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精选(九篇)

第1篇：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传统文化 习惯 美术

我国传统文化是民族史上多种观念形态、思想文化的总体体现；是由中华文明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风貌的文化；是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优良文化。美术教育的发展，反映了社会文化、经济，思想观念不断发生了变化。在美术教育高速发展的今天，同样看到我国的传统艺术，在社会发展中不断的被边缘化。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现在开始注意对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宏扬了。在新课程改革浪潮下的高中美术教学，怎样才能做到传统与现代并进？既保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又让学生融入现代美学？令人遗憾的是还有很多美术教师只强调学习书本知识，不去强化传统文化教育。由于我们教育的忽视，传统文化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本人经过多年探索，取得了些许心得，现将其总结如下，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在教学准备阶段让传统文化先入为主

教学准备是否充分是教学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教学准备阶段我除了熟悉教学大纲对教材的要求外，着重考虑的是这些内容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哪些联系。习俗指在一定地理范围或民族中长时间所形成的约定俗成。他们经过世代的相传，慢慢的就变成了习惯。习俗对各地区人民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通过让学生了解各地方的一些习俗，让他们感受到习俗形成的历史，探究它们能够保留下来的理由。习俗有比较稳定的区域性和民族性。在教学过程之中，通过让学生了解一些民族习俗，引导学生对日常生活的热爱。训练学生用各种手段来进行艺术创造能力和审美能力的培养。让学生们生活的细节都有艺术，有使人进步的内涵。进而去品赏其艺术美。

二、在教学过程中，根据传统文化的特点具体结合教学实例进行教学

传统文化具有四个明显特点，1.世世代代的相传。中国传统的文化在有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一些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许有一些改变，但是大体上是没有中断的，总的来说是具有延续性的。2.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所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3.具有五千年的历史。4.博大精深。“博大”是说我国传统文化是丰富多彩的，“精深”是说我国传统文化是高深莫测的。传统文化是在经过长期发展形成并保留到现在的、有一定稳定性的文化。本人在教学《桥》这一课时，本节课的大纲要求是“运用立体结构进行纸桥梁模型的制作”。本人在对学生们进行纸质立体构成进行指导的同时对学生们进行如下引导：桥梁的建造在我国古代就是一门娴熟的技术了。赵州桥可以说是代表之作。赵州桥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善的古代敞肩石拱桥。像这样的拱桥，欧洲直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比我国晚了一千二百多年。被誉为“华北四宝之一”。根据史书记载，我国秦代就可以建造桥梁了。通过对桥梁的历史、人文、艺术等方面的探索，激发学生对桥梁的热情。再来进行纸质立体构建的尝试，以达到深入浅出的效果。通过对教材内容的在扩展。让学生加强教材的感性认识。在课堂上本人展示了课前在图书馆、网上查找的资料，各种具有特色的桥，比如桥洞最多的桥；最古老的桥；最早的十字桥……让学生大大的增加自已创造各型桥梁模型的欲望。让学生运用常用工具，通过小组成员间的合作完成纸质桥梁模型的设计、制作。

三、在课堂小结环节中加强知识拓展，延续传统文化的教育

为了使本节课更加精彩，让学生对本堂课的映象更加深刻。最后我给大家说一个关于桥的故事：在一次战争中，有一个设计人员亲手炸掉了他自己设计的一座大桥。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我国桥梁专家茅以升作出了一个惊醒世人的决定——在钱塘江大桥的建设中在桥墩上留下了一个大洞。在开桥的第一天，桥里面就先埋了炸药，这在古今中外是空前绝后的了。11月16日茅以升得到政府的命令：如果杭州丢失，就要炸毁钱塘江大桥。1937年12月31日下午1点，茅以升最终接到命令：炸掉大桥。下午5点，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来，引线被点燃了。随着一声巨响，钱塘江大桥落入江中。人们不会忘记钱塘江大桥的这一段惨痛经历。有一位学生想为他唱一首桥的歌曲，表达了大家对先人的敬佩之心，将课堂的效果推向了高潮。“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大家都很熟悉。让同学们感受同志豪迈情怀的同时，切切实实的认识到桥梁的作用。 在教学过程之中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民俗等知识在不知不觉中渗透进去。现在多数学生只喜欢年轻时尚，把传统的东西认为是过时的东西。对于这些现象，我认为只有运用多种方法，在各种场合下让轻年人喜欢我国的传统文化。了解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对我国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如果到处散发的是国外所谓的时尚，那么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将会走向虚无。并且会从量变转向质变。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我以为我们应该在教授学生美术知识的同时，挖掘民族的人文精神和传统文化资源。在教学中，将美术知识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让学生接受祖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其产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欣赏，感受我国五千年历史的深厚文化底蕴。

总之，美术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的载体，通过美术传递感情是整个人类的文化行为。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宝贵的教育资源。吸收历史长河中的精华，通过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不仅让学生掌握专业的美术知识，还完成了对学生的成人教育、爱国教育。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教学中我们要多角度、多元化的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教学内容之中。利用美术所独有的文化传承性，让中国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美术课堂。在美术课的课堂教学中，向学生呈现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的艺术价值，激发出学生对于我国美术遗产珍惜的情怀和热爱民间文化的情感，让高中生学会传承与保护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洛克：《教育漫话》，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6.

第2篇：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代大学教育最为深厚的文化背景.我国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还面临诸多问题，大学生传统文化素质亚需提高，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有待进一步挖掘。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必须与思想政治教育相适应，与历史潮流相符合，同时厘清传统文化教育与政治理论课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是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传统文化专指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指的是具有稳定的价值追求、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的精神成果的总和。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对国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十六以来，党中央提出“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人国民教育全过程，纳人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提出“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的任务.高校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大学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是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是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一、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必然性

    《教育法》第一章总则的第七条明确规定:“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传承传统文化、继承传统美德、提升大学生传统文化素质成为高等院校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 解决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传承民族丈化高等院校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方面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国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的遗失和传统文化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的缺失。

    1.传统文化教育边缘化

    传统文化在现代大学教育中被边缘化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高校功利主义教育培养模式致使大学生漠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另一方面，高校自身对传统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较为模糊，缺乏对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整合，缺乏系统化、制度化的教育机制。

    在市场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高校越来越倾向于就业导向的教育培养模式，功利主义在教育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突出表现在: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专业课程设置市场化导向增强，而弱化传统文化课程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大学教育更注重教授学生专业知识，而忽视对人文精神的培养;在学习时间分配上，大学生除了对本专业课程的学习外，绝大多数时间用于外语、计算机的学习，忙于考取各种证明自己就业优势的“证书”，忽视了对传统人文学科的学习。

    高校自身对传统文化认识不够，缺乏明确的指导也是导致传统文化教育边缘化的重要原因.正如有学者指出:“我国高校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多限于文艺活动、文艺表演、书法、艺术、乐器表演等，在这些活动上冠以传统文化之名。学生们对于传统文化及传统文化精神只能有大致的、概括的、笼统的了解。但究其深处，则对传统的了解甚少，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强调也往往表现在对其总体精神的提倡上。不少高校将传统文化教育放置于诸多学科的最边缘，甚至不将其纳人到正常教育教学之中;不少高校虽然强调传统文化的一些表现形式，但缺乏对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整合，进而形成制度化的教学机制。

    2.传统文化教育附属化

    传统文化教育附属化在我国高等教育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文化素质教育”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教育附属于专业课程之下，正在沦落成学生获得学分的工具;其二，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教育附属于政治理论课教育之中，成为纯粹服务于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资源。

    自 1999年起，我国部分重点高校相继成立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一大批高校将文化素质教育内容列人教学计划，进人课程体系，改变了原有的课程体系结构。高院在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也提出了诸如“通识教育”的说法，许多高校增加了人文课程在整个课程设置中的比例。然而，关键问题是这些课程仅仅作为大学生选修课来开设，许多学生只是把这些课程看作是“拿学分”的工具。对于我国大学目前开展的通识教育，一些学者已经明确指出其中的弊端。有学者在评价大学通识教育时，认为大学“不是把通识教育课程看成是本科的主要课程和基础学术训练，而是把它看成仅仅是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说到底只是在传统的‘专业主义’不变的前提下给学生加点‘小甜点”，，“如果继续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发展通识教育，我国大学发展通识教育的努力实际将只能流产，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不大可能有什么结果。”

    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单纯服务于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资源是传统文化教育附属化的另一集中体现。诚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是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源。正如有学者指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源泉……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其关键环节在于能否对中国优秀文化精神吸收、弘扬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这种观点带有普遍性，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该观点最大的不足在于将传统文化视为辅助高校政治理论课教育的资源，而不是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该观点看似重视传统文化教育，但又将传统文化教育寓于政治理论教育中，忽视传统文化教育应该具有的学科特点和独立性。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全民族的传统文化素养，而不是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工具。结果是，有识之士不断地强调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但传统文化教育却一直没有得到制度上的保障，处于附属的地位。

    3.传统文化教育贵族化

传统文化教育贵族化集中体现为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着被金钱奴役的境地。传统文化教育应该是开放性的、公益性的，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权利，至于国家投人大量资金的公办高校更应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然而，我国一些高等院校将传统文化教育贵族化、市场化，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少数贵族的专利，成为普通民众遥不可及的奢侈品。某大学开设国学班，讲授《周易》、《四书》.《道德经》、《庄子》等国学经典课程。然而，该班一年只上24天课，总收费达2.8万元，平均一天的学费高达一千多元。国学博大精深，一年断断续续地上几十天课，就能使受教育者真正理解国学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精华吗?毋庸置疑，国学热反映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回归，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但问题在于现在的国学热在很大程度上是浮躁和急功近利所催发的，它的轻狂虚华与国学的沉稳坚实形成鲜明对比。司文化传承的主体应该是人民大众，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少数人的专利终究会使传统文化脱离群众实践，远离群众生活，丧失其最为深厚的生存土壤。

    (二)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传统文化素质，形成“文化自觉”

    笔者认为，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应该从三方面去理解:其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主要包括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知的程度，以及能够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解、学习和初步研究的能力。其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主要包括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内容及其精神的态度和感情，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特指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其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体力行。主要指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自觉地维护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地洛守中华传统美德.就目前而言，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

    首先，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基本的认知。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当代大学生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应有的了解，缺乏必要的历史文化常识，缺乏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实际上，绝大多数学生都在浓厚传统文化的环境中长大，能够认识到传承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然而问题在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仅停留在粗浅的层面，而且认识有余而行动不足。对于传统文化知识，学生并不十分知晓;对于学习传统文化的主动性，学生并不热情.

