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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的应用领域精选(九篇)

循证医学的应用领域

第1篇:循证医学的应用领域范文

【关键词】神经外科;循证医学;教育

循证医学的科学、有效性已逐步得到国内外临床各界的认同,循证医学教育在临床各个专业的应用也越来越深入和广泛,涉及各专业的临床实践、科研及教学,临床各科决策的科学化深受循证医学教育模式推广的影响[1-2]。在循证医学教育的渗透下,医学高等教育也发生着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神经外科属于外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随着医学的飞速发展,神经外科同样涌现出许多新技术、新疗法,那么如何规范使用?和许多临床学科一样,当面临难以抉择的手术入路和手术术式时,实践经验联合循证医学的指导可以给出患者可以选择的最合适的处理方式。下面就神经外科学专业特点、实习医生的困惑、神经外科进行循证医学教育的可行性等方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1神经外科学专业的特点及神经外科实习医生的困惑

神经外科学起源于英国,在19世纪初期的美国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展现出来。该学科应用独特的神经外科学研究方法,是以手术为主要治疗手段,研究人体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技术的一门高、精、尖学科。因此神经外科医师从事的是一种相对高难度、高风险及责任重大的临床职业,在社会上的关注度也在日益升高[3]。医学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课本的知识更新速度远远落后于网络知识的更新。用于教学的神经病学课本知识更新时限比临床医学发展现况平均晚4~5年[1]。那么,面对神经外科临床实践中的疑难问题,当课本中所学到的知识与来自于信息网络的知识存在分歧时,实习医生应该作何选择?而且现实中针对某个临床问题的信息也会出现数量繁多,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实习医生如何从大量的信息中快速找到真实有用的证据资料;如何将各种来源的资料与现有的临床专家经验结合,用于临床实践中;如何进行临床实践效果的评估,是所有神经外科医生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和困惑[4]。

2循证医学教育用于神经外科实习医生的必要性

首先,神经外科领域需要高质量的临床证据。与心血管等医学领域相比,目前神经外科疾病领域高质量的临床证据还很缺乏,不能满足广大临床医生的证据检索需要,所以有必要在神经外科实习医生的教育中引入循证医学思维理念,让实习医生懂得什么是循证医学,如何来提出临床问题,通过何种途径来查找针对临床问题的不同级别的证据资料,如何来创造高等级的临床证据,提供给后来的临床实习医生。其次,医学科学飞速发展,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涌现,神经外科领域更是如此,因此,神经外科医生应该确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没有学习和总结,就没有习得和进步。循证医学教育可以让实习医生由被动学习专家经验和课本知识变为主动探索临床问题和疑难杂症,让神经外科实习生教育从终结性学习逐渐转变为终身学习理念的教育[2]。再次,国内神经外科学某种程度“重教轻学”,一些临床教师注重推理和个人经验,轻视循证证据和客观事实的许多固有观念一时还很难转变,这样往往对临床证据视而不见,不予应用。由于采用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课本知识和经验的传承难以紧跟国际神经外科学发展的脚步,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神经外科学成果的推广和应用。既然循证医学用于神经外科教育如此必要,但是在临床的具体教育中仍然有以下特点:(1)循证理念及教学方法仍待普及应用:如前所述,目前神经外科疾病领域高质量的临床证据还很缺乏,循证医学理念和方法的应用在神经外科教师中的普及程度还远远不够,致使新的神经外科有质量的证据难以或较少产出。(2)有效临床科研平台的欠缺:很多医院的规模无法让神经外科成为有效的临床科研平台,如何对神经外科疾病进行规范诊断、治疗,采用标准化的检测流程,规范的标准操作程序(standardoperatingprocedure,SOP)是制定临床研究方案,对比临床治疗措施的有效保障之一。(3)神经外科循证医学教育属于临床各个学科循证理念教育的一部分:目前医学已不是刚刚起步,而是有了不断更新的临床医学数据库,因此在实习医生踏入医学大门的时候,所面临的的医学知识不仅仅是课本所赋予的,而且还有难以想象的庞大的医学数据库,所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该数据库是每一位医学人员的责任。面对神经外科临床循证医学数据库的现状,神经外科实习医生更应该感到任重而道远。

3神经外科实习医生的培养模式

有效的实习医生培养模式是在常规神经外科实习中加入循证教育的培养模式,通过四个模块的相互穿插的学习实践模式来完成实习过程。如图1。(1)夯实理论基础:通过定期的神经外科及相关学科的专题理论培训来增强实习医生的理论基础,课程在常规基本理论课程的基础上可以随着每期实习医生的需求有所增减,从而让实习医生从各个方面夯实神经外科学的相关专业理论基础。(2)常规显微训练:显微训练是神经外科必不可少的一个实习环节,严格的操作,帮助实习医生练习手眼并用的灵活度及显微缝合的技巧和能力,需要通过严格的考核才可以获得相应的合格证。显微操作是作为一个神经外科医生必须具备的实践能力。(3)临床问题讨论与循证:开展病例为先导,问题为基础的讨论,在这样的病例讨论中帮助老师和实习医生共同发现、探讨临床中的问题,通过循证理论及实践结合,让实习医生通过证据检索获得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发现新的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通过循证与问题的解决逐步提高科室神经外科的诊疗水平。(4)通过循证学习与再实践:神经外科实习医生在理论学习和操作训练的基础上,通过病例的管理与临床问题的探讨,进行循证,根据证据检索的结果,找到可行的解决方式,进行临床再实践,获得理想的临床问题解决办法。通过这几个模块的培训可以逐步提升神经外科实习医生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及主动思考与学习的能力。

4结语

循证医学促进临床医学的发展,反映了世界医学的发展趋势[5]。神经外科医学实践教育结合循证医学教育使临床实践从传统的经验医学模式转变为以证据为基础的循证医学教育模式。从而使得神经外科实习医生改变自己传统的学习观念,立志终身主动循证学习,跟上现代医学发展的脚步。

参考文献

[1]姬仲,王晓艺,吴永明,等.用循证医学指导八年制阶段性神经病学教学[J].西北医学教育,2011,19(6):1167-1169.

[2]王艳,王欢,赵新利.循证医学在神经内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J].科技信息,2014(5):110.

[3]王忠诚.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神经外科事业发展[J].中华神经外科杂志,2006,22(12):709-710.

[4]李彤,顾征.循证医学理念在神经外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病案,2012,13(6):49-51.

