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精选(九篇)
第1篇：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范文
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运动，为百色起义胜利和创建红七军奠定了坚实基础韦拔群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壮族革命志士。1920年10月，韦拔群在广州参加元老马君武领导的改造广西同志会，被推选为政治组副组长。他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是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1921年9月，韦拔群返回东兰后，联络陈伯民、黄大权、牙苏民等一批壮族革命青年，在武篆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和国民自卫军，带头变卖家产购买枪械，加强东兰国民自卫军。从此，韦拔群领导改造东兰同志会，依靠国民自卫军这支农民革命武装，发动各族人民开展一系列经济、政治斗争。
1926年，广西省农民部长陈协五实地调查“东兰农民惨案”，在报告中说：韦拔群领导改造东兰同志会和国民自卫军，在“民(国)十一(年)，向杜琨选、陈继虞、黄若金等清算公款，勒交公枪。同年又反对韦钟璜之勾结自治军窃据县长权位。民(国)十二(年)，易改造东兰同志会为公民会，反对刘日福令派东兰之一万元收束费，自治军黄琦之每牌六元军饷，蒙元良之每牌百斤军米，蒙仁潜之强迫公债”。
斗争由反对东兰土豪劣绅的苛政苛捐，发展到反对地方军阀旅长刘日福、蒙仁潜，并取得最终胜利。韦拔群提出的打倒军阀贪官、打倒劣绅土豪、废除苛捐杂税和实行“社会革命”的政治主张，更加深入东兰各族人民心中。
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斗争继续发展，成为三打东兰县城的壮举，震撼了全广西。1923年7月1日，韦拔群率领东兰国民自卫军(也称农民自卫团)300多人第一次攻打东兰县城，目标是清算东兰全属团务总局长韦龙甫，作战失利。7月31日，韦拔群率农军800多人第二次攻打县城，因有敌军罗文鉴营驻守，攻城受挫。10月21日，韦拔群调集东兰及凤山、凌云、百色等县农军1500多人第三次攻城，经过一天激战，反动县知事蒙元良和团总韦龙甫弃城而逃。农军进城后，破监释放被捕农友，没收土豪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宣布取消苛捐杂税，实行民族平等和男女平等，号召各族人民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
三打东兰城是广西最早的农民武装斗争，东兰因此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策源地之一，韦拔群成为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的著名领袖。
从1921年9月韦拔群经南宁回到东兰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和国民自卫军起，到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胜利举行，以东兰为中心的右江农民运动风暴在广西乃至中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运斗争分为三个阶段：1921年9月至1924年为早期的农运斗争，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改造广西同志会宗旨为纲领而进行的“社会革命”。1925年1月到1927年7月为中期，韦拔群、陈伯民进入广州农讲所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开展农民运动的基本理论和策略方法，返乡后成立东兰县农民协会，开办3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600多名农运骨干，掀起右江农村革命风暴，实行打倒列强军阀和土豪劣绅的“国民革命”，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当时，东兰县农会辖有13个区农会，170多个乡农会，8.7万多名会员，农军有2000多人枪。1927年8月至1929年百色起义，为右江农军暴动和坚持农村游击斗争阶段，实行武装反抗新桂系军阀的“”、“清乡”大屠杀政策，发动了右江10多个县的农军暴动，开展右江农村游击斗争，为百色起义的胜利举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大革命时期，由韦拔群、黄治峰等领导的右江农民运动受到中共中央和广西党组织的高度关注。192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东兰在遭受惨案屠杀之后，“现时经韦拔群同志之努力，又将东兰农民组织好，把土豪劣绅击退至西江之东岸。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景仰”。
1927年4月，新桂系军阀伙同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又在广西全省疯狂实行“”、“清乡”，残酷镇压中共广西党组织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白色恐怖”使韦拔群、余少杰、严敏无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他们从实际出发，于1927年7月在恩隆县百审村和奉议县花茶村，召开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思林、果德6县农会农军代表会议，决定将右江各县农民运动转变为农村武装斗争，以武装暴动反抗新桂系的屠杀政策，宣告成立广西临时军政委员会，推举俞作柏为主席(未到职)，余少杰、韦拔群、陈守和、严敏等5人为常委。
同时，会议决定统一整编各县农军为右江农民自卫军。任命韦拔群为右江第一路农军总指挥，领导东兰、凤山、凌云、百色等县及巴暮、那地等地农军；黄治峰、滕国栋为第二路农军正副总指挥，领导恩隆、奉议等县农军；余少杰、黄书祥为第三路农军正副总指挥，领导思林、果德等县农军。
这两次会议，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为全面发动右江地区农军暴动和坚持农村游击斗争作了准备。8月9日，余少杰、黄治峰率领第二路军在奉议县仑圩暴动，初战告捷，转入山区坚持游击。
8月中旬至9月间，韦拔群率领第一路农军3个团及百色独立大队、那地农军大队，共3000多人举行东凤凌色4县大暴动，围困敌军一个营及县团局武装在凤山县城20多日。敌军增调一个团加～个营进攻东凤地区，第一路农入山区游击，直到1929年夏挫败敌军围剿，重新控制东凤两县广大农村。
在右江沿岸的第三路农军，在余少杰、黄书祥率领下，1927年9月5日起连克镇结、思林、果德县城，都安、向都、那马等县农军也前后举行暴动，坚持和发展了农村游击斗争。
1929年7月初，左派将领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中共中央派代表邓小平来南宁领导广西的党组织，与俞、李建立局部统战关系和开展南宁秘密兵运斗争，准备在适当时机开展左右江的工农武装割据。
这时的形势极利于工农运动的发展，韦拔群直接领导的东凤凌色4县农会农军发展迅猛。中共广西特委在1929年10月20日的报告中指出：韦拔群领导的农村斗争
已进入“没收大地主土地的阶段，有组织的农民16万，可以号召20万农民，有经常的武装1.1千……武装已完全集中，即开始准备反豪绅的反攻”。
这说明，在1929年8月召开广西全省各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时，右江各县农军已发展到七八千人，农会农军控制着广大乡村。农代会结束后，按照广西特委的决定，韦拔群带领前来领枪的东凤农军大队300多人暂住南宁，接受中共党组织派来的教官进行军政训练。
此后，右江各县农军开始进攻圩镇和县城，革命形势更加高涨。10月下旬，中共党组织领导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转移进驻右江城乡。中共广西军委分发从南宁运来的5000多枝枪，加强了各县农军武装，并命令各部队联合各县农军进攻反动团局，发展“工农武装割据”，整编部分农赤军进入第四大队，为成立红军作准备。
遵照中共右江工委的指示，韦拔群、严敏和黄举平在东兰武篆那论村召开中共东兰县党代会，成立中共东兰县委。会后，韦拔群等指挥农赤军攻占武篆镇和东兰县城，东兰县革命委员会进驻县城。颁布《政纲草案》。
到百色起义前夕，右江各县农军已有1.2万多人和近万枝枪，这对百色起义的胜利和创建红七军是极为重要的。后来张云逸总结说：“革命武装的发展，必须依靠地方党和广大群众……我们党选定在这块地区创建根据地是正确的。我们如果不到右江与当地的革命群众会合，便很难在短时间内建成红七军和得到巩固、发展。”
可见，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运动的历史功绩和斗争经验都是极重要的。
韦拔群是百色起义和右江苏区的重要领导者。为创建和发展红七军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宣告中国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红七军是由原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韦拔群、黄治峰领导的右江农民自卫军组成的，辖有3个纵队4000多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军长为张云逸，政委为邓小平，军政治部主任为陈豪人，军参谋长为龚鹤村。
红七军成立后，中共广西前委改组为中共红七军前委，是左右江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邓小平任书记，张云逸、陈豪人任常委。这时，韦拔群担任红七军前委委员、第三纵队长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等重要职务。
遵照红七军前委的决定，韦拔群的主要任务是代表前委领导第三纵队和创建东凤中心苏区。第三纵队由韦拔群任队长，李朴任政治部主任兼党委书记，辖3个营及参谋处、副官处、教导队、特务连、机炮连等直属单位，共有1200多人。
邓小平1931年4月29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1929年，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及东兰农民武装为基础转变成了第七军。”由此可以看出，韦拔群是红七军创始人之一，东凤农军主力是红七军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力量。
百色起义胜利和右江苏区创建之初，第三纵队分散驻防东凤城乡，担负进攻豪绅团局的作战任务。此时，纵队各营的党组织不健全，战斗力不强，韦拔群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军政建设，使第三纵队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党性坚定、英勇善战的红七军劲旅。
1930年1月，韦拔群率领两个营从东凤老区出发，进军七里山区，消灭了凤山、都安、恩隆、果德周边的豪绅团局据点，使东凤老区与右江沿岸苏区连成一片，扩大和巩固了右江根据地。2月初至3月间，第三纵队参加了隆安、平马、亭泗3次大战，在与桂系主力部队作战中，打出了第三纵队的军威。
3月底，红七军前委和军部率领第一、二纵队北上黔桂边界开展游击斗争，以扩大红军影响和筹集军费、武器弹药。韦拔群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奉命带领第三纵队留守东凤凌色老区。
4月初，邓小平从上海回到东兰县武篆乡，会合韦拔群、雷经天，在东凤凌色老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与此同时，韦拔群、雷经天及时帮助黄治峰组建右江苏维埃政府赤卫军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右江沿岸20个赤卫军营开展游击斗争。
