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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延迟退休;劳动力市场;储蓄消费;经济增长;优势
一、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是一个将深刻影响人类发展的长期性问题。人口老龄化的效应是改变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即作为非劳动力的老龄人口比重将不断上升,劳动力比重将不断下降。这是劳动力资源结构的一次重大改变,而这种改变必然对应着经济资源配置的改变,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而正处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完善中的中国,必将面临一次重大挑战。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究竟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哪些影响,如何引导积极影响、减缓消极影响,已经成为当前严峻的问题。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现状及其特点
人口老龄化是指一定的社会中的老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的一种人口结构状况。目前国际社会广泛公认的一种定量标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该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该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那么该社会就可称为是老龄化社会。按此标准,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步入这个行列。
截止2013年末全国0-14岁人口为22329万人,占总人口的16.4%;15-64岁人口为10058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3.9%,较2012年0-14岁人口增加了42万人,但比重减少了0.1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增加179万人,老年人口不断攀升,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再加上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结构叠加在一起,养老问题异常严峻。少儿人口比重的下降与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同时影响总人口抚养比。2014年末,我国总人口抚养比为36.2%,比2013年增加了0.9个百分点;少儿抚养比为22.5%,比2013年增加了0.3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3.7%,比2013年增加了0.6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体现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十分严重,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之间的结构比例失调,对劳动力的供给、投资、分配、生产、经济发展的速度、消费结构等方面产生影响。因此,如何科学的估计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的影响,如何制定科学的社会发展战略对策,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已成为最严峻的问题。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分析
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特点呈现为总人口继续增长,自然增长率继续下降;少儿人口比例继续下降,老年人口比例继续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抚养比呈下降趋势;人口老龄化速度快,地区间发展不均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末,全国总人口136782万人,出生率为12.37‰,死亡率7.16‰,自然增长率为5.21‰。2014年与2005年相比,9年中出生率降低了0.03个人千分点,但近两年有所反弹;死亡率由下降转为增加趋势,5年共增长了0.65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降低了0.68个千分点。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人口已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中国人口已进入平稳低水平发展阶段。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仅次于日本的老龄化速度。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控制,但进入21世纪以来,出生率的降低明显慢于死亡率的增长,同时60岁及其以上人口逐年增加,可以说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国将来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发展。其次,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低成本目前是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如果人口老龄化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势必会对我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失。而日本通过修订老年人就业法案和改革养老金制度,不断调整与退休年龄有关的退休金支付年龄和水平,稳步地实现了延迟退休制度,对于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具有一定的启示。
二、延迟退休政策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面
(一)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质上是对劳动力供给的冲击。从短期来看,延迟退休年龄会挤占待业者的就业岗位,尤其是造成对年轻劳动力的“挤占效应”。但有的研究认为延迟退休不会挤占年轻人的工作岗位,是因为老年人腾出的岗位未必适合年轻劳动力,即使延迟退休对待业者不会有直接的挤占作用,然而会产生间接挤占待业者的岗位,比如当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老年工作者退出工作岗位后,虽然没有合适的年轻劳动力来接替,但可以由一定工作经验的人来弥补,而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空出的岗位可以由年轻劳动力来替补;延迟退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使老年劳动这处于不利位置,因为老年劳动者较青年人而言在技能、教育、健康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一旦延迟退休年龄,可能会使老年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陷入更加不利的竞争地位。从长期来来看,由于我国老龄化程度不对加深,人口红利不断消失,加之实行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新生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得不到补充,延迟退休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并且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充分利用,延迟退休可以使更多的老年劳动力继续发挥余热,节省对新员工的培训成本。
(二)延迟退休对储蓄消费的影响
中国近年来的储蓄率是不断增加的,这与中西方对于储蓄方面的观念不同有很大的关系,但同时与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是分不开的。我国的养老保障体制的不成熟也是导致高储蓄的一个原因,老年人的保障金太低,无法在这个物价持续上升的社会中得到应有的最低生活保障,那么他们宁愿将钱存起来获得保障,也不愿拿来消费,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缓慢进行。在高储蓄的中国,人均GDP却远低于那些发达国家。因此,从理论上我们看可以分析出,在未来中国老年人口急剧攀升的情况以及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缓慢的情况下,老年人更倾向于将钱存起来,这必将导致市场中的消费情况日益减少,国民需求量降低,经济发展低迷。因此,在一个人口老龄化加深,老龄人口较多的社会里,其总人口的购买力以及储蓄额都会下降,对贸易、投资均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如果采取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老年人的收入,从而刺激消费,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三)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宏观经济中对于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Denison)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劳动、资本存量的规模、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知识进展、其他影响单位投入产量。丹尼森根据美国国民收入的历史统计数字,对上述各个增长因素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得出美国在1929-1982中综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90%,而其中劳动对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为1.3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劳动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推动因素,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程度。延迟退休年龄可以缓解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老年人继续在原有岗位发挥余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劳动力,形成有效的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
三、我国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优势
(一)合理配置和规划劳动力资源
由于我国地区间的老龄化程度的不同,因尽快建立合适的劳动力市场体系,老年型地区可以为年轻型和成年型地区提供老年智力人才和解决老龄问题的经验,年轻型和成年型地区可以为老年型地区输送劳动力以填补其“年轻人赤字”,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重视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趋势,为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口提供针对性的教育机会,特别是加强对年长劳动力的培训,加快其知识更新,提高就业竞争力,充分开发老年劳动力资源,为老年人口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就业环境。同时,老年人所拥有的娴熟技术以及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是不可多得的社会财富,尽管精力上可能不如年轻人,但相对年轻人来讲,老年人才工作经验丰富,工作时可以立马解决实际问题,而且稳定性更高。让一部分力所能及的老人重返职场,不仅有利于缓解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所面临的压力,还有利于解决老年人“空巢综合症”等心理问题。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
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步伐晚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农村老年人人口的养老问题正在迅速地由传统的家庭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农村老年人口对社会化养老保险的需求日益迫切,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如何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政府应该重视的一个大问题。其次,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险,也是一个国家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因此,采取逐步延长职工退休年龄可以增强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积累,有助于构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综合型养老保障体系。
(三)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逐年加深,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来应对未来老年人口逐年增加的态势。老龄化产业收益低、与政府在老龄化产业发展的缺位是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为此,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在促进老龄产业发展方面,可以促进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政府通过专项拨款、补贴等财政优惠,激发企业涉足老龄产业的积极性,通过税收优惠或减免,减少老龄产业的成本支出,提高市场竞争力。通过做实养老金帐户以保障养老金的可持续供给,努力使老年人的“腰包’’也鼓起来,进而切实将老年人的各类潜在需求转化为针对老龄产业的有效需求,进而形成养老需求有效拉动老龄产业发展的局面。中国作为发展大国更要努力做好产业结构的完善与发展,通过投资、补贴和税收等方面的安排,加快第三产业的兴起与转换,保证国民经济稳定与高速的最优结合。
参考文献:
[1]李军.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分析[M].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2