第2篇:循证医学的应用领域范文

【关键词】循证医学;临床教学;教育观念;医学模式

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又称遵循证据的临床医学,是近年来在临床医学领域中迅速发展和被广泛运用起来的理性医学。在许多国家包括在我国,循证医学已成为众多医学研究的主题和对象,循证医学理念的推广必将带来医学教育和思维的变革。循证医学最大的受益还是在于临床医疗领域,而实际上,要使这种思维和理念彻底的贯彻和实施到临床实践之中去最主要的途径是临床教学,尽管目前还面临一些问题,但是如何改变传统临床教学中的问题,科学的运用循证医学思维,培养具有创造和实践能力的医疗人才是每一个医学院教师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循证医学对临床医学的影响

著名临床流行病学专家David Sackett将循证医学解释为谨慎地、明确地、明智地应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依据以确定对患者的治疗措施。他认为在任何的医疗决策中小的方面包括医生开处方和制定医疗方案,大的方面包括政府对医疗卫生决策等都应该建立在对客观临床科学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综合进行。随着医学学科的不断发展,关于医学的科研成果必然越来越多,但是对于每天工作日益繁忙的临床医生来说如何从海量的成果之中迅速的找到和发掘出自己需要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却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痛的问题。在临床医学和流行病学发展的带动下,对这些科研成果和文献质量的评价方法也逐渐产生,尤其是对照实验被日益接收和运用起来,这就为许多可以使用的证据产生了可能,更使循证医学成为了可能。循证医学也为医院提供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导向,引导着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更加注重证据,更加重视收集临床数据和对系统的评估,合理分配医院的卫生资料,整体上也有助于降低医疗成本。因此,在临床教学的医学教育过程中,教师要积极改变传统医学教学模式,积极主动的把循证医学运用到临床教学中去。

二、循证医学对传统临床教学的冲击

众多周知,在传统的临床教学中培养出来的临床医学生,尽管理论基础和基本训练非常好,但是非常明显的缺点是在创新方面略显不足。这主要跟我国长期以来在高等医学教育领域实行灌输式的教育方式有关,在教学过程中还是紧紧围绕着教师、课堂和教材三个中心。教师在讲授医学知识时,过于注重是给予学生系统化的知识,总是寄希望于他们在以后的临床实践中能够根据自身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经验去分析相关的病情资料,依靠所掌握的原理去诊断和治疗。长此以往,学生得到的是知识的堆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唯恐学生有什么没有学会的,唯恐漏掉某一块知识。可以想象在如此教育模式下,虽然他们在工作初期能很快适应临床工作,但是问题也很快会随之而来,学生平时接收的都是教师灌输过来的大量知识的堆砌,因此给学生的创造空间非常少。同时太过于注重知识的完整和连贯。在这个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是学生的主体性却很难发挥出来。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更多的时候是处于被动地位,学习过程中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直接影响到在以后工作过程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对自我知识的更新意识培养。在知识更新换代日益加快的今天,终身学习就不可避免。在如今终身教育的时代背景下教师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越了知识传递这个简单的功能,更多的是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品质。能够利用已有的自学能力不断学习、接收、消化和创新新的知识。特别是在临床医学领域,知识的更新速度非常快,每年有大量的最新研究成果公布于众,这里面难免有真理也有谬误,作为医学生必须具备这种甄别能力,教师的任务就是赋予学生这种甄别能力。总之,传统的医学教学模式亟待改变,循证医学将对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带来巨大的冲击。

三、透过循证医学本质,提高循证医学实践性

作为一名医学教师首先要认真去研究循证医学的本质是什么,它的运用价值和意义何在。在这个发现和研究的过程之中去不断熟悉循证医学的基本内容和精神,最终达到提高实践循证医学的自觉性目的。循证医学要求学生有提出和捕捉临床问题的能力,能够借助各种手段和方法来收集资料,同时可以对各种文献资料进行系统化分析,从而为最终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以至解决实际问题。循证医学就是为临床教学提供这样一种教学方法,通过循证医学在临床教学中的运用,不仅有助于提高教师自身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熟悉医学前沿,同时可以不断优化自身知识结构和提高医学教学质量。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理念的转变,可以为临床教学和实践提供一种方法论的指导,乃至是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和教育观。可以实现从过去知识经验型人才到创新开拓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变,让学生学会主动学习,主动发现问题,阶段性的学习变为终身学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第3篇:循证医学的应用领域范文

关键词:循证管理;证据;证据强度

中图分类号:C9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2)11-0048-05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vidence" in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YAN Shi-mei ,MEI Li-zhen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vidence” and provides three perspectives: research-evidence perspective, combination of research evidence and experience perspective、 multiple- evidences perspective.

Key words: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evidence; strength of evidence

管理者往往要在任务和时间的高压下利用有限信息做出重要决策。许多管理者在决策时通常会参照两类依据:一是过时信息或者自身经验,二是管理“妙方”或者其他公司的“最佳实践”。这两类依据都可能导致错误决策[1]。而循证管理(Evidence-based management)则为寻找可靠的管理决策依据提供了新思路。循证管理的思想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和循证理论(Evidence-based theory),是循证理论在管理领域的应用和推广[1]。循证管理具体是指将建立在最佳证据之上的管理原则转化为组织的管理实践的过程;其使管理决策从基于个人偏好和不系统的经验转变为基于最佳的科学证据[2]。

近年来,循证理论及循证管理越来越受到管理领域学术界和实业界的关注。纵览以往相关文献发现,以往研究一般聚焦在推行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的障碍因素以及实现途径上;而明显欠缺对证据本身的内涵及测量的具体分析;另外,要在循证管理领域进行深入地实证研究,必须明确其中的核心概念——“证据(evidence)”的内涵及测量。同时,对证据内涵的明晰离不开对证据特征的探究,而证据强度(strength of evidence)是表征证据特征的重要概念,其在以往研究中被反复提及却相对缺少系统梳理和分析。鉴于此,本文基于以往文献,对证据的内涵、强度以及测量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分析,从而为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一、证据的内涵

自20世纪80年代循证理论在临床决策领域的兴起,有关循证理论中证据研究已有近30年的历史,研究者对证据内涵的认识在不断延伸。概括这些认识和观点,可以发现关于证据的内涵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研究证据观、研究证据与个体经验证据结合观和多重证据观。

(一) 研究证据观

英国流行病学家Cochrane(1972)最早阐述了研究证据观。他在其专著《疗效与效益:医疗保健中的随机对照试验》中首次提出将随机对照试验的研究结果作为临床决策的依据,并建议不断收集新的研究结果,从而为临床治疗实践提供可靠依据。该观点引起了学界对于研究证据尤其是随机对照试验的极大关注,也促成了研究证据观及循证医学的蓬勃发展[3]。

循证医学作为概念本身是由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的临床流行病学家们正式提出的,作为医学实践的新范式,循证医学强调临床决策不应当过分强调直觉、无章可循的临床经验以及病理生理,而应当基于临床研究的证据[4]。可见,循征医学从最初提出到内涵界定都非常强调研究证据。

借鉴于循证理论在医学领域的发展,Hewison(1997)将它推广到了管理领域。针对医疗组织中的管理问题,他首次提出了循证管理的概念,即“管理者依照循证实践的原则来指导自身行动”;还进一步指出,医疗护理组织中的管理者在鼓励临床医生采取循证实践的同时,缺乏对自身管理实践的反思[5]。后来,Stewart (1998)强调,管理者需要在组织内营造注重研究的氛围,鼓励质疑,培养对研究结果的兴趣,并尝试通过其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案[6]。Young(2002)、Walshe和Rundall(2001)也都指出了在战略决策中使用研究证据的益处[7,8]。Reay等(2009)则明确概括道:在过去50多年中,利用研究证据指导管理实践已经渗透到管理的研究中[9]。另外,循证管理协会也坚持研究证据观点。循证管理协会是一个旨在缩小管理研究以及管理者决策之间鸿沟的组织,他们认为循证管理需要通过慎重地使用相关的最佳的科学证据以提高组织决策和实践质量转引自:Briner R B,et al.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Concept Cleanup Tim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09(4):19-32.。他们强调,研究证据虽然不是唯一依据,但却是最重要的。

