人的假设与经济应用中行为人“试验——失误”(即试错法)学习过程相偏离的事实而引发的。
4.2 基于演化博弈论方法的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研究思路
纵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企业与知识型员工相互博弈的情况下，学界对知识型员工的监管博弈机制研究尚不多见。正是基于此在考虑到相关职能部门、企业与知识型员工相互博弈以及这三方均具有有限理性的情况下，构建知识型员工监管的演化博弈模型，运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对相关职能部门、企业与知识型员工之间相互作用时的策略选择行为进行分析，对知识型员工的监管激励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设计可行的监管激励措施，从而能最大程度激发知识型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期望能为相关职能部门和企业制定监管激励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5 结语
本文对国内外关于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在简要概述知识型员工的内涵及其特征的基础上，对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的理论渊源、发展情况及存在的挑战与演化博弈论在知识型员工监管激励研究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探讨。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演化博弈理论摒弃了博弈论完全理性的假设，比博弈论能更好的解释和分析现实中的经济和管理问题，因此，期望通过对知识型员工监管的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能为相关职能部门和企业制定监管激励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从而在对知识型员工的监管激励机制问题的研究上迈出更加深入的一步。
参考文献
[1] 弗朗西斯·赫瑞比:Managing knowledge workers [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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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感性与理性的博弈范文
科学发展观的进步不再是自然界无目的、无明确方向的演化，而是把马克思的革命斗争思想演化成了改革开放，又把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演化成了心物二元论的博弈实体文化。以人为本对应的唯物主义是一项博弈的基本原则，是一个创新的文化成果。科学发展观是社会发展的主题，是一个精神的文化世界。《博弈圣经》对精神作了陈述：“我们把主体的瘾魂，用气质自由合成的唯一个性，看成精神。”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文化，在每个人精神上的活动会制造一切文明，并对政治、经济、社会关系有重要影响，它的各种观念可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并扎根于人民心中。它为生产力的博弈创新，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物质条件和社会面貌。它还体现着与时俱进的时代创新潮流，迎接全球经济与科技方面的挑战。在具体问题上，它把正理作为经济行为的导向，用道德与博弈树立自己的价值观，并把科学发展观的创新文化融入这个社会的文明之中。可以说，科学发展观这个先进文化的方向才是民族的未来。
我们应该更深入、更广泛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博弈圣经》对内涵曾这样描述：“内涵是主体里的瘾魂、气质、个性、精神被我们用情感的概念，创作出来的一切属性之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文化，把它的精神内涵落实到具体事件中，归为一个博弈实体，然后用科学精神、用心物二元论的平行法则实践区分出实体与性质，以此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
任何矛盾和斗争的文化形式，都是一次向前，矛盾论却有可能使经济停顿。未来的经济不完全是掠夺经济，而是道德与博弈经济，也是博弈实体经济。博弈实体知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因而，谁掌握了博弈知识论，谁就掌握了个人的先进生产力。这样，能把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集中起来，展开竞争，追求民族个性、民族自信、民族价值观和民族自豪感，鼓励人民用道德与博弈的知识权衡利弊，用国正论的非绝对对立性区分出大小、多少、好坏，从而作出正理的选择。不能再用矛盾论这种简单的方式认识事物，而应该用国正论的非绝对对立的哲学，更广泛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内涵，识别博弈实体的文化和更复杂的问题，在学习实践中培育高层的知识水平。高层应该不断拓宽科学发展观的帕累托边际效应，更快地利用更多的效应提高各级组织的凝聚力，让每一个人理解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博弈实体，让每一个人懂得和博弈实体的关系，从而更加巩固执政的地位。
当前，要把科学发展观来自大自然的科学成分更快地形成理论。如果这个理论在应用时变得迟缓、勉强，就会有人在犹豫中给以讥笑。一个高深的科学理论，如果让一些有成就的科学家解释就会形成理论，如果让一个原始的部落解释就会形成宗教，如果让一帮虚伪的人解释就会形成口号，如果让忠诚的人民解释，他们就会变成实干家。《货币的威力》一书中曾说：“忠诚的价值是让你兴盛的法则。”我们先不要评价民众对科学发展观的忠诚和信仰，而是先看高端专家在讲坛上能不能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用情感、用真诚表现出语言的节拍。《博弈圣经》上说：“诗人的情感，画家的情感都是语言节拍式的表达。”“这种表达尽管不是无意的，但人们也不会忘记语言节奏，最终会接近节奏的发源地。也许自然界就是一段音乐或一首诗，无声不动的东西也有声乐转化来的效果，刺激着人的情感，影响着人的动作。眼前无形的非物质的东西只要借助一种媒介就会产生节拍的效果，节拍是人接受外来信息的最基础形式。”那些自我培育而成的各路科学家，应该用深思熟虑的思想，用不同的语言节拍，表现出生动、鲜活、掷地有声的科学发展观概念，表现出成熟甜美的科学发展观文化，表现出治国主题的科学发展观教育。新晨
第5篇：感性与理性的博弈范文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 公司绩效 博弈分析 人力资源管理评价 绩效评估
一、引言
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要想不断的发展壮大、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力，需要企业能够清醒的认识到实现企业目标的关键所在。人力资源管理评价机制和绩效考评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评价机制能够很好地提高公司绩效，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同样公司绩效的优劣能够真实地反映人力资源管理评价体系的实效性和可行性。
二、博弈论概述
1.博弈论的概念
博弈论也叫做对策论或者竞赛论，它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或者说是“游戏理论”。博弈论主要是指参与博弈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者组织，在一定的的环境和规则约束下，依靠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同时或者先后、一次或者多次的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策略并且加以实施的过程。
2.博弈论的基本构成要素
在博弈论的分析中，一场“游戏”或者对局，应该具备五个最基本的要素：