[2]李洪心.人口老龄化与现代服务业发展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丁英顺.日本延迟退休年龄基本经验及其启示[J].当代世界.2016.(7):7374
[4]尚华星.论延迟退休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J].中国市场.2015(34):197198
[5]高见.老龄化、金融市场及其货币政策含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万美君.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J].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4):3132
[7]Hongxin Li,Marcel Merette.Population Aging and Pension System Reform in China: A Computable Overlapping-Generations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Analysis[J].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2005,3(3)
[8]Borsch-Supan,Axel,J.Winter,“Population Aging,Saving Behavior and Capital Markets”,NBER working paper #8561,2011
以上理论阐述了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以及医疗卫生费用支出的关系,但是他们都没有考虑当前经济形势的变化。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以及医疗卫生费用支出的关系也必然在发生改变,因此以上理论的现实意义不是很强。同时选取的指标也比较单一,主要是单独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影响,以及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卫生费用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借鉴文献的基础上,对指标的选取以及研究的方法做了改进。选取人口老龄化为解释变量,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分别为被解释变量,采取计量经济的分析方法,从定量的角度,清楚直观地显示出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支出以及医疗保险支出的关系,从而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一些现实意义较强的建议。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择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以及养老保险实施较晚,因此本文选取了1993年到2011年这19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范围。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根据数据的收集的难易程度,本文将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老龄化程度的标准。因此,选取1993年到2011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为解释变量。由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仍然是社会保障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6]因而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支出的研究则从城镇企业职工入手,选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分别为被解释变量,主要研究的是人口老龄化对城镇职工的影响。
计量模型与分析
根据以上数据的来源与指标的选取,建立老年人口的比重与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以及老年人口与医疗保险支出的计量模型。具体如下:第一步,由于老年人口的比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指标口径不一致,因此需要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取对数,而三者大体呈现为线性关系,因此建立半对数的线性回归模型。第二步,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样本期间的老年人口的比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时间序列进行回归,估计出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相对于老年人口比重的影响系数。
结论分析
通过对计量经济的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从(7)、(10)式可以看出,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每增长1%,平均来说可导致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增加0.87%,导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支出增加3.06%。由此可知,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支出影响均较显著,尤其对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而言,老龄化的贡献率很大。当今世界,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我国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支出与养老保险支出必然增加,这势必然会对我国的养老以及医疗造成严重的负担,可能面临一系列的支付问题,甚至是支付危机问题。这是未来控制医疗费用增长与养老的重点与难点之所在,也是政策制定者所需考虑的一大因素。但是本文只是研究了老龄化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并没有研究老龄化对新型农村以及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影响,这是本文的一个较大的缺点。
政策建议
由于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依据计量经济学的分析,为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第一,面对老龄化的日趋严重,政府应承担起自己身上的责任,建立多支柱养老保障计划,把社会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储蓄三种制度相结合,即所谓的“三支柱”制度[6]。适当增加对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加大政府对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的地区进行财政补贴。同时不断完善我国的养老设施建设,比如建设社区医疗保健站为慢性病高发的老年人提供日常的检查服务;加强社区养老的方式,改变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真正贯彻“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政策。
第二,通过资本市场来缓解我国的社会保障支付危机[7]。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的是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半基金积累制,个人账户中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因此必然面临着养老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问题,为了降低个人账户基金贬值的风险,应该制定专门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办法,扩大基金投资渠道,不断提高基金收益率。而资本市场则是资金保值增值的主要渠道。
第三,建立合理的医疗保险费用筹措机制,拓宽医疗费用的筹资渠道[8],比如政府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慈善捐款,用于大病医疗等方面,使老年人的养老与医疗费用有一个稳定资金来源。同时对养老保险基金以及医疗表显基金建立社会化管理、统筹调剂使用好着两部分资金,使老年人的生活真正得到保障,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第四,大力发展医疗服务体系,重点发展社区服务,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人养老与医疗保障体系。国际经验表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诊治80%以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而社区就诊又十分方便,为老年人的卫生保健需要提供可能,同时可以避免去大医院成本高、就诊人多的问题。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global aging problem is more serious. Because of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becom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in China, aging issu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By drawing on the family endowment mode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by taking Hefei city as a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tatus of family endowment in Hefei city and the first family endowment item: the Taiyangwan apartment for the elderly,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the innovative proposal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family endowment mode.
关键词: 老龄化;居家养老;合肥市
Key words: aging;family endowment;Hefei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6-0327-03
0 引言
全球人口快速老龄化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或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1]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如何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1 我国老龄化进程及居家养老模式现状
1.1 我国老龄化进程 国际上通用的老龄化,是以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7%或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10%作为进入老龄社会的标准。[2]
通过查阅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的《1982-2010年人口年龄结构和老龄抚养比表》,结果表明,1999年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201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达已到8.9%,老年抚养比更是达到11.9%,老龄化程度严重加深。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初步汇总的《各地区年龄结构表》的结果来看,65岁以上人口比例,发达地区只有广东省略低于7%,其他地区只有、青海、新疆、宁夏等四个偏远地区低于7%。因此,我国的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1.2 我国居家养老模式现状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养老模式大多数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即是由家庭成员提供养老所需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照料。然而当前及未来中国都会普遍出现“421”甚至是“4421”家庭结构,出现了高龄化、小型化趋势,逐渐削弱了家庭养老功能,“空巢老人”的家庭问题普遍出现。居家养老服务是加快建立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性工程,是政府和社会力量依托于社区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精神慰籍、文化娱乐等方面服务的一种服务形式,它是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补充和更新,是我国发展社区服务、建立养老服务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内学者对居家养老的概念给出各种观点,其中,赵晓征认为居家养老是指老人在自己或子女的住宅中居住,但并不意味着由家庭成员来全部或主要承担养老责任,“家庭养老”必然对应着“居家养老”,但是“居家养老”则不一定是“家庭养老”。[3]
自从我国开始提出居家养老模式后,很多地区都开始探索和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但是都处于起步阶段,并没有形成一个可推广的示范模式。下面就介绍几种典型的国外居家养老模式。
2 国外居家养老模式介绍
早在20世纪,欧洲国家最先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进展速度平稳而缓慢,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社会问题。
2.1 西方国家居家养老模式 在西方价值观的背景下,大部分父母在子女成年后都是与子女分居,在这种观念下,大部分养老问题都是要靠社会保障以及老年社区服务等来进行解决的。