由上可见,无论医学领域还是管理领域,许多学者都非常强调循征决策与循征管理的研究证据观点。这一观点强调实践者在决策中应该从基于个人偏好和不系统的经验转变为基于最佳的科学研究证据。

(二) 研究证据与经验证据结合观

随着循证理论的发展,证据概念的外延也在不断延伸,研究证据不再是行动的唯一指南。循证理论中有关证据内涵的观点的一个重要分支,即是研究证据与经验证据相结合的观点。这一观点是由著名临床流行病学家Sackett(1996)率先提出。他指出,临床医生应当在实践中结合个体的临床经验以及由系统研究得到的最佳外部临床证据。其中,个体临床经验指的是临床医生自身通过临床实践经历所获得的熟练度和判断力。最佳的外部临床证据指的是与临床问题相关的研究,通常来自于基础医学,尤其是以病人为导向的临床研究[10]。鉴于此,证据的内涵已经由单一的研究证据扩展到了临床医生的个体经验。在管理领域,也有部分循征管理研究者更注重个体经验这一类证据,例如,Yates(1990)提倡使用更为有效的决策工具、技术,利用管理者的经验以及判断力来指导管理活动中的每项决策[11]。

显然,在循证管理中,使用研究证据就具体情境做出决策时,个体的经验判断、对研究证据的批判性评价都是关键的。正如我国学者吕力(2011)认为,循证管理的中心内容就是评价,由于研究证据通常不具有普适性,需要主观参与的评价,因此个体经验在循证管理中的证据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然而,在循证理论的发展历程中,结合个体经验与研究证据来指导决策和实践的观点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在决策情境的高复杂性以及客户期望的独特性的双重压力下,多重证据观随之诞生。

(三) 多重证据观

研究者们通过对循证理论的探究,对证据类型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充,使证据的内容逐渐拓宽至多重。多重证据观最早是由Sackett(1997)在其专著《循证医学:如何实践和教育》中提出并加以阐述的。他将循证医学定义为“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依据来确定患者的治疗措施”,他具体提出,临床医生必须将他们的个体经验运用到评价病人所面临的问题上,并在决策时结合研究证据以及病人的偏好、价值观。其中,病人的偏好和价值观不仅仅指的是病人对生命和健康的观点、信念、期望以及目标,还包括个体对不同方案的利弊、成本、便利程度的权衡[12]。根据这一观点,证据的种类再次得到扩充,临床决策不仅仅应当基于研究证据、个体经验,也应当基于相关利益者(病人)的偏好。

在有关多重证据观的探究中,具有开拓性的是Haynes等(2002)的研究。他们提出一个循证临床决策的新模型,它基于病人所处的具体情境、病人的偏好以及最佳研究证据,而个体的临床经验作为核心贯穿于决策中。这就意味着,临床医生应当运用自身经验,获悉病人的个体信息,例如人口特征、病史等情境证据,并通过搜寻文献选择、记录评价最佳研究证据,最终获得符合病人期望的治疗方案[13]。可见, Haynes等(2002)对证据的界定扩展至病人所处的具体情境。他们认为,病人所处的临床状态或者具体背景和情境对于临床决策是极其关键的,甚至占据了主导地位,具体的临床方案应当随着个体的不同而变化。

而在管理学领域,研究者们提出了符合管理学学科特点的多重证据观。在这一观点下,不同研究者强调的证据类型也不尽相同。Pfeffer和Sutton (2006)强调的是局部情境证据[1]。他们认为,管理者收集、分析组织的局部证据,在决策时更多地关注具体事实信息,而较少地强调对外部研究证据的使用。有些学者则强调紧密结合研究证据与局部情境证据,认为两者在循证管理中同等重要,缺一不可。例如,Rousseau(2006)提出,循证管理中的“最佳证据”可分为大证据和小证据。“大证据”指的是通过科学方法获得的有关因果联系的普适性知识,即系统性的科学研究证据。“小证据”是局部性质的、有关特定组织的事实性的证据,指的是在特定情境下,管理者系统收集的用以指导局部决策的数据,即管理者听取的事实真相、获取的事实数据[2]。

随着美国学界对循证管理讨论的激烈化,Briner等(2009)对循证管理的内涵进行了更加明确的界定,这使循证管理中“证据”的外沿也随之得到了延伸。他们提出了包含四个证据类型的多重证据观,即管理者的经验或判断、局部情境中的证据、对外部的最佳研究证据的系统评价、以及可能会被这个决策所影响的人们的观点等四种证据。尤其强调恰当进行的系统综述(systematic review)能够明确总结与某个实践问题有关的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这种研究证据是循证管理的基石。他们还强调循证管理是在管理者同时获得以上四种信息下才得以发生的。但至关重要的是,每一个证据元素的影响力大小将随着决策问题的不同而变化。在某些情况下,利益相关者或决策者的道德考虑可能比外部研究证据更重要,从而在决策中占据更大的权重。在其他情况下,由于可获得的局部证据很少,所以它对这项决策的影响相对较小。总之,在所有的案例中,应谨慎小心地确定对不同证据种类的重视程度

[14]。

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出,在近年的循证管理研究中,学者们对证据的界定范畴愈来愈广,由起初的仅仅包含“研究证据”延伸至包含“个体经验”、“利益相关者的偏好”乃至“具体情境证据”,从而形成了证据的多重观。

在证据内涵的不断扩展中,研究者及实践者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如何评价纷繁多样的证据,于是衍生出了对证据特征的探讨,这对于理解证据内涵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证据强度是证据特征的一个重要表征,因此,有必要对有关证据强度的文献进行梳理。

二、 证据强度

证据的特征与证据的内涵具有密切的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证据内涵,必须理清表征证据特征的一个关键概念的含义,该概念为证据强度。

证据强度指研究证据“接近真实的程度”、“影响力的大小”和“在实践中的适用性”[12]。它体现了实践者对研究质量的判断、对研究结论真实性的自信程度,以及研究结论是否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论或者与面向不同人群展开的研究结论相吻合[15]。从对该概念的界定和陈述中,不难发现证据强度主要用来表征研究证据的特征。

判断证据强度的标准包括:①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即研究本身的质量,具体是指该研究根据其特定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是否有效[16];②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即研究结论能够推广到更广泛群体的程度,具体是指指导解决问题的可行性和可推广性;③连贯性或一致性(coherence or consistency),即在不同研究中所得结论的一致性[17]。