韦拔群还指挥第三纵队分兵凤山、凌云、百色、恩隆、都安、那地等县，协同赤卫军进攻豪绅团局据点，巩固和扩大苏区。6月，红七军主力回师右江苏区，7月集中在平马、田州、东兰整训。
第三纵队在建设各级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组织地方赤卫军、开展土地革命、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各项斗争中，不断锻炼和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3000多名赤卫军补充编人红七军，从根本上改变了红七军的阶级成分。
然而，革命形势发生了转折。1930年11月初，红七军在河池举行第一次党代会，接受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传达的“立三路线”和中央指令，进攻柳州、桂林、广州等大城市。新的红七军前委和军部决定，将所辖4个纵队和红八军第一纵队余部整编为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原第三纵队编人第十九、二十师，参加北上远征作战。
11月10日，新的红七军前委和军部率第十九、二十一师7000人北上远征。此时任第二十一师的韦拔群顾全大局，坚决执行前委决议，留在右江苏区坚持斗争。由于第二十一师的主力全部参加了远征，仅留下番号在右江苏区，韦拔群只带着特务连返回东兰，会合第二十一师政委陈洪涛、副师长黄松坚重组部队。
经过紧急动员和调配，韦拔群领导右江特委、右江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12月整编右江苏区10多个县的赤卫军主力，重新组建第二十一师，下辖4个团和2个独立营共3000多人。第二十一师与中共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一起，共同领导保卫右江苏区的艰苦斗争。
保卫右江苏区，最艰难的是3次反“围剿”作战。1931年1月，桂系军阀第七军第十九师师长廖磊指挥桂军、黔军7个团和10几个县民团共1.5万兵力，向右江苏区发动第一次大“围剿”。韦拔群、陈洪涛等部署红二十一师和各县赤卫军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方针，分兵数路与敌周旋。同时利用桂黔敌军之间的矛盾，瓦解黔军两个团。敌军采取“分途搜剿”计划，重点进攻东兰的“三山”。韦拔群、陈洪涛坚守西山，并令各团在红水河、右江沿岸各地出击，共破敌围。5月起，红二十一师利用敌军撤退邕、柳之机，主动出战，粉碎了敌军第一次大“围剿”。
8月，中共两广省委派陈道生来西山，传达中央指示：红二十一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三独立师，领导成员不变；右江苏维埃政府改组为右江革命委员会，由黄举平任主席，各县苏维埃政府也改称县革委会。
同年11月至次年6月，桂系军阀调集第七军和粤系第四军共4个团及地方民团共1万兵力，对右江苏区发动第二次大“围剿”，重点进攻东
兰、凤山老区。韦拔群、陈洪涛等指挥部队避实就虚，歼敌1000多人。12月下旬，粤军两团撤走，红军游击作战重新活跃。1932年春，桂军两团也撤往柳州，敌军由“围剿”改为“围困”。4月，韦拔群、陈洪涛派黄松坚、黄大权和黄举平各率领一批干部向右江下游和黔桂边界突围，开辟新的游击区，以打破敌军对东兰、凤山老区的“围困”。
1932年8月，桂系军阀廖磊率领4个团及民团1万兵力发动了第三次大“围剿”，重点还是东凤老区。白崇禧制定了“军事经济政治同时并进”的“进剿”方针。敌军在东凤老区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厉行合村并屯、保甲连坐的策略，妄图把红军、赤卫军困死、饿死、冻死在山区。9月间，红军在西山、东山和巴暮的据点失守，数百名指战员英勇牺牲。
10月19日，韦拔群在西山突同中被叛徒杀害；12月，陈洪涛在在西山突围中被捕就义。
有江苏区丧失了，但革命火种并没有因此灭绝。中共右江下游党委书记黄松坚和中共黔桂边委书记黄举平等继续英勇战斗，开辟了滇黔桂边红军游击根据地。1936年，红军游击队的活动范围发展到三省边界的28个县。1937年1月，中共桂西区特委成立，领导滇黔桂边革命游击队第三联队、右江上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和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第一、二联队的4000多名指战员。他们不畏牺牲、英勇斗争、前仆后继，坚持到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迎来了南下解放大军凯旋右江大地。
韦拔群领导创建红七军的战斗实践在我党武装斗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韦拔群是红七军的重要创建者和著名将领，他在创建和领导红七军第三纵队开展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和苏区建设的革命实践中，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通过开办训练班来加强部队和地方党建，是韦拔群开展革命斗争的显著特点。他总结办农讲所的经验，坚持通过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的形式来培训党员干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党员干部，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建设。从百色起义胜利之初到红七军北上，韦拔群在东兰主持开办了6期训练班，培训党政干部党员1000多人。
为加强右江苏区的党建、军建工作，红七军前委和政治部于1929年12月20日，制定印发了《红七军通告第二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韦拔群和李朴认真学习理解文件，遵照军前委的指示，在东兰武篆举办党员“中坚同志训练班”，以学习研究《红七军通告第二号》为重点，结合学习《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右江苏维埃政府实施政纲》、《红七军政治部・土地革命》等文件。韦拔群担任训练班班主任讲授党建，李朴讲授政纲，钟鼎讲授军事课。这样，就把党建、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游击战争结合起来，经过讨论答疑，使学员们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这批干部返回部队和地方后，极大地推进了第三纵队的党组织建设和东兰、凤山、凌云等县的党政建设。
1930年4月，邓小平从上海回到东兰后，会同韦拔群、雷经天在武篆开办了党政干部训练班。韦拔群带领第三纵队、赤卫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前来参加，他协助邓小平办班，认真聆听邓小平讲授的《党员须知》等文件，做好笔记，同堂讨论，给全体学员树立榜样。
韦拔群结合革命实践，认真刻苦地学习，自觉坚定党性，做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无条件接受党的领导，无条件执行党给予的一切任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切服从革命整体利益的光辉榜样。邓小平、张云逸给他的题词中，都称他“不愧是模范的共产党员”。
韦拔群还是一个革命的宣传家，他在领导右江武装斗争中，创造性地开展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在韦拔群的领导下，第三纵队和后来的第二十一师，各营连都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政治宣传队和文化山歌队，设立识字阅报室，利用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来开展革命宣传教育活动。
政治思想宣传的教材，主要是红七军政治部编印的革命传单漫画、《士兵之友》、《右江日报》、《工农兵识字课本》、《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右江苏维埃政府口号》、《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中国共产党十大政治纲领》等等，把革命宣传教育和识字扫盲结合起来。
韦拔群还制定了部队政治工作制度，规定各级政工干部要定期与士兵谈话，积极培养士兵骨干选送到军部和纵队教导队受训。韦拔群亲自选调韦国清等一批骨干进入军部教导大队学习。
韦拔群要求各营定期召开各种类型的学习检讨会、文娱赛歌会、报告演讲会，总结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互相交流，并推广普及。韦拔群还特别擅长通过编写山歌来进行革命宣传，右江地区至今还流传韦拔群编写的《从军歌》、《革命歌》、《红军纪律歌》等。
《从军歌》唱道：“劳动群众快快醒，参加革命当红军；青年的同志，应将重任负肩。个个练成铁石坚，不怕死，不贪钱，才算得真正革命。一切障碍要扫除，反动派都肃清，不负红军的威名，唱凯旋。”
《革命歌》唱道：“右，红河红，天下工农一样穷。为何穷?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剥削我们工与农。工与农，快起来!闹起革命把头抬。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从此不受夯。”
《红军纪律歌》唱道：“红军纪律十分的严明，凡我同志都要注意，这是红军主要的生命；我们都是工农红军出身，工农痛苦知道最深，工农的东西得来不容易，一草一木不得害损；没收豪绅地主的东西，不得自己贪污归私，服从指挥上交给养队，遵照规章统一处理；红军处处爱护群众，莫把群众利益害损，若要发洋财即是反革命，严重处分不得留情；为要发扬红军的强威，一切行动要听指挥，上级的命令下级要服从，不论官兵不得违背；无论战争时与平时行军，爱护群众保卫工农，力量强大打得敌人怕，中国革命才得成功。”
这些山歌寓教于乐，军民干群都喜闻乐见，效果极佳。
韦拔群经常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足迹遍及壮乡瑶寨，这在部队和地方都是很出名的。他同瑶胞话家常，与妇女讲革命，这是他的工作特色。邓小平称赞他“最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崇高感情。他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
韦拔群非常注意通过自己的革命言行，在接触群众的各种场合来宣传革命道理，用真诚浅显的话语来打动各族群众的心，鼓舞革命青年跟着共产党和红军干革命。
韦拔群经常教育红军干部战士：“革命人要锻炼出三个习惯来，第一个是立场坚定，意志刚强，不怕难、不怕死，坚决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第二个要有结实的身体，能跑能跳，能吃苦耐劳；第三个对敌斗争要灵活勇敢，大
胆细心，变化无穷。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经得起风吹雨打，死难临头，也能昂然无畏，敢为革命斗争到底。现在我们天天学习、爬山、洗冷水，就是为了锻炼成这样有用的革命干部。”
他教育红军干部战士要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地执行党给予的一切任务。我们是工农红军，要无条件地为工农利益去战斗，我们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
他教育红军的干部战士要树立严格的纪律观念：“革命军队意志要坚强，作战要勇敢机智，还要有严格纪律。宋朝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铁的纪律，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所以能打败金兵。我们的革命军队，坚强勇敢、纪律严明，有群众拥护，我们也能够打败敌人。”
他教育部队干部和进步群众要树立正确的革命战争观：“消灭敌人的力量，固然以红军为主力，然而无各乡群众努力帮助，此项工作必不能实现的。”“要积极做群众工作，深入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起来革命。我们只有依靠群众，红军才能打胜仗，革命才能胜利；如果红军脱离了群众，就会打败仗，革命也就要失败的!”
