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理小文章精选(九篇)

第1篇：哲理小文章范文

[关键词]方以智；训诂；道；语言哲学

晚明至清初的哲学，在反思汉民族巨大的政治失败的过程，将这种原因归结为宋明理学的空疏。他们在解经方面又极力反对两宋及明代中前期的义理之学，力求通过对经典语言、文字的确切解释，以求准确地理解经典的原意，从而发展出了一套语言哲学的思想。作为这一时期杰出思想家代表之一的方以智，在语言哲学方面取得超越同时代人之上的成绩，他一生所学涉猎广泛，“质测”与“通几”兼治，在音韵、文字、训诂、文章与道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其早期《通雅》、晚期《易余》之《知言发凡》、《时义》、《薪火》和《东西均》之《道艺》、《神迹》、《不立文字》等篇，都是集中借“小学”阐发其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篇章，他曾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言者，载道之器”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思想。而他率先提出的“以音求义”语言哲学思想，被戴震及其后学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所继承并得到深化。

(一)“以音求义”

“以音求义”是贯穿《通雅》一书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方以智语言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梁启超说：“密之最大的发明，在以音求义。”方以智十分重视文字、声音的研究，他说：“函雅故，通古今，此鼓箧之必有事也。不安其艺，不能乐业；不通古今，何以协艺相传。讵日训诂小学可弁髦乎?理其理，事其事，时其时，开而辨名当物，未有离乎声音文字，而可举以正告者也。”在方以智眼里，“鼓箧”不是故纸堆，不可小觑，其中“必有事也”。他认为古经之声音、文字涵理、涵事，是通晓古今之理事、传续古圣贤之道的重要途径。“小学”不是局限于表面的声音、文字而已，其中涵有古圣贤之心。他说：“小学有训诂之学，有字书之学，有音韵之学。从事《苍》、《雅》、《说文》，固当旁采诸家之辩难，则上自金石、钟鼎、石经、碑贴，以至印章、款识，皆所当究心者。”在这里他明确地说明了研究“小学”的目的是“皆所当究心者”，从而在新的历史高度总结了汉唐训诂与魏晋、宋明义理之学的辩证关系，开创了以文字、训诂的人文实证方法，求达古圣贤之道的新的哲学思考路径。

方以智借“小学”阐发哲学的方法就是从研究声音、文字开始的，即以“声音文字为缘，入之两端”。在早期著作《通雅》中，方以智尤其强调声韵在“小学”中的基础地位与作用，这是方以智语言哲学的一大特色。他说：“备万物之体用，莫过于字；包众字之形声，莫过于韵。”在方以智看来，古经之文字、声韵即涵有宋儒所谓的“体用”之道，而研究声韵乃是较文字更为基础的识“道”工作，这种说法明显是对宋儒贬低训诂工作而空谈性命之道的反动，表明方以智决意另立一种从声韵、文字人手的哲学思考路向。他说：“惟声音可通古今人物之情，文字其寄托者也。”意即人们必须通过语音来会通古今人物之性情，而文字只是声音的寄托者；换言之，只有语音才是圣人性情的原始载体，是古人之心与道的最初体现，所以他说：“今日定序、正音，为万世宗。”从求古圣贤之道与文化的传承方面来说，方以智的这种做法明显较朱子一系以哲学方式求古圣贤之道的方法更具有实证性的特征。

方以智从声音、文字的起源来考查音韵、文字与古圣人之心、意的关系，提出“因形立事，附声见意”的音、义关系，说明“欲通古义，先通古音”的道理。他说：“人所贵者心，而不离五官。始造文字，皆意也，而不离五者，则当以意为第一。--然先形事者，以就可见者起意也。名为五官，用时并用；名为六书，一字并存，如见日月之事(自注：即指日月之事，即有日月之声)，而指为日月之意即会焉。特以因形立事，附声见意。而意多字少，转借为多。总言之惟形与声两端，而意在其中。”古人创造文字以立“意”为主，故人所贵于心；字有形涵事，皆从客观“可见者”起意，说明文字是古人对当时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反思的结果，是理性抽象的结晶，其中固然蕴藏着古圣贤之心与意。他还特别强调声音与事、意的对应关系：“指日月之事，即有日月之声”，“而指为日月之意即会焉”。这样，声、事、意一体并存于有形之字，有其事，即有其声，即可见意；见一字而知其形、声、事、意、心，五者同时并用，故可“因形立事，附声见意”，见字知音即可知古人之心与意，因此他将研究声音、文字等“小学”的活动提升到“皆所当究心者”的哲学研究高度。

方以智认为对声音、文字等“小学”的研究目的是接续古圣人之道，使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他说：“删述大集与万世共熏，性与天道岂忧其断乎?”他考订文字、音韵是为了掌握与传承古圣人之微言大义，使圣贤之道流行不竭而与“万世共熏”。“性与天道”就是涵于声音、文字等“小学”中的“大者”，他认为《通雅》之作即在于“识其大”，他说：“客有过曼寓者，问《通雅》音义而及之，且识其小。”他明确地反对将《通雅》视为一般的训诂或仅仅是对音韵的考订工作而忽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表明他已自觉地将对声音、小学的研究工作擢升到作为体认天道的语言哲学高度。

方以智在主张训诂“达其实”的同时，也反对“诵死人之句”，他深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所以他力主“虚实并济”、汉宋兼采，他说：“用实者虚，用虚者实，虚实本一致也。当合汉宋，及今参集大成焉。，，[。’(第2—3页)即是说在声音文字之实学的基础上要结合时代的要求有所创发，不能死守古人之章句，他甚至认为“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有错行之用焉”。他说：“读圣作当虚心，以从经见，百氏当化，书以从我，察其两端，由中道行，中备四时，随其环应。”用传统的话来说，这就是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用现代西方解释学的话来说，这是从被动地解释文本到主动地积极创造。可见，方以智提倡训诂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不同以往的人文世界，这种理论与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具有相同的思想内涵。

(二)“言者，载道之器”——方以智工具论的语言哲学思想

方以智以“欲通古义，先通古音”为基础，积极探讨古人之心、道与言辞、文章的关系及读圣人之书对个人道德修养的作用，将语言哲学扩展到对文字、言辞、文章等“艺”的哲学与美学研究，丰富与深化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他经史并济、兼采百家、采撷中西之长，使他的语言哲学理论既表现了通经致用的时代特色，又表现出深刻、系统的个性特征。

方以智以“气”论为基础，简明地揭示了“言”的形成过程及言与心的关系。他说：“气贯虚而为心，心吐气而为言，言为心苗，托于文字。”“言为心苗”，意即“言”是“心”外在表达，这里的“心”当然是指人的思想、思维或理性，将这种“心苗”记录下来的即是文字。“备万物之体用，莫过于字”，高度肯定了文字对思维的物化作用。他在《东西均，声气不坏说》一文中提出的“人心以言出气”的说法，揭示了语言与思想的关系。

在《药地炮庄·齐物论第二》的前序中，他明确地表达了“道”对“言”的依存关系，他说：“言者，载道之器，利害极大。”圣人之言承载着圣人所体认的天道，是圣人的思想结晶，是天地之心的体现，所以对待圣人之言一定要慎重，不可“糟粕文字”。在西方约300年之后，像方以智一样，思想深奥又晦涩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在，在思想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在’之家。”二者无论在语言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体现了语言哲学的人类共通性及中国文化在此方面的优越感。

所以，读圣作不只是弄懂其中深奥的字词而已，他说：“吾少以辞为主，及长乃知文以明道也”，“古人深于义，当于理，文之以其辞而已。”对待古人之言，不可简单地视之为文辞的客体对象，要深明其中的“义”与“道”。不过，方以智并不否认言辞的重要性，他说：“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以言乎使命之辞也。”辞的“使命”就是行使“相传相示”古人之心与意的功能，所以辞不可以缺少。方以智即此提出“贵达”的读书方法，他说：“凡谓之辞未有不贵达者，亦未有达而犹贵枝叶者也”，“彬彬者，辞达之谓也”。“圣人之情见乎辞”，“达”就是要领会辞中圣人之性情、悟圣人之心，并化之为行动，“彬彬者”即是。否则，就会出现“六经既不尊，则师心无忌惮者群起矣”的社会现象。读圣人之作的最终目的小在教化以提升个人的德性，大在治理整个社会，从而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以达到“善用”之目的。

(三)“文章即性道”

方以智除了对声韵、文字、语言等器与道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之外，还深刻地分析了文章与性道、道与艺等关系，提出“文章即性道”和“道寓于艺”的独特见解。他以声音文字为切入点，全面展开对内与外、道与器的关系的分析，如他在论及道与艺的关系时说：“知道寓于艺者，艺外之无道，犹道外之无艺也”这样，他就将语言哲学扩展到艺术哲学。

他说：“士以读书明理为业，犹农工之刀耜也，志道游艺，外内一致，张弛鼓舞，全以此养之而化之。文章即性道，岂曼语哉。进德必居其业，立诚用在修词，大畜日新。道寓于器，会通典礼。赜不可恶，效天法地，道不远人，所贵振衣挈领，播种培根，一树全仁，何碍葱蔚。”在这段文字中，仅从语言哲学方面来说，他至少给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信息：第一是“文章即性道”，意指文章蕴含着圣人对性与天道的思考；第二是“立诚用在修词”，表述了读书对道德修养的作用；第三是“播种培根”，意即学问理应从字词等基础工作做起，因为“一树全仁”，字词之中自有天道在，故不能离器而言道、“偏上以竞高”。

第2篇：哲理小文章范文

像这样的自然科学小论文，只是论述类文本的一个分支。论述类文本的选文包罗万象，专业性强，许多学生纠结于其中的知识，越看越糊涂，提笔做题自是“很受伤”。

这里，我们首先明确一点，论述类文本考查的是分析、概括和推理的思维能力，不是我们对某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深广与否，因此大可不必在知识的细枝末节上纠缠。相反，分析文章结构、理清作者思路才是引导我们读懂论述类文本的主要方法。

由文题悟文意

像《中国建筑的特征》，文题就是一个很好的破题途径。“特征”是中心词，“中国建筑”指明研究对象。在全文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句子――“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下列九点”，文章的主体部分旋即凸显。题目就好比是文章的眼睛，抓住题目也就等于抓住了理解文章的突破口，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以文体析结构

《中国建筑的特征》是自然科学小论文。在完成了“介绍自然科学中某一领域的知识”的任务之后，它更重要的职责是借助专业领域知识来“论说”自己的科学理念――“用自己建筑上的优良传统来建造适合于今天我们新中国的建筑”。因而介绍九大特征之后，作者所花的笔墨是为顺利得出最后一段的结论所做的准备工作。追究“是什么”的同时我们也解决了“为什么”的问题，整篇文章的框架一目了然。

论述类文本一般是议论文，大多数议论文又多采用的是“总―分―总”的整体结构模式，即提出问题（引论）、分析问题（本论）、解决问题（结论）。从文体特点入手，理解观点和材料之间的逻辑联系，分析段落之间的层次关系，明确论证的过程和方法，也是我们准确分析文章结构、把握行文思路的重要手段。

抓词句明层次

论述文大多是条理清晰的文章，很容易找到中心句或主旨句来帮助我们划分层次。中心句或出现在开头，或归纳于末尾。另外，各段的开头句和结尾句也有可能是分论点；即使不是分论点，也起着引领或者总结本段的作用。

除了中心句、主旨句，关键词也起到勾连上下文的重要作用。在作者详述中国古代建筑的九大特征时，我们可以看到（三）（四）（五）中出现了大量的建筑学专业术语。高频词汇“木材”“结构”“立柱”“横梁”“梁架”可以帮助我们把各个构件同主要构架串接在一起，将它们统归为结构特点。

可见，抓住关键词句，可以高效地梳理文章层次，理清文章脉胳，明确中心论点，也有助于我们快速读通、读懂文本。

上文以《中国建筑的特征》为例，从文题、文体、关键词句等方面入手，细读文本，整理归纳了一些可行性办法，便于我们分析文章结构，理清作者的行文思路，进而整体把握文本内容，深入品味文本意蕴。

[练习]

阅读下文，回答文后问题。

哲学的困惑和魅力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名言：哲学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这句名言为以后的许多哲学家所引证，用以解释哲学的起源。但在我看来，哲学应该起源于惊奇的惊奇，它对实证科学的惊奇再表示惊奇。可见，研究哲学首先需要一种问题意识。

以往一些文学作品总是对哲学家的沉思报以怀疑和讥笑。事实上，哲学家们的沉思有时看起来滑稽可笑，但却十分可爱。苏格拉底经常站在屋檐下思考哲学问题，有时候竟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一天一夜！哲学家金岳霖完成了《知识论》后，为避空袭，他抱着书稿躲进了防空洞。空袭过后，他还未从哲学沉思中完全摆脱出来，走的时候忘记带走书稿。后来，他根据回忆，重新把这部70多万字的书稿写了出来！哲学家的生活中总是伴随着一些古怪故事，然而，他们深入思索的正是宇宙和人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任何伟大的思想都是在长期思考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解决哲学中的困惑需要静下心来认真思考，需要以超功利的心态来追求真理，而任何浮躁、浮夸的风气都于事无补。

哲学并不以实证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它关注的是实证科学的价值基础。如果说实证科学询问的是事实，那么，哲学询问的则是价值。

在哲学研究中，方法论上的困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为了了解整个文本，人们必须先了解文本中的每个部分。但如果你没有吃透整个文本的精神，那么你对文本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理解也是不可能深入下去的。于是，部分与整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为前提、互动的关系。另一个是认识者的期望与认识结果之间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就认识的期望而言，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对对象获得客观的认识，但往往我们在认识任何对象之前就已经有了先入之见。这也是人们在任何诠释活动中必定会遭遇到的悖论。实际上，解决或超越这一悖论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自觉地顺应这一悖论。

我们通常以为，我们是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思想的，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们也用语言来掩饰自己的思想。只有自觉地反思语言表达中的种种困惑，我们的哲学思考才能真正向前发展。

总而言之，哲学本身充满了困惑。然而，唯其如此，它才充满了活力和魅力。对于真正的思想者来说，一门学问越是深刻，越是难以把握，就越能激起他的经久不衰的兴趣和研究的热情。

（本文有删改）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哲学家思考问题时既让人感到滑稽可笑，又让人感到十分可爱。因为他们所思索的往往是宇宙和人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其思考方式异于常人。

B.哲学与实证科学的区别在于：实证科学询问的是事实；而哲学询问的是价值，它必须对实证科学表示“惊奇”。所以，问题意识是哲学研究的关键。

C.在哲学研究中，哲学家如果能够尊重认识对象的客观性，摒弃认识外部世界时自身存在的先入之见，就能顺利解决诠释活动中存在的悖论。

D.哲学本身面临种种困惑，使得它充满活力和魅力。事实上，越是深刻和难以把握的学问，就越能激起真正的思想者持续的兴趣和研究的热情。

第3篇：哲理小文章范文

关键词：《道德经》；和谐；诗歌特质；哲理散文诗；生态管理；大成管理智慧

笔者认为，在先秦文学中，《道德经》是介于《诗》、《易》之间的，形式为韵偶，骈散结合的哲理散文诗，相当于今天的押韵自由体诗。老子把哲学与文学、诗歌与散文精妙地熔为一炉，通过哲理化的意境、辩证化的语言、形象化的说理、韵散化的句式，组织、建构起《道德经》诗化散文、散文化诗的韵味、散行诗体的风格特质，使大量枯燥乏味的哲理变得可视、可感、可亲。从整体上看，《道德经》既可与《诗经》比美，又同《周易》堪称双璧(即中国先秦二大哲学诗)，成为我国先秦文学中富有含蓄而独特风格的诗体瑰宝。

修辞：形象化的哲理

老子《道德经》之所以文约义丰、言简意赅，是因为它既富哲理的韵味、诗歌的特质，又具散文的意境、文学的色彩，兼备韵偶、骈散融汇的语言艺术特色。这种语体特色是由丰富的修辞所编织而筑构的。从整体上看，《道德经》它以充满哲智和诗意的辩证语言，优美与诗境的散文风格，形象生动，磅礴有力，极富哲理性、启发性和感染力，“确是一部辞意锤炼的‘哲学诗’”。

《道德经》五千言(据通行本统计约为5500多言)，写得如此简约、精微、深刻、大气、美妙，令人回味无穷，这在先秦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文人独著的珍品与奇葩。老子利用担任“周守藏室之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有利条件，大量阅读了当时国库中的古籍文献，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从社会人生感悟与思辩说明的高度，运用“正言若反”(七十八章)的语言艺术和“有”(实词)、“元”(虚空)辩证的表现手法，追求“淡乎其无味”(三十五章)、返朴归真的美学境界。这一方面是老子“文质附乎性情”，疾伪主朴，“重质轻文”，以辩证短语(实词)和诗化语言构成“五千精妙”来表达哲学道理与治邦安民之道，注重语言文辞的自然本色；另一方面，老子又“正言若反”，自然无为，重视天道自然的修辞观，大量综合串用比喻、排比、设问、顶真、回文、层递、对偶、警句、讽刺，以及比拟、反诘、引用、互文、双关等多种修辞格，生动的描绘、形象地刻画、辩证的说明、情理交融，用精洁美妙的文字把人生哲理、社会规律、宇宙自然都汇织得如诗如画，如此生动，如此形象，实现了“言必有信始为美，辩必其精方称善”的辩证说明的艺术效果。总之，老子以精炼的语言，辩证的短语、独特的修辞手法，揭示了天道自然的本质，说明“无为无不为”(三十八章)、“无为而治”(三章)、“不为天下先”(六十七章)的生存哲学、为政法则和人生道理以及自然规律、管理真谛，给人以指导、启迪、遐想、激励和鼓舞。大量乏味而枯燥的哲理，在老子笔下都变得灵动起来，成为生动活泼、形象鲜明、文情并茂而永远取之不竭的人类精神财富。从大成管理智慧这一角度来说，大道文化经典《道德经》，开创了中国文人独著(篇章结构)作品大量运用修辞格之先河。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人本性的自然生存和生态管理规律的真谛。

(一)比喻与排比

大量运用比喻与排比，使精深的哲理生动形象化，是《道德经》最重要的编织管理文字与诗化艺术特色之一。《道德经》中的比喻与排比的修辞格，几乎占了全篇的一半，有时是单独出现，有时是综合运用的，甚至与多种修辞手法串用。如比喻这一“语言艺术中的艺术”，老子就运用得炉火纯青，恰到好处。其中。“水”成为老子喻理达意的典型形象，是他最为喜爱的比喻之一。在老子看来，“上善若水”(八章)、“柔之胜刚”(七十八章)“静之徐清”(十五章)、“善下之”(六十六章)等水性(品性)，同人性是和谐一致的。老子笔下的“水”，不仅是人格化的水，而且是内质、外质统一的完美形象，老子赞美水的无为、柔弱、处下、不争(虚静)的品性，也是以水喻人，更是为了以水来阐明柔弱胜刚强的生态管理状况和顺从自然生存道理：“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七十八章)。在先秦，老子《道德经》与孔子《论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篇第六)中都有以“水”作比的例子，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水”的品质和功用来喻人之性格、意志，道德、涵养等品性，进而拓展到为人、为政、立世以及治国平天下，已开始普遍得到春秋时代人们的认同与重视，并获得当时哲人们的共识。再如六十六章，老子把治大国当作家厨煎小鱼：“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从官民和谐共生态哲学的高度，说明治政的时机与火候，以及政策的稳定性，告诫为政者对“民”的治理，不要朝令夕改，搅扰、祸害或增加“民”的负担，必须把握好生存规则，留有生存空间余地，营造人本自然生态、共赢互惠关系或共生链环境，这是多么贴切生动、自然亲切、形象逼真!在《道德经》中，类似这样的比喻比比皆是。

老子在说理过程中除了使用比喻外，还巧妙地结合排比等，以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据笔者粗略统计，《道德经》81章中就有40余章使用了排比句式。如在五十七章，老子为说明政府与“民”(百姓)的和谐共生，互赢相长的关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种排比兼层递的修辞句，不仅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语感美和音乐美，而且寓含深刻、丰富，令人余味无穷。

(二)设问与排(比)、递(进)

在《道德经》中，老子的设问往往是排比的、递进(层递)的。其中第十章，无论从思想上、内容上，还是从句式(四言)、修辞手法来说，都是最富有代表性的。老子在这章一连用了六个设问句，前三个以比、兴作铺垫(“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而最终落脚点是为了来着重点明、突出后面三个设问：“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这一连三个设问、排比、递进，把为政治国的哲学智慧、执政理想的三层境界和“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修养的道理讲得如此深刻、如此透彻、如此淋漓尽致、如此意味深长，余音绕梁。这在先秦文学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语意连贯，结构紧凑，条理清晰，层次分明，不仅引起并加强读者的注意和思考，增强了论辩力、说服力、鼓动力，而且表达曲折到位、语意蕴含丰富，思想深刻独到。在这里，老子描绘出对人的生态管理境界和高层次的为政者理想要求。

(三)顶针与层递

在第二十五章中，老子为了说明“道”的含义和“道法自然”的深刻哲学道理和境界管理法则，指出，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这里，老子以三言为主，运用一连串的顶针和层递句式，并巧妙地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构成节奏明快、旋律美感强的辩证语言，有力说明了“道”、“天”、“地”、“人”的生态存在和“道法自然’的哲学意蕴，管理规律，“道”不会随运动变化而消失，它经过变动又回到原始，这种状态就是事物得以产生的最基本、最本源的地方。这样，道理一步步深入，逻辑一层层推进，层次分明，脉络清楚，论述深刻，感染力和心灵震撼力强，老子“道法自然”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和大成管理哲学法则，也就给人以清晰明了的认识。

(四)对偶与排比

老子《道德经》之所以如此精微、美妙，是因为老子常常以一修辞格为主，多种修辞手法连用、或综合串用所产生的美感效应和艺术效果。在《道德经》中，老子巧妙地把深刻的思想内容寓于诗化语言、韵化散文的哲理诗篇中，这在先秦，除哲学诗《周易》外，还是极为少见的，也是后人往往只重其思想性，而忽视其文学艺术价值的原因之一。诸如《道德经》第五章(“飘风不终朝”)、二十七章(“故善人，善人之师”)、四十四章(“甚爱必大费”)等章中就综合运用了对偶、排比等多种修辞格来说理的。其中老子《道德经》的第一章更富有代表性：“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傲。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种一、二、三、四、五言构成对称整齐的形式、韵谐律调的音节、相关相连的道理、相对相反的辩证，补充映衬，抑扬顿挫，铿锵谐和，令人信服，感人至深，简直是一首哲理的诗篇，一曲优美的乐章，一段天道共谐的赞歌!

