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村建设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

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内容包括文化、风俗、法制、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能否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乡风文明本质上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农村精神文明的重要内涵是文化建设，文化具有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城乡贫富悬殊是我国当前一大待决难题，减小农村与城市的贫富差距，促进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先进科学与文化的提升；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离不开广袤农村土地上农民的安居乐业，同样也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因此，建设新社会主义农村，要注重抓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建立起一种适合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观念。一旦这种文化观念能够形成并深入人心，就能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层面上发挥其广泛、稳定而持久的影响。一、新形势下加强乡风文明建设的意义我国是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农村人口占80％。可以说，没有农村的乡风文明，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精神文明。我们要站在新世纪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乡风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1、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提出我国到本世纪末要进入小康社会。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要以提高农民素质、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可喜的转变，大部分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相当一部分人走上了致富之路。然而，解决温饱或实现富裕并不等于实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是个经济目标，又是一个社会发展目标，它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的发展的概念。只有实现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同步增长，才算得上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水准。当前我国农村正处在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阶段，广大农民不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旧有生活方式，他们不仅要求生活要富足殷实、居住条件要改善，更要求文化生活要丰富、健康水平要提高、社会服务设施要配套。所有这一切，不仅要求物质文明有一个大的发展，而且要求精神文明有一个大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决不能只顾物质的丰富而不顾精神的建设，从而延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房的前进步伐。2、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要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从长远看，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农村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把加强乡风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众所目睹，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显得尤为迫切。由于长期受到小农经济意识的影响，一些农民还存在着封建落后思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对此，我们务必正视现实，在农村广泛进行以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乡风文明建设，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教育，使农民掌握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提高科技文化素质，进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3、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是农村安定稳定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可以说，农村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策卓有成效，农村改革深得人心，农村政治稳定、人心安定。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乡风文明建设是离不开的，因此，我们更要始终坚定不移地以农村乡风文明建设为抓手，正确处理改革过程产生的利益矛盾，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了解农民、关心农民，把农民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使农民切实从改革中得到好处，满足农民安居乐业的愿望，从深层面解决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保证农村社会的安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二、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问题乡风文明本质上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较之文明城市创建，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村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乡风文明的形成缺乏硬件。特别是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不足，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现有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例如农村图书室、阅览室、活动室、篮球场24个，仅占城市的6％－20%；大部分农民缺少休闲场所也基本没有休闲意识，休闲娱乐几近空白，文化生活贫乏，精神生活贫瘠。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适应，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于乡风文明的基本要求相距甚远。2、村常住人口发生改变，乡风文明建设主劳力缺失。莘口镇一名干部形容村里留守的常住人口为“3、6、9”人员，即三八妇女、六一儿童和九九老人等妇少老弱病残。村里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向城市就业转移，或打工或经商形成劳务经济，其劳务效益是部分农民家庭的经济支柱，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所在村经济的发展。但大量有文化的主劳力外移，不仅阻碍了村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还使新农村建设、乡风文明建设失去了主力军。3、农村教育存在“空洞”，乡风文明的希望值降低。因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小孩一般留守随其祖父母辈生活，隔代抚养现象普遍。而祖父母辈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孙子辈的养育仅限于温饱和平安，学习成绩好坏无所谓，孩子缺少家庭辅导、家庭管教和家庭温暖。调研中乡镇学校老师普遍感到“留守”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难度增大。加上读书无用论不良思想的冲击，目前我市初中辍学人数较多，辍学率超标，辍学形势严峻。孩子自身厌学是辍学原因之一。有的乡镇辍学青少年集结城区拉帮结派“划片”从事不良活动，违法犯罪率呈上升态式。相对于想方设法把孩子送进较好学校的市区居民而言，农村教育早已输在课堂之外的起跑线上，勤奋好学的农村学生只是农村中的为数不多的佼佼者。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没有文化的农村同样也是愚昧的，这与新农村建设基本内容的乡风文明是相悖的。历史造成祖辈没文化，当今父辈去打工，孙辈教育少，乡风文明的希望无处可托。4、打牌现象普遍存在，文明乡风缺少形成氛围。据了解，农民闲暇时间除了看电视外，喜好打牌者比例较大。打牌易学，老少皆宜，不限时间，不择地点，婚丧嫁娶，逢年过节，劳动间隙，三五成群席地而坐即可开战。极少数人不务正业，以抹牌为生；个别乡镇有固定点聚众大赌。因抹牌致贫、引起家庭矛盾和社会治安问题的现象时有发生。小打小赌带来的好吃懒做等不良习气严重影响文明乡风的形成。5、农村保障机制不够完善，贫困人口影响乡风文明。政府现有社会低保体系以及有关部门各类相关活动和载体覆盖面有限，在农村的覆盖率很低。相对于广大贫困弱势群体，只是杯水车薪，救急救不了穷。