    其次，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存在偏差。一部分学生持“传统文化无用论”的观念。他们认为，面临市场经济和激烈的求职竞争，大学生更应该关注实际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应用。至于传统文化，学习与否似乎与未来求职没有直接的关系。另外，还有部分学生持“传统文化落后论”的观念。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片面夸大中国传统文化落后愚昧的一面，对本民族文化丧失了自信，认为传统文化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将来发展中国的是西方的“先进文化”而非中国传统文化。

青年学生是民族的未来，如果大学生失去对本民族文化的  认同，追求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长期下去，必然导致本民族文化的灭亡，最终导致本民族的衰落。

最后，大学生传统美德观念较淡薄。中华民族在五千  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优良道德传统，目前大  学生中仍存在一些与传统美德不相符合的现象。在集体  和个人的关系上，个人优先集体;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注重权利而忽视义务;在团结和竞争关系上，强调个体竞争意识，缺乏团结协作精神;在诚信和利益关系上，更加看重利益而丧失诚信，在欲望和责任关系上，追求个人欲望，缺乏对社会、家庭和婚姻应具有的责任感。

    大学生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客观要求当代大学生必须具有文化自觉意识。所谓文化自觉，就是人类对自身命运前途理性的认识和把握，这种认识和把握形成主体的一种文化信念和准则，表现为一种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态度。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使当代大学生既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和业务素质，更要具备较高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修养，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鉴于目前大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现状，将传统文化教育纳人高院教育教学之中，对于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积极主动地将传统文化内化为自身的知识框架、价值体系和道德信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意义。

    (三)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实现民族复兴    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发扬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是弘扬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正如有学者指出:“今日之中国文化，是昨天中国文化的延续，又是明天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主要包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生存精神，“厚德载物，包容会通”的仁爱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公而忘私”;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人际和谐”;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强调“修身慎独”。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彰显其时代价值。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世界一体化的迅速发展拉近了世界各种大文明圈的距离，以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世界各文明相互交流、相互竞争，冲突和摩擦也再所难免.党的十六大中明确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人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中华民族必须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发现优秀  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潮流的适应性，进而主动整合世界文  化，在新的世界文化格局中起到建设性作用。

二、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

目前，部分高校开始在素质教育试点、通才教育实验  和公选课实验的基础上探索通识教育，将传统文化教育付诸实践。北京大学推出“元培计划”，复旦大学成立了本科学院复旦学院，清华大学等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核心课程建设等。在授课内容方面，一些高校相继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课，讲授中华元典，如“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然而，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并不仅仅局限于为学生提供一些选修课，申报一些精品课程，而是牵涉思想导向、教育方针、教育结构、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诸多方面。

(一)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相适应

    思想政治教育是把一定社会的思想观点、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思想品德的实践活动。就目前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选择性、独立性、差异性和多变性日益增强.这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新的课题，也对反思传统文化提供一个平台。即，如何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相适应。

    一方面，传统文化应该与马克思主义相适应。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使其能够得到中国人民普遍认同，就必须寻找到一种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文化，相反，二者还可以融为一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仅是着眼于欧洲，它的视野囊括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它的体系容纳了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理论上的相似性，诸如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与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与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的政治伦理思想等等。所有这些共同性都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适应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应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我国的优良传统文化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具有强烈的家族性和地域观念，强调重义轻利，内省特征明显。中国优良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天人合一的生态观，重信义的义气观以及传统的和合意识和整体利益道德准则等，都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必须大力发扬优良传统文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价值。

    (二)坚持“综合创新论”的方针，使传统文化与历史发展潮流相符合

    传统的东西未必都是积极合理的。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中华民族几千年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局限性。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来源数字化趋势日益明显，面对世界经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青年学生的思想价值趋向会发生新的擅变。在这个大背景下，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两个基本间题，解决三大矛盾。

    两个基本问题是指如何反思传统文化、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其集中表现在三大矛盾上，即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矛盾、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矛盾、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矛盾。根本上说，无论是两个基本问题，还是三大矛盾，归结一点就是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发展潮流相适应的问题，这也是高校能否真正落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关键。

    解决中国文化与历史潮流相适应的问题，首要的就是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方针。中华民族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极取营养，发展自己。

    (三)坚持鲜明的教学特色，厘清传统文化教育与政治理论课的关系

    目前，部分高校并没有真正使传统文化教育融人正常教学内容之中，没有厘清高校政治理论课与传统文化教育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混同，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资源、教学工具，或者试图将传统文化教育并人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所以，必须厘清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差别与联系，坚持传统文化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教学特色。

第3篇：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征方面的研究，文献资料整理发现，常见的观点主要有: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它具有技巧性、艺术性、观赏性、娱乐性、游戏性和趣味性等特征;从体育史学的角度来看，具有民族性、传统性、时代性、地域性、民俗性等特征;从项目特点的角度来看，多以竞技为主、与生产密切结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独特的民族风格、地理传播性、高度的综合性和突出的季节性等特征。相关学者从不同角度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倪依克、胡小明(2006)认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活态性、地域性、民俗性、群体性等特征，这和他们在前文对定义的界定是一致的;任莲香(2008)认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民族经济的制约性，民族文化的多类型、多元化、多样性和亲和力等特征，该研究主要从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体现了一定的新意。还有其他学者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内涵、特征和价值体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具有种类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分布的地域性、文化的同质性、民俗性和娱乐性等特征。

就目前来说，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定义和特征等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缺乏重要基础学科(如母学科民族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等等)的相关理论支撑。例如，人类学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础学科，目前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中，很多学者仅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些原始资源、素材、现象进行表面化的描述，很少有人从人类学理论的原理与视角进行深度的分析和探究，很难发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本质特征，制约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理论研究与发展。因此，必须要从人类学等基础学科的视角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问题。例如，可以从体育人类学角度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分析，研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全人类体育中的共同文化要素，探寻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生、演进、发展和传播的原因与方式等等;另外，还必须要借助现代的先进理论和方法走现代化之路，综合运用体育学、文化学、美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甚至经济学的知识来进行全面合理的理论构建和技术整合，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全面走向世界打好理论基础。

2发展研究

大约有60%的文献都是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代表性的是白晋湘教授(2003)分析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互补，对两者的对立统一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指出了两者矛盾存在对各自健康发展的价值等等，该研究借助了马克思主要哲学基本原理的三大规律之一即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进行的，具有一定的高度。其他观点主要有:黄涛(2006)认为，未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概括为以下主要趋势:一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物质特征将被弱化，精神特征将被强化，民族性内涵将被丰富;二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统特征与时代特点将互补共存;三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将和世界性特征融合。刘远航(2006)指出，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既符合各民族人民感情的需要，又能够起到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同时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完善和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任莲香(2008)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是，将从区域性封闭形式向广泛性全球化方向传播，并与其他民族体育和民族文化相融合，走科学化、规范化、社会化的道路。刘大铎(2011)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然要吸收外来西方体育文化，才能得到发展，才能融入现代社会，这说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的有机结合，将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今后发展的重要趋势。姜广义(2011)提出，孔子学院作为当今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强势输出提供了路径和载体，体现孔子文化精髓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为孔子学院的发展充实了内涵，而且也解决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输出瓶颈问题。刘小学(2012)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北欧传播的受众特征的调查，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的顺利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数据支撑。

张祝平(2012)从太极文化的角度指出，太极文化作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复兴的典范，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提出了太极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要遵循文化自觉的准则，必须紧密依托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主动地走向世界，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并要紧密结合时代的发展，对自身的文化进行必要的修正与完善等观点。在文化体系多元化的今天，妥善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文化冲突与融合之间的关系，合理解决好太极文化自身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是太极文化当前所亟待解决的重点领域。卢伟芬、邢志杰(2012)研究了文化认同语境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状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变异，并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进行建构，根据建构框架分析了新形势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困境，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可见，当前的研究侧重于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方面的研究，体现了国民的忧患意识和强国愿望。实际上，在人类文化日益趋向世界性与民族性的21世纪，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必须像崔乐泉博士(2001)所强调的:要采取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向世界体育文化开放的战略。例如，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大大加快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化定位和全球化传播就是最好的例证;另一方面，必须要大力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学校的普及和提高，必须要和教育进行有机结合。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学校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面镜子，这对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设校园体育文化十分重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健身、娱乐、教育和激励等功能，无不闪烁着文化的光芒，教化的强大，这对学生竞争意识、创新精神和自信心的培养，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等等，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是培养中华民族德智体全面发展学生的根本所在之一。因此，教育主管部门要把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校园的事情当成是提高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国民体质健康水平和促进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政治任务来抓。实际上，如果没有学校体育教育的土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难以继承和发展。在韩国，几乎所有学校都开设跆拳道课程，基本上每10个韩国学生，就有7个是学过跆拳道的，现在已经吸引了我国青少年的积极参与;而我国的目前情况是，每1000个孩子里面也难以找到1个学过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的。另外，国家武术研究院的调查还显示，有70．3%的学校没有开设武术课，这非常值得我们反思。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例如，新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已经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实际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应该以自己独特的育人方式在学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可以通过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运动训练和竞赛等形式对师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体现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观愿望和文化品位，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必由之路。可见，学校不仅是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基地，也是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3产业研究