(五)反语与警策

“正言若反”，是《道德经》最为显著的特色之一。老子利用语言条件的表达辩证性，对反面事物或现象，表示不赞成，不妥协而加以揭发，并言近旨远，委婉含蓄，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如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看来，在“大道废”的时代，就会出现“仁义”、“大伪”、“孝慈”、“忠臣”，老子站在民(百姓)的立场上，强烈谴责和痛斥当时为政者，沉重地揭示“民”(百姓)贫困的原因：“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乎?非道也哉”(五十三章)的不平与黑暗的社会现实，并指出统治者奢侈生活是百姓饥饿痛苦的根源，以构成贫富不均的鲜明对比的社会生活图景。对此，老子愤懑地抨击：这样的一批人所遵行的难道不是强盗们所走的道路吗?的确是强盗们所为，绝不是正义的道路!“非道也哉”，反映了老子对现实社会不合理的谴责和愤辞，并从反面预示着社会的黑暗、政风的败坏、管理道德的沦丧、人们处于痛苦不堪的现实境况。这里，老子综合串用反语，对比，层递、瞽策、设问、排比等多种修辞，富有警示、启发和感人的效果，这种激烈的情感语言，至真至诚的批判，不知深含多么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人生哲理!

风格：自然和谐美妙

老子《道德经》精妙绝伦，在于“道法自然”的独特风格。从文学特质上看，它除“重质轻文”，大量运用辩证实词和修辞手法外，还离不开其均衡互补、自然和谐的辩证说明语言特色和独特瑰奇的诗体风格。从先秦文学史来看，《道德经》可与《诗》、《易》媲美。不过，它既不同于古朴、深奥、难懂的《周易》，又不同于用字整齐、押韵严格的《诗经》，而是“对字协韵”(对此古今学者多有论述，如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朱谦之《老子韵例》等)，即文字对应，音韵相谐，又不甚严格，灵活多变而利于把深刻的哲理和思想寓于说理、思辩、自然、和谐之中，通过“有、无”的辩证表现手法，构筑表达思想、激发兴趣、易于记诵的形式美、声音美、韵律美的和谐工整并富有文学色彩和美学风格的哲理散文诗。从整体上看，老子用韵不仅合于《周易》、《诗经》，而且合于楚声、楚辞，灵活善变，丰富多彩，节凑铿锵有力，音韵和谐悦耳。由此可见，《道德经》之所以传之久远，其价值不只是它的思想性和哲学性，还在于它所蕴含独特的文学性(文采)和艺术性(魅力)，《道德经》就是这“四性”自然和谐、完美统一的艺术精品。无论是它的哲理描述策略、诗意飞扬杰构、跨文体写作方式，还是它的语言风格、文学特色和辩证艺术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作用。

(一)语言风格：对偶、散行、磅礴有力

从文字看，《道德经》“的确很美，文字用得很简要，一个字代表了很多意思，而且读起来又很顺畅”(南怀瑾《易经杂说》)。《道德经》融汇了当时南北诗歌、散文的艺术成就，情理交融、喻理达意，对偶、散行错落有致，磅礴有力，以其诗文相兼的艺术创造开辟了楚文学发展的新天地《楚文学史》，形成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这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多用三、四、五言为主，杂用二、六、七、八言的有韵的文字和“有”(实词)、“无”(虚空)相杂的辩证表达方式，如虚实、强弱(三章)、有无(一章)、?福(五十八章)等；一是自由散行的句式，尤其是精妙的修辞，如对偶、排比等多种修辞格的综合而辩证运用：“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五十六章)、“企者不立，跨者不行”(二十四章)、“曲则全，枉则直”(二十二章)等。

在先秦，《道德经》与《周易》二大哲理诗，堪称精微洁静、珠联璧合，二者句式上整散互用，结构上长短交错，语气上缓急谐调，朗朗上口，自然和谐，构成了文体上的对偶、押韵、骈散形式，整齐的对偶，活泼的散行，错落有致，参差锵有力，“具有哲理诗的声音美，也发挥了散文复杂句法的错落美”(台湾梁容若《文学二十二家传》)，使高度抽象的原理得到充分的表达效果。《道德经》第一章和《周易》“系辞”第一章就是十分典型的、《道德经》第五十八章(“祸福相依”)和《易·乾·文言》(“同气相应，同声相求”)也都富有代表性，二者都从比、兴的手法开始，引出主题和中心问题。我们不妨来看看《道德经》的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在这里，老子以比、兴引出主题和中心问题，采用对偶、排比句式，长短变化，结构一致，章法严谨，形式多样，对称平衡，表现出哲理散文诗《道德经)的三大特点，一是参差错落的句式，变化有致的章法；二是对偶工整的俪辞，气势奔放的排句；三是简洁精练的语言，铿锵和谐的音韵。这些特点对后世散文创作讲究力度、重视气韵都有极大的影响。

(二)文学风格：诗意、韵味、形式独特

老子《道德经》融铸当时南北文学艺术，推陈出新，行文韵散结合，以诗文相兼的艺术创造首次较全面地显示了南北艺术融会发展的风貌，代表了春秋时代楚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楚文学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和个体作品，它以丰富的想象、鲜明的形象、强烈抒情的特性，“书楚语，作楚声” 的特色，全面地反映了楚文学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道德经》的这种独特的文学风格，一方面离不开韵味(律)的语言，简洁的文句和节段的形式，一方面表现在诗化意境、散化诗体、辩证说明和个性化情理交融的手法。《道德经》与《诗经》都用了比、兴手法，但在语言方面，如前所述，《道德经》文字对应，押韵自由，散行长短，灵活多变，诗体之句与散体之语杂然并存，即表现为“对字协韵”的形式；而不同于《诗经》讲究用字，押韵严格。据孙雍长统计，老子《道德经》用韵426处，其中各韵部独用245处，占全部用韵57.51％；通韵与合韵共181处，占全部用韵42.49％。并例举了各部所有人韵之字，即韵谱40例。可见，《道德经》几乎是用韵语写成的，多合于汉字古谐声(古音入韵)，用韵自由宽缓、原始质朴。

总之，《道德经》说理借助于典型事例的筒述，准确的叙事、象形的描绘和感情的抒发来进行，哲理韵味很浓，构成了自然和谐的文学风格，对后世思想与艺术并重、内容与形式齐美的哲理讽刺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辩证风格：说明、思辩、正言若反

“正言若反”、说明与思辩结合，这是老子《道德经》辩证说理、独特瑰奇的风格特色的主要构成要素。老子否定之否定、自然无为的辩证观点，贯穿于《道德经》创作的始终。可以说，《道德经》充满了辩证的逻辑力量。老子一面运用辩证的观点，即相反相成的反语，诸如“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四十五章)、“大制无割”(二十八章)等来构筑这种“正言若反”的独特而瑰奇的风格；一方面又在结合辩证短语的基础上，采用直接论证方法，形象生动地阐述了客观事物的哲理和大成管理的生存理念。老子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中概括出哲理短语：“大器晚成”、“知足不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等，这久已成为格言或成语；同时，老子鲜明地指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充满着对立统一的辩证现象，诸如有无、大小、长短、多少、前后、高低、远近、轻重、厚薄、静躁、黑白，寒热、雄雌、正反、同异、美丑、善恶、祸福，强弱、利害、真伪，生死、荣辱、损益、柔刚、吉凶、兴废、进退、巧拙、治乱、贫富、贵贱等等，这些涉及到自然、社会、管理和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充分反映了老子《道德经》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现实和宇宙人生的深刻认识。老子大量使用辩证短语(论证性的反语)、辩证的论证方法，形象生动，通俗明了，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了，这种辩证说理，是有力的、鼓动的，符合“话语通俗方传远”的语言流布规律，易为广大人们所接受。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至今还没有哪一个文学家像老子如此广泛而深入地运用“有”(实词，辩证短语)、“无”(虚空，辩证推理)和谐自然的表现手法，并结合叙事、抒情、议论等多种创作方法，建构起辩证的美学风格大厦和哲理化优美的诗篇，给人以如此美的感受、如此鲜明的形象、如此深刻的印象，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构成老子《道德经》真实精妙、丰富鲜明、独特瑰奇的辩证说明的风格特色和艺术魅力。

影响：文史哲综合效应

从宏观来考察，无论是哲学思想，还是文学艺术，都没有哪部作品有《道德经》对后世甚至世界文化的影响力如此之巨。从文学艺术影响力来看，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它本身所蕴含深刻的思想内涵，诸如“自然无为”、“道法自然”等丰富的创作和批评观点，老子重在“自然”，又重在“神”，自然的顶点，即是“神境”(郭绍虞)；一是《道德经》哲理散文诗体所表现的，尤其是它的文学体式、辩证说明以及“正言若反”的艺术魅力。可以说，《道德经》开创了思想性、哲理性、辩证性融汇的韵、骈、散一体的文学体式。老子从“道”出发，用这种诗文结合的式样，把自然无为，包括“无为无不为”、“无为而治”、“不为天下先”等为政哲学思想与“重质轻文”、“正言若反”的修辞美学思想熔为一炉，融汇了丰富的哲学道理、科学道理、人生道理、治国道理、养生道理、军事谋略和管理法则等。从发展的角度看，老子《道德经》对中国文史哲及其诸方面的渗透产生了综合效应及深远影响。

(一)《道德经》对哲学发展的影响

从哲学发展来考察，“中国哲学史、中国美学史应该从老子开始”(叶朗)。《道德经》的影响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主要在生活哲学、自然哲学与管理哲学、和谐学理论的巨大影响。历代诠释和研究老子，一般可归纳为三条路线(南怀瑾)：

一是纯粹走哲学思想的研究路线。作这方面研究的人，各有各自的心得，各有自己的见解。

二是把《道德经》单纯地归到个人修养、做工夫。所谓修神仙丹道上去。这一类自几千年前，直至现在，已自成一个系统。

三是把《道德经》归到谋略学的主流，认为老子的谋略学是阴谋，是阴谋之术。这种观点错得很离谱。正如章太炎所说的“老子明明说的‘正言若反’，后来人却不懂老子的用意”(《演讲录》)。

从整体上看，老子是从宇宙物理与人事必然法则的因果规律到生存智慧、自然哲学规律，告诉人们“天道好还”淇事好还，三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四十章)的原理。在老子看来，若不从自然的道德规律去做，却以权诈争夺为能事的，最终反败。可以说，老子《道德经》是一部人生百科、治世的宝典和生存智慧的源泉。在这方面的总结性成果，2004年出版的孙以楷主编《道家与中国哲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系列丛书(包括先秦卷、汉代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代卷、明清卷等)，是全面总结而又系统论述了老子为首的道家对中国哲学影响的系列著作。

(二)《道德经》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

老子的自然和谐原理，是为政治国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法宝。从西汉以来，黄帝与老子之学，已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为政治国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从汉唐开始，到宋、元、明、清的创建时期，都是如此。这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盛世的政事治理与和谐管理的秘诀：内在真正实际的领导管理思想，是黄帝和老子之学，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外在所标榜的，即宣传教育上所表示的，则是孔孟思想，儒家文化”。如汉文帝就皇位和收伏赵佗，就恰到好处地运用了黄老之术(《汉书》)。这可以从历代君主对儒道经典的看法得到证实。从“无为”到“有为”，从思想观念到规范、和谐制度转变，直至汉武帝才真正完成了构建封建王朝统治大厦的演变过程。因此，在历代君主中，没有一个为孔子的《论语》作过注；而对老子《道德经》，却有唐、宋、明、清四大君主为之作注，即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和《御制道德真经疏》、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明太祖《御注道德经》等。我国历史上的一些君王如此重视《道德经》，把道、儒作为治国之道、为政之术、管理之法宝，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上和传统文化史上的奇迹，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老子思想体系的大成智慧与中国封建社会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孔子儒家思想是共通的。

(三)《道德经》对文学及发展的影响

老子《道德经》除了对文学语言、修辞的极大影响外，还是对文学恩想、创作构思以及篇章结构的组织等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从文学整体发展来考察，《道德经》对文学思想内容、文学诗文样式、文学批评美学、文学创作构思以及文学语言艺术等都有过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在文学创作与构思上，老子自然、无为、清静、素朴的思想和虚静空明的观照万物的本体和生命的心境，对诗歌、散文以及后世的文学和艺术，尤其是对道教诗词的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不仅成为道教徒自觉遵守的原则，而且古代文学家创作也是如此，从唐代刘禹锡、李白、白居易到宋代坡等文学创作体验，都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在文学语言和修辞艺术上，老子精妙的《道德经》，把语言文字、修辞文采运用得如此质朴、幽美、深刻，哲理诗般的语言、散文乐章般的意境，对楚文学的发展以及后世文学家的创作思想和美辞学运用理念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第4篇：哲理小文章范文

黄宗羲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大家，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已有不少的出色成果。同时，黄宗羲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终结阶段的重镇之一，对儒学的考察具有批判总结的深度和广度。基于以上情况，要在黄宗羲哲学的研究上有所进展，是比较艰巨的一件工作。《困境与转型———黄宗羲哲学文本的一种解读》一书的作者程志华教授从黄宗羲接受的学术资源入手，指出其所面临的儒学形上学的困境，由此进一步从生成论、本体论、人性论、工夫论、圣王论等方面分析了黄宗羲在儒学形上学问题上如何走出先前的困境而实现了转型，给出了黄宗羲在儒学形态转换上的历史定位，即从“实存道德描述形态”的原始儒学到“形上学形态”的宋明儒学，再到黄宗羲为典型的“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明末清初儒学；而现代新儒家并非像他们自己所说，是接着宋明儒学讲的，实际上是对明末清初儒学的丰富和展开。从儒学形态的历史嬗变来探讨黄宗羲哲学，也许可商榷之处，但从中能够看到作者对黄宗羲哲学的研究确有相当深入的理论分析和不囿成说的新颖之处。

能够著书而立说者，一般来讲，都有比较自觉的方法论意识。该书的“绪论”专门讨论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以及如何运用于黄宗羲哲学研究的问题。作者特别强调：“对中国哲学史作本土化理解，从而使中国哲学史成为‘中国’哲学史，而不是西方哲学史‘在中国’”；“我们应超越以西方哲学为蓝本‘解构’和‘重构’中国哲学的模式，而应在一般哲学学科的观念和规范下，以中国哲学的本土思维来开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就黄宗羲哲学研究的“本土化理解”、“本土思维”而言，需要关注中国古代哲学的地域性传统问题。首先，黄宗羲不仅是哲学大家，也是哲学史大家。他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是最早系统地研究宋元明时期哲学史的巨著。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其学派具有显著的地域性传统，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中国古代哲学自先秦诞生以来，诸子就有着不同的地域性传统。直至宋元明，其哲学的地域性传统表现得更为突出了。理学和心学的兴起、嬗变是这一时期哲学的主潮，而地域性传统则贯穿其间。《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就是主要以地域性学派为基干来展开叙述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就理学而言，较大的地域性学派有濂学（湖湘学）、洛学、关学、闽学、蜀学、婺学、河东之学、崇仁之学等；就心学而言，较大的地域性学派有象山之学（又称江西之学）、江门之学、姚江之学、王门后学七派（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王学）等；而对理学或心学持批判态度的哲学派别，也有不少呈现出地域性，如临川学派（荆公新学）、浙东事功学派（永嘉、永康学派）、东林学派等；还有其他一些较小的地域性学派，如槐堂诸儒、甬上四先生、金华朱学、四明朱学、金溪陆学、三原学派等。黄宗羲对上述地域性学派的宗旨即思想特征作了概括，由此呈现的理学和心学演进的历史图景是：在理学或心学的基调和底色上，并立着多元的地域性传统。这就是说，黄宗羲的哲学史研究也许可以使我们领悟到：重视地域性传统是以“本土化理解”、“本土思维”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题中之义。

其次，黄宗羲哲学本身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对此前辈学者已有揭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浙东学术》曾指出顾炎武和黄宗羲的“浙西之学”和“浙东之学”的地域性特征：“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后来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进一步说：“实斋与东原论学异同，溯而上之，即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之异同，其在清初则为亭林与梨洲；其在南宋，即朱陆之异同也。”以哲学来讲，如余英时的《论戴震和章学诚》所说“浙西之学的特色，实斋称之为‘博雅’，这是继承了朱子‘道问学’的传统”；而浙东贵专家的特征就是章学诚在上述文章中说的“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所谓“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意味着哲学与哲学史的互动。黄宗羲哲学的这一浙东学派传统，不仅影响到章学诚，而且影响到章太炎。这就是说，重视地域性传统的分析，也是以“本土化理解”、“本土思维”来研究黄宗羲哲学本身的题中之义。

即使撇开黄宗羲这一具体研究对象，就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而言，考察地域性传统对于以“本土化理解”、“本土思维”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仍至关重要。读《困境与转型》一书，使我学到了一些东西，也想到了一些问题。相信其他的读者也会有同样的收获的。

第5篇：哲理小文章范文

关键词：中华传统修身文化；哲学渊源；探究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16)0004-000052-01

人类文化的产生伴随着人类演化过程的信息传递，天地万物的讯息产生并融汇渗透就形成了文化，而文化是独以精神文明为导向的融汇和渗透。从词源来看，“文化”一词本意为耕种、养育、培育、发展和尊重。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①《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化为变化、变易、造化”。文化从本义来看是指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和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传承演化进程中形成的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简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通过不同的中华民族文化表现形态来呈现的各种民族风俗、文明和精神的总称。

一、修身文化内涵探究

中国传统文化的开端就以儒家学术为奠基，形成了一整套的关于对人、对社会的认识，以及对社会行为规范的追求，——即“仁义礼智信”等，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逐步以此为基础发展为一整套趋于完善的传统文化体系。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一种对每个人都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就是修身文化。修身文化是将为人修身的文化，是一种适应社会、适应历史发展的道理，它以“人性之善也”(《孟子•告子上》)、“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的思想为出发点，以“圣人之德”(《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古圣先贤”(《红楼梦》)为个人修身目标，展现了内涵丰富的修身文化体系。中国修身文化起源于人的原始体验，是以人生实践为起点的，进而发展和演化为一种专门之学。

二、修身文化的哲学渊源

中国哲学以儒、释、道三家影响最为深远，尤其是儒家思想更是深深地铭刻于国人的精神“心底”。修身文化源于中国哲学儒学思想，更是受到儒学思想的深远影响。中国哲学从个人生命体的构成分析人和宇宙，认为一个生命体的诸多构成，与大宇宙息息相通于实存性的小宇宙之中——身体。②“敬身为大”(《礼记•哀公问》)的“根身”文化经过历史淘洗和积淀，最终得出了“即身而道在”(《尚书•引义》)的哲学抽象。“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章句上》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正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也是儒学的身体观。天人合一即为人道合一，天地为吾父母，民众为吾同胞，万物为吾朋友，寰宇之一切无不与我相关，一切道德活动都是个体应当承受和实现的义务。“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河南程氏遗书》)，人与天是体承一道，合二为一的整体。对于修身来讲，只有超越了个体小我，行仁义，尽人道，才能合乎天道，入圣域。所以，“至善”一旦落实到了“敬身”，对身体的至高膜拜就生命化了、宇宙化了、哲学化了，“不亏其体，不辱其身”(《礼记•祭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诗•大雅•烝民》)的格言，尊身、贵身、正身、守身、洁身、致身的信条，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修身提高到人生哲学的高度。中国哲学以修身为体道过程，以修身为通天理为途径，强调了修自身即为悟宇宙之道、即为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可见，中国哲学对修身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深远影响。与中国哲学不同，西方哲学在讨论天与人的关系时是将二者相分离的。在西方哲学看来，个体人是在与宇宙自然的搏斗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这就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意识。由于天人相分，西方哲学从此就衍生出一系列的二元并立——心物并立、人神并立、主客体并立、神人权并立、自然观与人生观并立，理性与非理性并立、事实与价值并立、自由与必然并立等等。正是基于这种观点，西方哲学就要分别研究自然本体和人的认识。西方哲学更多的关注是理想世界里的现实人。什么是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文化的动物等。而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人的本质概括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修身”即为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的“自我改造”，即通过个人实践来改变自我，使个人思想意识和言行举止更能适应客观世界。通过中西哲学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修身具有浓厚的哲学基础，修身文化源于哲学，甚至我们可以说：修身文化是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反之，哲学的发展又对修身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尤其是中国哲学的发展对修身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哲学的浑厚历史积淀为修身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牢固根基的作用。而且，中国哲学中修身文化自始至终突出和强调实践之行，即“礼，履也”(《说文解字》)，这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的本质是在生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内涵相溶互通。所以说，修身文化源于哲学，而且修身文化又纵横于中外哲学和古今哲学。

注释：

①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6.

