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精选(九篇)

第1篇：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金融扭曲差异；外资进入；融资约束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后危机时代的跨国公司投资、国际资本流动趋势与我国外资政策”的资助。 2000）

作者简介：周 申(1970―)，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要素市场。

张 亮(1986―)，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博士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市场、国际经济学。

漆 鑫(1983―)，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北京，100033)，博士。研究方向：金融发展、国际经济学。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我国。Prasad and Wei（2005）［1］指出，自1994年以来我国吸引了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FDI的三分之一，流入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FDI的60%。2010年非金融领域新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27406家，同比增长169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5735亿美元，同比增长1744%。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①(2011)显示，截至2009年底，FDI累计余额已经达到9974亿美元，接近1万亿美元。

是什么原因使我国对FDI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根据大量研究FDI区位分布的文献可以看出：FDI倾向于流入具有较低劳动力成本（Sun et al2002；）、［2］(79-113)较高市场潜力（Fung et al，2005）、［3］(408-416)较好基础设施（Berthelemy，

［4］(140-155)以及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Benassy,2007)［5］(764-782)的地区。然而，FDI上述相关理论仅仅从FDI供给方――跨国公司视角出发，研究分析跨国公司选择某一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的原因，缺乏对FDI需求方东道国相关因素的考虑，对FDI大量流入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原因并不能提供完整的解释，如与我国市场潜力、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等方面都较为相似的印度，外商投资流入却要远远低于我国。那么从FDI的需求方东道国视角，具体分析到我国有哪些特殊情况对外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呢？

二、地区金融扭曲影响外资进入的机制分析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扭曲现象，国有商业银行在进行资金配置时更多的依据政策指令而非经济利益，导致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源基本为国有企业所占据，而非国有企业很难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融资（Park and Sehrt，2001)；［6］(608-644)(Allen et al，2006）。［7］Huang（2003）［8］指出，外资大量进入中国不仅是因为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还是因为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严重扭曲的结果。在融资领域，由于我国是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并且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国有商业银行在配置金融资源方面往往按照政治性主从次序将金融资源大量投向国有经济部门，而非国有企业难以从国有金融体系中获得融资。这就导致非国有企业为了满足其融资需求，存在寻找外国投资者以获得投资的动机。Huang（2003）［8］认为是中国金融部门扭曲导致FDI的大量流入，中国私营企业面临来自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歧视（信贷歧视和上市批准复杂）而被迫寻求外国投资者，将合资作为扩张投资的方式，而与外资企业合资还可以减少中国私营企业面临的不对称信息，从而使其容易获得银行贷款。Guariglia and Poncet（2008）［9］运用1989-2003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分析发现FDI降低了银行部门低效率产生的成本, 并提供资金给那些由于银行部门扭曲而造成借贷能力不足的公司。（Galina,H.and C.Long,2000）［10］指出若东道国金融市场不完善、缺乏效率，则更倾向于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市场，此时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质上起到了对东道国不完善的金融市场的替代作用。在我国，FDI并未充分的起到弥补资金不足和技术溢出的作用，更多的只是为我国在存在扭曲的金融体系中无法获得融资的非国有企业提供替代性资金来源，企业为获得外部融资有着强烈的引入外国投资者因而获得投资的动机，因此本文提出假说：我国地区间金融扭曲差异是影响外资流入的重要原因。

三、估计模型和指标说明

（一）估计模型

根据Ezeoha and Cattaneo(2011)、［11］Nasser and Gomez (2009)［12］(61-74)的研究建立以下基础估计模型：

InFDIi,t=αFinanceIn Financei,t+∑βControlsIn Controlsi,t+γi+ηt+εi,t（1）

其中FDIi,t表示i省份t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指标，Financei,t表示i省份t年的金融扭曲差异指标，Controlsi,t是i省份t年的宏观经济控制变量。γi表示省份虚拟变量，ηt表示时间虚拟变量，εi,t是随机扰动项。对估计模型进一步细化后可得：

Infdii,t=αdloanIn dloani,t+βlfdiIn lfdii,t-1+βwageIn wagei,t+βmpIn mpi,t+βmrIn mri,t+βinfrasIn infrasi,t+βinduIn indui,t+βopenIn openi,t+γi+ηt+εi,t（2）

Infdii,t=αdprivIn dprivi,t+βlfdiIn lfdii,t-1+βwageIn wagei,t+βmpIn mpi,t+βmrIn mri,t+βinfrasIn infrasi,t+βinduIn indui,t+βopenIn openi,t+γi+ηt+εi,t （3）

Infdii,t=αdbdlIn dfirgi,t+βlfdiIn lfdii,t-1+βwageIn wagei,t+βmpIn mpi,t+βmrIn mri,t+βinfrasIn infrasi,t+βinduIn indui,t+βopenIn openi,t+γi+ηt+εi,t（4）

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具体定义详见表2。为控制可能存在截面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将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并计算稳健标准误差。

（二）指标选取

1 非国有经济部门信贷比重

本文借鉴张军、金煜（2005）［13］研究思路，非国有经济部门信贷比重的估计方程可以表达如下：

firi,t=α+βsoei,t+θi,t+μi,t （5）

μi,t=ρμi,t-1+δi,t （6）

其中，firi,t代表银行信贷/地区总产值比重，soei,t代表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地区工业总产值比重。根据计量结果βsoei,t,可以用来度量银行信贷中配给到国有经济部门部分，而银行信贷中配给到非国有经济部门部分则可以用常数项α，地区虚拟变量θi,t和误差项μi,t之和表示。表1是对我国非国有经济部门信贷份额估计的结果。

2 贷款比重、存贷款余额比重

在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未得到改善时，金融市场规模扭曲能提高金融市场中实际可利用的资金总量，从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融资难问题，推动非国有经济部门竞争力的提高，减少非国有经济部门向外国投资者寻找投资的动机。因此本文还将地区金融机构贷款比重（loan）、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比重（firg）作为金融扭曲的反向指标，即金融机构贷款比重、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比重数值越大，表示该地区的金融扭曲程度越小。

3 金融扭曲差异指标的计算

地区金融扭曲差异指标是指i地区在t年的金融扭曲程度与t年度全国总体平均金融扭曲的差值，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dloani,t=loani,t-loani,t（7）

dprivi,t=privi,t-privi,t （8）

dfirgi,t=firgi,t-firgi,t （9）

由于银行贷款比重差异（dloan）、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dpriv）、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dfirg）3个金融扭曲变量均为反映地区金融扭曲差异程度的反向指标，即当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指标数值为正时，表示i地区t年的金融扭曲程度比t年的全国平均要低，地区的金融水平高；而数值为负时，表示i地区t年的金融扭曲程度比t年的全国平均要高，地区的金融水平低。由于三个金融变量是反映地区金融扭曲差异程度的反向指标，因此数值越大时，表示地区金融扭曲程度越低、金融越发达。

（三）变量说明

本文研究的时间为1998-2007年我国28个省、自治区(、海南数据缺失，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省)。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变量的统计分析

表3和表4分别是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和Spearman相关系数矩阵。由表4得知：银行贷款比重差异、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均显著的负相关，初步表明地区金融扭曲差异会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减少。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与地区劳动力成本，市场化程度显著负相关，与地区市场潜力、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以及开放程度均显著正相关，基本与我们前面的理论预期相一致。当然，更为严谨的结论还有待于下文的计量分析。