农村一些孤、老、弱、病、残、贫等弱势群体的处境一时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有贫困就不是真正的文明。6、村容村貌长期脏乱差，乡风文明缺少必要条件。远乡僻村较少去且不论，只从近效村就可略见一斑。农民房前屋后随处可家畜家禽粪便和污水坑，村里无公厕，只有简陋的“旱厕”甚至随处大小便。村容村貌的脏乱差是乡风文明中一个长期存在较难解决的基本问题。究其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应该有二方面。一方面源于客观，主要在于农民多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从事农业活动，家居生活环境较之以前大有改善，但对村路面上的污水坑和到处日积月累的垃圾司空见惯，村里的公共环境、公共卫生无人治理。另一方面源于主观。其一是基层有的领导干部把乡风文明建设与经济工作对立起来，认为乡风文明建设是“软指标”，没有认真抓，农村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其二是党员干部示范不够。“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基层党员干部是群众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群众的思想行为的典范。基层党员干部思想、道德、行为、作风的好环直接影响着群众。其三是职能部门作用发挥不够。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突飞猛进发展，农民有了电视也对电影失去了兴趣，农村电影队“树倒猢狲散”。乡镇虽有文化中心，但设施简陋，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乡村级体育组织几近空白，有关部门组织的“三下乡”活动虽轰轰烈烈，毕竟每年只有一次。其四是资金投入不够。导致乡镇建设和中心村建设发展不快，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不够；三、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对策和建议1、增加农村精神文明创建经费，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保障。按省文明城市创建测评体系要求，把文明村镇创建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增加各项精神文明创建经费投入，使科教文卫体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专项资金投入增加的幅度与财政收入成正比增长。2、实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项目化，促进乡风文明建设正常化。按创建标准把创建工作具体分解小项，成立项目组，明确责任人，建立考评制度，把任务完成情况纳入乡镇班子成员、单位负责人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并以联席会形式定期分块落实村（居）、所（站）、学校、部门的组织创建工作，使各项工作融入常年日常工作之中，成为和经济建设一样必抓的工作。在乡镇逐步推广城市创文明行业的做法，在“七所八站”建设文明窗口，列入绩效考评，树立主动为农民群众服务意识。以基层第一线工作人员的文明服务行为向农民群众广告乡风文明。开展各种共建活动，村与邻近企业、部队、单位挂钩，联合改造共用村道或公路；联合开展联欢活动，增进联系，密切关系；联合设立治安联防岗点，实行24小时值班制，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禁止封建迷信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有效治理封建迷信和恶习的同时，促进村民人际关系和谐；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双方资源，促进共建发展，推动乡风文明。3、完善家校联系制度，弥补农村教育“空洞”。学生的文明行为直接影响村民的文明行为，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后来人”。我市农村青壮年外出导致留守学生的大量存在，客观上使学校成为“留守”学生成为“问题生”。学校是孩子最主要的受教育场所，对留守学生尤其重要。在职责上责任上要求村校必须切实落实县政府相关规定，完善家校联系制度和控辍保学机制。除对孩子正常教学外，应辅之更多的关爱，弥补孩子缺少的家庭辅导、家庭管教和家庭温暖。切实落实县政府关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规定，杜绝因贫辍学现象。同时，加强基层关工委工作，动员更多农村“五老”加入与青少年结对子的队伍中来，帮助青少年学生坚持学习、健康成长。4、建立一支乡风文明建设队伍，立足乡村建设文明乡村。应该尽可能恢复农村瘫痪的一些文化组织，发挥作用就一定会有成效。如：文化站、电影队、体育协会、村文化室等，并对相关文化人实行归口管理，防止名存实无。市有关部门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应由“活动”向长年化过渡，利用基层站所，就近指导就近服务农村、农民。同时，选准活动载体，深化文明村镇创建工作，整合民间艺术资源，花灯、武术、乐队等组建成几支常年活跃在民间的特色群众文艺队伍，“农民演给农民看”，丰富农村文化生活；通过乡镇农体协组建篮球、乒乓球、羽毛球、门球、象棋等业余运动队和村级有传统特色的秧歌队、舞狮队、拳术队、铜管乐队、农民艺校等，坚持常年开展活动，提高农民群众参与率，以量取胜，打牌的人然会减少，形成乡风文明建设的主力军。注重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动员和鼓励一部分在外打工先富起来的农民“精英回流”回乡办厂，让这部分人也成为乡风文明建设的生力军，带动文明乡风的形成。5、党员干部发挥带头作用，做文明乡风的先行者。建立和完善镇村两级议事规则，配套制定党政班子成员目标责任考评管理办法、机关干部岗位工作管理办法、村主干考核管理办法等系列量化考评激励机制，促进干部带头。推行流动办公、村校协作、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等一系列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制度和发展党员事前公示制度、驻村记事备案登记制度、干部联系卡制度等经验，接收群众监督，带动乡风文明。6、开展村容村貌整治活动，为乡村洗出一张文明“脸”。以创建文明村镇为载体，组织开展整治农村公共环境卫生，生活环境公益活动，发动群众义务投工、修路，清除污水沟，清理垃圾堆，有效整治农村长期以来脏乱差问题。有条件的村建议组建村级环卫队，制定相关管理规定和村卫生公约，实行“七所八站”和集镇村分段包干镇区卫生的管理责任制，推行居民区门前卫生、绿化和秩序“三包”制度。或组建农村志愿者队伍，通过学校、妇联、老人协会等组织学生、妇女开展义务劳动，“自扫门前雪”，配合乡镇村开展“脏、乱、差”问题综合整治。或建立农户轮流保洁制度，适当补贴，逐步实现镇容村貌长效保洁。村民的文明习惯，也将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养成与提高。7、发挥农村“五大员”作用，加强农民思想道德教育。一抓“五大员”。由有关部门牵头组织对农村农民技术员、国土资源和规划建设协管员、计生协管员、乡村医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协管员队伍状况进行普查建档，通过乡镇党校培训、支部培养、党员联系人帮扶等方式，把不是党员的"五大员"培养成党员；通过农函大、农广校等农业科技知识培训，把"五大员"中的党员培养成村里致富带头人；让"五大员"中的入党积极分子、党员致富能人列席村两委会议、参加公益事业建设、参与管理村组事务等，把"五大员"中的党员致富能人培养成村级后备干部。通过“五大员”影响、带动一方村民，对农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二开展活动。组织开展“美德在农家”系列活动，通过创星评户、建立功德榜、道德评议、评选“和谐农家”和孝亲敬老模范等形式，形成良好的乡风民风。修订完善《村规民约》，结合计划生育、家族观念、道德观念、邻里互助、公共卫生等内容，正确引导民俗活动，倡导移风易俗。三依托学校。制定和完善在学校落实全员德育，每一位教师“为人师表”首先做好德育实践者、学生良好品行的示范者和教育者，以“学生带文明回家”影响家长乃至村民的品行，促进乡风文明。8、建立健全乡风文明长效机制，真正实现乡风文明。据中央有关精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农村的有机结合，必须建立协调机制，协调发展。乡风文明与“二十字”目标的其余几项相比较，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也是一项“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是不可少的。也就是说，乡风文明建设要与制度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制度建设保证乡风文明建设常抓不懈，农村精神文明才能长足发展，乡风文明建设才能始终与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一致。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我们要及时总结乡风文明建设的先进经验，不断完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常规程序，制定较为完备的指标体系，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从而逐步实现乡风文明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综述，相对于流光溢彩的城市，农村是脆弱的，勤劳朴实的农民起早贪黑，打工或务农也仅仅为生存图温饱。据了解，三元区一个打工工日只能挣30来元钱，相当于要担运一万多斤泥沙，几乎是一滴汗水才换一分钱。看着这些浸着汗渍的钱输在了牌桌上，捐献给了神和佛，办了红白喜事酒宴，而基本不投资孩子读书。所以，在创建文明城市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乡风文明的推进。只有农村文明了，才可以说这座城市是文明的。抓乡风文明建设，也就是抓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只要各级政府重视，真抓实干，犹如科学的支点撬动一个有力的杠杆，就能提高农民群众的文明程度，丰富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改变农村生活环境，让农民文明、礼貌、意气风发，以富足的精神投入劳动致富奔小康的行列。