第6篇：哲理小文章范文

关键词：1727年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约翰·伯克哈特·门肯；儒家；道家；禅宗

中图分类号：B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9009909

作者简介：许苏民，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淼，美国阿姆斯特学院中国留学生（江苏南京210032）

目前所知的世界上第一本题为《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是拉丁文本，1727年出版于德国的布伦斯维加（Brunsvigae），作者是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萨克森尼的御前历史学家约翰·伯克哈特·门肯（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1674-1732）。此人曾担任德国第一份科学期刊《博学通报》（Acta Eruditorum）的主编及莱比锡诗歌协会会长，其最有名的作品是两篇题为《论学人的欺诈》（De charlateneria eruditorum，1713与1715）的演说，被看作是17世纪巴洛克式的辉煌向18世纪纯粹化的理性主义转型的见证。还著有《主要历史学家目录》（Catalogue des principaux Historiens，1714）等书，以斐兰德·冯·德·林德（Philander von der Linde）的笔名发表过《加兰特之歌》（Galante Gedichte）和《杂歌》（Vermischte Gedichte）等诗作。其《中国哲学史》（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一书，可谓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哲学史》之开山，所以笔者对此书有着特殊的兴趣，特将此书介绍给国人。

一、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

门肯的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第一章题为《中国哲学史的定义与划分》，第二章题为《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目的》，这两章的内容虽然十分简略，却扼要地论述了中国哲学的特点，提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观点。如中国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西方人的女神是学堂、中国人的女神是生活（中国哲学具有注重实践性的特点），中国人的神学造诣虽不如西方，但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著作颇丰，中国哲学中有为求知而求知与为政治服务两种传统，汉语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语言，中西民族虽然以往不相闻问，但却有着相同的发现和创见等等。

第一章的内容实际上只是全书的一个框架：“I、这部中国哲学史阐述中国哲学的发源与发展。II、如此分为三部分：（a） 概论：阐述哲学之概要。（b） 详述：讲述中国的智艺与学术。（c） 细节：关于中国学者，学术理论与信条，著作以及发明创造等等。III、任何历史都应分成以下三部分来看：（1）目的。（2）对象。（3）方法。”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5Brunsvigae，Apud L，Schroeder，1727尽管这个所谓“第一章”只有寥寥几行文字，并没有作具体论证，但却颇具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如我们今日所知，研究任何一门学科，总要先确定其研究的目的、对象和方法，既要讲其起源，也要论其发展，既要有概论，又有详述和细节。

其第二章内容才真正进入主题。他说，我们着手写作的《中国哲学史》之目的，就是要驱除无知的黑暗，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的经典文献有其起源和发展，这些文献支配着那个国度的学士们的心灵，其中的信条、智慧和知识被人们广泛地利用引证。然而，不知有多少的内容得此待遇，又有多少因为被忽略的缘故而从文字世界里销声匿迹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 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6。他在这一章中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和世界其他民族的哲学作了对比，认为中国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指出：“视其年岁很荣耀，希腊抑或蛮族的哲学没有什么能与古代中国哲学相比。”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6但他又说：“全部中国哲学中没有任何东西原理上能与我们的《圣经》可比。”“在神学造诣上，仅有基督教徒开了双眼，犹太教徒仅具一只眼，而其他民族以及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上似同盲人。”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6这一观点明显带有基督教徒的某种偏见。

但以下一段关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论述却颇为精彩和独到：“我们在理论的严谨，对事物独到的解释上优于古代中国人，却在践行，对于事物的善加利用和操作演练方面上不如他们。以至于我们的缪斯是学堂，他们的是生活。”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6这一观点与同时期西方哲人莱布尼茨、沃尔夫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又说，中国人没有语言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也没有为一切之首的神学，但中国人在伦理哲学与政治哲学方面著作颇丰，而西方人这些方面的典籍则相形见绌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6。他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人把中国先秦墨家和名家的学说以及魏晋玄学家的学说等等介绍给西方人，传教士们向西方介绍的主要是中国儒家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同时，由于其学术视野的局限，他甚至不了解古希腊罗马甚至中世纪的西方也有极其丰富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著述。

关于中国哲学的发展，他说：“当代中国人哲学造诣较其祖先差距悬殊惊人，仅仅在名义上维持孔门弟子的身份。”又说“中国哲学像一条河流，离源头近则纯净，离得远了就杂质渐多，浊浪横流。”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 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6这一观点显然是接受了耶稣会士们宣扬的关于中国上古典籍和先秦儒家学说与基督教哲学相一致，而后来的中国哲学则背离了先儒学说的思想。

关于中国哲学的流派，他说：“中国的学养世界一分为二，一是为文而文（status in statu），二是为政治服务。”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6“在伊壁鸠鲁之前和之后中国都有伊壁鸠鲁主义。”“他们的寂静主义也在我们之前诞生。”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7这里所谓“中国的伊壁鸠鲁主义”是指老子创立的道家学派。门肯称老子为“中国的伊壁鸠鲁哲学之创始人”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4。而所谓“中国的寂静主义”，可能既是指老子提倡的“致虚极，守静笃”的“无为”哲学，也是指道教和佛教禅宗的寂静思想，他们都与17世纪在西方流行的寂静主义有相通之处。

他说：“中国人知识的光辉来自他们统一与持久的语言。它把各门知识技艺推向高峰，学问成为长期的经验积累，尘世的万千至宝，但其中常生分歧，难以统一。当我们知道学者们使用的是中文这门无与伦比的语言时这点不难理解。”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7他认为中文是一门“无与伦比的语言”，不像后来西方学者连中国的语言也要贬低，这是值得肯定的。他又说，与中国相比，“在我们的世界里，希腊和拉丁文献传承下来的语言遭到白话的毁灭、移除，以至于古代典籍和那些曾经被用以传播知识的工具难免遇难，人类回到了原始的朴拙，之后的事情还未可知，只是自然的和奇事异物刺激着人们的心灵”。然而，究竟是希腊和拉丁文献的语言好，还是欧洲各民族新兴的白话好呢？门肯也拿不定主意，他带着犹豫不决的口吻写道：“古代和当今著述孰优孰劣也并非没有分歧，是新近收获发现的新学好还是从传世经典行列中被除去的旧学好呢？”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7

门肯根据他所掌握的中西哲学史知识，断言：“天下分开的许多民族有着相同的发现创见，距离遥远的人们在其假设和推测中不谋而合。”因此，他认为东西方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又说：“为了文典世界的繁荣，天下学人要有同一语言；分裂即形同于无；空想不做形同于无；有知无德形同于无；贵而无知形同于无。”人们应该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来促进中西哲学和文化的交流。他慨叹西方人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知识实在太少了，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在太缺乏了：“神像多，酒神的真身少；尝试传授中国哲学史的史家多，真正传下的东西少。”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7他之所以要写这样一本《中国哲学史》，就是为了促进中国哲学知识的传播，让西方人更多地了解中国哲人的智慧。

二、论中国哲学的起源和发展

该书第三章题为《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篇幅最长，内容也最丰富。在这一章中，门肯首先概述了中国哲学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进而着重论述了中国哲学的实践品格和儒家伦理，接着又考察和梳理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认为17世纪的中西哲学交流带来了中国哲学的复兴，促使中国哲学进入了一个兴盛发展的新时期。

1、论中国哲学的起源、作为汉学博大巨著的九部经典，特别是《易经》

他说中国哲学起源于公元前三千年的伏羲，那时中华民族原本散布于原野与森林，又因为某种原因聚集在一处，驯服了蛮荒。他们以绳结作为最初的记事工具，后来文字发展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形态。承蒙天佑，公元前30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自伏羲到孔子的这段时间里——中华民族繁衍生息，茁壮成长。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国产生了作为汉学的博大巨著的九部经典，它们是《五经》和《四书》。

门肯介绍了《五经》和《四书》的主要内容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在《五经》中，《书经》主要是记载帝王们的言行。《诗经》是通过颂歌与诗的形式传达古老的民风民俗。《易经》由伏羲（Fahi）所著，非文字写成，而是通过或连或断的线的排列变化造成64种不同图形；它们神秘且纷繁，很多中国人不能洞悉其义。《春秋》由孔子整理成集，以历史叙事的形式追溯君王们的所为，他们的美德、恶习、罪责与善报。《礼记》是对职衔、职责及仪式的记录，由孔子从各种古书集成。《四书》的前三部出自孔子，由柏应理译成拉丁文，唯独第四部出自孟子，由卫方济（PFrancisco Noellio）编辑。虽然《四书》只是《五经》的注解，可是也同样享有盛名，以至于在文章上追求高阶与桂冠者必须背得《五经》中的一部，对《四书》必须全部烂熟于心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8-9。

他认为汉学的九部经典中的知识有些是“非哲学的”，但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内容和中国文化的特点。如六项绅士的技艺（六艺），又如书法，即写字的艺术，其高妙简直无与伦比，以至于门肯不禁惊奇地问道：“为何中国人在这个精巧的消闲上投入并永远保持着如此严肃的训练？”再如文法，语言在构成上极为精繁，分割成许多方言，但有一种全国通行的官话由此脱颖而出；汉字有330个名词，且全是单音节的，它们的意义通过不同的发声和重音变成了许多，但在结构和语句上又不乱；有80000个字符，一字表示一物。还有音乐，它“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美德而创，为了在心中浇灌甜美的德行和伦理的歌，把它的裨益简明地印在少年心里”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0。

门肯把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分为“理论性的”和“实践性的”两大部分。理论性的基本原理主要是指《易经》，实践性的则主要是指儒家伦理。他说《易经》把万物的原理一分为二：完美与不完美。前者用实线表示，后者以断开的短线表示。所谓完美是自我昭著（prodire focas movere），控制对象的移动、舒展、延伸、增大、张开。从属这一类的事物有天、日、火、热、白昼、阳性、阳气（生命之热，calorem vitalem）、健康、运气。所谓不完美是自我隐藏，潜入、静默、紧张、凝聚、下降、萎缩、残障。这一类的事物有月、地、水、冷、夜晚、阴性、阴气（humorem radicalem）、疾病、损害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0-11。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易经》的原理具有权威性，“在无数的编辑、注释、理解中被深深地铭刻于中国人的心中”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9。

2、论中国哲学的实践品格和儒家伦理

门肯认为，中国哲学是“实践性的，始终在思与行中传授美德，不从规章中得到觉悟，而是通过范例、事实做无言之诠释”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1。他说中国的伦理学包括知性认识、意志培养和控制情感三方面。在知性认识方面，教育人如何匡正意志，辨别良莠，并把这一能力用在每一个行为中。“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第一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之于人’，欲求人爱必先爱人。方法是利用那些因果报应广为人知的具体案例，从中得到一般性的认识，以判断美善之事物。”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1在意志培养方面，要人们首先关注内心和它的微小活动，直到完全摒弃违背天意的思想。美德的追求有三个境界：知其要求、给予重视，最后欣然付诸实践，其回报是快乐，结局是荣耀，动力来自模范，媒介是日常的检验。美德要求爱芸芸众生，尊重责任和秩序，孝敬父母、谨慎智慧、恪守诚信、公正坚强，崇尚平和而不尚暴力，以终有报应之念面对他人种下的伤害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1-12。在控制情感方面，强调要防止四种不该有的感情：一是好高骛远；二是自恋成狂；三是暴躁易怒；四是贪得无厌。这些情感很难连根灭除，应加以控制，使其转化成对美德的追求，从而像音乐一样使情感成为美德的载体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2。门肯在这里所讲的应该加以控制的四种感情，很像孔子讲的“四勿”之旨，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门肯还指出，中国伦理学很注重外在的行为，认为一个人在行为方面能够成为他人效法的楷模乃是其智慧的体现。他详细列举了中国哲人关于行为规范的条目，包括：行为中应祛除矫情、做作，只应有恰如其分的修饰；话不宜多也不宜少，跟亲友谈话时以直爽为佳；要时刻准备学习朋友们身上的优点，为了这些优良品质与他们相处，而不是为了享乐。——的确我们要珍爱朋友，他们使我们变得更好。朋友之间要相互承担责任，这些责任包括：在追求美德的过程中提供帮助，在行为上互相监督，朋友之间应该分享财产，对于穷困者要予以帮助。在公开场合，既不针对任何人，也不针对重大的礼节习惯作评论。要敬畏那钦定的德高望重的仲裁者，注意言语诚实，行为谨慎。遇有疑惑时要探索释疑解惑的途径，遇到令人愤怒的事情时要据理力争，复仇时要做到适可而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2-13。

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哲学包括治家、为臣、为君三方面。在治家方面，中国人的观念是家庭即小社会，社会即大家庭。父母应当教导、训诫孩子，孩子要服从父母（哪怕他们很难取悦），要赡养父母，父母去世要服丧三年。父母与孩子在家庭里有如官员与公民在社会上，没有哪一个被社会认可的人不是在家庭中树立了谨慎、服从的楷模的。在为臣方面，要具有四项德行：温和自律、忠于君王、善良仁爱、公平正义；在君王和人民面前证明了自己的忠诚的人，能够力谏君王、驱驰万民并全身而退。在君王行为偏离正轨时进行劝诫，哪怕要冒生命危险。在为君方面，天授王权，四海服从，乃是天经地义。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君王应该做到以下七条：一是完善自己的德行，二是栽培有才有德之士，三是遵循礼法，四是荣耀臣子，五是爱民亲民，六是任用各行各业的人才，七是保护外国人。保持人民的服从有两种办法：一是君王以身作则，二是国家法律昌明。惩罚威慑要少而适度，征税必须温和适度，不从人民手中大量捞钱，以使他们忠于君王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3-14。

3、论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在论述了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之后，门肯将视野投向了中国哲学的更为广大的领域，考察和梳理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他说在公元前6世纪，老子这位与孔子几乎同时的哲人创立了自己的学派。他也是中国的伊壁鸠鲁哲学之创始人。老子主张大道（神deum）是物理性的（物质的、具形的corporeum），而众学派的智艺玷污了它。后起的各学派的信众们始终在诠释“道”，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公元前5世纪，孔子的弟子孟子为先贤教诲被忽视遗忘而感怀。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尽毁人伦学养，以至无人敢反抗其，也无人能逃脱其肆虐。然而中国的缪斯并没有被彻底击败，尽管秦始皇要把所有的学术经卷付诸一炬，仅仅保留农业、医学与严酷法律的著作。那之后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其间文典不是被彻底忽略就是深受鄙夷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4-15。

公元1世纪，佛教在大卫王后的一千年由印度的信徒传入中国，并传播开来。发源于公元前11世纪印度的灵魂转世说在公元1世纪来到中国，直到今天它还被给予重要地位。灵魂转世说和无神论的学说并行于国中，佛教徒对社会造成的腐化溃烂最为严重，他们的教师、教条与经卷都污秽不堪。与此同时，中国哲学也陷入了追求异国情调和怪异理论的混乱之中。在此之前哲学已与神秘主义和无神论的玄学信条有染，后来其无神论色彩就更是昭然若揭。到2世纪时，道教（米教，Mikiao，五斗米教）创立，宣称要信徒交出一定数量的米，其疾病会被符咒治愈。3世纪时，禅宗由印度的武僧引入中国，它旨在培养登峰造极的高人：他们能为了试图接近一尊塑像或一棵树的本质而长久地端坐入定，没有任何肉体的动作或心灵的思虑，没有挥而不去的，而从禅定中产生快乐。5世纪时，哲学家范缜试图说服人们，万物之命运无常，灵魂与肉体同灭。10至11世纪时，程子和朱子的无神论以及他们对四书五经的新诠释出现在文典世界。15至16世纪，中国哲学由另一些有禀赋的注释家继续加以扩展，其结果是从注释家的文献中产生了极为危险的繁琐系统，尤其是“八股文崇拜”的诞生。这些和其他一些可悲的事件使中国的学养世界被颓败的因素所控制，而衰落自从孔子的时代就已开始了。但它并没有灭亡，它的光芒尚未被抹杀殆尽。至今在黑暗的最深处还有诸门科学的小火苗在燃烧，就是在孔子到来前闪耀着的光。古老的伦理与政治学和自然神学虽然在那个时代里被震撼摧残，但其他的一些科学却没有遭到同等的破坏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5-16。——犹如西方近代启蒙者把中世纪看作是“千年的黑暗时期”一样，门肯也把秦汉以后的中国思想界看作是一个“浊浪横流”的时期，这未免带有简单化和片面性的弊病。但西方启蒙者的极端之论乃是由于其思想理念与基督教中世纪的根本对立，而门肯对于秦汉以后中国哲学的简单化描述则主要是由于时代所造成的对于中国文化的视阈局限。

门肯认为，从17世纪以来，中国哲学进入了一个复兴的时期，“利玛窦是欧洲试图重建颓丧之中国哲学的第一人”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4。“在耶稣会神学家的帮助下，中国哲学于顽疾痼疮中得到净化，人们开始渐渐走出那些弊病的阴影，认识到他们所习惯的文字游戏的空洞与虚荣。由于中国人先接纳了利玛窦，而后有汤若望、南怀仁及其他人，他们以传授数学为名从我们的文明世界出发去往中国。当中国人有了对数学的需求，那么数理科学、几何学、天文学、民用与军用的建筑学、地理学与历法学都将在中国的学校里逐渐繁荣，而南郭先生们的占星术会渐渐失效，销声匿迹。科学成了炼丹术的牛虻，蜇醒那些相信自己拥有了永生之杯的人。”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7

三、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与哲学史料

门肯《中国哲学史》的第四章题为《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他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有两条：一是沉思探讨，此门学问的路径正在此中；二是典籍的阅读讲习。门肯对阅读中国古典哲学原著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说：“若不是事先对典籍准备充分，花功夫细致研究，就只能是用中国文典历史中的名著来充充台面而已。”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19他认为这些方法可以用于研究西方学界已经拥有的27种汉学著作。从他列举的这些著作来看，他已经尽其视野所及，把当时中学西渐的主要资料都搜罗在其中了。可以把这些著作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西方学者编译的中国古代哲学典籍

1《孔子，中国人的哲学家》。拉丁文版，由柏应理等四位耶稣会修士编纂，1687年于巴黎出版。门肯对这部书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此书收录了三种中国经典（《论语》、《大学》、《中庸》），均出自公元前6世纪中国最光辉的导师孔子之手，并且无论意图如何，已被人从中文译成拉丁文，亦与我语经典著作有相通之处。它们蕴含了广博杰出的智慧，对我们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百无一害。”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20