（二）实证检验

1．基本估计分析。地区金融扭曲差异与外商投资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②金融扭曲差异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OLS估计参数有偏和非一致，因此本文采用系统广义距模型Sys-GMM（System Generalized Model of Moments）估计方法来估计，同时将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的估计结果作为对照组列入估计结果表格中，但本文分析依然基于系统广义距模型的估计结果。表5是以外商直接投资流量（fdi）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出的基本估计结果， A1、A2、A3列的wald检验均是显著的（概率值均为000），而B1、B2、B3列的F检验均是显著的（概率值均为000），说明所有估计方程总体上均是显著的。

由表5可知：B1、B2、B3列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显著性较差，可能是没有有效地克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故本文分析采用有效地克服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的System -GMM估计结果，将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作为比较组。A1、A2、A3列的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3个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地为负，说明地区金融扭曲差异的减小会抑制FDI的流入。控制变量对FDI的影响基本与理论分析相符：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滞后一期（Lfdi）系数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FDI的流入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和示范作用；劳动力成本估计系数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FDI选择相对劳动成本较低的地区投资；地区市场潜力、市场化程度为负，但不显著；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开放程度均显著地为正，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的逐渐深入，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近些年来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较完善的扭曲条件，为产品的生产、运输、销售提供了有力地保障，显著地促进了FDI流入我国。

表6是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由表6可知：C1、C2、C3列的3个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显著地为负，且发现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程度（影响系数分别为-0194、-0168、-0109）要小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影响系数分别为-0840、-0725、-0490），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是FDI流量的累积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相比有一定的稳定性，当期金融扭曲差异是对当期流量FDI作用，从而影响了存量FDI。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滞后一期（Lafdi）系数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且对存量FDI影响（系数分别为0856、0869、0890）要比对流量FDI影响（系数分别为0302、0320、0333）要大，由于总体FDI存量基数较大，与流量FDI相比变化小，因此上期FDI存量对当期FDI存量的影响要大。其他控制变量对FDI的影响与理论预期相一致：劳动力成本、市场化程度估计系数为负，地区市场潜力系数为正，但均不显著；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开放程度显著为正，显著地促进了我国FDI存量的增长。上述分析说明金融扭曲差异影响FDI流入的观点不受变量选取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稳健性。

2分地区估计分析。表7是按照东部、中西部分组，③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由E、F列可知：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的影响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东部的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指标均为负，但不显著；而中西部的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负，且金融扭曲差异变量对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抑制程度（影响系数分别为-1442、-0844、-0707）要明显的大于东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062、-0195、-0158）。

这与我国东部经济开放程度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程度却比东部地区严重的现状相符合的。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程度高于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导致FDI作为国内不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替代和弥补而流入的效应要比东部地区更加显著，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对FDI流入有着比在东部地区更大的影响，进一步证实了上文金融扭曲影响FDI流入的机制分析中阐述的观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滞后一期（Lfdi）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外资流量的滞后一期代表的是FDI的示范效应，东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示范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518、0507、0524）要大于中西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415、0446、0470）。劳动力成本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负，工业化程度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地区市场潜力、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等控制变量对FDI的影响基本与上文结论一致。

表8是按照东部、中西部分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由G、H列可知：与表7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我国东部的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变量均为正，但不太显著；而中西部的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地为负，且金融扭曲差异变量对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fdi）的抑制程度（影响系数分别为-0298、-0145、-0150）要明显的大于东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060、0021、0041）。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滞后一期（Lafdi）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且东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示范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937、0929、0937）要大于中西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881、0905、0915）。

因此，无论是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还是存量，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我国的影响效果均一致，具有很强的稳健性。我国东部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没有显著作用；而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显著地抑制了FDI流入，且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抑制程度要明显的大于东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量的逐年大幅增加，现有金融体系是否能适应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已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的分析发现： 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指标会促进外资流入，且区域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程度要小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接着分地区研究发现：我国东部金融扭曲差异对外资流入没有显著作用；而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显著地抑制了外资流入，且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抑制程度要明显的大于东部。这与我国东部经济开放程度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程度却比东部地区严重的现状相符合的，中西部金融扭曲程度高于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金融扭曲导致外资作为国内不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替代和弥补而流入的效应要比东部更加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示范效应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而东部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示范效应要大于中西部。

因此，对于现阶段我国金融水平不高、金融服务仍然不太完善的情况，需要着力加强地区金融体系建设，大力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改善我国银行业产业结构，更有效地发挥银行业的杠杆支持作用。调整金融市场和信贷结构，完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在内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在政府金融开放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下，逐渐摆脱金融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让我国金融体系更好地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使二者互为有效地为经济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注 释：

① 2011年4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了新口径之下的2010年国际收支平衡表。

② 由于FDI流入对本国不完善的金融体系起到一定的替代和弥补作用，减轻非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因此FDI流入可能会降低东道国对本国不完善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的动力。从这个角度出发，FDI流入对金融扭曲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③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共10个省、市，中西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青海、新疆共18个省、自治区。 主要参考文献：

［1］Prasad, E. and Wei, S J. The Chinese Approach to Capital inflows: Pattern and Possible Explanations ［J］. 2005, IMF Working Paper No. 79.

［2］Sun, Q. Tong, W. and Yu, Q.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ross Chin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2, 21(1).

［3］ Fung, K. C. Garcia Herrero, A. Iizaka, H. and Siu, A. Hard or Soft?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as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J］.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2005, 56(4).

［4］ Berthelemy, J C. and S. Demurg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o China ［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0, 4(2).

［5］ Benassy, A. M. Coupet. and T. Mayer.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World Economy, 2007, 30(5).

［6］ Park, A. and K. Sehrt. Tests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Bank Reform in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 29(4).

［7］ Allen, F., J. Qian. and M. Qian.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 Edited by T. Rawski and L. Brandt, 200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 Huang, Y.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 . 200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Guariglia, Alessandra and Santos Paulino, Amelia U., Export Productivity,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Are the Southern Engines of Growth Different?, 2008.Working Papers RP2008/27,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UNU-WIDER).

［10］ Galina, H. and C. Long. What Determines Technological Spillover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 2007,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006-13.

［11］Ezeoha A.and N. Cattaneo , FDI Flows to Sub～Saharan Africa The Impact of Finance, Institu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CSAE Conference 2011: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 2011

［12］ Nasser.O, X.Gomes. Do Well Functioning Financial Systems Affect the FDI Flows to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09,(2).

［13］ 张 军，金 煜.我国的金融深入与生产率关系的再检验：1987-2001［J］. 经济研究，2005（11）．

Influences of Regional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on Foreign Capital Entrance

Zhou Shen1 Zhang Liang2 Qi Xin3Abstract: With the annual increase of our FDI inflow, attention has been focused on whether current financial system will accommodate to substantial inflow of foreign capital.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data of 28 provinces from 1998 to 2007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s of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on FDI inflow. The findings show that regional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affects FDI inflow, but the impacts of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on FDI inventory are less than on FDI flow. Regional study shows that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in eastern area has insignificant impacts on FDI inflow, but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in mid-western are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impacts FDI inflow and the negative impacts on FDI flow and inventory are greater than eastern areas.

