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汪曾祺谈吃范文
一、美食关乎文化
美食不仅是美食，美食关乎精神，关乎文化。美食家可谓是对美食参悟最透的人，作为当代文坛公认的美食家，陆文夫这样说过：“ 对于一个有文化的食客来说，吃，应追求一种境界，或称为环境、气氛、心情、处境等等。”同时他认为，饮食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大文化。所谓大文化是因为饮食和地理、历史、物产、种类、习俗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都有关联。简直可以从饮食着手来研究人类社会经济与文明的发展。美食是一种艺术，而且是一门综合艺术，它和绘画、雕塑、工艺、文学，甚至和音乐都有关联。
百科全书中对美食家的定义是：以快乐的人生态度对食品进行艺术赏析、美学品味，并从事理想食事探究的人。美食家的概念要与饕餮者和食学家区分开，饕餮者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并满足物欲，食学家侧重的是认识说明与理论归纳。美食家既有丰富生动的美食实践与物质享受，又有深刻独到的经验与艺术觉悟，是物质与精神谐调、生理与心理融洽的生活美的探索者与创造者。
因此，“吃”要达到这个境界，饮食就不只是饮食，而是文化的饮食，也就是要把千百年来人类饮食实践产生的合乎科学的、具有文明风尚和体现美学韵味的东西提炼出来，反馈于饮食实践，自觉地运用和贯彻于饮食活动中，以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文明进程，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就是要吃出文化品位，即吃得典雅和吃得称心如意。
吃得典雅，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中国早在夏商周三代就推崇“以乐有食”，以后形成传统。悦耳的乐曲，能造就一种愉悦轻快的气氛，对心灵产生良性刺激，进食时优美的乐曲缭绕于耳际，更有助于消化吸收。吃得称心如意，首先指吃的方式能各得其所和具有愉快亲
切的人文韵味。比如中国人的共食制。西方的分食制虽合乎卫生，但流于单调、平均主义。其次，吃得称心如意是指人们对口味的选择称心如意。
《舌尖上的中国》正是美食与文化的完美结合，它不仅仅是一部美食纪录片。“去年纪录片频道成立，一个纪录片频道应当播放各类纪录片，自然的、历史的、文化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当然有美食旅游类的需求。所以，我向台里报了这个选题”。总编导陈晓卿在央视工作了二十多年，《舌尖上的中国》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出的选题。“拍《舌尖上的中国》，要展示人和食物之间的故事，透过美食来看社会”，这是陈晓卿给导演任长箴的“命题作文”，从一开始，陈晓卿就没打算局限在“菜系”的范围之内。《舌尖上的中国》其成功之处也是把美食当做一个媒介，通过食物我们进行着传统价值观、人际关系、生存状态的思考。
有人说，《舌尖上的中国》使得汪曾祺笔下论文联盟的四方美食在银幕上复活了。诚然，汪曾祺以平常吃食为散文写作的对象，其用心可谓远矣。 “什么叫文化，吃东西也是文化。”汪曾祺同意高晓声这种说法。 饮食本来为身所备，但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一种文化精神的渗透。
二、美食是中华民俗传承的载体
民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舌尖上的中国》中《主食的故事》一集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民俗节日——春节的意义。“每年晚稻成熟，就到了宁波人打年糕的时候。孩子们约好都从宁波回到村里来看望阿公阿婆，四代同堂的一家人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的日子，一年只有难得的两三次。在这个颇为丰盛的餐桌上，自然少不了孩子们最喜欢吃的年糕。 做年糕是宁波人庆贺新年的一种传统，以前的宁波家庭要在新年之前做上几十斤至上百斤年糕，泡在冬水里储藏，从腊月一直吃到来年。”
“饺子是中国民间最重要的主食，尤其年三十晚上，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在中国人的习惯里，无论一年过得怎样，春节除夕夜合家团圆吃“饺子”，是任何山珍海味所无法替代的重头大宴。如今，在几乎所有的传统手工食品都已经被放到了工业化流水线上被复制的今天，中国人，这个全世界最重视家庭观念的的群体，依然在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同样的故事。 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心里，没有什么比跟家人在一起吃饭更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关于主食的故事。 ”
无论是在节日中还是平日里，中国人吃饭一般都采取“会食制筵席或小范围的共食制”，这一传统习俗有不少优点：中国菜点花样多，一桌食客的嗜好不会雷同，会食有利于各取所需，使每人都能在多种菜点中选择自己喜爱的东西，从而尽可能使口味得到满足。“共食” 指家庭日常饮食或三五亲友共食几味菜，也有利于各取所需，充分利用食物对象的各部位，减少菜肴的浪费，譬如桌上一只鸡，有人喜欢鸡胸，有人喜欢头颈，有人喜欢鸡翅或鸡腿，有人喜欢内肚，合食能各得其所。中国人无论会食或共食，都围坐于饭桌，饭桌成了交流情谊、信息和即席评论菜肴的场合，既亲切又轻松，富有人文韵味。
在《舌尖上的中国》中，一家人围着饭桌其乐融融的场景一直贯穿始末，反映了中国人重视家庭、重视人际关系的价值观，“你如果有心的话你会注意到我的每个故事基本都不是一个人，都是有一个人际关系在里面，阿亮的部分也故意在他们家集体工作的时候露了全家人的镜头”，任长箴说：“这些镜头显得无意，但其实它都是体现人情味的，要比一个人孤单单在那个地方存在要有意思得多”。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尹鸿教授也这样认为：“《舌尖上的中国》把“吃”还原到了家庭、乡村、社群、邻里关系，还原到了传统，还原到了人最本真的生活状态之中，从而表现中国饮食的文化内涵，这是它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三、美食蕴含着悠闲的生活态度和包容的人生哲学
哲学家费尔巴哈有句名言，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
“人如其食，食物总是与人联系在一起。纪录片里那些生动鲜活、令人垂涎的影像背后，反映的是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态度。”陈晓卿说。《舌尖上的中国》最大的魅力是让世界通过美食了解中国人，因此，每一集的主角并非食物，而是人。
汪曾祺也在《旅食集》自序中说道，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 汪曾祺是善解人意的，其美食散文流动的韵律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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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格，使人宁静、清凉、滋润，特别适合且有助于当代中国读者文化心态的调整。 这与汪曾祺散文的总体风格是相一致的，他以极为精微的笔法描写美食和风俗，揭示了民间生活的种种乐趣与幽默，寄兴叹于物事，寓哲理于风情。
“以一种比较慢的节奏去吃东西、去生活，食物都是最本初的那种食物，最干净、最朴素、最具有自然韵味的。”《舌尖上的中国》倡导的“自然清淡”与道家的思想相合，充满着人生的哲学意味。 慢节奏的生活态度作为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异质元素却能博得人们的青睐，因为它让人们松弛神经、放慢脚步，来到一个宁静闲适的精神家园。