很多研究按照证据的强弱程度对研究证据进行划分。1979 年,加拿大定期体检特别工作组(Canadian Task Force on the Periodic Health Examination,CTFPHE)首次对研究证据进行系统分级并提出推荐意见,由最强到最弱依次有三个水平。其中第一个等级是至少一项设计良好的随机对照试验。第二个等级是设计良好的队列或病例对照研究,尤其是来自多个中心或研究组;或者是比较了不同时间、地点的研究证据,或有重大结果的非对照研究;第三个是基于临床研究、描述性研究或专家委员会的报告,或权威专家的意见[18]。

1986 年Sackett教授在该分级基础上又提出了证据的五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具有肯定结论(较低错误概率)的大样本随机控制试验;第二个等级是具有不肯定结论(有中度乃至高度的错误风险)的小样本随机控制试验;第三个等级是非随机同期对照试验(Nonrandomized,contemporaneous controls);第四个等级是非随机历史对照试验(Nonrandomized,historical controls);第五个等级是无对照的病例系列(No controls,case-series only)[19]。2004年,包括 WHO 在内的 19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67名专家组成 GRADE 工作组,又推出了国际统一的证据强度评级系统。

在管理学领域,Reay等(2009)依照D’Agostino和Kwan (1995)提出来的循证医学中证据的六等级思路,提出了循证管理中证据的六等级,即证据按照强度由强到弱一共有六个水平:第一个水平是大样本随机控制试验或者元分析(meta-analysis)结论;第二个水平是一个高质量的文献综述或系统综述(systematic review)结论;第三个水平是有比较的、多点的案例研究或者大样本的定量研究结论;第四个水平是小样本、单案例的定性或定量研究结论;第五个水平是描述性研究和/或自我报告的故事;最弱的第六个水平指权威意见机构或专家的观点,非基于数据的证据[9]。

由上可见,研究证据具有强弱特征,根据强度可以将证据分为不同等级或者水平,高强度的研究证据在实践中往往具有更高可信度和更强的指导意义。

三、证据的测量

在科学研究中,对一个概念的清晰界定最终要落实到对该概念的测量上,因此,为了进一步明确证据的内涵,本部分将梳理和讨论证据的测量问题。

证据量表的开发自20世纪90年代起便得到相关研究者的普遍关注。纵览以往文献可以发现,证据测量根据证据内涵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具体可以分为三类:基于研究证据的测量、基于研究证据和个体经验证据结合的测量、多重证据测量。

(一) 基于研究证据的测量

对研究证据进行测量的量表受到研究者广泛而持久的关注。这些根据不同情境开发出的量表,在测量视角上也有所不同,具体涉及研究证据的运用能力视角、研究证据的运用障碍视角和研究证据的运用行为视角。

就运用能力视角的研究证据测量而言,McColl等(1998)在对基于研究证据的医疗决策的相关研究中,具体测量医生“对相关期刊、综述类等出版物以及数据库的意识和认可度”以及“进入相关数据库或者网络的能力”[20]。Fritsche等(2002)也开发并验证了基于能力视角的研究证据量表。该量表测量了医生所掌握的有助于解读临床研究证据的基本知识、从临床难题中提取问题,并做出解决该问题的最佳设计的技能以及利用已发表研究文献中的定量信息处理各种具体问题的能力[21]。这些量表都强调从运用研究证据的能力来对研究证据进行测量。

就有关运用研究证据的障碍的测量而言,被普遍认可的是Funk 等(1991)构建的研究运用障碍量表(Barriers to Research Utilization Questionnaire)。该量表包括29个项目,共分为四个维度:对研究证据的价值判断、搜索并采用研究证据的技巧和意识、研究质量以及研究证据在组织内的分享程度[22]。该量表最早强调了研究证据的运用障碍视角。这份针对美国情境的量表在随后13年间被依次开发于适应不同的国家情境,其有效性被广泛验证。

就研究证据的运用行为量表而言,较为成熟的是Johnston等(2003)开发的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证据量表。该量表具体测量了大学生们通过教材、网络、文献以及特定专业数据库和特定专业期刊获取证据的行为频率[23]。该量表已被运用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其可靠性和有效性均得到了验证。

(二) 基于研究证据和个体经验证据结合的测量

随着证据内涵的发展,研究者开始逐渐重视个体经验的测量。Aarons(2004)较早关注了循征管理和实践中的个体经验证据及其测量问题。他开发了循证实践的态度量表(The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ttitude Scale,EBPAS),具体包括四个维度:循证实践的吸引力、外界强制使用循证实践的程度、对创新的接受度以及循证实践与传统实践的差异。在循征实践与传统实践差异维度中,他强调循证实践是基于研究证据的,而传统实践则是基于个体经验的,进而分别对其进行了测量[24]。后来,Upton和Upton(2006)在开发和验证循证实践认知、态度和履行行为自我报告量表时,又再次强调和完善了研究证据与个体经验证据结合的测量。其中的履行行为维度考察了实践者搜索、记录研究证据的频率以及结合自身经验专长的频率[25]。而Gerrish等(2007)构建了推进循证实践(Develop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DEBP)的障碍及途径量表,测量了有关研究证据和个体经验运用的发展条件及瓶颈,又一次强调了研究证据与个体经验证据的结合[26]。

在这类研究证据和个体经验证据结合的量表中,研究者们广泛认可的是Estabrooks(1998)开发的实践知识来源量表(Sources of Practice Knowledge Questions),它测量了护士护理实践的依据[27]。这一量表相比以往量表,其不同之处在于:以往对证据的测量都局限于研究证据的运用程度,该量表首次测量了实践者对个体经验证据的使用程度。后来该测量被Gerrish等(2007)扩充后,又进行了信度、效度检验,其有关个体经验证据的测量项目被广泛引用。

这类量表在证据测量中并非占据主流,因为证据的内涵在随后获得了迅猛地发展,许多研究者往往基于更宽范畴的多重证据观对其进行测量。

(三)多重证据测量

多重证据观下的证据一般从循证实践的流程视角进行测量。循证实践流程描述实践者运用不同证据的行为步骤,这样,量表开发者可以从流程角度测量实践者获取、利用不同证据的情况。然而,由于每个量表开发者所依照的循证实践流程不尽相同,这类量表在项目的具体表述上就会存在诸多差异。

Rubin和Parrish(2010)开发了循证实践流程的评估量表(The EBP Process Assessment Scale),旨在调查和评估医生对参与循证实践流程的自我效能感、态度、熟悉度、倾向以及参与度[28]。该量表列出的循证实践步骤包括:形成一个循证实践问题;搜寻有助于解答该问题的研究证据;批判性地评价该证据;将最佳证据与实践专长、实践情境以及顾客特质和偏好相结合,从而做出最佳决策;监控决策的实施。他们的检验结果也显示这一量表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校标效度以及灵敏度。从该量表所依据的流程可以发现,其测量了研究证据、经验判断、情境证据以及利益相关者偏好这四类证据。