文化产业是发展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关系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这正如同志(1940)所指出的那样:“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可见，文化产业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经济形态，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因此，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大，被称为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我国必须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可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大局中的独特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在学术研究层面，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产业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且多与当地民族风格和节日风情结合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外有关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报道和研究中，都缺乏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关注，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属于无形文化，是隐藏在民族内部的文化珍珠，因此，必须要尽快将其产业化，即将其部分有形化，这就必须依据文化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大力拓展这个原本局限于无形文化的范围。吴健等人(2007)通过实证考察方式从文化层面对重庆市少数民族主要群居区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分布特征、历史形成与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调研和分析，并从体育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角度阐述其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社会价值;进一步探讨了民族传统体育对拉动旅游产业的作用，以及如何开发体育文化资源等，为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指出，到2015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将超过4000亿，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超过0．7%，从业人员将超过400万。可见，随着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一种多元化的，兼健身、休闲和娱乐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必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机，从而促进体育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纵观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相关研究还发现，当前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是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还不够清晰，相关理论研究薄弱;二是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缺乏科学性论证。除了上述理论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理论研究，如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新途径研究，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研究等等。

4研究展望

第4篇：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多元文化传统音乐课程建设

1964年《民族音乐概论》的出版，不仅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了首次归纳、整理和分类，更为重要的是全国音乐院校有了第一本中国传统音乐的教材，这对中国传统音乐教学起到了开创性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非遗”、传承、保护等字眼的频繁亮相，使中国传统音乐越来越受到重视，不仅全国各高校开设了“中国传统音乐”课程，中小学的音乐教育中也增加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内容。作为一名在地方高师院校从事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教师，笔者多年来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结合已有的教学经验，在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中进行多次尝试性的改革，在初见成效的同时，也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理念的更新

（一）建立以人文历史为背景的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理念

音乐是具有文化性的，学习任何一种音乐，究其本质是学习一种音乐的文化，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都是在漫长历史长河之中积累和沉淀的，因此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必须要从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开始。

笔者作为地方高校的教师，越来越明显的感觉到，中国传统音乐对于那些受到“欧洲音乐中心论”影响和流行音乐冲击的年轻人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他们认为传统音乐是“土的掉渣”的音乐，对于这些音乐不理解也不喜欢，同时也没有学习的兴趣。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学生营造聆听传统音乐、走近传统音乐的氛围，从而增强学生对于传统音乐的感性认识，成为了课程的任务和目的，在这样的教学目标之下，其教学内容的重点放在了音乐形态本身。

固然呈现独特的音乐形态无可厚非，但是传统音乐的形成、发展、传承有着更加厚重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当与传统音乐密不可分的历史、地域、时间、文化被抽离，剩下的仅是一个个音符时，我们将更加无法理解具有综合文化样态的传统音乐的整体面貌。

（二）建立跨文化比较的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理念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多元文化的融合成为了必然的潮流和趋势，教育者必须从本土文化出发，从当前学生所处的社会、文化、生活等多元语境出发，借助新的学科理论和方法，树立起平等、多元的价值标准，重新认识音乐教育的目标和内容，重新理解和建构当代的中国传统音乐教育体系，让中国的传统音乐教育以自己独特的人文价值融入当今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之林，这样才可以“将中国的音乐价值以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方式体现。”（管建华，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理论构想[J]，中国音乐，1990，（1）：20）

从“欧洲中心论”到“文化价值相对论”，世界各国各地区都意识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把音乐视为一种文化的普遍现象”这一观念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然而在中国，至今还有很多高等院校的音乐教育受到西方音乐认识论的影响，认为音乐教育是以“审美为核心目标”，而忽视了音乐所具有的文化身份认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彼此认同等其他的功能和价值。因此理解和尊重本民族和他民族的传统音乐，了解并接受其文化差异，应该成为高等音乐教育的重要目标。

（三）建立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理念

中国音乐教育系统化、规范化的发展是随着欧洲近现代音乐教育体系的引入而开始的，西洋近现代音乐及其理论的输入，不仅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才，同时还产生了许多新的音乐形式，毋庸置疑，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音乐的发展。

然而，凡事有得即有失，在“以西为体”的教育模式之下，中国的音乐教学，尤其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呈现“母语”缺失的局面。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如果要使中国音乐教育在世界各种音乐体系教学中获得它自身的、任何其他体系不能取代的价值和意义，使它摆脱西方音乐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音乐，中国音乐教学体系的建立就必须具有它自身的理论思想基础。

二、教学内容的选择

教学内容的选择是由教学目标决定的，因此明确教学目标应该是教学体系建构的重要环节。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之下“以审美为目标”的单一性音乐认知，显然与如今多元文化的背景相违背，当今的音乐教育应该更加注重其音乐的文化属性。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更是如此。

通过高等学校教育让同学们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独特风格以及人文精神，不能仅仅依靠《中国传统音乐》或者《中国民族音乐》这一门课程，而是应该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课程群，使学生能够做到感知传统音乐、理解传统文化、尊重多元文化。要想实现以上的教学目标，就要丰富和补充现有的教学内容。

（一）感性习得

对于喜爱流行音乐的年轻人来说，想要他们对中国传统音乐产生兴趣和热情，首先要让他们走进传统音乐，通过看、听、唱等实践教学手段让年轻人对中国传统音乐形成感性认识。

“看”，主要指的是借助网络资源给学生们播放中国传统音乐的视频资料，其中包括纪录片、传统音乐节目展演等，可以让学生们在短时间内对中国传统音乐形成较为全面、完整的认识；“听”则是选择优秀的、原汁原味的音频让学生们欣赏，同时还可以邀请民间艺人进课堂，让学生们近距离聆听、感受民间的声音；“唱”即教师采用口传心授的方法教唱民歌、说唱、戏曲中的经典作品，通过学习方言、模仿唱腔等方法掌握中国传统音乐的风格特点。

以上这些教学方法是学校教育中让学生们认知中国传统音乐的基础，它以感性体验为主，让年轻一代对中国传统音乐产生一定的兴趣，从“走近”到“走进”。

（二）理论提升

在对中国传统音乐有了丰富的感性认识之后，就应该进入中国传统音乐的理论认知阶段。传统音乐的表达方式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民俗行为、文化体验均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传统音乐的感性学习之后，需要进行理论层面的学习，进而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传统音乐的内核。

1、传统乐理。中国传统音乐的构成要素有许多方面，如“音”、“调”、“音腔”、“板”、“眼”等，这些概念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独特表达方式，但却因为我们长期使用西方音乐术语，导致传统音乐的术语被人忽视，甚至遗忘，要真正懂得这些概念的含义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音乐形态，就需要进行系统的学习，因此，《中国传统乐理》课程的开设就显得必不可少。通过学习让学生们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表述方式、思维方式、哲学基础等，使得传统的音乐语言和音乐理论像“母语”一样被学生所熟悉。中国传统乐理虽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有许多存在争议和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大多数理论概念是清晰并且明确的，用于教学没有问题。

2、人文历史。“中国传统音乐在行为方式上与中国哲学保持着文化的统一性，‘演创合一’与知行合一，也是人们通常所讲的“天人合一”的思维、行为方式一脉相承……”（管建华，中国传统音乐教育课程历史文化重建的思考[J]，音乐与表演，2012，（4）：47），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根基，在民间更多地表现出了其功能性、实用性的特点，因此除了熟悉民间音乐的曲调，学习和了解音乐与生活的关系、音乐与仪式的关系、音乐与人的关系都特别重要。梅里亚姆曾经说过：“没有与音乐相关的概念，行为就无从发生，没有行为，音乐也不可能发生”。因此，需要增设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具有人文性和前沿性的课程，让年轻人从不同视角看待和理解传统音乐的文化内涵。

3、世界音乐。当“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并行发展成为了一种趋势，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也相继提出了“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相关政策和方针，世界音乐的学习则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世界音乐的学习，我们不仅能够发现中国传统音乐的魅力与精神，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而且还能为我们学习中国传统音乐提供国际性的思考和视野。

（三）改编创新

教育的目的不仅为了获取知识，抑或建立一种对待文化的观念和态度，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和激发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等综合能力。著名的物理学家劳厄认为：教育的任务不是重复原来的知识，而是让学生懂得如何创造知识（管建华，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理论构想[J]，中国音乐，1990，（1）：22）。因此，除了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态特征与文化内涵有所了解之外，还应该给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引导学生在传统的基础之上，与现代的音乐元素相结合，用自己的方式解读与阐释年轻人眼中的传统音乐，现代社会环境之中的传统音乐。通过学习、实践、创造的循环过程，可以使年轻的学生们进一步获得对中国传统音乐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总之，如今人类已经处于世界多元文化的背景之下，我们学习音乐和思考音乐的标准以及视野应该是开放的，打破“欧洲中心论”，提倡“文化价值相对论”。

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应当走出“西方音乐教育体制”，在中国传统音乐口传心授的传承模式和习得方式的基础之上，摸索本土化和多样性的教学模式。建立具有“关联性”特征的课程群，力求将音乐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教学。建立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顺应世界音乐教育的发展趋势，既要遵循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价值观，还要将传统音乐融入当前的世界多元文化语境中。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背景之下，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终将建立独树一帜的音乐教学体系。（责任编辑：晓芳）

参考文献：

[1]李方元，《现行民族音乐课程能给我们提供什么―现行民族音乐课程批判》，《中国音乐学》，2000年第3期。

[2]杨静、管建华，《东南亚三国音乐教育的人类学考察：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突围》，《中国音乐学》，2014年第4期。

[3]管建华，《中国传统音乐在高校存在方式的反思》，《中国音乐》，2010年第1期。

[4]曹军，《“中国音乐母语乐感训练”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教学内容及方法―兼谈“中国传统乐理”课与“视唱练耳”之关系》，《中国音乐》，2013年第1期。

[5]王耀华，《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意义及其展望》，《音乐研究》，1996年第1期。

[6]管建华，《中国传统音乐教育课程历史文化重建的思考》，《音乐与表演》，2012年第4期。

[7]乔建中，《以感性习得，终身受益―――关于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与研究的点滴思考》，《乐府新声》，2015年第3期。