第2篇：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

关键词：乡镇综合文化站；新农村；文化建设；作用

中图分类号：G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2-0194-01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农村的群众文化建设已成为农村工作的重头戏。在物质条件得到基本满足之后，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成了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新目标。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正进入一个空前旺盛的时期，农村群众活动也在各地红红火火的开展起来。

乡镇综合文化站是政府举办的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指导基层文化工作和协助管理农村文化市场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是乡镇党委、政府联系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是繁荣新农村文化生活的前沿主阵地。因此，乡镇综合文化站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促进农村发展，提高农村群众的综合素质，促进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保障农村群众的共享知识文化，将在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中将起到重要作用。

一、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发挥乡镇综合文化站载体作用

开展多种形式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活动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为基础，展现原汁原味的农民本色，把专业演出和群众自娱自乐结合起来，把传统文化形式和现代娱乐方式结合起来，实现基层文化活动的经常化、阵地化，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另外，开展群众文化活动，还能聚拢一大批乡镇文化骨干，使乡镇文化队伍趋于稳定，对乡镇的文化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鼓励乡镇群众积极参加到文化活动中来，不但丰富了业余生活，也使一些有文化特长的群众找到了发挥的舞台。

二、发展乡镇特色文化，继承和弘扬民间文化艺术

乡镇特色文化是在乡镇这个特定的社会区域内，富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的独特文化。乡镇综合文化站在弘扬民族民间文化和创建新农村特色文化方面起示范、主导的作用。我国有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历史，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底蕴十分丰厚。做好地方性民间文艺的挖掘和传承利用是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需要，是弘扬民间文化艺术的需要，更是推动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需要。如我镇的八牌锣鼓，在民间传习已有1000多年历史。但随着时代变迁，我镇八牌锣鼓的演奏人员，曲牌、演奏技艺及历史资料，目前已处于濒危状况。曲牌现在能经常演奏的只有20多支，如再不抢救保护，将全部失传。因此，保护利用好此项特色文化，对于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丰富文化活动形式和文化艺术产品，满足不同层次群众文化需求，具有积极的作用。在2010年经专家组研究同意，我镇的八牌锣鼓在2011年已纳入重庆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镇也命名为重庆首批“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样，八牌锣鼓就得到了更有效的保护。

三、借助文化站阵地，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

先进的思想文化是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基础。农村要稳定，离不开思想政治的辅佐；农村经济要发展，离不开先进科学文化的指引；农民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科学理论和文化知识的开导。有效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让先进文化在农村深深扎根并开花结果，农村基层文化站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依托于乡镇综合文化站的主阵地，形式多样的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可以充分发挥文化的社会教育功能，有利于统一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有利于凝聚干部和群众的力量。我们要充分利用多功能活动厅、阅览室、培训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点、管理用房以及室外活动场地、宣传栏等配套设施，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体活动，满足群众需求。通过我搭台你唱戏来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的心理需求，活跃农村群众文化氛围。从而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指导和辅导村级文化业务活动，增强群众凝聚力

第3篇：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

1.职能定位不够科学合理。从目前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来看没有做到与时俱进，不能够给新农村建设提供各种支持以及服务，具体来说就是新农村建设需要各种公共服务乡镇政府都不能够供给，存在职能缺位的典型问题，这突出反映了乡镇管理中存在的典型问题。举例而言，新农村建设不仅仅要求经济发展，同时还要求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但是很多乡镇管理重心就是经济，忽视文化建设。除了职能缺位之外，乡镇管理中还存在越位的问题，没有处理好政府调控以及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全能政府特点明显。

2.乡镇管理条块分割问题突出。乡镇管理条块分割、多头管理问题突出，县级政府以及乡镇政府双重管理部门较多，这导致各个组织部门各自为政，各项工作开展的立足点不是为了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而是追逐自身的利益，结果就导致乡镇管理协调难度大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到经济、文化、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内容，需要工商、税务、农推、文化等机构之间通力合作，这样才能够有力推动新农村建设，反之则会拖累新农村建设。

3.乡镇政绩考核模式比较落后。政绩考核模式存在误区也是乡镇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政绩考核的目的在于发现乡镇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以改进，但是反观目前乡镇绩效考核基本上陷入了一个为了考核而考核的误区，数字出干部、数字出优秀成为了绩效考核的直接表现。在具体的绩效考核内容层面，新农村建设相关指标没有被纳入到乡镇管理范畴之内，乡镇考核基本上就是以经济考核为主，考核内容单一，考核方法落后，考核结构使用不足，对于新农村建设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

二、乡镇管理改革中的困难分析

1.改革遭遇巨大阻力。面对新农村建设给乡镇管理提出的更多要求，乡镇政府改革势在必行，但是也必然会遭遇到预料之内的巨大阻力，这些阻力处理利益阻力之外，还包括文化、理念等方面的阻力。利益阻碍是指在乡镇管理改革中可能受到利益损害的工作人员对于改革会进行的阻挠，文化以及理念层面的阻碍是指乡镇行政文化非常落后，带有严重的官本位、人治色彩，乡镇政府官员都是高高在上，没有树立以人为本、服务至上政府服务理念，而新农村建设要求行政文化的重塑，这意味着对文化阻碍必然乡镇管理改革。

2.改革遭遇动力不足困难。从改革动力来看，乡镇管理改革缺少足够的动力，首先就是乡镇上级政府动力不够，在乡镇管理改革动力方面，基本上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存在动力层层递减的问题，出于种种考虑乡镇管理改革总是踯躅不前。其次是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滞后，其对于乡镇政府改革的推动力比较弱，经济发展是推动乡镇管理改革的重要动力，经济落后自然就会影响到改革动力。最后是农村公民社会尚不成熟，广大农村居民在公民意识、法制意识等方面都比较落后，村民自治水平比较低，这也影响到了乡镇管理改革的推进。

3.改革基础条件不够充分。从乡镇管理改革基础条件来看，相关配套制度、措施的不具备同样给乡镇管理改革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乡镇政府改革涉及到多方面内容，其本身并不是一个的孤立的工作，需要全面的做好的配套制度的改革，这样才能够为乡镇政府改革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反之在配套制度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乡镇政府改革的难度会大大增加，很难达到预期改革效果。乡镇管理改革基础条件不够主要表现在人事制度、财务制度、社保制度等方面的不健全或者缺失，从而成为了乡镇管理改革的拖累。

三、乡镇管理改革的具体路径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既是乡镇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同时也是乡镇管理改革的路径，乡镇政府在具体职能定位方面，要加快转变步伐，利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有利契机，结合新农村建设具体要求与内涵，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前提下，针对职能定位方面存在的越位以及缺位问题，有计划的制定职能转变路径。

2.完善管理考核模式。在管理模式方面，需要根据新农村建设需要打破各个职能部门的割据情况，统一到新农村建设这一目标之下。在考核模式方面，则要将新农村建设内容纳入到乡镇管理考核中去，完善考核方法，确保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有序开展。

第4篇：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

1．梁漱溟乡村建设概述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前提下，寻求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新道路。他认为，中国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上的崩溃和政治上的无办法。”然而中国社会是一种“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形态，因此必须坚定以农立国的观念，从农村入手，以教育为最主要手段，以改良主义的方法来建设乡村，改造社会。梁先生认为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构造崩溃，而此时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又未能够及时确立，由此造成了文化失调的现象。他认为这种文化失调就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秩序混乱，对外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认识老中国的最好办法是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进行对比。并且“认识老中国”不是最终目的，“建设新中国”才是终极目标，只有在正确地认识了中国文化之后，才能为中国的社会改造提供具有价值性的、可操作性的设计。

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文化哲学基础

(1)梁漱溟划分三种不同人生路向

梁漱溟深受传统儒学和印度佛学的影响。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中，他将印度、中国和西方分别看成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向:他认为西方文化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以意欲向前发展为其根本精神。第二条人生路向是中国文化走的路向，其根本精神是持中，推崇不温不火的中庸精神，是以意欲自为调和，强调内外矛盾的调和、持中。印度文化走的是第三条路向，即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这是佛教文化的路向。印度不谈现世的人生问题，而是要超脱人生的问题。梁漱溟个人倾向于中国文化，虽然他也认为印度的文化超出中国文化，但对其完全持排斥的态度。

(2)梁漱溟的“文化失调与重建理论”

