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食翻译精选(九篇)

第1篇：寒食翻译范文

关键词：寒山诗；寒山诗的译介；文学译介；寒山诗的传播

一、引言

随着全球文化交融的程度加深，“中学西传”的热度逐渐在加大，而“中学西传”的主要途径便是翻译。当然，中国文学的翻译并不是“音变意不变”的文字翻译的一种体现，而必须要通过文学译介才能够将中国文学的魅力诠释出来。文学译介是通过遵循传播规律、注重语美传递的能够达到较好译介效果的一种文化传播行为。寒山诗是中国唐代少有的白话诗之一，寒山诗一直流传于禅宗丛林，宋以后受到诗人文士的喜爱和模拟，号称“寒山体”。寒山诗包含禅机，也富含深刻的生活哲理。但由于寒山诗采用白话诗体的表达，一直被正统文学所忽视以至排斥。到20世纪，寒山诗的发展却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宣扬。20世纪50年代，寒山诗的发展呈现雨后春笋之态势，还在美国文学家的译介下为美国大众所知，成为了很多美国青年内心的寄托。在寒山诗的传播中，文学译介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美国文学家、翻译家赤松（RedPine）对寒山诗以一种超然脱俗的心态积极学习，并且盛赞寒山有可能不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但却是离神坛最近的诗人。寒山诗不仅是文学经典中的一个华章，更是一个洗涤人心灵的神话。

二、寒山诗在美国的传播背景

美国翻译家赤松（RedPine）曾说过:“如果中国的文学评论家要为本国过去的最伟大的诗人举办一次茶会的话，寒山很可能不在被邀请之列。但是，受邀的那些诗人却与中国的庙宇和祭坛无缘，而寒山的画像则被供奉于众多神仙与菩萨当中。在韩国和日本，寒山也受到了相同的礼遇[1]。寒山诗在故国文学中被“边缘化”，却在美国文学中被“经典化”。寒山诗在美国的影响非常大，美国人民特别喜欢寒山诗，因此寒山诗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从流传至今，寒山诗在美国的译本非常多，但是最主要的译本有三个，即伯顿沃森（BurtonWatson）、赤松（RedPine）和加里斯奈德（GarySynder）三位翻译学家的翻译作品影响最大，这不仅只是因为这三位翻译学家的翻译学识最大，还与这三位翻译学家的文学领悟力有很大的关系。将寒山诗带入美国的是翻译学家伯顿沃森，伯顿沃森不仅将寒山诗带给了美国，为美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乐章，同时，还给寒山诗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伯顿沃森是当代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家，在美国古典文学翻译领域具有很高的荣誉，他在1962年将中国唐代诗人寒山的100首诗作通过文学译介的方式带给美国人民，是其翻译的首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寒山诗在美国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喜爱与研究，并且在不同学者的研究之下，寒山诗有了新的内涵。随着寒山诗的学者越来越多，寒山诗在翻译领域、文学领域的地位都举足轻重，为之后寒山诗在美国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赤松也在寒山诗的译介上创造了一个第一，那便是第一个全译本。1983年，赤松将整个寒山诗集通过文学译介的方式翻译完成，即《寒山歌诗集》。赤松是美国民间的一位学者，对于礼佛方面的研究兴趣非常大，这也是他后来翻译整本寒山诗集的动力[2]。兴趣是创造灵感的灵药，寒山诗不仅渲染了一种超然脱俗的生活态度，还将佛法置于信念的首层。寒山诗的内涵正好与翻译学家赤松的内心状态谋得缘分，为寒山诗在美国的研究与传播制订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传播体系。关于寒山诗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背后的推手多如繁星，但是有一双手决不能缺少，那便是加里斯奈德这位极具灵魂性的幕后推手。加里斯奈德与赤松一样都是禅宗信徒，也许艺术能够将自身的灵魂传播给心性相通的人。在一次画展之上，加里斯奈德便于寒山诗结下缘分。加里斯奈德对佛法、禅宗的研究非常痴迷，因此，了解了佛教诗歌———寒山诗之后就积极展开了研究。在当时，很多文学爱好者都认为加里斯奈德的寒山诗译作的出现才真正将寒山诗带入到了美国人民的心中。因为加里斯奈德笔下的译作不仅仅只是一种翻译作品，更是一种复活，将寒山诗真正变成了当时的美国人民心中最需要的东西[3]。后来，来出现过很多寒山诗的译作，但是不管是从前还是后来，都没有出现过能够超越加里斯奈德的译作作品。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加里斯奈德拥有不可超越的文学译介能力，还因为当时的加里斯奈德与诗人寒山颇有“高山遇知音”之意。研究过寒山诗译作的学者分析过，加里斯奈德的译作之所以能将寒山诗的风貌完全展现出来，就是因为当时的加里斯奈德在思想上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美国寒山。“他身着旧工作服，脚踏登山靴，”“住茅草屋，饮中国茶，译寒山诗。”[4]寒山子的不羁及其诗歌通俗自由的特性正好与斯奈德的自由个性相契合。从寒山诗的一个简短传播背景，我们可以看出，寒山诗基本上都是由美国本土学者进行翻译，以此便可以看出寒山诗的影响力之大。美国学者非常主动地付出心血对寒山诗的“赴美之旅”表示欢迎，将寒山诗带入了一个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流域的璀璨文学世界。