他教育红军指战员要树立革命前途观：“革命战争是长期艰苦的，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革命前途光芒万丈!有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快出于革命，莫要恋家庭。跟着共产党，做个好红军。为民为自己，事业真光荣。革命战士们，共享幸福年。”
韦拔群坚强有力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对于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红七军第三纵队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对于加强右江党政军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韦拔群在领导右江武装斗争中，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条根本原则。韦拔群在右江苏区军民中拥有崇高的威望，很受右江苏区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的尊重。但是，韦拔群一向自觉坚持党性原则，是模范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秀党员。邓小平称赞他一贯遵守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
在实际工作中，韦拔群经常教育党员领导干部要牢记《党员须知》的这段话：“民主集中制就是党的主要问题，应该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决定，一切问题在未决定之先，党员可尽量讨论，发表个人意见。但在成为决议以后，只有绝对服从决议，上级机关应采纳下级机关意见，下级机关要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指示。”韦拔群每次举办东凤苏区训练班，都强调民主集中制的实行问题，使党员干部和基层党组织重视和坚决实行民主集中制。
1986年1月27日，邓小平在桂林回忆说：“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很大的便利。”
韦拔群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探索总结了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形成了很有特点的军事实践。红七军经理处处长叶季壮1979年回忆说：“韦拔群同志领导的地方武装编入红七军以后，就立即投入正规作战，这对刚从农民游击队改为革命主力军的部队来说，是有相当困难的。但是，在几次激烈战斗中，指战员都打得非常勇猛，十分听从韦拔群同志的指挥，也经得起战事失利的挫折和考验。这一方面表明了这支革命队伍有着较好的革命素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韦拔群同志在部队和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信。”
韦拔群领导红七军第三纵队和第二十一师的游击战争实践，集中体现了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相结合的红军游击战争的思想。在这些方面，《韦拔群评传》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和细致的考订。我赞同该书作者评介韦拔群为红军游击专家，“他以壮族人与生俱来的非凡胆略和勇敢善战的素质，以不搞形式主义而重视客观现实的务实精神，对右江武装斗争的规律进行了探索，摸索出了许多实用的军事斗争经验和游击战术，从中无疑体现出他的创见性军事思维和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火花。”
第2篇：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范文
汉字中把一个月的第一天（即初一）叫做“朔”，中间的那天（即十五）叫做“望”，最后一天则叫做“晦”或“杪”，月份有大月小月之分，所以月的最后一天的“晦”就可能是二十九日，也可能是三十日。七月的晦日就是佛教的“地藏王生日”。而今天七月是小月，地藏王生日是七月二十九日，公历的9月10日。
据佛教《本愿经》中讲：地藏王的俗身是一长老的儿子，他与师子佛相遇后，被师子佛的佛法和佛相打动，就问：作怎么样的修行才能达到师子佛的佛相。师子佛告诉他：你只有身体力行，永久去做超度众生的事，就一定能达到佛的境界。于是，他就在师子佛的指点下作艰苦的修炼，终于修炼成果，成了地藏王，佛教又把安徽的九华山作为地藏王的道场。佛教传说“七月晦日，为地藏佛诞”，于是七月晦日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庆祝地藏王生日。
清乾隆、嘉庆时代的苏州学者郭的《七月晦日》诗中说：
百万千灯并一炬，幽幽鬼火青如雨。
人间哪识那落迦，但闻中有幽冥王。
盂兰盆会佛所传，始自弟子目犍连。
七月卅日夜灯火，考子彼法无有焉。
……
作者认为，佛教的幽冥王、盂兰盆会等人物或节日活动还见诸早期的佛教典籍的记录，而所谓的“七月晦日，为地藏佛诞”只是从明朝以后才出现的，其可信度实在太差；而在《帝京岁时纪胜》、《北京岁华记》中也有完全不同的解释，认为七月晦日烧地香、燃地灯的风俗起源于元末张士诚的故事。张士诚也是元末起兵反元的农民军领袖之一，后来投降元政权而被封苏州，自称吴王。朱元璋部队攻打苏州时，张士诚被杀，这一天是七月三十日，他的部下每年的这一天会燃烛烧香祭拜他，张士诚小名“九四”（又作久思），七月三十日烧的香也被叫做“九四香”或“久思香”。
蔡云《吴》：
脱裙解秽一重重，村妇纷投地藏宫。
砖塔夜来燃珀屑，水灯放后地灯红。
蔡元熙《地藏灯》诗：
金仙转劫降东瀛，教主偏从晦日生。
一点禅灯分宝焰，顿教黑地尽光明。
这里提到了七月晦日地藏王生日的几个活动，即：脱裙、燃珀屑、放水地、点地灯。
以前，中国的医疗技术十分落后，几乎没有避孕技术和措施，妇女只能用延长哺乳期的方式推迟怀孕之可能。而妇女的每一次临产就是面临一次生与死的考验。所以，一个新婴儿的诞生也许就是母亲的殉难，所以，古人也把一个人的“生日”叫做“母难日”。《清嘉录・地藏王生日》中讲：
晦日为地藏王生日。妇女有脱裙之俗。裙以红纸为之，谓曾生一次产者，脱裙一次，则他生可免产厄。
妇女生产时会流大量的血，妇女们用红纸做成裙子，如已生一胎者穿一条裙子，生两胎者穿两条裙子，依次类推，到了七月晦日那一天，妇女们穿着红纸裙在供地藏王的寺院里当着地藏王一件一件地脱下红纸裙，人们认为地藏王会保佑她们下一次生产时的安全。
以前，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很高，人们用此种方式祈祷生产的平安是很正常的事，世界上许多民族大多有类似的风俗。风俗不是科学，当然，风俗也绝不是迷信。
《清嘉录・地藏王生日》中还讲：
点肉身灯，为报娘恩；以纸锭纳寺库，为他生资，谓之“寄库”。
19世纪80年代出版的《点石斋画报》绘有一“点肉身灯”图，配图文中讲：
……最可怪者，殿之四隅有装肉身灯者六人，赤身跣足，以铁钩横贯胸胁间，下缀琉璃灯四十九盏，云是所以报亲恩者。考《经》不云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乡愚不读书，纷纷然为之，其志可谅也，其事不可询也。
从画中可以看到，虔诚的信徒赤膊上阵，把自己的身体当作“蜡烛台”，用铁钩竖的、横的捆绑在自己的身体上，再在铁钩上悬挂49只玻璃油灯，一副痛苦的样子。作者认为：中国儒家认为，人的肉体和毛发是父母赐予的，无故损伤自己的身体是对父母最大的不孝，而这些不读圣贤书的人，他们的行为也许可以谅解，但这种行动实在是愚昧到了极点。
“水灯”又讲作“放水灯”。乾隆时上海人李行南《申江竹枝词》：
地灯放处灿如霞，成道相传是九华。
满路红光似元夕，更教有水即莲花。
作者还写了一条注解：“七月晦，相传地藏开眼目，遍放水灯。”原来，江南民间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平时的地藏王似乎一直在打瞌睡，只有到了七月晦日才睁开眼睛，处理他应该和必须处理的事，于是人们纷纷放水灯和烧地香，引导和提示地藏王必须做的“救灾救难”的事。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
光烛幽沉布绿胜，泉台洞达炯层层。
法王妙相开灵眼，步步生莲簇水灯。
作者原注：
三十日，为地藏王诞。俗谓“大月开眼，小月不开眼”。是晚，街衢并设香火，剪纸作莲花布地，且有以茜草心编为花篮及瓶盆者，名“地灯”。
“水灯”一般用纸扎叠成莲花或纸船，在上面插上小蜡烛，点燃蜡烛后放入小河中，顺其随波逐流。人们认为，流窜于人间的孤魂野鬼也会在水灯或地灯的引领下远离人间，寻找到自己的归宿，没有了孤魂野鬼的骚扰，人间自然就太平无事了。
解放前，江南的吸血虫病患十分严重，这是寄生在钉螺里的吸血虫引发和传布的。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荡的消灭钉螺、防治吸血虫病运动，到60年代时，江南的吸血虫病基本上得到控制和根治，当得知这一消息后，夜不能寐，欣然落笔，写了《七律・送瘟神》，其中有：
借问瘟君何处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纸船明烛”就是风俗的“放水灯”。“放水灯”是古代驱逐妖孽的风俗，驱逐妖孽的目的是为祈祷平安，后来“放水灯”就成了祈祷平安的风俗。实际上，世界上许多民族祈祷吉祥的活动都是从古代驱妖逐魔风俗蜕变过来的。
第3篇：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范文
梦里，王七跋山涉水终于来到崂山，行过拜师礼后，师父要他先去砍柴。日子一天天过去，众师兄弟砍的柴越来越多，王七却仍是一副手无缚鸡之力的模样，并回想起有娘子伺候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舒适生活，决定偷偷溜下山时，王七瞧见师父用穿墙术进了一个院子，他顺着缺口溜进去时，眼见师父随手招来月亮、美食和嫦娥，便又想学会一样仙术再走。师父教会了他穿墙术，告诫他不可动邪念，不想刚赶到家，他即想用此仙术偷盗别人的珠宝钱财。
倒不完酒的酒壶，从壁画上下来的仙女，从月宫里飞来的嫦娥，还有穿墙术，都叫人看得一愣一愣的。也许是这样一些不符合现实逻辑的事物，使得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表面与内里多了一份疑惑与思考。总之，经由那些神秘的事物，就不由得心存了一种敬畏。
多年之后重看，惊讶于这部动画把水墨背景和木偶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在美术方面做得非常成功！颜色古色古香，音乐用了很多地方小曲，优雅而不失幽默。影片的节奏和情节控制得也很好，使得它作为一部彻底的中国动画，而丝毫不逊色于他国家。
《聊斋志异》原著中，对于王七上崂山的经过可以说是寥寥数语，动画片里却作为一个重要部分，从在家里看闲书，想入非非，到黄粱一梦，再到翻山越岭去崂山，这一段描写得很详细，是改编较大的地方。
这种铺垫与原著的直接切题不同，但是也别具风趣。事实上，幽默风趣反讽是本片的最大特色。
王七爬山的场景就很详细：中国水墨山水画的淡妆浓抹作为背景，其清淡的风味，长镜头的拉近与淡入淡出，貌似平面的山水与木偶人物的鲜活生动的结合，有一种惊艳的效果。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质地的杂糅，但却结合得很巧妙，不仅不突兀，反而使两种特质都得到了凸显。
第4篇：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范文
关键词： 地理课堂 生活化 教学反思
20世纪20年代，我国杰出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其老师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生活教育理论，此理论强调“有什么生活，便有什么教育，教育必须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1]。新标准要求“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而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理论与新课程标准理念相一致。生活化的地理课堂有一个重要环节是地理教学反思。地理教学反思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反思，二是教师自我反思。教师要“学会教学”和学生要“学会学习”，两个“学会”促进师生共同发展。
一、课堂导入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教学设计最重要的环节是导入，课堂导入的成败直接影响整节课的成败。利用生活化的情景导入，能够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从熟悉的生活经验入手，自己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
新课标人教版初中地理七年级下册第七章第一节《日本》，讲述的自然灾害与生活联系甚是紧密。例如，汶川大地震就是一则生活化情境的实例。导入：同学们请看视频，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地震，地震造成七万人遇难，三十七万人受伤，一万八千人失踪。对于这场地质灾害，学生在各大媒体关注的也比较多，我们可以从地理学的角度进行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地震？（地震是地壳的剧烈运动）那地壳为什么会运动呢？学生带着疑问仔细听老师讲解：日本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防震措施做得比较完善。借鉴日本的防震措施，学生分组讨论，不同场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做？分组讨论，踊跃发言。这样不仅巩固了所学知识，而且教会了学生在地震中逃生的技能。