2《六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三字经》——译者注）。拉丁文版，由耶稣会士卫方济（PFrancisco Noellio）在1711年4月成书于布拉格。门肯认为，此书与前面的著作一样涵盖了中国的伦理学、政治学，用典型的中国风格写就。我们不应怀疑卫方济对这些知识的真切认识，以及他进行后续理解探索的能力；因为他的确20年如一日地对中国语言作了钻研，对中国书籍翻阅不辍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20。

3乔格·伯纳德·毕芬格（Georg Bernhard Bulffinger）的《中国伦理学信条详例》（Specimen Doctrinae Veterum Sinarum Moralis et Politicae）。1724年8月出版于法兰克福。门肯认为，“这本书着实是第一本把原先由于疏忽而造成混乱的孔子作品重新理出次序，以便阅读的著作；也是第一本把各民族的哲学应用于公共事业上的书，而且以此为据创立了实用主义；还是第一本把中国哲学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的书。它在我们有关中国哲学的书中被评为最好的一本”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29。

第二类是介绍中国历史、地理和文化的著作

这一部类的著作最多，包括《马可波罗东方行记》，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新简明中国史》，蒂奥非·斯皮泽（Theophil Spizel或Gottlieb Spizel）的《中国文史评析》，契尔学（Athanasius Kircherus）的《中国图说》，乔万尼·皮耶特罗·玛非（Giovanni Pietro Maffei）的《耶稣会东方诸事纪》。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根据汤若望的通信整理的《中国正统信仰起源发展史叙述》，白晋的《皇舆全览图》，艾萨克·沃斯（Isaacus Vossius）的《博闻》，M大卫·奥格维（David Algower）的《中国的数学》，路德维克·孔德（Ludovicus de comitibus）的《今日中国》。埃狄纳·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受路易十四之命与来法的中国人黄嘉略（Arcadio Huang）合写的《中国官话》等等。

在这些著作中，门肯对门多萨的《新简明中国史》评价颇高，说“他是继马可波罗之后第一个为我们带来对中国公正评价的人，将这个民族不可忽视的政治与文典世界介绍与我们，而我们无法说那些世界不识真理”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22。他也很推崇艾萨克·沃斯的《博闻》，说该书“介绍了中国的不同城市和各种科学；他成功地说服了读者相信这个民族在城市的规模和除去数学之外的其他科学的造诣上无与伦比”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25-26。

第三类是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文献

这方面文献主要有莱布尼兹的《中国近事》、查尔斯·勒·戈比恩神父（Charles le Gobien）的《中国皇帝为基督教所颁圣旨及中国人对孔子及先人祭拜之历史阐述》、JF巴德乌斯的《论中国人对祖先的迷信崇拜》，该书更常见的名字是《记中国的耶稣会与多名我会传教士1645年后于亚欧同时激起的争辩——论中国人祭祖之风究竟为宗教还是礼仪》。门肯在评论戈比恩神父的著作时说：“在这部作品里，戈比恩的观点与莱布尼兹那部斩钉截铁的《中国近事》中约瑟夫·苏亚雷斯的观点交锋，戈比恩的见解显得更为充分、准确且优美。苏亚雷斯的则较贫乏、沉闷、局限。耶稣会的神父更加执着，而多明我会的则颇为凶悍。”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27他对巴德乌斯的著作的评论是：“这位最为博学的作者通篇相当出色地介绍了这场论战的经过，却没有给它下个定论以使爱好真理的人们得以安宁。并且这位最为博学的作者还直接对多明我会关于这种祭仪的描述信以为真，然而这正是耶稣会士们拒绝承认的。同理，假使作者认为耶稣会士的叙述符合事实，本应向多明我会士们下反对结论。然而事情并不是直截了当地属于宗教仪式或伦理礼节其中之一，因为他给出了第三种可能，这样一来混杂了两方（中国人和耶稣会士）诠释的祭仪便不是原来的那个祭仪了。”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27-28他的评论明显地倾向于耶稣会士的立场。

第四类是西方学者撰写的评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著作

一是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的《中国哲学演讲》。该演讲于1726年4月在法兰克福发表。对于这篇演讲，门肯评论说：“演说辞藻富于哲学性，而这并不适合一个演说者。作者以偏狭的热情评论中国哲学，……蒂奥非·斯皮泽、路德维克·孔德、契尔学和其他人在中国文史方面的重要著作他都没有通读。柏应理的《孔子》他也只是在发表完演讲后才见到；他手边仅仅有卫方济翻译的著作。此外，他还对我们的神学大放厥词，反对基督教神论与诠释信仰的那些类比。沃尔夫大谈实用的中国哲学，却不予证明。……如果这位最博学的作者愿意更多地接受真理而不是名誉的统治，在所有的哲学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就必须排除他那些偏执否认的东西。”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28从这一评论可以看出，门肯是站在维护基督教神学的立场上的。

二是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演说《谈中国儒家智慧》。该演说与兰格博士经过遴选的作品于1726年4月在法兰克福结集出版。对于这篇演说，门肯评论说：“渊博之至的沃尔夫先生的此篇演说并不出名，而且既好斗又乏味，勉强在名义上值得认可；它并非完全是既无雄辩之花又无真理之光，然而这样的作品在它的类别里也不是没有才艺或见识上相似的伙伴。此作中有许多不确定、虚构杜撰与错误内容，而作者却不能把它们仅仅留给自己，放肆渎神的话也说了不少。可是其中也有许多作者加入的东西，是用更平和的心态讲述的。”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29

三是卡斯达里奥·尼奥克利（Castalio Neocori）的《哲学史语录》。1711年4月出版于法兰克福和莱比锡。该书第五章第33—40页讲到中国哲学，只是篇幅稍短，晦涩艰深。该《语录》来自1705年出版的NH鲧德林（1671—1729，德国哲学家）《道德哲学史》（Historia Philosophicae Moralis）的第一部分。托马斯·伯内（1635—1715，英国神学家）的《哲学考古》（Archaeologia Philosophica，1699年4月出版于阿姆斯特丹）的第三章中也讲到了中国哲学，然而只是匆匆一带而过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30。

四是《鲁滨逊·克鲁索的沉思》（Robinson Crusoe Betrachtungen）。该书于1721年8月出版于阿姆斯特丹。在书中的第192页到205页中，作者借角色之口说到中国人的才智，认为中国人天性愚钝、迟缓，缺少令人称颂的敏锐；他们在机械领域显然有些进步，而在哲学、法学和神学上几乎毫无发展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31。

五是英国主教弗朗西斯·葛德文（Francis Godwin）的《月球飞旅人》（Der Fliegende Wandersmann nach dem Mond）。该书于1667年12月出版。这是一本早期科幻小说，写主人公训练了四十只野鹅来拉他的飞行器，最后飞到月球去了。门肯评论说：“故事创意很妙，出自一个对教会哲学不无痴迷的人之手，他试图统一基督教信仰与哥白尼的系统、驳斥普遍的哲学谬误。在第115页，这本独特的小书保证事情会遵循和实践中国的模式；然而作者并没有如他所许诺的那样做。”Johann Burkhardi Menckenii，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p31

从门肯所列举和介绍的27种著作来看，既包括很多肯定、赞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著作，也包括了个别批评、甚至诋毁中国文化的著作，可见，他是力求立足于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立场来尽可能客观地介绍这些著作的。尽管他批评沃尔夫借评论中国哲学“对我们的神学大放厥词”，但他却没有因此而对中国哲学有任何贬低，反而认为中国哲学中所蕴含的广博杰出的智慧“对我们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百无一害”，这是一位严肃的学者所采取的治学态度，值得予以肯定。

作为世界上第一本《中国哲学史》，门肯的这部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以“中国哲学史”为题目，具有非凡的意义。显然，在门肯的心目中，中国之有哲学，乃是一个不言而喻、毋庸争辩的事实，不像如今一些中国学者还在质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甚至断言中国是没有“philosophy”的。

第二，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目的、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尽管还显得很不成熟，但却是一种极为可贵的探索。他把中国哲学的原理分为“理论性的”与“实践性的”两大部类。在理论性的部分，他阐述了《易经》的基本思想；在实践性的部分，他阐明了中国“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第一原则”。他说“中国的学养世界一分为二，一是为文而文，二是为政治服务”，也别具眼光。这些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仍具有启发性。

第三，他把汉语看作是一门“无与伦比的语言”，认为“中国人知识的光辉来自他们统一与持久的语言”，这一观点也具有重要意义。近代以来，刻意贬低中国语言的西方学者实在是太多了，且对于汉语的不合乎实际的贬低竟成为某些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否认中国哲学存在的理由。门肯能够不带偏见地肯定汉语的价值和意义，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多见。

第7篇：哲理小文章范文

就听说，二十世纪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弗洛依德、尼采。

何谓“革命性”？日常用法指“反传统”。据说这三位所谓后现代先知了所有传统价值，代之以新的伦理和生命方向。姑且不究这些流俗说法是否恰切，仅就这种革命性的深刻程度和实际影响而言，弗洛依德和马克思都无法望尼采项背。弗洛依德明显受过尼采影响，而且仅仅发扬了尼采思想中的一个方面。马克思尽管引发了诸多社会革命，仍然在两个方面不及尼采。首先，马克思站在启蒙思想的西方小传统中颠覆西方传统，尼采不仅颠覆了启蒙传统，而且颠覆苏格拉底和耶稣共同塑造的西方大传统。再说，马克思的思想生命力是资本主义赋予的，他作为共产主义代言人站在资本主义对立面，尼采却超逾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不难理解，冷战之后，不是弗洛依德或马克思，而是尼采显得更具生命力。

尼采的实际影响也远甚于马克思和弗洛依德，份子不会喜欢马克思，左派份子却特别喜欢据说极右的尼采。尼采文章瑰美、奇诡、料峭，没有谁说马克思是“诗人哲学家”。马克思和弗洛依德的著作仍是学究性的，个中道理需要解释才能传达给知识人大众，成为现实的精神力量。尼采文章似乎不需要经过解释，就可以直接变成知识人大众的话语。〔1〕尼采在汉语思想文化界的接受史就是证明：尼采刚死不久就潜入王国维、鲁迅这样的“中国魂”，西人论著有谁像尼采文章那样有如此之多不同的汉语译本？〔2〕即便马克思论著的翻译有一个政党在搞，也没能赶过尼采的风采。

然而，尼采是谁？

谁不知道尼采？不就是那个要“重估一切价值”、主张“权力意志”、提出“超人伦理”和“永恒复返”说而且敢“敌视基督”的德国“伟人”或“疯子”吗？不就是那个其学说被纳粹利用的德国诗人哲学家吗？

尼采真是如此“尼采”？

尼采自己和多数研读尼采的后人，都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看作尼采最主要、最本真的文章，也的确影响最大（中译品种也最多）。然而，尼采在书中自己说话吗？不，是扎拉图斯特拉在说。尼采是扎拉图斯特拉吗？难讲。尼采可以说，书中的话都是扎拉图斯特拉、而不是尼采“如是说”。他仅仅是纪录者，像柏拉图写的对话，不是柏拉图在说，而是“他的角色”苏格拉底及其学生在说（施特劳斯）。扎拉图斯特拉难道不会是一个角色？

出身于路德宗牧师家庭的尼采，极为欣慕路德在德语方面的历史功绩和影响力，将路德作为自己在德语上要达到的目标。然而，尼采在德语诗作方面的努力失败了。〔3〕这并非因为，尼采之前，歌德（尼采最敬佩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Holderlin）、诺瓦利斯（Novalis）、毕希纳（Buchner）、克莱斯特（Kleist）在德语诗言方面撒尽才性，而是因为尼采自己作为诗人的才性天生不足。要是尼采真有盖世诗才，像里尔克（Rilke）或者特拉克尔（Trakel），要在德语诗言史上占据超人地位，并非没有可能。尼采的诗同海德格尔的诗一样，让诗人笑掉牙；尼采的散文和格言文体，至多与荷尔德林、施勒格尔(Fr.Schlegel)、诺瓦利斯持平，风格不同而已。

尼采是哲人，而不是文人。他的所谓“诗化”或格言文体，仅仅作为哲学文章，才显出其超人气象。即便这种哲学文体，也不是尼采的独创。熟悉席勒、荷尔德林、诺瓦利斯、施勒格尔的人都知道，无论哲学的所谓“诗化”还是格言体，都是德国浪漫派的成就。即便这种成就也不是德国浪漫派的独创，不过是亚理士多德之前、尤其是柏拉图之前文体的复活。

如果《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最具个体才性的文章，这种个体独特性是什么？问题仍然是：尼采是谁？

既然《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部哲学著作，作为西方的哲学著作，叙说者的名字竟然是一个非西方传统中人，既非尼采心仪的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也不是《悲剧的诞生》中迷拜的希腊神人狄奥尼索斯。扎拉图斯特拉何许人也？波斯宗教的先知。借波斯人的嘴说话，欧洲思想史上不是头一回──孟德斯鸠编造过《波斯人信扎》。借波斯先知的嘴说话，也许表明尼采要站在欧洲思想传统之外的超然立场来评价欧洲精神。〔4〕但《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明显摹仿福音书的结构和叙事方式，分四部记叙扎拉图斯特拉的漫游、梦幻、遐想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寓意的言说充满寓言、比喻。〔5〕圣经思想不是哲学：Quid ergo Athenis et Hierosolimis?（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德尔图良）。难道尼采暗中站在圣经立场反哲学，是反哲学的哲学家？

虽然尼采称自己的话“像铁锤”，明显学舌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利米书23：29）但尼采没有借犹太先知或者耶稣的嘴说话，他丝毫不想站到已经被基督教福音派占用了的圣经立场。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摹仿福音书的叙事和教诲口气，不过为了与耶稣基督作对，其“如是说”言必反福音书中的耶稣之言。通过扎拉图斯特拉这个角色，尼采站到了希腊哲学和基督教这两个西方思想源头之外，他还能算哲人？《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还可以算哲学书？

也许扎拉图斯特拉的角色是狄奥尼索斯的化身，代表悲剧诗人反哲学的传统。可是，在扎拉图斯特拉的“激情洋溢中”和他站立的“高山绝顶之上”，歌德、莎士比亚这些悲剧诗人的后代“可能会喘不过气来，但丁同扎拉图斯特拉相比，不过是个皈依者而已”（这个人6）。比较文学或者跨文化学者兴奋起来：看啊，尼采多么靠近东方、热爱东方……然而，尼采说，那帮编纂《吠陀经》的教士们“连给扎拉图斯特拉脱鞋的资格都没有”。

与耶稣主要对门徒“如是说”不同，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经常对自己说。扎拉图斯特拉重新“成人”之前说的第一句话是对太阳说的。太阳就是扎拉图斯特拉自己，对太阳说，就是对自己说。“这样一个人，假如他自言自语，将用什么语言？纵酒狂歌的语言”（这个人7）。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是否就是尼采的自言自语。

就算是罢。“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也可以是一种隐身（sich zu verbergen）手段”（善恶169）。尼采在自传中明白说过，自己是“这种纵酒狂歌的发明者”（这个人7）。尼采还说过：历史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哲人是“真正真实的”（善恶177）。倘若如此，尼采就仍然是一个哲人。只不过我们切不可轻率地把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当作尼采的真言，扎拉图斯特拉这个角色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可能是谎言──偶而夹杂几句实话。

是的，我劝你们离开我，并且抵制扎拉图斯特拉！最好因他而羞愧！也许他欺骗了你们。（如是说：论馈赠的道德）

扎拉图斯特拉的这句“如是说”仅仅随便说说？

二、 没有真理，只有解释？

暂时先放下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可能满纸谎话这一问题。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究竟说的什么？是否有可以称为扎拉图斯特拉学说的东西？

尼采自己告白，《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宗旨是永恒复返思想，也就是人所能够达到的最高肯定公式”（这个人1）。依据这一告白，洛维特以为，“永恒复返”不仅是《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思想主题，而且是尼采思想的基本学说。“无论愚蠢还是睿智，永恒复返说都是理解尼采哲学的钥匙，并且说明了尼采哲学的历史意义，因为它重新复活了早期基督教与古典异教的争执。”〔6〕海德格尔对自己昔日的学生的这种说法不以为然，“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是谁？”的演讲勾消了这一说法：“永恒复返”说的确出现在、而且主要出现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然而，这种学说既无法说明、也无可反驳，仅仅在带出值得思议的、“面相之迷般的”问题。〔7〕海德格尔虽然没有说“永恒复返”可能是大假话，至少暗示不是尼采的真言。

谜底在于“权力意志”的提法。“永恒复返”与“权力意志”具有“最为内在的关联”，是重估价值思想的一体两面，似乎“永恒复返”是显白表达（不等于谎言），“权力意志”是隐微表达。海德格尔断言，如果没有把握到这两种表达“最为内在的关联”，并“理解为西方形而上学中的基本设问，我们就绝无可能把握尼采哲学，也不可能理解二十世纪和未来的世纪”。〔8〕权力意志论是尼采的真言，亦是尼采思想的历史功绩，它颠倒了柏拉图主义的基本学说——对于存在的理解。沿着这条可以称为本体—认识论的解构之路，海德格尔开始解释尼采解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革命性”行动：尼采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最后一人，以摧毁这一传统的方式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精髓。权力意志论不过是在谢林那里达到顶点的唯意志本体论的结果，因而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最后表达，预示了技术统治时代的到来。〔9〕

某些后现代思想家并不理会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谱系论，但也对尼采的“权力意志”思想入迷，以为其中隐藏着“生肌权力”（biopower）的启示。福科钟情的既非《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非《权力意志》，而是《道德的谱系》。然而，“为什么尼采要对追求起源提出挑战？”回答是：“为了揭示通体打满历史印记的身体，并揭示历史摧毁这个身体的过程。”〔10〕“权力意志”不是柏拉图主义存在论的痕迹，而是显露身体的标记。通过“权力意志”的提法，尼采展露出生命的本原现象。德娄茨由此得到启示：凡考虑到生命的思想都分享了其对象的权力（power），因而必然会面对权力的策略。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成了德娄茨最后的思想，《什么是哲学》的结尾透露，尼采教德娄茨把生命定义为绝对的直接性、“无需知识的纯粹沉思”、绝对的内在性，是福科临终都还在思考的“生肌权力”。“永恒复返”既是宇宙论的，更是“生理学说”，是“生肌权力”的生成论。〔11〕尽管撇开了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史的尼采解释，德娄茨的尼采解释仍然进入了现代哲学中超验论与内在论的对立，试图接续由斯宾诺莎发端、尼采彻底推进的内在论谱系。对于海德格尔，理解“权力意志”中的形而上学问题事关“未来的世纪”，同样，生肌权力的“生命”概念据说“作为福科和德娄茨思想的遗产，肯定将构成未来哲学的主题”。〔12〕

对如此发微尼采的“纵酒狂歌”，将歌词阐发为“存在学说”或“生肌权力”学说，德里达给予了尼采式的摧毁：尼采文章根本没有隐含什么确定的学说，也没有什么最终含义。发微或阐发尼采学说的人都忘了尼采的启示：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只有解释（参善恶34）。要从尼采“纵酒狂歌的语言”中找出某种学说，就像大白天打着灯笼在街市上找上帝。尼采文章总用两种、甚至多种声音说话，因为他对世界的肯定是一种思想游戏，要求风格的多声道。风格成为思想本身，没有尼采，只有the Nietzsches（尼采们）。尼采善用短小语句，如果将这些语句与其总体风格分开，根本不可理解、而且经常自相矛盾。尼采文章因此有无限制的解释可能性，哲学在他那里成了无限的解释。〔13〕德里达不仅挑战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也瓦解了福科—德娄茨的尼采解释。这些尼采读法仍然受传统的真理问题支配，依附于某种形而上学幽灵，难怪他们看不到尼采文章的多样性。

话虽如此，德里达的尼采解释依然得自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恰如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方式恰恰来自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摧毁。把尼采看成彻底摧毁形而上学逻各斯的先驱，而不是看成形而上学的最后完成，难道不是海德格尔式解释学行动的继承、发扬？〔14〕再说，与内在论对立的超验论谱系从康德经胡塞尔传到列维纳（Levinas），海德格尔恰恰站在两个谱系的转换关节点——胡塞尔与尼采交汇的地方。的确，尼采文章大都不像“学术”论文，这使得人们很难从其论述形式中找到其思想主张的内在理路。即便可以归结出所谓“权力意志”、“重估价值”、“超人哲学”、“永恒复返”一类学说，实际上都依赖于重新组织尼采的话。解读尼采，解释者不得不明确摆出自己的解释框架，不能像解释其他思想家比如康德、黑格尔那样，躲在他们的思想框架中作出自己的解释。海德格尔、福科、德娄茨、德里达的尼采解释，哪个不是以自己的哲学框框为基础？洛维特可能没有看错：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的革命性，并不在于接着尼采摧毁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而在于不理会尼采文章自身，自己说自己的。〔15〕