第5篇：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众所周知，人作为现实的存在，“不仅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性的获得，更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获得性的遗传，即个人被历史文化所占有，并从而成为历史性的文化存在。”所以，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中国得到丰富和发展，就必须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从中汲取营养，重塑自己的结构和形式，成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人们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往往侧重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就造成我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缺乏应有的认识。此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世界历史的特定产物和人类智慧的结晶。虽然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性的科学理论，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切不可用一些中国传统思想去证明马克思主义已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以，科学地、客观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视界融合”的前提。伽达默尔认为，传统不仅构成我们理解的基础和前提，而且构成我们理解的视域。所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视域。离开中国传统文化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在当今世界，传统文化仍然有着发挥作用的广阔土壤。对此，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即传统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拒绝或抛弃的东西，它是文化对人的一种作用，而传统对人的作用和意义又依赖于人对传统的诠释、理解。因此，我们只有科学地诠释、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确立它与马克思主义“视界融合”的契合点。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科学的唯物辩证的文化观，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重性”———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的一面。就前者而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为例，强调“舍生取义”和“杀身成仁”，倡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培养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和奋斗精神。此外，它还特别重视中和，讲究中庸之道，主张“致中和”，倡导“执而两中”，反对走极端，这种“致中和”的行为规范培养了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爱好和平的精神。就后者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等级观念和“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思想严重阻碍民主化的进程，压抑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学方法传统，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使其唯经唯圣，不允许离经叛道;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笼统的思维方式，缺乏概念的明晰性和理性的分析、论证，而且缺乏相对的独立性，与伦理、政治紧密结合，这些缺陷严重影响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哲学体系的创新。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重性”呢?对此，明确指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如何剔除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性的糟粕”，汲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呢?不言而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我们科学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但是，我们切不可把这一论断简单化，认为传统文化仅由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组成，如果它不是精华，就是糟粕。很显然，这种非此即彼的划分方式极不合理，它不仅不符合传统文化本身的事实，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可操作性。这就要求我们克服那种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坚持科学的唯物辩证的文化观，立足于具体的现实，依据现实的需要确定批判什么，继承什么，弘扬什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既不是一个静态的客观对象，也不是一个可以脱离现实而简单复制的东西;“它一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一种范例和借鉴，一种对自己的重新认识”，是一个只有在历史的视野中，并通过理解者与它的统一关系才能阐释的动态对象。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由于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不同、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不同，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对此，学界将其划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以前，基本态度是批判;第二阶段，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到1957年反右运动以前，基本态度是批判继承;第三阶段，从1957年下半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基本态度是否定;第四阶段，改革开放至今，基本态度是继承弘扬。”由此可见，换而言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或摒弃，而是一种创造，人们在其历史活动中不断扬弃和创新传统文化，从而达到一种更高的普遍性。

二、探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新契合点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虽然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性的科学理论，但这决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二者存在时代差异性和理论矛盾。尽管如此，我们不可否认，二者之间存在着“视界融合”的契合点。对此，学界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或相容方面论证二者融合的可能性:其一，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唯物论成分。《管子》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充分体现了物质生活的基础性作用;韩非子、王充等人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虽然这些观点与唯物史观相距甚远，但它们之间已有一些相同之处。其二，在社会理想方面，儒家追求“天下有道”、“天下为公”，宣扬“大同”理想。虽然建立在小农生产基础上的“大同”理想与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有质的区别，但是仅就二者都着眼于道德上的理想态势而言，它们确有相通之处。其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坚持人的独立性和人格尊严又强调人的社会性和社会责任感，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一切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很显然，上述的相通之处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化“视界融合”的契合点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仅立足于这些相通之处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有失偏颇。就第一个相通之处而言，即便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唯物论成分，它也只是一种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如果以此来论证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只能造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倒退———向旧唯物主义回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有质的区别:后者是一种“客体的或者直观的”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主客二分的“自然科学的直观”方式)，它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如实地描述、解释现存世界;但是，前者的“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它不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而是要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揭示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既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唯物论成分是旧唯物主义，那么它所要到达的社会理想也只能“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即“大同”理想只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充分实现而已。所以，我们不能仅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之处论证二者融合的可能性，而应该另辟蹊径，从以下新的视界寻求二者的契合点。其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和民族性。早在马克思开始创造自己的哲学理论时，“就明确地提出让哲学成为世界的哲学，让世界成为哲学的世界的宏伟目标”。所以，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之日起，它就关注世界性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整个人类的历史命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便注意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已经出现了“世界的文学”———世界的文化。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广泛传播，早已真正成为世界性的科学理论。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性的科学理论，那么它必然具有理论的“向上的兼容性”，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不仅如此，恩格斯也曾指出:“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因此，就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在其“向上的兼容性”的范围之内，二者能够融合。此外，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它日益同各民族的解放斗争和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从而使其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等方面发生接触、渗透和相互作用，进而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一些民族的特性;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民族特性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成为可能。其二，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而不同，具有海纳百川的和谐精神。在中国传统思想格局中，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虽然儒释道三家各有侧重———“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但其基本精神中都包含这海纳百川的和谐思想。尽管在中国文化史上，曾发生过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但中国文化从不具有排他性的宗教文化特色。换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兼容并包的特性，对任何外来文化都具有一种亲和力。确切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和其他文化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就在于它们都是为了适应于人类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体现了人类的“类”属性。由于人类生存方式的普遍性以及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各民族的文化必然超越自身的局限性而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谐共存、共同发展。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的土地的扎根、发芽，进而得到丰富和发展。其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补性。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人生哲学方面。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人生哲学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揭示了做人的一般规律，主要包括人生价值观、孝道观、生死观、人生境界观、人性观等。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详细阐述上述问题，如果把它们纳入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且能使其穿上了中国民族的服装，具有了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结构，进而有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2．认识论方面。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认识主体的道德修养，即把道德的修养作为取得“真知”的前提。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全面阐述了人的认识能力、认识过程以及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等，但是它却很少论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道德修养对于获取正确认识的重要性，对此，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了补充。此外，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悟性思维，这种思维与理性思维一样，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在一些重大的科学创造、实验发明中，起着比理性思维更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悟性思维，充分挖掘悟性思维的宝贵资源，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思维，进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和民族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海纳百川的和谐精神以及二者的互补性为我们提供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契合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存在一个固定的契合点，还有一个契合点转移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逐渐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立足于现实的生活世界，不断寻求新的契合点，进而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大的活力。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新途径

第6篇：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传统文化景观；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生态设计；进展与展望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背景

传统文化景观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记忆，是人类文化景观的共同遗产。在当今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下，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呈现出高度破碎化、孤岛化和边缘化的特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威胁到传统文化景观的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研究就是立足于地方性的人文生态系统和文化景观空间的特征与模式，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适应性和语言的逻辑性，探索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保护与传承的全新途径。

1.环境景观的人文化与生态化：文化是人类适应、保护和营造环境的工具

作为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艺术和生态已经成为景观建设与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三个基本特征。风景园林师作为土地的守望者、资源的守护者和景观环境的营造者，是有效协调人地作用机理与从事生态规划设计的主体之一。面对机遇与挑战，罗德岛设计学院教授玛格丽特-麦克埃文（Mar—garet McAvin，1990）认为生态与环境破坏是工业化时代的突出问题，生态文明是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文化的标志。生态文明建设是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文化文明与生态文明是风景园林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的时代性目标与途径。

2.景观空间的破碎化与孤岛化：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困境

伴随着大开发与建设，资源保护与利用、土地开发与建设、生态保护与恢复、文化保护与传承等成为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面对的实际问题。原本是传统文化突出的很多地区又是今天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传统”与“现代”矛盾极为突出，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呈现出高度“破碎化”、“孤岛化”和“边缘化”特质。在此过程中风景园林承担起了国家发展所赋予的时代责任，开展了大量开创性的关于城乡发展与生态建设、保护、恢复等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探索“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及形成机理”成为解决传统地域文化景观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基础。

3.生态设计的图式化与语言化：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解读、保护与传承的体系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是人运用景观的语言在自然与文化之间营造和谐健康环境的过程和途径。因此，“景观的语言”应是风景园林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理论。其中，“景观生态化设计与生态设计语言”成为该理论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就是试图在自然生态景观及过程、文化景观及人文过程、网络化与网络格局典型研究的基础上，以空间组合图式为表达形式，构建起以生态过程为依据，由景观要素、景观空间单元、景观空间组合依次耦合叠置所形成的具有尺度、秩序、语法、意义等功能的生态景观形成过程与规律。“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就是以传统文化地域为典型，研究传统地域文化景观在人文和文化过程的作用下，文化景观要素、文化景观空间单元在尺度、秩序机理下依次耦合形成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过程、机理、形态和空间组合规律。

二、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进展

1.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系统规划设计成为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

在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生态规划设计由偏重于自然的设计，走向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系统的设计，以及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规划设计，生态规划设计的内涵不断将文化因素和技术因素纳入到生态规划设计方法体系中，推动了生态规划设计学科的长足发展。

（1）以自然生态研究为核心的景观适宜性评价研究

景观适宜性评价方法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拉尔夫·艾默生（Ralph Emerson）、佛里德里克·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Olmsted）、乔治·马什（George Marsh）、沃伦·曼宁（Warren Manning）、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等人为早期偏重于自然生态研究的景观适宜性评价方法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在资源管理研究的持续压力下，景观适宜性方法吸收了现代系统理论、环境保护主义、文化景观理论和现代技术发展成果，形成了以“优化技术”为核心的景观适宜性评价方法Ⅱ，该阶段主要以安格斯·希尔斯（Angus Hill）、菲利普·刘易斯（Philip Lewis）、理查德·托斯（Richard Toth）、佛里德里克·斯坦纳（Frederick Steiner）、卡尔·斯坦尼兹（Carl Steinitz）、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约翰·莱尔（John Lyle）、朱利安-法布士（Julius Fabos）等为代表。