第2篇：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城乡产业转移；金融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6-0074-04

1引言

城乡产业转移是城市某些产业向乡村转移的现象或过程，由于城乡经济、技术、要素禀赋的不同，导致产业从高梯度的城市向低梯度的乡村转移。因此，城乡产业转移是促进城乡产业结构优化与一体化发展，进而实现城市区域的整体布局建设以及郊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主要途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乡产业转移过程中涉及的因素以及领域不断扩展，作为现代产业典型代表的金融业对于城乡产业转移的影响也逐渐显现，而其中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以及金融深化程度对城乡产业转移程度的作用问题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与相关部门的关注。

为研究金融发展对于城乡产业转移进程的推动作用，本文以产业转移成熟度相对较高的北京为例，选取2001—2010年产业结构调整的绩效指标与金融结构、效率与深化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具体分析了北京城市功能核心区中的西城区、城市功能拓展区中的朝阳区、城市发展新区中的通州区及生态涵养发展区中的密云区的金融发展对城乡产业转移的影响效应，并据此对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中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西城区、朝阳区、通州区及密云区的选择是基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进程加快，产业转移的区域不断外扩。产业逐步由城市中心移出，呈现出波浪式的转移趋势，具体表现为产业由城市功能核心区向城市功能拓展区转移，城市功能拓展区向城市发展新区转移，城市发展新区向生态涵养发展区转移。因此从四大功能区当中分别选取代表区域进行分析，能够较好地描述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的整个进程。

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介绍了本文选题的相关背景及意义；第二部分则对研究金融发展与城乡产业转移之间相关性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简单的回顾与评述；第三部分包括研究方法的选择、数据说明以及实证分析所得到的相关结论；第四部分则是对北京城乡产业转移过程中的金融发展的相关建议。

2文献回顾与评述

国外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转移之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Goldsmith（1969）[ZW（]Goldsmith.R.W.金融机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ZW）]发表的《金融机构与金融发展》一文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创立。Mikinnon与Shaw（1993）又各自独立提出了“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指出金融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具有相关性，正式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发展理论。到20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He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认为经济的发展受到金融发展的制约，金融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Levine（1997）[ZW（]LEVINE.ROSS.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s and Agenda[J].Jou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6）：688-726.[ZW）]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途径以及机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

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转移之间相关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金融发展水平对于转移产业吸引力的角度入手的。顾海峰（2010）[ZW（]顾海峰.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机理性建构研究[J].上海金融，2010（5）：18-22.[ZW）]通过对于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机理性架构的构建，分析得到金融发展与产业转移的内在关系。杨琳等（2002）[ZW（]杨琳，李建伟.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J].财贸经济，2003（2-3）：9-13，11-14.[ZW）]指出金融发展有利于地区性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加大对于外来优势产业的吸引力，加速区际间的产业转移。张三峰（2009）[ZW（]张三峰，杨德才.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研究——基于我国中部地区的分析[J].经济管理，2009（8）：27-32.[ZW）]认为，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产业必然不断向那些提供良好的产业生存环境与良好的基础设施的区域进行转移，因此产业承接地的相关“软资源”成为拉动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李建伟等（2007）[ZW（]李建伟.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角色的分析[J].当代财经，2007（1）：27-30.[ZW）]也同样指出，产业转移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与技术外溢性拉动产业承接地的经济发展，而发达的金融系统则对这一过程具有明显的加速作用。范方志（2003）[ZW（]范方志，张立军.中国区域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J].金融研究，2003（11）：36-47.[ZW）]则从反面说明了金融发展对于产业转移的拉动作用。他针对我国实际，从东、中、西三个地区层面研究金融结构转变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指出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转换速度不快，妨碍了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降低了对于东部地区优势产业的吸引，阻碍了区域间产业的转移，而产业发展的滞后，又导致金融业发展缓慢和当地经济的落后。

研究发现，国外的文献主要是集中于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发展的理论框架研究，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转移的研究较少。而相比之下，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转移的相关性研究的成果较多，但是却几乎没有从金融视角对城乡产业转移进行研究的文献。因此，本文试图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金融支持的视角，以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为对象，对二者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

3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与区域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

3.1方法与指标的选择

本文借鉴周元（2010）[ZW（]周元.广东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系研究[J].特区经济，2010（6）：29-30.[ZW）]、李红河（2010）[ZW（]李红河.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关系——以重庆为例[J].重庆社会科学，2010（2）：45-48.[ZW）]、邓光亚与唐天伟（2010）[ZW（]唐天伟，邓光亚.中部崛起中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版），2010（2）：21-23.[ZW）]等人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研究，选取了产业结构调整绩效指标来描述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同时结合金融发展方面的三项指标，共同分析金融发展对于产业转移的推动作用，为推进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可供选择的政策建议。

本文所涉及的指标主要包括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两个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因而本文选择产业结构优化率ISR（即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产值之和与当地GDP之间的比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率ISU（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率）来衡量产业结构的调整状况[ZW（]邓光亚，唐天伟.中部区域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互动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0（5）：17-21.[ZW）]。

在金融发展方面的指标内容则包括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与金融深化三个方面，因此本文分别从三个角度对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进行衡量：①金融结构指标FS（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总贷款）用来衡量金融发展中金融结构的变化；②金融深化指标FD（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GDP），用以反映金融深化的程度，总量上衡量金融发展的状况；③金融效率指标FE（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用以反映金融系统配置资本的效率⑨。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市区域统计年鉴》（2001—2010），获得2001—2010年10年的北京市全市、西城区、朝阳区、通州区及密云区的相关数据，结合上述各项指标计算方法，就得到了2001年至2010年间五个区域的相关指标，为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提供了有效数据[ZW（]本文实证分析使用的数据和得到的相应指标数据限于篇幅，不予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直接向作者索要。[ZW）]。

3.2数据分析

在产业结构优化率与升级率两方面，北京市全市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区域间的差异仍然较大，地处城市功能核心区的西城区与地处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朝阳区无论是在产业结构优化率方面还是在产业结构升级率方面都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高于北京市的全市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地处城市发展新区的通州区与地处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密云区则稍显落后，略低于北京市全市的平均水平。

在金融结构指标方面，五个区域的整体趋势较为一致，都处在一个上升通道之中，其中由于西城区的金融业发展较早，金融结构指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密云区则相对落后，金融结构水平要略低于北京市平均水平。在金融深化指标方面，五个区域之间的差异就相对明显，北京市整体水平与朝阳区都相对较高，而西城区、通州区与密云区则仅为平均水平的33%左右，其中西城区在2003年之前与全市平均水平以及朝阳区水平较为接近，2003年则急剧下降，并自此以后一直处在一个较低水平。相比之下，金融效率指标的水平，除西城区一直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外，其他四个地区的水平则比较相近。只是在2005年之前有所差异，而在2005年之后，四个地区的差距逐步缩小，开始趋同，并最终分布在0.3～0.5。

本文考虑到数据的波动性等问题，为使数据波动相对平稳，因而对所有的指标均采取自然对数形式加以研究。

在进行进一步的协整分析之前，需对数据进行平稳性分析，本文选择使用ADF检验。

由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的直接序列均不稳定，但其一阶差分均平稳，因此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即为I（1）的，符合协整分析的条件，变量间可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然后以产业结构优化率ISR及产业结构升级率ISU为因变量，金融结构FS、金融深化FD以及金融效率FE作为自变量，对上述五地区进行回归分析[ZW（]本文具体的实证分析过程限于篇幅，不予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直接向作者索要。[ZW）]。

经过实证分析，得到北京市全市、西城区、朝阳区、通州区、密云区五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率ISR、产业结构升级率ISU、金融结构指标FS、金融深化指标FD、金融效率指标FE之间的关系。

在金融结构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方面，金融结构指标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即中长期贷款占贷款总比例越高，产业结构变化越明显。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相比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金融结构方面的变化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更为明显。北京市全市、西城区、朝阳区、通州区、密云区五个地区，金融结构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444、0.2164、1.0727、0.0382、0.3679，而五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117、0.0011、0.0032、0.1199、0.0225，其数值均低于前者。

在金融深化程度的影响方面，金融深化指标则表现为与产业结构变动负相关，即每单位产出所需的贷款量越小的地区，其产业结构变化越明显。与前面分析的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方式较为类似，金融深化指标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率的绝对影响率，仍然表现为对后者的影响大于对前者的影响，其中对于北京市全市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041、-0.0981，对西城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003、-2.2352，对朝阳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072、-0.1024，对通州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319、-0.5587，对密云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107、-0.1338。因此，金融深化对于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升级方面。