勾消尼采书写的内在实质，代之以多声风格，尼采就不在了。然而，真的再不可能找到尼采？尼采是谁，真的没有可能回答？即便多声风格，也非尼采的发明。柏拉图的对话充满了不同声音，能肯定苏格拉底的声音一定是柏拉图的声音？基尔克果用过一打笔名，哪一个是他自己的声音？柏拉图或基尔克果并非在多声风格或笔名书写中不在了，仍然可以肯定有可以叫做柏拉图或基尔克果的思想。角色或笔名都很可能是“隐身手段”，正因为有“身”要隐，才发明了多声风格或笔名书写。尼采这个人在“风格”中隐藏自身，而不是根本没有尼采之“身”。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尼采本打算写自传。“自传”就是谈论自己。如果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是尼采“自言自语”，何需再写自传？写自传的愿望，表明尼采在“隐身手段”中说话感到憋气不能畅言。然而，尼采放弃了写自传，代之以《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偶像的黄昏》……《敌基督者》，然后才作了自述（《瞧这个人！》），然后才“惨死在思想的十字架上”（托马斯·曼）。从《善恶的彼岸》开始，尼采越来越多自我引证——引证自己的作品，《瞧这个人！》更是大段抄录。德里达很可能被尼采“没有真理，只有解释”的话骗了。并非没有一个尼采，“尼采们”不过是尼采的身影——就像他一本书的书名“漫游者和他的影子”。尼采不是后现代的非逻各斯论者，他追求真理，只不过不直言真理。德里达没有去问为什么尼采不直言真理，反而以为尼采的言说证明根本没有真理，实乃典型的后现代的自以为是。

三、扎拉图斯特拉口中的“蟒蛇”

姑且不谈尼采公开发表的论著，尼采从来没有打算发表的书信、明信片可以证明，“永恒复返”、“权力意志”、“重估价值”的确是尼采想要说的“学说”，它们是否就是尼采想说的真理，倒一时难以确定。

在据尼采自己说宗旨为“永恒复返思想”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权力意志”已经出现了。扎拉图斯特拉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智者，一种是民众。智者身上的热情是“求真意志”，其实质是要“所有的存在应当顺从”自己，如此意志就是权力意志：“你们意欲创造一个你们可以屈尊崇拜的世界；这就是你们终极的希冀和陶醉。”可是，民众也有自己的“权力意志”——他们所相信的善恶分明的伦理。

这里出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权力意志”，如果我们要谈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究竟该说哪一种“权力意志”？扎拉图斯特拉接下来的“如是说”马上使得这一问题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善用比喻的扎拉图斯特拉继续说：“不智者自然是民众——他们犹如一条河川，河上有一小舟向前漂流，小舟上载有种种庄重的、隐匿着的价值评估。”（如是说：论超越自我）这段“如是说”让我想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中国政治古训，民众为河川、智者为小舟，明明说的是统治关系，如此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是以价值评估为基础的。为什么？两种“权力意志”是什么关系？

谁求真？不是君王，也非民众，只有哲人。“求真意志”是智者（哲人）的权力意志，它与民众的权力意志（善善恶恶）处于支配性关系，这里的哲人看来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而是柏拉图《理想国》中所谓的哲人—王。在世上谁应该统治？有求真意志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求真意志才能排列价值秩序的高低，统治的正当性就基于这种高低有序的价值秩序。

既然更高的权力来自更高的价值，而不是恰恰相反，智者（哲人）就应该展示出自己求得的价值，为什么扎拉图斯特拉又说智者得把自己的“价值评估”“隐匿”起来？

扎拉图斯特拉教诲了智者的“权力意志”就是权力者“要当主子的意志”后，马上说到：你们，价值评估者啊，你们用自己有关善恶的价值和言行行使你们的权力；这就是你们隐而不彰的爱和你们惊魂的光辉、颤栗和激奋。然而，从你们的评价中产生了一种更强的权力，一种新的征服：因它之故，蛋和蛋壳都破碎了。（如是说：论超越自我）

是否为了不让“蛋和蛋壳都破碎”，智者得把自己的“价值评估”“隐匿”起来？

在这段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中，权力意志与重估价值的确显出内在的紧密关联。尽管没有用到“永恒复返”的字眼，但河川不能自己流动，是某种更为自然的东西在使它动，这就是“永恒复返”。然而，相当明显的是，这段“如是说”的经脉不在海德格尔所谓形而上学“最内在的关联”，而在智者与民众的政治关系──两种“权力意志”无法公开共存。扎拉图斯特拉当时大谈“求真意志”，越说越忘乎所以，几乎就要把“隐匿的”真理讲穿，兴奋得忘了这真理本来说不得，必须隐藏：“你们聪慧绝伦的人啊，让我们对此谈个够罢，尽管这不大好；但沉默更不好，真理一旦被隐瞒就会变得有毒。”（如是说：论超越自我）所谓“超越自我”，听起来是一个道德哲学论题，实际上事关向民众隐藏真理，“超越自我”就是哲人克服想向世人宣讲真理的冲动。那些到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中去沉思形而上学残余或者发微身体权力的人，看来被尼采的其它话蒙骗了。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为什么尼采没有写自传？现在可以有把握这样讲：尼采感到还不到把“隐匿着的”真理说穿的时候。《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从语言上说是真正的壮举”，“也许只有《善恶的彼岸》的行业工匠歌手序幕中的精湛分析能与之比肩”。〔16〕果然，《善恶的彼岸》开篇讨论了哲学家（智者）的“偏见”后，接下来就谈到智者“权力意志的权利”──杀死道德的上帝、也就是杀死民众赖以为生的善善恶恶伦理的权力。尼采最后还斩钉截铁宣称：（哲人的）权力意志之外，“一切皆无”（善恶36）。这无异于说，只有智者（哲人）的“求真意志”才应该有绝对的、至高的。

紧接着，尼采讲了一句奇诡的话：

“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大白话么：上帝受到了驳斥，魔鬼却没有？”恰恰相反！相反，我的朋友们哪！真该死，谁强迫你们说大白话（popular zu reden）来着！（善恶37）

尼采在生前未刊的笔记中曾谈到堪称伟人的三项条件：除了“有能力从自己生命的巨大平面出发修炼自己的意志力”和不怕舆论、敢于蔑视“群畜道德”外，最重要的是“不能泄露自己的天机”，像《道德经》上说的，“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假如有人识破了自己的真面目，他认为是不寻常的。当他不对自己说话时，他就要戴上面具。他宁肯撒谎，而不想讲实话。因为，撒谎要耗费更多的精神和意志。（意志962）

有一回，扎拉图斯特拉与一个“来自幸福岛的人”出海航行，在船上的头两天，扎拉图斯特拉一直没有说话，船上大多是侏儒，而他是“远游者和冒险家的朋友”，与侏儒没有共同语言。实在闷得慌，扎拉图斯特拉忍不住给侏儒宣讲起“永恒复返”教义，不料突然被狗吠打断了：“我如是说着，声音压得越来越低，因为我害怕自己的思想和隐念。蓦然，我听见一只狗在附近狂吠。”接下来，扎拉图斯特拉做了一个怪异得可怕的白日梦，梦见自己“突然置身乱石丛中，孤独、凄凉，沐浴在萧疏的月光里”，眼见一颤抖、哽咽的年轻牧人口中垂着一条黑色蟒蛇，慢慢爬进一只雏公鸡嘴里……（如是说：论相貌和谜）

中国民间有一种“黄道秘术”，据说修得这秘术可以赶鬼和施魔（最起码可以让打你的人痛而挨打的你自己不痛）。修炼此功必须在僻静处，尤其不能听见狗叫或被女人撞见，否则前功尽弃（为何非得避女人？也许《书》上说过：“牝鸡不晨；牝鸡司晨，惟家之索”）。修得这秘术的基本功，就是练习对自己知道的真相守口如瓶。扎拉图斯特拉做的那个白日梦，分明是他泄露天机后产生的恐惧——想想“口中垂着一条黑色蟒蛇，慢慢爬进一只雏公鸡嘴里”。《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一生中唯一一次明目张胆戴上一副脸谱面具说话，而不像在其它场合，用种种隐形面具。从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此惊恐，可见尼采何等在意说还是不说自己的真实世界观。

早在青年时期，尼采就被真理与谎言的关系问题搞得精疲力尽。《从道德之外的意义看真理和谎言》这篇文章，尼采生前没有公之于世。文章头三节写得规规矩矩，语言没有丝毫夸张、浮躁、反讽，随后十来节草率得像题纲，似乎没有耐心把这个题目再想下去。第一节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就个人希望保护自己反对其他人而言，他的智力一般多用来作假。但就在同时，由于无聊，也因为必要性，他又希望社会合群。他不得不和好，并从他的王国尽可能消除至少最明目张胆的“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一和平协议带来的影响似乎是通向获得那令人困惑的真理冲动的第一步，从此就有了“真理”一说。（笔记，页102）

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显然没有解除真理与谎言的紧张，尼采还处于说还是不说的两难中。等到《敌基督者》解除说还是不说的紧张，写自传的时刻到来，尼采的日子也满了。这样的结局，其实扎拉图斯特拉早就晓得：“真的，哪里有毁灭，哪里有树叶飘落，哪里就有生命的牺牲——为了权力！”（如是说：论超越自我）。

尼采思想中看来有某种实实在在的紧张——真实与谎言或者哲人与民众的紧张，这是否才是真正需要沉思的尼采呢？无论发微尼采的基本学说，还是沉浸在“尼采们”之中，都可能是尼采所谓“劣等哲学家的偏见”。是否可以也像海德格尔那样说，如果没有把握到尼采说还是不说的紧张，“我们就绝无可能把握尼采哲学，也不可能理解二十世纪和未来的世纪”？

四、“蒙谤忍垢而不忍白焉”

康有为直到仙逝都没有刊印《大同书》十部（合柏拉图《理想国》卷数！），其弟子曾在《不忍》月刊连载头两部，当时，康子仍在海外流亡。数月后康子返国，马上阻止继续刊登。康子早已演成“大同之义”，为什么在世时不愿公之于世？若说康子自感还不圆满，从《不忍》月刊连载到他仙逝，有十几年时间，足以修润。当然，“大同之义”与康子一向讲的“虚君共和”改制论明显有矛盾：改制仍然要维系传统伦理，并不是达至大同境界的步骤。“虚君共和”是现世的政治法理，“大同之义”是理想的万世大法，根本是不同的政治原则。

但这一矛盾会影响到公布《大同书》吗？有的思想史家（如萧公权）以为，这一矛盾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用西学对康子的影响就可以圆通。思想史大师施特劳斯告诫，面对大思想者明显的矛盾必须慎微，留心此处可能有难言之隐。朱维铮教授就有这种审慎，以为康子不公布《大同书》可能“别有缘故”。〔17〕不过，康子最终“不能言”自己为万世开太平之义，究竟是因为康子“秉性之奇诡”（梁启超），抑或因为康子还没有为乌托邦找到历史“实例”（朱维铮）？康子自己称“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难道是随便说说？

公羊家有大义微言之说，大义显而易见，微言隐而难明——所谓“隐微不显之言”、“精微要妙之言”。“大义”与“微言”不同是否仅深浅之别，微言较大义隐深而已？非也！大义微言之辩，小康大同之辩也！百姓自有百姓的生涯，不能承受圣贤人的大同世，小康世已是最高的社会理想。春秋大义明是非、别善恶、诛暴乱，此“封建”大义专为小康世而设，中材之人已经可以得大凡。但“封建，势也，非孔子本意”（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王制》）。孔子微言所寓，非中材以上不能知。小康世平庸之极，圣贤人会活得百无聊奈。百姓与圣贤人的生活理想扦格难通，圣贤人心知肚明，却又不得明言要实现大同理想：“民不可使知，故圣人之为治，常有苦心不能语天下之隐焉”（《康子内外篇·阖辟篇》）。究竟为什么不能言？“言”就是要变成社会现实。要是真搞大同世，像宋儒或那样把微言转变成大义，就会“致使亿万京陔寡妇，穷巷惨凄，寒饿交迫，幽怨弥天，而以为美俗！”（《大同书》）康子说“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就像扎拉图斯特拉说“蛋和蛋壳都破碎了”，绝非随便说说。

“虚君共和”论乃“大义”，“大同之义”是“微言”。梁子谓康子“始终当以小康义救今世”，可能深得师心。康子虽不晓得柏拉图氏有“高贵的谎言”术，却谙“道心惟微”（《古文尚书》）、“大道可安而不可说”（《管子·心术上》）等古训，懂得“言不必信”，所以才“蒙谤忍垢而不忍白焉”。

“不忍白”不等于不说，微言并非不言。微言是已经说出来的话，不过隐而难明而已。公羊家坚持微言是口说，口口秘传，口传的才是真言。但口说的意思是不形诸文字吗？孔子微言在《春秋》，《春秋》已是文字，只不过后人不得望文生义，要懂得区分字面上说的和其中隐藏着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说”。康子所谓孔子本意靠口说相传，到董子才形诸文字，意思并非指孔子本意通过子夏、公羊子等口传到《春秋繁露》才写成文字。“《春秋》之意，全在口说，口说莫如《公羊》，《公羊》莫如董子”（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孔子王制二》）。《春秋》、《公羊》、董氏《春秋》都是文字的东西。形诸文字的含义因此是，用时人可以明白的话来写，但微言本来就不得用时人明白的话显白地说出来，所以董子之言仍然“体微难知，舍例不可通晓”，与口说没有什么分别。口说与形诸文字之辩，有如大同、小康之辩，两种不同的书写——隐微的和大义的书写隐含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原则。所以，《礼运》说小康世，“天下为家，言礼多而言仁少”，大同世“天下为公，言仁多而言礼少”（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礼运》）。《礼运》与《春秋》都是文字的东西，却有“言”与“不言”、文字与口说的不同。

为什么非要分别口说与笔写？

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讨论过这一问题。苏格拉底也说，文章有口说和笔写两种，笔写的文章要面对民众的信仰——民众以为正义、善和美的，这样一来，写文章的智者就无法把自己的真正看法讲出来，除非假定民众在德性和智性上与智者相同。笔写的文章有说服效果，但“说服的效果是从民众的看法、而不是从真理来的”。立法者（就是智者）为了让民众信服，就得顺着民众的心意说，笔写的文章就无异于欺骗或迷惑民众。欺骗或迷惑民众是必须的，因为“说到正义和善”，立法者与民众“各自有各自的看法”，而且“相互冲突”（斐德诺篇，页141—148）。〔18〕

做文章必得讲究修辞术，修辞术不是简单的文章做法技巧。习修辞术，关节点并不在于学会笔写文章的做法之类，而在于掌握民众的信仰和心意，“想做修辞家的人必须知道心灵有哪些种类”。由于民众有各种各样的，民众认为的正义、善和美经常自相冲突，笔写文章的人就得“要有敏锐的感觉力，知道见风使舵，临机应变”。目的只有一个，让民众信服自己。（斐德诺篇，页163）归根结蒂，修辞术涉及国家的真理、正义和善行，属于统治“法术”之类。苏格拉底说，没有把握这一点，就没有懂得“修辞术的秘诀”。

可是，智者（哲人）或贤人的本份是忠诚于神明而非民众，忠诚于真理而非民众的意见。为了忠诚于神明和真理，智者（哲人）还有一种“写在学习者心灵中的那种有理解的文章，它有力保护自己，知道何时宜于说话，何时宜于缄默”。苏格拉底说得再清楚不过：口说的文章不等于没有文字，而是“既有生命，又有灵魂，文字不过是它的影像”。（斐德诺篇，页171）所谓不形诸文字（口说），不是不写下来，而是不形诸显白的文字（有如礼运），而是形诸隐微的文字（有如孔子造春秋），“惟有明白真理的人才最会看出真理的类似”，像古人说的，“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苏轼《留侯论》）。

如此说来，智者（哲人）说谎、欺骗或迷惑民众竟然是一种美德？

有德性的苏格拉底可没有这样认为。智者（哲人）的说谎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药物”：“说谎对于神明毫无用处，但对于凡人，作为一种药物还是有用的。”哲人是国家的医生，医生才能用药物，病人如何用得？用药物事关国家大事——国家的正义、善和美。“国家的统治者，为了国家的利益，有理由用谎言来应付敌人，甚至应付公民。其余的人一概不准和它发生关系。如果一般人对统治者说谎，我们以为这就像一个病人对医生说谎”（理想国，页89）。〔19〕不过，哲人还不是统治者，哲人为王的国家还没有出现过，至多是一种政治理想，何况这理想真要成为现实，是祸是福还说不定——这正是苏格拉底（说是柏拉图也一样）最终要讨论的，绝非某些后人（如波普尔之流）以为的那样，已经有了肯定的结论。所以，哲人“高贵的谎话”不仅针对民众，也针对君王（理想国，页127）。哲人对国家的责任是，尽量使得人民与君王合谐相处。要是“人民恨君王，君王算计人民，……他们就会和国家一起走上灭亡之路，同归于尽”（理想国，页131）。

这都是政治的事情，尼采的说还是不说与政治有什么关系？他不是诗人哲学家、美学家吗？除了为战争中的国家服过务，尼采从来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参与实际政治活动，而是专心做自己的语文学教授、写自己的书、玩女朋友、听音乐……

纳粹党报曾经明确表示欣赏尼采的思想，于是，尼采的名声在国际社会中就与纳粹恶名分不开了。五十年代以来，美国人考夫曼为洗清尼采身上的纳粹恶名不遗余力，除了勤奋?尼采笔写的文章，还致力从审美论、心理学角度诠释尼采文章，将尼采思想与政治隔离开来：“权力意志”、“重估价值”、“超人哲学”不过有审美的生命哲学含义，是一种真诚的价值哲学。〔20〕苏格拉底说，“自以为留下文字就留下专门知识的人，以及接受了这文字便以为它是确凿可靠的人，都太傻了”（斐德诺篇，页170）。尼采当然不是前一类傻子，考夫曼肯定是后一种傻子。

“稀罕的声音只有稀罕的耳朵才能分辨，稀罕的思想只有稀罕的思想才能解释。（尼采）”洛维特记得，海德格尔第一次引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是在一九三三年的就职演说中。海德格尔当然早就知道尼采的这句话，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引用？偶然的巧合吗？尼采说到过“大政治”，至少在当时，海德格尔以为“大政治”的机缘来临了。但“上帝死了”与“大政治”有什么关系？不管怎样，尼采文章中有政治的声音，美学家和文学家们听不见倒没有什么好奇怪，他们“气质上、天性上不宜听”（善恶30）“稀罕的声音”。

一九三六年，海德格尔开始在大学讲堂讲解尼采，持续近十年，伴随纳粹政权的兴衰。这是偶然的吗？在战后海德格尔写给“清洗纳粹分子委员会”的交待材料中，这些尼采讲座和演讲成了他与纳粹事业摆脱干系的证据。海德格尔的说法是：他将尼采思想解释为反抗虚无主义等于自己在反抗纳粹，因为法西斯主义不过是虚无主义的政治形式；“尼采根本不能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等同起来”，“我在有关尼采的系列讲座中表露出了同样的精神抵抗”。〔21〕阿伦特信了海德格尔的说法还情有可原，好些当代哲人也真信，称其“尼采讲座”为重大的政治转向，就有点让人莫名其妙。至少海德格尔自己已经说明，他对尼采哲学作出形而上学存在史的解释本身恰恰是一种哲学的政治姿态。从文本考究，海德格尔的“尼采讲座”可能反驳了纳粹思想背后的形而上学提法，但并没有反驳纳粹的政治行动。〔22〕也许可以这样说，海德格尔反驳的仅是现代哲人王（纳粹）的大义，而非其微言。

何为纳粹的微言，尼采哲学与纳粹政治的关系究竟如何，问题都不简单。沃格林的如下论点不是没有道理：“纳粹思想的类型并非尼采的理智良知的感觉传染的，纳粹思想根本无法与尼采的神秘主义扯在一起，除非说这两种现象都是基督教的危机症候。”〔23〕这个问题太深奥、太烫手，还是暂时不说为好。