梁漱溟曾提出了“文化失调”的概念。他是这样解释的:“伦理本位”与“职业分立”的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结构被破坏了，却并未形成西洋的“个人本位”与“阶级对立”的社会，反而深陷于“旧辙已破，新轨未立”的泥潭中无法自拔，致使严重的“文化失调”现象产生。梁漱溟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他的构想:保持当时的中国在传统的精神方面的长处不变，但需要一个团体或者组织，这个组织在对比中西文化差异的过程中，结合了中西文化的优点，以中国固有的精神为主体，同时又吸收西洋人的物质文化(科学，现代先进的物质工具等)，以此来弥补中国文化所固有的缺点。

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践活动

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乡村建设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我总结为中国内部因素和来自西方的冲击:首先，民族危亡日益加深促使梁漱溟探索救国之路。自鸦片战争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铁道救国等救国设想纷纷涌现。在此情况下梁漱溟也开始提出自己的救国主张。第二，农村的破败衰落促使梁漱溟将改革目光锁定农村。梁漱溟曾指出“近几十年来的乡村破坏，中国文化不得不有一大转变，而有今日的乡村建设运动。”第三，仁人志士进行的乡村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启发了梁漱溟。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运动、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运动还有陶行知的晓庄生活教育运动。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所表现出的巨大力量，真正使梁漱溟重新认识了农民和农村，意识到农村的力量所在。西方国家的农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的决心。丹麦的民众教育给梁漱溟的启发就是:“乡村教育应当以人生行谊教育为立足点，着重激发人们向上欲求自拔的人生态度，然后发达其他知识技能”美国1909年，罗斯福主持的“乡村生活会议”和乡村教育议案中“保留儿童与成人居乡”，“以预备农业生活”，“以养成公民的农民”使乡村学校成为乡村社会的中心，也对梁漱溟有一定影响。

2．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的内容

1931年1月，梁漱溟等人建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始潜心在山东邹平的试验区从事乡村建设工作。在他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详细向世人阐述了他的思想，书基本上分甲乙两个部分，主要内容分别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可以看作是其理论体系中的“行动理论”，是其它所有方面理论的逻辑归宿。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梁漱溟不单单回答了中国社会“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行动方针，即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它是中国传统精神与西洋文化长处的沟通调和，也就是要学习西方的团体意识和科学技术，以此来培养发展中国的固有精神。他认为从国家最基本的组成单位乡村入手建设全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具有最大的可行性。

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主要实践活动

(1)乡村组织的建立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乡村建设试验区。分别具有以下作用:乡村建设研究部，这是研究院的核心部分，招收大学或者大专毕业生，学制两年，梁漱溟的《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是其主要教材，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实验县担任科长和辅导员等职务，后来大都成为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骨干人员;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负责对到乡村去服务的人才进行培训。教授乡村建设理论、农村自卫、精神陶冶、农业知识、武术等课程，结业后各回原县，负责各县乡村建设的工作;乡村建设试验区，即邹平试验地，试验地县政府隶属于乡村建设研究院。实验获得了当时山东省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并成立了“乡村建设学会”。(2)教育实验梁漱溟曾经断言中国问题就是极为严重的文化失调。他试图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教育来维护遭到破坏的原有乡村秩序，由此开展了他的乡村教育实验。主要有以下内容:取消原有的区级行政单位，将全县重新划分为十个乡。相应的设置“乡学”、“村学”。乡学和村学的主要教育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乡学，村学都必须设儿童工学处、小学部和职业训练部，学校注重对合作社社员在蚕业，机织传习方面的训练。(2)对妇女缠足、买卖婚姻等不良的社会风气进行大力改良，还在农业改良、修缮道路、宣讲现代卫生知识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3)帮助农民经营举办各种合作社。把合作社作为从经济上组织农民的主要手段，辅以技术指导，良种推广等活动。(4)办理乡村自卫，执行维护社会治安，防护青苗等任务。(3)经济建设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经济上进一步…而后才有政治改革教育改革的需要。”秉承着这一原则，梁漱溟着力发展当地经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合作社的所有社员，须一律种植由总社配发的托里斯美棉。由于合作社的棉花卖出的价格高于村民种植的一般品种，所以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发展迅速。邹平实验县农村金融流通处也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在试验区的一项成功实践。金融流通处向农民提供利息低廉的贷款，以此来减轻猖獗的民间高利贷发放，解决农民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三、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活动的评价及对当前农村教育的启示

1．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活动的评价

首先要肯定的是，梁漱溟以中国传统的儒学为其核心思想来指导乡村建设，这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无疑是具有独创性的。从影响范围来看，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可以说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后来人称甚至梁漱溟为“三十年代农村改革的全国发言人”。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也存在不少局限:

(1)指导乡村建设的理论还没有跳出“中体西用”的框架。无视贫富分化的现实，完全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使他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并不符合中国的事实，最终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

(2)乡村建设需要国民政府的帮助，但最后这种合作关系却变成了依附关系，使乡村建设不得不屈从于政府而丧失动力。当失去政府支持时，乡村建设也就会失败。

(3)梁漱溟曾谈到过，救济乡村“农民不自救，谁也救不了乡村。”但是乡村建设运动采取循序渐进的改良态度让农民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梁漱溟丝毫没有提到，农民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并不感兴趣。

2．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对当前农村教育的启示

(1)教育为本培养新农民，改造农村

梁漱溟认为新社会组织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他主张乡学村学(类似于农村中小学)的教员应当意识到自己“乡村运动者”的身份并且在运动中充分发挥作用。在我们今天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同样是乡村里的文化高地，新农村的文化建设绝对不能离不开他们的积极参与。举个例子来说，乡村教师可以运用其深厚的专业知识教育和指导周围乡村民众，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可以让有过实际经验的乡村教师管理和运用当地珍贵的文化设施，指导学生和村民编排节目，以此来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梁漱溟的乡学村学教员，大多是其研究院的毕业生，在任教期间有机会受到在职培训。拿到现在来看，我们也可以开设一所专门培养农村教师的研究院．用以对农村教师进行培训和指导，并整合教师文化资源。农村成人教育中知识的学习和精神的培养需要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可是实际上对精神的培养往往受到忽视。梁漱溟一直认为情意(精神)教育比知识教育更重要，他曾经说:“生活的本身全在情意方面，而知的一边———包括固有的智慧与后天的知识一只在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弄不好，生活本身(即情意方面)如果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之，或转自贻戚。所以情意教育更是根本的。”今后的农村成人教育只有在精神教育方面加强，并且加上知识技能的培训，才能培养出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求的新型农民。梁漱溟在邹平实施了多种类型的职业教育，教授农民知识技能，为农业、农民和农村服务。但现在的职业教育却正好相反，以城市为中心，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成为农民进城而进行的岗前培训。梁漱溟的经验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我们可以依据各地村镇实际，挖掘本地资源，组织专人来编写村本和乡本教程。以农业知识技能和相关知识为主要内容为农民开设职业教育课程。在教学形式上，为适应农村特殊的情况必须要形式多样，采用组织专题讲座、分类编班授课和开展巡回教学等。