三、寒山诗在美国的译介模式

寒山诗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典范，备受美国青年、文学学者的喜欢，它成为了文化传播中的主要精神食粮。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虽然，寒山诗给美国文学界带来“文化沐浴”作用，但是，信息传播会给其自身的文学价值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因此，我们应该仔细研究文化译介，这样才能成功展现中国诗人寒山的思想魅力及寒山诗的文学价值。文学翻译并不只是翻译文本的过程，而是通过一种文学译介手法将文学作品的涵义、美感、文化影响一并带给另一种语言的读者。文学译介是使文化得到有效传播的唯一途径，我们必须展开对文学译介的深入研究，拉动文化传播的广延度。寒山诗的传播是通过文学译介的模式进行的。寒山诗现有的英译本，译诗最多的是伯顿沃森的《唐朝诗人寒山诗100首》。即使是极具影响的斯奈德也只翻译了其中24首寒山诗，可是，就是这些为数不多的译作让寒山诗在美国受到“垮掉的一代”的热烈推崇，在西方，赢得了比在中国更高的荣誉。寒山诗在美国的成功译介在于它符合了译介主体、内容、途径以及受众等传播要素的不同要求。“先入为主”的理念普遍存在。心理学家研究过，人们对于文化共性很容易接受，但是，对于文化异性持有比较排斥的态度。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这一效应更是广泛存在，由本土人士结合自身的一些文化理念翻译的文学作品更加容易被学习者接受[5]。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寒山诗的英译本很多，但是，真正带领寒山诗迈入美国文学学术领域的并不是在中国古典文学非常有研究、对汉字的博大精深有着从骨子里带出的理解力的中国翻译家，而是一批批对汉语文学作品翻译研究颇有建树的外国本土学者。因此，在文化交融的今天，文学译介应该采取“多轮驱动”的译介主体模式，即采用中西合作的方式来对文学作品的传播展开研究，共享国际人才资源，多方位加强对文学译介主体的选择，建设文学作品传播的桥梁，取得良好的译介效果。在寒山诗的译本与原文对照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各个译本中与翻译者思想意识不在同一个平面的诗作内容基本上不是翻译者的选择。加里斯奈德选择了具有禅宗佛意的寒山诗，而对于一些弘扬中国传统美德的诗作视而不见，有两层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受当时的时代标签所影响，即受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影响；二是因为自身的“诗缘”影响，有些人将苹果看成食物，有些人将苹果看成金钱，所以加里斯奈德将寒山诗看成是一种复活自己心灵的禅意。当时的美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生活对底层人民的压迫使一大批美国青年感受到压抑，他们年轻的生命力充斥着绝望、困顿，这些青年也被称为“垮掉的一代”。“斯奈德笔下的寒山———这位唐代诗人、癫疯的山林隐者———变成了一位垮掉‘英雄’（abeathero）以及反文化的先锋。”[6]寒山诗的出现触动了美国青年迷茫的灵魂。寒山其人及其诗中表露出的批判精神、独立意识与当时青年对正统的批判、颠覆的精神相契合。寒山诗中平静、禅意的心境正是他们所追求的心态。译介途径即信息传播媒介。翻译后的文学作品有两种发行模式，第一种是通过国外出版社发行；第二种是通过国内出版社发行。经过市场调查研究表明，美国读者更加倾向于购买国外出版社发行的译作。寒山诗的译作大部分都是通过国外出版社进行出版销售，这是寒山诗风靡美国的原因之一。伯顿沃森的《唐代诗人寒山的100首诗》1962年由纽约丛林出版社（NewYork：GrovePress）初版，1984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UniversityPress）出版。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新娱乐项目的产生，人们对于寒山诗的学习热情并没有消散，很多不同版本的寒山诗译作都陆续通过美国本土的一些出版社发行销售，并且取得了比较好的销售成绩。这一现象对寒山诗的经典性传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译介受众即信息共享者的另一端，阅读信息并提出反馈作用。时代会创造不同的英雄，乱世有思想家、文人勇士、谋士等；盛世有经济学家、艺术家等。二战过后，作为战胜国之一的美国的境况也不是很好，经济萧条、物质匮乏、人民的安全感缺失，在这个时代，被誉为希望的青年身心都受到了一定的摧残[6]。加里斯奈德从寒山诗的字里行间都读懂了力量，一些能够拯救青年的力量，因此，加里斯奈德根据诗作的阅读者的性格特性选取了一些诗作进行翻译，在内容上选取了极具禅意的诗作，翻译手法采用了一些潇洒、随意的文风，这种精心安排，也是寒山诗译介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寒山诗在美国的传播效果

寒山诗以其独特性在世界上广为传播，但是同样英文的译作，在英国却没有激起水花，因为不守格律寒山诗与英国学院派的文学风格并不合适[7]。但是，在美国就不同了，寒山诗带有禅宗佛学的气息，诗作的特性为当时的美国人民找到了内心的共鸣。这一时期的美国正好处在二战后期，现代工商业及机械文明对人的压抑与异化使得各种社会问题日渐暴露。因而人们期望追求平凡的生活，崇拜自然，祈愿和平，反对战争，追求自我的心愿与寒山诗的精神不谋而合。寒山诗对美国读者的意义在于，寒山诗中禅意和自由精神有助于慰藉垮掉的一代心灵。它传播的理念充分贴近美国人民的内心，所以从加里斯奈德对寒山诗的译作开始，将禅宗信仰带入英语文化，全新解读了他们当时的文化与哲学困惑，使他们有了新的信仰依托，找到了新的救赎力量。寒山其人其诗与当时美国学界在批判精神、对自由问题的思考契合，由此寒山诗正式进入了美国人民的内心，开创了寒山诗的一个新的时代。

五、寒山诗对美国文化发展的影响作用

文学创作不仅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内心，而且反映了整个时代的背景，只不过文学创作者能用非常细腻的心思将这种感情表达出来。二战后，困顿的美国民众从寒山诗里读到了能够安慰自己心灵的禅意，在这种意境中能够将自己处于逆流的情感世界打败。寒山诗在美国发展不仅仅使美国民众的心情得以解放，还促进了美国文学的发展。美国是一个发展史相对比较短的国家，文化史比较短，寒山诗以其坚忍不拔、自信自力、明心见性、纯任自然的文学魅力带动了美国文化的积累。寒山诗对美国的影响不仅仅只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在通俗小说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寒山诗影响的是人们的心灵，是以其一种超然宁静的意境拯救困顿的人们。也许是因为时代的影响，寒山诗在欧美的热度只增不减，这股炙热的寒山诗流还涌进了欧美的大学讲堂，掀起了寒山诗研究的第二波高潮。寒山诗不仅带动了美国文学的发展，还对美国文化传播有着“轴承”作用。寒山诗教会了一个民族学会宁静、学会隐忍。自从“旧金山文艺复兴”以来，寒山诗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美国文化精粹中，自然与生态受到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8]。文化影响具备一种强劲的力量，这种生命力与寒山诗的流入是分不开的，我们希望寒山诗能够从灵魂深处继续巩固在美国翻译文学中的地位。

第2篇：寒食翻译范文

关键词：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寒山诗

一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然而传统翻译理论大都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虽然从这一角度研究翻译曾大大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传统翻译理论对于翻译问题的探讨往往只关注语言文字层面的对应，翻译活动被看成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过程，而影响和制约翻译过程的外部因素的研究则被完全忽略了。［1］其次它对翻译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原著的权威地位上的。以语言转换观和原著中心论为核心的传统翻译观导致了对翻译主体的遮蔽，尤其是对译者的忽略，译者通常被比作“舌人”、“媒婆”等。因此，我们的译者/翻译家研究就只局限在语言层面上评价其译作的得失，而不能从文学、文化层面来评析他们的文学和文化贡献。［2］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1］，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转向使翻译研究者不再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翻译不再被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而是目的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1］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翻译主体的问题，对翻译主体的研究，使人们越来越关注译者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但关于翻译主体性，译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是指译者、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和他们的主体间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就是指译者主体性。本文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那么，什么是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的文化和审美创造性。它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具体地说，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2］

本文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出发，通过对译者译本的选择、解读、表达以及译者在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四个方面的阐述，试图分析和探讨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加里•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二、寒山、寒山诗及其翻译

寒山，唐代隐逸诗人，隐居于浙江天台翠屏山寒岩。隐居期间寒山头戴树皮帽，足登破木屐，打扮奇异，行为怪诞，人称“疯癫汉”。居寒岩后，寒山常在林间水边唱偈吟诗，并书之树间石上和田野人家的墙壁，有“好事者随而录之”，约三百余首，编为寒山子诗集。［3］

据台湾学者陈慧剑考证，寒山诗流传下来的有314首之多。这些诗富藏禅理，然而语言通俗，极为口语化，有时甚至以难登大雅之堂的粗语、俚语入诗。然而我国的诗学传统强调从内容到语言的雅致和含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寒山诗未能取得传统文人志子的认同和青睐，［4］被正统的文学忽视以致排斥。

虽然在本土的文学传统中长期受到忽视，但寒山诗在国外却很受欢迎，尤其是在日本和美国。寒山诗被介绍到美国是20世纪50年代，当时美国正盛行禅宗。目前较为通行的英译寒山诗有三种。有亚瑟•魏雷(arthur waley)1954年译的27首寒山诗。1958年加里•斯奈德(gary synder)在《常青藤》(evergreen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24首有关寒岩和禅境的寒山译诗。1962年伯顿•华特生(burton waston)选译寒山诗124首。三个译本中斯奈德的译本影响最大，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得到了普及，成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食粮。