二、地理课堂上的生活实例
“学习生活中有用的地理”，说明日常生活离不开地理。人们生活的各方面都和自然地理有密切关系。比如衣，中国的青藏高原地区，那里的少数民族以狩猎畜牧为主，因此他们的衣服往往是就地取材，以牲畜皮毛为主。又如食，我国北方是旱地，南方是水田，所以北方人吃面食，南方人吃稻米。再如住，草原儿女居住在蒙古包里，黄土高坡上的人开凿窑洞居住，福建人住土楼，云南人住吊脚楼，等等。又如行，人们的出行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北方人行走靠的是马，南方人行走靠的是船，所以就有了“南船北马”的格局。
三、地理课堂上的趣味情境
初中生大多比较好奇、求知欲望强烈，所以教师的职责是引导他们学会观察身边的生活。
例如教学“气候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时，教师可以引入小学课文《晏子使楚》里的一句话：橘子生长在淮河以南就是橘子，生长在淮河以北就成枳，枳是苦的不能吃。然后让学生思考其奥妙。又如讲到地形对气候植被的影响时教师可以引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意思是说初夏的时候诗人来到大林寺，山下四月已是大地春回、芳菲已尽的时候了，但是在高山古寺之中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春景――一片盛开的桃花。这句话说明海拔越高气温越低这一气温规律，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下降0.6C°。再如讲到“天气与气候”的特点时，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意思是说东边阳光灿烂，西边雨绵绵，说明同一时刻，不同地方的天气是不同的。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因为大气对太阳光的散射作用，地球表面被大气层包围，当太阳光进入大气后，空气分子和微粒会将太阳光向四周散射。太阳光是由七色光组成，红光的波长最长，紫光波长最短。波长较长的红光透射性最大，能够直接穿过大气，而波长较短的蓝紫光，很容易被大气中的微粒散射，因此我们看到天空呈现蔚蓝色。）
四、地理课堂上的时事新闻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足以说明地理知识非常之广，因此不能局限于课本上所讲的内容，更应该拓宽学习渠道。时事新闻很多都和地理知识有关，我们应该做到活学活用。以前，只要学习课本知识就可以，现在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必须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更多知识，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
例如，2014年3月8日，马航失联这一则新闻考试就可提下列问题：①东南亚的地理位置；②东南亚的自然地理条件；③东南亚的物产。又如，南极泰山站的建成这一则新闻考试会出下列问题：①南极的自然条件；②南极北极的科学考察站分别有哪些。再如，2014年2月7日，索契冬奥会就会考到：①俄罗斯概况；②该时间地球运动的地理意义。
因为受出版方面的限制，书上的新闻都成了旧闻，所以教师要眼儿灵通，广泛关注时事，以弥补教材在这方面的不足。
五、课堂内外的实践活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地理课堂内外也需要实践，我们要将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
例如教完“水资源”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设计社会调查，然后去生活中调查。像我们生活的周围有哪些河流被污染了？有哪些水资源被浪费了？节约用水的措施，你知道哪些？通过实际调查，学生从课堂走进生活，感受到所学地理知识是对生活有用的，提高生活质量。又如，讲到垂直地带性的时候，教师可创设野外教学情境，带领学生去野外实地考察，山体植被的变化是最明显的，让学生爬山，从山脚开始做记录，然后到半山腰再到山顶的植被情况，最后进行对比可知。再如，讲到地图的三要素的时候，让学生绘制学校的平面图，不仅巩固学习的内容而且增强学生学习的欲望。
六、生活化地理课堂的教学反思
地理教学反思的实践包括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反思和教师的自我反思。
1.教师引导学生反思
古人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并不只是把知识教给学生，而是要教会学生怎样学习知识，提高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首先，课前预习反思。学生在学习新课之前要预习，反思预习情况充分与否，以后该如何改进。其次，学生对课堂上教师所讲授的知识进行反思。一堂课下来，知识点掌握了多少，及时查漏补缺。再次，学生对解题的思路和方法进行总结反思。地理方法是否能灵活运用，看有没有更简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学生对自己总体表现的反思。学完一节课的内容后，给自己打个分数，再接再厉。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反思，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态度、学习方式与综合能力、学科成绩等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2.教师自我反思
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从今天的社会现实看，“传道”指教师对学生的德育教育。首先，德育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反思。教育所要培养的是不仅是掌握先进知识和学习方法的人，更是具有社会责任感，能够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人。其次，知识用时方恨少的反思。活到老，学到老。所以教师要不停地充电。再次，教学方法的反思。各种个性的学生融在同一个班级，所以备课不仅是准备知识的教法，还要备学生，预测可能出现什么问题，每堂课都要做到有备而来。最后，教学设计的反思。通过实践教师要不断修改完善教学设计。教师的自我反思，转变了教师的教学观念，使教师的教学水平获得一定提升。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理论就是最好的老师，生活化的地理课堂可以让学生轻松地学习地理知识；生活化的地理课堂的教学内容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生活化的地理课堂，利用学生熟悉的生活体验更好地理解地理知识，将那些抽象的地理原理通俗化。生活化的地理课堂的教学反思最终的目的是学生会学、教师会教。
第5篇：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范文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鄂豫边 早期军事活动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横亘于大别山脉的鄂豫皖苏区，就其幅员之大、人口之多而言，仅次于中央苏区。大别山上红旗漫卷，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鄂豫皖苏区是以鄂豫边革命根据地为基础，融合豫东南和皖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在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我党进行了不懈的艰苦斗争和军事活动，正是这些艰苦斗争和军事活动，为鄂豫边根据地扎根壮大，成为威胁和动摇反动统治的重要革命基地之一，有力地支援和配合其他根据地红军和人民的斗争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黄麻起义
湖北省东北部的黄安、麻城等县是中国共产党活动较早的地域，早在1925年，黄安、麻城就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八七”会议后，湖北省委指示黄麻党组织准备武装暴动。9月下旬，黄麻两县武装农民在20多个地方举行暴动，逮捕土豪劣绅，示威游行，打击反革命势力，史称“九月暴动”。 九月暴动失败后，十一月中旬，黄麻人民在鄂东特委领导下，英勇地举行了武装起义，数万武装起来的农民一举攻克黄安城，建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麻起义在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次武装起义，反击了反动派的屠杀和进攻，鼓舞了当地广大革命人民的斗争。起义后，在鄂豫皖边区建立了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使土地革命的口号更加深入人心，是鄂豫皖边区土地革命和革命政权建立的先声。
黄麻武装起义，向这个地区的广大人民深入宣传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创建了鄂豫皖边区的第一支革命军队，成为后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农红军的最初来源和骨干力量。但是黄麻起义也有它的不足和缺点，主要是对革命低潮的总形势认识不足，没有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没有及时地将工作重点，领导中枢机关转移至偏远的农村和山区，死守县城。黄安农民革命政府仅存在21天，就在敌人的反攻下，被迫退出了县城，丢失了革命政权，鄂东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然而，黄、麻两县党组织和起义部队的领导者没有在挫折面前悲观失望，他们及时地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继续在艰难的环境中，探索着坚持长期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
二、转战木兰山
十二月下旬，黄麻地区党组织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的一些领导人在黄安县北乡木城寨召开会议，讨论当时黄麻地区的政治形势和我军的任务，一致认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不能老停留在中心区（即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要打出这个圈圈，把敌人牵走，以减少中心区的损失。”会议决定去木兰山地区活动，以木兰山暂作立足点，避实就虚，徐图发展。1928年1月1日，鄂东军奉湖北省委指示，在木兰山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从此，第七军踏上了新的征途――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不少胜利。
从1927年12月初黄安县城失陷，到1928年3月第七军在木兰山开展游击战，这四个月是鄂豫边界的党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转变阶段，即撤离中心城市，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尤其是木兰山区的游击战更是有声有色，百人左右的队伍，竟在接近武汉的木兰山转战了四个月没被敌人打散。相反，壮大了自己，打击了敌人，并在作战实践中，初步总结出了朴素的游击战术原则，为以后游击战术思想的形成和完备，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创建柴山堡根据地
1928年4月，黄麻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敌十八军与十二军发生冲突，驻黄麻地区的十二军撤回河南。于是，工农革命军的领导人决定：“返黄麻再次组织暴动。”并取得了“二次暴动”的成功。
然而敌十八军在赶走了十二军之后，就加紧了对革命力量的进攻，我军在与强敌的周旋中，往往一日数迁，得不到休整，给养非常困难，当地党组织和第七军领导人从木兰山流动游击的经验中，更加迫切地感到，要对付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找一个稳固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的依托。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单凭流动游击，是不能坚持长期武装斗争，战胜优势敌人的。五月间，他们在黄安县檀树岗以西的清水塘召开会议，决定开辟柴山堡地区的工作，以便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立足点”，作为我军对敌斗争的战略基地。“这个决定，实际上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的萌芽，是第七军发展里程上的重要关键。”
清水塘会议后，第七军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艰苦的根据地开创工作。6月5日，清水塘会议后的第三天，第七军打了开辟柴山保的第一仗――河南湾战斗。此役胜利后，利用短暂稳定的有利局面，七月下旬，第七军在柴山保尹家嘴召开了重要会议，主要内容是：整编军队，部署建党、建政，会议还决定普遍实行五抗――抗租、抗棵、抗税、抗债、抗捐。开始没收地主财产和土地，进一步发动农民。