在金融效率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上，情形则略有不同，金融效率指标表现出不同地区正负相关错的情形，但总体上仍呈现出负相关性，即贷款比例占存款比例越低的地区，其产业转移越明显。其中，通州区与密云区的金融效率指标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率的影响为正相关，分别为0.0722与0.0576，对产业结构升级率的影响则为负，分别为-0.7282与-1.3799。北京市全市、西城区及朝阳区的金融效率指标的影响系数的表现较为一致，金融效率指标对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影响均为负相关。同时，从绝对数值上看，金融效率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较大，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系数较小。

3.3结论

第一，金融结构中的中长期贷款对区域产业转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金融结构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速度不断加快，产业转移的速度也进一步得到提升。由于转移产业在移入产业承接地区之初，其发展状态处于一个上升态势，与之前的状态相比较为不稳定，因此，对于稳定资金流的需求较大；相比其他资金流来源，中长期贷款的还款周期长的特点决定了其成为稳定资金流的重要来源。截至2010年年底，北京市全市中长期贷款总额占全市贷款总额比重为76.5%，西城区、朝阳区、通州区则分别为91.7%、 77.2%、78.5%，分别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14.8个百分点、0.7个百分点与2个百分点，而密云区则仅为72.9%，落后全市平均水平3.6个百分点。而同期北京市全市、西城区、朝阳区与通州区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均在96%以上，其中西城区与朝阳区的占比更是高达99%，而密云区仅为88.4%。因此，金融结构优化程度越高，金融结构中的中长期贷款占贷款总量的比例越高，则金融支持对产业转移的推动作用越大，加速作用越明显。

第二，金融深化中的单位货币产出比对区域产业转移的影响。随着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资本流转速度不断加快，每单位货币所带来的产出不断提高，较少的货币即能完成以前需要大量货币进行流转才能完成的生产，同样的融资总量就能为融资企业带来更多的产出。因此，在相同的产业结构水平下，更高的单位货币产出比往往能够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促进产业转移。由于北京市全市、西城区以及朝阳区的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比较相近，因此三者的每单位货币产出比的可比性较强。截至2010年年底，北京市全市每单位货币比为0.177，西城区与朝阳区则分别为0.544与0.181，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而同期西城区与朝阳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分别为89.2%与88.7%，北京市全市则为75.5%，分别低于西城区与朝阳区13.7个百分点与13.2个百分点。因此，每单位贷款所带来的产出越大的地区，其相关的高端服务业发展速度越快，产业结构调整越迅速，产业转移的趋势越明显。

第三，金融效率中的贷款占存款比例对区域产业转移的影响。现代产业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促使融资渠道的不断拓宽，资金来源更加丰富，传统的银行贷款已经不再是产业转移过程中唯一的融资方式，证券市场、债券市场的融资作用日渐凸显。相比传统的银行贷款，股票与债券等现代融资手段具有高效、自由、灵活等特点，而这些特点恰好与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契合，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加速了区域产业的升级速度。2001年至2010年10年间，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区以及通州区贷款占存款平均比例分别为59.7%、25.6%、47.6%、49.9%，密云区则为62.9%，高于全市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而该10年间，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区以及通州区第三产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4%、28%、27%、22%，远高于同期密云区的13%。因此，融资渠道较为丰富、贷款占存款比重相对较低的地区，其新兴产业发展往往较快，有利于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产业转移的步伐。

4政策建议

北京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是以北京市全面发展为目标的，金融在实现产业转移带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可以给予有效的支持，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又称为金融业发展可持续性与有效性的保证。相比以西城区为代表的城市功能核心区以及以朝阳区为代表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以通州区、密云区为代表的地处城市发展新区与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区域则显得资本相对匮乏，金融发展相对滞后，而产业转移带来的产业发展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产业转移进程相对缓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北京市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不协调，未能实现互动式的发展。因此，本文针对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与金融发展互动协作过程中的问题，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4.1优化金融结构，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产业转移移入地区应加强对于转移产业的金融支持，对于转移产业给予充分的金融支持政策，加大贷款结构中中长期贷款的比例，减小产业转移过程中企业面临的中长期资金压力。其中以密云区为代表的生态涵养发展区由于金融业起步较晚，相比中心城区其金融业发展较为落后，直接融资渠道较窄，更加依赖银行融资，因此更应加大中长期贷款的投放力度，减小由于融资渠道单一带来的融资压力，保证移入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应加强自身的风险监控，对融资企业的资质进行严格的筛选，在保证中长期贷款发放量的同时，保证银行业自身的资金安全。

4.2加速金融深化，提高单位货币产出比尽管朝阳区产业结构在北京市全市范围内处在前列，但其单位货币产出比并未明显高于北京市全市平均水平，且与西城区水平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以朝阳区为代表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应该在现有的金融基础之上，进一步提高资本流转速度，提高银行业的办事效率，简化相关的融资流程。同时对于已通过贷款审批的项目，应该进一步加快对于融资企业的放款速度，总体上缩短融资企业由申请融资到获得融资的整个融资周期，从而提高单位货币产出比，加速产业结构调整速度，促进产业的转移。

4.3提高金融效率，拓宽融资渠道北京市拥有众多上市企业，应大力鼓励企业合理利用证券市场、债券市场进行融资，减少对于银行贷款融资的依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融资体系，强化金融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提高融资效率。合理利用直接融资渠道融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以西城区为代表的城市功能核心区金融市场较为发达，上市企业较多，应进一步加强对于证券市场、债券市场等较为成熟的直接融资渠道的利用；以通州区为代表的城市发展新区则应该鼓励企业利用场外股权市场等门槛较低的直接融资渠道进行融资，加大直接融资比例，减小对于银行贷款的依存度，利用直接融资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产业转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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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顾海峰.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机理性建构研究[J].上海金融，2010（5）：18-22.

第3篇：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范文

在面对民间融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非法集资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违法吸收资金故意与诈骗故意的判断等疑难问题时，刑法理论往往难以通过全面且有效的论证在刑法规范条文与民间融资现实冲突之间化解个案争议或者弥合制度断裂。对此，笔者认为，刑法理论有必要超越民间融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传统规范思维框架，从此类案件频发的金融动因，即市场融资需求的角度出发，拓展刑法规范分析视野，将所有与民间融资有关的犯罪——融资犯罪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深度剖析。融资犯罪是指非法从事融资活动，严重侵害金融市场机制与投资者权益，根据刑法规定应当予以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根据非法融资犯罪行为形式以及融资犯罪所侵害的金融市场机制进行区分，融资犯罪包括直接融资犯罪与间接融资犯罪两种类型。直接融资犯罪是融资者与投资者直接就资金吸收与交付非法达成协议，侵犯直接融资市场机制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160条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第179条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第225条非法经营罪以及第192条集资诈骗罪等分别从保护证券发行核准与合规制度、直接融资业务国家许可经营制度以及严厉打击通过发行证券形式诈骗投资者资金等角度对直接融资犯罪进行规制。间接融资犯罪是融资者通过欺骗或者诈骗手段获取金融中介机构资金，或者以金融机构名义从事融资业务或者变相从事融资业务，侵犯间接融资市场机制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175条第3款骗取贷款罪、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第192条集资诈骗罪以及第193条贷款诈骗罪等分别从保护银行存贷款业务许可经营制度与存贷款资金安全以及严厉打击通过公开吸收存款方式诈骗投资者资金等角度对间接融资犯罪进行规制。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融资犯罪，本质上是民间合法融资与投资渠道不畅通、金融市场竞争不充分、民间融资中介服务受限制、金融信用与风险防控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金融行政法律规范缺位与错位现状下融资主体对刑法规范文本的僭越。然而，我国融资犯罪立法与司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结构性紊乱，对于涉嫌融资犯罪的行为违法性判断机制在实践操作中受到扭曲，金融风险分配与控制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过程中也未引起重视，这实质性地加深了对融资犯罪刑事处罚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公平性的质疑。对此，笔者认为，以融资犯罪的整体规范视角分析当前合法、非法或者构成犯罪的民间融资行为，有助于全面把握我国刑法规制各类直接或者间接融资犯罪的规范功能与结构，动态地考察与反思当前融资监管行政法律规范与融资市场机制刑法规范之间的缺位、越位、错位问题，在融资制度改革①的背景下对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优化融资犯罪刑事处罚规范提出理论前瞻与实践建议。