（2）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方法成为快速发展的领域

此后人文与文化成为生态规划设计的重要趋势之一，形成了应用人文生态学方法（佛里德里克·斯坦纳（Frederick Steiner）、朱利安·斯德维特（Julian Steward）、鲁克曼（F.Lukerman）等）以及景观价值与感知研究（肯尼斯·卡瑞克（Kenneth Craik）、伯顿·林顿（Burton Linton）、威廉姆·萨菲（WilliamShafer）、埃文·朱比（Ervin Zube）和斯蒂芬·卡普兰（Stephen Kaplan）等），将人的价值观、行为心理、文化人类学纳入到生态规划设计的发展体系中，形成重要的发展阶段。

（3）新兴分支学科的发展，逐步建立起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研究体系

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尤金·奥德姆（Euqene Odum）、布兰达·李（Brenda Lee）、安格斯·希尔斯（Angus Hills）等）和应用景观生态学方法（莫妮卡·特纳（Monica Tuner）、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Forman）、米歇尔·戈登（Michel Godron）等）的发展推动了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研究。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立足于景观的垂直结构与功能系统，探讨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和自然对此做出的回应，通过生态系统能力、目标和行为评价，探讨人类制度因素，以实现对生态系统的有效管理。应用景观生态学则立足于景观空间在水平方向的结构与功能，探讨自然与人文过程对景观格局、景观功能的影响，将景观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和在空间上的综合镶嵌体，它有助于通过生态完整性的最大化和土地退化的最小化实现生态规划设计的目标。

2.“景观的语言”与“图式语言”成为风景园林学的学科前沿

在生态规划设计中，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关系一直是生态规划设计力图认识、协调和解决的核心关系，经历了自然决定论、相互作用论和文化适应论三个发展阶段，文化适应成为场所构建、可持续设计、景观再生等领域的现代生态规划设计的时代特征。

（1）生态规划设计的概念、内涵和核心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拓展

Sim Van Der Ryn（2007）认为生态设计具有五个基本特征：由地方性衍生的设计方法和途径、生态帐户的设计、设计结合自然、每个人都是设计师以及使自然本质性的设计。生态规划设计是设计师在深入了解我们周围世界的基础上营造出具有生态本质及其内在联系的景观与环境，是被用来改造自然景观的文化工具（Frederick Steiner，2002）。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伯顿·立顿（Burton Litton，1990）教授认为：在面对生态规划设计自然一文化复合系统复杂性的时候，规划设计需要超越经验之上的更加科学的方法并因此产生较好的实践价值。生态规划是“在时间和规律综合作用下的关于自然、生活、过程一体化的方法体系”（Ian McHarg，1997），也可以视为“对人类土地利用形成显著机会的同时所形成的制约条件”（Frederick Steiner，1990）；生态设计定义为“在生态规划基础上的形态设计，它需要设计师的视觉形象以及对图形富有创造性的技巧”（Ian McHarg，1997）。詹姆斯·卡尔（James Karr，2004）认为“健康性与整体性（Integrity and Health）、系统与尺度（System and Scale）、景观与语境（Landscape and Context）”等14组生态概念是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最重要的生态概念，从而建立起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体系。

（2）生态规划设计方法及新技术、新理论的引入与发展

在生态规划设计学科发展的不同时期，生态规划设计的方法也不同，但方法的发展是连续的，随着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技术的变革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从而揭示出不同时期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特点、优势和不足，以及该方法的发展演变过程，成为指导、学习和应用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重要研究领域。该领域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福斯特·卢必升（Forster Ndubisi，2002）完成的《生态规划——历史与综合比较》。该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发展、演变和比较分析，从而建立起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全方位透视。随着人地矛盾的加剧和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日益加剧，文化过程和现代技术应用已成为现代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应用人文生态学派（人文生态系统设计：John Lyle，1985）、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派（可持续设计与可再生设计：John Lyle，1999）、应用景观生态学派（整体人文生态系统设计：Zev Naveh，2000）都成为现代技术和文化过程研究的典型代表，成为推动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

（3）“景观的语言”与场地景观设计的语言体系研究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在1998年出版的《景观的语言》（The Languageof Landscape）成为该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开辟了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新的研究途径。景观的语言立足风景园林规划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e）、景观（Landscape）、景观评价（Landscape Assement）和人文生态（Human Ecology）四个关键环节，探讨景观构成的修正（Modifica—tion）、一致（Agreement）、对应（Correspondence）、从属（Subordination）、协调（Coordination）等语言规律，研究景观语言的基本构成（景观语汇）、景观要素的秩序（空间组织）、塑造上下文关系（景观的环境）、环境（上下文）的法则（景观语法）和景观语言的应用（语用学、诗学和辩证法）。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以The Mill Creek社区为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MIT开展了长期的规划设计实践研究与教学探讨。与此同时，温彻·德拉穆斯塔德（Wenche Dramstad，1996）等人提出了55条景观生态规划的法则、概念及生态设计关于斑块、边界（界线）、廊道（连通性）和镶嵌体的图式语言。理查德·杜比（Richard Dube，1997）尝试性通过草图、照片、结构分析和美学特质等方面研究了48种自然景观图式，并就每种图式进行变形以适应具体空间规划设计的需要。西蒙·拜尔（Simon Bell，1999）教授研究了图式（Pattern）的含义和感知图式的方式与途径，探讨地形图式、生态图式和人文图式等图式形式。罗曼·布什（Norman K.Booth，2012）针对性研究风景园林场地空间的要素、空间构成的基本形态、特征、景观利用、功能耦合的过程和设计语汇，形成场地设计的导则，成为风景园林设计的重要理论与方法基础。

3.借鉴国外研究进展和成果，国内“景观的语言”研究呈起步态势

（1）对西方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大师设计语言的研究

从园林历史和设计的角度，研究1920—1970年间北欧有代表性的园林设计师的作品；运用语言学研究方法，探讨北欧现代主义富有地域性与艺术品质特征的设计语言生成基础和原因（蒙小英，2006）。在欧洲现代主义园林设计的发展和设计语言的量化与生成研究中，万艳华（2007）等人研究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探讨既延续传统地方特色，又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的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体系。芬兰建筑大师阿尔瓦·阿尔托在处理建筑与环境的对话和建筑向自然的延伸中，形成了对欧洲风景园林设计师产生重要影响的独特设计语言（蒙小英，2008）。丹麦现代主义园林大师C·索伦森从丹麦本土景观和历史元素中提炼设计词汇，创造了以圆和椭圆为代表的几何景观的特征词汇，形成了秩序、时态、建筑化的方法和构成的构图句法规则，它们既是索伦森个人的景观语言，也是丹麦现代主义园林的景观语言（蒙小英，2010）。

（2）“景观的语言”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研究

景观语言的研究起源于将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教授《景观的语言》的引入，讨论景观语言的语法和修辞手法（卜菁华，2003），并开展景观语言符号的研究，探讨符号的意义、生成机制、传达机制、主题类型、作品类型与表达方式，揭示语言化机制，为景观创作提供依据，并提出景观语言的交际性、符号性和社会性三大基本属性以及景观语言的语音、语义和语法三要素（陈圣浩，2007；邱冰，2010）；其次是对风景园林设计语言从地域性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探讨风景园林实践中景观的地域性特征（王向荣，2002；林菁，2005；肖辉，2008；王浩，2009；王云才，2009）。研究风景园林设计语言和地域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风景园林地域性的构成体系，特别是自然和人文在地域性特征中的实质性影响。再者就是景观图式语言的研究（王绍增，2006；吴洪德，2007），探讨图式的特点、图式的转换和图式构成。其中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是近年来作者开展的重点研究领域（王云才，2011）。

（3）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及其应用体系研究

景观生态化设计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设计语言来指导生态规划设计，并构成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范式和框架。景观要素、景观空间单元、基本组合与空间格局以及生态过程作为生态设计语言的基本构成，以生态过程为内在连接规律，将生态规划设计的自然景观图式、文化景观图式、网络化图式等连接为一个具有整体性、完整性、动态性特征的整体性景观（王云才，2010）。其中文化景观形成了以建筑与聚落、土地利用肌理、水利用方式、地方性群落文化和居住模式5个方面为解读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核心环节，在通过分析江南水乡、皖南徽州、广东珠三角和中原河南传统地域文化景观对比的基础上，揭示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代表性图式语言，并以江南生态园林规划设计为例，探讨风景园林地方性设计和整体人文生态系统设计的关键途径（王云才，2009）。

三、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存在的问题与突破

1.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存在的问题

从国内外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和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来看，景观的语言研究不足和景观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研究的缺失已成为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风景园林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研究不足，缺乏基本理论与方法

生态规划设计必须是依据生态学原理、理论和方法，在对生态过程和生态关系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风景园林学科独特的“人居环境”观、风景园林理论和规划设计方法，营造基于资源保护、景观保护和人地协调的可持续景观。近年来，生态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发展，风景园林已经强烈地认识和感受到自然与人文的重要性，也接受生态规划设计是当今设计师最基本的概念和法则，但依旧缺乏对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方法和理论的研究，“生态”依旧困扰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始终处在没有依托、没有切人点和没有抓手的状态。

（2）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规划设计系统理论与方法研究不足

文化景观是自然一人文相互作用的历史景观，是揭示一个阶段人文生态空间演变的代表性景观类型。传统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空间更是这些代表性空间的典型，它凝聚着历史过程中的人一地协调统一的人文生态过程。由于对人文生态空间的类型、质量、空间组织等缺乏系统的研究，使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空间规划设计缺乏系统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只能局限性地开展孤立、零星的个案化研究与实践。“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及形成机理”试图立足土地利用、资源保护、文化调适、视觉体验等，认识独特环境中的文化景观，掌握环境中的文化进程，研究其基本构成、形态特点和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

（3）传统文化景观整体性保护的实证研究不足，缺乏相应的依据和范式

文化景观是区域性的和地方性的。长期以来，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文化景观保护片面地集中在风貌建筑、村落核心区、风景地段、历史街区、特定的文化景观区等局部空间的保护上，由于缺乏整体性的保护依据和可借鉴的范式，客观上形成了一系列文化景观空间保护的政策与景观“孤岛”和“人工盆景”。立足于中尺度空间的“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及形成机理”就是试图通过地方性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空间的类型、形态和内在过程的研究，探讨地方性文化景观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将过程和空间形态统一在传统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过程中。