第一，对局者。对局者就是博弈的参与者，通常为组织或个人组成，他们都是利益极大化的理性人；
第二，博弈信息。博弈信息是博弈双方自身所掌握的、有助于进行策略选择的、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
第三，博弈双方可选择的策略。在博弈论中，有多种策略可供对局者选择。例如，在价格竞争中，企业可以选择降价或者不降价的策略；在非价格竞争中，企业可以选择做广告或者不做广告的策略。每个对局者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根据现有的信息，按照一定的规则来选择自己的策略。
第四，报酬。对局者通过选择自己的策略得到一定的报酬，报酬可能是利润，也可能是效用，每个对局者分别选择自己认为是最好的策略，但是其最后得到的报酬却是所有对局者采取的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五，博弈的次序和次数。就是对局者进行策略选择和实施的先后顺序以及进行博弈的次数。
三、人力资源管理评价过程的博弈分析
人力资源管理评价是指对企业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完成成果、综合素质以及工作绩效等方面的评价。由于参与博弈的评估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致使博弈的评估方所采取的策略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造成评估可信度低、缺乏公正的现象。由于博弈过程具有动态性，一方的决策会极大地影响其他对局者的行为决策，直至博弈过程最终达到纳什均衡。
人力资源评价不仅需要对员工的招聘与培训、职业管理状况进行评价，还要对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进行评价，因此，人力资源管理过程的博弈分析需要考虑这三方面的因素。
1.员工招聘与培训的博弈分析
在员工招聘的过程中，会对员工进行综合能力的考核，然后根据最终的考核结果确定录取或者不录取，因此，在招聘的过程中决策者主要有两种策略选择。在员工培训的过程中，同样要对员工的培训结果进行评价，评价时同样面临着两种策略选择，即通过和不通过。员工在招聘和培训的过程中无法了解竞争对手的信息和资料，因此，信息的不对称会加对局者互相评估的难度，但是对局者会选择能够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
2.职业管理状况的博弈分析
对企业的职业管理状况进行博弈分析需要考虑两个评价指标，即员工的流动性以及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员工的流动性不仅会影响企业的聚合力，还会破坏整个组织结构的稳定性，影响员工的工作热情。因此，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评价时，会对员工的流动性采取两种措施，分别为控制和不控制。企业会根据对局者的行为多采取控制决策。
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是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也是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指标，因此，对员工满意度和忠诚度进行分析有助于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提升满意水平。
四、公司绩效评估中的博弈分析
绩效评估是对员工或者组织的工作行为、表现和效果的综合评价。对于组织而言，绩效就是任务在数量、质量以及效率等方面完成的情况；对员工而言，就是上级和同事对自己工作状况的评价。企业通过对其员工工作绩效的考评，获得反馈信息，便可据此制定相应的人事决策与策略，调整和改进其效能。
1.自我评价中的博弈分析
自我评价中的博弈分析就是在自我评价的过程中相对于他人而言，选择一种能够凸显自身优势和特长的最优评价策略。自我评价中的博弈分析主要是对自身优势和劣势进行分析，然后进行扬长避短的过程。
2.群众互评中的博弈分析
群众互评博弈主要表现为同事之间的评价，具体的评价过程有两种情况：有小团体型和无小团体型。后者较前者相对比较公平。
无小团体型是指互相进行评价的成员之间不存在串通，仅依据个人看法进行相互评价，因此，相对来说比较公平，而博弈的最终赢家可能会是全方位都比较优秀的人员。
有小团体型是指由于人为因素或者自发形成的团体组织，有小团体型之间存在串通，从而导致博弈的结果会随着小团体的意志而发生转移，这种情况多出现于名次等级的评选上。
3.领导测评中的博弈分析
领导者在测评博弈的过程会夹杂着自我评价博弈，因为领导者对下属的评价情况会侧面反射出领导者的自我评价，如果给予员工高分则是对自我的肯定，给员工低分则是对自我的否定，但是面对同样的员工，领导者同样要进行等级优劣区分，因此，领导者测评的博弈过程相对较为复杂。
五、人力资源管理评价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博弈分析
由于人力资源管理评价的博弈分析和公司绩效的博弈分析是两个系统性较强的博弈过程，因此，二者之间进行博弈分析要综合考虑影响各系统的博弈因素，然后构建两大模块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而实现人力资源管理评价体系与公司绩效评价体系的统一，帮助企业选取最佳决策来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员工的满意水平，增强员工的企业归属感和忠诚度。
六、结束语
人力资源管理评价的博弈分析能够更好的完善和健全人力资源管理的评价指标体系，优化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公司绩效的博弈分析能够帮助企业建立科学而公正的度量方法，从而实现评估的科学性。总之，将博弈论引进绩效考核和评价中，能够调动员工和领导者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1]润滋.基于博弈论的企业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研究[J].理财研究，2008（6）
[2]吕占峰.博弈论在工作团队绩效考核体系中的应用[J].理论月刊，2007（3）
第6篇：感性与理性的博弈范文
联盟的稳定性是联盟博弈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传统的联盟博弈理论是假设每一个人的偏好都是公开的，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不少软件人的应用系统并不符合这个前提，他们往往是拥有私人信念的个体，因此他们不是按照全体人拥有的共同信念来行动的。针对以上的问题，本书对传统的稳定性概念中的“核”概念进行扩充，提出一套新的概念，分析了带有不确定性并且以信念为基础的联盟的稳定性，并展示这套新概念如何应用于一类新的联盟博弈――以信念为本位的联盟博弈。
本书共分7章：1.多合作及稳定性。介绍了本书所讨论的博弈理论的有关概念，引入了博弈论；2.不可转让的实用程序（NTU）博弈及联盟形成机制。在回顾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讨论了合作博弈理论和多人联盟形成问题。本章主要内容包括不可转让效用合作博弈、可转让效用合作博弈、联盟形成机制以及信念与不确定性等；3.两类稳定性。讨论了博弈的稳定性问题以及信任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章提出了一种基于规则的方法，并引入了强核心以及弱核心的概念。进而，本章末还讨论了信念联盟的稳定性精制程度的影响；4.基于信念的联盟稳定性。将私人信念引入到不可转让的实用程序（NTU）博弈中，使得人的偏好不再是公开的。此外，本章还对信任精确度稳定性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测试；5.应用实例介绍。本章介绍了基于信念稳定性概念而提出的一个应用实例：买方联盟问题。进而，本章对如何有效地应用概念解决此类多联盟形成问题进行了评估；6.sb核以及wb核。在前面章节所述内容的基础上，引入并详述了本书核心概念：在不可转让的实用程序游戏中引入私人信念。包括不确定的意见及私人信念、NTUBU博弈、性能对比与检测等；7.总结与展望。对本书进行了总结，并且对不可转让的实用博弈理论（NTU）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作了展望。
本书篇幅较小，内容生动活泼，语言通俗易懂，不是简单地罗列博弈论相关理论，而是突出新亮点，并辅之以清晰的例证.本书适合对人工智能、博弈论等领域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第7篇：感性与理性的博弈范文