Nancy 和Susan(2010)开发了循证实践信心量表(evidence-based practice confidence,EPIC),该量表评价了专业卫生保健人员达成循证实践的自我效能感。他们通过逐步地修订完善,获得了包括11个项目的自评量表,通过描述循证实践的步骤,从而让卫生保健人员为自己能够完成这些活动的自信程度打分。量表所考察的循证实践的步骤是由Rappolt(2003)提出的,具体包括:识别一个临床问题、形成一个问题来引导文献搜索、有效地搜索相关文献、批判性地评价证据信度和效度、恰当地将证据应用于临床问题、理解病人的需要和偏好、在恰当的行动步骤中与病人合作决策、持续评价实践效果[29]。可见,该量表的测量涵盖了证据的三大内容:研究证据、病人偏好以及个体经验,是多重证据观下的一个量表。

Tilson(2010)开发和评价了一个改编版的Fresno检测(FT)来测量医生掌握的有关循证实践的知识和技能[30]。Fresno检测是一个普遍使用的测量循证实践知识和技能的方法,Tilson(2010)按照Dawes等(2005)描述的五步骤模型对原始的Fresno检测版本加以修订。原始的Fresno检测只评价了循证实践模型的第一至第三个步骤(提出问题,获取研究证据,评价研究证据),没有评价第四个步骤——将病人的观点以及临床经验与可得的研究证据结合起来。这份研究改编了原始FT中有关特定学科的内容,并添加了两个新问题来更全面地评测循证决策的流程。由此,这份量表测量的证据对象也在原始的FT量表上扩充至多重证据。

纵览以往文献,对研究证据、个体经验证据、利益相关者偏好证据以及具体情境证据的测量均存在可靠、有效的量表。虽然这些量表更多针对的是医学和教育学领域的相关研究问题,但其测量视角、测量维度和具体内容,都特别值得管理领域相关问题研究的借鉴。这是因为无论医学、教育学领域还是管理领域,循征决策、循征管理和循征实践都无外乎涉猎研究证据、个体经验证据、利益相关者偏好证据以及情境证据这样几大类。

四、总结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证据”是循证决策、循证管理及实践的核心概念,只有明晰了其界定、特征和测量,才可能对该概念的内涵有清晰了解,也才能在管理领域进行更深入地研究。

本文基于以往相关研究文献,首先,明确了证据内涵的不同观点,即研究证据观、研究证据与个体经验证据结合观、以及多重证据观。研究证据观强调在决策及实践中以最佳的科学研究证据为基础;而研究证据与个体经验证据结合观则强调利用个体经验判断对研究证据进行搜寻、记录、批判性评价以指导决策;多重证据观在以上观点基础上又将具体情境证据和利益相关者的偏好纳入证据中。其次,本文明确了研究证据特征的一个重要表征——“强度”的内涵。证据强度主要用来表征研究证据的特征,具体指研究证据的真实性和普适性。根据证据强度的不同,研究证据可以分为6个等级,并且强度越强的研究证据越具有可信度和指导意义。另外,本研究还明确了不同观点下的证据测量。分析发现以往研究者基于研究证据、个体经验与研究证据结合以及多重证据等不同观点从运用能力、运用障碍、运用行为和运用流程等不同视角对证据进行了测量。概括这些分析结论具体见表1。

上述这些分析结论为后续实证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概括以往文献,也可以发现以往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以往关于“证据”内涵及测量问题尽管在不少研究中都有涉及,但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在以后的管理研究中,应该运用何种证据观?强调研究证据还是个体经验证据?还是多种证据?循征理论和循征管理到底应该坚持何种证据观?(2)通过上述分析,也可以发现关于“证据”测量的开发在医学研究领域更加成熟,在管理研究领域还仅是一个开端,那么当将医学研究领域的“证据”内涵和测量应用到管理研究领域时,是否应该进行修正和调整?以往研究并未给出答案。(3)就循征理论在管理领域的研究而言,以往文献还比较少,并且这些研究多聚焦在描述性研究上,针对特定问题的深入理论和实证分析明显欠缺,关于“证据”的研究应用也随之缺乏。这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鉴于此,循证理论在管理研究和实践领域都会有广阔的应用和发展空间,未来研究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展开:(1)将循证理论应用到管理决策的研究中。管理决策包括人事甄选决策、薪酬决策、培训方案的选择、激励策略选择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策略选择都涉及基于证据的决策问题,那么,管理者决策主要依据何种类型的证据?基于不同类型的证据,其决策机制是否不同?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2)将循证理论应用到创业决策的研究中。创业决策问题一直是创业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那么,创业者在对创业机会的把握时,到底依据研究证据还是个人经验?还是两者的结合?哪些因素使他们在决策时会依据不同类型的依据?(3)将循证理论应用到中国背景下的管理问题的研究中。如中国的民营企业的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更多倚重研究证据还是个人经验?为什么?总之,将循证理论引入管理研究中,会在新的视角下探索出非常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相关结论,从而可以丰富和延伸管理问题的研究。

参考文献:

[1]Pfeffer J, Sutton R I. Hard Facts,Dangerous Half-truths,and Total Nonsense: Profiting from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M]. Cambridge,MA: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6.

[2]Rousseau D M.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6,31(2):256–269.

[3]Cochrane A.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Random Reflections on Health Services [M]. London:Nuffield Provincial Hospitals Trust,1972.

[4]Evidence-based Medicine Working Group.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 New Approach to Teaching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992,268(17):2420-2425.

[5]Hewison A. Evidence-based Medicine: What about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J]. Journal of Nursing Management. 1997,5(4):195-8.

[6]Stewart R. More Art than Science? [J]. Health Service Journal,1998,108:28–29.

[7]Young S K.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A Literature Review [J]. Journal of Nursing Management,2002,10(3): 145–151.

[8]Walshe K, Rundall T G.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in Healthcare [J]. Milbank Quarterly,2001(79): 429 – 457.

[9]Reay T, et al. What’s the Evidence on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09,23(4):5-18.

[10]Sackett D L, et al.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n't [J]. British Medical Journal,1996,312:71-72.

[11]Yates J F.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M]. 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90.

[12]Sackett D L,et al. Evidence-Based Medicine:How to Practice and Teach EBM [M]. London:Churchill-Livingstone,1997.

[13]Haynes R B,et al. Clinical Expertise in the Era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nd Patient Choice [J]. Evidence Based Medicine,2002,7:36-38.

[14]Briner R B,et al.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Concept Cleanup Tim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09(4):19-32.

[15]West S L,et al. Pharmacotherapy for Alcohol Dependence [J]. Evidence Report/Technology Assessment,1999(3):1-5.

[16]李幼平,王莉,文进,杨晓妍,陈耀龙. 注重证据,循证决策[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08,8(1): 1-3.

[17]Kathleen N L. Rating the Strength of Scientific Evidence: Relevance for Quality Improvement Program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Quality in Health Care,2004(1):9–18.

[18]Canadian Task Force. The Periodic Health Examination [J]. Canada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1979,121:1193-1254.

[19]Sackett D L. Rules of Evidence and Clinical Recommendations on the Use of Antithrombotic Agents [J]. Chest,1986,89(2 Suppl):25-35.

[20]McColl A,et al. General Practitioners’ Perceptions of the Route to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J]. British Medical Journal,1998,316:361-367.