2.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的突破点

（1）以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为对象，突破生态规划设计理论与应用的制约瓶颈

长期以来，风景园林在艺术与生态、花园与区域之间探索发展，形成了现今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和格局。自然与文化的交织是风景园林发展的源泉，但风景园林并没有从这一源泉获得内在的发展。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1998）认为：这正是由于景观设计语言的缺失所造成的结果。单一的建筑语言和纯粹的生态语言对风景园林来说都是不充分的。以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为典型，“图式语言与形成机理”尝试性探讨风景园林独特的视点、方法、模式以及风景园林能够表现的事物和对象。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就是探索风景园林生态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中的关键问题，试图探索突破生态规划设计发展瓶颈的途径。

（2）研究文化景观空间耦合的基本过程和规律，探索规划设计语言的基本图式

研究生态设计语言，建立生态设计的语言图式，是基于以下四个重要议题：①生态规划设计成为解决土地与景观环境等问题的重要途径；以土地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在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之间建立起一体化的途径和媒介，是生态设计语言描述的核心对象。②多学科理论引入风景园林、生态学富有成果的发展、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大胆的尝试和多样化途径有助于营造自然与人类共同繁荣的土地空间。③传统文化景观空间是自然与人文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产物，通过传统文化景观空间探讨景观生态化设计图式语言的基本图式，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以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为核心，以多学科发展为基础，以空间生态格局为框架有助于奠定景观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的基本范式。

（3）通过图式语言体系构建，形成有效保护和传承文化景观的设计方法

文化景观的语言是由人一地作用过程中不断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形成的描述文化景观的基本要素、文化基本单元空间和具有文化群体性特征的空间组合构成。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就是通过揭示图式的基本构成、典型图式和空间组织过程，通过对自然的模仿和文化的传承，依据独特的空间肌理过程将不同的景观要素、典型的空间组合进行耦合，形成文化与人文生态规律、生态特点和生态空间形态统一的有机景观。图式语言是生态景观表达的基本语汇，是生态设计的基础。图式语言及空间形成机理研究能够形成有效的生态规划设计方法和途径，同时也是生态规划设计的切入点和抓手。

四、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理论体系与框架

1.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理论体系

（1）“景观的语言”与“图式语言”理论

“景观是语言”的结论来自于景观规划设计最核心的工作领域，在由花园到区域的多层次规划设计中，景观规划设计都在尝试着进行充实功能和表达思想的艺术化塑造过程。在我国，景观语言研究正逐步起步，但缺乏对系统全面的研究。景观的语言理论将景观语言的基本构成概括为以下几个部分：①景观语汇。景观语言的构成是由景观的要素和景观独立的基本空间单元构成，以及由这些单元组合形成的空间基本格局。“land”的含义是指空间场所和生活在其中的人，因此景观的语言就是将场所及生活在其中的人连接起来的动态纽带。景观要素主要包括自然景观要素和人文景观要素。它包括了地形、地貌、土壤、水体、岩石、植物、动物和天象等自然要素以及建筑、劳作、人群、构筑物、活动以及地方性语言与文化景观等人文要素。要素依照特殊的过程和关系组合成基本的景观空间类型，并复合成典型的空间格局。②景观要素的秩序：空间组织。不是所有的景观都是和谐的，缺乏秩序会造成杂乱，但造成杂乱也有可能不是因为秩序的缺乏，而是太多秩序的冲突。景观中以很复杂的结合方式将很多秩序整合在一起。③塑造上下文关系：景观的环境。④环境（上下文）的法则：景观语法。⑤景观语言的应用：语用学、诗学和辩证法。

（2）景观生态学与“景观格局一过程”理论

景观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之间交叉的学科，主要研究空间格局和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景观生态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形成的，土地利用规划和评价一直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内容。到20世纪80年代，景观生态学在北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景观规划设计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它以整体景观为对象，通过生物与非生物以及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生态过程的研究，揭示景观结构与功能、景观动态变化及相互作用机理、景观的美化格局、优化结构、合理利用和保护。景观生态学理论重点强调空间异质性理论，景观斑块、廊道、基质的镶嵌体格局理论等景观格局的分析与研究理论；同时强调景观的破碎化过程、景观的网络化均质化与连接度和连通性理论。景观格局一过程理论是景观综合体及其形成并稳定发展的机理的系统研究，是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研究中典型生态空间研究的基础依据。

（3）人文生态学与“文化适应一场所构建”理论

人文生态学应用人类与生物物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信息指导形成环境与自然景观的最优化利用决策。该理论重点研究人类影响环境并被环境影响，以及完成与环境相关的决策影响人类的机理和特征。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环境运动的组成部分，人文生态规划重新得到重视。人类及其与土地间的互动是人文生态规划的首要关注点。斯坦纳（Steiner）在《生命的景观》（1991）一书提出的生态规划方法中不仅列出了社区信息分析清单，而且主张将社会经济分析与生物物理信息联系起来。麦克哈格（McHarg）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为新泽西Medford镇做的规划实现了整合社会价值的创新工作。赛佛·纳维（Zev Naveh）和亚瑟·利伯曼（Arthur Lieberman）提出的“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理论也更具有人文生态偏向。人文生态规划设计的基础理念是综合自然和人文过程信息以指导规划设计决策，尽管人们看待人类和环境之间关系的种种观点不同，人文生态规划者和设计者的中心论点是寻求生态适宜和文化空间之间的最佳匹配，将区域利用类型的适应优势最大化。

2.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框架体系

（1）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构成与图式语言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

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的基本构成是由景观要素（自然景观要素和文化景观要素）、景观空间单元（自然景观空间单元、文化景观空间单元和复合空间单元）、基本组合与空间格局（自然景观空间组合、文化景观空间组合和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空间组合）和生态过程（自然生态过程和人文与社会经济过程）构成的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框架和范式。景观要素和景观空间单元是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单位和构成，基本组合和空间格局是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模式和范式；生态过程是生态规划设计必须遵循的规律和句法。景观生态规划设计是以生态过程为核心，融合生态要素和空间单元，有效组织基本组合范式和空间单元模式，形成自然与人文一体化的具有整体性、连续性和有机性的景观整体或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设计。空间图式语言研究生态空间基本构成及其形态特征，重点研究典型生态空间组合的整体空间单元的图式，揭示生态空间耦合的内在机理。它是空间组织和空间优化的基本特征，是生态规划设计必须遵循的空间法则。

（2）典型地区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研究

传统文化景观是自然一人文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综合，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多种景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形成“文化环境中的自然景观空间”、“以聚落为核心的居住与生活景观空间”、“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性景观空间”、“文化景观网络化空间”等多种空间类型，并通过特定的空间关系复合成为具有完整性、连续性和整体性的景观空间。每一种景观空间类型的形成都具有各自的影响因素、作用过程和相互调适机理，这些机理与过程是认识传统文化景观形成的人文生态过程的规律，是“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的基础。由于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因此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研究应结合典型地区的实际情况，重点研究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耦合的运行过程与动力系统、空间组织的典型模式及其演变、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探索典型地区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

（3）传统地域人文过程与文化景观空间耦合形态及图式语言研究

形态与过程的耦合是以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为切入点，探讨文化景观图式语言的构成与模式。①传统文化环境中的自然景观图式语言构成、形态与组合模式。②以聚落为核心的居住空间的图式语言构成与模式。居住模式就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在地方性知识体系支撑下，综合考虑自然环境、土地利用、建筑与聚落形态以及水资源利用方式后形成的整体景观特征和格局。③土地形态与肌理空间图式语言构成与模式。土地肌理是人类社会生产性景观自我创造和自我维持系统在环境上形成的记忆，集中反映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应用和改造成果，是文化景观的核心反映，是人地作用系统的集中体现。④自然一人文复合型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构成与模式。即以居住和生活空间为核心，在空间上耦合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形成自然一人文过程相统一的复合型文化景观空间。⑤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网络化过程与网络图式语言。无论在任何尺度空间中，网络都是空间中最重要的生态特征。以网络化过程为切入点，探讨传统文化景观在中等尺度空间上的相互作用过程和耦合关系，并探讨网络景观图式化语言构成与模式。

（4）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优化与传承

文化景观图式语言是对地方性文化景观空间过程和组合形态等规律的描述和反映。在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空间组织过程和形态耦合特征，成为冲击传统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代语境下的传统文化景观保护、传承与发展依赖于对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的优化与传承。因此，我们应在图式语言基本构成与模式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地方性图式语言特征、图式语言的调适优化和基于实践的传统文化景观整体性保护策略。

五、结论与展望

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研究建立在三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之上。首先，在自然一人文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自然一文化高度统一的“景观”展示出其存在的科学性和高度统一性，也揭示出景观规划设计的内在过程和空间组合规律。其次，典型人文生态空间的客观存在和空间生态要素、单元、组合体可以通过空间解析的方式用图式表达出生态空间的组织规律和形成机理。第三，典型自然生态空间和人文生态空间的存在和示范作用成为今天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向“自然学习”和向“历史学习”的重要途径。基于以上的前提，可以看出：首先，生态规划设计是一门规律性、科学性和规划设计专业技能很强的学科领域，典型生态空间的剖析揭示出生态空间的组合规律和形成过程，学习、了解和掌握这些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开展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专业素质。其次，生态规划设计的图式语言是在典型生态空间剖析的基础上，依据生态学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景观形态学理论和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理论，借鉴“景观的语言”研究方法，开展典型生态空间的要素、空间单元、空间组合的特征与过程研究，形成生态景观的基本图式、单元图式和组合图式体系，并通过一定的作用机理将不同景观层面的图式进行组合研究，初步建立起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再次，采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的出发点在于通过生态空间“原型”的研究，获取生态空间的基本语言的要素和构成，并通过重新组合和应用这些生态设计语汇，构成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第7篇：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如何实现传统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对接，如何达到理论探索与实践探索的统一，这关系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也影响到当代中国的未来命运，因此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就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就是要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从现实实践的需求出发，在充分吸收世界各地优秀哲学思想的条件下，以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开创出新的哲学理论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充分认识中国传统哲学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一、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要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思想和理论载体