博弈论的一般描述
博弈论研究的是决策主体的决策行为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即一个主体的决策行为要受到其他主体行为的影响,同时其行为又会影响到其他主体的决策。博弈论是系统研究各种博弈问题, 寻求博弈方合理的策略选择和合理选择策略时博弈的结果, 并分析结果的经济、效率意义的理论和方法。
博弈论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 前者主要强调的是集体理性和集体主义, 是指博弈者之间能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所进行的博弈。而后者是博弈者之间不能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所进行的博弈。从参与行动的先后顺序看, 博弈论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静态博弈指博弈者同时行动, 或虽非同时行动但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先行动者采取了何种策略，动态博弈指博弈者的行动有先有后, 且后行动者知道先行动者所选择的策略。从博弈者对其他博弈者的特征、策略及支付状况的了解程度, 博弈论还可划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指每个博弈者对所有博弈者的特征、策略集及支付状况有准确的了解, 否则, 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
价格战的博弈原理分析
·“囚徒困境”的博弈分析
“囚徒困境”博弈是纳什非合作博弈的著名案例，它讲的是警察抓住了两个合伙犯罪的罪犯, 但却缺乏足够的证据指证他们所犯的罪行。如果其中至少有一人供认犯罪, 就能确认罪名成立。为了得到所需的口供, 警察将这两名罪犯分别关押以防止他们串供或结成攻守同盟, 并给他们同样的选择机会: 如果他们两人都拒不认罪, 则他们会被以较轻的妨碍公务罪各判2年徒刑；如果两人中有一人坦白认罪, 则坦白者从轻处理, 入狱1年, 而另一人则将重判8年徒刑；如果两人同时坦白认罪, 则他们将被各判5年监禁。其得益矩阵如图1。
在此例中，囚徒不论对方如何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都是坦白，但是，如果他们都选择不坦白，那么，他们的境况就要比在其他选择下更好一些！如果他们能够确信另一方会抵赖，并且他们也愿意守口如瓶，那么，每个人最终能够得到收益—2，从而使他们的境况变得更好，（不坦白，不坦白）是帕累托效率的组合，而（坦白，坦白）则是帕累托低效率的策略组合。问题在于这两个囚徒无法协调他们的行动，如果每一个囚徒都能够信任另一个囚徒，那么，他们的境况就会得到改善。这个例子讲述了一个自利的理性人采取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却使自己的利益及各个博弈方的利益下降的全过程, 这就是囚徒的困境。
·竞争企业的博弈分析
如果把这个案例中的囚徒换成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我们就不难理解行业中的价格大战了。假设市场上有企业A和企业B，他们生产同类的产品，为了扩大市场份额，他们会采取降价的措施。如果企业A和企业B都降价，他们将获得300元的利润，如果有一方降价，则不降价的那一方获得200元的利润，而降价的另一方将会获得更高的利润800元，如果企业A和企业B都不降价，他们都将获得更高的利润600元。
从企业A角度看，无论企业B降不降价，他都会选择降价，因为300的利润高于200，800的利润高于600，在概率均等的情况下，降价的期望收益为300?0﹪＋800?0﹪=550，不降价的期望收益为200?0﹪＋600?0﹪=400，为了自身的利益，显然还是降价好；同样企业B也是降价比不降价好。此博弈中，双方都选择了降价的策略，然而却是整体收益最差的。这就是“ 囚徒困境”现象, 各个局部都寻求利益的最大化, 而整体利益却不是最优。有时企业间考虑到整体收益，他们也会约定都不降价，但是由于各自的私心，这种局面并不长存，又会有企业率先降价，在市场竞争条件下， 这样的价格不断下降是无法避免的, 降价成了不断重复的过程。
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卖方市场上，每一个企业在做出自己的决策时，虽然不能完全确定对方的选择，但却不能忽视对方的选择给自己的收益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因此，每一个企业都会根据对方面临的选择机会而做出最有利于自己收益的选择。由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案例知：面对这种局面，每一个企业都会选择降价以保持自己在市场上的既得利益，而且这种价格大战会一轮接着一轮无休止的进行下去。一些企业也曾试图建立“价格联盟”，但是在事关企业市场份额的价格战中，价格联盟是无效的。
走出价格战的对策及建议
·加强产品创新和质量竞争
如果厂商的竞争产品在内部质量上、外观设计上或产品性能上不能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而是和其他厂商的同一类型的产品没有区别，那么它就很难吸引消费者的眼光。所以，厂商应选用质量竞争方式，通过强化对现有产品或服务特点的市场沟通，以增强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的差异化。还要结合消费者需求和偏好，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生产出在性能上、质量上优于市场上现有水平的产品,这样才能以产品的特色增加产品收入，提高市场占有率。
·注重品牌竞争，稳住客户群
品牌是将产品的独特内涵和定位向消费者的一种意思传达，品牌在营销中表现为对消费者的一种价值承诺,可以提升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品位,所以企业应根据产品的定位和消费群体的特征,找准侧重点,使消费者对公司产品产生信任感和归同感。另外，企业应与顾客建立良好的关系，忠诚、持久而稳定的顾客群成为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建立起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牢固的情感纽带, 是摆脱价格战的有效选择。
·与竞争者学会共存，提高合作意识
第8篇：感性与理性的博弈范文
关键词：技术理性；语境；博弈；主体；规则；后现代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1)06-0471-06
目前，术界的主流对技术理性大体持批判立场，也有为数不多持肯定意见者，“技术理性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当前中国需要大力弘扬、推进技术理性”等等。本文基本上不涉及这些批判本身，而是试图以博弈论对技术理性形成和运行的语境及技术理性的主体作进一步分析，并由此考察一般意义上的技术理性在中国的特殊样态。鉴于本文是对抽象的技术理性作一般和特殊的语境分析，并揭示其与主体的关系，因而也就成为一种对技术理性的后现代解读。
一、问题的提出
有人问，为什么早在公元前就有哲家、文家、科家，而迟至18世纪才出现经济家?理由是，其一在于亚当?斯密本人的修为，特别是接受近代科精神和方法的熏陶，从而能够如科家那样由纷繁的现象揭示本质。其二，经历由传统社会、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漫长岁月，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如同自然界那样，终于(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排除了王公贵族、教会僧侣等各种利益集团的控制和干扰，在经济领域提供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几十到上百年)和广阔的空间(西欧)范围内相对一致和稳定的经济上的案例。