汪曾祺的吃食散文中，蕴藏着一种醇厚的生活境界。从容的饮食态度，以及能对饮食细琢详研的做法，它的背后，寄寓着一个安乐邦国的大背景，尤为重要的是，汪曾祺赋予这些饮食以风致，以光彩。汪曾祺所写的食物和口味，包含着人生的性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食物也就是体现了一方的人性。《苦瓜像瓜吗?》写以苦瓜自喻的“苦瓜和尚”石涛就寄寓了一点独来独往，不随流俗的傲气与禅意。
汪曾祺写饮食的态度也寄寓着人的胸襟与度量。“口味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酸西辣’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样。”这些食物平时虽颇常见，却仅是食品而已，经过汪曾祺的述写，这些食物便因之赋予了文化学的意义。
汪曾祺对现实人生始终采取一种“融”和“入”的态度，这种“惊人的化解，简直已经到了近乎宗教式的宽容”，它足以使冰山化成春水。 汪曾祺提出要“作文先做人”，汪曾祺对人对事有大度宽容的胸襟，在作品中，他不但从不将个人情感、观点、好恶强加于读者，而且还处处随机忠告读者应有海纳百川的气度：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谁吃，就是岂有此理。
他的美食散文从各地各民族的饮食习惯谈起，提出应该对各地美食持包容态度，卒章显志，文末自然引申到对待不同文化、不同流派的兼容并包、融化新知的科学态度。
“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的口味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到广东的龙虱都尝尝口味单调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舌尖上的中国》也与他有异曲同工之妙，食材无上下之分，讴歌劳动者，敬畏自然，感恩生活，传达出一种对待食物的原始态度。
四、二者都是以民间体验为基础，基于民间立场所作
汪曾祺美食散文的民间性首先体现在其自身的题材上，他以认同民间的方式，发掘出最具民间日常意味的存在形式——吃的种种方式和传承，为饮食立传。
其次，汪曾祺的美食散文里所写的食物是与民间百姓的生存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他在《故乡的食物》中所写的炒米、咸菜茨菇汤、马齿苋等无不如此。在《胡同文化》中，汪曾祺写道:“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物质生活要求并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 汪曾祺写的都是许多普通吃食的品类，这其间是出于他对民间创造力与其所显示的民俗文化的认同。在20 世纪文学史上，写吃的作家很多，比如写金华火腿的叶圣陶，雅舍谈吃的梁实秋等都是非常有名的，但他们都未免有点贵族气。而汪曾祺所写的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普通老百姓的饭桌上不可缺少的日常吃食。比如:炒米、焦屑、萝卜、豆腐、苋菜、荠菜、马齿苋、咸菜、豆汁儿。 他一再表白说:“有人以为他是美食家，其实他跟张大千一类的美食家是不同的，他不过是爱琢磨一些平常菜的做法而已。”这一语道出了他的真谛。
再次，从价值观层面来看，美食是与生命韧性有关的民间日常生活意象，因为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吃与生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汪曾祺赋予这些民间吃食以风致，以光彩，其中寄寓着一种深沉的生命境界。这种民间性表现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生命价值立场。
汪曾祺的美食散文更多地表现了这些食物给民间带来的生活欢乐，其中包含着他对民间所蕴藏的恒常生命力的理解与把握。其意义在于为断裂的民间开拓话语空间的同时，也为民间的凡俗生活注入了一种情调。
第2篇：汪曾祺谈吃范文
我和汪朗的交往一直追溯到25年前。那时候汪曾祺老先生住在蒲黄榆，我被借调到《文艺报》工作，因为孤单，周末节假日隔三岔五地到老头家蹭饭。蹭饭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汪曾祺先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偶像，当时没有粉丝这个词，我是汪先生的追随者、模仿者、研究者。能和自己的偶像一起进餐，是粉丝最幸福的事了，精神上的享受也是最高级别的。
汪曾祺在文坛的美食大名跟他的厨艺有关。据汪朗统计，除了汪先生的家人，我是尝汪先生的厨艺最多的人。因为吃多了，总结老头的美食经，大约有三：一是量小，汪先生请人吃饭，菜的品种很少，但很精，不凑合。量也不多，基本够吃，或不够吃。这和他的作品相似，精炼，味儿却不一般。二是杂，这可能与汪先生的阅历有关，年轻时国家动荡四处漂泊，口味自然杂了，不像很多的江浙作家只爱淮扬菜。我第一次吃鸡±从，就是1986年在他家里，炸酱面拌油鸡纵，味道仙绝。直到现在，我拿云南这种独特菌类招待人，很多北京人、作家都不知鸡纵为何物。三是爱尝试，他喜欢做一些新花样的菜，比如临终前十几天，他用剩余的羊油烧麻豆腐招待我，说，合味，下酒。
因为周末汪朗带媳妇孩子看老爷子，我们就认识了。汪朗一来，汪先生就不下厨了，说：汪朗会做。老头便和我海阔天空地聊天，当然我开始是聆听，时间长了，话也多起来。汪朗则在厨房里忙这忙那，到12点就吆喝一声：开饭了。汪朗做的饭菜好像量要大一些，我也更敢下筷子些，味道更北京家常，不像老头那么爱尝试新鲜。
老头走了，我们都很难受。
之后看到了汪朗怀念父亲的文字，不禁惊喜，文字的美感也会遗传吗？又看到他谈美食的文章，就更加亲切了，因为我也写写关于吃喝的文章，但基本是借题发挥，和他比起来，我像个外行，以致他发现我文章的常识错误，将麻豆腐误作豆汁儿。原来，十几年前我曾在文章里写到汪先生用羊油做豆汁儿，去年汪朗忍不住提及，因为豆汁儿从来不进他家的门。
他也有不及我的时候，有一次我说到汪先生送我朝鲜泡菜的事，他很惊讶，他不知道老头儿居然还会做泡菜，他自己都没有尝过。我就更加得意了，老头儿用的是当时流行的装果珍的瓶子，我至今记得很清楚。
我到北京十余年，与汪朗的往来也慢慢勤了些，时不时地还在一起切磋食经，他的嘴巴很刁，我推荐的饭店他总能品出其中的最好味道。前不久，他电话邀我吃北京的爆肚儿，我说好啊。那家位于蒋宅口的老北京风味确实地道，我们几人咀嚼出爆肚儿的结实和韧劲。那一天他从家里拿来茅台酒，酒过半巡，他说出原委：我的书重版，你写个序吧。哈哈，原来是鸿门宴。
第3篇：汪曾祺谈吃范文
论文摘要：汪曾祺散文承袭了明清文人的“闲适”语言风格，并进而形成了个体化的语言风格。因为现实社会语境中诸多因素的限制，他的“闲适”言说实质上是对自己精神内在家园的遮蔽，具体体现在他的言说与生命存在的冲突以及他对传统和现代的复杂体认．这些复杂的审美感受在审美上所形成的两难困境源于汪曾祺对生命的曲折表达。
汪曾祺小说写得好已是不争的事实，自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出版以来，他的散文也成功地进入了我们的视界。1997年汪曾祺谢世之后，学界对他的研究更为深入。可是，这种深入多聚焦在小说上，对他的华彩散章却用力不多。诚然，释读小说是于“解蔽”中找出埋藏，而散文的喜悦和悲伤因真实变得透明，失却深度解读的快乐。但是，我们对汪曾祺世界的探询。不能只限于其文本世界，其文本表述方式与个体精神世界的深在勾连同样吁求我们瞩目。散文因灵魂的自由能漫溢出作家精神世界的各种真实信息，于是，解读汪曾祺散文所呈现的种种精神冲突，成为我们探询汪曾祺世界的另一条路径。
一 历史 的悬置
汪曾祺散文虽多，却不外乎记人事与风物小品两类。《蒲桥集》在封面总述其散文“记人事，写风景，说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这段汪曾祺自撰的广告语鲜活地道出其散文的个性风范。据汪曾祺自述，他的散文风韵源于传统文化语境，这里的传统主要指称明清文人与五四散文传统，至于西方现代主义，他年轻时也曾受过影响，“也可以说是摹仿。后来不再摹仿了，因为摹仿不了。”(雌明清文人中是归有光、桐城派、李卓吾等人对他影响最深。说到五四散文传统，汪曾祺从其师沈从文和废名那儿承传过来的是对“五四”进行反思的写作传统，这个写作传统实质上在汪曾祺心中“与他向往的明清笔记的文人语言传统是一回事情”。换句话说。汪曾祺散文灵魂的源头是与明清文人语言传统密切勾连。