不管怎样，“重新提出尼采思想来讨论而又不触及其思想的政治方面，显然成问题。某种程度上讲，尼采的政治思想不可能与其思想的其它方面分开。”〔24〕然而，如何把握尼采思想的政治实质？是否像俄国哲人弗兰克在批判虚无主义伦理学时说的，“一切运动的目标或策略归根结蒂都依循和取决于知识人的精神力量——他们的信仰和生活经验、评价和兴趣、理性和道德气质，因此，政治问题本身就是文化——哲学和道德问题”？〔25〕或者像新左派那样提出所谓实践哲学的解释？据说，尼采对于权力意志的各种说法（激情、解释、反应意志）确定了探究权力的范围，而不是形而上地规定权力的基本内容；权力意志都与人的经验和行动的可理解性相关，因而，权力意志是一个批判的实践本体论概念。尼采的谱系方法也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认定虚无主义为历史哲学问题，恰恰触及到虚无主义的历史本质。权力意志的概念当然有价值论的含义，然而，其中内在地包含着历史的实践，把传统上所有与行为相干的概念都从形而上学领域转到了实践哲学的价值论领域：占有价值是通过自我解释得到的，而自我解释就是人的意志的条件。〔26〕总而言之，在尼采那里，人的实践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尼采哲学的政治含义真的如此？

尼采原来打算写的第一本书，不是《悲剧的诞生》，而是《古希腊国家》。刚刚写了开头，尼采就放弃了，代之以《悲剧的诞生》。用今天的学科分类来说，尼采从政治哲学转到了审美哲学。然而，放弃《古希腊国家》改为《悲剧的诞生》是一种学科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同时──亦即写作《悲剧的诞生》之时，尼采写的那篇起头相当正规而且完整的学术论文《从道德之外的意义看真理和谎言》和“哲人是医生”的写作题纲与《悲剧的诞生》有什么关系？

尼采首先是古典语文学家。古典语文学的基本工夫是，把文字上并不太难（显白）而含义艰深（隐微）的柏拉图对话的希腊语原文念得烂熟。尼采修读古典语文学时，一定对《斐德诺篇》和《理想国》中那些谈到哲人在希腊国家中的位置以及医生、药物、谎言的段落大为震惊，不然他写那些关于真理与谎言、关于哲人即医生的笔记和写作题纲做什么？前苏格拉底哲人说，哲学起源于为何有存在的惊异。尼采的哲学思考却似乎与柏拉图一样，起源于对“哲学是药物”、哲人是国家医生一类说法的震惊。哲学问题首先不在于沉思什么、用何种“哲学方法”想问题，而是如何处置哲人或哲学与人民的关系。哲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第一性的，先于哲学之所思的东西。从这一意义上说，哲学首先、而且本质上是政治的。“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只有解释”，可谓对哲学本质的精辟说明：哲人沉思什么，并不头等重要，而是知道对谁说、如何说（今人倒过来问：谁在说）。在“哲人是医生”的写作题纲中，尼采显得相当激动地记下了这样的思考：哲人耽于心智、追求真理，但人民不可能追随哲人，人民不过沉思生活、也不追求真理。尼采问：“哲人与人民的关系是必然的吗？”“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一个哲人能做什么？”（笔记，页92）这样的问题在扎拉图斯特拉的噩梦中变成了如此景象：“年轻牧人口中”吐出的“黑色蟒蛇”可以“爬进一只雏公鸡嘴里”吗？

哲学和人民。没有一个伟大的希腊哲人是人民的领袖，最多可以说恩培多克勒（在毕达戈拉斯之后）曾经有过这样的企图，但他并不打算用纯粹的哲学来领导人民，而是利用人民的一种神秘工具。其他哲人从一开始就拒斥人民（赫拉克利特）。有些人把一个高高在上的受教育集团作为他们的公众（阿拉克萨戈拉）。苏格拉底最具民主和煽动倾向：结果是各种宗派的建立，因而是一个反证。在像这样一些哲人无能为力之处，更次要的哲人如何可能指望有所作为？在哲学的基础上，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一种大众文化。（笔记，页97）

从柏拉图的对话中，尼采感到，“哲人的忧患”乃是“谎言和思想冲突的痛苦无处不在”（笔记，页155）。岂止“忧患”，还有“危险”。苏格拉底试图让哲人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活得正派，结果导致民众信仰秩序大乱，自己也落得个人民公审的下场。对希腊哲人中苏格拉底这唯一的“反证”，扎拉图斯特拉没有忘记——“蛋和蛋壳都破碎了”。

你们，睿智绝伦的人把那些宾客置于小舟上，并赠给他们华丽和自豪的名号——你们及其统治意志！河流载着你们的小舟前行：它必须承载小舟。浪花是否飞溅，是否怒遏船身，不足挂齿！

你们，最通达的智者啊，你们的危险以及善恶结局不是这河流，而是意志、权力意志——永不枯竭的创造性的生之意志。（如是说：论超越自我）

哲人的“危险”来自高贵的沉思天性（一种特殊的权力意志）与民众的权力意志的冲突，如果哲人的求真意志非要支配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必然害人又害己。因此，苏格拉底之死是哲人的问题，而不是榜样，柏拉图为这个问题思索了整整一生。既然天生我为沉思人，为了不至于害人又害己，谎言人生就是无从逃避的命运。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后，口头的文章还得继续做下去。

五、“无辜的谎言”

在尼采文章中，可以发现好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或者一个语词的两种甚至多重用法，比如前面提到的两种“权力意志”。如今已经清楚，这些自相矛盾或一词两意的情形，并非因为尼采是诗人哲学家，好用格言体，似乎这种文体本身不需要像“学术论文”那样要求内在理路的一致性，也并非因为，尼采的哲学头脑是热情类型——好像卢梭，而不是沉静类型——好像斯宾诺莎、康德，不能要求其思想言辞的一贯性。这些看法都可以叫做不懂事。施特劳斯指出，柏拉图的哲学采用对话文体，绝非一种文人习性或某些文艺学家所谓摹仿“戏剧体”，而是与其哲学思想的关键问题相关。〔27〕尼采文体同样如此。抛开尼采的文体，从流行的所谓“尼采学说”来理解尼采，就会受尼采蒙骗；用所谓风格的多声道消解尼采，几近浅薄无知。尼采文体不是一种文人化修辞——像前一阵子国朝学人喜欢玩弄的随笔，而是其思想情调、沉思方式。看似没有什么关联的单个格言并非“意义的孤岛”，而是与某种深切的思想关怀紧扣在一起，行文的隐约、不连贯、神秘等等，都有特别的含义。

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格言体不是尼采的独创。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是优秀的格言体写作，这与其内心深处的信仰危机相关。尼采曾经极为崇拜帕斯卡尔，称他为“唯一真正的基督徒”，敢于面对基督教信仰的衰微，而他的文体恰恰是心灵“伤痕累累”的体现。〔28〕文辞故意含糊、反讽、夸张、用典、指桑骂槐、装样子、说半截话、兜圈子，好像是文人天赋的挥撒，其实是个人思想的生存性需要——需要思想面具。深度不能直接敞开，必须颠来倒去兜圈子，这是一种古老的“法术”——隐微术，公开讲，是修辞术。尼采用谜语般的语言公开谈论过隐微术：

凡深沉的一切，莫不爱面具；最深沉的东西甚至仇恨形象和比喻。……狡计中有如此多的善。我可以想象，一个有值钱和易损的东西需要藏匿起来的人，终身会像一个箍得紧紧的装满新酒的陈年酒桶笨拙地毂辘辘滚动：细腻入微的害羞使得他如此。用害羞隐藏深沉的人，在人迹罕至、甚至他的知交和最亲近的人也不可得知其所在的路上，遇到了自己的命运和棘手的决断：因为，这些人全然看不到他的性命危险以及重新赢得的性命安全。一个出于本能需要把想说的话咽回去隐瞒起来（das Reden zum Schweigen und Verschweigen braucht）、千方百计逃避推心置腹（Mitteilung）的隐匿者，想要、而且要求一副面具在朋友们心目中晃荡。（善恶40）　尼采自己懂得如何用思想面具，竖起保护的屏障，也善于识别别人戴得不那么高明的面具，将其本来面目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于高明的隐微术士，尼采倒向来佩服。现在，我们转向沃格林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 人们在苦苦思索尼采的哲学意图时经常忘记，对一魔术作品的解释不应该受这种魔术欺骗——以便把这个作品解释清楚。尼采曾经以玩弄第欧根尼像征变换魔术来蒙骗人，所以，仅在文本基础上探究超人像征并确定其意义还不够，还必须确定，当有人玩弄魔术时，存在秩序中实实在在发生了什么事情。〔29〕

尼采既然早就晓得，哲人在世上必须靠谎言度日，而且，说谎是高贵的事情，他为何显得对说谎心里不踏实？从早期文章到自传之前的重要文章（《偶像的黄昏》《敌基督者》），尼采不断谈论谎言。谎言是尼采文章的一大主题。也许有人会说，《悲剧的诞生》是例外。但在同时写的但没有发表的关于真理与谎言的论文中，尼采已经说过，艺术同样是谎言：“艺术快乐是一种更伟大的快乐，因为它几乎总是在谎言的形式下讲述真理。（笔记，页121）”《悲剧的诞生》径直说谎，而以后的文章——如已经看到的，甚至《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样的诗体文章，都一再提起说谎的事。一边说谎，一边不断告诉人们“我在说谎”，不是很奇怪吗？如果“高贵的谎言”的应然是由某种“存在秩序”决定的，尼采显得慌里慌张地说谎，是否因为“存在秩序”中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功不可没，他第一个深刻地把尼采哲学与柏拉图主义联系起来。但他特别提请注意：是柏拉图主义，不是柏拉图。〔30〕尼采与柏拉图的关系，是由形而上学的存在论问题联系起来的。Stanley Rosen追随其师施特劳斯的柏拉图解释，在肯定海德格尔的睿见同时，力图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与尼采哲学本质上相干的是柏拉图这个人，而不是柏拉图主义。柏拉图的微言根本没有提供一种什么存在论的形而上学，尼采同样如此，柏拉图和尼采的所谓存在论的形而上学根本就是海德格尔的虚构。〔31〕尼采与柏拉图的关系固然是决定性的，然而，这种关系并非因为在两者那里都没有的什么存在学说，而在于隐微术（esotericism）。重要的是，要搞清尼采想隐瞒的是什么？

探破隐微术的方法，首先是注意一些再明显不过的自相矛盾的说法。Rosen注意到尼采对“虚无主义”一词有两种不同用法——高贵的和颓废的“虚无主义”，发现尼采一方面大谈世界根本是虚无，另一方面又召唤人去创造价值。充满激情地揭示创造与毁灭是一回事，等于任何创造都没有价值。在根本虚无的背景中鼓吹创造价值的人生，无论如何是背谬的。如果尼采的意图是要人创造新价值，他就应该隐瞒自己对基本价值的摧毁——隐瞒其高贵的虚无主义。即便说彻底摧毁价值仅是创造新价值的前题，仍然自相矛盾：既然尼采摧毁的不仅是传统价值，而是所有价值的根据，新价值又何以可能衡量？如果尼采的意图是要告诉人们他沉思到根本虚无，鼓吹创造性的人生等于在哄骗人。毕竟，尼采所谓终极混乱的说法剥夺了价值创造内在固有的可能性。终极混乱的教诲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如果尼采真认为世界根本就是内在固有的混乱，的确并不与高贵的虚无主义抵触，可是，这种一致性却使得尼采教诲的一致性本身成了终极混乱的假相，因而依然是谎言，尽管是健康的谎言。如果终极混乱的教诲是假话，世界背后就一定有一个秩序，颓废的虚无主义就是谎言。不管怎样，两种虚无主义的浑然教诲乃是一个“高贵的谎言”，它要隐瞒的真实是，这一世界终极上是混乱的。只有在这“高贵的谎言”基础上，才可能区分高贵与颓废、积极与消极的虚无主义。隐瞒不等于从来不说出真实，因此需要两种虚无主义的教诲。

在Rosen看来，尼采真心相信世界本质上内在固有地混乱，但需要说服或哄骗人们相信，自己是或能够是价值的创造者。柏拉图和尼采其实都看到，世界的本质是混乱（根本虚无）。面对这一绝对偶在，人如何活下去呢？柏拉图给出了“”的谎言，尼采给出了“沉醉”的谎言。尼采与柏拉图一样，既认同清醒的苏格拉底，也认同沉醉的阿尔基比亚德（Alcibiades）。不同的是，尼采一再提醒说，自己的话有微言与大义之别，柏拉图却没有，而是坚持模糊两者的区别。因此，尼采颠转了微言与大义的关系，其教诲是“显白教诲的隐微表达”：未来的哲人为自己能忘记世界没有真理这回事而沉醉。所以，尼采把哲学转换成诗，使哲学本身成了虚无主义。相反，柏拉图没有将微言转变成大义，哲学始终处于与诗的冲突和张力之中。〔32〕

Rosen看到尼采隐微术的转变，慧眼独到，具体解释却没有摆脱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尼采解释的阴影，仅仅“颠转”（正如他自己所用的语词）了而已——终极混乱论不过是存在论的另一面。他甚至换了一种方式来解释海德格尔所谓尼采诸学说“最内在的关联”：“永恒复返”（等于根本虚无）是尼采的真实教诲（隐微教诲），“超人”教诲（创造价值）是显白（政治）的教诲，隐微教诲被积极、创造的（狄奥尼索斯）教诲隐瞒起来，“权力意志”教诲则处于平衡两者的位置。

可是，对于尼采（柏拉图同样如此），哲学问题首先不在于沉思什么——理式也好、根本虚无也罢，而是哲学与人民的关系。作为哲人，尼采当然有自己感兴趣的沉思主题——在斯宾诺莎和歌德那里找到共鸣的内在论也好、在帕斯卡尔那里遇到激励人和对手的禁欲式唯意志论也罢，都是哲人自己思想的事情。“哲人首先是他自己的哲人，其次是其他人的哲人”。问题是，“做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哲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存在是互相关联的，哲人也不例外，只能是这种互相关联中的哲人”（笔记，页135）。在尼采那里，隐微术转变的原因，仍然只能从谎言所依赖的哲学之政治本质中去寻找。

尼采显得慌里慌张地说谎，究竟是什么原因？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那里，“谎言”（隐微术）是“高贵的”，尼采却一再提到“无辜的谎言”。“高贵的谎言”变成了“无辜的谎言”，说谎者不再像是一个高蹈的智者，倒像一个小孩：

谎言——为什么日常生活中人们处处说真话？——肯定不是因为上帝禁止撒谎。毋宁说，首先，因为说真话舒服，撒谎得有发明、编造和好记性。……其次因为，在一眼就明的事情上直截了当地说：我要这个、我已如此做了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是有益的；在这类事情上，强制和权威的方式总比狡计的方式牢靠。——可是，一个小孩在扯不清的家内纠纷中被拉扯大，撒谎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总会违背意愿地说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从来没有什么讲真话的感觉或者对谎话本身的反感，所以全然无辜地（in aller Unschuld）说谎。（人性I，54）

理解谎言“无辜”的成因，看来是搞清尼采的微言和大义的关键。仅从字面来感觉，“无辜的谎言”显得说谎者要为自己撒谎辩护，“高贵的谎言”却不存在自我辩护的问题，撒谎的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这个没有疑问的应该是什么呢？

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说到“高贵的谎言”后，“吞吞吐吐”老半天，“没有把握是否有勇气”将撒谎的正当理由光明正大讲出来。在格劳孔一再追逼下，苏格拉底（可能装出）迫不得已以其惯用的方式——编造故事的方式，“欲言又止”地说了这样一个“荒唐故事”。人天生是一样的，“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造人的时候，在不同的人身上加进了不同的金属元素。“在有的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宝贵的，是统治者”；在有的人身上加了白银，于是这人成了统治者的辅佐。农民生性中有铁元素，工匠生性中有铜元素。如果金人生金人，铜人生铜人，也还好办，但世间的事情太偶然，“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讲完“荒唐故事”，苏格拉底总结道：

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绝不可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安置在农民工匠之间；如果农民工匠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有银者，就要重视，把他提升为护卫者或辅佐人。要知道，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你看你有没有什么办法使他们相信这个荒唐的故事？（理想国，页128—129）

苏格拉底认为，除了哲人（智者）因会解神谕懂得这个道理，没有谁会相信这个故事。但故事中隐含的道理对于国家和个人都至关紧要，哲人（或贤人）的义务就是要向世人讲明究理，但又不能明说。于是苏格拉底对格劳孔说：“我想就这样口头相传让它流传下去罢！”

很清楚，谎言之所以“高贵”，正当理由在于人的资质不同，一个国家的良好公正的秩序基于人按其资质的高低被安排成一个等级秩序。低资质人应该受高资质人统治，美德总归出自黄金人而不是废铜烂铁。依据人民的天性（如今称为人的自然权利），不可能产生出道德的社会。这话当然不能明说，不然，人民会不高兴、甚至会起来造反——“奴隶道德”起义。人的资质不同，是天生的自然秩序使然，不是谁凭一己权力造出来的。资质或低或高，没有必要得意或自卑，况且“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人的在世位置并非万世不变。按照自然秩序建立起来的国家，才是道德的，其道德的根据就在自然的正确。

尼采念念不忘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这一政治智能，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他写道：　我们最高的见识若要未经许可地讲给那些气质上、天性上不宜听的人听时，必须——而且应该！——听起来像蠢话，某些情形下像犯罪。从前，在印度人、希腊人、波斯人、穆斯林人那里，总之，在所有相信等级制而非平等和平权的地方，都将哲人分为显白的（das Exoterische）和隐微的（das Esoterische）。两者不同不是因为，显白哲人站在外面，从外、而非从内观看、评价、衡量、判断。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显白哲人从下往上看，隐微哲人从上往下看！从灵魂的顶峰望下来，悲剧不再是悲怆的了……品质高的人视为食品和提神汁的东西，品质相差太远或太低的人肯定视为毒药。常人的美德在一个哲人看来，不过是恶习和软弱……为世界上所有人写的书总是臭气熏天，小人的嗅觉才贴在上面。（善恶30）

然而，当扎拉图斯特拉要说“高贵的谎言”时，心态没有了坦荡，还被狗吠打断，而且做了那个怪异得可怕的白日梦。当时的情形是，扎拉图斯特拉再也憋不住，要对侏儒讲明他的微言。事情发生之前，扎拉图斯特拉与侏儒有过一段对话，内容与苏格拉底“吞吞吐吐”老半天才对格劳孔说出来的，简直一模一样。

“站住！侏儒！”我说，“我与你势不两立！我们两个我是强者──你不了解我深邃的思想！你也不可能容忍这思想！”──此刻，我感到轻松了：侏儒从我肩上跳下来，这好奇的家伙！它蹲在我面前的石头上了。这里恰好是个大门的信道，我们就呆在这里。

侏儒，你瞧这大门信道！”我继续说，“它有两副面孔。两条道路在此交汇，尚无人走到路的尽头。这条长路向后通向永恒；那条长路向前是另一种永恒。这两条路相反而相连接——在大门信道旁恰好交汇。大门信道的名称叫‘此刻’，它就写在上面。要是有人走其中一条路，一直走下去，越走越远，侏儒，你以为这两条路永远矛盾么？”

“一切笔直的东西都是骗人的，”侏儒不屑地咕哝，“一切真理都是弯曲的，时间本身便是个圆。”“你，沉重的精灵！”我怒喝道，“别说得这么轻飘飘！你这个跛脚鬼，是否要我把你留在现在你蹲的地方——以前我把你抬得太高！”我继续说，“你瞧‘此刻'呀！从这个‘此刻’大门信道有一条永恒的长路向后：我们身后是一种永恒。万物中凡能行走的不都已经走过这条路了么？万物中可能发生的事不是已经发生、完成、消失了么？……”（如是说：论相貌和谜）　没过一会，扎拉图斯特拉就听见令他心惊胆战的狗吠了。

奇文！不是吗？扎拉图斯特拉一开始还傻里傻气摆出贵族政制时代的身份，没想到侏儒竟然跑到他肩上去了。侏儒从扎拉图斯特拉肩上下来，不是被他的怒声吓住了，而是自己蹲在石头上更舒服。扎拉图斯特拉开始正儿八经讲哲学，侏儒却轻飘飘地说，“都是骗人的”。扎拉图斯特拉这才发觉，自己从前把侏儒“抬得太高”！