(2)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相结合

梁漱溟曾说过:“知识分子今后要想在解决中国问题上表现力量，非得与农民联系起来，为农民说话。”所以他非常看重知识分子的作用，希望通过知识分子下乡来改变当时中国农村凋敝状况。梁漱溟主要提倡两种知识分子下乡，一种是具有专业技能的的高级知识分子，另一种是朝气蓬勃的大学生。梁漱溟曾经在北京大学做过教授，晏阳初的定县实验的人员中超过70%的人拥有博士和硕士学历知识分子，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无疑是农村发展的巨大动力。“当这些知识分子走进农村，把新风尚、新信息、新技能、新知识带入农村，传播给农民，这种简单而又高效的社会教育方法可以使农民得到实惠。”因此，国家应该鼓励知识分子到条件相对差的农村去，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技能指导农民进行生产生活实践，这会极大推进农村的发展变化。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如果国家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鼓励过剩的大学生去乡村工作和创业，这样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同时，又给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方兴未艾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就体现了很好的体现了大学生下乡的意义，但仅仅这一种渠道还是不够的。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大学生回乡就业，使他们在乡村也能达到自我实现的需要。比如师范类的大学生回当地农村中小学任教;农林类的大学生回到当地进行农林科研;管理类、美术类、音乐类、建筑类的大学生在农村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3)以乡村学校为核心，重组文化基础设施和增加文化活动

第5篇：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乡村民主建设中的境遇

所谓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理论或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思潮在公共管理领域里的体现。用它的原始命名者胡德的话来说，是一个为方便起见而做的标签。［1］其理论渊源主要有两个:一是以极端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其主张是以保障个人权利并限制政府权力，片面强调个人自由和市场本位。二是以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其特点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研究政治和政府管理问题。这两种理论思潮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发了欧美国家广泛的“民营化”改革，90年代后逐渐掀起整个世界公共领域的改革浪潮并成为改革的核心内容，作为西方理论界广泛使用的热门概念，新公共管理已成为指导越来越多国家公共管理实践的新理论和新理念。

然而，作为一种外来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对于解决中国的问题究竟是否适用仍需考验。一般来说，多数学者赞同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中国的乡村民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并且已有学者正尝试用其分析中国的实践，尤其是在公民社会建设和村民自治方面。但也有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适用性问题。新公共管理理论自身对传统官僚制的态度也不一致:一方面批判传统的科层制，另一方面又将其作为新公共管理体系的核心和唯一稳定部分。新公共管理主张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但是多元参与式民主的不足可能是，“少数有特殊利益需要的公民在某些主题中的参与行为可能被政策制定者误解为大众的共同意见，并且更糟糕的是，这会给公众留下政策议程被特殊利益所左右的印象。”［2］因此，多元参与式的民主能否冲破传统科层制的桎梏还是一个疑问，若不能，则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仍会是公共管理的主要模式，指望新公共管理较为彻底地改变既定制度安排就尚需时日。

尽管如此，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其进行全盘否定。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工具或机制，新公共管理理论没有因其宏观理论层面的困境而失去效力。具体到我国的新公共管理研究，我们可暂时放弃其某些宏观关怀，“在微观意义上(尤其在地方层面上)说明我们正面临何种不可治理性，是什么导致了必须用政府、社会和市场的某种新组合来克服这些不可治理性，哪些组合方式(在何种条件下)是可复制、可模仿的，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本土化的分析理论模式。”［3］所以，中国的公共管理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必须对其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的本土式改造，才能与我国的实际相契合。

二、当前乡村民主建设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本土化诉求

从以上论述可看出，虽然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虽然新公共管理运用到中国的乡村治理中进行民主建设时会遇到一些理论和实践困境，但其包含着诸多值得借鉴的理论价值和政策资源，无疑已成为指导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一种新理论和新理念。因此，我们可以谨慎地对其加以吸收和运用。首先，从意识形态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虽然主要是一种公共管理理论，但却具有较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时，必须有所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为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渊源之一是极端自由主义，这一渊源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社会中心主义，反对政府干预。许多国家的实践(如现在的希腊、意大利等)已经表明，这种政治倾向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其次，从经济发展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对传统大政府的福利国家的经济困境与财政危机的一种纠正与挽救。它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基础出发，主张限制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主张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的多中心、管理主体与社会的互动等，其“所勾画的现实社会具有很大的虚构性。这种虚构性在分析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时尤为明显”［4］。所以，对处于世界发达与落后之间的中国而言，这一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发展中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最后，从文化土壤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真正精神是以公民素质较高并形成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契约合作理念，这一理念深深地蕴藏于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公民社会文化之中。对中国这个具有不同文化土壤的国家来说，若不切实际地在缺乏作为制度基础的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前提下，过分夸大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效用，实施西方所追崇的模式，就可能会遇到挫折，从而破坏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在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时，应明确认识该理论的适用性。当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乡村民主建设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层面都面临着现有管理体制机制的瓶颈束缚，而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消除这些瓶颈束缚大有裨益。因此，在理论上，就存在着如何将新公共管理理论同中国乡村的实际有效衔接的问题，即如何使新公共管理理论变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文化特征的理论从而指导中国的乡村改革与发展。在实践上，表现为如何将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我国的乡村民主建设实践实现创造性结合。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关键是抓住整个初级阶段尤其是当前中国乡村的实际。

执政者理应更加注重目光下移，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施对接起来。这固然有赖于基层自身的创新和努力，但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改革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理顺治理格局，优化制度设计，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经济与民生、发展与稳定等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在公共服务最优化、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走出“选择性治理”误区，实现基层善治，从而达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推动乡村民主不断发展的目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我国乡村社会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情况进行全面、客观的调查与研究，找出当前我国的乡村民主建设究竟存在哪些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如何使顶层的关注变成普遍的关切，使顶层的设计变成全民的自觉，真正把握一个真实的“微观中国”，从而对这些问题标本兼治，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最终引导乡村社会走向中央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5］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创造性结合

由于传统乡村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弊端导致乡村治理面临诸多困境，无疑对乡村民主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应努力破解这些困境，寻求符合我国乡村实情的乡村民主建设新路径。在此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乡村民主建设的整个过程必须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二是乡村民主建设必须坚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重塑村民对村庄的认同。而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提供的历史契机，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创造性结合。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们解决这一课题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新公共管理理论反对传统的政府中心论，主张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公共组织、私人机构和个人等;主张从政府、市场、企业、公民和社会等多维度、多层面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克服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强调管理过程、管理方式与手段的合法性(legitimacy)、透明性(transparency)、责任性(accountability)、法治(ruleoflaw)、回应性(responsiveness)、有效性(ef-fectiveness);强调“善治”应对公民的权利和地位给与更多的重视，应有更多的民主要素。当前，我们应该创造性地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结合，筑牢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走出“选择性治理”误区，真正把握一个真实的“微观中国”，进而保持政令畅通、实现科学发展。其实，中央决策层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6］

这为我们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方向和思路。为有效解决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乡村民主建设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就必须恰当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实现其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创造性结合。就我们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来说，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努力协调基层政权与乡村自治的关系，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要发展乡村基层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引导乡村社会走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轨道，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7］就必须结合新公共管理理论管理主体多元化的主张，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乡村自治组织、乡村社会中介以及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改革、完善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就必须使基层政权在农村地区提取的资源能够有助于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促进整个乡村地区的发展。就乡镇政权来说，应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乡村公共资源，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促进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其次，着力理顺乡村关系，促进基层民主发展。基层民主发展的核心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协调发展。只有这四个民主协调运转，乡村公共权力格局均衡合理，才能保证乡村民主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认真贯彻执行2010年10月28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理顺乡镇政权、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以及村民之间的关系，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在乡镇层面上，要突破乡镇政权对传统集权模式的依赖，构建“乡(镇)村一体化”的地方民主自治结构，以减缓政府职能扩张与市场秩序、长期发展与短期利益等多重矛盾和冲突。在村庄层面上，应正确认识和处理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构建民主合作的村庄治理结构。一方面，村党支部应按照中国共产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利;另一方面，村民委员会应当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由此，推动基层民主实践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实现乡村治理结构转型奠定基础。