[21]Fritsche L T, et al. Do Short Courses in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Improve Knowledge and Skills? Validation of Berlin Questionnaire and Before and After Study of Courses in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J]. British Medical Journal,2002,325:1338-41.

[22]Funk S G,et al. The Barriers to Research Utilization Scale [J]. Applied Nursing Research,1991,4(1):39–45.

[23]Johnston J M,et al.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Knowledge,Attitude and Behavior Questionnaire to Assess undergraduate Evidence-based Practi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J]. Medical Education,2003,37:992-1000.

[24]Aarons A. Mental Health Provider Attitudes Toward Adoption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The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ttitude Scale (EBPAS) [J]. Mental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2004,6(2):61-74.

[25]Upton D and Upton P. Development of an Evidence-based Practice Questionnaire for Nurses [J].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2006,53(4):454–458.

[26]Gerrish K,et 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 Research Tool [J].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2007,57(3):328-338.

[27]Estabrooks C. Will Evidence-based Nursing Practice Make Practice Perfect? [J]. Canadian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1998,30(1):15–36.

[28]Rubin A, Parrish D.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EBP Process Assessment Scale: Preliminary Findings [J].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2010,20(6):629-640.

[29]Nancy M S, Susan B J. Crea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Evidence-based Practice Confidence Scale for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J]. Journal of Evalu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2011(17):794–800.

[30]Tilson J K. Validation of the Modified Fresno Test: Assessing Physical Therapists' Evidence Based Practice Knowledge and Sskills-Research Article [J]. BMC Medical Education,2010,10:38-47.

[31]D’Agostino R, Kwan H. Measuring Effectiveness: What to Expect Without a Randomized Control Group [J]. Medical Care,1995,33(4):95–105.

第4篇:循证医学的应用领域范文

[关键词]循证医学;外科临床;教学

[中图分类号]R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5-0515(2010)-7-190-01

21世纪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伴随着近几年中禽流感的爆发、甲型H1N1流感的流行,更进一步推动着医学领域的发展,在金融危机时代,奥巴马为推行新的医疗体系改革在美国各地游说,在美国掀起的医疗改革的浪潮,要求为民众提供更加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这就需要最佳的医疗决策,而医疗决策依据于最佳的证据,对此,我们要以循证医学的思想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循证医学的概念

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即寻求最佳科学证据的临床医学,循证医学思想的阐述在20 世纪70 年代首次由英国流行病学家、内科医生 Archie Cochrane 提出,循证医学一词首见于 1992 年JAMA 上发表的文章。国际著名临床流行病学家、循证医学先驱、Cochrane 协作网首任主席 David Sackett教授于2000年将循证医学在1992年的定义(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研究证据来确定病人的治疗措施)修订为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研究依据、同时结合临床医生的个人专业技能和临床经验、考虑病人的价值和愿望,将三者完美地结合制定出病人的治疗措施[1]。

2 循证医学与外科临床

循证外科(evidence - based surgery ,EBS)在循证医学的基础之上衍生出来,循证外科(实践)要求依据病人的个体情况 ,以 RCT与 Meta 分析获取的研究证据为基础,这些证据的取得要遵循统计学要求即随机、对照、盲法三项基本原则。考虑患者的价值观和意愿,经科学、真实、可靠的综合评价后作出临床决策,制定出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2]。

2.1 循证外科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

循证外科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使得乳腺癌手术方案的改革成为EBM应用的经典。乳腺癌手术术式的改革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18 世纪英国 Benjimen 采用全乳切除 ,1852年Paneoast 提倡腋窝淋巴结清扫术 ,1894年 Halsted和 Meyer设计使用根治术,Patey 和 Auchincloss 提倡改良根治术 , 直至 1983年 Fisher 提出保乳手术的理念。同时各种化疗、放疗、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基因治疗等相继应用于临床[3]。

现在常用的乳腺癌手术方式有:乳腺癌根治术、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全切除术及保留的乳腺癌切除术。Halsted制订的的乳腺癌根治术切除范围包括:整个、胸大肌、胸小肌及腋窝和锁骨下的淋巴、脂肪组织。Halsted术已近百年, 被奉为经典手术。但在1984 年, 美国公布NSABPB-04 1700例随访15年的前瞻性RCT 结果, 比较H alsted术、全乳切除术和全乳切除术加腋淋巴结放疗三组的远期效果, 发现其生存率并无差异。统计分析显示:1984年前, 美国统计乳癌手术中Halsted 术占 45% , 而 1984 年统计仅占0.4%。说明RCT 结果迅速为大众所接受并改变术式。1992年,参加临床试验医师协会NIH公布RCTs 综合分析, 对1、2期乳腺癌行局部切除术与全乳切除术做出比较,并对腋淋巴结转移是否需要化疗做出总结,病例总数多达75000 例。结果确定保留加放疗与全乳切除术效果相同, 术后辅助化疗显著提高 10年生存率。这就是循证外科, 是运用RCTs 综合分析求得明证而推动治疗变革和进步的范例[4]。

在瑞士St.Gallen每两年召开一次的乳腺癌会议,是欧洲关于乳腺癌早期临床综合治疗的高级别的会议,被称为St. Gallen 共识。该指南强调对有不同转归趋向的乳腺癌患者实行更有针对性的个体化治疗方法。St. Gallen 共识与美国《NCCN 乳腺癌临床实践指南》成为当今乳腺癌标准化治疗的基石, 为世界乳腺癌手术的规范治疗、改革与发展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2.2 循证医学对合理配置、医疗手段提供了临床数据支持

循证医学对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临床医生选择合理的医疗手段提供了丰富的临床数据支持,如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医生已完成的器官移植中各种免疫抑制剂的卫生技术评估 ,普外科医生已完成的胃癌术后化疗方案的评估 ,神经外科医生正在进行的 GDC 血管内栓塞治疗颅内动脉瘤的评价等,这在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为卫生主管部门、临床外科医生制定合理方案提供最佳的决策依据[2]。

3 循证医学与外科临床教学

欧美发达国家的医学院校已经把临床流行病学这一循证医学的重要的理论基础纳入到基本课程之中。 因此我们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教学模式,运用"病案式"教学,在实际的临床病例中贴切的、以亲身经历学习,这样会更加记忆深刻。

3.1 循证医学与其他医学模式

传统医学模式、现代医学模式在外科教学中发展我国传统的临床医学教学方法,重知识传授、重课堂教学、重教科书,注重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由此培养出来的临床医学生,尽管基础理论和基本训练较好,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不足 [5]。要想改善这一现状,就需要以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的方法去解决,循证实践是以EBM的基本概念为基础拓展开来的, 包括三个要素: 搜寻最佳的临床研究证据、结合临床医生的专业技能及临床经验、充分考虑患者的愿望和选择权利。其包含 5 个步骤:① 将临床医疗实践中的信息需求转变为需要研究的临床课题;② 有效地检索、搜寻回答有关问题的最科学、可靠的证据;③ 对所获得的证据进行真实性和临床实用性的严格评价;④将评价结果与医生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病例结合,并加以应用 ;⑤对应用的效果进行后效评价。EBM把获得的现有证据进行强度分级,共 Ⅵ级[1]。(表1)