三、 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

加里•斯奈德，美国当代著名诗人、翻译家、禅宗信徒、环保主义者、bg代表人物之一。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攻读东方语言文学期间，斯奈德在著名汉学家陈世骧的指导下开始翻译寒山诗，后来他东渡日本学习禅宗，1969年回到美国后，他定居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山区，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同时继续广泛地游历、阅读和讲学，并致力于环境保护，成为美国环保运动的代言人。［5］1958年，斯奈德在《常青藤》杂志上发表了24首寒山译诗。1965年，他将其并入新的集子《砌石与寒山》（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出版，寒山诗在美国也由此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一）选择文本

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从选择文本开始就体现出了其对翻译的影响。译者的兴趣、个人经历和翻译目的等都会影响到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

斯奈德选择翻译寒山诗就与其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有着紧密的联系。斯奈德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痴迷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的禅宗。他一生阅读了大量东方经典著作、佛经和中国诗歌，还东渡日本（1956-1968年）研习禅宗。斯奈德对东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佛经与禅学的热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其选择寒山诗来翻译。

其次，斯奈德的个人成长经历也是促成其选择寒山诗进行翻译的原因之一。斯奈德出生于农场主家庭，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荒莽山地中度过的，在长年累月的伐木和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劳动实践中，练就了一身登山和野外生存的非凡本领。他隐居的西艾拉•内华达山同样地处偏僻，远离喧嚣，斯奈德在这里打坐参禅、写诗劳动。偶尔外出，或是到人迹罕至的西藏雪山探险，或是到旷野的阿拉斯加游历，行踪所至，一般总离不开山野。斯奈德非常强烈的“山野情结”与寒山不谋而合。

再次，依据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的观点，翻译是一种受制于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过程；译者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包括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选材等均会受到译入语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为了使自己的译作符合译入语的主流文学观，为了取悦大多数读者，为了使译作达到预期的效果，译者通常会选取那些符合译入语诗学的作品来译。斯奈德所处的时代正值美国在二战后经济进入高度工业化阶段，但现代工商业机械文明对人的压抑与异化也使得各种社会问题日渐暴露。斯奈德意识到了这一点，试图将禅玄互证、佛老结合作为对西方文明的补充结构和矫正力量［6］，忠告美国公众。他还试图在美国文化中引入东方文化的特质并继续沿袭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诗歌的影响来巩固美国文化自身的大传统。［4］ 所以尽管寒山一生著诗无数、题材也相当广泛，但斯奈德所选的这24首都是有关寒岩和禅境的，而对原诗中那些劝世诗、宣扬孝道诗以及大量充满谐趣的俗语诗则仿佛视而不见。［4］从诗学角度而言，从庞德开始中国古典诗歌就对美国现代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斯奈德翻译寒山诗时，甚至当时美国民众也知道一些中国古典诗歌。这样和谐的译入语诗学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斯奈德对寒山诗的选择。

最后，斯奈德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还是一名环保主义者和自然文学作家。他的生态哲学观与西方传统中将自然看成人类利用的工具不同，他将自然拟人化，视之为有机生命。他对自然的态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佛禅的生态哲学观有相同之处。因此，尽管寒山诗覆盖的内容非常广，而斯奈德翻译的24首都是关于自然观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奈德对寒山诗的选择跟他自己的生态自然观和对禅宗的学习都有关系。［7］

（二）解读文本

解读文本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活动，不同的读者对于同一文本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文本的理解不仅与读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大背景相联系，也与其生活经历、知识结构、对于所读文本的熟悉程度、认同与感受密切相关。译者首先是读者，所以其对所译文本的理解会对最终的翻译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前文所讲，斯奈德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神宗哲学和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他对禅宗有着浓厚的兴趣，认为禅宗对生活的影响是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从自然风光到人文科学，到处都体现着禅宗简朴、自然的风格。在翻译寒山诗时，斯奈德把自己对禅宗及其境界的感悟则融入到了对寒山诗的理解中，试图以此来解释寒山诗中包含的意味深长的禅境与禅意。 例如，在翻译“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穷”一句时，斯奈德通过自己对禅宗的了解，领悟到中国文化中的“道”既可以指自然界的路也可以指宗教意义上通往精神启蒙的抽象的路。因此在翻译时对“道”和“路”进行了区别，分别译为“path”和“trail”。相比而言，另外一位译者魏雷则忽略了这点不同，都译成了“way”。

其次，斯奈德把自己对大自然的理解和感悟融入到了翻译中。斯奈德出生于农场家庭，从小就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山区度过的，而且他非常喜欢登山运动。这些生活经历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浓厚兴趣，也影响了他对寒山诗的理解和感悟。

钟玲在仔细研究了寒山原诗与斯奈德的译文后，发现斯奈德译文中选择的字，“远比原文强烈、粗豪”。［8］如他把“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中表现幽深貌［9］的“杳杳”译成了“rough（崎岖的）”；把“冷”译成了“icy（冰冷的）”。正如钟玲所说的，这首译诗确实充满了斯奈德自己在北美山脉中的经验。在斯奈德翻译的寒山诗中随处可见他本人的影子。如寒山诗第7首原文中有一句“任运遯林泉”，“遯”指逃遁，指诗人自由自在地隐居、遨游于林泉之中。斯奈德译为“freely drifting, i prowl the woods and steams”，根据《美国传统词典》prowl 意为“to roam through stealthily, as in search of prey or plunder”(潜行于……；偷偷地漫游，比如为了获取猎物或赃物)。［7］因此，钟玲认为斯奈德笔下的诗人变成了野狼之类的动物，在山林中寻觅猎物。［8］其实这正是斯奈德生态思想对其对寒山诗理解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因为根据斯奈德的生态思想，人类与其他生物是平等的，并且应该共生共荣。

（三）表达文本

如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和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事实上，翻译就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所有的改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理论。［10］

斯奈德在美国当时特殊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下，试图通过翻译寒山诗来拯救陷于迷茫中的美国文化。为了达到其翻译目的，为了使其译作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斯奈德对原文进行了改写和操纵。斯奈德的译者主体性在表达文本这一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首先，在语言风格上，斯奈德选择自由体翻译寒山诗。不仅省去了原诗的韵脚，还在多处省去了句首连接词和谓语动词，有时更用分词代替谓语动词，这无疑迎合了美国自新诗运动以来开创的意象，并置与开放自由的诗学传统和由此沿袭下来的读者的审美习惯相一致。［4］如下面这首诗：

可笑寒山道，the path to han-shan’s place is laughable,

而无车马踪。a path, but no sign of cart or horse.

联谿难记曲，converging gorges-hard to trace their twists

叠嶂不知重。jumbled cliffs-unbelievably rugged.

沾露千般草，a thousand grasses bend with dew,

吟风一样松。a hill of pines hums in the wind.