启蒙现代性带来的“存在秩序”的变动，不是赫然在目？那种可以被称为贵族制理由的自然秩序，近代以来、尤其启蒙运动以来被颠覆了。谁颠覆的？民众吗？不是！恰恰是本来因有“深邃的思想”与百姓不在同一个存在位置的哲人。哲人放弃了自己本来应该过的沉思生活，到市上搞什么启蒙——其实是抹平人的资质，甚至抬高苏格拉底的人谱中资质低的人。近代哲人发明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取代了自然秩序，再按高低不同的金属来划分人的资质并安排社会秩序，就成了不道德、甚至反动。这一所谓“现代性”事件导致的后果是：“高贵的谎言”的正当基础不复存在，国家秩序的基础根本变了——“废铜烂铁”也可以统治至少参与管理国家。“卑贱者最聪明”不再是胡言，而可能成为国家道德秩序的理由。

更精彩的是，侏儒竟然对扎拉图斯特拉说，“一切笔直的东西都是骗人的”。这话肯定是哲人先说的，哲人不说，侏儒怎会知道？“不是你欺骗了我，而是我再不相信你，这事震动了我”（善恶184）。尼采敏锐地看到，“高贵的谎言”在启蒙哲人那里变成了卑劣、颓废的谎言。正如尼采的“虚无主义”一词有高贵和颓废两种含义，谎言也有高贵的和颓废的。哲人知道人民不过沉思生活、不追求真理，决定什么是真理的权力在自己、而非民众——所以，尼采把智者的权力意志定义为“求真意志”。面对民众的“权力意志”（信仰），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讲些含糊其辞的话，说东道西，这是“高贵的谎言”。“高贵的谎言”并不迎合人民，而仅是不说穿真理。颓废的谎言则是：哲人明明知道人民不关心真理，却违背自己的本份，讲迎合民众信仰的话，充当人民的代言人，等于把“求真”的权力交给了人民。扎拉图斯特拉与侏儒的对话表明，哲人与人民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本来，“哲学不是为人民准备的”，如今哲学充当人民的代言人发出“废铜烂铁”的声音：“哲人已经成了集体的害虫。他消灭幸福、美德、文化，最后轮到他自己”（笔记，页96）。哲学不再是禁欲般的沉思生活，而是一种工匠式的手艺；学人、科学家终有一天理直气壮地驱逐了哲学，有什么好奇怪？

在另一种圣人即哲学家那里也有一整套手艺，他们只容许某些真理，那些使他们的手艺获得公众批准的真理——用康德的方式说，就是实践理性的真理。他们知道自己必须证明什么，在这方面他们是实际的——他们彼此心照不宣，就“真理”达成协议——“你不应说谎”——直截了当地说：您，我的哲学家先生，要谨防说真理……（偶像：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42）

青年尼采已经看出，启蒙哲人的谎言颓废——堪称“坏谎言”：“在需要真理的地方说谎……坏谎言的标志：只要谎言，不要人类……个人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存在而牺牲人类”（笔记，页117）。“高贵的谎言”之所以高贵，是因为撒谎为了人类，颓废的谎言刚刚相反。启蒙哲学的“坏谎言”从斯宾诺莎开始，到康德完成。斯宾诺莎的写作用两种语言，充满暗指，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假引圣经，为大众设计出一种合他们胃口的道德观，迎合大众说话方式，暗中维护幸福的少数人的道德观。〔33〕在尼采看来，“这个病态隐士的假面”（diese Maskerade eines einsiedlerischen Kranken）用数学形式的“幻术”（Hokuspokus）隐藏自己的哲学，用“自己的智能之爱”来“粉饰和伪装”，却泄露了自己的胆怯。随着这种“坏谎言”的把戏越来越精到，“老康德说出的既僵硬又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话（Tartufferie），把我们诱上了辩证的邪路”（善恶5）。在从斯宾诺莎到康德的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现代谎言哲人就是鼓吹平等主义、写市井文字的卢梭。尼采忿然道：法国大革命“所表演的血腥闹剧”让人好笑而已，可憎的是“卢梭式的道德”，用“平等学说”诱出了所有平庸的东西。“绝不会有更毒的药了，平等学说被吹嘘得好像就是公义本身，其实却是公义的终结”（偶像：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48）。难怪尼采把卢梭视为自己最大的敌人。〔34〕启蒙哲人“以美德狂热”（mit der tugendhaften Begeiterung）解除了“假象的世界”，真实的生活反而不复存在了。在启蒙的世界中，揭露谎言成了哲人的义务：　我自己一直在学习与众不同地思考、评价行骗和被骗，起码我为盲目的狂热（die blinde Wut）准备了几手揭谎招法（ein paar Rippenstosse）。这般怒火让哲学家障了眼，受了欺骗。为什么不呢？真理比假象更值钱，已经不再是一种偏见；这甚至已是世上所能有的最糟的得到证明的假设。（善恶34） “废铜烂铁”说被自由平等主义哲人铲除之后，“高贵”的谎言变成颓废的谎言。尼采显得要通过“全然无辜”的谎言挽回生活中的某种东西。这究竟是什么呢？ 瞎子修士的“怪书”

施特劳斯的“魔眼”看得很准：尼采最关心的是哲人在现代处境中的位置。只有哲人才有资格当社会的道德立法者，因为只有哲人沉思什么是美德、什么是美好（幸福）的生活、应该过的生活。但哲人不可成为统治者，否则“蛋和蛋壳都破碎了”。在国家生活中，哲人至多可以当个如今药铺里的药剂师，看看统治者的药方是否搞错、计量是否适当——就像二十世纪业内人士公认的大智者科耶夫（AlexandreKojeve），为法兰西总统当高参，设计欧共体或起草关贸总协议之类。哲人首先应该沉思美德和美好，否则就没有资格当药铺里的药剂师。哲人沉思首先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生命，不是为了人民（遑论国家、民族）才去沉思。启蒙之后，哲人成了首先为人民服务的人，而不是首先关心自己的德性生命；哲人已经不思“何为高贵”，而是为国家、民族、人民出谋划策，纷纷跑去引导人民起来争自由、平等、民主，忘了自己的本份是过沉思生活（科耶夫早年研究“索洛维约夫的神秘主义哲学”，当高参之前有过道德沉思）。“如果让当今的哲人梦想一个城邦，他肯定不会梦想柏拉图的城邦，只会梦想一个废铜烂铁城邦（二流子城邦）”（笔记39—140）。不是吗？如今那么多的有了“制度经济学”、“分析哲学”、“文化人类学”、“社会批判理论”、合乎国际学术规范的“社会科学”专业知识的人，真以为自己就是国家医生，要引导人民甚至给国家、民族治病（殊不知不过一个现代工匠，在苏格拉底的人谱中算铜质人）。正因为现代哲人背离了自己的沉思故乡，要么去当知识分子，还向专制者要政治地位（古代哲人从来不要，不是怕暴君、自甘屈服，而是这地位与德性沉思有何相干），要么当“纯粹”的哲学专家，把搞清哲学陈述的语病作为最崇高的思，人民们才会“用酒精和麻醉剂来消除神经紧张”（笔记，页132）。尼采问，如今的哲人们还有哪个懂得“何为高贵”？尼采为“未来哲学”谱写的序曲的末章题为“何为高贵”，难道是文人式的夸张？

“现在被当作医疗卫生的许多事情在古代是道德事务”，这事务由哲人操持，所以“古代人的日常生活有节制和审慎得多，知道如何弃绝和不去享受许多东西”（笔记，页131—132）。尼采反传统价值吗？非道德吗？他反的是现代启蒙道德：“现代道德哲学家所谈的东西，稀奇古怪得令人难以想象”！尼采仍然、而且一心要做哲人，过自己的沉思生活。哲人本质上是“冷漠的隐士”，但哲人的沉思又不可能做到只属于自己，“即便哲人离群索居，成了一个隐士，他也不过为其他人提供了一种教训和榜样”（笔记，页135）。哲人的本分责无旁贷要做“一些最勇敢和最抽象的心灵的教师”，所需要的谎言因此是“高贵的”。启蒙以后，“存在秩序”发生了根本变动，做“心灵的教师”已经不可能，而且政治上不正确，于是——尼采如是说——哲人应该成为“憎恶流行文化的毁坏者”（笔记，页92）。尼采坚持精神贵族原则，也就是坚持人的金属品质贵贱论和优秀、高贵的在精神上统治拙劣、低贱的，这当然需要某种政治的“存在秩序”的配合。尼采为斯宾诺莎沉思的内在一元论——没有彼岸的世界感到兴奋，有“吾与点也”之慨，这是两个隐士个人之间的思想事情，但尼采讨厌他迎合人民。为了守护高贵精神，尼采显得不畏社会迫害，经常直接宣称自己的贵族主义（参谱系II，15）。但尼采很清楚，要回到古代的贵族制秩序已经不可能，问题是如何在现代之后的“未来”守护高贵。

何为高贵”的问题在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仍然是，哲人应该如何撒谎？或者依扎拉图斯特拉的经验：侏儒已经知道“一切笔直的东西都是骗人的”，我还能像从前那样撒谎？

这才真正是尼采的问题，也是谎言由“高贵的”变成“无辜的”关键。

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不是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吗，为什么哲人还需要撒谎？启蒙运动的伟大功绩不就是限制（如果还不能说已经消灭）对思想和言论的政治迫害吗？难道古人比现代人思想和说话更自由？

苏格拉底所谓“口说的”文章（微言）固然有避免哲人自己遭迫害的目的，但也有不要直接打扰民众信仰的意图，以免“蛋和蛋壳都破碎了”。因此，需要把讳言的含义隐藏在有意的含混说辞后面，有时不妨采用政治正确的敬虔说法和引文，但得用种种颠三倒四的说法与之保持必要的距离。这既是为了坚持自己心中的真理，对民众信仰不予苟同，也是为了不伤害民众感情，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隐微术的根本前提是，哲人和民众的生活理想（美德和美好的想象）绝对无法达成一致。如果以为在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因为有了政治制度保障的言论和思想自由，哲人的隐微术就没有必要了，前提必须是，哲人与民众的生活理想没有冲突，已经心往一处想。然而，事实是，启蒙运动的哲人背弃了“高贵”的道德理想，投靠了民众信仰，让它支配社会。如果在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一个哲人（好像尼采那样）仍然要坚持“高贵”本份，岂不是比在贵族制社会更加危险？岂不更需要撒谎——而且必须改变手法，因为旧的手法侏儒已经知道了。

尼采不接受启蒙运动的哲学叛变造成的现实，理由当然是精神贵族的价值原则：“对我们来说，民主运动不只是政治组织的衰败形式，而且是人的衰败和渺小化形式，是人的平庸和低俗：我们须向何方把握自己的希望呢？”（善恶203）“无辜的谎言”就是在这样的“存在秩序”中出现的。然而，尼采说：

Es gibt eine Unschuld in der Luge,welche das Zeichen des guten Glaubens an eine Sache ist.谎言中有一种无辜，谎言是对某事有良好信仰的标志。（善恶180）

此话怎讲？“无辜的谎言”不是说，尼采的新谎言手法是“无辜的”，而是为了“一种无辜”而撒谎，所以说“谎言中有一种无辜”，这种“无辜”是“良好信仰的标志”。《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来，尼采的隐微术渐入炉火纯青。一句话或一段话的下文，往往在一本书中老远的别处出现，甚至在另一本书中出现。比如，这句话的下文，就出现在随后的书中。

“无辜”究竟指什么？当然是欠罪（Schuld）的反面或消脱负罪。尼采八十年代的笔记遗著的书名本来不是如今声名远扬的“权力意志”，他自己原来用的是Unschuld des Werden（生成的无辜）。〔35〕“生成的无辜”、而非“权力意志”，才是尼采真正想说的（微言）。谎言要隐瞒的事情，就是这“生成的无辜”。

在被沃格林称为历史哲学杰作的《道德的谱系》第二章第八节，尼采为“无辜”作了哲学辩护，其方式是用他发明的谱系方法探讨负罪和欠负的起源：负罪和欠负最早“起源于卖主和买主的关系，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出现价格制定和价值衡量的反映。如果从政治经济的历史学角度来理解卖主和买主、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就根本搞错了。尼采在这里明明说，这是“人和人较量的现象”——不是财富的较量，而是人的品质（价值）的较量、道德的较量：“人把自己看成衡量价值的生物，是有价值、会衡量的生物”，基于这种对人的品质的衡量能力，“同时形成了比较、计量和估价权力的习惯”。负罪和欠负指的是德性品质低的人有负于德性品质高的人，前者是债权人，后者是债务人，两者在德性上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所谓“价格”，指的是人的品质等级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社会等级。所以，任何东西都有其价格，在尼采看来，“是正义的最古老、最纯真的道德戒律”，世界上“所有德性和德行的开端”（参谱系II，8）。如果我们记性好，就该记得，扎拉图斯特拉宣讲“论自我超越”时已经说到过这一“正义的最古老、最纯真的道德戒律”。

这不就意味着欠负（Schuld）是应当吗？为什么尼采又要自相矛盾地Unschuld desWerden（生成的无辜）呢？

尼采才不会自相矛盾哩，除非他要玩弄隐微术。在这里，在《道德的谱系》这一尼采少见的有点正儿八经“学术味道”的文章中，尼采没有自相矛盾。在此前后，尼采带着发自内心的义愤讲：“正义的最古老、最纯真的道德戒律”被教士伦理取代了！Schuld已经不是原来（本源）意义上的“欠负”，而成了教士伦理的“欠罪”。正是教士伦理的“欠罪”导致了自由平等的民主现代性的出现（韦伯对尼采那么感恩戴德，不就是因为尼采的如此睿见吗？）：教士伦理的出现，使得贵族伦理衰微，犹太人这个“教士化的人民……敢于坚持不懈地扭转贵族的价值观念（好=高贵=有力=美丽=幸福=上帝的宠儿）”（谱系I，7）。针对教士伦理的欠罪（Schuld），提出Unschuld des Werden（生成的无辜）不是再合乎“逻辑”不过了么？“谎言中有一种无辜，谎言是对某事有良好信仰的标志”，含义不是再清楚不过了么？这“某事”就是“正义的最古老、最纯真的道德戒律”。（卢梭—罗尔斯讲什么“正义论”呢，社群主义、新新左派起什么劲呢，统统不过教士伦理的子孙而已。尼采阴狠地在心底如是说。）在现代自由平等的民主时代，Unschuld des Werden（生成的无辜）就是高贵的人“牺牲自己，把自己变成赠品”，扎拉图斯特拉当时说完这话，尼采马上说：“也许他欺骗了你们。”（如是说：论馈赠的道德）

教士伦理指什么？民众赖以活着的“信仰”吗？如果是的话，尼采就在直接与民众作对——哲人孤身与民众对抗（尼采忘了苏格拉底的下场？）。尼采了不起，不就在于他敢于无情攻击基督教、踏谑（对不起，四川方言，因极为精确）“废铜烂铁”的畜群道德吗？尼采从《悲剧的诞生》起就发起的对柏拉图主义的攻击，针对的不正是基督教？《善恶的彼岸》一开始不就说：

这场反对柏拉图的斗争，或者，说得更明白和为了“大众”（Volk）起见，也就是反对千百年来的基督教会压迫的斗争——因为基督教就是“大众”的柏拉图主义。（善恶：序言）

小心，为什么尼采在这里给大众加了引号，所谓“大众”指谁？人民吗，抑或另有所指？

先想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基督教是民众的安慰，如果否定了基督教，人民就没有了自己的安慰，这符合贵族精神的政治智能吗？再说，真正的民众哪有什么“主义”？“主义”都是知识人才有的东西，民众只有自己的民俗道德、带有深厚族类根须的宗教及其神圣法典。“对于希伯莱人以至他所议论的其他民族的神圣法典，尼采比任何旁观者都怀有更深的崇敬。（施特劳斯）”在《敌基督者》这部比较的世界宗教哲学论著（韦伯一定受惠不浅）中，尼采广泛评议了世界历史中的各种宗教，并安排了高低秩序：凡是圣典中将等级秩序与结合起来的，就是高级宗教（明显反黑格尔的世界宗教论）。尼采是反宗教之徒？——无稽之谈！尼采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一样，充分了解民众的宗教对于民众生活和国家何等重要性、何等不可或缺。〔36〕的确，尼采说过，宗教是谎言，但那是“神圣的谎言”（die“heilige Luge”）：“无论摩奴、柏拉图、孔子，还是犹太导师和基督教导师，都从来不怀疑他们撒谎是对的。”（偶像：人类中的“改善者”5）这话在《敌基督者》中又重复了一遍，“神圣的谎言”是所有健康的宗教共有的，只不过宗教创始人从来不明说，只有柏拉图的神学用曲折的表达宣称撒谎是对的。基督教比起犹太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儒教显得不那么高明，仅仅因为其谎言不如其它宗教的谎言来得“神圣”（参敌基督55—56）。所谓“神圣”，指的不是其上帝如何“超越”，而是的安慰中，是否配以精神和制度的等级强制。只要这种等级制度在圣典中借上帝之口（圣人当然知道那是谎话）神圣化，宗教的谎言就是“无辜的”了。

在道德家和圣人中，没有什么比诚实更罕有了：他们说的、甚至信仰的或许都是相反的东西。因为当一种信仰比自觉的虚伪更有利、有效、令人信服之时，本能的虚伪立刻变得无辜了：这是理解大圣人的第一原理。（偶像：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42）

按此原则，基督教也并非彻底的那么不神圣，要看是哪一种基督教。早期基督教沾染了罗马帝国的神气，还不那么颓废。自从德意志产生出新教，基督教就变成了“平庸的北方人”，其“颓废形式”才暴露出来。尼采对天主教有好感得多，就因它比新教“神圣”得多：“新教是精神不纯和无聊的颓废形式。迄今为止，基督教就是以这种形式在平庸的北国摸熟了因循守旧之法”（意志88，参89）。正是针对新教，尼采宣称：

不管怎么说，在通往基督教天堂和“永恒极乐”的大门上应该更有理由写上“我也是被永恒的仇恨创造的”，让真理站在通往谎言的大门上。（谱系I，15）

为什么尼采要肯定“神圣的谎言”？为了避免人世间残酷的“人反对人的战争”。如果没有一个基于神圣权威的等级秩序，不仅社会的道德状况会出现混乱，人的动物性也会跑出来相互残杀。尼采仇视人民群众？无稽之谈！

尼采仇恨教士吗？的确。但他仇恨过会讲“神圣的谎言”的教士吗？没有！相反，甚至对他仇视的新教的创始人路德也赞不绝口，充满热爱地呼喊：“路德，你在哪里？”（笔记，页129）

尼采仇视的“教士们”究竟是谁？说出来也许有点可怕——甚至乎危险：……就是我们知识分子！

路德搞出来的粗鲁的新教本来是给农民的——针对农民的“神圣的谎言”，没想到后来变成“属灵的中间阶级”（geistiger Mittelstand）“甜蜜的道德主义”，他们的上帝担保一切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担保他们平庸的幸福。“属灵的中间阶级”的基督教，才是基督教真正的掘墓人（参曙光92）。他们使得基督教失去了谎言的“神圣”性质。从前，人们努力用唯有信仰的心智证明上帝的存在，如今，人们努力解释信仰如何能根源于上帝，这种转变只能说明根本没有神秘上帝。（巴特的作为绝对异在的上帝和朋霍费尔的苦弱的上帝，难道没有从尼采思想吸取灵感？为什么巴特的《罗马书》如此热情缘引尼采、朋霍费尔的《伦理学》要与尼采一同思考“谎言”？）这里的关键在于，基督教原本不是一种道德理想、道德宗教，而“现代人通过上帝的不断道德化施展了自己的理想化之力”，结果“人的力量被剥夺了”（意志1035）。所谓“人的力量被剥夺了”，并非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指上帝的存在贬低了人，而是“小人的道德成了事物的标准，这是文化迄今最严重的衰败”（意志200）。显然，尼采强烈攻击的这种“道德化的基督教”，不是原始的基督教，道德的上帝不是新约中“超善恶”的上帝，这个上帝已经被近代哲人（知识人）杀死了：“全部近代哲学到底干了什么？……对基督教学说基本前提的一次谋杀”（善恶54）。尼采甚至深怕别人搞错，忍不住说得更明：奴隶道德的起义是法国大革命发端的（参善恶46），所谓的“基督教的道德化”就是卢梭式的启蒙道德：