融资犯罪刑事控制：结构性紊乱与失衡

融资是一种支付超过现金的资金成本取得相关资产的金融行为。[5]其中，直接融资是不经由银行等金融中介而通过出售股票、债券等形式直接获得投资者资金；间接融资则是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间接地获取金融机构从金融市场中吸收的投资者资金。我国刑法对融资市场及其相关法律制度设置了以四个不同层面的刑法规范为基础的高强度保障机制。第一层次：证券发行核准制度与吸收存款审批制度刑法保障。根据我国证券法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同时，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等金融法律的规定，商业银行、城乡信用合作社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则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业务。未经核准擅自发行证券或者违反法律规定从事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分别构成我国刑法规定的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二层次：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市场的资本权益刑法保障。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基于保护投资者资金安全的现实需要，融资方获取投资方资金必须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严重违反证券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有关融资信息披露规则，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骗取贷款罪。第三层次：证券业务与银行业务审批许可经营制度刑法保障。我国对证券与银行业务实行审批许可经营制度，违反国家规定，未经批准从事股票承销或交易等证券业务或者存贷款、资金结算等银行业务，严重扰乱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市场秩序的，构成非法经营罪。第四层次：投资者与金融机构财产权以及金融安全刑法保障。基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以发行证券、吸收公众存款等形式使用诈骗方法获取投资者资金的，构成集资诈骗罪；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构成贷款诈骗罪。单纯从静态角度分析我国刑法四个层次的融资机制规范保障体系，完全可以得出刑法规制结构完整、罪名配置对称均衡等结论。但是，如果从刑法规范动态运作的角度进行深度解析，可以发现我国融资犯罪刑事控制实践在以下两方面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其一，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犯罪偏向性刑事保障。公安部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0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非法集资类案件5000余起；2011年1月至9月，全国就立案非法集资类案件1300余起，涉案金额达133.8亿元。[6]可见，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为核心的间接融资刑法规范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被广泛且深度地予以适用。反观直接融资刑事司法实践，除了以发行证券形式从事集资诈骗以及开展非法证券业务等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与国家金融管制的案件之外，欺诈发行、擅自发行证券等直接针对金融市场投资者实施的直接融资犯罪极少能够予以查处。在近年来仅有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个案中，不仅融资犯罪者刑事制裁强度较低，而且存在投资者利益无法及时且全面弥补问题。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为代表的间接融资犯罪强化规制与以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为代表的直接融资犯罪低度控制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深刻地反映出立法机关基于平等保护融资市场各方合法利益而制定的融资犯罪刑法规范适用过程中出现了明显倾向间接融资市场保护的失衡，而间接融资市场实际上是以金融垄断为基础的利益集中平台。其二，融资犯罪主观与客观要件证明压力失调性配置。分析融资犯罪刑法规范体系的纵深结构可知，欺诈发行、擅自发行证券犯罪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骗取贷款罪系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且在行为上表现为欺诈的直接或者间接融资犯罪；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是基于非法占有目的且使用欺诈方法的直接或者间接融资犯罪。欺诈与诈骗、非法融资目的与非法占有目的分别从客观与主观构成要件的角度确定了融资欺诈犯罪与融资诈骗犯罪的界限。只有符合诈骗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主客观双重核心要件的非法融资行为才能认定为融资诈骗犯罪，而其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显然应当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证明过程，故理论上融资犯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证明压力应当略强于主观构成要件。然而，就现阶段融资犯罪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争议焦点来看，各方观点集中于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与反驳问题[7]。对于诈骗行为的论证存在明显不足，这实际上导致融资犯罪主观构成要件证明压力过大。尽管司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强调通过客观事实推定非法占有目的，但融资者主观上的犯罪目的更倾向于一个基于个案具体情形下的区别化判断规则论证问题，司法解释有关非法占有目的的规定仍然存在过于原则、过于依赖实质判断或者价值判断、以客观结果机械化反推主观目的等重重弊端。

第4篇：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金融发展；对外贸易；因果关系

一、前言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资金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越来越自由。在这一过程中，资金的自由流动促进了一国金融的发展，生产要素的全球化流动促进了贸易的快速发展。因此，金融与贸易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发展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储蓄转化为投资，增加资本积累，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通道，推进技术创新，从而促进一国或地区的贸易经济增长。

由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差异，考虑到新疆的现状，无论是金融的发展水平，还是对外贸易的规模和结构，都还处于发展上升阶段，鉴于此，有必要从新疆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现实背景出发，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分析新疆区域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指标的选择

本文将从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能力（ZJ）、间接融资能力（JJ）与信贷转换率（SLR）三个指标来衡量新疆区域金融的发展水平。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方式是指通过股票、债券、基金等方式获取资金，我们用新疆股票市价总值代表直接融资的数量，国民财富用新疆GDP来衡量，则ZJ=股票市价总值/GDP。

间接融资是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融通资金，则间接融资能力用银行贷款总额与国民财富的比值来衡量，即JJ=贷款总额/GDP.

信贷转换率衡量的是金融机构将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效率，能有效检测金融机构的办事效率，在国内是比较常用的，即SLR=贷款总额/存款总额。

针对对外贸易指标则选用贸易开放度（TOPEN）与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TCS），与国内大多数学者一样，贸易开发度采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率来衡量，贸易的商品结构采用制成品出口总量与出口总额的比率表示。

受数据资料的限制，本文采用1994-201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各年的《新疆统计年鉴》。另外，为了剔除个别变量间的异常关系，将对所选取的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

（二）平稳性检验

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分析，只有变量在同阶平稳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协整分析。本文采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水平序列上，所以的检验结果都没有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因此可以认为LNTOPEN、LNTCS、LNZJ、LNJJ、LNSLR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所有变量一阶差分后至少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拒绝了有单位根的假设，因此这些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三）协整检验

既然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各个指标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我们采用Johansen多变量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时间序列进行检验，通过计算出最大特征值，比较它们与给定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的大小。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的协整检验结果可知，有三组变量存在着一定的协整关系，则各协整关系所对应的长期均衡方程分别为：

由以上各式我们看出以下几点：第一，对外贸易开放度与信贷转化率、直接融资能力呈反方向的变化关系，与间接融资能力呈正向变化关系。对于新疆这个金融市场发展还不是很完善的现状下，各种微小型企业在资本上融资能力非常有限，再加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有限，使得资金的利用率大大降低，因此，金融体制发展不健全对新疆进出口总额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第二，无论是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能力、间接融资能力还是信贷转化率对对外贸易的结构都有正向的影响关系。表现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对新疆制成品的生产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从而促进了制成品在总出口中的比率。