此时迷径处，and now i’ve lost the shortcut home,

形问影何从？body asking shadow,how do you keep up?［4］

其次，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大部分使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异国文化正是处于危机时期的美国文化所需要的。寒山诗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生观和处事方式正符合当时美国青年反对正统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思想。蔑视物质主义、传统、权威，喜欢摇滚乐、尝试毒品、对美国文化感到不满的嬉皮士，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感到无助、被动、隔离。他们渴望受尊敬的、真的自我。而寒山诗中流露出来的儒家思想正符合了他们的渴望。斯奈德大量使用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无疑迎合了当时的美国青年，体现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个性。比如在第5首译诗中斯奈德就将“喃喃读黄老”中的“黄老”直译为“huang and lao”；在第10首译诗中将“大半入黄泉”中的“黄泉”译为“yellow springs”；第12首中又将“入寒红尘起”中的“红尘”译为“red dust”。这种异国情调正是当时的美国，特别是当时的美国青年所需要的。

此外，在汉语的诗歌传统中很少使用人称代词，而斯奈德在翻译的过程中多处加入人称代词。这无疑更加符合英语主语突出的语言习惯，同时也拉近了寒山诗与读者的距离，这无疑是译者对读者接受水平予以考虑的结果。如他将第21首中的“久住寒山凡几秋”译为“i’ve lived at cold mountain-how many autumns.”，将“饥餐一粒伽陀药”译为“hungry, i eat one grain of immortal-medicine.”；将第17首中的“一自遯寒山”译为“if i hide out at cold mountain”；将“平生何所忧”译为“all my lifetime, why worry?”。

（四）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

译者在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也体现了其译者主体性。斯奈德在寒山诗译序中将寒山刻画成“衣衫褴褛的中国隐士”，并在最后说道“他们（寒山和拾得）变成了神仙，现今人们有时候还可以在贫民区、果园、流浪者聚居的丛林中和伐木工人的帐篷里与他们不期而遇。”［11］斯奈德在译序中对寒山的介绍与刻画符合当时美国青年的精神追求。寒山无论在外表、行为还是在精神上都与他们极为相似，从而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引导他们在寒山诗歌中寻找他们向往的生活方式与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寒山最终成了美国“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领袖。这与斯奈德对其的刻画与描述不无联系。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当时有利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斯奈德寒山诗的成功，但我们不能忽视译者在译诗全过程中有意的干预和操纵，不能忽视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四、 结语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对译者以及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译者作为一个能动的个体，其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任何译本都不是一个静态的文本，而是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结果。而译者的主体性又是由译者的个人生活经历、双语能力、翻译目的、时代背景等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对译本的研究不能在真空中进行，而应将其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对译者以及译者主体性在译文中的发挥应给予足够的尊重和重视，更加客观地对其做出评价。

参考文献：

［1］孙会军. 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阈下的翻译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2］ 查建明，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j］. 中国翻译，2003（1）：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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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生. 加里•斯奈德诗中的中国文化意蕴［j］.外语教学, 2001（4）：77-81.

［7］ 耿纪永. 翻译与生态思想［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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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楚. 寒山诗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第3篇：寒食翻译范文

关键词： 文化因素 商标 翻译

1.引言

商标的翻译在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过程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成功的商标翻译能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好印象，从而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在翻译过程中目的语文化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英国学者泰勒认为：“所谓文化或者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性整体。”（刘宓庆，1999：1）由此可见文化的构成因素有多种表现形式。本文将从自然环境、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因素四个方面阐释文化因素在商标中的翻译。

2.自然环境因素

地理因素的影响造就了世界各民族气候、环境的差异。气候带有热带、温带、寒带，地理环境有大陆、海洋、山川、河流等，这对人类的语言表达和思维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受所处地理位置的影响，以大陆性气候为主，所以中国人历来喜爱东风。中国人认为东风象征着生机活力，寓意正义，而西风往往与寒冷和凄凉联系在一起，如东风日产的翻译：

Nissan――东风日产。“Nissan”在日语中是“日产”两个字的拼音形式，指日本产业。其被翻译成中文后，却添加了“东风”二字。东风在中国人心中的寓意，同志曾有“东风压倒西风”的名言，并沿用至今。在中日关系紧张、很难打开中国市场的情况下，Nissan公司抓住这一点，在其商标汉译的过程中加入“东风”二字，成功地打开了中国市场，取得了销售佳绩。

3.物质文化因素

衣食住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世界各民族的物质文化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一个民族的食物承载着这个民族的民族文化，例如中国的夫妻肺片、毛血旺、梅菜扣肉等体现了地方的饮食文化，然而其表达方式和翻译方法多种多样。民族服装及其制作原料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如中国的汉服、中山装、旗袍，日本的和服，韩国的韩服等，承载着不同民族不同的历史文化。住房也体现着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如中国北方的土炕和陕西窑洞、瑞士的农舍（chalet）及西班牙的客栈（posada）等反映了各民族国家不同的风土民俗文化。如Nike商标的翻译：

Nike――耐克

“Nike”一词本身意为“胜利女神”。在古希腊神话中，女神Nike是提坦帕拉斯与斯坦克斯的女儿，罗马名字叫Victoria，是胜利的化身。这样的形象使得Nike运动品牌在西方国家里取得了销售佳绩，然而汉语文化中却没有这样的人物形象，直译又没法被大家接受。为了克服这个问题，Nike公司舍弃了其品牌名字的原有文化含义，而是用“耐克”二字反应品牌的质量与性能，从而在中国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4.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文化词包括社会习俗、规章制度、行为方式、社会关系和组织机构等，反映了人际关系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杨平，2006）。由于受中华民族早期农业社会和农耕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民以食为天”的思想，人民把解决温饱问题当做生活的第一要素。所以人们见面会问：“吃了没有？”与此同时还形成大量与“吃”有关的习语，如：欺软怕硬、铁饭碗、吃闭门羹等。而西方早期航海业发达，从而孕育了航海文化，人们碰面会讨论天气，这一习惯延续至今。如国内企业四通公司产品商标的英译：

四通――STONE

Stone为北京四通集团公司产品的英译。在汉语文化中，“四通”具有多重文化内涵，有“四通八达、通道多”之意，寓意四通公司科技的尖端，信息的敏锐。然而在目的语文化中，被译为stone，虽然源文化信息被转换，但实现了音与意的结合。石头在西方寓意坚强坚韧，而商标译作stone体现了勇于挑战的硬碰硬的心态，这样的翻译在目的语环境下取得了巨大成功。

5.精神文化因素

精神文化包括政治概念、、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内容。由于中西方政治制度不同，人民谈论的政治概念也不一样。在中国，人民会谈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等政治概念;美国人民谈论的是民主、自由、个人主义等政治概念。和习俗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如佛教中有极乐世界、救苦救难的菩萨等概念，基督教中有原罪、永生、救主等教义，伊斯兰教里有先知、斋月等概念。可见精神文化存在很多差异，翻译中要尊重差异，反复推敲翻译。如福特汽车公司产品商标的翻译：

Transit――全顺

Transit是美国福特汽车企业推出的产品，在进入中国市场后，其商标被译为“全顺”，寓意为一路平安。正如其广告词所说的“全顺一路，安全到家”，商标的翻译顺应了中国“平安顺利”的文化中语境，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6.结语

语言与文化相互蕴含，语言承载文化，文化体现语言。由于地理、历史等因素的影响造成各民族使用的语言的不同，同时产生文化差异。在翻译过程中，我们要承认和正视这些差异，尊重和重视目的语文化，并做到在尽量忠实原文的同时，将文化因素翻译出来。商标的创造性翻译是企业打入国外市场的试金石，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笔者结合具体的商标翻译例子，从自然环境因素、物质文化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四个方面阐释了商标中文化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第4篇：寒食翻译范文

我国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尤其是作家兼翻译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著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与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亚"及"原著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著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

Therewasnopossibilityoftakingawalkthatday.Wehadbeenwandering,

indeed,intheleaflessshrubberyanhourinthemorning;butsincedinner（Mrs.

