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七月与安生中的伦理叙事

摘要：以文学伦理批评理论为基础，从文学伦理学的视角对电影《七月与安生》中的伦理叙事进行探讨。首先以文学伦理学理论分析了《七月与安生》中主人公七月与安生对于友情、爱情、婚姻等因不同选择所体现的表象；其次探究了七月和安生不同人生选择的本质其实是伦理和道德的交锋；最后分析了电影结尾处两位主人公的命运反转，从而实现了伦理道德对于人生的多重意义，以期加深读者和观众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认知以及对现代都市女性命运的思考。

关键词：《七月与安生》；文学伦理批评；伦理道德

一、引言

安妮宝贝的早期作品给人一种“颓废”“虚无”与“阴冷”之感，小说题材大多涉及“流浪”“漂泊”与“宿命”。在其一篇小说的序言中，安妮宝贝也坦承“人的旅途，一定是会先通过一段杂乱无章、充满创伤的森林和沼泽之地”［1］2，作者早期为人生伦理道德所困的经历也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作者有着与七月相似的经历：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个丰衣足食的银行职员的工作，并且和电影结尾反转叙事出奇的相同，作者也曾辞职、离家，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之后家人的离世使其有所思省。帕乌斯托夫斯基曾这样说过：“我第一批短篇小说证实了对作家来说最主要的是，在任何作品中，甚至是在这样一篇短篇小说中，都要毫无保留、毫不吝啬地表达自己，从而表达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2］298如同作者在16年后的再版序言中所提及的“我从不曾觉得它是完美的，但它确实充满真诚”，确实，这部小说真诚地展现了女性之间的友情和成长的困惑。在致敬原著的基础上，电影《七月与安生》选择保留了原著小说从女性的视角讲述故事，却在颠覆原著剧情的命运置换和多次反转叙事中，再创了人物在伦理道德中的交织与碰撞，从而具备了更为深刻的内涵。

二、文学伦理学视域下电影

《七月与安生》的伦理叙事解读

（一）关于青春与爱情的成长故事

“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都是对人的道德经验的记述，几乎在所有的文学文本的伦理结构中，都存在一条或数条伦理线（ethicalline），一个或数个伦理结（ethicalknotorethicalcomplex）。”［3］从纵向伦理结构来看，影片《七月与安生》有一条清晰的伦理线，七月与安生相遇相知的成长中遵循不同的伦理规范，而围绕二人在爱情、婚姻、家庭等方面不同的抉择所引发的价值观与伦理观的碰撞则组成了数个伦理结。围绕着伦理线，各个伦理结相互呼应，互为补充，叙述了一个结构清晰、主题鲜明的伦理故事。13岁的豆蔻年华，七月与安生两个女生相遇相知，有着少女的青涩与纯真，安生主动寻找七月做朋友，七月随遇而安，被动应允。很久以后，七月自己说，她和安生之间，她只是被选择的结果，只是她心甘情愿而已。安妮宝贝曾经说过，人生最美丽的艳遇，是遇见另一个自己，七月与安生在青春的岁月里如影相随，互为“镜子”里的彼此。七月从小就在传统家庭长大，接受的是正规良好的教育，是所有人眼中最合乎道德标准的乖孩子、好学生，也一直做着合乎伦理规范的事：上学、工作、谈一场平淡的恋爱、结一生只一次的婚。反观安生，并不像她的名字一样能够“安身立命”，她孤独落寞而又桀骜不驯，永远是让老师“头疼”的孩子，常常逃学、夜不归宿、中断学业去流浪。安生向往着诗意与远方，具有典型的流浪情怀，渴望摆脱所有的束缚，去更远的地方。七月与安生，对于家明而言，“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色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的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4］220。关于七月与安生的爱情，影片描写的很淡，淡得寻不着痕迹，只“家明很喜欢她”，七月于他再合适不过，共同的成长教育经历、门当户对的家庭、安静温和的品性，在理性与传统道德中，受主流规训的家明必定会找一位体面的女友，谈一次平静的恋爱，结一桩合适的婚。安生对于他来说，更像是“一棵散发诡异浓郁芳香的植物，会开出让人恐惧的迷离花朵”［1］227。对长久受理性、道德与传统压抑下的家明来说，安生如同一朵狂野、绚丽、极具诱惑性的红玫瑰。因为各自不同的爱情观，七月与安生发生过争执。安生也在半醉半醒之间，挑衅着姐妹间的道德底线，她坦承“只要一个男人能有一点点像家明，我也愿意”，姐妹情谊裂缝渐现。之后，安生越加有悖于常理，觊觎七月所拥有的“幸福”，家明成了她最后一根稻草。“在人类文明之初，维护伦理秩序的核心因素是禁忌。禁忌是古代人类伦理秩序形成的基础，也是伦理秩序的保障。”［5］22作为七月最好的姐妹，安生忘记了自己作为“闺蜜”的伦理身份，第一次和家明“精神出轨”，第二次在肉体上放纵自己，对伦理道德恣意践踏，最终使她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二）不同命运的根源