考察明清文人语言传统还须回溯明清文人身处的文化语境，他们的语言姿态建立在时代景深之上。如所周知，文字狱的兴盛致使明清两代的优秀文人退居社会的边缘，沉浸在国家话语中的他们遭际着痛不欲生的灵魂断裂，一方面是国家及告密者的暴力胁迫，一方面是千百年来“士”人所赖以存活的明亮而煊赫的治国理想的崩毁。日日苟全于冰与火的边缘，他们只能担荷起历史的密集苦难痛楚地活着，这种痛苦被他们以各种生存方式消解着。于是，明清文人们寄兴山水，纵情园林，赏玩花草，品味饮食，在对生命细枝末节的体味中走进了一个文学 艺术 自我愉悦的心灵“唯美化”时代。“也许在这个肆意暴虐并且濒于覆亡的时代，由‘唯美化’所体现的精神现象，就适宜用‘闲适’二字来概括了。”(捞这种“闲适”的生存图景正包容着我们所欲破解的隐秘信息。我们发现，明清文人的生命中充斥着难抑的痛楚：永远不能高踞庙堂之上为自己的国家幻想作出告慰，还要为肉体的苟活胆战心惊着，但他们的言说却是如此的闲适优雅。在他们身上，言说与生命本质出现了分离，而且是永远没有弥合的分离。这场遥遥无期的分离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充溢着个人生命情趣的精雅文字，也在历史上悬置下一种别样的生存图景，那就是他们那“闲适”的生存言说实质上是人的另一种实存：人可以在其生命本质之外自在地生存。
明清文人的“闲适”生存言说源头可追溯到庄子。这位先秦时代的逍遥客以“ 自然 之情”体验“天地之美”，并超越一己生命而“与天地精神往来”。他告诉我们，纯真之气和精微之美能使人逾越生命本质的逼迫和追问，成为一个真的人，而真的人，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尽管庄子对“真的人”的阐述对解释明清文人生命本质和言说的分离问题颇有启示。但它并不能支撑起人在现实生活里的生命失重。要确定分离问题的要旨所在．我们不得不超越“真的人”的乌托邦神话。明清文人于最无助的时候在生存方式上承袭了庄子的“逍遥游”，然而，这种逾越生命本质的另一种实存并不能成为一种常态，为言说与生命的分离负责，它多半在历史上成为一种悬置，人们会体味，却很难去尾随。
二 言说与生命存在的冲突
在部分研究者看来，这一历史的悬置似乎在汪曾祺身上得到较为理想的回应。他的文字也雍容自若，他的语言也张弛着闲适情怀。可是，这一比较虽然有着表面的合理性，危险却不容冰释。继续回到文化语境上来。
我们知道，汪曾祺所处的文化语境虽也命途多舛(1920年出生的汪曾祺经历了20余年的战乱和10余年“人心惟危，道心惟危”的文化浩劫)，却最终走向了一种多元化态势．这一态势能够为文化人发挥其表达功能提供着长足动力。虽然语言姿态可以承传，从明清文人与汪曾祺各自所处的文化语境的不同，我们依然可以对那些专属于明清文人的精神元素能否被后人完成同等复制产生怀疑。更进一步说，我们还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根本上说，文学就是个体化生存的事业。汪曾祺对明清文人的语言姿态的承传，经过个体化的衍变，就很难把时间所清洗的东西如数还给我们，最终会成型为汪曾祺个人的语言范式。如果说汪曾祺呈现出与明清文人相近的“闲适”的生存姿态，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意义对接，刻上了他个人生命印痕的那一部分就难以完成历史重叠。发现历史的某些相近可能对我们认识一个作家有帮助，然而，就目前来看，在重叠历史论的阴翳下明亮作家的个体化印痕，对这个作家的认知会更具客观性。
汪曾祺的散文几乎写的都是经年旧事。像“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昆明城外。遍地皆植马尾松，松毛易得”、“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等等，是一些很温暖的人事。汪曾祺在《文集自序》中认为不是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写进散文。那么，为什么他的散文世界充斥的基本是经年往事?汪曾祺以为“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以我的理解，是“沉淀”使他对他经历过的时代变得谅解了，也愿意回过头去看一看。这和对传统文化的怀恋不全是一回事。王安忆在《长恨歌》里塑造出一个旧日的上海，让我们记住的是王琦瑶所生活的阴暗的上海弄堂。这部小说你可以说王安忆在怀旧，也可以说她在反思那个逼仄的年代，当然也可以说什么都不是，王安忆只是写出了一个她想象中的上海。这些不同角度的解读无碍根本，因为好的小说就是复义多解的，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汪曾祺和王安忆为什么都固执地沉迷于叙写往事，尤其是汪曾祺，他的作品收编的都是自己的陈年记忆。我以为，这关涉到一个时间视角问题，人一旦攫取了某种时间维度去观照人间世，诸如前尘、现世和未来的时间分类的问题虽然层出不穷．但是终结式的解决办法还得在现世中寻找回答。
汪曾祺就爱隔一段距离往回看．他的回望并不是印证往昔与现在的新与旧、好与坏．而是让它们在时光行程中互为辩证。美才是往昔与现在的最后依归。正是对“美”的呼吁和诉求构成了汪曾祺的本文，成其心中最神圣的内在家园。以我的理解，“美”在汪曾祺眼中意味着人的自我实现。意味着生命的本真存在．这同样也是许多走个体化之路的知识分子的生命旨归。但是，人的言说并不见然与生命本质获取同一。人是不断个体化的人却被抛在社会化的命途上，“社会生活的组织化与整一化，要求个体必须与他人趋同，差异被认为是危险的，整一的组织化和社会生活对个人有一种强迫就范的压力。”这种压力使人的生命趋向孤独与焦虑，为了缓解社会化的压抑，他以融人外部世界的言说实现了社会期待式的正常生存，却又导致了言说与生命的偏离，成为对生命的一种整容。这种偏离在某些时候会呈示出一种尖锐的对立。譬如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放任轻狂、孤傲不羁和阮籍的穷途迷哭，还有稽康的死亡琴声，让《广陵散》的悲音如风一般敲打着往者与来者的心魂。譬如明代的徐渭在断裂的生命里对自己肉体的一次次戕杀，一次次痛不欲生换来的只是无情的挫败，他在放诞的言说中最终成为一个苟且者。我们发现，汪曾祺散文里的言说虽淡美如菊，却不能清洗掉生命世界中真实的痛感。他的现代体验的独特盖由于这个层面的存在，这就是淡美如菊的言说和生命的真实痛感之间所构成的存在冲突和矛盾。我们知道，淡美如菊的言说产生于一个封闭的时空，即现代之外．若人能永在现代之外，淡美如菊可能是美妙的，但事实上，世界已将
事实上。向回看就是时间的回流，是写过去的生存现实，更进一步说是在沉积中叙述出一个属于自己审美视野的过去， 自然 就会对过去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审视和反思，这种回溯能让我们体悟到时间的悲剧感。线性向前的时间一旦往回看，望着时间不可逆转地远逝，而它带给我们的东西无论美丑好坏都要失去．这种生命一无所获的结局就成为我们最难以言及的哀伤。汪曾祺以他那平淡洁净的言说慢慢地为我们揭开了人的生命渊薮中最悲凉的一层，于是，过程中的温馨成为苍凉，自娱变作哀戚，讥讽化为悲楚。生命因这真实的痛感而令我们久久咀嚼，长长回味。
三 传统与 现代 的复杂体认
在时间回流中，汪曾祺的散文于回澜拍岸中让我们重温过去的风韵和余伤。像《下水道和孩子》是对孩子梦幻想的书写，《怀念德熙》是为“蔼然仁者”立言，《随遇而安》的悠然自述中涵容了对民族精神人格的反省。就是《紫薇》、《萝卜》、《天山行色》这类纯风物小品，也饱含着传统的风韵，譬如龚定庵的《说居庸关》的第一句便促生出《天山行色》的起首句：“所谓南山者，是一片塔松林”，“这样的开头，就决定这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散文。处处有点龚定庵的影子。”引)通过回望传统，我们重新认知了传统的力量。传统是一种浓烈的精神濡染，汪曾祺除了对传统的正面力量给予了肯定，他的传统回溯还隐藏着另一种视角，隐藏着对传统的负面规约的冷眼。隐藏着 历史 清理中产生的必然歧义，后者在汪曾祺后期散文如《可有可无的人》、《吃饭》等文中尤其凸显。到汪曾祺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文字越来越朴素凝重，无声的悲鸣寒风一般阵阵吹进我们的肺腑。