2.1.1 美国的居家养老服务是依托于社区由政府为老年人提供一系列服务,以老年人医疗保险的全面医疗照顾项目为基础,形成一个面面俱到的照顾计划,为老年人提供了包括急性照顾服务、看护服务、初级医疗照顾、住院治疗、护理院照顾,以及预防性的、恢复性的、治愈性的和护理性的服务等在内的所有相关医疗服务。[4]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探求自我发展的道路。自2000年起,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达到了总人口数量的7%,年龄中位数超过35岁,正式步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造成了整个国家处于“未富先老”的状况下,即人口年龄的老化程度快于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医疗条件的改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经济的转型以及社会观念的改变使得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短短的半个世纪经历了从相对年轻型的人口到老年型人口的转变。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经济一直高速增加,但人均GDP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居民的人均收入及消费水平并不高,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并且城乡消费差距也还十分明显。
如图1所示,200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逐年下滑,虽然这一趋势在2010年之后有所缓解,但是居民消费率一直处在50%以下的水平,这与钱纳里等人提出的标准结构中工业化中期阶段65%的居民消费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图1中还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到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为16674元,而农村居民仅为5908元。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中,收入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城乡居民在消费观念、家庭年龄结构等方面也存在差距,尤其是随着城市化的进行,农村人口的大量迁移,使得落后的农村地区反而出现的更高的老龄化水平,并且我国城镇和农村的老龄化水平倒置情况还很严重,这对于居民的养老与城乡社会发展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那么,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城乡老龄化水平的不同是否会对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呢?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
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最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莫迪利亚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根据这一假说,消费者会将一生的预期总收入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最优配置,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
以该理论为基础,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方探讨,力求得出老龄化与消费或储蓄之间的关系。Leff(1969)对1964年74个国家的截面数据作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然而,随后的Goldberger(1973)以及Ram(1982)则对leff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抚养比和储蓄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Modigliani and Cao(2004)采用我国1953-2000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进行计量估计,研究结果认为老龄化是我国出现高储蓄的一个重要原因。舒尔茨(2005)使用16个亚洲国家和地区1952-1992年间的数据,利用动态面板回归的方法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认为老龄化会对储蓄率产生影响,但其影响是很微弱的。国内学者方面,王金营、付秀彬(2006)对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和变量,并证明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均有一定影响,并且老龄化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2008)利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对1989-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估计,考察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发现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于潇、孙猛(2012)通过对边际消费倾向的测算,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路径主要是通过改变社会总体消费倾向来实现的,但在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会对总消费需求产生不同的影响。毛中根、孙武福、洪涛(2013)通过对1996-2010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测算,认为老年抚养比的提高是导致居民消费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人口老龄化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而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则不显著。
总之,国内外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水平关系的研究至今并无定论,而在进行城乡老龄化与消费水平关系分析时,以住的文献也是假设同一省份或地区的城乡老龄化水平相同。但事实上,城乡老龄化水平并不相同,并且存在倒置现象。因此,本文分别对2000年至2012年的城镇和农村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重点考察城乡二元结构下,老龄化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有着怎样的影响,并从城乡不同年龄阶段居民的收入水平、家庭结构、消费行为以及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等角度分析上述结论。
城乡二元经济下老龄化与消费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说明
为了研究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了2000年到2012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由于西藏自治区人口较少,且抽样数据的波动性很大,个别年份还存在数据缺失的情况,这严重影响整体数据的稳定性,因此笔者剔除了该地区的数据。
在这里,模型的建立相对简单,只考虑消费与人口年龄结构和收入的关系,没有考虑财政支出、利率、城市化及各地消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该模型的重点在于研究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选取的数据包括城乡的老年及少年抚养比以及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和支出。数据处理上,为了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这两个变量相匹配,笔者将各地区城市及镇两个部分的老年及少年抚养比整理合并,得到城镇老年抚养比和城镇少年抚养比。该模型的居民收入与消费已扣除价格因素。
(二)计量模型设定
为体现城乡之间的差异,本文分别建立两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基于面板数据的特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可以表述为:
(1)
(2)
这里,式(1)表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方程,式(2)表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方程。其中,i表示经济区域,t表示时间,cons表示实际人均消费,old表示老年抚养比,young 表示少年抚养比,ln(income) 表示实际收入的对数值,对实际收入取对数的意义在于表示实际收入对实际消费支出的弹性,即衡量实际收入变化百分之一的情况下,实际消费量将会变化百分之几,从中也可以看出收入对城乡消费影响的差异。consit-1 和consit-2 表示滞后一期和两期的消费水平,用来衡量棘轮效应的大小,ε表示随机误差项。城镇和农村的方程构造和经济学意义相同。
对于面板数据模型参数的估计选择使用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二阶段GMM估计方法。在文献中,一般将他们二人提出的二阶段GMM估计方法称为标准一阶差分GMM估计。本文利用STATA12进行具体估计。
(三)实证结果
2000-2012年城镇与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老龄化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相同,老龄化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负相关,并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同时,老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收入会减少21.49元。而老龄化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关系不显著。少年抚养比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正向的影响,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中城镇少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会促进城镇居民消费提高22.09元,农村少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会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加15.11元。城乡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也很显著,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费水平会增加27.78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费水平会增长10.49元。此外,城镇和农村居民都会受到上一期和上两期消费水平的影响,其中上一期的影响更为显著,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
城乡老龄化与居民消费关系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城镇居民的老年抚养比与消费水平负相关,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城镇居民退休之后,收入减少,老人们需要动用之前的储蓄来养老,并且老年人自身也往往比较节俭,这会减少他们对自身的消费支出。第二,城镇地区生活相对富足的老人们有很强的赠送动机。在我国,老人们的代际消费倾向较高,他们往往对自己的消费比较克制,但是对后代则比较慷慨。尤其是在子女购买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上,老一辈的财富积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老年人们会自觉减少自己的消费,而主动将储蓄赠予后代。第三,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少子化成为我国家庭目前面临的主要局面,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城市为0.88,镇为1.15,农村为1.44,这与发达国家1.7的总和生育率相差很多。尤其对于城镇地区的老年来说,少子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今后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孩子可以看作是居民为老年时老有所依所做的一种投资。但子女数量的减少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得不为预防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另一方面,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老龄化与城镇居民消费的负相关关系仅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是由于一方面受传统的养老观念的影响,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会一部分地补偿老人退休之后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来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补偿消费心理比较强,一些年轻时没有体验和享受到的事物,他们希望可以在夕阳阶段得到补偿。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老年消费水平的提高。
其次,与城镇不同,农村居民的老年抚养比与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来源与城镇不同,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并且一些身体强健的老年还可以继续劳动。表2显示了2012年城镇和农村老年人主要收入来源。其中,农村地区有28.48%的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但是,大部分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不再劳动,收入减少,消费也会随之减少。但另一方面,如表2所示,农村地区超过半数的老年人还要依靠家庭成员的供养,这也会增加其他家庭成员的支出。且家庭成员对老年人不同的赡养方式也会影响家庭的消费水平。同时,由于农村家庭规模相对更大,子女相对较多,这对老人的赡养也更为有利。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12年我国城市平均家庭规模为2.73人/户,这一指标,镇为3.09人/户,而农村则为3.19人/户。另外,由于农村地区的消费物资相对城市较为匮乏,尤其在医疗保健、老年文化娱乐等方面,这不利于农村老年人消费水平的提高。总之,这些方面综合起来使得农村地区老龄化与居民消费的正负关系不明显。