同样，韦伯和马尔库塞等人之所以得以从近现代的科技术中抽象出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也是由于这样的两个前提：其一：提出者具有必要的抽象概括能力；其二，西方社会语境――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提供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范围内相对一致和稳定的相关案例。这样的语境可以归结为：工业革命和博弈，前者表明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后者的要义是，博弈在空间上的广泛性和时间上的长期性，也就是重复博弈，以及博弈规则的有限和相对稳定。前者较易达到，且各国差异不大，而后者却会有很大障碍并千差万别；本文以考察后者为主。正是这种在广泛时空中的一致和稳定，提供了类似于自然界那样普遍的现象，由此方可能抽象出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既然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才能抽象得到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那么反过来说，正是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以及科理性的共同作用下，才有如此一致和稳定的社会，才有科和技术的发展，以及内生型国家的现代化。
韦伯和马尔库塞等提出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具有以下根本特点：其一，蕴涵了人的本性：以最小代价或成本获得最大收益。也就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实际上与自然界的“最小作用量原理”一致。技术理性可以说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表现。其二，是对“经济人假设”的限定，或者说是经济人假设在以人和自然的关系为基础的实践活动中的表现形式。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顾名思义，前者意在使用工具，主要旨在应对自然。以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为基础，其关键在于自然对于各色人等的一致性和持续性。其三，这样的一致性和持续性延伸到围绕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人际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排除后二者的特殊性对前者的影响和干扰。上述三方面――人与自然、人际，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一致和延续，构成了类似于自然界那样的客观对象，这是技术理性之所以在实际上存在，在认识上得以被韦伯等人所抽象的前提。
由此可以进而探讨中国语境下的技术理性。中国不仅没有科理性，而且也不存在技术理性。技术理性是西方语境下的产物。因而界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大致是跟在西方界后面人云亦云。
二、博弈：技术理性的要义
粗略地说，博弈，包括博弈的内外因素，前者包括局中人、博弈的次数以及博弈的规则等；后者指博弈所处的环境。局中人也就是博弈者，是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决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独立决策，承担风险，以及由此得到的利与弊。
规则的要义是，得到所有各方的参与或认同；各方之间的平权，以保证博弈的公平以及规则的有限和可操作。有限方可操作并有效，可操作意味着便于自身遵守和对其他博弈者的监督。规则的无限等于没有规则。规则应公平、普遍适用和稳定有效，以有助于博弈者在胜负中汲取经验教训、积累知识，以及培育信用(亚当?斯密早就作了论述)，从而减少社会运行成本。反过来说，正是在长期和普遍的博弈中，才可能形成这样的规则。局部和临时的规则将多次博弈转为一次博弈，可能导致失信、背叛和人性的堕落。
技术理性主要涉及到三大博弈：人与自然界博弈、与他人(主要是竞争者和消费者)博弈，以及与自身博弈。
1.人与自然博弈
人与自然的博弈是西方文化的起点与核心。技术理性开门见山的要义即有效和可控。生产方在生产中面对自然界需要有效和可控，消费者在使用商品――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时同样要求有效与可控。
自然界是这样一个对手：对于所有的博弈者一视同仁(一些研究者可能因对某地所特有的对象如地质和生物的“近水楼台”，而有“先得月”之利)；是这样一个对手：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说“道不变，天亦不变”，因而是“有限规则”和“重复博弈”；是这样一个对手：一旦超过范围，或者人类变招，自然一定会出新招应对，奉陪到底，由此导致演进博弈。正是面对这样一个普遍、持续以及不可穷尽的对手，人类才得以在各项博弈中不断成长、进步，同时也认识到，永远不可能彻底认识和战胜自然，必须尊重对手，进而与对手和谐共处。
虽然其他活动如艺术等也会有所涉及，但人类主要通过科技术与自然界博弈，科重在认识，技术重在实践。虽然各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技术，有过辉煌的成就，但大多基于难以重复和积累的经验，难以共享和传承。唯有近代之后西方的技术，得到来自科的强大支撑，方能在与自然的博弈中步步为营，有所前进。科活动育成科理性，技术活动则提炼出技术理性。
除了技术，对技术理性的贯彻、体现与落实，能达到如此之精湛和充分的领域，就是体育了，甚至或许可以用体育理性来代替争议不断的技术理性。
体育，首先是要完成某项运动，无论是个人锻炼身体，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竞技，同样需要有效与可控。失控，意味着失败甚至伤害。除了某些几乎完全是自娱自乐也就是没有博弈的项目，都会考虑投入产出比，即使投入的只是时间。举国体制，即把资源集中到少数人身上，寄希望于以较少投入迅速培养出世界冠军。最后，也是可持续。反例是服用兴奋剂，结果不可持续。在貌似非理
性的体育背后，实际上是深刻的理性――技术理性。
为什么在人的所有实践活动中，科技与体育如此相似，以至可以提出所谓“体育理性”?这是因为，无论是科技还是体育，在博弈的各方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参与者――自然。科技自不待言；体育，在人与人竞技的背后同样有一个虽未直接参与，却时时处处在场的角色：自然界，包括外部因素，如时间、万有引力、摩擦力、阻力等，以及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局限。可以说，体育运动与技术理性有着先天的血缘关系。希腊，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同时也是奥运的发祥地，并非偶然。现代奥运精神的“更快、更高、更强”，正与摩尔定律所提倡的“更快、更小、更便宜”不谋而合，在现代意义上印证了体育与科技在与自然博弈中的一致性。
2.人与他人博弈
人际博弈会在相当程度甚至根本上影响人与自然的博弈，改变其胜负的结果。如果说，自然界对与之博弈的人一视同仁，因而对于所有人都是公平的话，那么人际博弈就千差万别。技术理性没有出现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和其他时间，而是发生在近代西欧，发生在启蒙运动之后，发生在市场经济萌生的地方，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意味着围绕着人与自然博弈的人际博弈和人己博弈的普遍和一致。技术理性孕育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中。
如果说，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的人可以泛指人类，那么在人际博弈中，就须分出你我，在博弈论看来就是“局中人”或博弈者。
局中人，就是技术理性的主体。韦伯和马尔库塞在抽象出技术理性之时，便舍弃了技术理性的主体。后人的批判，即使不是所有的话，绝大部分也都舍弃了实实在在的个体，所涉及的主体大致是人类，稍加限定，是浸染乃至深陷于现代性的人类，再进一步限定，则为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或者干脆就是――资本。一句话，不是“此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中的人。实际上，正是千千万万个个体――个人、形形的公司――的实践活动孕育并实践着技术理性。什么样的主体(以及主体间的关系)，对于人和自然的博弈，对于技术理性能否、在多大程度，以及由什么途径得以贯彻，至关重要。所谓对技术理性的后现代解读，其一为语境相关，其二即主体相关。
例如，有效，对谁有效?可控，由谁控制?经由什么手段实现控制?