表1 循证医学证据强度等级分级

其中Ⅰ、Ⅱ级被认为是具有金标准的指导作用[6]。

现代医学生要学会运用循证医学的思想搜寻最佳的证据,学习利于便捷的网络搜索、追踪相关的文献,特别是在外科学领域中各专业都缺乏充足、高质量证据的情况下,更要学会应用medline、PubMed、Cochrane协作网以及Cochrane library等相关工具,独立的搜集分析相关是文献,做出正确的判断,以指导临床决策,由被动的接受转变成积极的汲取,这样才符合现代医学的要求。

3.2 运用循证医学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具体实施内容为:(1)医生将最新的针对病人个体化的诊疗方案结合医院的具体情况告知病人及其家属,让病人在医师的指导下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2)同时提高院方的医疗质量和服务质量也是有效缓解医患紧张的重要的方法;(3)医疗费用一直在医患关系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一些贫困的家庭收入低微,如果病人的治疗效果没有达到理想性的要求,那么势必会造成医患间紧张的局面。因此,这就需要医护工作者依据循证证据选择适合每个病人的个体化诊治方案,对病情认真的分析,减少误、漏诊率,针对特殊的病人选择符合成本-效益的治疗方案,只有这样才会在医患关系中达到双赢,在医疗实践中真正践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参考文献

[1] Sakett DL,Richardson W S,Rosenbu rg W,etal.Evidence2Based M edicine:HOW to practice andteach EBM(second edition)[M].Edinbu rgh:Chu rchill,Livingstone,2000:385.

[2] 李幼平,熊鹰.循证外科学探索[J].临床外科杂志,2004,12(1):2-3.

[3] 杨春明.乳腺癌治疗的现代概念[J].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2008,15.

[4] 张应天.循证外科[J].临床外科杂志,2000,8.

第5篇:循证医学的应用领域范文

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是近年来国际上临床医学领域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其核心思想是在个人临床经验的基础上,任何医疗决策的确定都应以客观的临床科学研究为依据,强调的是证据的获取与评价。现阶段循证医学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如疗效评价、病证结合研究、文献研究、临床研究文献质量评价、中医药制剂的循证评价等。要充分发挥循证医学在中医学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就要将其引入中医内科学的教学当中。笔者现就循证医学思想在中医内科教学中的意义和具体实践介绍如下。

1、循证医学在中医内科教学的意义

循证医学是一种科学化的临床医学观,其思想和严格的方法学为临床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它提倡的随机对照试验及系统评价等对临床医疗产生重要影响。中医内科教学期是中医医学生向准医生转变的关键阶段。此前,他们已经经历了2~3年的中、西医基础课程的学习,以及医学统计学、网络与信息技术的训练,具备较好的知识结构和较强的接受能力。利用循证医学的原理和方法科学严谨地设计临床试验方案,在临床上依据最新、最佳的证据来选择干预措施,是中医医师应该具有的素质和能力。因此对中医医学生进行循证医学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2、在教学中实践循证医学

2.1前期教学重视引入循证医学的理念:循证医学实践的基础是高素质的临床医生、最佳的研究证据、临床流行病学的基本方法和知识、患者的参与这四大要素构成。教师首先将循证医学理念融入课堂教育,介绍循证医学的产生背景及发展过程,帮助他们从思想上认识循证医学的优势,引导学生如何将循证医学与中医内科学习实践联系,重点是了解循证医学的基本理论和精神,初步了解循证医学实践的一些基本步骤,包括如何检索证据,如何评价及应用证据。同时强调学生加强对流行病学、文献检索以及中医基础理论等基础课的学习和应用。

2.2中期教学利用循证医学的模式寻找中医证据:将循证医学的理念在前期教学中逐渐让学生接受,在学生掌握循证医学的基本方法基础上,中期教学中按循证医学的原则,强调按证据办事,而证据就是已有的研究结果。目前,中医学的证据有三类。第一类是四大经典,尤其是《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基本上是现在中医学证据当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证据。第二类是四大经典之外的医学著作。第三类证据是按照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研究所得到的临床证据。逐渐培养学生在中医内科学习和临床见习实践中重视证据质量的意识和运用证据的能力。

2.3后期教学中逐渐实践循证医学:在以往的中医内科后期教学中,主要以课本知识讲解、病例分析等方式为主,学生学习没有太多的主动性。运用循证医学的理念,要求教师要提供教学病例,利用“虚拟患者”,让学生采取“虚拟管理患者”的方法进行实践。学生根据病例的信息作出初步诊断、鉴别诊断、诊疗计划的思路。然后,针对病例提出问题,教师引导学生按照循证医学的各个环节,有目的、有步骤地分析,得出最佳研究证据,应用于最终的诊疗方案中。同时要求学生自己查阅有关的研究进展,教师给予必要的指导,尽可能检索到该病种较完备的综述资料,让学生进行学习。这种方法可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加强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

第6篇:循证医学的应用领域范文

1精准医学现状

2015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演讲提出“精准医学计划”,并于当月30日宣布启动该计划。我国政府也启动了相关的规划部署,如:科技部组织成立了国家精准医疗战略专家委员会,决定在2030年之前投资600亿元人民币用于此项研究;国家卫计委和科技部又组织召开了精准医学专家研讨会,研讨精准医学研究计划的实施原则、目标及重点内容。目前,精准医学的实施和应用主要集中在恶性肿瘤领域,且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尤其在肺癌、乳腺癌等方面,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精准医学的癌症研究也有很多阻力,如难以解释的耐药性、肿瘤组织的时空异质性、疗效评估体系的不完善以及肿瘤复发因素的复杂性等[4],在其他领域的应用更有待于进一步探索。调查显示,目前国内临床医生对精准医学理念普遍缺乏深刻了解[4],医学教育中加强精准医学理念的传播成为时代提出的新要求。基于现行医学本科及研究生教学体系中尚未涉及精准医学的专门课程,理论教学中,授课老师应结合本专业课程,积极传播精准医学理念;临床实践教学中,适时实施个体化诊疗方案,促进精准诊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2医学教育措施

2.1改革教育格局,优化教育体系

在传统医疗体系中,对疾病的诊疗过程主要依靠临床症状、体格检查、影像学及相关实验室检查等内容,由此导致我国临床医学教学体系侧重于解剖、生理、生化、病理及药理等基础医学与内科、外科、妇产科及儿科等临床医学的培养。精准医学本质是应用现代遗传技术、分子影像技术、生物信息技术结合患者生活环境和临床大数据实现精准的诊断与治疗,制定具有个性化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方案。因此,精准医疗体系在传统医疗的基础上还涉及如何采用测序、荧光定量PCR、荧光原位杂交(FISH)等技术分析疾病发生的分子生物学本质;如何根据疾病的分子分型针对性地选择靶向药物;如何利用多维数据去揭示疾病的病理生理状态。显然,传统的教育体系已不适应精准医学的发展需求。在精准医学体系下,医学生培养内容除了涉及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外,还应加强对化学、生物学、遗传学、信息学、分子生物学及计算机技术等交叉领域的培养,建立适合精准医学人才培养的教育体系。