汪曾祺的现代性思索也存有另一种视角。在《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香港的鸟》等散文中，汪曾祺提到“树被人忽略了”、“对于某些香港人来说，鸟是可吃的，不是看的，听的”。淡淡道来，却使人对现代性单向度地大量繁殖和扩张产生一种忧虑，一种警醒。在文化的意义上，汪曾祺的这一忧虑和警醒易被认为是对传统的怀恋，很容易被判释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如今，在现代化研究大家艾森斯塔特的理论修正下，我们明白了“实际上现代性有多种面相、多元的模式”，“批判现代性也不等于反现代性．而完全可能是用一种现代性来反对另一种现代性。”就此而言。作为对现代性理解模式专制的险情警告，汪曾祺那既渴求现代性又质疑现代性的复杂文化心态也是一种现代性，一种意义和反义在自身内部同时生长与繁殖的复杂现代性。
事实上，现代性所蕴涵的内容，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着不同的角度和尺度。我们能够接收现代性中那些咄咄进击的元素．也应该允许对人生践行路线作出不同的理解和交叉。不同的交叉点隐伏在密集的语词里，不时给一往无前的人们添加一些犹疑。
第4篇：汪曾祺谈吃范文
摘 要：新笔记小说是诞生于1980年代初期并持续到1990年代中后期的一种小说文体类型。它一反以往当代小说追求宏大叙事和鲜明政治诉求的趋向，转而开掘独特的人性深处的美感。更为突出的是，新笔记小说自觉借鉴中国古记传统的写作和审美资源，将其融入到当代小说艺术的表达范围以内，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特点。
关键词：新笔记小说 生成机制 概念界定
作者简介：袁晓斌,江苏警官学院管理系，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南京师范大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20-0176-01
8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黄金时代，单就小说而言，“伤痕”、“反思”、“寻根”、“先锋”、“新写实”等，这些小说主潮之外，还存在着许多没有在文学史的表述中占有大面积话语或与这些主潮小说存在交叉的小说类型。它们也参与构成了80年代以来小说写作的繁荣。新笔记小说就是这样的一种小说类型。新笔记小说是一种小说类型，而不是一种创作潮流。类型，是针对小说文体的共同写作特征所进行的归类划分，往往最终落实为某一特定的小说文体。新笔记小说并不是紧密围绕着作家创作的特定理念形成的一股强劲的小说创作势头，而是以小说文体为核心，思考小说作为艺术形式的种种建树。从新笔记小说的实际创作情况来看，应该把它界定为一种小说文体类型。
新笔记小说，顾名思义，继承了中国古记传统的美学风范。对于不同作家来说，他们对中国古记传统的汲取是有层次区分的。首先，有一部分作家确实在自己对古记的阅读中受到了启迪，或熏陶出了新鲜的创作方法。汪曾祺说：“我写短小说，一是中国本有用极简的笔墨摹写人事的传统，《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其后不绝如缕。我爱读宋人笔记甚于唐人传奇。《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记人事部分我都很喜欢。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龚定庵的《记王隐君》，我觉得都可以当小说看。”孙犁也说：“我学习小说写作，初以为笔记小说，与这一学问有关。”另外，1980年代的年轻作家中陈军也表示过：“文学观先喜洋玩艺。卡夫卡、加谬及法国新小说，拉美‘爆炸文学’和福克纳等，都看了些，不精。但总觉得洋拳术偷不来，与气脉打不通，才发觉自己的秉性还是黄种的。于是再回老祖宗处请罪，读《诸子集成》，品历记，渐渐地，觉得大小周天似乎有了些气感。于是尝到点文化的醇味，也滋润出小小的野心。”陈军对中国古记的借鉴也与对汪曾祺等作家的阅读有关。他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点出了受到的启发：“而读汪曾祺、老舍、古记则不然，他们懂得‘知白守黑’这画理，作品也似青花瓷器般空灵有后味。”
新笔记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类型，一经树立，就会为其他作家提示一种现存的写作经验，一种小说写作的新的可能性，也会吸引其他作家的兴趣来尝试这种文体。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更多的新笔记小说的作者往往并非专擅这样一种小说文体，而是在许多不同的小说文体上都有所涉足。这些默默写作的新笔记小说的作者们的创作，构成了理论宣讲之外的对新笔记小说强有力的创作支持。作为一种新的小说文体类型，新笔记小说有着自身独特的文体要求。汪曾祺说：“凡是不以情节胜，比较简短，文字淡雅而有意境的小说，不妨都称之为笔记体小说。”其中的“笔记体小说”，就是本文所谈的新笔记小说。汪曾祺的话对新笔记小说的文体要求概括得比较全面，但是还稍有纰漏。笔者认为，新笔记小说的文体要求首先反映在篇幅上。新笔记小说一般不支持短篇以外的创作，所以标以这一名目的作品几乎全是短篇，中篇非常罕见，几乎没有，更不用说长篇了。一般的新笔记小说，字数通常控制在10000字以内。除了篇幅上的要求，新笔记小说的内容往往非常广博，包罗社会历史的时事变迁，不同地域的风物人情，或志人，或志怪。这一点也恰是汪曾祺没有提及的。广博的内容，有时被作为人物活动的外在环境，但却往往是作者审美观照、审美表现的重点和核心，而不是单纯机械地担当塑造人物、烘托心理的工具，具有独立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这种驳杂的内容可能是对某地民俗的静态陈列，也可能追踪某些习俗的动态变迁，但广博多样的背后通常传达了厚重的传统中国的乡土经验。汪曾祺笔下故乡高邮的酱菜园、米铺、得月楼和如意楼、各种家乡小吃，何立伟笔下的偏僻闭塞的小城，林斤澜笔下矮凳桥纽扣市场的人物乡情，等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具备了内容上的特征也不一定就是新笔记小说。比如邓友梅的《那五》、冯骥才的《神鞭》之类的作品就很难归于此类。原因在于，新笔记小说不以情节的繁复取胜，往往要求淡化故事的含量，更多地表现出散文化和诗化的追求。它更强调淡化的情节和故事背后的人性张力和文化蕴涵。另外，新笔记小说的语言也颇具特色。尽管不同作家的语言有不同的风格，或简洁明了，如孙犁，或古雅老道，如汪曾祺，或生涩有怪味，如林斤澜，或地域色彩鲜明，如何立伟，总之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对语言逼真描绘功能的要求，追求语言水墨淋漓的写意效果。这四个方面的综合，才构成了新笔记小说作为文体类型的内在要求，也是判断、遴选新笔记小说的标准和依据。
有的论者也提出过新笔记小说与一般短篇小说、小小说等的区别。严格意义上，新笔记小说作为一种小说文体类型，它与短篇小说、小小说等是依据不同的逻辑尺度进行的分类，而不是同一标准下划分出来的不同类属，不处在同一个层面上，不能展开地位对等的区分比较。新笔记小说的划分以小说的文体特征为依据，而短篇小说、小小说等的区分依据主要是小说的篇幅。由于在不同向度上划分类属，因而新笔记小说就会很自然地与短篇小说、小小说存在着广泛的交叉。大多数新笔记小说就是短篇小说，一些文字少、篇幅小的作品就是小小说。而一些与“寻根文学”的观念相呼应或受其影响才应运而生的作品，也就是“寻根小说”。所以，本文将不再对新笔记小说与其他层面上的小说概念之间进行不必要的比较区分。综上所述，新笔记小说是一种诞生于1980年代初期并延续至今的，受到中国古记传统影响的，篇幅短小，内容广博，淡化情节和故事，有着散文化和诗化特征并努力追求写意化语言的小说文体类型。
参考文献：
[1] 汪曾祺、施叔青：《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贾平凹：《太白山记》，《上海文学》，1989年第8期。
[3] 汪曾祺：《故里杂记》，《北京文学》，1982年第2期。
[4] 冯晖：《汪曾祺：新笔记小说的首先发声者》，《云梦学刊》，2001年第3期。
[5] 孙犁：《谈笔记小说》，《孙犁全集 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6] 陈军：《小说氛围初悟》，《西湖》，1990年第4期。
第5篇：汪曾祺谈吃范文
[关键词]汪曾祺；风俗；散文化；诗意；人性美