尹家咀会议是柴山保安家后的第一次会议，整编军队，建党、建政，实行“五抗”等问题的决定，具有重要意义。同当时在井冈山正在实践的、不久系统总结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即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的思想那样，鄂豫边区的共产党人，也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中前进。此后，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基本是沿着这一路子逐步建立起来的。
与此同时，遵照上级指示，会议决定将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由于这一时期作战较少，军事工作除了红军自身建设外，主要是改造红枪会，建立赤卫军和赤卫队。对农民自办的枪会，党采取了团结教育的方针。对地主控制的红枪会，采取了分化改造的政策。在团结改造红枪会的同时，为了尽力稳定根据地的局而，党对地主阶级的不同阶层，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即争取开明分子，中立中小地主，打击恶霸大地主。对于中立中小地主，党采取“为绅不劣和有土不豪者不杀”的政策；对大地主也不是一律统统打倒，而是利用矛盾，一个个地打。实践表明，党在柴山保根据地内所采取的利用矛盾，区别对待，各个击破的对敌策略是成功的，这在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盛行的气候下尤为可贵。
四、鄂豫边根据地的形成
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到1929年，鄂豫边根据地和红三十一师都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割据区域：北起光山陡山河、罗山宣化店，南到黄安八里湾、尹家河，西自孝感水东岸的店、小河溪，东至麻城北部黄土岗、福田河以西。纵横约170余里。在此区域内，除黄安县城、七里坪、新集等少数敌孤立据点外，均为红色区域。
根据鄂豫边界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1929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鄂东北特委改组为鄂豫边特委致豫南特委信》，决定将商城、光山、罗山、黄安、麻城、黄陂、罗田、黄冈八县，划为鄂豫边特区，鄂东北特委改为鄂豫边特委。
1929年11月20日，中共鄂豫边区第一次党代会在柴山保的胡子石召开，会议制定了一系列的决议，在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三个方面都认真总结了经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如《军事问题决议案》认真总结了军事斗争的经验，制定了红军的正确建军原则和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决议规定，红军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这同红四军在井冈山及转战赣南、闽西时所运用的游击战术原则基本一致，这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为红军展开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
关于政权建设，会议作出了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关于党的建设，会议要求用“六大”决议的精神开展党内教育，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地方观念，进一步提高党的战斗力。
12月27日至29日，鄂豫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这个“细则”是党的文献中一个重要文件。
第6篇：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范文
――编者
河南确山境内群峰竞高，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1921年这里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杨靖宇等共产党人在确山领导了农民暴动和1927年刘店秋收起义。确山竹沟还是中共鄂豫边区委、中共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抗日名将彭雪枫1937年在竹沟创办《拂晓报》，并率领新四军抗日游击支队开往豫皖敌后战场。
出确山县城西南二十多里，有一个叫芦庙的小山村。这里原为国有薄山林场的一个工区，1967年改建为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之后转为驻马店地区农业学校，1980年复归为薄山林场工区。如今，当年的干校宿舍还在，大食堂兼大礼堂已是断壁残垣，墙上的语录和大字标语依稀可见。中国当代新闻事业的先驱、著名新闻工作者范长江就殉难于这里的一口水井里。
范长江究竟在这里度过了怎样的最后岁月？
战地记者
范长江，原名范希天，1909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赵家坝村。风起云涌的大革命对范长江影响深刻，青少年时代的范长江为了寻求真理，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进入20军学兵营，随后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不久，起义部队转战广东潮汕失利，范长江在撤退中与部队失去联系，一度沦为乞丐。1928年夏，范长江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乡村行政系，1932年1月进入北平，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半工半读生活后，下半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参加了“辽吉黑热抗日义勇军后援会”，以“热河战地记者”身份随一支物资支运输队前往东北，为南京的《新中国报》和《民生报》写战地通讯，但出师不利，队伍在途中遇到土匪袭击。历尽艰辛回到北平后，范长江开始对抗日军事问题进行研究，并计划到江西苏区和中国西部考察，但未能成行。
1934年下半年，天津《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负责人约范长江为《大公报》写稿，每月固定稿费15元。范长江认为报纸应该回答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与报社商议以《大公报》记者名义赴各地采访，报社答应只付稿酬，不给薪金和差费，文责自负。1935年春，范长江从天津塘沽码头乘轮船起程，经烟台等地到上海，再溯长江而上，进入四川，在《大公报》上发表多篇纪实通讯。7月14日离开成都，沿着崎岖的山路，经江岫、平武和甘肃岷县，经兰州去敦煌、玉门、西宁，北至宁河、五原，历时10个月之久，一路考察，写出《过陕甘之经过》等旅行通讯，首次真实、客观地向全国报道了红军长征的消息，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这些文章后来编入《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发行，轰动全国，一版再版。回到北平后，范长江成为《大公报》正式记者。绥远抗战爆发后，他立即奔赴前线，写出《白灵庙战后行》、《忆西蒙》等战地通讯。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范长江预感中国政局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立即从绥远赶到西安，1937年2月4日下午，在杨虎城将军公馆见到，采访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等重大内容，并提出去延安采访和会见的请求。2月9日，在博古、罗瑞卿陪同下到达延安，成为中国新闻界以正式记者身份进入延安采访第一人。当晚，在窑洞里与范长江促膝长谈，讲述了红军长征北上的详细经过，并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以及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作了精辟论述。2月15日，范长江在《大公报》上发表《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不仅真实地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而且清楚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当天下午，《大公报》从上海运到南京，正在召开五届三中全会的看到自己的谎言被揭穿，不禁勃然大怒，将正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痛骂一顿，命令此后严加检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远在延安的则真诚地致函范长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
全面抗战爆发后，范长江立即投入紧张的战地采访中，他到中共中央驻太原办事处见到主持抗战工作的彭雪枫，提出派记者随八路军采访的要求。电告彭雪枫：“欢迎《大公报》派随军记者，尤其欢迎范长江先生。”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范长江写出《卢沟桥畔》、《淮上血战记》、《血溅台儿庄》等战地通讯。1937年11月8日，在的直接指导下，范长江与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驱胡愈之等团结全国广大进步记者，组成“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此为中国记协的前身，这天，也成为后来的中国记者节，用范长江名字命名的“新闻奖”也是当今中国青年记者的最高荣誉奖。
1939年5月，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由作为介绍人，范长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指定与、李克农单线联系。“皖南事变”后，下令逮捕范长江，范长江在党组织安排下，辗转来到香港，创办我党在海外的机关报《华商报》。香港沦陷后，范长江回到桂林，1942年7月进入解放区，先后担任过新华社华中分社、华中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华中新闻学校校长，为党在华中解放区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和平谈判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范长江被指名由华中解放区飞抵南京，担任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和中共对外发言人。他不仅要经常代表团的各种宣言，还要接待各界人士来访，回答各种问题，宣传中共中央的改革和主张。
1942年2月，范长江西渡洪泽湖，从新四军军部来到淮北根据地新四军四师师部驻地半城镇大王庄，淮北新闻界齐聚拂晓报社，欢迎范长江的到来。范长江身着灰布军衣，腰束皮带，扎着绑腿，线袜布鞋，在彭雪枫师长陪同下来到报社，应邀作报告，对敌后办报谈了具体意见。根据形势要求，新华社淮北支社成立。4月举办了由各级、团直属宣传队、剧团、报社工作人员参加的文化大队集训，内容有政治、戏剧、舞蹈、音乐、美术等。范长江在淮北停留月余，与贺绿汀等为学员授课，范长江主讲新闻业务知识。
范长江和彭雪枫在交往中曾经有过几次合影留念，但这些珍贵的照片都在战火中损毁和遗失，只留下几封书信，现珍藏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为后人留下永久的纪念。
动乱年代
北平于1949年1月31日宣告和平解放，时任新华总社总编辑的范长江率领一批“新闻兵”，跟随先头部队开进城内，奉命接管在北平的各新闻单位，筹办北平解放后的第一张党报――《人民日报・北平版》。考虑到市委刚刚进城，时间紧、人手少，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召集范长江等人开会，询问有什么困难，是否先出对开两版，然后再出对开四版。范长江认为，的《华北日报》出对开四版，我们是胜利者，无论如何不能少于四版。况且两版容量太少，很多内容不好安排。《人民日报・北平版》如期出版，1950年1月，范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在那紧张的日日夜夜，他每天睡眠不足4个小时，和编辑记者一直值夜班，讨论修改稿件，政治上和文字上严格把关。他说：在时局艰难的时候，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1961年，范长江在《记者工作随想》中写道：“一个记者最基本的锻炼就是群众观点锻炼……记者应该活动在群众中，他是人民群众中间的一个活动家，了解群众的动态，思想感情，熟悉群众的生活和问题……只要我们能在群众中扎下根，同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那么就可以根据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去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这样做大致是不会错的。”