再次,实证结果中还可以看出,城乡的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都呈正相关关系。这与之前多位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孩子的增加必然会带来家庭消费支出的增长。但是,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孩子数量的减少,加上预防性动机的增强,这些都会减少居民消费水平。结论中还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对人均消费影响的绝数值并不相同,城镇是农村的近三倍,并且从实证结果也可以看出,城乡收入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消费水平的差异。另外,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还会受到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棘轮效应比较明显。因此,消费水平的提高还需要一个过程。
另外,老龄化不仅影响了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还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消费,以及全社会的消费预期。在我国,家庭养老仍然是最主要的养老方式,老年人口的增多,必然加大家庭养老支出。而目前,我国老龄化还表现为老龄人口数量大,老龄化速度快以及高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三大特点。预计到2020年,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达到2200万,这将是2012年的四倍以上。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以及行为能力大大下降,需要特殊的照顾,这更会增加年轻子女的家庭负担。子女对老人的赡养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老人的消费水平,但是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消费支出。同时,由于老龄化、高龄化已成为一种趋势,我国城乡居民的预期寿命也在逐年增加,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4.83岁,10年间增加了3.43岁。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人们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也有了更加长远的打算。为了可以在退休之后可以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居民也会自觉增加储蓄,从而减少当期消费。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城乡居民老龄化与消费水平的计量检验以及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城镇地区老龄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老抚养比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但农村地区老龄化与居民消费水平无显著关联性。
第二,城乡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
第三,收入是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重要原因,并且城乡居民都会受到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
针对以上分析结果,笔者认为要在老龄化加深的条件下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应当首先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老年人口的收入。其中农村地区老年人的收入亟待提高,并继续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城乡养老金的并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做法。
第二,应该促进城乡在基础公共服务上的均等化,这包括基础医疗保健、社区养老设施、老年文娱活动等方面,从而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关键词]延迟退休;劳动力市场;“弹性”退休政策
[DOI]10.13939/ki.zgsc.2015.34.196
1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引发的问题
1.1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国际学界对“老龄化社会”通用的界定标准是:当一个国家含有超过其人口总数10%的60岁及以上人口或者超过其人口总数7%的65岁及以上人口时,就标志着这个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在2000年年底我国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结果显示:在我国总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已达到8827万人,这一人口数量占到全国总人口数量的7.09%,同时,在我国大约有1.30亿60岁及以上人口,这一人口数量大约占到人口总数的10.45%。从普查结果看,我国在2000年年底已经基本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ZW(]数据来源: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EB/OL].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ZW)]在2010年我国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结果显示:在我国60岁及以上以及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都有所增加,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13.31%,这一比例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上升了2.86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8.91%,比第五次普查结果上升了1.82个百分点。[ZW(]数据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EB/OL].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ZW)]由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可见,在近10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有逐步加深的趋势。据有关专家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数量的10.85%,届时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将达到1.61亿人,我国老龄化社会程度将进一步加深。同时,专家预测我国在2020年后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急剧提高,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将达到3.07亿,这一数量将占到整个人口比重的20.43%,这表明2050年在我国每5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我国社会将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阶段。[1]
1.2 我国人口老龄化基本特点
人口转变过程作为一个社会学重要概念,是指社会中的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由十分高向比较低的情况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自然增长率的变化特点呈现出由低到高再到低的变化过程。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当其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具体发展阶段时必然会出现老龄化社会的现象。老龄化社会是一个逐渐发展并形成的过程,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需要经济社会发展为其提供充足的物质保证。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呈现出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人口老龄化在我国工业化初期就逐步显现出来,这主要是源于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在工业化初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社会保障能力都存在一定的不足,这便导致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未富先老”现象的发生,这是我国老龄化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2]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我国人口转变过程不是一个自然发展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我国经历了很短的时间就迅速完成了。因此,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具有老年人口数量大、老龄化速度快的特点,而与此同时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却较低,这些都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基本特点。
1.3 我国人口老龄化引发的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逐步进入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首先,人口老龄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在职人员的负担,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就目前来看我国的老年抚养比已达到19.02%。据相关专家的研究表明,到2050年我国的老年抚养比将达到40.83%,与此同时,少儿抚养比将达到33.38%,2050年我国的总抚养比将达到74.21%;这一惊人数字的背后是隐藏的巨大社会问题,这将给在职人员带来巨大的生活负担。其次,人口老龄化将激化我国养老保障体制中存在的潜在危机,这主要表现在筹资模式转变形成的巨大隐性负债和高达万亿元的个人账户“空账”两个方面,人口老龄化将使得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资金产生供不应求的问题。这可从“出口”和“入口”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出口方面看,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增加会促使我国养老金替代率逐步上升;从入口方面看,在我国现阶段的养老金覆盖率与遵缴率都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加之当前我国实行的退休制度所规定的退休年龄过低,这些因素都将使得我国养老基金面临筹集不足的问题。[3]以上诸种因素都将加重社会养老问题的负担,最终形成综合性的社会问题。
2 当前我国退休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2.1 退休年龄缺乏弹性
当前我国退休政策中存在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退休年龄缺乏弹性。在我国,当在职人员的年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单位或组织便会对其进行强制劝退,这种“一刀切”的退休模式对劳动者人力资本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没有进行充分地考虑,很大程度上浪费了人力资本可发挥的实际价值。人们在劳动者人力资本观念上往往存在一定的误区,通常认为青年人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但这种观点忽视了老年人通过长期从事实践活动获得的从业经验的价值。在现代社会的各行各业中,老年在职人员较青年在职人员相比其专业技术知识和能力更为扎实可靠,这是青年从业人员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和积累才可以达到的。同时,相关研究表明,当一个人适应了张弛有度的工作节奏后,让其突然从原有的工作状态下停顿下来将会在一定程度对这类人员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进而缩短其寿命。此外,在我国,劳动者从业年龄后移的趋势已逐步显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退休年龄依旧不变,这将缩短劳动者的平均工作年限,造成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从这些层面看,传统的强制退休模式因其对于退休年龄的规定缺乏弹性,将使得人力资本投入与产出出现严重失衡的问题,这也将在导致人力资本巨大浪费的同时波及社会的其他领域,进而产生连带性社会问题。[4]
2.2 男女退休年龄差距较大
我国实行的退休政策中女职工的退休年龄要比男职工的退休年龄早十年(即:女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0岁,而男性职工为60岁)。不可否认这一政策的制定是出于对女性劳动者的保护,有利于将妇女从繁重的社会劳动中解放出来。但现阶段我国社会出现了许多转变,女职工从事的工作的劳动强度不断降低、其从事工作的工作环境也在不断得到优化,并且,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从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女性抚养后代的压力,从这些转变来看,现阶段我国女性可以从事更长年限的工作。此外,在当今社会,女性在学习能力及工作能力方面都不亚于男性,由此可以推断,消除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差距可以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反面看,在目前的社会形势下,如果仍然坚持女性提前退休的政策,一方面使其获得比男性相对要少的养老金,进而影响其正常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另一方面也是对女性劳动者的职业歧视,对其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潜在的压力。因此有必要缩短男女退休年龄之间的差距,使其接等。
2.3 养老金缴费年限偏短