第6篇：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

其中，广西民族大学秦红增教授就是长期关注中国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与发展的践行者。十余年来，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秦教授就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及民族地区乡村建设问题，先后发表《科技下乡的人类学视野》、《文化农民研究》等系列论文，出版《桂村科技：科技下乡中的乡村社会研究》、《瑶族村寨的生计转型与文化变迁》及《手工艺里的智慧：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研究》等著作，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尤其是《科技下乡研究》和《文化农民研究》，开拓了中国“科技人类学乡村社会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中国乡村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不断完善。

近期，秦红增教授又推出《乡土变迁与重塑——文化农民与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研究》（以下简称《乡土变迁与重塑》）。该书于2012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全书共分八章，共约30万字，为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农民’与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研究”最终结项成果，是“社会图像丛书”之一。全书围绕“文化农民”与中国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这一主题，从民族地区和谐乡村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个维度展开研究和论述，既有高度的理论探讨和概括，又有详细的个案描述和分析，不仅回应了当下关于中国乡村人类学乡土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而且提出了推动中国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措施和对策。

一、和谐乡村：《乡土变迁与重塑》的新视角与新突破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都一直试图推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建设，进而改造中国农村社会，并进行了有益尝试和探索。但是，由于特殊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限制，都没有能找到破解限制中国乡土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有效办法和持久之道。在此背景下，《乡土变迁与重塑》则对新时期中国乡村社会建设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秦教授提出，和谐发展是民族地区乡村建设的核心和目标。只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之问的和谐，才能真正推动民族地区的乡土社会建设与进步。在推进民族地区乡土社会和谐的发展过程中，搞好和谐乡村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实现生态、社会与文化的“三位一体”，达到“人的和谐”这一根本目标和最终价值追求。因此，可以说，《乡土变迁与重塑》一书将“人的和谐”作为中国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和最高价值追求，回归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避免了以前研究中对乡土社会主体——农民的忽视或者过于强调制度和政治的作用的弊病，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实现了乡村人类学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新突破。

二、文化农民：《乡土变迁与重塑》的新概念与新理论

在传统中国社会，农民往往会被贴上“落后”、“愚昧”、“邋遢”等标签，是“落后”、“保守”的代名词，是“没有知识”的象征。但是，事实上，在传统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乡土社会的主要组成群体、人数最多的居住者和建设者——农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一切就无从谈起。因此，可以说，对农民的这一定位和推动乡村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这是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外来群体干预乡土社会发展的“主观想象”，其结果不言而喻。

《乡土变迁与重塑》一书关注到这一尖锐问题并进行了理论思索和回应。在大量实地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秦红增教授明确提出了“培育文化农民”的观点。在他看来，乡村建设在于再造农民和农民再造，实质上包含着对农民角色的定位问题。他指出，当把农民定位为落后、保守的话，那么农民只能处在被改造的地位。反之，当把农民定位为拥有特定乡土知识和现代技能，有着自我发展能力的话，农民自然就成为乡村的再造者。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农民有经济头脑、勤劳、善于学习、有判断力、接受新生事物能力强。他们拥有自我发展的素养和乡土知识，拥有对现代农业科技和市场经营知识的高度敏感性及习得能力，能够发展干预和自我发展有机结合。在个案基础上，秦红增教授进而归纳出文化农民的群体特征：一是素养，如勤劳、有经济头脑、会变通、接受新生事物能力强等；二是知识，无论是现代的技术知识还是乡土的经验积累；三是技能，即能够拥有现代农业技能或实用技术。可以说，对于文化农民而言，“素养和知识是基础，技能是核心”，文化农民的生成关键在于“现代农业技能的习得”。

可见，秦红增教授“文化农民”这一新概念的提出，颠覆了人们对中国乡村社会传统农民形象的固有看法，将长期以来当作被改造对象的农民看成改造社会的主体力量，将古板、老套、陈旧和保守的传统农民“改造”成“有知识”、“有文化”、“懂技术”、“有本事”的新时代宠儿。周大鸣教授在为本书作的序——《人类学、乡村社会及人类未来》中说道：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已不再是昨日黄花，而是生机勃勃，情趣盎然”的了。可以认为，“文化农民”概念的提出，不仅为中国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新的思考路径，而且也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理论架构和学科体系，同时也引导人们重新审视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本书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文化多样：《乡土变迁与重塑》的新建构和新思路

面对来势汹涌的全球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巨大冲击，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似乎也无法避免“被全球化”、“被城镇化”和“被市场化”的命运，因此，秦红增教授明确提出要大量培育乡村文化农民，通过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来推动和谐乡土社会建设，维护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他指出，文化多样是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的统领，民族地区的乡村和谐必须也必然体现出文化的多样性。民族地区和谐乡村社会建设要集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一体，共同维护和保持民族乡村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实现乡村社会个体即农民个体的和谐，以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文化之间和谐的最高境界。

此外，从全书内容安排、个案选择和行文等角度来说，《乡土变迁与重塑》也独具特色。从内容角度看，《乡土变迁与重塑》一书将专题研究与系统研究、个案研究与一般研究有机结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从个案选择来看，秦红增教授的田野个案不仅有中国广西、云南等西部边疆民族地区，而且还有祖国腹地鄂西和湘西的调查，更有中国宝岛台湾地区、邻国孟加拉国等地的调查个案。这些个案还具有调查时间长、田野点多、资料丰富等特点。同时，这些个案调查，不仅涉及到苗族、壮族和瑶族等民族文化，尤其还关注到这些少数民族的公共卫生、养老模式、留守儿童、公共空间、文化展演、生计模式、传统工艺等现实问题。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既注意宏观论述，又关注细节描写；既关注民族和地域性特征，又关注个案特征的发挥与张扬，展示出了极强的立体感和宏大的历史观。

《乡土变迁与重塑》一书是秦红增教授从事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探讨中国民族地区乡村和谐社会建设的最新成果，更是构建“文化农民”理论、搭建和谐社会研究体系的有益尝试，是当下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代表性成果，原创性和开创性特征突出。《乡土变迁与重塑》一书的出版与发行，不仅对中国乡村人类学学科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而且对推动中国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值得一读。

参考文献：

[1]黄金.科技人类学与文化共生——《手工艺里的智慧：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研究》读书札记[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4）.