第三，对外贸易开放度以及贸易结构的调整不利于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部分原因在于新疆进出口产品的结构还处于较低层次的粗放式经营阶段，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较少，对金融发展的贡献度较低，另一方面是由于新疆金融开发度不是很高，对外国银行的进入制定了一定的标准，从而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得出了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各个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协整关系，下面我们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来验证各个指标之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LNSLR与LNTOPEN在10%的显著水平下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LNTOPEN与LNJJ、LNJJ与LNTCS之间在1%的显著水平下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而LNZJ与LNTOPEN、LNTCS与LNZJ、LNSLR与LNTCS之间均不存在长期的因果关系。这说明新疆金融市场上间接接融资能力的提高在长期中对外贸总额以及外贸结构的变化是起促进作用的，与前面考察协整关系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说明在新疆，通过向银行贷款仍然是企业获得融资的重要途径。针对金融市场直接融资功能以及信贷转换率与对外贸易相关指标的不存在相互的因果关系，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新疆自身条件的限制，各种金融制度仍然不是很完善，而且金融机构的数量较少，使得金融市场的发展较为缓慢，企业获得融资的机会也就主要集中在银行，而且在新疆，与金融发展相关的贸易业务在金融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较少，从而，对外贸易的发展不能明显地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新疆处于跨越式发展阶段，大部分贷款都被投入到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经济周期长收益较低的产业中去，这就使得信贷转化率的提高并没有对外贸的发展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三、结论

从以上的各种检验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通过银行贷款获取资金的间接融资方式促进了外贸开放度的发展，而以股票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方式并没有发挥相应的促进作用，表明新疆资本市场运行的低效率，信贷转换率的提高在短期内有利于外贸商品总额的增加。外贸开放度的发展，在短期中，无论是对直接融资、间接融资还是信贷转化率均起到促进作用，表明通过对外贸易使得资金在国际市场上流通，提高了资金的运行和使用效率，以此来促进本地金融市场的发展。第二，在短期中，直接融资方式对外贸结构的改善起到促进作用，而间接融资与信贷转化率则起抑制作用，但是在长期中，无论是直接融资、间接融资还是信贷转化率对外贸结构的调整均起到促进作用，表明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企业进行产业优化，产业升级有积极的作用。外贸结构的改善在短期内促进了直接融资工具的发展，但是不利于间接融资市场以及信贷转化率的提高，表明外贸商品结构的不合理，不能有效促进金融市场效率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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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范文

中国金融在经过20多年快速发展后，金融总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金融体系的各项改革取得明显成效，银行、证券、保险业稳步发展，资产规模不断壮大；金融市场结构优化，参与主体不断增加，基础性制度建设得到加强，市场活跃度显著提高；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加深。随着金融改革的稳步推进和金融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各地区主要金融机构实力增强，金融风险得到有效化解，风险防范能力进一步增强，区域金融稳定性有所增强。

我国金融产业在规模和结构方面均获得快速发展：

（一）我国金融产业整体实力明显增强。从机构改革来看，金融机构由开放前的单一的银行制发展为银行、信托、证券、保险等多元化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格局；2007年，银行、证券、保险业金融机构总体实力和盈利能力明显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继续扩大，年底总额达52.6万亿元，增长19.7%。银行在全部金融机构中的市场份额比重逐年下降，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地方性金融机构比重逐步提高。

（二）我国金融产业结构仍以银行业为主导，证券保险业资产逐年增加。尽管我国已经形成了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组织体系，但是金融产业结构仍然明显失衡，银行业所占比重过高。无论从资产规模，还是机构、从业人员数量看，目前我国金融行业中银行业所占的比重都过高，在行业竞争中表现为银行垄断的市场格局。在我国的金融产业结构中银行机构的比重很高，2006年以前占比均在90%以上，2007年银行业总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87%以上，行业竞争中表现出银行垄断的市场格局；证券业、保险业等尽管有所增长，但增幅不一，所占比重显著偏低。

（三）间接融资比重过大，直接融资还有待大力发展。目前我国形成的是以银行业为主的金融产业结构。银行作为中介机构，是中央银行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纽带，联结着货币政策执行与社会资金活动。在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非金融部门融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这意味着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银行贷款与债券、股票不可完全替代。目前我国间接融资额远远大于直接融资额，尽管2007年股票筹资额有大幅增长，但2008年随着股市的回落股票筹资额再次减少。融资方式仍以银行贷款为主。

（四）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尚不平衡，东北地区金融实力较强，西部地区发展偏弱。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既是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反映，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地区间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区域金融体系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不利于我国金融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使得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工作面临诸多挑战。

二、中国金融产业结构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一）银行业的稳健性分析

我国境内中资商业银行近几年来资本充足水平提高较快，商业银行改革成效明显，资本约束和风险防范机制逐步建立，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资产质量明显提高，财务状况明显改善，资产利润率稳步增长，资产流动性充足，资产变现能力和应急支付能力较强，不良贷款率继续下降，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逐年提高，抗风险能力持续增强。2007年底，资本充足率达到8%监管要求的商业银行由2003年的8家增加到161家，达标银行资产占同期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比重由0.56%提高到79％。盈利能力不断增强，2007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全年实现税后净利润4467亿元，盈利水平大幅提高；资本利润率达到16.73%,资产利润率为0.92％，均比上年明显提高。

但我国银行业仍存在以下问题需要予以重视解决：

一是盈利结构仍需改善。目前利差收入仍然是境内中资商业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2007年商业银行净利息收入在营业收入总占比84%以上，商业银行盈利仍过多依靠传统业务，需要进一步开拓业务领域，改善收入结构，提高财务可持续能力。二是贷款期限结构不够合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发达，中长期资金主要通过银行配置，境内中资商业银行人民币中长期贷款比居高不下，境内商业银行存贷款期限错配较为严重，对此可能引起的风险应予以关注。三是房地产贷款增长较快，信贷风险逐步显露。近几年房地产贷款增速较快，房地产余额达到贷款余额的16%,在银行信贷资金大量进入房地产业的同时，信贷资产质量呈下降趋势。目前随着宏观调控的实施，房地产市场持续降温，部分大城市因房价下跌甚至出现断供现象，房地产市场运行中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逐步显露，需要引起重视。四是融资结构不协调给银行业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需要关注。多年来，银行业在满足社会筹融资需求中发挥了主要作用，2006年，银行新增贷款占国内非金融部门融资增量的82%，金融风险过多聚集在银行体系，不利于银行业长期健康发展，从长远看，应注意改善融资结构，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分散银行体系的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五是存款保险等长效机制尚未建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弊端日趋明显，特别是容易增加道德风险。尽快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强化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完善市场化金融风险补偿机制和危机处理长效机制，保证银行业安全运行。

（二）证券业稳健性分析

证券业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直接融资的发展，证券业在促进资金融通，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但证券业的发展同样有喜有忧：

一是直接融资比例有所提高，融资结构仍待优化。截至2007年底，直接融资额（包括股票、国债和公司债）达到1.24万亿元，占全社会融资额的21.1%。尽管资本市场的发展促进了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但目前中国社会融资结构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比例过低，企业融资高度依赖银行贷款的问题尚未得到明显改善，不利于拓展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风险向银行体系的集中。因此，应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促进融资结构优化。

二是债券市场初具规模，但公司债券市场发展有待加快。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增速来看，债券市场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债券市场特别是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扩大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和容量，拓展投资者的投资渠道，而且对促进直接融资市场的结构优化、分散和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大力发展债券市场，促进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协调发展。

三是股票市场结构得到优化，但市场风险值得关注。2007年，股票市场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股票发行规模和投资者入市程度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进入2008年股市震荡下跌，股票市值大幅缩水。国际经验表明，股票价格一旦出现大幅波动，势必对经济运行和居民财产产生不利影响。在此情况下，要特别防止股市风险的产生。