按我国目前退休制度的规定,职工只要保证在在职时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满 15 年,且符合法定退休年龄,便可以在退休后享受国家规定给付的养老金。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最低的缴费年限一般为40年,即:假设劳动者在20岁时参加工作,那么,他在年满 60 岁时就能顺利退休;而假设劳动者在25岁或者更高年龄的时候参加工作的话,那么,他就得等到65岁或者以后才能退休了。可见,这和我国目前政策规定的15年的缴费年限相比,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此外,随着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劳动者在退休后将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也变得更长了,但其缴费年限基本是固定的,这便进一步加重了养老金给付压力,伴随我国劳动力供给日趋减少的情况,这一问题将导致社会养老基金缺口越来越大,进一步加重老龄化社会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适当修改或延长我国劳动者的养老金缴费年限。[5]
3 延迟退休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3.1 延迟退休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影响分析
3.1.1 延迟退休会减少待业者的就业岗位
我国实行延迟退休政策后将使得原本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在职工作人员继续留在原有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这样将对年轻人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减少待业劳动者的岗位。但也有学者认为延迟退休政策不会减少待业人员的工作岗位,他们认为老年人的工作岗位不一定适合于青年劳动者。但是,笔者认为这后一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乐观主义色彩,虽然延迟退休没有对待就业人员产生直接的“挤出效应”,但是从间接层面讲“挤出效应”是的确存在的。因为虽然从直观上讲,年轻劳动力和老年劳动力可能并不存在直接的替代关系,但从间接层面看两者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间接替代关系。当老员工退休后即使没有适合其岗位的年轻劳动力来对其进行替补,也仍然会有其他适合的从业人员对其岗位进行补缺,于是这一人员便实现了就业,而该人员原有的岗位便会空缺,进而这一岗位可能会由年轻劳动力来进行替代,以此实现年轻劳动力的就业。可见,延迟退休在短期会减少待业者的就业岗位,对年轻劳动者产生“挤出效应”。
3.1.2 延迟退休会弱化老年劳动者的竞争地位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升级,在各行各业中,劳动岗位对于劳动者掌握先进技术的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使得在某些行业中,老年劳动力所拥有的专业技能水平将无法满足该行业的特殊要求。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老年劳动者所具有的禀赋、创新能力、对新技能的掌握能力等都已不能紧随时代的发展,这使得老年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地位逐渐下降。在我国,某些行业的高龄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通常较低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其受教育水平与年轻从业人员相比具有很大差距,这也导致了老年劳动者与年轻劳动者相比在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处于劣势竞争地位。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现状,在我国现有劳动力市场中,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占有很大比重,这类从业人员往往从事重体力劳动,其工作性质对身体体能状况的要求较高,当他们进入老年阶段,身体状况势必大不如从前,这将使得他们很难继续从事原有的工作。延迟退休将使他们陷入无法从业的不利地位。[6]
3.2 延迟退休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影响分析
3.2.1 延迟退休有利于缓解劳动力不足问题
如上文分析所示,从长期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逐步加深,特别是因为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在控制人口生长,使得新生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得不到必要和及时的补充,这将进一步使得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作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将逐步降低,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将面临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而延迟退休年龄会增加从业人员的工作年限,并且减少退休人员的数量,这两个方面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总体劳动力不足问题,可从另一个方面增加劳动力的供给数量。笔者通过分析国际上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的有关措施可以发现,许多国家通常也会采用延迟退休的政策来解决其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这些国家实行延迟退休的经验表明,延迟退休政策对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3.2.2 延迟退休有利于积累和充分利用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通常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延迟退休有利于延长劳动者教育投资的收益期,从而使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创造更大的价值,促使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同时,可以增加劳动者有关专业技能、实践经验的培训,这些方面对人力资本的积累都是十分有利的。延迟退休也会使人力资本得到更为充分地利用。在我国,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同时,我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在不断增加,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者的基本素质和工作技能,教育年限的提升也进一步要求人力资本的利用年限应该与之对应的相应后移。如果不对我国的劳动力情况进行充分考虑,仍然按照原有的退休制度予以实施,在保持法定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必然会给人力资本带来极大的浪费。同时,有些行业中老年劳动者的工作经验是不可多得的财富,延长退休年龄将为这些行业的劳动者及单位组织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并减少新员工培训的高额成本,从而在实现人力资本有效利用的同时,使得老年劳动者及其雇主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4 在我国实行延迟退休政策的相关建议
4.1 不同群体采取不同措施
笔者认为,延迟退休制度实行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不同劳动群体所从事的工作性质的不同,应坚持公平原则。具体实行过程中应逐步延迟我国女性劳动力的退休年龄,这样做有利于提高女性劳动者在职场上的竞争力,促进男女平等的实现,消除劳动力市场对女性劳动者的歧视。同时,不同从业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参与工作的时间起点也不尽相同,因此,针对这一问题应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应设置不同的延迟退休力度,避免“一刀切”退休政策带来的不公平现象。实行延迟退休时应不仅要仔细考虑历史投资给人力资本存量造成的不同影响,还要充分考虑延迟退休的时机、采取的方式以及实行中的力度,同时,对于不同个体的就业差异以及人力资本产权参与利润分配的情况作为实行延迟退休的重要依据。在我国,个体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从业人员往往其从业的时间较早,这类人员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对体力有一定要求,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体力逐渐减弱,使得他们应较早地离开劳动力市场;而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时间往往也较长,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通常较晚,这使得他们的人力资本存量的释放期相对后移。采用“一刀切”的延长退休政策,会对经济社会产生一定的不公平,会很大程度地降低人力资本使用效率,减少人力资本所能创造出的实际价值。针对这一问题,实际施行过程中可以考虑采用最低工作年限取代目前现行的以生理年龄界定法定退休年龄的方法。
4.2 有效推进“弹性退休”政策
在某些层面上讲,强制退休对部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是不利的,并且,有些老年劳动者完全可以胜任其所在的岗位,因此,现阶段对不同类型劳动者法定退休年龄的划定也应采取不同的措施,充分发挥劳动者对自身退休年龄的合理规划,实施“弹性退休”政策有利于提高养老保险制度的灵活性。笔者认为,应该尊重老年劳动者结合自己的收入状况以及自己的养老金规划,选择合理的退休时间,这也有利于老年人从原有的工作角色向新的生活角色的顺利转变。同时,弹性退休制度做到了兼顾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兼顾了性别差异以及行业差异等决定退休年限的因素,有利于更好地利用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从而优化社会价值的配置效率,并且,这样做也是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一种过渡性措施,有利于解决实行延迟退休中出现的各类矛盾。“弹性退休”政策不仅在退休年龄上应给予劳动者一定的选择权,同时,在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上也应坚持“弹性”与“自愿”相结合的原则,针对不同类型的劳动力群体制定不同的法定缴费年限,例如:针对脑力劳动者而言可适当延长其缴费年限,而针对体力劳动者而言,可适当减低其缴费年限,通过对劳动者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调控,既可以促进社会公平,也可以合理调节养老保险金储备,缓解当前养老金供不应求的状况。
4.3 完善现有养老保险制度并逐步提高其覆盖率
养老保险制度是决定老年人是否愿意支持延迟退休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若没有其支撑而单一地强调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则未必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实行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应提高养老金的覆盖率,这样做不但可以为更多的劳动力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可以将其作为延迟退休政策的辅助措施,减少在实行延迟退休中遇到的各种阻碍,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养老金的充分供给,进而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压力。为了对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应加快解决养老保险收入和支出等方面的问题。在我国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这使得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大,行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也在不断增大,因此应结合现状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使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就业方式,把握劳动力市场运行的规律,并且处理好有关养老保险权益的法律问题。在法律框架内充分保障劳动者就业及退休的合法权利,同时以立法的方式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缴费及支付的覆盖率。
5 结 论
本文对于中国现阶段老龄化社会的基本情况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并且讨论了老龄化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进一步分析研究了当前中国退休政策中急需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之上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阐述了延迟退休将会给中国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巨大影响。最后,基于上述分析对在中国施行延迟退休政策提出了三点建议。本文认为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应采取“渐进性”的策略,尽量做到适当的推延,在这个逐渐推行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公平公正,为了保证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建立更加完善的养老保险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在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之下,人们才能更好地接受这一现实。要想减小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就要在一定程度上使退休政策富有“弹性”,对于将要面临延迟退休的工作人员要采用一定的帮扶政策,这样才能促进政府推行延迟退休政策的工作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刘楠楠.中国延迟退休制度改革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4.