第7篇：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

乡村是人类聚居的主要形式，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形式，主要向社会提供农产品，其与城市的主要区别是人口密集度和数量比城市低，现代社会的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其原有的单一的农业生产范围，工业和第三产业在乡村经济社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1国外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理论

1.1韩国“新村运动”

20世纪70年代初（1970年），“在韩国总统朴正熙的直接推动下开始了韩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之路———实施新农村。”①1962~1971年，韩国政府实行了两个五年计划，实施出口工业战略，在美国等国家的支持下工业化和城市化得到发展，但是由于政府忽视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造成了工农业发展的严重失调，农村和城市的差距不断扩大，农业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低，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难得到有效解决。朴振焕在其著中写道“‘住茅草屋，点煤油灯’经常用来描述当时韩国农村贫穷的生活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大批的农村人口向大城市流动，而大量的无序迁移给城市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而农业和农村的落后又威胁到工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现实面前，韩国政府推行了一场由总统亲自倡导，全体国民共同参与的新农村运动。韩国“新村运动”开始于政府向每个村庄免费提供的335包水泥，并让各村自行决定其使用方式，可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有的村用于修建公路、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而有些村却把水泥分给农户被拿到市场上变卖，这样，“政府的资金在使用上就背离了政府的预期目标，在‘新村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大打折扣。于是政府改变了‘新村运动’投资的方式，将全方位投资改为奖励性投资，只有在上一年新村建设达到了政府要求的乡村，才能获得政府的投资”②。韩国“新村运动”首先是关注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方面的改善（换房顶、建设公共饮水设施、修公路、绿化荒山及公共福利等），但随后政府发现如果农民的收入没有增加将不能保障农村的后继建设，工作的重点也因此向增加农民收入转移，政府支持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广水稻新品种“统一稻”等良种和先进技术，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政府认识到农民思想观念对“新村运动”的作用，因此政府加强了对农民的培训，“精神启蒙”成为“新村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并随着“新村运动”的展开得到加强。这场由总统亲自倡导，全体国民共同参与的新农村运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首先它改变了韩国广大农村农民的生活和居住环境，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据统计1971~1975年间，全国农村共新架了6.5万多座桥梁，各村都修建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其次是农民收入显著增加，1970~1980年，农民的平均收入由26万韩元增加到270万韩元，增长将近10.5倍；最后是“精神启蒙”培养了农民“勤劳、自助、合作、自立”的思想观念。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韩国的“新村运动”加重了农民负债，造成了农民和地方政府对中央的过分依赖。

1.2法国“农村改革”运动

法国农业源远流长，与其他的欧洲国家一样，法国旧式农业经济建立在耕地与牧场结合的基础之上。16世纪开始，以英国的“圈地运动”为标志，欧洲一些国家的农业逐步改变原有的经营方式，逐步形成了大地主经营的，以大农场为标志的农业生产格局，而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农民小土地所有制。旧有的农业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阻碍了法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农产品依靠从殖民地进口。二战结束后，法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改革，通过改革，法国迅速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于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全世界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法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与其发达的工业是分不开的，它得益于法国工业的高速发展的带动效应。法国农村改革建设首先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表现为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发展农村交通运输和电讯事业。其次是农业保护政策。为改变小农经营模式，实现大农场规模经营，法国政府高价收购“无生命力农场”，转手出售给大农场主，同时对失去土地的农民给予补偿，促进了土地和生产经营的集中；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作物种植和农产品的加工工业，“农作物按面积补，牲畜按头数补，葡萄酒按质量补”；国家通过低息贷款或无偿投资的方式协助建立农业互助合作组；对购买农业机器设备、化肥、燃料也采取一系列的免税和补贴。总之，在法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法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性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国的农村改革还表现在加强农村教育、科研与农业科技推广上。二战后，法国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而与此相对，大多数法国农民和小农场主缺乏足够的专业训练，无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因此为了使科学技术在农村真正得到应用，就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为此，法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农业科技实力的措施，如农民子弟必须经过“绿色证书”毕业考试，积极探索教育、科研和推广三位一体的农业科研新机制，鼓励创办农业科学研究所等。

2国内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理论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建立在农业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华夏文明绵延中国几千年，但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外敌入侵和连绵不断的国内战争使中国农村饱经沧桑，出现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现象，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农村腐败的原因，探求农村建设的有效办法，希望以此拯救中国的农业经济，他们亲身试验并提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理论，对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2.1米氏“村治”理论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影响的中国农村日益贫困和落后，一些忧国忧民、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和乡绅，抱着“振兴农业”、“振兴农村”的强烈愿望，在贫困的农村地区进行了乡村改革和乡村建设的实验。河北省定县是中国近代乡村自治的发源地，“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米氏家族即在本村搞自治”③。1904年米鉴三、米迪刚父子在河北定县翟城村创“村治”，米家是翟城村上的望族，米迪刚的父亲米春明是当地有威望的乡绅，从1894年起，米春明就开始在翟城村自筹资金创办现代学校，并有计划地进行乡村改造的试验。在米春明被任命为定州（今定县）劝学所的学董后，在其领导下实施了一系列改造地方的措施，首先是推广教育，主张加强公民教育和培养公民的识字能力，1904年《教育普及计划书》，教育规约12条，规定6岁至14岁儿童，无论男女贫富，均享受义务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创办农隙识字会；其次是整顿地方治安，他先后制定了《查禁规约》、《看守禾稼规约》等，使翟城村成为当时地方改良的模范样本。米迪刚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借鉴日本乡村自治建设的经验，为翟城的乡村自治注入了现代因素。总结起来，米氏“村治”理论主要由米鉴三、米迪刚提出推行，它以儒家“三纲”（明德、亲民、止善）和“八目”（格物、致知、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根据，吸取日本乡村自治思想，米氏“村治”理论主要由政治民主（“民主协议”）、经济互助（“彼此顾恒”、“分担”）和自治人才的培养（“村政讲习所”、“补尽天职”)三个部分组成，力图通过上面三项主要措施来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村治’的本质，是实行‘小封建’的政治统治，米氏的‘村治’主张，对以后全国乡村建设运动兴起，有一定的影响。”④定县翟城村开创了中国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地方自治的先河，米氏父子发起的农村自治改革运动，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旨在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伟大尝试，为后来的晏阳初在此地主持更大规模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米氏父子的地方自治思想被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吸取，成为民国在全国推行的“村治制度”的理论基础。#p#分页标题#e#

2.2梁漱溟的“文化重建”理论

梁漱溟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走接纳西方的民主意识和科学文明，‘农业引导工业’之‘民族复兴’的道路，而不是模仿西方，走西方近代国家以工业带动农业的老路”⑤。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农业的重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中西方文化冲突是导致中国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为了实现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复兴，就必须先复兴农业，而复兴农业的道路就是“乡村建设”，而乡村建设又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农村的复兴为主线，为此提出了“乡农学校”建设和“农村合作社”建设，借鉴西方的“团体精神，科学技术”来达到发展乡村的经济社会的目的。“为了‘救活旧农村’，中国人应当‘认取自家精神，寻取自家的路走’，在中国文化的‘老根’上培育新芽，即‘创造新文化’、‘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这是解决乡村问题的唯一途径，也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及能否真正达成树‘民风’、启‘民智’之乡建计划的关键。”

2.3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理论

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理论主张最大限度地发展和主办一些新的实业项目，通过一系列实业项目发展农村经济，“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里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而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的参考”④。其理论始终贯穿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他认为“任何建设，政治的或文化的，皆以经济建设为基础”，而经济发展的途径则是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可以说，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理论始终贯穿着实用主义思想，最大限度地发展经济。“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使北碚在短短的20年间，就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形’的城市。”