在这里说中国传统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理论基础并不是强调其根源性，像当代新儒家所企望的那样让传统儒家哲学“开出现世之花”，而是认为随着时代主题的发展变化，在价值观的重新选择确立，民族精神的重新铸就等问题日显重要的今天，向来以“德性之思”为特征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能为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提供有益的借鉴。当代中国的新哲学，它最首要的特征应是“民族性”，即它在生活基础、思想主题、问题意识、致思思路、表述风格等方面，表现出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要体现这种民族性，就必须充分吸收中国传统哲学中丰富的文化资源。尽管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中国学者不能仅仅凭借对西方哲学的转述和挪用而成就真正的哲学，只有将自己的根须深深地植入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才能确立具有独立人格的民族精神。我们从历史中走来，在中国传统哲学里面，蕴含着当代中国人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传，它能够为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存和中国社会的自我理解提供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能够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探索和创新提供传统背景和历史参照。就是在今天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也并没有完全脱离我们，只不过是存在于一种模糊笼统的状态之中。

    以儒学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哲学作为标志我们民族两千年主导思想的符号，极易获得我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的心理认同和感情共鸣。这些文化传统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在今天仍然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这种积淀和影响是任何外来文化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比拟的。创建中国的新哲学，这涉及到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追求，必然要以中华文化为精神载体。张岱年先生曾经指出“建立哲学不顾及本国的特殊精神是不成的，所以今后的中国新哲学，在这一意义上，必是中国以往哲学之继续发展。”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精华的浓缩与总结，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基础，因为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也割不断与历史的联系。没有了对传统文化的依托，就像支流失去了源泉而最终走向干涸。传统思想文化是任何新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和得以存在下去的依靠。当代中国哲学要真正走向世界，还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新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要在立足当代实践需求的前提下，深刻地挖掘传统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当代价值，以这些思想资源作为新理论体系立论的起点。具体而言，作为当代中国哲学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实现其自身的发展和创新应包含在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意蕴之中；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发展进程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中国传统哲学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所蕴涵的丰富思想也必然为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发挥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更好地完成对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实现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对接，还是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国传统哲学都会以其不同于其他哲学思潮的特有理论品质彰显其在现时代的重要价值。

二、现当代哲学家哲学创新的现实启示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些提出自己的哲学体系，进行哲学创新尝试的哲学家无不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依托。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但是从内容上看无不是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资源为创作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的。

熊十力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早自觉地创立独特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之一。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西洋哲学的影响下，熊十力以本体与现象纲，从批评佛教的唯识论入手，将中国、印度、西方三方面的哲学融会起来，建立起独特的新唯识论体系。虽然“新唯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结合的最早尝试”，体现了西方哲学在中国哲人在早期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同时也表明在那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都备受责难的情况下，熊十力先生对待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正确的态度，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态度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哲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熊十力先生基于强烈的爱国自强的思想底蕴，十分推崇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他不同意当时有些人对民族文化采取一概抛弃的虚无主义态度，而是把阐扬中国固有的传统哲学（主要是儒家哲学）作为自己的职志。他说：“唯自海通以来，中国受西洋势力的震撼，中学精意，随其末流，以俱被摧残，如蒜之精美，不幸随其臭气而为人唾弃。因是惶惧，而殚精竭力，以从事东方哲学之发挥。新唯识论，所由作也。”

冯友兰的新理学也是“中国的传统哲学（以宋明理学为主，杂有道家和禅宗）和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主要是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论的分析方法）融合的产物。”他想建立一个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新系统，创立新理学的根本目的是“想把中国传统哲学恢复起来，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抵制日本的侵略”。虽然在内容上新理学吸收了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内容，从方法上运用了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来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新理学所讲的最基本的概念却是来之于宋明理学。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一书的开头就说：他讲的哲学，“大体上是承接着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虽然因冯友兰先生当时的思想局限和阶级立场问题，新理学在创立之后其思想内容受到胡绳等进步的文化工作者的激烈批评，但是从哲学创新的角度而言，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态度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贺麟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时也力图将中西哲学融合起来。他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新发展，有赖于对于西洋哲学的吸收与融会，同时中国哲学家也有复兴中国文化，发扬中国哲学，以贡献于全人类的责任”。他反对全盘的西洋化，认为“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入文化上的殖民地”。因此他主张应以西洋哲学于中国孔盂、程朱、陆王之哲学汇合融贯，产生能发扬民族精神之新哲学，解除民族文化之新危机，实现“儒家思想的新发展”。抛开当时他的阶级立场，单纯从对待中西哲学文化的关系角度而言，这种认识还是很有见地的。

老一辈哲学家们在理论探索中所体现出来的无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钟情，对西方哲学思想容纳的态度，还是在两者互融基础上创建新的哲学理论体系的勇气和热情，对于今天从事哲学理论研究的人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些在理论领域创建新哲学体系的尝试与在实践领域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及形成的理论成果一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在任何时候，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被抛弃，新哲学的创建与产生不能没有传统哲学的参与；在传统与现代，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对流和融通中，只有从时展的需求出发，新思想的结晶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传统的哲学思想才能有真正的传承。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具有内在统一性

把传统哲学思想作为新哲学的思想和理论的起点与载体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主体的地位并不矛盾，而是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和互补性。

不容否认，中国传统哲学有着不容忽视的缺陷和不足，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哲学在近现代的败落，根本原因在于其社会基础的丧失。但其本身的理论资质较差，缺乏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理性之思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现代中国所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而传统哲学中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与其不一致。古代中国思想家也许因为缺少希腊哲学家的闲暇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他们把思想的目光聚集在人生的修养和天下的治理上，把东方思想引向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方向。对比西方哲学，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德性之思的视域遮蔽了纯粹理性态度的思想维度，从而使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受到减损。而这些思维领域正是支持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制度的思想前提。

传统哲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中国古代社会已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消解了。因此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已不可能成为观察、解决中国和当代世界问题的指导思想。也不能像当代新儒家所希望的那样能在儒学的传统中开出现代的科学民主，在儒学的基础上来解决中国以致西方现代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因此单纯的复兴儒学是不可能的。我们坚持它的基础地位应着眼于它对中国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民族心理的历史影响和制约，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通过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取长补短”,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开创出中国的新哲学。它只能是新哲学的基础而不是根本。不是“老树新枝”，而是在它的基础上长出一棵新树，形象一些它就是形成这颗新树的土壤。

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主体形态，但是这并不排斥中国传统哲学作为新哲学理论基础的地位和作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外来哲学，它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大地上生根发芽，正像许多学者认同的那样，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又同中国哲学中的进步要素具有价值契合点和学理上的相似性，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具有内在的契合点和联系。正如冯契先生所述：“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在近代史上起了重要影响。在我们的民族处于灾难深重的时候，那灌注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非常深厚的爱国热忱和不屈不烧地为真理而战斗的精神，激发了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中国人之所以能比较快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这同中国富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地优秀传统是有一定关系的。”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发展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互结合，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理论形态的基础上逐步确立其主体地位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在政治上探索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之路，而且也探索着中华民族精神世界、意义世界秩序的重建，一直高度重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探索。认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倾向，又要批判地吸收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认为这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因而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这种文化观的指导下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又体现了很强的民族特色，体现了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继承。毛泽东特别重视研究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主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还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533—534毛泽东从青少年时起就接触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长期以来形成了良好的哲学素养，因此他能够很好地把马哲的基本观点同中国哲学的思想材料结合起来。他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传统哲学遗产加以清理和总结，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运用中国哲学的思想材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使之带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鲜明的’中国特色。毛泽东的这一治学态度和方法，对今天肩负着哲学创新的哲学工作者来说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化的形式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形成新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三大理论成果。“就它们的基本原理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可就它的实践经验和文化传统来说，又是中国的，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和文化的结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可离开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离开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它就不是中国的。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形态下的延续》”对于当代中国哲学而言，哲学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新哲学在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从内容和形式上又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和思想发展的哲学反映，必然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哲学有着紧密地联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哲学将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既是传统哲学的延续，也是新时期、新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四、通过“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推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

尽管在理论上确认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已是不争的共识；在现实生活中，当下的国人迸发出对中国传统文化高涨的热情，但是对于以儒家哲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只有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理解中才能获得新的生命。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实现其从内容到形式的“创造性转化”。所谓“创造性转化”，正如傅伟勋先生所言，就是“批判地继承”与“创造地发展”，也就是在批判地继承过去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大力进行理论创新。“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的论题既是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与“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等相关论题的逻辑延伸，也是新世纪里中国学人在面对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冲突中寻求民族文化身份的定位与中国文化话语权的思想探索中对中国哲学发展的一种希望。这种“创造性转化”的尝试早已开始，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就已提出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的观点；20世纪40年代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主张，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的一种新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冯契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通过对金岳麟“所与是客观的呈现”的认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实践论的改造，并将佛教哲学“转识成智”的命题纳入唯物主义实践论的范畴，提出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新理想，在“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为在新时期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中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会贯通，建构新的哲学形态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借鉴。

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深人和文化观念的日益开放，国际汉学尤其是海外华裔学者的一些有关中国传统与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的论述与学术探索不可避免的成为推动中国哲学实现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组成部分。像傅伟勋先生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的观念，以及在他自己的哲学研究中，运用现代西方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工具，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释道三家的重要命题和概念进行了富有创见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相统一的生命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的学术成果；还有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为推进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尤其在儒学的创造性转化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等等。

第8篇：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简析；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4-154-01

一、中国传统体育的相关概念辨析

一是关于中国传统体育的概念剖析。本文探讨的中国传统体育，主要是指在分散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社会环境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以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作指导，注重纲常伦理、追求内心平顺和谐，以传统武术、养生气功、民俗体育和传统智力性体育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民族体育。中国传统体育之所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因为传统体育具有参与人数之多、跨越地域之广、社会影响之大、时间延续之长等特点，是包括汉民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在本民族居住地区内共同创造、形成、继承和延续的带有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和特征，凝聚了中华民族集体智慧，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能够体现传统文化特征。