一、和谐的风俗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风格鲜明，以独特的文学气质和淳厚的生活底蕴，热衷对故乡、对童年展开温馨的回忆，并擅长作风俗画式的描绘，而被称为“风俗画作家”。汪曾祺说过：“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看出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关于风俗画的描绘是有意为之的。《受戒》和《大淖纪事》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种别有风情的风俗描写。如《受戒》的结尾处：“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其笔下那具有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出一种纯朴、温馨、清雅和谐的美感，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久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在《大淖记事》里，有随四时自然变化的沙洲美景、高阜上的鸡鸭炕房、负曝闲谈的人家、忙碌的浆房、田畴麦垅、闲置的候船室。总之，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正是大淖人自然恬静天性的写照。而小说中十一子和巧云追求爱情的方式同大淖风情和谐，使人很难分出哪些是写人物，哪些是写风俗。风俗和人物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交相辉映地体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
优美和谐的风俗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的融洽关系中，还表现在人与物之间的亲近上。《受戒》中的小和尚海明和小姑娘英子爱听青蛙打鼓、寒蛇唱歌，看荧火虫飞动。《天鹅之死》中的白蕤对美丽的天鹅情有独钟。《昙花？鹤和鬼火》中的李小龙爱那雪白的昙花、美丽的野鹤和绿色的鬼火。在这种人与物的关系中，物似乎成了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与之交流、与之沟通，形成了亲切优美的共存关系。
二、散文化的结构
在《汪曾祺小说选》的自序中，汪曾祺发表了一些对于小说的独特看法：“我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线。后来在形式上排除了诗，不分行了，散文的成份是一直都明显地存在着的。……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有时只是一点气氛……气氛即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性格。”汪曾祺的小说，摆脱了传统小说观念里强调情节，注重人物的塑造，铺设悬念，突出矛盾等结构特点，而是淡化情节，淡化人物，没有任何的悬念、冲突和高潮，形成了他散漫舒朗的结构风格。
例如《受戒》以写荸荠庵开头，从而引出当地和尚的风俗、荸荠庵的生活方式、和尚明海出家的过程和小英子一家的生活状态，最后才通过小英子的眼睛来写明海受戒的过程。同时，小说的穿插成分还像滚雪球一样不停向外滚动着别的穿插细节，例如描写庵中生活的一段，顺便交代了几个和尚的情态，在叙述三师傅时又写到了他的绝技、和尚和当地姑娘私通的风俗等，虽然表面上显得枝节纵横，但是作者的叙述却是那么的自然，如水的流动一般，不拘一格而又浑然天成。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一种纯正天然的艺术世界。
《大淖记事》中，作者首先描写的环境背景大淖，具体详细介绍了大淖的景观和淖边人家的生活，读来亲切，犹如读介绍地方志的随笔。事实上正是这种随笔写法统领全文，如文中介绍轮船公司附近人家的乡风生活、锡匠们的工作和他们的生活，又写世代居住淖边的人家的生存状态、风俗习惯、女人们的妆扮和工作、私生活上的不规矩。作者娓娓道来，如同是流动着的小河，碰见什么就要映现什么，然后在水流尽处现出人物，自然而然，姿态横生。其实这种结构上的自然松散，是构成作家小说散文化风格的特征之一。这一切看似随便的叙述，饱含着作者对文本结构“苦心的经营”。
三、诗化的语言
汪曾祺说自己属于“一个通俗抒情诗人”的气质类型，因此他是用诗人的诗性来感受世界，也是用如诗般极美的语言来书写世界。汪曾祺小说语言风格的诗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小说形式的诗歌化，内容上则是将现代诗歌意象与中国生活图像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如《受戒》中的二段描写：“屋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裸桅子花，都齐屋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桅子花香得冲鼻子。顺风的时候，在荸荠庵都闻得见。”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乡村风光！一棵石榴树，一棵桅子花，一花一果，一红一白。我们不由得想到，在这样的花前月下，两个朝夕相伴的少年男女那种爱恋之情的自然发生，以及爱隋的美妙无比。
在《大淖记事》中，汪曾祺是这样写大淖的四季景物变化的：“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这幅大淖四季景物变化图的语言都是很常用的，没有生僻古怪的，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充满了大淖乡土的气息，它扑面吹来，带来大地的清香与芬芳。这些语句就是一首五彩的诗，一首用日常平凡的语言抒写出的诗意盎然的美丽篇章。
“诗者，人之性情。”灵秀笔触与诗意语言的统一，构成了汪曾祺独特的审美世界，也成就了他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卓然神韵。
四、健康的人性
在《受戒》与《大淖记事》这类作品里，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注重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出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受戒》中作者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小和尚明海与村姑英子的恋爱故事。他把明海当作一个普通人来描写，让其按照自然天性发展，表明了对健康人性的礼赞。作者既描写了明海每天开山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等超凡脱俗的僧侣生活，又描写了和“野和尚”们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甚至逾越“门禁”的世俗生活。明子看到小英子留在田埂上的一串脚印，“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特别是当小英子爬到明海耳边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任何世俗束缚，而纯粹是以“人性”为唯一前提，显示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情美。这充分体现了作家对于充满着纯情的自然之爱的眷恋之情，对健康而纯洁的人性的肯定和赞赏。
《大淖纪事》中，大淖的女人们像男人一样干活，一样挣钱，一样靠肩膀吃饭，没有惯常的女性的扭捏和对男性的依赖。大淖的女人们走相、坐相也像男人，还用男人骂人的话骂人，“要多野有多野”。这里的人家极少明媒正娶，有开放的性观念，传统的伦理和偏见在这里被冲淡，女人和男人“好”或“不好”，唯一的标准是“情愿”。她们充满了粗犷的、原始的、野性的生命活力，在生活中尽情释放生命的能量，敢拼敢搏，敢恨敢爱。一切率性自然，随心所欲。汪曾祺用自己的笔还原被压抑被扭曲和异化的人性，让他们回到人性最初的本真、善良、人性之美。
第6篇：汪曾祺谈吃范文
汪曾祺的生平