[2]厉彦青.我国延迟退休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分析[D].济南:山东大学,2014.
[3]李付俊,孟续铎,张超.延迟退休的影响效果分析[J].西北人口,2014(2):17-25.
[4]金刚.中国退休年龄的现状、问题及实施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10(2):32-38.
【关键字】人口老龄化,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精算模型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描述
2011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3.39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在我国老龄化的过程中,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老年人口规模巨大;发展速度快,东西部地区差异大;城乡倒置;老年人口中女性多于男性;高龄化严重等。考虑到本文的研究重点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养老金缺口的影响,所以我将重点阐述以下三个特征:高龄化现象严重和老年人口的性别比。首先是高龄化现象严重。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其次是老年人口中女性多于男性。通过2010年我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的相关数据,老年人人口中男性占49.0%,女性占51.0%,可以看出我国老年人口中女性老年人口数量明显高于男性老年人口数量。随年龄增高,女性比例呈加大的趋势,80周岁及以上人口中,男性与女性比例为41.8:58.2。并且据2010年时官方公布的全国各地区平均预期寿命为74.83,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2.38,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7.37,高于男性的将近5岁。
二、养老金缺口的界定
自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1997年由原来的现收现付制改成了现在的由统筹部分和个人账户两部分构成的半基金积累制以后,人们对养老金缺口问题的关注愈演愈烈,众多专家学者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对养老金缺口的界定也莫衷一是,但基本的出发点都是基于政府的养老保险制度在运行过程中所拥有的基金是否能够足以兑现政府对参保人所承诺的权益。如果政府无法用制度所筹集的资金兑现承诺就会产生缺口,这其中可能就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在转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转轨成本导致的缺口;各个省份每年的养老保险收入和支出是否平衡等。从参保人的角度来说可能还包括是否他们所缴纳的养老保险足够保证自己晚年的生活。本文所要探究的缺口,主要是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构成为切入点,以收支是否平衡来测算缺口,通过对精算模型的构成因素分析来探讨老龄化对缺口造成的影响。
三、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缺口的影响
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职工工资的20%的统筹部分即基础养老金的来源和职工个人缴纳工资的8%的个人账户两部分构成,寻求养老金缺口也就从这两个方面的收支平衡入手。
(一)缴费人数和退休人数的预测模型
设ls,x(t)为第t年分年龄性别的劳动参与率;UPs,x(t)为第t年分年龄性别的城镇人口数;?茁(t)为第t年养老保险覆盖率;Es,x(t)为第t年岁x性别为s的缴费人数。则
(二)基础养老金收支的精算模型
设社会统筹养老保险的缴费占工资的比例为C1,Ws,x(t)为第t年x岁、性别为s的职工的年平均工资,g为平均工资年增长率。设基础养老金按照平均工资增长率的?渍倍增长,?赘为生命表中最大生存年限,职工退休时基础养老金年给付额为?茁r,养老金替代率为?籽,设利率为i,折现率为v,(PVFNV)tu表示当年基金收入在u岁的现值,(APV)tu为当年基金支出在u岁的现值,u为职工初始就业年龄,r为职工退休年龄。则
(三)个人账户收支的精算模型
根据目前个人账户计发办法,记计发月数为N,退休年龄为x,个人账户退休之年的积累额为Gx,那么根据精算理论,x岁的人退休时,未来个人账户所能领取的养老金在退休之年的精算现值为:
其中n为在规定的计发月数下,所能领取的最大年数(不一定为整数)。
(四)基于精算模型分析老龄化对养老金缺口的影响
由以上精算模型我们发现在人口方面影响养老金缺口的变量主要是t年x岁的缴费人数Es,x(t)、t年x岁的离退休人口数Rs,x(t)、生命表中最大生存年限?赘、规定的计发月数N以及规定的计发月数下所能领取的最大年数n。那么人口老龄化是如何通过这几个变量来影响我国养老金缺口的呢?一方面,在我国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加大的情况下,还伴随着我国青少年人口比例的下降,这就使得缴费人数减少,我国缴纳基础养老金的主体减少,基础养老金的收入减少。同时,离退休人口数却在逐渐增大,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加,支出增加,这就使得我国实行现收现付制的基础养老金部分缺口增加。除此之外,随着我国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严重,生命表中的最大生存年限可能有被逐渐突破的可能,领取基础养老金的年限也就会越长,从而支出可能也会受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个人账户这部分,人口老龄化主要会影响到计发月数和所能领取的最大年数。随着老龄化的加深,高龄化现象严重并且老年人口中女性占比较多而她们的预期寿命又较长,我国现行制度的计发月数会相对有点低,这就使得政府为提供老年人口超过计发月数的养老金的概率增加,从而使得个人账户部分的缺口逐渐增加。所以,本文通过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精算模型的作用从而探究老龄化是如何影响养老金缺口的。
参考文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商业银行;影响;对策
1四川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根据国际标准,社会中65岁及其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或者60岁及其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则该社会步入老龄化。根据此标准,2000年,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四川省老年人口数量达到880.8万人,比十年前增长了41.4%。与山东省相比,四川省老年人口数量仅少62.2万人,位居全国第二[1]。老年抚养比指老年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重,是衡量老龄化的重要指标之一。2000年,四川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0.6%,而到2009则达到了17.28%,近十年来四川老年人口抚养比在不断增加。此外,四川城乡老年人口抚养比差距明显。2005年前,四川乡村抚养比略低于城镇,但2005年后,乡村老年人口抚养比明显高于城镇。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城镇化的影响,农村大量青壮年向城镇转移。
2人口老龄化对四川商业银行的影响
2.1人口老龄化对四川商业银行储蓄率的影响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或者储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口结构分布。在青年时期,消费大于收入,进入中年后,家庭收入增加,消费在收入所占比例下降,而步入老年阶段后,其消费倾向又会大于储蓄倾向,因为其没有了稳定收入,生活来源主要依靠退休金和储蓄,并且这一时期对医疗、保健等具有较多的消费要求,若一国或地区的老年人口比重越高,则储蓄率就会越低[2]。但是,四川的人口老龄化和居民人均储蓄率并没有明显相关关系,这可能主要因为人们认为抚育孩子可以养老,这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储蓄的作用,当家庭抚育孩子数量较少时,就不得不在年轻时期增加储蓄。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人口出生率由2000年的12.1%下降到2010年的8.93%,少儿抚养比由2000年的32.34%降低到2009年的27.39%,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逐渐被青年时期增加储蓄养老的观念替代,四川青年人储蓄养老的增长率大于老年人储蓄下降率,从而导致四川虽然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但是储蓄率却没有下降。
2.2人口老龄化对四川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分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当老年人口占比增大时,其对日常生活的消费比较稳定,会减少对耐用品的消费、住房消费等的需求,增加对医疗、保健、健康服务等的需求。目前,国内商业银行信贷以住房贷款为主,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从而使其盈利水平降低。
2.3人口老龄化对四川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影响
虽然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但相应的养老保障制度却不尽完善,在社会养老保险满足不了需求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应从客户需求出发,将理财、保险等结合起来,按照各类客户的个人特征、风险偏好等,来开发理财产品,这将加速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