第8篇：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

**乡二五年宣传思想暨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安排意见 为认真贯彻落实县委九届三次会议和县党建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我乡宣传思想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增强宣传思想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实效性，突出重点，抓出特色，发挥宣传思想工作对我乡“三个文明”建设的巨大推动作用，经研究，特提出以下安排意见： 一、今年宣传思想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总体要求、工作思路 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十六届四中全会、市委一届八次全会、县委九届三次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中心，服从大局，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创新载体，突出特色，抓住典型，多创亮点，把全乡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工作思路是：围绕一个中心，突出三个重点，做好八项工作。 “围绕一个中心”： 围绕经济建设，人均增收100元这个中心。宣传思想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必须服务于、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因此，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必须按“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国外开放”的“五个统筹”的要求，通过各种有效的宣传形式，宣传好新场，鼓舞群众积极搞好生产建设，营造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 “突出三个重点”： 一是抓好理论武装工作。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学习要按照“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要求，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向新高潮不断引向深入，在“新”字上突破，在“深”字上下功夫，在“实”字上见成效。采取“讲”、“学”、“看”、“议”多种学习形式进行学习（“讲”就是请教师讲授政治理论、市场经济等知识，“学”就是集中学习，认真做好读书笔记，写出心得体会，“看”就是组乡村干部参观交流、观看电教片，“议”就是通过学习、参观等活动开展讨论、演讲）。注重学习效果，真正掌握理论武器，为我乡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智力支持。 二是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按工作性质划分为党建组、精神文明建设组和农村经济工作组，把任务分解到人头，严格奖惩制度，积极向外宣传新场，推荐新场，把我乡的特色和亮点宣传出去，不断提高新场的影响力，促进新场的开发和发展。 三是抓好典型示范工作。结合我乡实际，今年争取抓好“三个文明示范基地”、“职业道德建设示范单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示范学校”和“诚信经营示范户”四大示范基地建设。 “八项工作”： 1、适时开展形势教育活动。利用重要节日，庆典活动，由乡党委牵头，有关单位参与，选准主题，精心准备，在全乡至少开展五次以上的形势教育活动。 2、继续推进“八个一”工程建设。按照县委要求：乡镇要新建一个高标准的示范点，每个村从实际出发建成一个村级示范点。结合我乡实际，2005年拟在石垭村河坝村民小组新建一个乡级“八个一”工程示范点。分别在马腹村马腹村民小组、大马村营盘村民小组、漆树村田坝村民小组、半边街村岩脚村民小组新建四个村级“八个一”工程示范点。使全乡“八个一”工程大面参创率达80%以上。 3、拟开展两次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 4、抓好乡文化站的建设和各村“万村书库”建设工作。 5、抓好宣传阵地的建设。在每村新增设一个专栏架；恢复乡广播站；建立标语审核制度，清除不规范标语。 6、积极开展中华传统道德教育活动。拟在全乡集中进行两次中华传统道德教育活动；在大马村元堡村民小组建立传统道德教育示范点。 7、开展“千家万户民情恳谈”活动。全年拟开展四次以挂片干部为主的“民情恳谈”活动。每个干部必须记好每次“民情恳谈”活动的记录，并书面上报每次“民情恳谈”活动情况。此项工作纳入年终干部个人考核。 8、加强自身建设。宣传委员、宣传干事等从事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人员，要不断提高自身工作能力。理论联系实际，大胆工作，抓准角色意识，外塑形象，内强素质，多学、多讲，与时俱进。确保全乡的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每年都有新突破。 二、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今年各项宣传思想和精神文明建设任务圆满完成 做好新时期的宣传思想工作，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需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需要，关系人心向背、关系事业兴衰、关系党的执政地位。为此，特调整充实了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领导组，指导全乡的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增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真正把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摆上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认真研究，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狠抓落实，使我乡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出特色、上台阶。 附：**乡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领导组名单。 中国共产党**乡委员会 二五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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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

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十六届四中全会、市委一届八次全会、县委九届三次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中心，服从大局，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创新载体，突出特色，抓住典型，多创亮点，把全乡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工作思路是：围绕一个中心，突出三个重点，做好八项工作。

“围绕一个中心”：

围绕经济建设，人均增收100元这个中心。宣传思想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必须服务于、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因此，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必须按“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国外开放”的“五个统筹”的要求，通过各种有效的宣传形式，宣传好新场，鼓舞群众积极搞好生产建设，营造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

“突出三个重点”：

一是抓好理论武装工作。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学习要按照“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要求，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向新高潮不断引向深入，在“新”字上突破，在“深”字上下功夫，在“实”字上见成效。采取“讲”、“学”、“看”、“议”多种学习形式进行学习（“讲”就是请教师讲授政治理论、市场经济等知识，“学”就是集中学习，认真做好读书笔记，写出心得体会，“看”就是组乡村干部参观交流、观看电教片，“议”就是通过学习、参观等活动开展讨论、演讲）。注重学习效果，真正掌握理论武器，为我乡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智力支持。

二是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按工作性质划分为党建组、精神文明建设组和农村经济工作组，把任务分解到人头，严格奖惩制度，积极向外宣传新场，推荐新场，把我乡的特色和亮点宣传出去，不断提高新场的影响力，促进新场的开发和发展。

三是抓好典型示范工作。结合我乡实际，今年争取抓好“三个文明示范基地”、“职业道德建设示范单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示范学校”和“诚信经营示范户”四大示范基地建设。

“八项工作”：

1、适时开展形势教育活动。利用重要节日，庆典活动，由乡党委牵头，有关单位参与，选准主题，精心准备，在全乡至少开展五次以上的形势教育活动。

2、继续推进“八个一”工程建设。按照县委要求：乡镇要新建一个高标准的示范点，每个村从实际出发建成一个村级示范点。结合我乡实际，2005年拟在石垭村河坝村民小组新建一个乡级“八个一”工程示范点。分别在马腹村马腹村民小组、大马村营盘村民小组、漆树村田坝村民小组、半边街村岩脚村民小组新建四个村级“八个一”工程示范点。使全乡“八个一”工程大面参创率达80%以上。

3、拟开展两次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

4、抓好乡文化站的建设和各村“万村书库”建设工作。

5、抓好宣传阵地的建设。在每村新增设一个专栏架；恢复乡广播站；建立标语审核制度，清除不规范标语。

6、积极开展中华传统道德教育活动。拟在全乡集中进行两次中华传统道德教育活动；在大马村元堡村民小组建立传统道德教育示范点。

7、开展“千家万户民情恳谈”活动。全年拟开展四次以挂片干部为主的“民情恳谈”活动。每个干部必须记好每次“民情恳谈”活动的记录，并书面上报每次“民情恳谈”活动情况。此项工作纳入年终干部个人考核。

8、加强自身建设。宣传委员、宣传干事等从事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人员，要不断提高自身工作能力。理论联系实际，大胆工作，抓准角色意识，外塑形象，内强素质，多学、多讲，与时俱进。确保全乡的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每年都有新突破。

二、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今年各项宣传思想和精神文明建设任务圆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