投入产出比或／和功能价格比，谁来投入，产出归谁?由谁出价，谁享用功能，谁承担后果?等等。技术理性的主体须参与竞争并享受成功的果实或承担失利的后果。显然，这里涉及主体的独立性，主体之间的平权。主体的独立性指产权清晰，拥有自主的决策权。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中世纪后期西方社会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一系列变化，所有的发展都是为了摆脱传统社会，不论是血缘宗法还是强权，不论来自教会还是世俗，对社会资源，在当时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的垄断和控制，去除来自市场外权力等的干涉，搬开一切障碍，扫除束缚，让资源自由流动，主体自由选择。到了亚当?斯密的时代，摆脱了束缚的个体，终于可以在公平的规则下，独立自主地展开与自然的博弈。只有这样的个体，才是技术理性的主体；同时，也只有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的市场，才会培育出这样的个体。统一，意味着所有的局中人面对所有的生产力要素自由选择；开放，表明市场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边界，符合资格者可以随意进入、继续，以及发展；竞争，是发展的动力；有序，意味着规则，而规则，是博弈的核心。市场的要义是交换，规则即保证交换在自愿和平等的原则下进行。由此再次说明，技术理性并不仅仅是技术活动的抽象，而是特定社会在特定时期的产物。
主体的独立和平权已经涉及生产方之间的博弈。
必须指出，技术理性的主体或局中人还包括公司的员工。正是他们和工会所具有的强大的谈判力量参与博弈，迫使公司不能只是靠压榨工人，而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与自然的博弈上来。后者即意味着科技的进步。
局中人不可或缺的一环是消费者。技术理性中的投入产出比和功能价格比，前者是生产方的计算，后者是消费者的计算，关键在于这两项计算的联动。生产方不能只顾自己的投入产出比，必须顾及，实际上是取决于消费者是否对其产品和服务买账，而消费者的功能价格比是否如愿，又依赖于生产方能否满足其需求。生产方与消费者的博弈，一方面保证消费建立于人与自然博弈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保证人与自然博弈的目的和方向。
3.人与自身博弈
人与自身博弈大致有三种情况，对财富的追求、挑战自然，以及激发和满足更高的需求。在市场经济兴起之初，新教伦理提供了这样的动力。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大量论证。现代与自身博弈的典型当属乔布斯(本文写作和投稿时乔布斯尚在世，刊出之前已去世……)。
这就是西方文化“意欲向前”的精神，梁漱溟在其“文化三路向”说阐述了这一点。
在与自身的博弈中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环：遵守规则还是违规。要是违规可以以较小的代价――成本、可能的惩罚，以及良心的谴责，后者即在于与自身的博弈――获取博弈的胜利，那么违规就会大量发生，最终瓦解所有的博弈。西方文化的“人之初性本恶”引向法治的惩罚，天国、地狱和骑士的荣誉通往内心的守护。
技术理性，是特定文化也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人与自身博弈，与他人博弈，以及与自然博弈，这三大博弈构成了技术理性的基础。个体间以与自然的博弈为基础，以与消费者的博弈为导向而展开的博弈，在这样的博弈中形成技术理性。其中，与自然的博弈具有第一性的地位。自然界不仅作为博弈中的“局中人”，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规则的制定者。这是因为自然界对所有人的一视同仁，以及对于所有遵纪守法者的回报和违规者的报复。与他人特别是消费者的博弈赋予技术理性以价值和方向。与自然的博弈和与消费者的博弈规定了个体在市场中的“输赢”之含义。输赢，不是权力的此消彼长，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好恶。由此保证了规则的稳定、透明、普遍和公平。与自身的博弈在于意欲向前和遵守规则。正是在技术理性的“河床”(维特根斯坦语)中，在科技术的基础上，社会沿着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方向提升。
技术理性不是抽象的概念，与特定的语境特别是博弈规则相关，与博弈的主体相关。
三、中国语境下的技术理性
主要考察古代和现今两个阶段。前者自古至鸦片战争，后者主要是1949年后，中间的百余年处于动荡之中，故不涉及。
1.古代
中国古代技术发达，为何没有提出技术理性?