二是关于中国传统体育特征的剖析。国内学术界关于传统体育特征的研究有大量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采用的方法、研究的视角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例如：刘雪松在《论我国民族体育的特色及其发展》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和传统性特点，因为不同地域的人们生活方式、文化理念和地理环境不尽相同，使得在一定地域世代相传、沿袭的体育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传统性特点。胡小明在《体育人类学》一书中具体分析了中国传统体育不具有“竞争性”的原因，他认为虽然中国传统体育成百上千项，但是它们主要是依附于生产、生活、练兵、娱乐和礼教活动之中，没有形成具有独立形态和独立价值的体育形式，缺乏竞技性，与今天的奥林匹克竞技精神格格不入。此外熊志冲在《传统体育与传统文化》一文中还总结出民族传统体育具有“落后性”和“保守性”的特点。尽管结论不尽相同，但是对中国传统体育具有的民族性、传统性、健身性和娱乐性等特征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

二、中国传统体育的文化特征分析

中国传统体育是在各民族文化中孕育而来，深受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民族风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的宝贵资源，其悠久的历史中有着浓厚的文化积淀和鲜明的个性特征

1.具有明显的哲学思想烙印。古代中国，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发展丰富，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以儒、释、道、墨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丰富多彩。中国传统体育在作为一种在农耕文化状态下所孕育出来的体育活动形式，其形成和发展必然深受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天人合一”、“气一元论”等思想元素在传统体育如气功、武术、太极等项目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正是由于有传统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使得中国传统体育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广博宏大的理论体系。

2.主要以追求健康保健为目的。中国传统经济具有分散、封闭、自给自足的特点，建立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及经济条件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追求和谐、稳定和与环境协调的生活方式，人们主要以“修身”、“养性”方式为主，与西方竞技体育色彩完全不同，人们主要是享受体育带来的娱乐、健康，进而达到保健长寿的目的。

第9篇：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一）以学习先进为最大价值取向的激进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在上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教育学者的态度都相当激进，他们主张对外学习，并对先进教育理论予以了高度肯定。然而，在他们充满热情地学习国外教育理论时，却陷入了文化困境。作为文化的产物，中国教育学者的文化属性必然带有中华文化的特色。也就是说，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是中华文化的“所有者”，特别是近代早期学者，其文化属性更带有明显的国学色彩。带着这种浓厚的国学色彩去学习西方教育理论和模式，难免会对西方文化教育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产生偏差，面对这一困境，只能摒弃传统，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去进行研究与学习，久而久之，就渐渐被西方文化“殖民”了［1］。对于广大中国教育学者而言，这种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歧出”对其研究和学习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具体表现在：首先，它分割了中国教育学者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生活。关于这一现象，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曾说过：“我们以西方的模式从事研究工作，以中国的生活模式生活。”其次，它容易使国人过分崇拜西方教育理论。由于西方教育理论具有情境性和临时性的特点，中国人一旦走出研究工作的“象牙塔”之后，就会失去生活的方向，甚至迷失自我，但是他们坚持向先进教育理论学习的精神又迫使他们陷入了以理论指导实践的困境，这大大弱化了实践对理论的约束力。面对这种情形，自然会出现过分崇拜某种理论的现象。再次，它将教育理论的创新精神扼杀在了摇篮中，导致中国教育研究极其缺乏原创精神。

（二）以注重继承传统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当中国教育学者穷尽自己的力量去承接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或开始对传统文化特色予以高度重视时，尽管其价值取向是正面的，但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首先，如果他们不解决“破旧立新”的问题，就算多么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无济于事的。换言之，当代的中国教育学者一方面要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创新影响传统的继承。但是，我国教育理论本身就沿用了西方模式的大环境下，他们该如何厘清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理论、传统教育之间的关系？当中国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与先进教育理论发生碰撞时，我们会发现，这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所看见的东西均未超出“胚胎”、“萌芽”、“历史”的范畴。这难免会使广大中国教育者陷入理论困境中。由于无法在传统中找到可以与先进教育理论相抗衡的东西，教育学者们便只能徘徊于西方教育理论的框架中，同时也使得中国教育者即便是尽了最大努力去发展本土教育理念，但触碰到西方教育理论，却又被打回了原形［2］。其次，由历史原因引发的困境。受中国教育学者自身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在研究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会因为教育理论中国化价值取向发生变化而陷入困境。他们熟知近现代教育理论的一切内容，而且可以轻松地阅读各种外文文献。在他们眼中，古文比英文更为复杂、陌生。目前，除了专门从事古文研究的学者之外，我国很多教育学者都不太了解古文，这已成为了我国教育学界的普遍现象。这种困境阻碍了他们传承传统文化的脚步，也切断了他们与古代文化典籍的联系。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研究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效果。

二、后现代教育理论下中国化文化的出路

（一）改变先进和传统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

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感。现代社会的发展轨迹表明，西方文化并非“先进”的代名词，现代化也并非西化。换言之，落后并非是“传统”的代名词。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应该用“好”、“坏”二字来形容传统，只是因为人们看待传统的观点不同，因此才会产生好与坏的看法。如果简单地把西化视为现代化，将先进文化视为西方文化的话，那么异质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就是坏的、落后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中的“礼”，就被视为一种落后的表现，因为它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尽管我们早就摆脱了传统礼仪的枷锁，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学校中、街道上、公共场合里，依然可以看到各种丑态百出、缺乏教养的行为。尽管在当代社会已经见不到“三跪九叩”这样的大礼，但见到长辈鞠躬、行礼也未尝不可。在教育领域中，已失去了用于划分传统与先进的界线，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特地对教育的范畴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了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严格来说，这种划分方式就是人们排斥落后，追求先进的一种表现，再进一步说，这种划分方式无疑是想让大家认同现代教育的先进性与传统教育的落后性。就教育而言，在不考虑社会因素的情况下，这种区分是很难明确的。就算可以根据时间区分这两种范畴，也无法明确教育观念的归属。如果再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尝试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不成熟的表现。要知道，无论哪一个时代都在努力的寻求“教育是什么”的答案，如果早已对自己时代和社会的教育实质了然于胸，又何必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教育理论和实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既充满了时代性，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传承性。人们只有通过解释和补充上一代的教育观念，才能得到符合当下时代特征的新观念，如果没有上一个时代的教育精神作为支撑的话，这种解释与补充是无法实现的［3］。就拿教育组织形式来说，当今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乃班级授课制，这种组织形式是在个别教学形式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班级授课制却始终未得到现代教育史上几次大规模教育组织形式改革的认可。与传统教育相比，尽管现代教育中的个别教学在性质和复杂程度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就个别教学来说，现代和传统是高度统一的。在历届教育改革中，人们用于取代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就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二）以中西文化交流为基础

西方教育理论中国化作为后现代教育理论中国化的代表，是以中西方文化交流为支撑的，我们要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对待和接受西方文化，同时又要自觉地抵制其不良文化的侵蚀。一方面，在对后现代教育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进行接受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全面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历史结构与逻辑习惯，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后现代教育理论在中国变成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另一方面，倘若我们仅一味地接受外国教育理论的模式，而不用本民族的特性对其进行创新的话，就会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导致中华民族文化出现断层的现象。所以，我们应该敞开心扉地去接受和传承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拒绝、排斥。与国外教育学相比，我国教育学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加之中国学者在探索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常将教育传统视为一种“落后”的东西，因而难免会对外来教育表现出崇拜之情。要知道，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教育传统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就无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鉴于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传统是必需的，我们不能因为其是“过去式”就不假思索地舍弃，而要是看到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4］。所以，在外国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公平地对待中西方文化，而且要努力为中、西方文化搭建沟通与交流的桥梁。

（三）反思性地运用

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与西方社会的文化环境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导致二者的发展现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中国教育，都面临前代和现代的问题。正如北大教授钱理群所说：“我们是旧病未愈，又添新病。”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当代中小学学生所接受的仍然是一种奴化的教育，一方面，他们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自己的话。相比之下，“五四”时期主张说真话、强调个性解放的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另一方面，当今的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长辈的宠爱使他们养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思想，同时优越的生活条件使之越来越物质。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教育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又遭遇了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以一种反思的态度来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5］。毫无疑问，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一些主张的确起到了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作用，当然也不乏一些不符合中国教育现状的论断，甚至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观点与主张。有些学者表示，引入后现代教育理论的目的是补充、完善现代教育，而非否定现代教育，所以现代教育理论永远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我们应该树立一种有限理性的教育观，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不余遗力地挖掘非理性的潜力，另一方面又要大胆地承认理性精神的启蒙作用；我们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去发展教育，树立与人类发展规律相一致的教育观，一切以人为出发点，同时要正视人类对生态、环境与资源造成的破坏，反对过分夸大人的作用；与此同时，在批判和反思人类命运和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要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我们还应该树立诗意理性的教育观，既要鼓励浪漫、诗意的教育理念，又不能有失分寸，显得过于主观，这样才能赋予教育观一定的张力和弹性；我们要根据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树立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教育观，还要本着人文关怀的态度去弱化科学的技术性与工具性［6］。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不放弃现代教育主张的前提下，科学地、理性地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学会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优秀观点去对现代教育进行补充与完善，甚至创新现代教育，最终使现代教育变成一个先进的、多元化的教育理论。

（四）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和而不同”的传统思想，每种文化之间虽然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些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和”性的。所以，在后现代教育理论发展基础上，我们应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发展，简言之，这是一种多种文化中间从“不同”达到特定意义上的“同”的过程。这里的“同”并非意味着要同化中国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或是在这些文化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位置，更不是取代这些文化，而是要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集，并以此为依据，准确把握文化的多样性，并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并不意味着否定本国传统教育文化，或是抬高西方教育文化，而是要建立一个被所有人认可的教育世界。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为中西双方教育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最终体现出“和而不同”中“和”的内涵。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拓宽中国教育发展的眼界，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且还能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