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历任上海市管会副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科协党组书记等职，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科学技术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青山永恒
“”开始后，范长江受到残酷迫害，被诬陷为“三十年代老手”，被宣布停止职务，接受无休止的批判，他在报章上写下数百万字的新闻作品，成为“百口莫辩”的罪证。造反派多是些大学毕业刚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和工厂工人，他们并不了解范长江的经历和为人，对范长江在人民日报的工作也一无所知，只见他曾是“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的名记者，便对他胡批乱斗。范长江已经年近六旬，又患有高血压病，站在台上脸色苍白，任凭造反派怎样乱吼乱叫，他都一言不发，表达无言的抗议。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洋洋万言的《我的自述》，认为自己工作中虽然有缺点和错误，但决不是什么“老手”，而是一个称职的进步新闻工作者和革命者。
1969年8月，家人接到通知，范长江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家属可以去见一面，行前允许全家团聚一天。家人赶到机关时，一个“负责人”在“训话”中趾高气扬地始终把脚跷到桌子上，满口污言秽语。范长江忍无可忍，毫不客气地拍起桌子反击，气得对方当场大叫“范长江太嚣张”，他对对方的评价则是：“懂什么，二流子！”
中国科学院确山芦庙五七干校1968年开始选址、建设。1966年5月7日，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生产的报告》后，给写了一封信，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一指示被称为“五七指示”。据统计，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各省共创办五七干校106所，下放干部、家属十余万人，仅河南南部就有中央各部委创办的五七干校三十多所。五七干校选址大多为劳改农场、国有农场、林场所在地。创办五七干校，也是安置被打倒和精简干部的需要。是学校，却没有教员，只有“反面教员”，那就是被打倒的各级领导干部。
1969年3月，被定性为“反革命”、已遭长期关押的范长江随中国科学院首批500名劳动改造和接受锻炼、批判人员乘火车到达河南确山火车站。从确山县城到芦庄没有公路，大家乘解放牌卡车走确泌公路到邢店后，顺河道而下到芦庄，五六十里崎岖的河道和山路，整整走了一天时间。到达目的地时，人们早已疲惫不堪。第一批到达五七干校的人分为两班，一班300人搞劳动生产，一班200多人搞基建。范长江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建房子。范长江属重点监管对象，总是被分配干最苦最累的活，经常干的是搬砖头、挑运泥灰等重体力活。1969年8月，在建设五七干校食堂时，范长江负责为北屋山头上送砖，在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范长江动作稍慢了一点儿，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到地上，他一声不吭，趔趄着从地上爬起来，艰难地攀上两米多高的建筑架，继续一丝不苟地工作。
五七干校地处瓦岗公社芦庄村东北角，时任芦庄大队会计的倪炳银成为五七干校的直接见证人。倪炳银介绍说：五七干校白天搞基建生产和劳动，晚上要搞斗私批修和大批判，范长江总是大批判的靶子，大喇叭里经常传出大批判的吼叫声。在批判会上，范长江站立在中间，其他人坐在四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发言，发表对“反革命”的仇恨，对“最高指示”的忠诚，少不了有对范长江吐唾沫或拳打脚踢的。范长江经常身穿偏黑的中山装，因为是反革命罪，他的名字基本上被“反革命分子”所代替。平时除集体劳动外，不准与外界接触，不能自由活动，否则非打即骂，所以特别引人注意，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范长江沉默寡言，村民们也不能近前说话，只能远远地抱以同情的目光。
当时五七干校有近千亩田地和近百亩果园、20亩菜地，如果基建上没有什么重活、累活干了，就让范长江去挑大粪浇菜园。一担大粪有50多公斤重，范长江没干过这种活，又上了年纪，身体状况也不好。有一次挑大粪时，腰还没伸直，两桶大粪泼了一身，屎尿味熏得他差点闭过气去。但监管人员不允许他换衣服。就这样，范长江带着满身屎尿，一直干到歇工。
青少年时代出生入死的磨砺，使艰苦繁重的劳动对于范长江来说算不得什么，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人格的污辱和没有自由。五七干校其他人员空闲时可以与周围老百姓接触，范长江却不能自由活动，就是每日三餐排队打饭，范长江也必须排在最后边。别的人可以买肉吃，而范长江却不能。食堂的饭经常不够吃，剩下的才能给他吃，没有了他就只好饿肚子。有时范长江排队排到前面，也会被监督人员拉到最后面，还少不了挨骂和巴掌、拳头。
在难得的劳动空隙，范长江常常在监管员阴鸷的目光下，默默地眺望远山近岭，蓝天白云，山岭河流，树林飞鸟，静谧的山野风光给予他心灵的慰藉。这里曾经是他的战友彭雪枫将军率部东征的地方，是新四军健儿纵横驰骋的战场，他也许想起当年战地记者的枪林弹雨，想起与彭雪枫将军在淮河岸边的促膝长谈，想起远在北京下落不明的亲人，也许是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深感忧虑。
1970年10月22日晚，天下着蒙蒙细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批斗会一直开到深夜。23日早晨，五七干校的大喇叭吹起床号，人们陆续起来洗漱、吃饭、上工，监管人员却发现不见了范长江，便派人到处搜寻。7时左右，有人在五七干校大门前五六十米处的菜园子旁一口深7米、直径1.5米左右的水井里，发现了漂浮在水面上的范长江的尸体，他只穿着一身单薄的衣服。虽是人命关天，干校领导却不以为然，上午10时许，从隔壁的芦庄加工厂叫了几个工人，用塑料布裹着尸体，抬到离干校700米远的一个山涧里，草草掩埋。一代名记者、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创始人就这样告别了人间，终年61岁。无休止的身体和心灵的折磨，一连串的政治事件，使视荣誉为生命的范长江心灰意冷，最后无言地走向他整日劳动的菜园，投身于水井，在碧波清泉中得到灵魂的解脱，也表达了对龌龊时世深深的抗议。在这里还埋葬有五七干校的另外两位殉难者，据说他们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游泳时不习水性而溺水身亡。
遥想当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聚集了一大批精英人物，而当地老百姓也说不清都是些什么人，更不知道范长江的大名，直到今天也搞不清他的官有多大、学问有多深，只知道那是一个个子不高、身材稍胖的人，平时很少与人打交道，走起路来也是心事重重、愁眉苦脸。村民们甚至想，五七干校整天大米白面，星期天还放电影，这样的日子还能不舒心吗？
范长江去世后，有关方面一直封锁消息，家属深感不平，写了一封申诉信，送到新华门值班室。在信上批示：“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按革命干部待遇。”有关方面封锁消息很久以后，家属才获准前往确山，在好心人的指引下，在野草萋萋的山麓下找到范长江的遗体，在当地火化后带回北京。1978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为范长江昭雪，恢复名誉，主持了追悼会。
1979年2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五七干校陆续停办。当年的人们无论是管理者、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都回到生活本来的轨道上，有的苦尽甘来，有的堕入十八层地狱，有的被千夫所指。五七干校东倒西歪的青砖红瓦房、被填平的水井、大礼堂里乱堆着的麦秸，默默地记录着一段曾经过去的历史。一切都可以改变，唯一不能改变的就是历史。
范长江生前曾写过一首纪念鲁迅的诗：“横眉冷对众虎狼，俯首甘为牧牛郎。层层迫害骨愈坚，种种欺蒙瓦上霜。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坚持真理勇战斗，先生火炬照四方。”这也是范长江光明磊落、追求真理、无私无畏人生的真实写照。
第7篇：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范文
北伐名将，战功卓著
1896年11月9日，李明瑞出生于广西省北流县清湾乡朱砂地村一个贫困农家，父亲是名私塾先生，家里租种着村里地主的几亩薄田。在做过武秀才的舅父俞崇阶支助下，李明瑞相继读完了初小、高小，并于1917年夏在广西玉林五属中学高中毕业。
1918年夏，李明瑞考取了滇军讲武堂韶州分校第一期炮科。1920年秋毕业后，被派到讨袁护国军第二军当排长，是年冬天随部调回广西，驻防玉林。之后，李明瑞奉命率部剿匪，两年后因战功升至营长。
1923年起，李明瑞率部参加了李宗仁、白崇禧新桂系同沈鸿英、陆荣廷等旧桂系及入侵广西的广东军阀陈天泰部、云南军阀唐继尧部的战争，身先士卒累立战功缴获众多，于1925年5月升为团长。
1925年10月，时任桂军团长的李明瑞率部参加广州革命政府领导的讨伐广东南路军阀邓本殷的战争，与广东陈铭枢部紧密配合，连克茂名、化州、高州、廉州、钦州，全歼邓逆，平定南路，巩固了两广北伐根据地。
1926年夏，北伐战争开始，广西李宗仁新桂系四个旅编为北伐军第七军参加了战争，李明瑞任第二旅旅长。北伐战争中，李明瑞率部转战于湘、鄂、赣、皖、苏各省，屡建奇功。在夺取汀泗桥、贺胜桥的战斗中，李明瑞先后配合主力叶挺独立团与敌人激战，打垮了军阀吴佩孚主力。而后挥师东指，消灭孙传芳主力两万余人，迫使南昌守敌开城投降。1927年6月，李明瑞升为第七军副军长。1927年7月，孙传芳率“五省联军”偷渡长江，向南京全力反攻，攻陷了栖霞山。李明瑞坚决迎敌，身先士卒，带队猛冲，攻克栖霞山。继而投入龙潭大战，血战七昼夜，俘虏大批敌军，缴获无数武器，孙传芳部队终于全军覆灭。从此，李明瑞成了北伐军赫赫有名的“虎将”。
临阵倒戈，入主广西
战功赫赫出身贫苦的李明瑞其实是个极有正义感的男子，很早就对旧军队阵营中军官们的相互倾轧勾心斗角深恶痛绝，对民国以来军阀之间连年战争导致民不聊生的情景忧心如焚。身为桂系高级将领，李明瑞虽然对现实不满，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但也无计可使。
1929年初，李明瑞部驻防湖北武汉。其时，以北伐已经结束为由，提出裁减军队，减轻财政负担。而蒋提出的编遣方案，主要是削减李宗仁、冯玉祥等部的兵力。这就使桂系李宗仁大为不满，双方矛盾激化，蒋桂战争一触即发。
1929年二月，中共广西省委派遣时任北流县委书记的李明瑞的表弟俞作豫和香港共产党员梁君始，前往武汉到李明瑞部队中做兵运，力促李明瑞进行“倒挂”事宜。俞作豫和梁君始对李明瑞做了数次长谈，使李认识到，北伐虽然结束了，但天下并没有太平，只不过是由等新军阀取代了旧军阀。一旦蒋桂战争爆发，将会造成无数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给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李明瑞决心脱离桂系，不打内战，力解民众于倒悬。
1929年3月27日，蒋桂战争爆发。当天，时任桂系第7军军长的李明瑞指示所部按兵不动，并暗中联络旧部、桂系整编43师师长杨腾辉背弃桂系投向。4月2日，李明瑞、杨腾辉率所部五六万人阵前宣告独立，不参加蒋桂战争。
李明瑞、杨腾辉的倒戈，直接导致桂系失败，蒋桂战争很快结束，李宗仁通电下野，逃往香港。
1929年5月 ，派原桂系左派将领，与李宗仁有隙的俞作柏（李明瑞表兄）任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任军事特派员兼广西省绥靖司令，率十五师、五十七师、四十三师等部队入驻广西。李明瑞和俞作柏成了广西的最高军政长官。
两江起义，名垂青史
刚做了广西的军政长官，已在内心接受了共产党主张和思想的李明瑞立即做出了很多对人民对革命有益的事情。他下令解散了被桂系军阀爪牙所把持的各级党部；逮捕和镇压了那些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反动分子和“”中的骨干分子；释放了在“412”反革命中被捕关在牢房里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并吸收他们到其军政机关中工作。1929年7月，李明瑞又极力邀请中共中央派员来广西工作。于是，邓小平、陈豪人、龚鹤村、张云逸、叶季壮等40多个得力干部先后来到广西，李明瑞将这些人全部安排在广西的军政机关和部队担任要职。其中张云逸被任命为广西教导大队副大队长、南宁警备五大队大队长，邓小平任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兼秘书长。李明瑞听从张云逸的建议，清除了教导大队和警备五大队中的反动军官，安排了100多名共产党员做中下级军官，这样，广西教导大队和警备五大队就成了我党掌握的公开武装。8月下旬，李明瑞指示给共产党员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自卫军发枪300支。农民自卫军300多人，在南宁公开进行训练。
1929 年10 月初，李明瑞、俞作柏发起反对的战争，率部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堂部。但不几天，李手下的三个师长黄权、吕焕炎、杨腾辉均被收买叛变，向李、俞反戈一击。李明瑞只身逃回南宁，俞作柏仓惶出走香港。
1929年10月上旬，李明瑞在南宁召开军政会议，重新布署，退作长期斗争。所有未附逆部队及总部直属各营、警备第三、第四、第五大队、教导总队，统归南宁警备司令部指挥调遣，司令一职，派张云逸兼任。此时，命令黄权、吕焕炎、杨腾辉率部进袭南宁。大军压境，李明瑞兵力薄弱，只得指挥所部退守左右江地区。10月14日 李明瑞和俞作豫率领警备第五大队离开南宁开往龙州。张云逸利用警备司令的职权接管了广西省军械库，将其中的六千多支步机枪、大炮、电台和大批弹药装了九十余只大木船，由水路运往百色。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带警备第三、第四大队和教导大队撤退到百色。