(1)人与自然的博弈
在梁漱溟提出的人的三大关系上(人与自然、人际、人己)，中国以人际关系为核心。在天人合一的文化中，在自然经济的环境中，人与自然主要是伦理和审美的关系，如风花雪月，无关乎博弈；即使实用技术，往往也附加了太多的文化色彩，掩盖乃至于淹没了人与自然的博弈功能。而真正涉及与自然博弈的技术则被贬为雕虫小技，以及主要靠经验积累和偶然性，得不到来自科的支撑，
难以共享、传承，往往失传，更谈不上改进。
至于与体育相关的武功，或者每每来自机缘或秘籍，或者神乎其神违背自然规律，自己一不小心还会走火入魔。兵器，本来实实在在属于人与自然博弈的产物，然而，或者在飞花摘叶和比拼内功时边缘化，或者依靠“玄铁”之类而陷入神秘主义。
(2)人与他人的博弈
在古代中国，主要是没有交换或很少交换的自然经济，因而不构成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生产者之间的博弈。人际博弈的主渠道是围绕官本位展开的科举考试和在朝廷展开的权力倾轧。在文人墨客，比拼的是琴棋书画。在必须考虑到人与自然博弈的场合如战争，在天时地利人和中，把“人和”放在首位。这固然没有错。然而若是极端夸大，再加上“兵不厌诈”这样在博弈中的无限策略，把人的计谋在战争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大大降低了自然作为幕后参与者的地位。
有趣的是，中国人在人际博弈中同样有对于有效、可控和投入产出比的精妙算计。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对人性的测度，分寸的拿捏，以及时机的把握，令世人叹为观止。令人遗憾的是，古代中国基本上不发生人际之间就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的博弈。人际博弈和人与自然的博弈无关，与技术理性无缘。后文还将述及“送礼文化”的影响。
(3)人与自身博弈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随遇而安，求中庸之道，不求奋斗，知足常乐。重义轻利，对财富和创新的追求不强烈。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中国古代社会与技术理性都相去甚远。
2.现代
(1)人与自然博弈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中，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博弈。然而其一，除了两弹一星等少数领域外，这种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意愿，违背自然规律，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其二，即使如此，还是不断受到“中国特色”人际博弈的冲击，运动不断，“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与自然的博弈中担任主角的科技人员或靠边站，或接受再教育。他们的知识，被代之以与古代中国工匠一脉相承的工人农民的经验。有道是，“高贵者最卑贱，卑贱者最聪明”。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唯GDP论，从根本上说，与计划经济年代的现代化并无二致，但是少了阶级斗争和乌托邦类型人际和人己博弈的干扰。
体育同样是有趣的事例。改革开放前后，体育基本上是一脉相承，也就是举国体制。这样的博弈对于他国的参赛者不公平，对于本国公民不公平；前者不可能享受举国之力，后者则因此而被剥夺或至少减少了参与的机会。
(2)人与他人博弈
上述有限的人与自然的博弈依然受到人际博弈的深刻影响。
在计划经济岁月，一切按照计划，不存在彼此的博弈，因而也就不存在独立的局中人。在集权以强调效率的国度，国家是否成了技术理性的主体?看来“15年超过英国”好像是国与国的博弈，其实不然。封闭的中国基本上没有在全球市场上发生什么交换。可以认为两弹一星是博弈的产物，但这不是商品，不涉及功能价格比。
不存在作为局中人的生产方，也不存在作为局中人的消费者，当然更不存在生产方与消费者的博弈了，凭票配给，消费者无选择和讨价的余地。提品的国家和使用产品的百姓之间不是博弈，而是恩惠和感恩的关系。至于工人，则由意识形态置换博弈关系。实际上，在计划经济年代，全部人际博弈就是以意识形态的对错来确定当事人的出局与否。
改革开放以来，上述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
民营经济的崛起意味着在经历了历史上的曲折和断续后，中国再度有了博弈的局中人，也就是技术理性的主体。然而情况并不简单。
影响当代中国博弈的首要因素当属政府所握有的巨大权力。其一，权力在于支配大量的资源，主要是土地、石油等自然资源，以及金融；其二，权力在于制定政策和披露消息。国企，作为共和国的长子，自然享有所有的优惠。在国企的势力范围，民企难以与之博弈，即使在看似充分竞争的领域如房地产市场，共和国长子照样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国进民退，“央企凶猛”(《南方周末》的通栏标题)。民企若要有所作为，往往不得不拜倒在权力的脚下。国企不必博弈，民企没法博弈。在这样的人际博弈中，与自然的博弈无关紧要，而掠夺、挥霍和污染却随处可见。与此相关的是，在强大的官本位中，公务员炙手可热，且越来越热，“下海”，已是遥远的上世纪的“传说”。
与此同时，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面对垄断，面对高油价、高通胀、高房价，消费者很少甚至没有选择余地，社会的“自愿性”渐次隐去。在消费者弱势的情况下，所冀望的扩大内需难以实现，更重要的是，技术理性得不到来自消费者在博弈中的均衡、拉动和引导。譬如，在事故频出的铁路部门，乃至发生追尾坠桥重大事故，消费者究竟有多大选择权和追诉权?不顾消费者意愿的高铁要把中国带向何方?