汪曾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1920年出生于江苏省高邮市。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其问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1949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任《北京文艺》编辑。1954年，京剧剧本《范进中举》荣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后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1961年，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正式出版，成为他的第二部作品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汪曾祺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1980年，小说《受戒》发表于《北京文学》。1981年，小说《异秉》和《大淖记事》分别发表于《雨花》和《北京文学》。1983年，共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近20篇。1987年，赴美国参加三个多月的国际写作活动。1996年，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顾问。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汪曾祺的作品
缘于对传统文化的挚爱，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他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抒写着民族的传统美德。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脍炙人口，另出版有《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等小说集。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淡、含蓄的叙述，摒弃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散文的魅力，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了“千人一面，干部一腔”的局面。他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却发人深思，著有《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等散文集。在戏剧和民间文艺方面有艺术小品集《汪曾祺：文与画》《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京剧剧本《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范进中举》等，都受到了广大同行和读者的高度评价。
他人眼中的汪曾祺
永远的汪曾祺
――评《人间草木》 汪修荣
当代文坛上，能同时在小说和散文两块田地里经营，且自成一家的并不多，汪曾祺先生算是其中的一个。汪曾祺先生是公认的文体家，不仅能写一手优秀的小说，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汪氏散文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文人散文，他的散文没有空泛的好为人师的大道理，也少有宏大题材，流淌在字里行间的都是文人的雅趣和爱好，弥漫着文人的情调。如果说读汪氏小说我们感受到的是诗意，读汪氏散文我们享受的则是闲情逸致。
汪曾祺先生生于江苏高邮一个亦农亦医的世家，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打下了深厚的旧学功底。父亲是个乐天派，属于那个时代少有的玩家，不仅工于绘画，且热爱运动，善治印，会摆弄各种乐器，多才多艺，闲来还乐于做孩子王，领着一帮孩子疯玩作乐。《多年父子成兄弟》记载的这段往事令许多人为之神往。开明的家庭气氛、宽松的生活环境，对他后来创作、为人影响很深，自然也在其风格上留下了印痕，他的小说和散文风格都可以从他的童年生活中找到索引。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汪氏文风也明显地烙着沈氏的印记，但仔细品来却又别具特色。沈氏散文，充溢着边地纯朴自然之气，野性浪漫中蕴含着对人生的关切，缥缈中带着一丝苦涩；汪氏的散文却是闲适中包孕着一种文化，恬淡中自有一份厚重。
中国文人一般分两类，一类兼济天下，一类独善其身。汪曾祺先生大约可算后一种人。汪曾祺先生是个性情中人，他的趣味是中国传统的文人趣味，更多的时候，他走的是陶渊明的路子，一心志在泉林。但他毕竟是现代文人，很难真正出世，所以我们透过那些洒脱的文字仍时时感受到他的济世之心。在汪氏笔下，一草一木总关情，像《人间草木》《葡萄月令》《昆明的雨》《夏天》《冬天》等，无不洋溢着生之趣味，显示出作者的文人雅趣和逸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水则意溢于水，山山水水在他笔下都是有情物，常常“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美食向来是中国文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汪氏素有美食家之称，每到一处，不食会议餐，而是专走小街偏巷，品尝地方风味和民间小食，每每陶醉其问，自得其乐。人皆爱美食，而懂美食，食出心得，却难。汪氏深知个中三昧，那些寻常小食一经汪氏的点睛之笔，无不令人垂涎，感慨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汪氏笔下，食不再是寻常的果腹，而是一种文化、一种境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当数书中一组回忆作者故乡美食的文字，如《故乡食物》《故乡的元宵》等，这些儿时的食物，一经作者生花妙笔点染，不仅骤成妙品，还令人顿起游子之思。
汪氏对传统文化的偏爱以及在文章中传达的浓浓的文化氛围，也是令读者心仪的地方。收入这本书中的《严子陵钓台》《国子监》《胡同文化》《宋朝人的吃喝》《岁朝清供》等篇什，让人领略到中国文化的特有魅力和神韵。时光交错，我们仿佛置身于那逝去的时光。
作为小说家，写人是他的拿手戏。在本书中，汪曾祺同样向我们展示了他小说家的才情与睿智，无论是追忆父祖家人的《我的祖父祖母》《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多年父子成兄弟》，还是怀念沈从文、金岳霖、闻一多、赵树理等昔日师友的文字，无不具有小说的意境和神韵，状物描人情文并茂，栩栩如生。
汪氏散文晚年已臻化境，其文字技巧用炉火纯青来形容毫不为过。这本《人间草木》，集中了汪曾祺先生一生创作的各类散文菁华，斯人已逝，但这些文字却是不朽的，自会发出永久的清香。
木芙蓉
浙江永嘉多木芙蓉。市内一条街边有一棵，干粗如电线杆，高近二层楼，花多而大，他处少见。楠溪江边的村落，村外、路边的茶亭（永嘉多茶亭，供人休息、喝茶、聊天）檐下，到处可以看见芙蓉。芙蓉有一特别处，红白相问。初开白色，渐渐一边变红，终至整个的花都是桃红的。花期长，掩映于手掌大的浓绿的叶丛中，欣然有生意。
我曾向永嘉市领导建议，以芙蓉为永嘉市花，市领导说永嘉已有市花，是茶花。后来听说温州选定茶花为温州市花，那么永嘉恐怕得让一让。永嘉让出茶花，永嘉市花当另选。那么，芙蓉被选中，还是有可能的。
永嘉为什么种那么多木芙蓉呢？问人，说是为了打草鞋。芙蓉的树皮很柔韧结实，剥下来撕成细条，打成草鞋，穿起来很舒服，且耐走长路，不易磨通。
现在穿树皮编的草鞋的人很少了，大家都穿塑料凉鞋、旅游鞋。但是到处都还在种木芙蓉，这是一种习惯。于是芙蓉就成了永嘉城乡一景。
故乡的元宵
故乡的元宵是并不热闹的。
没有狮子、龙灯，没有高跷，没有跑旱船，没有“大头和尚戏柳翠”，没有花担子、茶担子。这些都在七月十五“迎会”――赛城隍时才有，元宵是没有的。很多地方兴“闹元宵”，我们那里的元宵却是静静的。
有几年，有送麒麟的。上午，三个乡下的汉子，一个举着麒麟――一张长板凳，外面糊纸扎的麒麟，一个敲小锣，一个打镲，咚咚当当敲一气，齐声唱一些吉利的歌。每一段开头都是“格炸炸”：