Reed，whentherewasnocompany,dinedearly)thecoldwinterwindhadbrought

withitcloudssosombre，andrainsopenetrating，thatfurtheroutdoorexercise

wasoutofthequestion。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coldwinterwindhadbroughtWithit…"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译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wasgladofit:Ineverlikedlongwalks,especiallyonchillyafternoons，dreadful

tomewasthecominghomeIntherawtwilight，withnippedfingersandtoes，and

aheartsaddenedbythechidingsofBessie,thenurse,andhumbledbyconsciousness

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Eliza,John,andGeorgiana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李译）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to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

"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by

theconsciousness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by

theconsciousness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明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译方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距离。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方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译者，都有很大的益处"。

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甚至在接受批评方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翻译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翻译事业服务的方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翻译通报》。北京《翻译通报》编辑委员会1950.7.1一1950.12.15出版了《翻译通报》第一卷1～6期；1951.1．15--1951．6．15出版了第二卷1～6期；1951.7.15--1951.12．15出版了1～5期（5期为特大号）；1952．1．15出版了一月号；二月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翻译通报吨翻译理论研究和外国文学翻译介绍与评论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1952年2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峻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翻译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翻译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火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端的《通报》他就跟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翻译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译、滥译、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绝大多数翻译家，虽然翻译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著作和严肃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翻译批评界则然若寒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正常的外国文学翻译的评论工作呢？

我认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介绍推荐善译佳译，使他们有所欣赏和借鉴。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淫诲盗或错误百出的译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第二，评论方法应当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如是善译佳译，首先应从宏观的即文学的观点评论～下译者是否重现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风格，其次应从微观即语言学的观点，研究译文是怎样利用语言特点来体现原文的风格的。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举些实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译、坏译，亦应宏微结合，首先评论一本原著本身的文学价值如何，社会效益如何，其次应毫不留情地指出译者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实例。

第5篇：寒食翻译范文

［关键词］《红楼梦》;文化差异;翻译;影响

一、引言

现如今，世界文化传播与交流呈现良好势头，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改革开放政策深入贯彻执行以来，文化的交流更是不断加强，但是如何将中国文化走出去便成为了学术界人士日益关注的问题。作为软实力的一种，名著翻译成为弘扬本国文化的一种方式。但是，由于地域、历史、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了文化的异质性，即文化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翻译活动出现了“文化缺失”“文化矛盾”等现象。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本文就以名著《红楼梦》影响力最大的英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大卫•霍克斯所翻译的TheStoryoftheStone和杨宪益及其夫人的翻译本ADreamofRedMansions为例，从中西文化差异为基点对译文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探究中西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二、文化差异与翻译

所谓文化，不是民族在成立之初就形成的氛围，它是经过长期的积累和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内部共同特征，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在生活与活动方式上的总和，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与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科技科学、以及法律体系都有密切的关联。顾名思义，文化差异就是在文化方面所展现出的不同。具体而言就是由于不同地域人口生存环境的差异，而长期养成的习惯，处世态度、观点信仰、宗教理念、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正因为如此，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在民族习惯和习俗上都表现出了较大的不同，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特征，文化差异也就表现得非常明显。翻译是一种最常见的文化传播方式，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传递行为，它主要是通过不同的行为规范，将语言进行转换，利用不同的符号传达相同的思想。翻译的终极使命就是将文化从一种语境转移到另一种语境，并保证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文意思，不改变其中蕴含的道理，能够让别国的人们在自己的语境下进行全面的理解。所以，翻译又可以被看作是连接两种语言文化的桥梁，二者的关系密不可分。按照文化翻译学的观点，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管窥，翻译则是文化与文化的对话，是译者在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文化活动。归根结底，翻译就是从一种社会文化语境走出来再走进另一种社会文化语境的过程。表面上看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沟通，实质上则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融。故文化差异势必对翻译有一定的影响。

三、中西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具有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史，在长期的积累和生活中保留着文化的精髓，语言特点非常鲜明，汉语也以婉约含蓄、简洁明白为具体特征。《红楼梦》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更是有着浓郁的语体风格，再加上文化差异的影响，使得翻译过程变得尤为复杂。直观地了解了文化差异与翻译的相关理论，有必要以《红楼梦》的杨霍译本为例，从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方面对翻译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加深文化差异对翻译活动影响的理解，以便更好地欣赏作品内涵将原作的文化特征有效传播。

(一)生态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地球之大，遍布各个国度甚至是同一国度的不同地域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各有特色，归根究底是由人们所生存的环境所决定的。中英两国生态环境的差异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在翻译活动中，这些差异也影响着译文的表达。对比杨霍二人对中国名著《红楼梦》的英译文，明显地看出中西生态文化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例: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怜。(第十八回)杨译:Facingeachotherinthesofteastwind!．．．霍译:Theirmistress，standinginthesoftsummerbreeze．．．．原文中，“东风”一词看似很普通的词语，可是在中英两位翻译家的译文中明显看出，它的表达用语是不一样的。杨译文中，用了直译法将其译为“eastwind”，而霍译文中却用了“sum-merbreeze”。简单的一个表示风向的词语，中英两位翻译家的译文差异竟如此之大!究其原因，只是中英两国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风向所代表的季节和风的特征就不同。中国位于北纬81度至南纬11度之间，北临北冰洋、东临太平洋、南临印度洋，大陆性气候特征显著，季风气候典型。所以，汉语中的“东风”代表春、夏季节从太平洋上吹来的温暖而潮湿的气流。然而，英国地处亚欧大陆的西端，西临大西洋，东隔英吉利海峡，与欧洲大陆相望，因此源于墨西哥湾的热带暖流通过大西洋到达英国的西风温暖宜人，而从西伯利亚刮过来的东风则比较寒冷。故在英国，“东风”却指秋、冬季节从欧洲大陆吹来的寒风。在上面例句中，中国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因中国的生态环境特点忠实于原文采取直译法，将“东风”译为“eastwind”，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对中国读者来讲，意义简洁明了，可是对西方读者来讲会误解其真正的意蕴。而霍克斯则考虑到读者的感受把“东风”转换成“summerbreeze”。这种表达方式，即适合中国生态文化中东风代表春夏季节的意象，又表达了其的内涵特征“breeze”，不论是中国的读者还是西方的读者都会明白其内涵，没有形成文化缺失与冲突。同时，地理位置的差异导致人们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差异，这种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例: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第二十四回)杨译:Eventhecleveresthousewifecan＇tcookamealwithoutrice．霍译:Eventhecleveresthousewifecan＇tmakebreadwithoutflour．中英两国地理位置的差异造成了两国人民饮食习惯的不同。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杨宪益先生祖籍是淮安盱眙(今属江苏省淮安市)属于中国南方，人们以大米为主食，人们也经常用“鱼米之乡”来指物产丰富的地方，现代汉语中也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说。所以，对于土生土长在中国南方的杨宪益先生来说，大米是人们一日三餐中的主食，在他的译文中“没米的粥”当然就直译为“amealwith-outrice”。相反，西方文明主要由游牧民族发展而来，游牧生活居无定所，自然就没有固定的农耕收获。所以，西方食物的来源主要来自于放牧的牛、马以及猎物等，还有动物的奶类，即以肉、奶为食。英国是一个岛国，海洋环境造就了人们不可能发展农业。所以，英国人食品的主食是牛奶、面包。生活在英国的霍克斯就是根据英国人的饮食习惯把“没米的粥”转换成“breadwithoutflour”。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生态文化的差异影响着译者的翻译方法。