卢梭的自然观以为，似乎“自然”就是自由、善良、纯洁、正直、正义、田园诗意。——一言以蔽之，就是基督教道德文化。（意志340）

我们现代知识人不是都信奉这些“道德”吗？尼采所谓的“畜群道德”，不是贵族制时代意义上的民众道德，而是现代知识人大众的道德，“我们学人们”的道德（参善恶6章）。他很早就想过：“如果劳动阶级有一天发现，他们现在可以凭教育和品德轻而易举超过我们，那我们就完了。但如果这没有发生，我们就更完了”（笔记，页129）。此话前一句是玩笑。尼采心里当然清楚，人民永远不可能成为哲人，哲人是特殊类型──过沉思生活的人，本质上是“隐秘的修士”。后一句却是严峻的话：平等主义造就了大量知识人大众。尼采所谓“犹太人这个教士化的人民”，其实是指桑骂槐。犹太人怎么会是“教士化的人民”，分明是神权秩序中的人民。“教士化的人民”分明指的是知识人大众，启蒙运动后出现的“人民”，拥有种种“主义”的“人民”。人民不能成为哲人，不能算平庸，人民就是人民。人人成为哲人？荒唐啊！“思想家民族的人民住在哪里呢？”（笔记，页143）满街圣人不仅不可能，而且危险。所谓“平庸”，指哲人要成为人民。尼采面临的哲人与“人民”这一古老关系的新问题是，哲人成了“教士化”（“主义”）的人民，他们要让全体人民都成为道德化的“教士”——这就是启蒙的理想。“教士化的人民”出现之后，哲人就消失了，只有学人、文人——知识人畜群。随后，这个“我们”畜群中间发生了长达数百年的“人反对人的战争”。二十世纪知识人遭遇的许多悲喜剧，都是知识人阶层中“人反对人的战争”导致的，怪罪到“农民习气”、“封建余毒”，对农民和封建都实在活天冤枉！

知识人的畜群道德？如今我们不是亲眼目睹：争先恐后比谁更平庸、更痞子、更下流、更玩世不恭、更厚颜、更冒充手艺高的，不正是知识人而非人民！？农民、工人不会读尼采，知识人也不会把尼采的教诲像送马克思主义那样送到贫下中农手中，而是留着自己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自鸣得意：瞧！尼采多么讨厌群众，殊不知尼采憎恨的恰恰是他把自己也算在其中的我们知识分子。在没有公之于世的笔记中，尼采清楚写到：“无学问的下层阶级现在是我们的唯一希望。有学问、有教养的阶级，以及只理解这个阶级并且自己就属于这个阶级成员的教士们，必须一扫而光。那些仍然知道什么是真正需要的人也将意识到对他们来说什么是真正的智能。无学问阶级被现代教育的细菌感染败坏才是最大的危险。”（笔记，页128）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后，尼采马上谱写“未来哲学”的“序曲”。尼采想念的“未来的哲人”——超人是谁？是我们如今后现代的知识分子吗？是自由主义或新左派或保守主义知识人吗？“未来”不是年代的含义，而是类型的含义。〔37〕“未来”代表高贵，“现在”代表平庸。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所有“主义”的知识人，都是尼采的“超人”要克服的对象。至于真正的人民百姓，尼采倒是不大理睬，想民之所想不是哲人的事。

这并非等于说，尼采哲学关注的仅是哲人与新人民（教士化的人民）的关系，没有自己的实质哲学。毋宁说，尼采的实质性教诲只有从哲人与人民之关系这第一性的哲学问题出发，才能恰切地得到理解。扼要地讲，尼采绝非肤浅的所谓保守主义者，整天高呼维护和回到传统价值。尼采清楚得很，传统的超验秩序已经无可挽回，这才是“教士化的人民”带来的灾祸：

谁有魔眼看到整个危险，看到“人”本身在堕落，就同我们一样认识到巨大的偶然性——迄今为止，这偶然性一直在人的未来方向玩自己的游戏，没有手、甚至没有一根“上帝的指头”在玩的游戏！——谁就猜到了“现代观念”荒唐、无恶意但轻信的劫数仍然隐藏在整个基督教欧洲的道德之中，他也就遭遇到无法比拟的惊恐万分。（善恶203）

为什么这“惊恐万分”“无法比拟”？面对根本虚无——世界偶在（“巨大的偶然性”）产生的惊恐。为什么会恐惧？因为根本虚无——世界偶在自然地充满恶和残酷。本来，站在世界偶在——根本虚无面前的是上帝及其神权秩序，恶和残酷导致的不幸最终由上帝及其神权秩序来承担。如今，人的生存直接暴露在自然的恶和残酷面前，“蛋和蛋壳都破碎了”。这恰恰是现代知识人一手造成的，是“现代观念”的“荒唐、无恶意但轻信的劫数”。“巨大的偶然性”与“人本身的堕落”一同出现，“教士化的人民”拒绝了犹太—基督教的上帝和希腊宇宙理性对世界偶在的拒绝，把人带回到恶和残酷被道德秩序隔离开来之前的处境。尼采寻求的实质真理是：人的生存如今如何可能面对世界偶在。为此，尼采想出了“热爱命运”，以便同偶在搏斗：“我们还要一步步同偶然这个巨人（mit dem Riesen Zufall）搏斗，迄今，荒谬和无意义依旧在支配着全人类。（如是说、论馈赠的道德）”尼采的“超人”就是“高贵”的哲人，他不得已要像上帝那样站到自然的恶和残酷面前。这当然是过于疯狂的勇气，然而，思想如此彻底的尼采有什么别的办法？

“未来的”哲人和宗教圣人一样，说谎是无辜的。“未来的”哲人在“自己的不幸中骗人，正如其他类型的人在他们的幸福中受骗”（笔记，页115）。尼采的大义与微言现在已经清楚，但为了避免搞错，还是明说为好：尼采的“上帝死了”正是大白话（恰如他自己说过的），微言是，现代知识人已经沦为真正的畜群，“必须一扫而光”。

在知识分子统领世界的时代，这话能明说吗？

像《玫瑰之名》中的约尔格，尼采在自己的书中涂满毒药，阴险地企图让启蒙后的文人学者们读后一个个死于非命。尼采玩弄隐微术，把启蒙理性的“逻辑”推到极端（理性=意志=生命冲动），把启蒙精神的反基督教精神夸张到极致，装出比谁都更启蒙精神的样子（鲁迅就是上当受骗的显例）。尼采死后的一百年中，数也数不过来的文人学士以为这就是尼采留给他们创造新价值的启示，去开导平庸的人民；如今，后现代们还得意地抱着尼采的“大白话”扬长而去，自以为得了秘传，殊不知手上已经沾了尼采书中的毒药。

尼采说谎是无辜的，他早就在笔记中写过：“如今，哲学应是文化的毒药”（笔记，页97）。

尼采论著缩写表

人性：Menschliches，Allzumenschliches，《人性、太人性》（1878－1880）；未见中文全译本，节译本至少三种。据德文本Nietzsche：Werke in drei Banden，herausgegeben von Karl Schlechta（Munchen1954－1956）。

曙光：Morgenrote1881，《曙光》；中译本至少两种，采田立年译本，漓江版2000。

如是说：Also Sprache Zarathustra1883－1884，《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译本至少六种，采黄明嘉译本，漓江版2000。

善恶：Jenseits von Gut und Bose1886，《善恶的彼岸》；中译本四种，唯一从德文?译的张念东、凌素心译本错得出奇，但文气较近原文；朱泱译本（台北水牛版1999）文义较贴而文气未传，主要译文由笔者据德文译出。

谱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1887，《道德的谱系》；中译本两种，采周虹译本，北京：三联版1988。

偶像：Gotzen－Dammerung1888，《偶像的黄昏》，中译本两种，采周国平译本，北京：光明日报版1996。

敌基督：Der Antichrist1888，《敌基督者》；中译本两种，采吴增定、李猛译本，见《尼采与基督教》，刘小枫编，吴增定、田立年译，香港：道风书社版2000（即出）。

这个人：Ecco Homo1888，《瞧这个人》；中译本至少4种，采张念东、凌素心译本，见《权力意志》，北京：商务版1996。

笔记：《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笔记选》，上海三联版1993，田立年译。该书收有若干尼采身前未刊的早期论著，比如《从道德之外的意义看真理和谎言》（Uber Wahrheit und Luge imaussermoralischen Sinne1871）、《哲人是医生》（Der Philosoph als Arzt1873）、《最后的哲人》（Der letzte Philosoph1872）等，但没有收入《古希腊国家》（Der griechische Staat1871）、《荷马的竞赛》（Homers Wettkampf1872）。

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1901，《权力意志》；中译节本多种，张念东、凌素心全译本，北京：商务版1996。引文凡据德文版有改动者，不一一注明。

注释：

〔1〕参Stanley Rosen，Nietzsche's Revolution（《尼采的革命》），见氏著TheAncients and the Moderns，Yale Uni. Press1989，页189。

〔2〕尼采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接受以及尼采著作的汉译，参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大学版1998）第五章和年表。

〔3〕青年尼采写有大量诗作，参Nieztsche，Werke und Briefe: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Band I－II，Jugendschriften 1854－1864（《尼采著作和书信》：历史考订版，卷1－2，青年作品1854－1864），Hans Joachim Mette编，Munchen1934。

〔4〕参Stanley Rosen，The Mask of Enlightenment: Nietzsche's Zarathustra（《启蒙的面具：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Cambridge Uni. Press1995，页7－8。

〔5〕参W.Wiley Richards，The Bible and Christian tradition: Keys to understanding the allegorical subplot of Nietasche's Zarathustra（《圣经与基督教传统：理解“扎拉图斯特拉”中寓意细节的种种法门》，New York1990。

〔6〕Karl Lowith，《尼采对永恒复归说的恢复》，见氏著，《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版1997，页270。

〔7〕Martin Heidegger，Wer ist Nietzsches Zarathustra?《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是谁？》，见氏著，Vortrage und Aufsatze，Pfullingen1954，页119。

〔8〕Martin Heidegger，Nietzsche（《尼采》），两卷，Pfullingen1961，卷I，页26－27。

〔9〕参格尔文，《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对海德格尔论尼采作品的批判性评论》（默波译），见《外国哲学资料》，7辑，北京：商务版1984，页252。

〔10〕福科，《尼采、谱系学、历史》（朱苏力译），见《学术思想评论》，4（1999），页384－387。

〔11〕参Gilles Deleuze，Active and reactive（《动与反动》），见David

B·Allison编，The new Nietzsche（《新尼采》），MIT. Press1985，页85以下。

〔12〕参Giorgio Agamben，Absolute Immanence（《绝对的内在论》），见氏著Potentialities: Collected Essays in Philosophy，Stanford Uni. Press1999，页220－242。

〔13〕参Jacques Derrida，Spurs: Nietzsche's Styles （《教唆：尼采的种种风格》），Uni. Chicago Press1978；Jacques Derrida，Nietzsches Autobiographie oder Politik des Eigennamens（《尼采的自传或者本名的政治》），见Fugen:Deutsch－Franzosisches Jahrbuch

fur Text－Analytik，1980，页64－98。

〔14〕参Allan Megill，Prophets of Extremity: Nietzsche、Heidegger、Foucault、Derrida，（《极端的先知：尼采、海德格尔、福科、德里达》），Uni. California Press1985；Ernst

Behler，Derrida－Nietzsche、Nietzsche－Derrida（《德里达－尼采、尼采－德里达》），Paderborn1988。

〔15〕参Karl Lowith，《释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所未明言的》（冯克利译），见《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13（2000）。

〔16〕托马斯·曼，《从我们的体验看尼采哲学》，见刘小枫编，《现代性中的审美精神》，上海学林版1997，页546。

〔17〕参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版1996，页231－258。

〔18〕柏拉图，《斐德诺篇》，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版1988，以下只随文注页码。

〔19〕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版1986，以下只随文注页码。

〔20〕Walter Kaufmann，Discovering the Mind vol. II :Nietzsche, Heidegger, and Buber（《心灵的发现卷二：尼采、海德格尔、布伯》），New York1980。

第8篇：哲理小文章范文

关键词：儿童哲学；源起；内涵；意义

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1-0026-01

1969年，美国著名哲学家李普曼的著作《Harry Stottlemeire''s Discovery》的发表宣告了儿童哲学的诞生。随着一系列相关机构的创立和活动的开展，一场儿童哲学运动在美国悄然兴起并迅速传播各地，同时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

一、儿童哲学的源起

马修·李普曼运用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布鲁纳的课程结构理论，提出以故事、小说为内容，用对话和自由讨论的形式向儿童及青少年进行早期的哲学教育。他的观点得到了美国人文科学基金会的支持，并于1969年成功编写第一本儿童哲学教材《Harry Stottlemeire''s Discovery》（中文版提名为《聪聪的发现》）。在这部著作中，李普曼第一次使用“儿童哲学”一词，而这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哲学教材也宣告了儿童哲学的诞生。

目前，儿童哲学在世界各国的教育界都受到了普遍的关注，而相关的研究已从幼儿园发展到中学、大学。迄今为止，儿童哲学已经传播到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也在多个国家进行实验并得到了推广和普及，这也将深刻地影响着千万儿童的教育和成长。李普曼的观点和儿童哲学教育的理念在世界各地逐步漫延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他也由此成为了儿童哲学教育的先驱。

二、儿童哲学的内涵

哲学一直被人们误解为抽象、枯燥、深奥的学科，可它却与儿童联系在了一起，那么两者之间又有何联系？

哲学与儿童之间有一条纽带，即惊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认为哲学起源于惊讶。柏拉图曾说“惊讶，这尤其是哲学家的一种情绪，除此之外，哲学没有别的开端”。亚里士多德说，“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因好奇、困惑、不解而产生的惊讶恰是儿童天生所具有的特性。初临人世的儿童，他们用一双纯真、无邪的眼睛打量这个陌生而又让他们产生无限幻想的世界，同时对这个大千世界中的万事万物都感到好奇和困惑。当他们提出“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如何”、“怎么样”等这样的问题时，这种发问形式就是哲学的，而且这种困惑和问题意识正是哲学活动的开端。

儿童哲学，李普曼认为，是一种运用到教育中，目的在于培养具有高水平的、熟练的推理和判断能力的学生的哲学。黄彬和魏桂军认为，儿童哲学是一门以哲学为手段，通过哲理故事学习来发展儿童的逻辑推理能力，批判性思维以及创造性思维、创设群体探究的教育情境，以对话的方式展开教学活动，从而培养儿童创新精神和创造性能力的课程体系。刘晓东教授则跳出哲学的框架，在分析儿童哲学的外延和内涵时，综合了中外学者对儿童哲学的认识。刘教授指出，儿童哲学内涵比较复杂，有着隐喻、诗性和模糊的性质，大致包含三个含义：一是“儿童的哲学”（children''s philosophies）；二是“给儿童的哲学”（philosophy for children）；三是“童年的哲学”（philosophy for childhood）。纵观以上几种观点，刘晓东的观点较为全面，涉及到儿童的各个领域，最重要的是关注到了儿童的精神层面，同时也融合了李普曼和马修斯的合理的一面。

三、儿童哲学的意义

周国平在“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的序言中有段耐人寻味的话，值得家长和老师们深思：“哲学原是对世界和人生的真相之探究，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恰是发生这种探究的最佳机会，曾经有过的那种自发的哲学兴趣似乎完全消失了，岁月把一个个小哲学家改造成了大俗人”，“如果你真正爱你的孩子，关心他们的前途，就应该把你自己的眼光放得远一点。不要挫伤孩子自发的哲学兴趣，而要保护和鼓励，而最好的鼓励办法就是和他们一起思考和讨论。事实上，任何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都不可能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可贵的是发问和探究的过程本身，使我们对根本问题的思考始终处于活泼的状态。”

南京大学林德宏教授也认为，儿童具有原始的哲学思维。对于儿童而言，深奥的哲学问题起源于他们对周遭世界的困惑和好奇，又通过游戏的方式和儿童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所以，哲学思维的培养应当从儿童做起。

儿童哲学是为孩子们编写的哲学，它根据儿童心理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不同发展阶段的认知能力，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话和富于哲理的故事形式，对儿童进行思维训练，引导他们去认识一些生活中常出现的各种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儿童哲学能够培养他们对思维规律性、思维技巧和推理规则的认识和把握，使他们能熟练地运用形式逻辑和技巧去分析具体问题。儿童哲学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让学生变聪明的一门课，也是让老师变聪明的一门课。

参考文献：

第9篇：哲理小文章范文

【关键词】情感 意境 哲理

自然美是指那些完全未经人工加工，纯粹天然形态的自然景象、自然景观的美。而天然的胜景经人发现后，总不免稍加修葺，使其锦上添花，人们在欣赏美景时，也要展开想象，联想，使画意与诗情相连，从而获得理想的美感享受。好的作品能使读者在感知的基础上，引发出感情，或爱、或恨，或喜、或悲，或愤怒，或哀叹，或爱恨交加，或悲喜交集，这是作品的深刻意蕴与艺术独创性所激发出来的，掀起了感情的波澜，便带来了美的愉悦与超越。小学语文教材中入选的例文，在描写自然风物、历史胜迹、民族风情、社会生活的时候，在挖掘它们深厚的文化内涵的同时，作者不仅仅再现了它们本身客观的美，而且深深地融入了创作主体的情感，从而抒发了个人的审美情趣，人生感悟、哲理思考与价值取向等，使大自然的客观的外在美和作者个人的内在情感互相融合，贯通，遮掩，文章的艺术就升华到了超越，即美的超越。

构成小学语文内在美，使文章中大自然的美和生活中的美得以超越的，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

一、 情感美

读者的心灵在同文章的意象融合时引起的共鸣便产生了情感。教材中的文章在描写绚丽多彩的山川风物的时候，都不是就物写物，总是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真切感受，把个人的情感融入其中以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如：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的《圆明园的毁灭》："圆明园中，有金碧辉煌的殿堂，也有玲珑剔透的亭台楼阁；有象征着热闹街市的'买卖街'，也有象征着田园风光的山乡村野。园中许多景物都是仿照各地名胜建造的，如，海宁的安澜园，苏州的狮子林，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雷锋夕照；还有很多景物是根据古代诗人的诗情画意建造的，如，蓬莱瑶台，武陵春色。园中不仅有民族建筑，还有西洋景观，漫步园内，有如漫游在天南地北，饱览着中外风景名胜；流连其间，仿佛置身在幻想的境界里......可就是这样一座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就这样化成了一片灰烬。"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引导引起学生的思考以达到感情上的共鸣，从而引发学生去探讨圆明园毁灭所带来的灾难性毁灭。圆明园的大火早已熄灭，可是我们思考的脚步不能停止：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为什么会被几个强盗杀到京城？圆明园烧掉的究竟是什么？毁灭的究竟是什么？永远也毁灭不了的是什么？也正是因了这一深层的思考，我们才明了作者正是通过大量的笔墨来描绘圆明园当年的宏伟壮观来表达对其毁灭的痛惜、愤怒之情及爱国激情。又如，人教版三年级上册的《美丽的小兴安岭》则通过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美景如画的描写，突出了作者热爱祖国美丽河山的美好感情。

读教材中的文章，总能感受到作者的情感如同溪水般淙淙而出，或是为祖国河山而骄傲，或是为改革开放的成就而自豪，或是为崇高的人格、精神而赞叹，始终贯穿着一股令人兴奋的情感。

二、 意境美

意境的本质是人生意义的一种表达，它经由主体的创造性想象而超越对象的物质有限性和主体的精神局限性，达到"神与物游"的高度自由境界，从而达到对现实的超越。如，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的《梅花魂》："这梅花，是我们中国最有名的花。旁的花，大抵是春暖才开花。她却不一样，愈是寒冷，愈是风欺雪压，花开得愈精神，愈秀气。她是最有品格，有灵魂，有骨气的呢！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出了许多有气节的人物，他们不管历经多少磨难，受到怎样的欺凌，从来都是顶天立地，不肯低头折节。他们就像这梅花一样。一个中国人，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总要有梅花的秉性才好！"这一大段对梅花和中华民族气节人物的赞誉，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赞誉，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中国人的气节没有变，对祖国的爱没有变，品格、灵魂、骨气亦不变。再如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的《桂林山水》、《记金华的双龙洞》、《天山七月》等诸多文章，不仅真实、详尽地描绘了大自然的客观美，让人真切的感受到大自然之美，而且把个人的情感和生命感悟深入到大自然中，使人与景互为交融，意与境互为混合，从而使课文产生优美的、深邃的意境，使人有如临其境之感，同时又融入自己的思想、气质和真切的内心感受，创造出一种情景交融的美的精神境界。正是作者熔铸在文章里的种种情感，把我们引领到一个恬静、清新、温馨的理想境界，体验到一种难以言尽的生命美感。

三、哲理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