格炸炸，格炸炸，
麒麟送子到你家……
我对这“格炸炸”印象很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状声词？状的什么声呢？送麒麟的没有表演，没有动作，曲调也很简单。送麒麟的来了，一点儿也不叫人兴奋，只听得一连串的“格炸炸”。“格炸炸”完了，祖母就给他们一点儿钱。
街上掷骰子“赶老羊”的赌钱摊子上没有人。六颗骰子静静地在大碗底卧着。摆赌摊的坐在小板凳上抱着膝盖发呆。年快过完了，准备过年的钱也输得差不多了，明天还有事，大家都没有赌兴。
草巷口有个吹糖人的。孙猴子舞大刀、老鼠偷油。
北市口有捏面人的。青蛇、白蛇、老渔翁。老渔翁的蓑衣是从药店里买来的夏枯草做的。
到天地坛看人拉“天嗡子”――即抖空竹，拉得很响，天嗡子蛮牛似的叫。
到泰山庙看老妈妈烧香。一个老妈妈鞋底有牛屎，干了。
一天快过去了。
不过元宵要等到晚上，上了灯，才算。元宵元宵嘛。我们那里一般不叫元宵，叫灯节。灯节要过几天，十三上灯，十七落灯。“正日子”是十五。
各屋里的灯都点起来了。大妈（大伯母）屋里是四盏玻璃方灯。二妈屋里是画了红寿字的白明角琉璃灯，还有一张珠子灯。我的继母屋里点的是红琉璃泡子。一屋子灯光，明亮而温柔，显得很吉祥。
上街去看走马灯。连万顺家的走马灯很大。“乡下人不识走马灯――又来了。”走马灯不过是来回转动的车、马、人（兵）的影子，但也能看它转几圈。后来我自己也动手做了一个，点了蜡烛，看着里面的纸轮一样转了起来，外面的纸屏上一样映出了影子，很欣喜。乾隆和的走马灯并不“走”，只是一个长方的纸箱子，正面白纸上有一些彩色的小人，小人连着一根头发丝，烛火烘热了发丝，小人的手脚会上下动。它虽然不“走”，我们还是叫它走马灯。要不，叫它什么灯呢？这外面的小人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整个画面表现的是《西游记》唐僧取经。
孩子有自己的灯：兔子灯、绣球灯、马灯……兔子灯大都是自己动手做的。下面安四个轱辘，可以拉着走。兔子灯其实不大像兔子，脸是圆的，眼睛是弯弯的，像人的眼睛，还有两道弯弯的眉毛！绣球灯、马灯都是买的。绣球灯是一个多面的纸扎的球，有一个篾制的架子，架子上有一根竹竿，架子下有两个轱辘，手执竹竿，向前推移，球即不停滚动。马灯是两段，一个马头，一个马屁股，用带子系在身上。西瓜灯、虾蟆灯、鱼灯，这些手提的灯，是小孩儿玩的。
有一个习俗可能是外地所没有的：看围屏。硬木长方框，约三尺高，尺半宽，镶绢，上画一笔演义小说人物故事，灯节前装好，一堂围屏约三十幅，屏后点蜡烛。这实际上是照得透亮的连环画。看围屏有两处，一处在炼阳观的偏殿，一处在城隍庙里的火神庙。炼阳观画的是《封神榜》，火神庙画的是《三国》。围屏看了多少年，但还是年年看。好像不看围屏就不算过灯节似的。
街上有人放花。
有人放高升（起火），不多的几支，起火升到天上，嗤――灭了。
天上有一盏红灯笼。竹篾为骨，外糊红纸，一个长方的筒，里面点了蜡烛，放到天上，灯笼是很好放的，连脑线都不用，在一个角上系上线，就能飞上去。灯笼在天上微微飘动，不知道为什么，看了使人有一点薄薄的凄凉。
年过完了，明天十六，所有店铺就“大开门”了。我们那里，初一到初五，店铺都不开门。初六打开两扇排门，卖一点市民必需的东西，叫作“小开门”。十六把全部排门卸掉，放一挂鞭，几个炮仗，叫作“大开门”，开始正常营业。年，就这样过去了。
汪曾祺语录
1.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
2.我一直都错怪你，是你带走了一切，其实一切本来就会离开，只有你如约而来。
3.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触处成文。否则就会下笔枯窘，想要用一个词句，一时却找它不出。语言是要磨炼，要学的。
4.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不是本事，不是能力，不是技术，不是商品，不是演出，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
5.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6.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第7篇：汪曾祺谈吃范文
沈从文，1902年出生于湖南凤凰的一个军旅之家，其祖父沈宏富为湘军名将，曾官至贵州提督。到了父辈这一代，家道中落，沈从文只受过国小的教育就选择了参军，又辗转做过工人、书记员。1922年，沈从文来到北京大学旁听，1924年陆续发表作品，被胡适等人赏识，成为了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建国前多发表作品和各种文学评论，并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担任讲师和教授。建国后停笔，从事文物研究工作。中下干校劳动。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8年病逝。
生性幽默，放诞不羁
沈从文一生坎坷，青年时只身一人北漂，无依无靠险被冻死；中年时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自杀未遂；晚年时又被红卫兵抄家，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在困境中，他也想过自杀来了结生命，但磨难后的沈从文却更加坚强、忍让、谦卑、谨慎，这是沈先生留给世人的印象。他的学生汪曾祺说他总是笑眯眯的，“到了晚年，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作势，真像个孩子”。
沈从文以写小说成名，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沈从文不擅写如林语堂、梁实秋的幽默小品，但其人其事却很幽默。他初到北京时穷困潦倒，只好租用一间原来堆煤的公寓居住，并命名为“窄而霉小斋”，还常为弄不到一点东西“消化消化”而发愁。时，沈从文被安排到扫女厕所，通常女同志听见里面有扫地的声音都会问声：“有人吗？”每当这时候，里面的老作家都会大喊道：“为人民服务！”他还自豪地说：“我政治上虽然不靠谱，但是道德上是很可靠的。”当他看到写着“打倒反动文人沈从文”的大字报时，一向温顺的他却一把揭下，说：“那人的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那时没有冰箱，亲戚怕放在屋里的食物发馊，他吃了会害病，沈先生却说，“我先吃两片消炎片就行”。
随遇而安，不以己悲
丁玲曾用“逆来顺受”形容自己的生活，汪曾祺则说为什么不是“随遇而安”呢？沈从文在生命中诸多的选择和被选择中，也如同自己学生那样随遇而安，或许说正是沈先生的性格才影响了汪曾祺的“随遇而安”。
沈从文是个高产且高质的作家，他在三十年表了诸如《边城》《长河》一类的小说，把他推向了一流作家的位置。没有任何学历，小学毕业的他却担任了中国最高学府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可是到了五十年代，他不得不放下写小说、散文的笔，在解放后出版的一本《沈从文小说选集》序言中写到：“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面对质疑和排斥，沈从文离开了北大，走下了讲台，褪去了著名作家和教授的外衣。但对于文物界却是一个惊喜，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出版了《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专著，其中《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弥补了中国古代服饰历史的空白，并作为了赠送给外宾的礼品书。
八十年代初，沈从文出访美国，在很多外国朋友猎奇的心理下，沈从文没有讲自己的经历，也没有抨击，他只是说：“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因为社会变动太大，我今天之所以有机会在这里与各位谈这些故事，就证明了我并不因为社会变动而丧气。社会变动是必然的现象……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我总相信：人类最后总是爱好和平的。要从和平中求发展、得进步的。中国也无例外这么向前的。”
不折不从，赤子其人