(二)宗教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成，语言以文化为载体而文化又反映在语言的各个方面。从实质上来讲，翻译活动就是语言之间的一种转换行为，也是不同文化间的转换活动。《红楼梦》是中国最有名的古典名著之一，其文化内涵博大精深，尤其涉及到的宗教文化耐人寻味。而宗教乃是社会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部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特征是不同文化的表征。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教文化贯穿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艺术、传统习俗，又可称为是一个社会基本的道德标准或行为准则，这种标准和准则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在对《红楼梦》的翻译中，由于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不同的译者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充分体现中西宗教文化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例:贾瑞一把抓住，连叫“菩萨救我”。(第十二回)杨译:…heseizedholdoftheTaoistandcried:“Saveme，Bodhisattva!Saveme!”霍译:“Holyone．Saveme!”Hecriedoutagainandagain．“菩萨”全称为“菩提萨埵”，梵语Bodhisattva，是典型的佛教用语。“菩提”本源于“菩提树”因为佛祖就是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的，所以，“菩提”之意又为“觉”或“觉悟”;“萨埵”意为“有情”，有情是指有情爱与情性的生物。故菩萨便是觉而有情，顾名思义，就是要自觉地彻底觉悟并且要有情爱和情意，在佛教文化中国指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一齐从愚痴中解脱出来的人，也指信佛学佛之后发愿自度度人乃至舍己救人的人，这样的人便叫做菩萨。在民间，人们通常把热心肠的，能为众人着想的，助人为乐的人成为“菩萨”。在上述的翻译中，杨熟知中国宗教文化，使用直译法，在译文中运用“菩萨”的本源词汇，保留了原文的宗教文化内涵，对于精通中国宗教文化的读者来讲，这种表达无疑是既遵循了“信”的翻译标准有达到了“雅”的表达效果。可是霍译中，却将“菩萨”替换成基督教里指代的“上帝”将原文翻译为“holyone”，“holy”意为神圣的;值得尊敬的;值得推崇的;圣洁的，圣徒般的;宗教的，霍译文中，使用ho-ly单词完全是受其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故，不难看出，宗教文化差异影响着译者的文化倾向和价值取向从而导致译文表达的差异。

(三)文化意象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意象，顾名思义，是“意”和“象”的组合体。“象”者“物”也，“意”者“寓意”也，就是用物来表达语言的真正寓意。通俗地来讲，就是用具体的东西来表现抽象的概念。其中，“象”是一种或多种能感观感知的具体事物，而意则是一种抽象的思想或情感。文化意象不断出现在各民族的语言里，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带有丰富的寓意，深远的联想，以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向人们展示了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对文化意象的差异处理不当，就会造成文化意象的错位和丢失，产生误译。民族文化在意象上进行凝结，英语和汉语的适用人群不同，地域形成有别，文化意象的差异自然也就非常大。以《红楼梦》杨霍译本中译文为例，即能明白这种差异之大，便能理解中西文化意象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作用。例:早被她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第三回)杨译:…“Dearheart!Fleshofmychild!”shecried，…霍译:…“Mypet!”and“Mypoorlamb!”burstintoloudsobs．汉语中，人们通常都说儿女是父母的心头肉，也通常用“心肝宝贝”代指父母疼爱的子女。对原语中的“心肝儿肉”，杨氏采用直译的方法完全忠实于原文将其译为“Dearheat!Fleshofmychild”，意在表达贾母对外孙女黛玉的疼爱之情，这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读者来讲，即可心领神会其中的奥妙，可以想象外祖母对外孙女的疼爱程度。而霍氏将之译为“Mypet”和“Mypoorlamb”。首先使用pet一词，原意为宠物还指受宠的人，这里用它指代黛玉，表示黛玉就是贾母所宠爱的人。“lamb”本指羔羊，小羊，在圣经中是耶稣基督的象征，喻指温顺柔弱的人。霍克斯使用“poor”一词来修饰lamb。首先，当时的林黛玉进贾府时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也离开了他，她是个孤女，显得有些可怜，这符合poor的本意。但是，和lamb放在一起有表现出对其的疼爱，且说是意味深长，同时又体现出基督教文化对霍的影响，所以，使用lamb从多方面都体现出西方文化的特色，表达准确，意义深刻，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原语的内涵与意蕴。

(四)文化背景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翻译作为一种认知的再造过程，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翻译者处于一个独特的地位，当然会受到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的影响，杨霍二人的译文之所以有差异，很多方面都是由于中西文化差异的影响作用，而文化背景是造成中西文化差异最根本的因素。杨宪益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的译文作品则更加具有民族特色，多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运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希望将原著的意思完整的表达出来。戴卫•霍克斯虽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但英国的本土文化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在《红楼梦》翻译上他受英国生态文化，西方宗教文化，社会文化的影响，多处运用意译的翻译方法，以读者为翻译的目标对象，以交际为主要目的，希望读者与原作者产生共鸣，能够实现同样的读书效果。例: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第四回)杨译文:Aconfoundedmonkendsaconfoundedcase．霍译文:Andthebottle－gourdmonksettlesaprotractedlawsuit．“葫芦”一词看似很普通，但它的用意并非那么简单，对其的理解决定着译文的表达，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它的理解是不同的，形成的译文自然也就不同。霍译文中，将“葫芦僧”翻译为“thebottle－gourdmonk”这只是形象地描述了一下主体，而没有将“葫芦僧”的真正用意表达出来，也没有将“葫芦”之意体现出来，对原文内涵的表达出现了很大的缺失，信息传递有误且使原语文化意蕴淡然无从。对不懂中国文化的读者来讲，对其的理解充其量也就是云里雾里直指其一而不知其二，没有办法领会原文的精髓。反之，杨译文中，正是由于结合了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用到了“confounded(糊涂的)”一词，意味深长，既说明了僧人的特点又说明了案件的实质，凸显了原文内涵，结构简洁明了，意义言简意赅，便于读者理解原文的真正意义和作者的目的。由此可见，译者的文化背景差异同样影响着翻译活动。