（三）保险业稳健性分析

近年来中国保险业总体保持健康发展。协调发展格局逐渐显现，市场集中度持续下降，资本实力得到增强，但仍然需注意防范资本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一是保险公司股权投资比重提高，受资本市场波动影响加大。自2005年保险资金被允许直接金融股票市场以来，保险公司逐年增加股权类投资，尤其在2007年，保险业投资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等的资金规模有了大幅度提高，所占保险资金份额提高至27.1%。但随着保险资金在资本市场中运用逐渐扩大，资本市场出现大幅度波动会对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和偿付能力产生影响。

二是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公司治理结构仍有待完善。同时中国保险公司治理结构仍不够合理，部分保险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制衡机制不完善，内控制度不完备。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导致出现财务数据不真实、账外账和内外勾结侵害公司利益等现象。

三是保险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产品的针对性不突出。各产品之间发展不平衡。主要原因在于保险公司产品创新机制不健全，各家公司在研发保险产品时，贴近市场、贴近客户、深入分析公众实际需求的主动性不够，仍难以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层次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三、政策建议

第一，深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改革，完善金融功能，改善区域金融结构。以结构调整和竞争来促进效率的提高，培育真正的市场性寡头金融机构。各类金融机构在改革过程中，应以利润为目标，以市场化为取向，加快推进商业化进程，建立符合金融开放与发展的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并健全银行的外部治理机制。实现银行管理体制的扁平化，有效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逐步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内部控制体系。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银行业经营的透明度。协调自我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不断增强竞争力。

第二、加大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发展力度，促进金融产业的均衡发展。扩大证券中介机构的资本规模，壮大资本实力，通过增资扩股、重组并购、上市等方式尽快扩大规模；优化上市公司盈利结构，保持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上市公司实体业务的盈利水平是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险公司应以完善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为着力点，进一步深化改革，真正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健全产品创新机制，丰富保险产品。加强风险管理，提高管控能力。

第三、加强金融各业风险防控机制，增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和竞争力。加强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建立覆盖所有业务流程和操作环节，对风险进行持续监控、定期评估和准确预警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完善主营业务风险防范机制，建立科学的风险防控体系，识别和评估经营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同时关注战略规划失误和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等因素可能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采用先进的风险管理方法和手段，切实提高抗风险能力，努力实现适当风险水平下的效益最大化。

第6篇：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中小企业；融资战略

基金项目：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重点课题“后金融危机时期内蒙古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财务战略探讨”（IMRTUV-ISR201202）的阶段性成果

一、融资战略与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

融资战略是企业财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筹资渠道和资本（金）市场，运用筹资方式，经济有效地筹集企业所需资本（金）的方略。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缓慢复苏，欧洲债务危机继续恶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开始放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于市场经济弱势地位的中小企业，资金链进一步趋紧，中小企业依然掣肘于资金问题，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其可持续盈利能力，可持续盈利能力又取决于其可持续融投资能力。可见，后危机时期中小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将融资问题上升到企业战略管理的高度，审慎进行融资规划。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的问题。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因素有很多，并不完全是由外部环境因素造成的，与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有很大关系。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一些中小企业陷入了财务困境，最终因资金断裂而倒下。同时也有一些企业经受住了考验，抓住了后危机时期市场加速洗牌的时机逆势成长。金融危机有“危”也有“机”，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政府层面，为了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金融危机均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中小企业自身只有苦练内功，推进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才能赢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缓解融资约束问题。

二、内蒙古中小企业融资战略规划

截至2012年10月底，内蒙古中小企业达到17.5万户，占企业总数的99%，在推动自治区经济增长、开展技术创新、扩大就业、促进民生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后危机时期，内蒙古中小企业不仅受到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而且面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2009年以来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意见》、《关于促进小型微型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措施。特别是内蒙古“8337”发展思路提出的“着力壮大县域经济”、“着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工作重点，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小企业必须审时度势，转变观念，结合“8337”发展思路来调整企业的融资战略。

（一）扩大股权融资比例

按照融资过程中形成的不同资金产权关系，可以把企业融资方式分为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目前我区中小企业外源融资中更多依赖债权融资。债权融资的主要渠道包括银行贷款、商业信用融资和民间借贷等。由于负债融资固定的利息支出可以给企业带来财务杠杆好处，包括减少所得税支出、激励企业管理层努力增加收益等方面。当企业负债比例提高时，就会扩大这种财务杠杆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负债融资对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经济下滑，市场不景气，企业扩大财务杠杆作用的同时，也加大了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后金融危机时期由于经营不善，负担不起高额的利息而破产倒闭，中小企业业主选择“跑路”的事情时有发生。融资战略应该与企业经营风险相配合，当企业经营风险较高时，就应该适当地降低企业的融资风险。因此，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小企业应该严格控制负债额度与负债比例，采取以股权融资为主的稳健融资战略，降低企业的整体风险。企业可以通过保留大部分利润作为留存收益、吸收直接投资、发行股票等方式增加自有资金的比例，提高财务实力。

（二）扩大直接融资比例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的发展阶段，企业融资方式的转变是经济转型的主要内容。在转型过程中，企业融资将更多地依靠市场来解决，中小企业也不例外。中小企业融资不可能单纯依赖靠银行贷款来解决。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在利率市场化持续推动的宏观政策鼓励下，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势必会重新划分我国融资市场的格局。由于利率市场化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大部分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盈利考虑将会收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信贷配给将会更加严峻。在从金融机构贷款越来越难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应及时转变思路，疏通直接融资渠道。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日益多元化，发展良好的中小企业应积极利用证券市场获得发展资金，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融资，逐步扩大企业直接融资的比例。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意见》中就提出了要推动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积极推动中小企业改制上市。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可以选择在中小板、创业板上市融资。截至2012年底，国内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已达1056家，通过IPO实现直接融资7460.37亿元。内蒙古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只有5家，实现直接融资22.73亿元，由此可见，内蒙古中小企业上市比例仅占全国极小的份额，较大的差距意味着我区中小企业还有较大的努力空间。

第7篇：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范文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古典学派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开始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摸索。尽管有学者指出部分研究过分夸大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积极而又紧密的联系。国内学界往往在整理回顾了国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宏观经济层面，金融发展确实对整个经济发展起到了协调和促进作用，其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在于整个经济和金融系统而引发的要素流动，特别是资本流动。但是立足微观区域视角的一些研究并没有支持上述观点，有研究发现，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金融发展不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原因，可能只是经济增长的内生结果。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始终是没有打开的“黑箱”。

就传统意义而言，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主要采用财政、税收等非金融手段直接影响企业的运行，进而带动地方经济增长。但是这种调节存在严重的挤出效应和非市场化效应，难以切实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伴随着中央深化改革举措的不断推出，立足市场机制、包括资本市场建立和健全区域的经济运行系统就成为当前政府职能部门关注的核心问题。

区域金融影响经济运行的机理分析

区域金融作为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经济运行的作用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个维度。作为生产业，金融服务本身就是价值创造的重要力量。特别是伴随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层次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必将直接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之一。但是立足以一、二产业发展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发展，金融在自身赢利、创造价值的同时，更重要的职能应该是为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推动和扶持区域产业的竞争力提升。发挥上述功效的关键在于明确金融系统作用于区域经济的立足点、明确作用的方式和路径、解析内在的机理。