3商业银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
3.1创新适合老年人的服务模式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银行在提供服务的同时,应考虑到老年人的特点,做到“以客户为中心”,虽然银行电子化水平逐渐提高,但很多老年人对新事物不太容易学习和接受,他们仍偏好于传统银行服务业,银行应以人为本,将人工服务与电子服务相结合,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个性化服务,使银行价值最大化[3]。
3.2创新适合老年人的理财产品
由于我国保险市场不太发达,养老保险制度不尽完善,加之我国老龄化“未富先老”的特点,老年人对医疗、保健等健康业务方面的消费增加,商业银行应将理财产品与保险产品、医疗服务等挂钩,使其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保证资产的增值服务。另外,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老年人大部分拥有自己的房产,但作为不动产却很难给老人带来实际的益处,商业银行开发适合的金融产品,将房屋资产盘活,大力开发住房反抵押贷款业务。
3.3创新金融综合业务
随着老龄人口不断增加,老年人口也是商业银行不可忽视的群体,单纯的银行服务已无法单纯的满足其多样化的需求,所以,商业银行在做好平时服务的同时应加强与其他行业的服务,增加客户来源。商业银行可以和养老机构、旅游服务业、老年人用品等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机构合作,共同研发适合老人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3.4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
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对银行产品需求减少,还贷能力下降,银行在开发新的理财产品的同时,在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做好信贷业务的同时,也要加强对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信贷支持,降低信贷的行业风险。另外,银行在开发理财产品,应注重市场调研,探索真正的市场需求,将市场需求真正融入银行的理财产品中。招揽专业人才,设计出稳健的金融产品,并且做好理财风险的提示,及消费者理财观念的纠正及推广,在增加产品种类的同时也拓宽销售渠道。
作者:王贝贝 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R].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11(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挑战;对策;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6-0252-02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或即将进入老龄社会。1999年,中国也进入了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全国老龄办,2006)
一、人口老龄化面临的挑战
(一)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面临的挑战
老年人口的首要问题是养老保障,而经济保障是养老保障的基础。城市地区老年人的照料和精神慰藉内容主要倚重家庭,农村养老则主要是依靠家庭。因此,城乡老年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问题;而农村老年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养老经济或物质保障问题。
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子女数量减少,家庭规模趋于变小,是家庭资源供给减少和不确定。二是农村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已经开始动摇,农村土地的收入和保障功能被不断减弱,使家庭资源供给具有不确定性。
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将严重挑战原有的养老保障体制。主要表现:一是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导致养老金支出的快速膨胀。二是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巨大。三是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导致养老金空帐风险加大。(姜向群,2006)
(二)健康与医疗保障的困境
根据2004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资料,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绝大部分老年人身体健康,有91.19%的老年人生活能自理,其中男性生活自理能力高于女性,占92.58%,女性为89.86%,比男性低2.72个百分点,说明男性老年人生活自理的比重高于女性。
从总体上说,中国的食品、住房、教育和保健服务以及影响健康状况的许多其他因素均达不到经合组织(OECD)的水平,结果,中国老年人寿命比经合组织国家的老年人短,而且他们的晚年往往是体弱多病,存在严重的健康问题。
人口老龄化使城镇医疗保险面临风险。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老年人口医疗需求的普遍提高,再加上老年人口护理性医疗需求的快速增长,这些都将给医疗保障带来巨大的压力,主要表现:一是人口老龄化速度与医疗保险基金增长速度不相适应。二是老年人口医疗服务需求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承受能力不相适应。(陈佳贵,2001)三是老年人口医疗费和占医疗保险基金的比重逐年上升。(穆怀中,2005)四是劳动年龄人口医疗保险缴费负担加重。
(三)社区服务与生活照料的阻碍
养老服务的重要载体是社区服务。随着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增大,传统的大家庭,正在或者已经被核心家庭取代,老年人和子女分开居住已经相当普遍,“空巢”家庭增多,这给老人的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及精神照料方面都带来诸多不便。因此,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对社会福利和社区照料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对众多独生子女来说,将来对老人的赡养、照料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四)社会福利设施不足
社会养老设施供给水平低,老年床位数严重不足,利用率不高。中国目前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8万个,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06)另一方面,现有各类社会福利收养单位的床位数利用率不高。社会养老设施的区域分布不平衡,导致服务能力的差异。
(五)迅速的老龄化对计划生育提出的新挑战
由于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又提前步入了老龄社会,而且生育率迅速而持续的小将导致21世纪上半叶人口老龄化空前的加速。据预测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7%,将在2025年左右达到14%,如果是低方案,达到14%的时间将是2020年,人口老化速度之快可以与发达国家日本的人口老化比肩,而且成为21世纪世界上人口老化最快的国家。(李建新,2005)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面对日趋严峻的老龄化问题,我们必须从人口老龄化的共同成因与特殊诱因出发,在分析老年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基本需求的基础上,从多方面着手,有针对性的逐步解决。
(一)经济方面的对策
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来解决因人口老龄化所带啦的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集中到一点,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没有经济的发展,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难以解决。
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房价变化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少子老龄化现象所导致的房价波动滞后于少子老龄化进程;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和家庭结构微型化是推动我国房价持续上涨的重要人口结构因子;但从人口结构层面看,未来我国房价并不具备快速上涨的基础,恐面临较强持续性的下行压力。
【关键词】 房价波动 VAR模型 少子老龄化 家庭规模微型化
一、引言
目前,中国已处于“少子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少子老龄化”,即少子化与老龄化的统称。截至2013年末,中国0―14岁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7%,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9.7%。伴随着少子老龄化现象,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日益微型化,而这三者的发展态势竟与我国房价的波动呈现高关联度。据世界官方统计经验,我国并不具备少子化的社会基础。因此,在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的社会背景下,以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房价与人口子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课题,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然而国内外关于人口“少子老龄化”与房价关系的研究甚少,大多仅从老龄化单一角度考察与房价关系。大体来说,国外研究综述可概括为老龄化“悲观论”和“乐观论”。“悲观论”认为老龄化可能会造成房价下跌,导致房市奔溃。代表者有Modiglianni和Bergantino。而“乐观论”认为经济体制自身的调节可以熨平老龄化对房价的冲击。代表者有BrooksWalker和Lefort。