四、结束语

第6篇：寒食翻译范文

关键词：目的论；翻译；再创造

一、目的论

20世纪70年代，功能翻译理论出现在德国，在德国研究翻译学者中盛行，它已成为一个最有影响力的西方翻译理论。目的论，功能主义方法的核心，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传统翻译理论，即目标语言和源语言文本的对等。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研究翻译，特别是对翻译作品的评价。目的论，是德国学者费米尔（Hans J. Vermeer）于1978年在他发表的《普遍翻译学理论框架》一书中首次提出的。费米尔强调翻译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转换的一种交际行为，而不是纯语言之间的文字转换。第二代目的论者诺德（Christiane Nord）对目的论进行修正，提出了“功能+忠诚（loyalty）”。目的论有三个原则：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忠实性原则。目的法则可以解释文学翻译中的再创造现象。本文以美国作家梭罗的Walden为例，通过目的论的视角浅要分析《瓦尔登湖》徐迟译本的再创造，并透过文本的再创造，分析译者翻译的原因和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Walden出版于1854年，是19世纪美国著名文学家梭罗的代表作，也是该作家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部杰作。英国著名作家乔治・艾略特称之为“美国文学中最无可争议的作品，百年来长销不衰的心灵圣经，超凡入圣的好书”。Walden最早的完整中译本由徐迟先生1949年翻译完成，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经典散文。在此后的60多年时间里，不断有新的译本推出，目前己有36个中译本出版。大多数关于《瓦尔登湖》的研究多关注在内容所体现的梭罗思想，即超验主义思想，休闲思想等，如浙江大学程翔的硕士论文梭罗《瓦尔登湖》的休闲思想研究中写道“对梭罗的休闲梭罗的休闲思想是自然主义、清教主义、超验主义等思想渊源与十九世纪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在梭罗身上交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梭罗的隐居就是为了寻找必要的孤独，在孤独中面对真正的自己，把自我从社会的影响中抽离出来。”但是还是有关于《瓦尔登湖》译本的翻译意象等研究，如中南大学张辉硕士论文多元文化语境中徐迟译《瓦尔登湖》就是对徐迟译本的“言”、“意”、“象”等层面分析，徐迟通过对这些生活中常见意象的处理，发挥了它们应该发挥的作用，为读者描述了一个真实的梭罗意象的结果就是文学再创造的表现形式，基于此，我想通过实例分析徐迟译本的文学再创造。

三、目的论视角下再创造

（一）目的论在文学翻译再创造中的运用和意义

目的法则能适用于文学翻译，且能适用于文学翻译再创造。费米尔所强调的“行为目的性”，在另一个意义上也就意味着无论何种行为，个体肯定存在着一定的目的。个体即使对情景不作出反应，实际上，也是一种选择。当译文与原文的效果不同时，就需要译者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重构，从而表现出再创造的形式。

（二）徐迟译本《瓦尔登湖》在目的论视角下文学再创造的事例分析

通过通读和理解《瓦尔登湖》原文和徐迟译本，对比事例分析目的论视角下再创造。着重从目的论的三个原则出发，即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实性原则。《瓦尔登湖》一共十八章，徐迟的这个译本不仅是国内第一个中文版本，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国内翻译得做好的。徐迟的译序中一再强调要“静下心来”才能看这本书，有些句子和段落要反复地读才能体会，译文偏于文雅。如：魇足、角隅、墙垣、足踵、芟草。译本当有梭罗引用中国典籍如《论语》、《孟子》的话时，徐迟都直接用了中文的原文。这部分着重从词句，修辞，诗化，诙谐等角度选择事例，进而结合目的论的三个原则分析其再创造的成分。

（1）目的原则

目的原则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译文期待及译文的交际目的，在目的指导下进行翻译实践。翻译应当以目的语读者为导向，使原语在目的语情境和文化中，按目的语读者的期待方式发生作用。

在第二章节“Where I lived and What I lived For”中有例子：

例1：

原文：With respect to landscapes，

“I am monarch of all I survey，

My right there is none to dispute.”

译文：关于风景，―

“我勘察一切，象一个皇帝，

谁也不能够否认我的权利。”

译者讲monarch 译为皇帝，而不是译为其他诸如国王、君王等词语。皇帝是中国帝制时期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这样翻译是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因为皇帝一词在中国家喻户晓，这样使得读者一目了然，更易于接受。从再创造角度看，译者针对自身的背景以及读者的背景，并不是单一地对译为进行直译，而是通过译者主观性的再创造进行加工。

例2：

原文：The Harivansa says，“ An abode without birds is like a meat without seasoning.” Such was not my abode，for I found myself suddenly neighbor to the birds：

译文：哈利梵萨说过：“并无鸟雀巢居的房屋象未曾调味的烧肉。”寒舍却并不如此，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突然跟鸟雀做起邻居来了；

译者把Such was not my abode译为“寒舍却并不如此”，其中把abode译为“寒舍”一词，这无疑不是根据目的语而来，寒舍谦称自己的家（自己住家），这一词语颇为有中国韵味。

在第十三章House-Warming中有例子：

例3：

原文：However，only one or two of my guests were ever bold enough to stay and eat a hasty-pudding with me：but when they saw that crisis approaching they beat a hasty retreat rather，as if it would shake the house to its foundations.

译文：只有一两个宾客还有勇气跟我一起吃玉米糊：可是当他们看到危机接近，.立刻退避，好象它可以把屋子都震坍似的。

译文把hasty-pudding译为玉米糊，这也是符合中国人的常识和认知习惯。而不是直接把pudding译为布丁，因为布丁在中国并不是常见的食物，如果直接译为布丁，不容易理解。

（2）连贯原则

连贯原则要求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语内连贯是指译文必须能让读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中产生意义，应该与读者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交际习惯等相一致。在第五章 “Solitude”中有例子：

例4：

原文：This is a delicious evening，when the whole body is one sense，and imbibes delight through every pore. I go and come with a strange liberty in Nature，a part of herself. As I walk along the stony shore of the pond in my shirt-sleeves，through it is cool as well as cloudy and windy，and I see nothing special to attract me，all the elements are unusually congenial to me.

译文：这是一个愉快的傍晚，当全身只有一个感觉，每一个毛孔中浸润着喜悦。我在大自然里以奇异的自由姿态来去，成了她自己的一部分。我只穿衬衫，沿着硬石的湖岸走，天气虽然寒冷，多云又多风，也没有特别分心的事，那时天气对我异常地合适。

译文对原文的个别词语，如delicious，cloudy，windy等形容词的翻译都很连贯，如译文中“天气虽然寒冷，多云又多风，也没有特别分心的事，那时天气对我异常地合适。牛蛙鸣叫，邀来黑夜，夜鹰的乐音乘着吹起涟漪的风从湖上传来。”中“多云又多风”与原文中“as well as cloudy and windy”相得益彰。

（3）忠实原则

诺德认为，译者对译文接受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必须向他们解释自己所做的一切以及这样做的原因。这是忠诚原则的一方面。该原则的另一方面则是要求译者对原文作者忠诚。译者应尊重原作者，协调译文目的语与作者意图。（Nord：2001）

在第十四章Former Inhabitants and Winter Visitors中有例子“

例5：

原文：Father in the woods than any of these，where the road approaches nearest to the pond，Wyman the potter squatted，and furnished his townsmen with earthenware，and left descendants to succeed him.