七月的母亲曾经提起安生是个“命不好”的女孩，是宿命？文学伦理学批评主张“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用历史的伦理道德观念客观地批评历史的文学和文学现象”［6］。家人相伴相守，父母相敬如宾，姐弟手足情深，使得七月可以继续做“越来越平淡安静的女人”，可以心安理得地下了班就回家吃着母亲做的“萝卜炖排骨”，而父母也希望七月能遵循这一家庭传统，过着如他们这样“平淡”“平和而安宁”的日子。“婚姻应是道德的，道德的婚姻就是为爱而结合。”［5］35而安生则是个“没有家”“没有父亲”的孩子，父亲从来不“显形”，母亲也常年缺位。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促使女性摆脱性别的束缚，打破女性命运被主宰的局面，女性意识在不断复苏，社会地位在不断提高，女性不再局限于社会的理论准则、道德规范，单亲家庭、同性恋、未婚生子或未婚同居日益常见。安生的母亲因为爱上一个男人，为他生下孩子，却注定一生要为他守口如瓶。但家庭伦理的缺失造成了安生长久的伤痛，也注定了安生此生的“不安生”，走了一条异于常规的人生，早早辍学，四海流浪。从家庭伦理的角度来看，七月一直坚守不愿打破的、安生不断漂泊流浪找寻的，只不过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家”。在社会的不断变革中，“传统家庭可以成为女性个性发展的情感支点和心灵归宿”［7］。

（三）自我命运的修正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从伦理的立场简单地对文学做出好或坏的价值判断，而是通过伦理的解释去发现文学客观存在的伦理价值，寻找文学作品描写的生活事实的真相。”［3］不同于小说最后脱离大众审美结局的叙述，电影《七月与安生》的结尾运用三次反转，采用倒叙的方式，一层一层剥离故事最外层的假象，最终还原七月与安生遵循伦理道德不断自我修正的最真实的现实。第一次反转，安生想象性代入七月的身份，以七月的名字在网络上构建了一个关于二人的虚假的故事。在这部分叙述中，七月因家明的逃婚而遭到世俗的嫌弃，被迫离家，开始漂泊的生活。期间，流浪的七月去看望过安生，此时的安生早已不是迷茫颓废、与世俗为敌的安生，而选择了安稳的生活，准备和老实平和的老赵结婚，从而补偿一个自己从未拥有的“家”。七月与安生的人生出现了互换，七月成了流浪的安生，而安生选择做安稳的七月，这是二人在伦理环境对自我身份不断调整、从而达到社会认同的结果。八年后的安生，在一家电商公司做白领，生活日渐稳定下来，还独自抚养着一个叫瞳瞳的小女孩。影片中，第二次反转的追述缘起于瞳瞳约见家明，并追问他是否是她的父亲，从而引发了安生痛苦的回忆。家明逃婚后，七月发现自己怀孕了，迫于小镇的流言蜚语，她只好到处流浪。在一切都失去的情况下，她不得不寻求业已安定下来的安生帮助；七月生下孩子后，毅然留下孩子离去。七月一直恪守传统，是一个品行端良的人，未婚怀孕已让她异于常人，更何况未婚生子，一直遵守的道德和伦理使她不能接受这样的境遇，她的伦理环境和身份也使得她不得不选择逃离。而安生对家明的叙述隐瞒了真实故事的后半段———影片第三次反转，更加残酷地揭示了人类因一己之私违背伦理道德而受到的罪与罚。七月生下女儿瞳瞳后，并没有抛下孩子去过安生的生活，长时间地颠沛流离，男友的背叛所造成的精神创伤让从小过惯了安稳舒适生活的七月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生下瞳瞳的第二天，七月就因产后大出血而离世。安生刻意向家明隐瞒的不过是人性中虚弱的、但同样也是最丑陋的一面。七月在与家明发生关系的同时，因心里始终嫉妒着安生曾被家明所爱，拔不出心里那根刺，于是怂恿家明出逃，让自己拒绝婚姻有了理由、违背道德有了勇气。但这种率性与不负责的行为让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让家明终生有受到道德舆论的责难，让安生因抚养七月与家明的孩子而再一次“不安生”。看似互换人生的解构，在颠覆原著的情节之外，影片更深刻地呈现了一个不断审视主体在成长过程中的道德选择和修正的过程。电影中《七月与安生》的故事早已脱离了小说最初的原型，而抽象地成为代表着迷茫、激烈冲突、不断探寻人生价值的一段经历。人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困惑与抉择，故事之所以能被互文性解读，不仅在于人物设置、情节构思，还包括叙事方式都形成了虚拟的网络与真实的现实间互文性的穿越，从而构建出新的审美角度，产生了新的审美内涵。

三、结语

“安妮借表现主义阴郁艳丽的辞藻、诡异飘忽的行文去写那些饱受焦灼和空虚感驱使的灵魂漂泊者，探索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异。”［8］透过分析电影《七月与安生》伦理叙事，我们窥见了一个关于两位女性在伦理道德中或救赎或沉沦的成长的书写，让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在看透生活的飘忽不定甚至虚无时，认识到只有于伦理意识混乱中自我觉醒，才可以告别伦理的蒙昧，寻求到一份真实的现实生活。

参考文献：

［1］庆山．告别薇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2］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M］．戴骢，译．上海：上海译林出版社，2009．

［3］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22．

［4］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王松林．作为方法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N］．文汇报，2006－07－19（3）．

［7］周庭华．逃离抑或回归———门罗的《逃离》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反思［J］．国外文学，2013（3）：119－126．

［8］巩映梅．安妮宝贝作品的言语风格析论［D］．开封：河南大学，2011．

作者：钱娟 单位：安徽新华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