其次，在中国盛行数千年的送礼文化在眼下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古代的典型是郑和下西洋，泱泱大国，泽被天下。在国内则是处处时时的“皇恩浩荡”，民间的规范是礼尚往来，以及来而不往非礼也，等等。现如今，国家层面依然延续恩惠与感恩，民间的送礼也愈演愈烈。送礼，作为人的一种社会行为，并无不可，然而过度蔓延，甚至取代正常的交往，就不利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在西方，送礼被限制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因为，无论在国家还是个人层面，送礼打断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在送礼的关系链中，购买商品的人不使用商品，而使用者不买。因而，前者不在意商品的功能价格比，有档次，有气派(过度包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送礼文化的结果)，足矣；后者不在乎商品的价格：不要钱，还说什么?实在无用，送到街头巷尾的“礼品回收”处。简言之，就是送方出价格，收方用功能，功能价格比断裂。维修也成问题，买主持发票去报销，用者手上无发票。这样，生产方不知消费者的需求，后者也无从向生产方反馈使用的意见。在技术理性中，消费者的引导作用断裂，对生产方起作用的是购买者对奢华的追求，以及由此对技术理性的扭曲，偏离与自然博弈的正途。
与送礼文化相映成趣的是“献礼”文化。恩惠受的多了，就要回报，有多种途径，其中之一就是献礼，其后果就是违背规律。最新的事例即事故频发的高铁，一再返修的南京南站。献礼而违规的影响一直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毛孔。在中小数的应用题中，有相当多的题目是：原计划如何，现在提前了。技术理性被踩在脚下。如果说还有什么理性的话，那就是政治理性。
第三，规则的制定和实施。
没有规则，这既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特色也是痼疾。传统社会尚有伦理道德，计划经济岁月有意识形态，现在是伦理道德世风日下，意识形态退避三舍，再嘹亮的红歌也代替不了规则刚性的制约。
当前，中国的“规则”(如果还称得上是规则的话)大致有三个特点。其一，数千年传统的影响，从兵不厌诈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其二，压倒一
切的权力。行政力量各行其是，官员随心所欲干预，下不为例，个案处理，比比皆是。官员往往既制定规则，又入场竞技，规则不具备对于局中人的超越性。其三，规则的模糊和“原则”在规则内留下“广阔天地”，而执行不力，可以在规则外自由“穿越”。剩下的只能是一次易，市场的“重复性”几乎荡然无存，而后者是博弈走向合作并演进的必要条件。正因为此，亚当?斯密预期的道德规范难以形成，必然导致信用缺失。在如此这般的“规则”下，在一次性博弈中，遵纪守法者必然输给形形的违规者。博弈走上了逆向的“演进”之路，那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世界工厂是个特殊案例。加入WTO，本以为中国的企业会面临世界舞台的博弈，其实不然。中国随即被纳入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工厂，当然也为GDP作了巨大贡献。然而作为世界工厂，一手拿着图纸，在上游无需介入与自然的博弈，别人已经做过，“有效”与“可控”已经成熟，只需依样画葫芦开动流水线即可；一手接过订单，在下游无需与消费者博弈。剩下要做的只是使用，使用自然资源，使用人力资源。前者有地方政府的种种优惠，后者除了开胸验肺和以死抗争几乎没有谈判能力，同样还有地方政府撑腰。如果说还有同行间博弈的话，那就是在“使用”上的拼比：谁掠夺得更狠，以及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谁的条件更优厚。只有一点与技术理性有关，那就是还讲点规则。遗憾的是，那只是对外。
(3)人与自身博弈
现代中国的人与自身的博弈同样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博弈，以及人际博弈。
在计划经济岁月，或者狠斗私字一闪念和割资本主义尾巴，排除任何逐利之举，或者违背规律“15年超过英国”，当然无技术理性可言。改革开放后，中国一度走上正轨。然而眼下是，投资领域投机成风，消费领域奢侈品独领，垄断行业不思进取，竞争领域假冒伪劣。还有政绩工程和献礼工程对规律的违背。遵纪守法、开拓创新、营造品牌，扎扎实实展开竞争者步履维艰。
应该看到，进入现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过除了少数情况外，从这些成就本身和获得的过程中确实难以看到技术理性。权力对资源的控制使得局中人不能按自己意愿选择，局中人的主体地位或被扭曲、或处于弱势，彼此不平等和不均衡。规则或随意、缺失、不透明，或形同虚设。局中人，如果不是说所有的话，大多不想或至少没有按规则博弈。
总体而言，中国没有技术理性。以前从未有过，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没有。既没有这样的语境，也少有合格的技术理性的主体。既然如此，笔者不明白的是，我们在批什么技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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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感性与理性的博弈范文
【关键词】员工组织承诺 连续承诺 规范承诺 感情承诺 博弈
一、研究意义
员工组织承诺研究是当前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兴起的一个新的热点领域，自20 世纪60年代提出之后，在20 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全球化形势下雇佣关系的巨大转变的背景下，对员工与组织之间关系的研究便成为组织行为学以及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员工在情感上、理智上以及行为上献身于他们的工作组织的程度，如何提高组织的绩效，留住企业的核心人才，增强员工对企业的承诺感，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员工组织承诺作为影响组织绩效重要的员工态度变量甚至是行为变量，受到了国内外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作为一个热点课题，国内外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方面予以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研究探索和实证分析，但对组织承诺形成过程的研究深显薄弱，而厘清员工组织承诺的形成过程对于企业构建与提升员工组织承诺度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本文的研究从组织承诺形成的过程入手，分析员工与组织之间以及员工与员工之间博弈的过程，论证员工的连续承诺、规范承诺和感情承诺的最终形成是多次博弈的结果，以期为企业构建员工组织承诺提供有价值的策略。本文从员工的组织承诺对企业的重要性出发，以博弈分析为视角，分析企业以构建单个员工连续承诺为基础、逐步形成整体员工的规范承诺、最终形成员工的感情承诺的层次性的逐步形成过程，并对组织承诺的构建策略进行了分析。
二、组织承诺形成过程分析
1、组织承诺的层次性分析
基于Meyer & Allen的观点，将三类组织承诺分为三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为物质层的连续承诺、制度层的规范承诺、精神层的感情承诺。这样便于对员工组织承诺构建的过程进行一步步地分析。划分层次主要是依据相应的需求理论，连续承诺体现了员工在与组织发生交易的过程中的物质需求，规范承诺体现了员工在与组织发生交易时的社会需求（对制度的尊重），感情承诺体现了员工在与企业发展交易时的精神需求。另外，从对企业的重要性来看，员工感情承诺实现了员工目标与企业目标的统一，员工最愿意主动为企业目标努力工作，因此作为最高层次的组织承诺。
2、单个员工物质层的连续承诺形成的博弈过程