1929年11月初，李明瑞阅读了邓小平送给他的《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浅说》等革命书籍，从根本上认识到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有出路。从而转变立场，决心彻底脱离军阀营垒，毅然投身革命。这时，邓小平和张云逸在百色商议举行起义，并吸纳李明瑞参加起义。11月中旬，邓小平亲赴龙州，面劝李明瑞参加百色起义，李明瑞欣然应允，并和邓小平一起回到百色策划起义。 1929年12月11日，一面镶有斧头镰刀的红旗在百色山城冉冉升起，数千名各族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市民隆重集会，百色起义胜利举行，中国红军第七军在此诞生。
百色起义后，李明瑞从百色回到龙州，筹划举行龙州起义。1930年1月，经邓小平介绍，李明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2月1日，广西警备第5大队和龙州工人赤卫队、农民赤卫队共2000余人，在龙州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俞作豫任军长，邓斌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7、红8军总指挥。至此，广西红军发展到7000人，红色区域扩展到20多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万里征战，挥师江西
右江革命政权刚刚诞生，就遭到敌人疯狂镇压。重新回到广西主政的李宗仁令心腹李琪带四个团的精锐敌军攻打龙州。李明瑞和俞作豫带红八军出城拒敌。敌众我寡，战斗异常惨烈，俞作豫当场战死，李明瑞带领剩余的红八军将士撤往百色，同红七军汇合一处，统称红七军。
李宗仁指挥李琪部和杨骏昌团、覃兴团、蒙志仁警卫第二团及岑建英的第八独立营万余敌军从南北两面向百色进击。李明瑞和张云逸带红七军做了坚决抵抗。敌强我弱，在遭受重大伤亡后，红七军撤出百色。
1930年3月初，红七军前委在盘阳举行会议。李明瑞提议，为对付优势兵力的敌人，决定主力转移到外线开展游击战，以扩大红军影响，打乱敌人合击部署。李明瑞、张云逸带领红七军5000多人，从河池出发，连克怀远、四把、古宜、思恩等城镇，缴获枪支600余支，子弹十多万发，现洋数万元。5月，红七军进入贵州，李明瑞指挥部队攻克榕江县城，打开军阀王家烈的军需仓库，缴获大批电台、被服、辎重。
1930年6月，李明瑞指挥红七军回师广西百色。6月4日，红七军经过浴血奋战，光复了百色城，接着红七军挥师西下，收复右江沿岸的田州、平马、思林、果德等县城，部队发展到7000余人。
但是，广西革命形势刚刚好转，中央特派员邓岗来到广西百色，命令红七军贯彻李立三“左”倾路线，攻打柳州、桂林等大城市，在广东小北江建立根据地。李明瑞等人不以为然。但顾全大局，只得同意。
欲攻打柳州，就得先占领沿途的一些县城。两个月的时间里，红七军攻四把，战长安，袭武冈，虽然打得英勇顽强，却因敌众我寡而节节失利，指战员由七千人减员至不足四千人，始终未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李明瑞毅然决定，红七军急行军奔袭广西全州城，以便解决部队的给养。
1931年1月2日，红七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全州县城，筹得军饷数万元。红七军在全州召开了前委会议，大胆决定放弃攻打柳州、桂林的计划，向湘桂边挺进，进入江西同中央红军会师。
就这样，李明瑞指挥红七战桂、黔、湘、粤、赣五省，历时近二个月，行程7000里，经历了奋战梅花村、强渡乐昌河和崇义突围等大小战斗百余次，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终于在1931年3月在江西永新县天河镇与红一方面军的湘赣独立师胜利会合。
1931年4月，中央革命根据地总前委指示成立“河西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湘赣苏区赣江以西的红七军、红二十军和独立一师，任命李明瑞为总指挥。
1931年5月，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为策应我中央红军反围剿，李明瑞指挥所部进攻安福县城。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亲自率领警卫连冲进敌群，消灭敌人一个团。接着指挥红7军乘胜前进，连克茶陵、安仁、遂川等城，有力配合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
1931年8月，对我江西革命根据地展开第三次围剿。李明瑞带部东进，参加反围剿作战。8月9日，红七军在李明瑞指挥下，歼灭龙岗之敌二个团，俘三百余人。
9月下旬，李明瑞机智神速地指挥红七军连夜急行军一百多里，赶至方石岭，紧紧咬住逃敌的尾巴，配合友军消灭了韩德勤一个旅。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
错误“肃反”，将星殒落
李明瑞率部辗转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央苏区和国内其它苏区一样，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肃反活动，做过高官的李明瑞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央保卫局眼中的“假革命”、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军阀”。1931年7月，红七军和红二十军编在一起，成立了新的红七军，李明瑞任军长。江西保卫局局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亲自赶到红七军，把从苏联归来的，热衷于“肃反”的葛耀山安排做了红七军政委，以便掣肘李明瑞。李韶九还把李明瑞用了多年的两名警卫员赶到连队做了战士，让自己保卫局的两名特工做了李明瑞的贴身警卫。这样，李明瑞的一举一动便随时处于江西保卫局的监视之下。李韶九还授命葛耀山和那两名警卫员，可以随时处决李明瑞。
红七军政委葛耀山背着李明瑞军长成立“肃反委员会”，以改组派名义在红七军中进行“肃反”。李明瑞被怀疑为改组派头子，不得参与“肃反”，只派其负责作战及筹军饷。
第8篇：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范文
在历代文人骚客吟咏武夷诗中，首先全面概括描写武夷风貌的是朱熹的《九曲棹歌》。“棹”即船浆，棹歌就是舟子渔夫所唱的歌。朱熹这首用民间乐歌形式写的《九曲棹歌》，是对武夷山九曲溪的全景扫描，也就是描绘九曲溪的一幅长卷佳作，被刻石在九曲溪畔。
一曲：虹桥一断，万壑千岩
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
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
神仙飞升后，山水才露出真容，迎来无数歌咏者，为人间开辟新天地。从自然崇拜到审美再到生态科教，中国山水文化的历程和精髓，正体现在这一曲里。
一曲的标志是大王峰和幔亭峰。它们是神话故事中仙人武夷君宴请乡人的所在，也就是“幔亭招宴”的所在地。有人说这个神话来自当地古越人的远古传说：天上的神星，主宰人间祸福；他们有幸降临到武夷山，化做一座座山峰，成为膜拜的对象。这听起来就像中国版的外星人光临地球。其实这种将自然神灵化并加以崇拜的传统，几乎与中国的历史一样久远。《史记封禅书》中，汉武帝曾遣使来武夷山，用干鱼祭祀山神武夷君。此后历代都有在武夷山祭祀的传统。这一曲的故事，代表着先秦时代开始，名山大川的主要功能和人与自然精神关系的主要形式是祭祀，也就是一种自然崇拜。
但是“虹桥一断无消息”，名山大川的功能从自然崇拜回到审美，南北朝以来玄学告退，山水方滋，到唐宋时期终于发展到了高潮。“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文人、名土、官宦及旅游者，悠游于“万壑千岩”，开始为追求山水之美而来到武夷山。山水诗、山水画、山水文学百花齐放，把山水文化推上了历史高峰。朱熹的《九曲棹歌》，就是最好的例子。到了当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武夷山又有了新的发展：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世界遗产的理念和实践，数以百万计的参观者，把武夷山山水文明推进到新的高度。
二曲 亭亭玉女，插花临水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
道人不作阳台梦，兴入前山翠几重。
“道貌岸然”的理学家，未必不能是风流诗人。观察真山水，表达真感情，也是心性义理的一部分。
二曲的标志是玉女峰。与杭州西湖边的人妖恋相似，这里也有一个跨越仙界与凡界的传奇。大王与玉女的爱情极为亘古，是武夷山最经典的民间故事。隔溪相望的大王峰和玉女峰，就是他们的美丽化身，以残忍的方式实现了长相厮守。
为这悲情的苦恋和明艳照人的玉女峰歌咏，足见朱熹的性情。有研究者认为朱熹担心人们由此而引起有关巫山神女的风流联想，因而调侃似的说“道人不作阳台梦，兴入前山翠几重”，这种理解未免太牵强。道人自然是超脱者，但是作阳台梦的，正是你我这样的凡人。插花临水为谁容?朱熹面对玉女的这一问，其实意味深长。也许做风流联想的，也包括诗人自己吧。
三曲 架壑船棺，停棹何年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
桑田海水今如许，泡沫风灯敢自怜。
对悬棺的思考说明，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和自然哲学家，朱熹远非食古不化，而是极好地中和了伦理道德与理性精神。
这是咏三曲小藏峰的架壑船。小藏峰又名仙船岩，在峻峭的岩壁隙洞间，有船形的木制古遗物，传说那是仙人得道时化去后所遗下的木舟，舟中藏有遗骨，称作“遗蜕”。朱熹认为是“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决时，蛮物所居”的遗物，最早对架壑船作出合理推测。经考证这些架壑船确实是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悬棺葬的遗迹，距今三千八百年。
历代都说这里是“仙人葬山”，但是朱熹首次从地理和人文的视角来解释，体现了难得的理性精神。《宋史》记载，朱熹刚能说话，父亲指着天告诉他“天也”，他却反问“天上何物”?后来朱熹把“格物致知”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朱熹格物致知的模式是“博学―积累―贯通―推类”。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今天的学者提出，朱熹是格自然之物的实践者，这实际上为从“格物致知”发展到“科学”开辟了道路。
其实在这武夷山的旅行，也应该学习一下朱熹的“格物致知”精神。如果不了解自然遗产的内涵和文化遗产的奥秘，山水之旅就只是走马观花的到此一游了。
四曲 金鸡叫罢，月满空山
四曲东西两石岩，岩花垂落碧监毵。
金鸡叫罢无人见，月满空山水满潭。
“水与月”的主题在思想史上具有永恒的意义。武夷山留下了著名的禅宗公案“天心明月”，研究者通过考证武夷山的朱熹真迹“天心明月”，认为素好佛老的朱熹汲取了“一月照万川，万川总一月”的精神养分后，提出了“理一分殊”主张。
黎明前鸡鸣星稀，山川寂静，天心明月高悬，却又无山不普照、无水不辉映、无潭不倒影，“月满空山水满潭”写出了诗人从自然中领悟的哲理。
“水与月”的主题在思想史上具有永恒的意义。唐末五代藻光禅师在武夷山月明之夜豁然了悟，“欲会千江明月，只在天心一轮光处，何用捕形捉影于千岩万壑?”留下了著名的禅宗公案“天心明月”。武夷山也因此有了“天心”的地名。研究者通过武夷山的朱熹真迹“天心明月”考证，素好佛老的朱熹汲取了“一月照万川，万川总一月”的精神养分后，提出了“理一分殊”主张。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理一分殊”就是“一理摄万理”，好比天心明月之散而现为千江月，好比天心明月在不同的人心中所承载着不同的意愿。反过来说，这也体现“万理归于一理”，水中月，心中月也都是源自天心明月，所谓“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
如果有幸在月圆之夜泛舟九曲溪，看月满空山水满潭，印证一下这水中月、心中月、天心月，应该是人生旅途中最为美妙的体验吧。
五曲 武夷精舍 道南理窟
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
林间有客无人识，歙乃声中万古心。
在这别有目的的推崇和批判中，朱子及其思想已被歪曲得面目全非。公众长时间远离和误解这样一位比肩孔子的伟大思想家。
今天的解读者认为，这是朱熹借写五曲胜景作自我描画、抒怀。
五曲地势宽旷，是九曲的中心。隐屏峰竣立溪北，峰峦挺拔，由于山高云深，烟雨经常暗锁平林渡口。“乃”是船夫出力摇船的应答声。“客”指朱熹自己。隐屏峰下有朱熹亲手创建的武夷精舍，旁边的晚对峰石壁上刻“道南理窟”四个足有三米见方的大字，标志着武夷山是朱子理学的
摇篮。
从无人识到万古心，朱熹在这五曲渡口的抒怀，仿佛是一代大师人生的写照。其实在当时，朱熹是一个颇招统治者讨厌的学者，他关心民生，力主抗金，因此招致不少麻烦，他的学问被斥为伪学，他的书被列为禁书，最终绝意官场，老死泉林。死后备受追封，700年来朱熹的学说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五四”运动以后又受批判。然而就在这别有目的的推崇和批判中，朱子及其思想已被歪曲得面目全非。公众长时间远离和误解这样一位比肩孔子的伟大思想家。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拭去历史灰尘，朱子学已经成为当代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这九曲溪畔，一个真实的朱熹能否走进人们的心灵?