译文：在森林里比上述任何一个地方还要远些，就在路最最靠近湖的地点，陶器工人魏曼蹲在・那里，制出陶器供应乡镇人民，还留下了子孙来继续他的事业。

原文中left descendants to succeed him译为还留下了子孙来继续他的事业，把him译为他的事业，这足以说明译者是在完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译为“他的事业”而不是译为“他”。译者再创造的同时，不能一味地诌译，而是需要把握再创造的度。

（三）徐迟译本《瓦尔登湖》再创造的原因和意义

通过事例分析后，从译本再创造的角度分析徐迟翻译的背景和意义。在整体崇欧潮流的时代背景下，如果在思想、语言上都迎合西方文化，那么翻译出现大量欧化现象也是为了满足社会和读者的阅读需要，在二三十年代更为突出。就从散文这种文体来看，由于中国传统的散文已经褪色，不仅是思想方面，即旧说中的“文以载道”等思想，文体本身也需要革新。二三十年代小品文的创作与翻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西化的翻译。梭罗的《瓦尔登湖》创作于19世纪中期，而这个时期正是美国文学萌芽后的第一个丰收期，历史上称为美国文学史上的文艺复兴，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品。同时，从译者所处的时代语境来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还处于萌芽状态，小说刚刚开始，白话诗歌还处于探索之中，而散文则刚刚进入中国，这时翻译在文学系统中有重要作用。但是能考虑到译文接受者，译者在很大语句中采取了再创造的形式，这不仅是为了满足当时社会的需要，而且也表现了当时文学散文翻译的初始状态。

四、总结

通过用目的论视角分析实例，翻译目的论在三原则前提条件下对原文进行再创造，这也说明了翻译并不是一味地字词对应，而是经过译者对原文的再创造，当然这种创造上基于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进行的。目的论是在很多文学翻译都有所运用，但是不管怎样翻译，再创造，都必须把握在原文理解地基础上，以及与目的语语境的结合，才能更好地翻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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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星伊.《瓦尔登湖》汉译中陌生化的再现[D].湘潭：湖南科技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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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卢凌.崇尚自然：梭罗《瓦尔登湖》的审美价值[J].安徽大学学报，2003（02）：87-91.

[5]刘略昌.徐迟和梭罗：以《瓦尔登湖》的翻译为中心[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02）：38-44.

[6]刘钰.目的论和文学翻译的再创造[J].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1（3）：43-45.

[7]彭美容.文学文体学视角下《瓦尔登湖》两个中译本的比较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8]王昭.《瓦尔登湖》双关现象汉译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9]徐向晖.文体分析在《瓦尔登湖》汉译本对比研究中的运用[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

[10]徐迟.瓦尔登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11]张辉.多元文化语境中徐迟译《瓦尔登湖》的现代诠释[D].长沙：中南大学，2006.

[12]赵黎明.从文化传译角度评析《瓦尔登湖》四个汉译本[D].上海：复旦大学，2009.

[13]赵勇.“深度翻译”与意义阐释：以梭罗《瓦尔登湖》的典故翻译为例[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02）：77-81.

第7篇：寒食翻译范文

1620年，“五月花”号载着一百多名清教徒从欧洲出发，在海上颠簸了两个月之后，他们于酷寒的十一月，在现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登陆。在第一个冬天，半数以上的移民都死于饥饿和传染病。善良的印第安人给这些移民送去生活必需品，并且教会他们狩猎、捕鱼和种植玉米、南瓜。幸存下来的人们在来年春季开始播种，整个夏天他们都热切地盼望着丰收的到来，他们是否能够生存下去就取决于此。当年秋天，庄稼获得了意外的丰收。为了感谢上帝的恩赐，他们邀请印第安人一同举行了3天的狂欢活动。从此，这一习俗就沿续下来，并逐渐风行各地。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宣布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为感恩节。届时，家家团聚，举国同庆，其盛大、热烈的情形，不亚于中国人过春节。

豆腐和功夫

在翻译时，根据意思很难翻译的词语一般直接用原文音译，有的英文音译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差点让我们忘了这是“舶来品”，如摩托车来源于“Motor”，吉普车来源于“Jeep”。中文也一样，在影片《功夫熊猫》里，豆腐被直接翻译成了“Tofu ”（豆腐正式翻译应为Bean curd）。而中国本土词汇“功夫”也直译为“Kung fu”，或者“Chinese kung fu”。胖胖的熊猫阿宝大叫：“I love kung fu！”真是好可爱。

餐桌上的印第安食物

如果没有印第安人，西方人的餐桌上还剩下什么？真难以想象！他们最常吃的南瓜、土豆、西红柿、洋葱、玉米等全是印第安人培育出来的！没有印第安人的食物，恐怕洋快餐店都得倒闭。当然，现在它们也成为中国人饭桌上的常见食物了。

第8篇：寒食翻译范文

我国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尤其是作家兼翻译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着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着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与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着者莎士比亚"及"原着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 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着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①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taking a walk that day. We had been wandering， indeed， 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 but since dinner ( Mrs. Reed ， when there was no company， dined early)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 ， and rain so penetrating ， that further outdoor exercise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译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②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 was glad of it: I never liked long walks， especially on chilly afternoons ， dreadful to me was the coming home In the raw twilight ， with nipped fingers and toes ， and a heart saddened by the chidings of Bessie， the nurse， and humbled by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 Eliza， John， and Georgiana 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 to 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明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译方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距离。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方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译者，都有很大的益处"。③

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甚至在接受批评方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翻译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翻译事业服务的方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翻译通报》。北京《翻译通报》编辑委员会1950.7.1一1950.12.15出版了《翻译通报》第一卷1~6期;1951.1.15--1951.6.15出版了第二卷1~6期;1951.7.15--1951.12.15出版了1~5期(5期为特大号);1952.1.15出版了一月号;二月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翻译通报吨翻译理论研究和外国文学翻译介绍与评论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1952年2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峻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翻译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翻译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火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端的《通报》他就跟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翻译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译、滥译、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绝大多数翻译家，虽然翻译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着作和严肃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翻译批评界则然若寒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正常的外国文学翻译的评论工作呢?

我认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介绍推荐善译佳译，使他们有所欣赏和借鉴。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淫诲盗或错误百出的译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第二，评论方法应当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如是善译佳译，首先应从宏观的即文学的观点评论~下译者是否重现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风格，其次应从微观即语言学的观点，研究译文是怎样利用语言特点来体现原文的风格的。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举些实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译、坏译，亦应宏微结合，首先评论一本原着本身的文学价值如何，社会效益如何，其次应毫不留情地指出译者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实例。

第三，要想正常地开展评论工作，还必须有个调节机构。建议由《中国翻译》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为"外国文学翻译评论联合调节部"，一则两部都有强大的编辑力量，二是舆论反应出版信息比较灵通，除掉本身有力量及时撰写发表有分量的评论，还可组约与自己有联系的译者动笔撰写。此外，文学出版社还有能力肩负以优代劣的任务，那就是，一发现一部值得翻译的作品被译得不堪入目，除及时撰文予以严厉批评外，文学社有义务也有能力马上组织胜任者重译出版。只有采取这种双管齐下的补求办法，才能使坏译劣译逐步退出市场。 转贴于

第四、批评者应有象郑振铎、茅盾前辈等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切忌意气用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受批评者应有鲁迅那样的虚怀若谷的精神，对的就应该接受，不断地提高自己。如果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其结果只能是自己受害。

①参着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中国文学研究》下册，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②参看茅盾《简爱的两个译本》，《译文》1937年新2卷第5期。

第9篇：寒食翻译范文

苏轼 〔宋代〕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2、翻译：

春天还没有过去，微风细细，柳枝斜斜随之起舞。试着登上超然台远远眺望，护城河内半满的春水微微闪动，满城处处春花明艳，迷迷蒙蒙的细雨飘散在城中，千家万户皆看不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