沈从文一生交友无数，年轻时被人提携，成名后也不忘帮助别人。在当年北漂时，尚在“窄而霉小斋”居住的沈从文曾被神交已久的郁达夫接济，让沈从文一生难忘郁达夫的恩情，直到七十年代郁达夫侄女郁风拜访，沈从文仍对此事念念不忘。沈从文初涉文坛时，多受胡适、徐志摩等前辈提携，也许因为与胡适走的太近，沈从文才在建国前遭到左派文人的批判。而当闻知徐志摩飞机遇难后，当时在座的青岛大学诸位同仁好友，只有沈从文一人搭夜车去了济南，为徐志摩送最后一程。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家中常有来客，巴金、杨振声、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都是他的至交好友，且都是君子之交。沈从文帮助同仁和青年学生无数，曾帮助诗人卞之琳出诗集，竟还为资助青年诗人柯原登报卖字。而关于帮助他人的事情沈先生却多数忘记了。沈从文的得意门生汪曾祺和表侄黄永玉一生受其影响，可以说没有老师就没有后来的大作家汪曾祺，没有表叔就没有当代大师黄永玉。这两位也多少继承了沈先生的衣钵，才让乡土文学和湘西文化仍熠熠生辉。
开始时，兴起了一股揭发热潮，大字报贴的到处都是。当得知自己被一个老学生揭发时，沈从文却笑着说：“会，会，这人会这样的，在昆明跑警报的时候，他过乡里浅水河都怕，要个子比他矮的同学背过去……”在失去信任和真理的年代，沈从文选择躲避，即使面对“中山狼”也是一笑置之。
第8篇：汪曾祺谈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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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历史》
【美】汤姆・斯坦迪奇 著 杨雅婷 译 中信出版社
从古至今，吃饱饭、吃好饭的欲望激发了人类的勇气，历史循着玉米、香料和蔗糖的脚步前行。
无论是拿破仑的兴起和失败，还是英国跨越农业的门坎，开创工业革命，乃至今日，我们在超市购买自世界各地流转而来的食物，无不充分证明：食物一直是社会改革、政治改组、土地竞争、工业发展、军事冲突，以及经济扩张等重大改变的背后主因。
《狐狸庵食道乐》
【日】远藤周作 著 陈柏瑶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日本“国民作家”远藤周作谈吃、说酒、论生活的绝妙散文。
“狐狸庵”是远藤周作因养病而得的雅号，据说在他休养的住处常有狐狸出没。因远藤周作的盛名，不少日本人将狐狸庵拿来当餐馆、拉面馆、酒馆之名。
作者在书中谈与食物有关的记忆、怀念，绘声绘色。其中随处可见他的奇特见解与幽默诙谐。
《上瘾五百年》
【美】戴维・考特莱特 著 薛绚 译 中信出版社
一支烟、一壶咖啡、一杯酒、一罐可口可乐……现代生活如何形成？这类精神瘾品，在历史上的力量有多大？
本书对影响人精神状态的诸多瘾品进行了历史性的梳理考察，逐一展演它们如何被发现、交易与谋利的过程，追踪出其进入全球贸易主流的来龙去脉。内容跨越心理、药物、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生动有趣，视野广博。
《汪曾祺谈吃》
汪曾祺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精彩锦句：
蔬菜的命运，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微，提起来也可叫人生一点感慨。
我劝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尝，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异地的食物，比如葵和薤，都吃一c。一个一年到头吃大白菜的人是没有口福的……许多东西，乍一吃，吃不惯，吃吃，就吃出味儿来了。
宋朝人饮酒和后来有些不同的，是总要有些鲜果干果，如柑、梨、蔗、柿、炒栗子、新银杏，以及莴苣、“姜油多”之类的菜蔬和玛瑙饧、泽州饧之类的糖稀。《水浒传》所谓“铺下果子按酒”，即指此类东西。
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好看极了！
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谁吃，就是岂有此理。一个人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对食物如此，对文化或者其他的东西也是一样。
茶馆的墙壁上张贴、涂抹得乱七八糟。但我却于西墙上发现了一首诗，一首真正的诗：记得旧时好，跟随爹爹去吃茶。门前磨螺壳，巷口弄泥沙。而今人长大，心事乱如麻。
我所谓“清香”，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
第9篇：汪曾祺谈吃范文
最初对“爸与酒”的印象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说来奇怪，那么小的孩子却偏把这件事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了。
保姆在厨房里热火朝天地炒菜，还没开饭，爸就端了一碟油炸花生米，一只满到边沿的玻璃杯自管自地先上了桌。我费力地爬上凳子，跪在那儿直盯盯地看着他，吃几个豆，抿一口酒，嘎巴嘎巴，吱拉吱拉……我拼命地咽口水。爸笑起来，把我抱到腿上，极有耐心地夹了几粒花生米喂给我。用筷子指指杯子：“想不想尝尝世界上最美品的东西？”我傻乎乎地点头。爸用筷子头在酒杯里蘸了一下，送到我的嘴里――又辣又呛！我被辣得没有办法，只好号啕起来。妈闻声赶来，又急又气：“汪曾祺！你自己已经是个酒鬼，不要再害我的孩子！”
“”初期，爸被打入了“黑帮”的行列，有一段时间，被扣了工资。于是，家里的财政状况略显吃紧。妈很有大将风度，让我这个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的孩子管家。每月发了工资，交给我一百块钱（在当时是一大笔钱了），要求是，最合理地安排好柴米油盐等家庭日常开销。精打细算以后，我决定每天发给爸一块钱。
一天早晨，已经发给爸一块钱了，他还磨磨蹭蹭地不走。转了一圈，语气中带着讨好：“妞儿，今儿多给几毛行吗？”“干吗？”“昨儿中午多喝了二两酒，钱不够，跟人借了。”我一下子火了起来：“一个黑帮，还跟人借钱喝酒？谁肯借给你！”爸嘀咕：“小楼上一起的。”（小楼是京剧团关“黑帮”的地方）我不容商量地拒绝了他。被我一吼，爸短了一口气，捏着一块钱，讪讪地出了门。
晚饭后，酒足饭饱的爸和以往一样，又拿我寻开心：“胖子胖，打麻将。该人钱，不还账。气得胖子直尿炕！”
我也不甘示弱，不紧不慢地说：“胖子倒没欠账，可是有人借钱嘬喝酒，赖账不还，是谁谁知道！”爸被我回击得只剩臊眉耷眼的份儿了。第二天，爸一回家，就主动汇报：“借的钱还了！”我替他总结：“不喝酒，可以省不少钱吧？”他脸上泛着红光，不无得意地说：“喝酒了。”“嗯？”“没吃饭！”
爸喝酒一向受到妈妈的严格管制，后来连孙女们都主动做监管员。汪朗（汪曾祺之子）的女儿和我女儿小的时候，如果窥到爷爷私下喝酒，就高声向大人告发，搞得爸防不胜防，狼狈不堪。一次老头儿在做菜时“偷”喝厨房的料酒，又被孩子们撞到，孙女刚喊“奶奶”，老头儿连忙用手势央求。她们命令爷爷弯下腰，张开嘴，俩孩子踮着脚尖嗅来嗅去，孩子们对黄酒的气味陌生，老头儿躲过一顿痛斥。
多年以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回家看望爸妈。爸缩在床上，大汗淋漓，眼里泛出黄黄的颜色。问他怎么了，他痛苦不堪地指指肚子，我们以为是肝区。唉，喝了那么多年的酒，真的喝出病来了。送爸去医院前，妈非常严肃地问：“今后能不能不再喝酒？”爸萎作一团，咬着牙，不肯直接回答。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歹把爸弄到诊室的床上，医生到处摸过叩过，又看了一大摞化验单，确诊为“胆囊炎急性发作”。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蹲下身为爸穿鞋，顺便问大夫：“今后在烟酒上有什么限制？”话音未落，很明显地感到爸的脚紧张地僵了一下。大夫边填处方，边漫不经心地说：“这个病与烟酒无关。”
“嘻嘻……”爸马上捂着嘴窃笑，简直像是捡了个大便宜。刚刚还挤满了痛苦皱纹的那张脸，一瞬间绽出了一朵灿烂的花儿，一双还没有褪去黄疸的眼睛里闪烁着失而复得的喜悦！刚进家门，爸像一条虾米似的捂着仍在作痛的胆，朗声宣布：“我还可以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