由于我国少子老龄化等人口结构的转变现象出现较晚等原因,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起步迟。费方域等基于代际交叠局部均衡模型,论证房地产投资到期收益率与人口增长率无关。邹瑾深入剖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但未考虑少子化对房价的影响。陈国进等分析了中国人口抚养比与房价的关联性,但其研究未基于我国人口少子老龄化的现状、所构建模型未设置控制变量,稍显欠缺。
因此,本文基于VAR动态模型,采用Grange因果检验、面板协整检验等实证方法深入探究少子化、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微型化对房价的动态影响,从而深化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对我国房价变动趋势的认识。
二、模型构建
考虑到本文所选人口结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动态联系等不利因子。笔者特选取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令模型不含外生变量,构建非限制性向量自回归模型如下:
yt=A1yt-1+…+Awyt-w+?着t,t=1,2,…,T
式中yt是n维列向量,T是样本数,w是滞后阶数,At为n×n维待估系数矩阵,?着t是白噪声向量。综合分析全国住宅销售均价及人口结构变化规律及动态联系,令yt=(LnPt,LnCDRt,LnODRt,LnHJt,LnYt,LnCNt)。其中P为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CDR为少儿抚养比,ODR为老年抚养比,HJ为平均家庭户规模,Y为人均可支配收入,CN为非农业人口比。且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非农业人口变量为控制变量。
三、实证检验
为消除异方差,对数化各组数据,分别记为LnP,LnCDR,LnODR,LnHJ,LnCN,LnY。
1、面板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通常经济时间序列为非平稳,须对变量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LLC检验和IPS检验结果显示:一阶差分后少儿抚养比等六个序列均平稳。而本文重点关注我国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分布与家庭结构微型化对房价的影响,故以下将对其着重进行分析。
因LnP,LnCDR,LnODR,LnHJ序列是同阶单整序列,故采用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n协整检验(表1)。结果表明:LnP、LnCDR、LnODR、LnHJ序列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即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平均家庭户规模对房价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
2、Granger因果检验
根据信息化最小原则,计算最佳滞后阶数为1。以下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商品房均价与人口子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下表2。
由检验结果可知,少儿抚养比(LnCDR)与老年抚养比(LnODR)相互引导;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单方面引导平均家庭户规模(LnHJ),且人口结构变量对房价的具有单向影响。
3、VAR模型估计
通过对VAR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发现VAR模型系统稳定。然后对其残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其服从正态分布、无异方差性、无自相关性。
4、脉冲响应分析
因格兰杰检验无法显示三变量对于房价的动态影响及相关程度。以下将引入脉冲响应方程进行动态分析。如图1。
在给少儿抚养比(LnCDR)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正向冲击后,对房价产生了负效应,且长期来看这种效应具有较好的持续性。当给老年抚养比(LnODR)一个正的冲击后,房价呈上升趋势,虽于第3期有所下降但之后迅速反弹并达到最高点,之后长期趋于稳定;从第4期到第8期,正效应最大。说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有助于提升房价。平均家庭户规模(LnHJ)给予房价冲击后,房价迅速下降,在第2期达到最低点,且从长期来看房价呈现下降态势,说明房价与平均家庭户规模存在反向变动关系。对此,可分别从以下三点进行解释:第一,曾经的“婴儿潮”转变为“婴儿荒”。第二,“三重动机”施压。首先,老年人改善自身住房的需求随社会进步不断强化;其次,福利分房制度和计划生育的实行强化了老年人帮助下一代购房的动机;最后,老年人群投资渠道匮乏,而房产投资热吸引了大量资本。第三,家庭规模微型化下持续增加的住房需求,推动房价上涨。
由脉冲响应图进一步分析,可得出少儿抚养比等三变量对房价的影响伴随期数的推进而逐渐减弱。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如下:首先,国家生育政策不断调整与完善。如2013年末国务院出台“单独两孩”政策,将通过减少家庭购房需求给予房价下行压力。其次,伴随老龄化程度的深化,由于高额的医疗保健费、老年人投资问题得到解决等因素,老龄化对房价的推动将减弱。
5、方差分解
为进一步完善VAR模型分析,以下将运用方差分解方法,探讨人口结构各变量的冲击对房价变动的贡献程度。如表3。
由表3可知,人口结构变量对于房价的影响均滞后一期,而来自房价自身的影响当期就能实现,但前四期内房价自身贡献率从100%迅速降至53.54%,之后有小幅上涨;少儿抚养比对房价冲击的贡献度不断增加,长期来看,一直在8.5%以上徘徊;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冲击较之少儿抚养比大,且于第3期达到最高值18.92%;平均家庭户规模在三者中对房价的冲击最大,在第三期达到19.58%,从长期来看稳定在17.50%左右。故可综合得出,短期内影响我国房价波动主要源自房价自身,但影响力度渐弱;其他三项人口结构变量对房价均具有长期影响,其中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微型化影响较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Johansen协整和Grange因果检验表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平均家
庭户规模是房价的格兰杰因,且对房价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同时,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也是家庭户规模的格兰杰因。一方面,少儿数量减少、老年人追求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是导致家庭结构微型化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家庭结构微型化通过对住房需求的改变进而直接影响房价。
第二,借助VAR模型估计和脉冲响应函数,动态地分析少儿抚养比等三个人口子结构变量对房价的动态影响。综合以上结果可得:一方面,受到福利分房制度、计划生育政策、金融发展程度及住房多样化需求等多因素的影响,少儿抚养比及平均家庭户规模的下降、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是推动房价持续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未来我国房价快速上涨的趋势可能发生逆转。
第三,少儿抚养比等三人口子结构变量与房价的方差分解表明:首先,短期内房价波动受自身变化的影响很大,但大体呈递减趋势。这是由于房地产市场化初期的不成熟性和市场的内在弊端所致,但该现象会伴随政府调控的加强及房产市场的不断完善而逐渐消失。其次,少儿抚养比对房价的冲击程度较小,老年抚养比、平均家庭户规模对房价的冲击程度较大。最后,人口子结构三指标对于房价的影响均滞后一期,而来自房价自身的影响当期就能实现。
针对以上分析,政府在调控房价时,不能仅从房产自身因素出发,而应统筹考虑少子化与老龄化、家庭规模微型化等人口子结构因子。同时,为弱化房产政策的滞后效应,应主动构建应对少子老龄化现象造成房价波动的决策机制和前瞻性预警机制。提高把握房产市场脉搏的敏锐性,不断调整政策思路,避免房产市场的萧条对国民经济的可能冲击。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发展研究”(编号:13CJY008);湖南省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城市房价高企的因素分析”(编号:SCX1402)。)
【参考文献】
[1] BERGANTINO,S.M:Life Cycle Investment Behavior,Demographics and Asset Prices[D].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98.
[2] Brooks R:Asset-market effects of the baby boom and social-security reform[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2(2).
[3] Walker E:Lefort F. Pension reform and capital markets Are there any(hard)links[J].Abante,2002(2).
[4] 费方域、史青青、朱微亮:人口红利与房地产收益率的无关性[J].经济学(季刊),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