六曲 逝者如斯，空谷传声
六曲苍屏绕碧湾，茆茨终日掩柴关。
客来倚棹岩花落，猿鸟不惊春意闲。
响声岩的著名石刻“逝者如斯”和“空谷传声”，形容朱子源远流长的儒家道统和黄钟大吕般的思想，可以说恰到好处。
舟沿溪北上，行至老鸦滩为六曲，六曲流程最短。但是天游峰乃“武夷第一胜地”，登临峰顶一览台，极目四望，群峰积翠，九曲环碧，一览无遗。主要景点有：天游峰、晒布岩、苍屏峰、仙掌峰、响声岩等。
响声岩的著名石刻“逝者如斯”和“空谷传声”，形容朱子源远流长的儒家道统和黄钟大吕般的思想，可以说恰到好处；与地理的契合，也是独一无二的。响声岩的佳妙之处在于倾听回声。石壁东西相对，形成一个喇叭形的穹谷。穹谷所对的北岸，群峰环峙壁立，游客的欢声笑语在穹谷和北岸的峰壁之间往返回荡，经久不息。而河流在此形成一个巨大的“S”，与丹霞山体一起，构成一个“太极图”，碧绿的溪水在红色山脉之间蜿蜒流动，演绎着阴阳相生相克的法则。而“太极”是朱熹理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朱熹又称理为太极，“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
七曲 碧滩回看 雨泉飞寒
七曲移舟上碧滩，隐屏仙掌更回看。
却怜昨夜峰头雨，添得飞泉几道寒。
七曲溪北的三仰峰，为武夷景区最高峰，海拔717.7米。它的别名老君岩，半麓的棋盘石，以及“悟源涧”题刻，隐喻着武夷文化的道教渊源。据说武夷山峰、岩、涧、石的命名最初为隐居此地的道人，今天有研究者称，在武夷山七十平方公里的景区之内，各个峰、岩，景点命名有着特殊涵义和严密的逻辑联系，把这些地名接文字的意思翻译成具体的图象后，整个武夷山成了一个巨大的道教宫观。不过这样的图象太难亲眼见到，也不知道真假。
武夷山始终三教同山，和平共处，却是一个真的奇迹。朱熹正是一个儒、释、道三教文化贯通的人物。从七曲往上可见的三教峰，正是寓意三教荟萃山中。
八曲 天理人欲，不亦悲乎
八曲风烟势欲开，鼓楼岩下水潆洄。
莫言此地无佳景，自是游人不上来。
追求至高道德和至善人性的理学，被歪曲到只剩下“存天理，灭人欲”寥寥几字，不亦悲乎?更可悲的是，我们还在传唱着朱熹的“风流韵事”……
八曲溪流两岸有很多奇峰怪石，被冠以动物之名，还附会出朱熹与狐狸精的故事，说朱熹在溪边读书讲课的时候，与一个叫胡丽娘的美女双宿双飞，结局自然是狐狸精被打回原形死去。经典的黄梅戏《朱熹与丽娘》就是因此而来，剧情简介这样说：南宋理学宗师朱熹在武夷山讲学，大谈其“灭人欲，存天理”之说。然而道貌岸然的朱夫子在当时当地却有一段出乎意料的艳遇，在不惑之年被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给迷惑了。
狐狸精传说显然是胡编乱造的。这出戏大致可以代表老百姓对待这位千古大儒的基本态度。攻击一个人的作风和道德问题，在封建社会无疑有致命的杀伤力。现在很难考证它的来历，推测应该是民众以此讽刺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对于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多少人系统学习过朱熹复杂的学说，只知道他说的“存天理，灭人欲”这句混账话，造就了多少人性悲剧。在统治阶级极力宣传的时候，处于弱势地位的小民无力抗衡强大的官方意识形态，于是只能用类似谣言的传说去发泄他们的不满，道貌岸然的朱夫子便成了绯闻缠身的伪君子。在那些绯闻里，朱熹只是一个符号而已，代表人们痛恨的虚伪假道德。
他反对功利之学，而他自己的学说却被历代加以改造利用，成为后世博取功名之学。他的“存天理，灭人欲”呼吁统治者和文化人存善去恶，克己省身，修身养性，却成为禁锢百姓的“以理杀人”……追求至高道德和至善人性的理学，被歪曲到只剩下“存天理，灭人欲”寥寥几字，不亦悲乎?更可悲的是，我们还在传唱着朱熹的“风流韵事”……
九曲 豁然开朗 别有天地
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
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别有天。
从峭岩附近的浅滩，到齐云峰下的星村镇，是为九曲。到了这里，放眼西望，平畴沃野，豁然开朗。朱熹的《九曲棹歌》的次序是坐船逆流而上数的，但坐竹筏逆流而行，危险性较大，所以现在游九曲是从星村渡的平川开始，顺流而下，从九曲到一曲。
第9篇：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范文
关键词:道教?? 戒律??? 尊重生命?? 保护环境
土地沙漠化、海洋泛赤潮、水资源枯竭及水污染、南极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地球变暖、酸雨的面积不断扩大、沙尘暴步步紧逼、森林资源锐减、生物物种加速灭绝、动植物资源急剧减少、洪涝灾害、干旱灾难、大气污染、人炸、生态失衡、……,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自己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忧心忡忡、惴惴不安,每天各种各样的有关环境方面灾难性的消息报道令人类惶惶不可终日,大有坐在即将喷涌爆发的火山顶上等待一蹴而灭的恐惧、惊愕。有关环保方面的话题及行动,成为人类的世纪话题之一:
科学家认为,未来人类生存最大的挑战是生态环境。今天的地球在生态方面已经超负荷了。在新的世纪里,人类必须更有效地运用水源、能源、土地和原料等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
我们的祖先在生存斗争中十分注意改善环境与保护环境。“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就属于以神话传说形式流传下来的这一类活动。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保护环境者当数黄帝,据《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卷一:黄帝“时搏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第三》告诉了我们“网开三面”的故事:尚汤还在作诸侯的时候,一天,“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这是古代君侯保护鸟类的最早记载。据载,大禹具有良好的生态保护意识,“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大聚解》)。周文王临终之前嘱咐武王要加强山林川泽的管理,保护生物,因为国家治乱兴亡都要仰仗生态的好坏。他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逸周书·文传解》)显然古人已经懂得在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时,一定要有节制,要注意时令,要按一定的季节进行捕鱼、猎兽的生产活动。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颁布了《伐崇令》:“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保护水源、动物和森林的法令。周景王二十一年,鉴于国库吃紧,国家打算铸金币。卿士单穆公表示反对,认为单靠铸钱币的办法并不能解决国库亏空的问题,因为铸钱所需金属原料要靠挖掘山林而得。而破坏山林是使不得的:“若夫山林匮竭,林麓散亡,薮泽肆既,民力雕尽,田畴荒芜,资用乏匮,君子将险哀之不暇,而何易乐之有焉?”单穆公讲的很明白:如果山林资源枯竭,没有虞衡的管理,水泊不出产,人民无力生产,田地荒芜,物资匮乏,君长只有忙于应付危险局面,哪有安乐可喜呢?这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中心思想是把保护山林川泽和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了。《国语·伯阳父论地震》曰:“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伯阳父认为水土通气,土地润泽,人才可以利用它来种植谷物。水土不通气,土地死烂成了臭泥,不能种植谷物,缺乏财用,国家也就灭亡了。
儒家有“天有好生之德”思想。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这里所谓的天是指生生不已的自然之天,人、天、地、万物与自然都是一体的,保持和谐相通,《中庸》曰:“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礼记·郊特牲》云:“阴阳合而万物得。”这种“并齐”、“合”表达着“天行有常,不为桀存,不为纣亡”(《荀子·天论》)的客观规律,表明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应有节度。因而孔子反对滥用资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孔子站在道德伦理的高度要求人们爱护自然界,他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经》)曾子发挥孔子的这一思想:“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礼记·祭仪》)。亚圣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建议粱惠王让老百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粱惠王章句上》)“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尽心章句上》)虽然这是一项经济主张,但其中包含保护环境的思想。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粱惠王章句上》)这里,孟子告诫统治者,“仁民爱物”,重物节物,才可能维系人类的持续发展。可见,孟子主张发展经济是和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相提并论的。《诗经·周颂·时迈》有“怀柔百神,及河乔岳”的说法,即对百神、河川和大山都要善待。
道教在保护环境方面所制定传授的戒律,也可供我们在保护环境方面作借鉴。
第一:爱惜、尊重一切动物的生命是道教思想主旨之一。道教戒律中,始终把“戒杀生”作为主要大戒。因为道教认为一切血性之物,皆有灵性,即有道性,由于悟性有早、迟之分,所以修道阶次有快、慢之别。
六朝时的道经《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中的“十戒“第一戒便是:不杀,当念众生。刘宋道士陆修静在其《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中,把”守仁不杀,悯济群生,慈爱广散,润及一切”作为“十戒”的第二戒。其所撰《受持八戒斋文》,更以“不得杀生以自活”作为八戒清斋的第一戒。《初真十戒》第二戒:不得杀害含生,以充滋味,当行慈惠,以及昆虫。《说十戒》第二戒:不得杀生屠害,割截物命。除此而外,《洞神经》中“五戒”之第一戒说:目不贪五色,誓止杀,学长生。《无上秘要》卷四十九说:勿杀伤含气。《灵宝仙公请问经》中“太上十戒”之第七戒说:不得杀生祠祀六天鬼神。《升玄内教经》卷九所述“升玄九戒”之第四戒说:手不得杀害众生,跂行蠕动含血之属,皆不得杀。《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四戒规定:不得杀伤一切物命;第九十五戒规定:不得冬天发掘地中蜇藏虫物;第九十七戒规定:不得妄上树探巢破卵;第九十八戒规定:不得笼罩鸟兽。《中极戒》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不得热水泼地致伤虫蚁。《老君说百病》有:探巢破卵是一病。刳胎剖形是一病。不但自己不杀生,即是别人杀生为了自己,自己也有责任不食,《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第一百七十二戒:若人为己杀鸟兽鱼等,皆不得食。第一百七十三皆:若见杀禽畜命者,不得食。
第二:爱惜、尊重植物的生命。道教认为植物和人一样具有生命灵性,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它也能够修炼成仙。如传说中的花仙、树仙、桃仙等,在古代人们将桃木、苇草、荆棘、艾草、薰衣草等植物赋予神秘的力量,认为它们可以辟邪驱瘟,故挂在门窗、墙角。后来对植物的崇拜进一步加深,便出现了掌管农作物的神――社神、稷神、神农氏。其实将植物奉为神的现象很多,如道教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都有古树、神树、神草,所以在道教戒律中对植物亦加以保护。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专门对禁止烧山林作了理论阐述:
天上急禁绝火烧山林丛木之乡,何也?愿闻之。然,山者,太阳也,土地之钢,是其君也。布根之类,木是其长也,亦是君也,是其阳也。火亦五行之君长也,亦是其阳也。三君三阳,相逢反相衰。是故天上令急禁绝烧山丛木,木不烧则阴中。阴者称母,故倚下也。《太极真人说二十四门戒经》中的“二十四门戒”第十八戒规定:人不能无故采摘花果,毁坏园林,否则就会下地域,受吞铁丸之苦。《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十四条要求:不得烧野田草;第十八条要求:不得妄伐树木;第十九条要求:不得妄摘草花。《妙林经二十七戒》中也有“不得烧野山林”的规定。《中极洞真智慧观身大戒经》中第六十一条说:不得无故砍伐树木;第六十七条说:不得以火烧田野山林。
第三:积极
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微生物及一切生命所赖以生存的生命环境。人类和动植物、微生物及一切生命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主要指大气、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这是一切生命的源泉,破坏之就等于断子绝孙、自掘坟墓。道教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已明确反对人们乱凿土地、乱掘河川,伤害大地母亲的恶劣行为。当然,这也是跟道教的神仙信仰分不开。道教的形成与中国古代自然神崇拜、多神崇拜分不开,天地万物皆有神灵是道教的基本信仰,道教所塑造、所信仰的神仙,如后土娘娘,五岳大帝,三官、四渎神真等,均与气、水、土有关,因而竭力维护天地神、土地神、江河湖海神的威严、完整、安全自然是道教徒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道教戒律尊重和保护水土资源也是理所当然的。《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二十五条说:不得以毒药投渊池江海中;第四十七条说:不得妄凿地毁山川;第五十三条说:不得竭水泽;第一百条说:不得以污秽之物投井中;第一百零一条说:不得塞池井;第一百零六条说:不得便溺生草上及人所食水中;第一百三十四条说:不得妄开决陂湖。《中极洞真智慧观身大戒经》中亦有:不得以毒药投渊池江海中等规定。表明道教对人自己和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抱以积极保护的态度,十分尊重和珍惜人类和其它一切生命所仅能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