基于人的有限理性假设以及契约理论，假设员工与企业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员工与企业之间存在着有形的和无形的契约要求员工努力工作、企业支付相应报酬。企业支付的相应报酬指的是员工认为自己工作应该获得的报酬，属于一种心理契约，因为一般企业雇佣合同只有基本工资是确定的，其他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如奖金、员工的提升等等，而影响员工连续承诺的正是这一部分报酬。
（1）各自利益最大化下的员工组织承诺形成过程：囚徒困境假设在员工与企业的交易过程中，员工A在工作的过程中有努力工作和不努力工作两种选择（这里简化为两种状态便于分析），同时企业B根据员工的绩效也有两种支付报酬的选择即相应的报酬和低于相应的报酬，在交易合同履行过程中，博弈结果的支付矩阵假设如表1所示。对员工而言，如果他知道企业会支付其约定的报酬，他可以选择不努力工作从而可以获得15以最大化自身效益，同样，企业也可以在员工努力工作的情况下支付其非约定的报酬也可以最大化自身利益，那么，企业与员工都不会遵守契约，即员工不会努力工作，企业也不会给予相当的报酬，组织承诺构建失败，陷入“囚徒困境”。
（2）多次博弈基础上连续承诺的形成。通常情况下，企业与员工对于相互的非契约行为都有相应的惩罚，比如企业可以通过解雇员工或者直接的经济惩罚使员工按契约努力工作，员工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怠工、缺勤、甚至离职来惩罚企业的不公平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理性选择的员工个体或者企业，就会从长远考虑其利害得失，在企业与员工多次博弈的过程中，最终将会实现双方的合作性博弈，即双方都会处于长期合作的考虑，以最优的行为方式行事，从而员工个体基于物质需求的连续承诺形成。所以，只要企业与员工双方存在长期合作的意愿，同时双方对于对方的非契约行为都有相应的惩罚措施，那么在长期多次博弈过程中，双方最终都会选择合作行为，员工的连续承诺形成。
3、整体员工制度层的规范承诺形成过程分析
员工在进入企业之前，实际上已经在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定的规范承诺，然而，作为企业的规范承诺还需逐渐培育。首先，是企业与员工一对多的博弈关系，在企业与多个员工形成连续承诺的时候，这多个员工作为一个群体就会有形成一种无形的规则，随着形成连续承诺员工个数的不断增加，最终会形成一种企业文化，一个企业整体范围内的规范承诺也就形成了；其次员工之间的多维多次博弈也促进了企业规范承诺的形成。这里对多个员工之间的多维博弈做如下分析：
假设存在员工A1，员工A2-An，n>=2，存在无形契约要求他们都必须努力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员工A1可以采取努力或不努力工作，员工A2-An也可以采取努力或不努力工作，员工之间是一个多维的多次博弈过程。在员工之间的博弈的过程中，由于存在员工之间的比较，因此就出现了员工努力程度的问题；同时，多维多次博弈，就会出现团队努力标准的情况：员工会由于各种不同的压力调整自己的努力程度，从而努力程度高的员工可能降低工作标准，而不太努力的员工会相应提高，在多次博弈过程中最终形成一个团队努力标准。这一团队标准成为员工之间的承诺，这一员工之间的承诺又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整体员工对企业的承诺，员工都清楚自己这样努力，企业会按照一定的方式付报酬，同时员工也知道如果不付出这样的努力，就会有来自员工或者企业的惩罚措施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规范承诺形成，员工会按照员工之间的团队努力标准工作。支付矩阵如下。
4、精神层感情承诺的形成
感情承诺的形成与时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员工在选择某个工作的时候，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职业承诺，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留下来的员工职业承诺更强；在员工与企业的交易过程中，员工与员工的多维多次博弈，留下来的员工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连续承诺和规范承诺。这样，在员工的职业承诺与已经存在的连续承诺和规范承诺的作用下，员工在一个自己认可也认可自己的组织中工作，员工的感情承诺会随着时间逐渐形成。上述由物质层的连续承诺到制度层的规范承诺、直至精神层的感情承诺的形成描述出了员工组织承诺形成的路径，为探寻提供组织承诺程度的策略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
三、构建员工组织承诺的策略分析
1、企业层面员工组织承诺的构建
（1）物质层连续承诺的构建。物质利益是维系员工与企业关系最基本的纽带，这一关系的处理是企业管理永恒的主题。企业创立和存在的核心目标在于追求经济价值，而不是为了单纯满足员工个体利益需求。但满足员工个体利益需求成为企业抵御市场竞争，达成其核心目标的手段。企业构建员工物质层连续承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富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良好的工作条件、人性化的环境、相对稳定的工作等等。
（2）制度层规范承诺的构建。健全而完善的制度对于规范员工的行为并形成行为习惯至关重要。首先要建立健全诸如招聘制度、薪酬制度、绩效考核制度、培训制度、奖惩和激励制度等，不仅能够予以员工以行为可参照的标杆，控制和约束不利于企业绩效的行为，激发有利于企业绩效的行为，而且能够带来员工的公平感。其次，要在制度体系的完善、制度流程的合理化、制度的落实与监督等方面做好工作。有了制度的引导和约束，员工明确了解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从而形成规范承诺。
（3）精神层感情承诺的构建。员工精神层感情承诺的形成，能够极大固化和提升组织承诺程度。构建员工的感情承诺，企业可以有多种策略。第一，让员工在工作过程中体会到组织的关心和厚待。因此，管理者要从员工的需要出发，悉心设计对员工的各项政策，营造适宜的工作环境，为员工能高度卷入并努力达成组织目标创造条件。第二，做好员工职业生涯管理，建立组织内部职业生涯发展体系。为员工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培训和晋升空间，帮助员工达成自我实现目标。第三，给予员工充分的信任。企业与员工建立相互信赖的关系，给予员工归属感，消除雇佣不稳定因素对组织承诺的消极影响。第四，构建和谐的组织文化，提高组织成员的心理认同感。第五，丰富工作内容，强化工作的挑战性和趣味性。第六，营造和谐的组织人际环境，给予员工归属感和奉献工作热情的动力。
2、社会环境层面员工组织承诺的构建
社会环境的优化对于企业员工组织承诺构建有着极大的影响作用。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诚信经济，然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社会大环境的严重“污染”， 道德滑坡、诚信缺失，不仅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不信任，而且加大了企业交易成本，影响了企业在经济往来中的信誉。更为严重的是社会环境的重度污染从经济生活蔓延到政治、文化领域，并滋生了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
构建员工组织承诺，社会诚信的建设刻不容缓。首先，应当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倡导诚实守信的价值观和社会文化，复苏民族精神、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其次，以诚信为重点，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培育公民诚信道德人格；再次，加强法制建设，为诚信道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最后，对权力的监督机制的建立健全，从而有效制约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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