立足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为实体企业提供资本，是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融资是资本市场最主要的功能，而资金短缺又是当前企业面临的最大困境。如何通过有效的资本市场运作，发挥金融系统的融资功能，将直接决定区域金融系统是否有效。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组织，是配置资源、创造社会财富的唯一形态。在信贷压力不断扩大、IPO步骤放缓，而企业转型升级资金需求日益提升的情况下，通过有效引导企业分层次地参与“地区股权交易”“新三板”等场外业务和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等场内业务，借助小微贷等金融产品，可以缓解资金压力，实现规模扩张和能力提升等转型升级要务，进而形成区域经济的内源性增长。

立足生产性的金融服务开发，为流通环节提供推动力，是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枢纽。对于生产性企业而言，金融系统还为整个经济系统提供服务工作，特别是立足商贸、流通环节，金融的作用非常重大。流通环节立足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金融在支付工具、信用担保、保险对冲、融资租赁等众多环节起到关键性作用。特别是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全球价值链的整合，以供应链金融为代表的新型流通金融服务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衔接生产与流通的枢纽，成为新的增长极。

立足自组织的金融系统建设，为区域经济提供动力，是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实现金融系统的服务功能依靠的不是政府的主导，而是涵盖多层次、多领域的金融服务与中介组织，以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地区发展银行、城镇合作银行为主体的银行金融组织，以券商、投行、基金公司为代表的金融中介机构，以地区股权交易平台、股交中心、新三板、期货、现货交易平台为代表的金融平台组织，相互结合、互相补充，构建成为区域金融系统。系统内部能够依靠市场机制，联合企业形成自我供给、自我完善的自组织系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立足安全性的金融防范系统，为区域经济化解危机，是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保障。由于资本天生的逐利性，面对地区经济之间的落差，资本将会自发寻找套利的空间和机会，国际资本的“热钱”、国内众多“产业基金”都会对地区的实体产业、地产、消费品等众多领域带来冲击，形成物价上涨，引发经济波动，甚至造成经济泡沫，为经济发展带来威胁。而此时，金融防范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金融政策制定、金融监管系统的运行，保障地区经济平稳发展，将是区域金融体系的重要任务。

结论

第8篇：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范文

（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 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

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0，表5.2,worldbank.org。）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

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性服务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 mattoo,"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wto:liberalization commitments of the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the world 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 mattoo,"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wto:liberalization commitments of the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the world 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巩固和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及技术创新能力可以

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来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不得不设法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本身的研究开发投入、谋求战略技术联盟及并购其他企业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和技术开发力量。不断地大量增加研究开发投入进行研究开发不仅风险大、周期长，而且研究开发所需的巨额资金即使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难以承担。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同时，更多地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技术联盟和并购（包括跨国并购）相关企业来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战略技术联盟这种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联合研究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联盟各方技术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联盟成员不愿意看到技术泄密的问题；其二，在战略技术联盟中，联盟一方很难获得联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战略协作的规模和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但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战略技术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获得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获得被并购企业现有技术的静态效益。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企业技术及技术开发力量，正是9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9篇：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区别范文

一、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

1、农村金融促进农业产业化快速增长

在产业结构调整开始时，如发展“一优双高”农业需要引进技术、购置优良品种和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建立农产品加工厂需要购买设备、聘请技术人才，开办农产品批发市场需要市场基础建设资金，这时会需要大量启动资金，这些资金的来源首先是企业筹集自有资金，通常数额较少，因此需要农村金融部门的贷款支持。在农业企业化经营过程中，资金的潜在需求被充分的激发，并进而转化成实际需求，这时将出现农业投资供给不足的状况。

2、农村金融促进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

乡镇企业从发展之初就得到农村金融的信贷扶持，利用银行资金建筑厂房、购置设备、进原料，银行还为这些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贷款和资金结算服务。目前，迅速成长的镇企业要适应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的需求，投资主体要多元化和股份化，企业发展集团化和集约化，这些都要以资本为纽带来完成。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情况下，农村金融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应为农村乡镇企业健康发展提供重要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原本就不完善，农村城镇化对这些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农村小城镇基础建设拉动金融需求。小城镇建设还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二、三产业不断增加，逐步取代农业现在的主导地位。

3、市场经济下的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金融服务

农民扩大生产、发展养殖业以及个体经商都需要购买大量配套生产资料，需要在前期投入大量资金；农民生活中盖房、成亲、购买耐用消费品也有资金需求。以前主要依靠民间亲朋借贷，现在逐步转向依靠农村金融提供消费贷款。这项业务发展迅速，已发展为农村个人贷款的主要形式。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迫切需要农村金融机构提供更加完善和优质金融服务，如存款贷款服务、结算服务、甚至是投资服务。农村金融作用发挥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收入提高和农村经济发展。

二、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金融供给总量不足，用户资金周转紧张

目前，农村存贷差额比例越来越大，导致农村资金大量向城市及非农产业转移。而地(市)县级商业银行的贷款审批权基本已经被取消，其贷款能力己大幅度下降，导致农村信贷缺越来越大。特别是长周期使用的农户生产开发性贷款、乡镇中小企业技术改造贷款和长期基本建设贷款非常困难，一些处于快速成长期的企业贷款很难。

2、农村金融供给单一，难于满足多样化需求

我国农村之间区位、资源、资本、人才、基础设施条件千差万别，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势必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农村金融供给的品种受规模效益、人员素质、农民认知程度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其供给水平远低于城市。比如：信用卡业务、票据业务、担保业务、财务管理服务等业务量少质差。银行中间业务量也远低于城市地区。比如，利率管制很严，农村金融供给企业的受规模限制，其供给成本高于城市地区，却得不到利率水平的补偿；企业发展中极需的理赔服务、管理咨询等中间业务，许多银行都不能提供。

3、农村金融供给垄断严重

农业信贷主要集中在农村信用社，乡镇企业贷款主要集中在农业银行，政策性业务基本垄断于农业银行，其业务相对量均在50％以上。这种垄断的格局虽然推动了金融机构改革，但效率提高却很缓慢，也带来很大的效益和福利损失；垄断还损害了农户及乡镇企业等用户的利率，减少了他们的福利。此外，垄断还导致农村金融服务市场竞争严重不足，服务质量低劣。

4、农村金融供给体系不健全、功能定位错位

(1)货币市场强、中长期资本市场弱

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中货币市场供给品种比较发达，而资本市场供给种类比较稀少，特别是中长期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种类不全。农村金融市场的主流产品是各类短期货币资金和短期资本；而长期贷款、股票、产权投资等长期资本则比重短缺，国外农村金融中比较常见的长期土地抵押贷款、长期房屋抵押贷款在国内很少见到，一般只提供中期资金、很少提供超过10年的贷款。

(2)间接融资强、直接融资弱

目前农村的直接投资渠道还比较少。除少数发达地区外，绝大多数县级行政区没有证券经营机构和产权交易市场，无法满足农村居民的证券投资愿望，非上市公司以外的股权投资、债券投资无法得到流通与变现，直接影响了其发行规模对民间投资的引导作用。目前农村借贷以合作信贷为主，商业性信贷次之，民间借贷再次之，政策性信贷最少。合作信贷是指农村信用社贷款，但目前其信贷利率、贷款的可得性与商业银行的差别很小。商业性信贷是指各商业银行的农村贷款，从目前反映的情况看，各商业银行已经大量撤并县级行政区及以下农村网点，为减少信贷风险，职权受到上级的严格限制，商业性贷款的作用己被大大降低。民间借贷的作用正在加强，在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民间借贷的作用正在超过其他方式。

三、发展农村金融的建议

1、农村金融体系必须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合作金融体系及其内部结构应表现为：

第一，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应有不同层次的乃至全国性的协调管理机构，直接或间接地与国家政府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使政府对农业的扶持政策能够通过金融方式得以有力实施。

第二，应有健全的合作金融结算系统，使基层合作金融组织的资金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方便融通、调度和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