2.2加强学科交叉,培养团队精神

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医学模式是循证医学,循证医学是遵循科学证据的临床医学。精准医学依然是遵循科学证据的临床医学,而且其对科学证据的要求更全面、更深入,因此,可以说精准医学是循证医学的升华。但精准医学关注的不再是疾病本身,而是患者本人,其核心理念是“个体化”,即通过对患者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综合判断,尽可能认识和把握疾病的分子生物学本质,定制出针对患者个体的一套诊疗方案[5]。基于疾病的复杂性和各个学科的专业局限性,单独一个学科很难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疾病复杂的病理现象,这就要求不同学科之间加强合作,建立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未来医学将更加重视“环境—社会—心理—工程—生物”医学模式,因此,精准医学的突破性进展不单单依靠医学内部多学科的交叉,亦有赖于医学与生物学、工学等学科的结合。基于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医学教育必须让每位医学生、医务人员认识到精准医学是一个多学科交融的新兴医学发展领域,提倡团队作战精神,培养与其他学科的合作意识,这样才能有效打破技术壁垒,融合多元数据,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

2.3加强科研意识和创新思维培养

精准医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①疾病防控体系研发:积极开发前瞻性的、探索性的疾病预防体系,建立个体化疾病预防模式,以期达到治病于未病、防病于未然的目标。②分子诊断体系的完善:分子诊断是精准医学的重要基石,其研究内容涉及基因组、表观遗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和代谢组等多个层面,研究目标旨在发现在临床诊疗过程能发挥指导和参考作用的生物标志物,如:一些与疾病关联性、特异性强的标志物,可以用于疾病的筛查、早期诊断及复发监控;一些与药物疗效密相关的标志物,可以作为指导个体化用药的参考和依据;一些反映疾病预后的标志物,可用于疾病预后和转归的预测。③分子影像学技术研究:包括研发分子标志物为指导的MRI、CT、超声等多模态图像融合技术,以实现微创或无创的精准诊断。④临床精准医疗研究:精准医疗的核心即治疗方案的“个体化”,以患者分子诊断结果、个人全面信息、影像学以及大数据的分析结果为依据,选择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通过开展回顾性及前瞻性的临床研究,全面评估精准治疗方案的疗效、优势和不足,作为开展精准治疗的循证医学依据[6]。精准医学的发展离不开人类基因组测序技术的革新,生物信息学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的进步;亦有赖于生物芯片技术、蛋白质组学技术、代谢组学技术、分子影像、微创等生物医疗技术的发展。因此,对我国医疗技术的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医学教育中除了让广大医学生及医务工作者意识到精准医学的战略地位外,更要让他们充分意识到精准医学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整个精准诊疗体系的各个环节尚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充分调动广大医学生及临床医务工作者的创新意识和研究热情,积极营造浓厚的科研氛围。同时各大医学院校、医疗机构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并加大精准医学研究平台建设,为精准医学的发展提供可靠的支撑。

3结语

精准医学将改变人们对疾病的认知水平,并使疾病的分类、诊断、治疗及后续健康管理等各个环节的指南和规范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对我国医学人才的培养和梯队建设,科研环境的支撑都提出了新要求。医学教育应顺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加强精准医学理念传输,优化医学教育体系,加强学科交叉培养,灌输团队精神,激发科研和创新意识,深化精准医学人才的培育,以期促进我国精准医学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RichardsonPE.DavidSackettandthebirthofEvidenceBasedMedicine:HowtoPracticeandTeachEBM.2015,350(3):2382~2383.

[2]肖飞.从循证医学到精准医学的思考[J].中华肾病研究电子杂志,2014,3(3):123~128.

[3]ReardonS.Precision-medicineplanraisehopes.Nature.2015,517(7536):540.

[4]CollinsFS,VarmusH.Anewinitiativeonprecisionmedicine.NEnglJMed,2015,372(9):793~795.

[5]李雷,郎景和.精准医学[J].国际妇产科学杂志,2016,43(4):365~376.

第7篇:循证医学的应用领域范文

循证护理的产生,对于临床护理研究和实践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高科技时代护理顺应时展的必然产物,对于提高临床护理工作质量、促进护理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循证护理产生的历史背景循证护理是伴随着循证医学的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新兴的护理学科。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是1991年加拿大学者Guyatt最先使用,1992年加拿大Lsackett等对循证医学的概念进行了整理和完善,其核心思想是审慎地、明确地、明智地应用当代最佳证据,对个体病人医疗做出决策[2]。随着循证医学理念的提出,1993年英国Cochrane成立了协作网,加拿大国家健康论坛(NationalForumonHealth)积极倡导的一种用实证来决策的文化以及逐渐发展为循证卫生保健(ev-idence-basedhealthcare,EBH),不仅在医疗领域,而且在护理、公共卫生领域产生了依据实证来决策的新理念[1~3]。循证护理的出现,有着与传统护理不可比拟的优势,它借助于循证医学中系统评价,更科学系统地评估病人的实际情况,以对其采取最优的护理方法。总之,循证护理的产生既发扬了自然科学实践与理性的传统,又体现了现代护理对病人个人价值观和期待的重视。

1.2循证护理的内涵循证护理,我们简单地可以理解为循证证据的护理,指护士慎重、准确、明确地应用当前所获得的最好的研究证据,结合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和临床经验,考虑病人的价值和意愿,三者结合,制定出适合病人实际情况的护理计划,并提供相应的护理措施[2,4]。循证护理包含了3个要素:①可利用的最适宜的护理研究依据;②护理人员的个人技能和临床经验;③病人的实际情况、价值观和愿望。这3个要素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树立以研究指导实践、以研究带动实践的观念,护理学科才能进步[5]。循证护理的倡导者Nancy[6]说:“临床护士如果关心的是临床工作,那么必须涉及循证护理。”护士发现和使用科学文献,以减少临床决策的不确定性[7],对临床护士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循证护理不只强调个人经验或临床研究依据,而是两者缺一不可,过去的护理只强调以个人经验为主,难免会犯个人经验主义的错误[8]。对于护士来说,要更好地为病人提供优质服务,就要具备较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就必须不断学习、终身学习。

2循证护理对临床护理的新挑战

长期以来,经验和直觉式护理在护理人员的头脑中根深蒂固。随着护理学的发展及护理模式的改变,仅凭经验进行护理已成为历史。循证护理就是遵循和应用科学依据最有效的护理方法,这是对传统护理理论的新挑战[8]。

2.1循证护理对护理学科的挑战循证护理的产生和发展,使得护理学科面临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循证护理将护理研究和护理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使护理真正成为一门以研究为基础的专业,证明了护理对健康保健的独特贡献,并支持护理人员寻求进一步的专业权威和自治。循证护理为临床实践制定指南,改变了临床护士以经验和直觉为主的习惯和行为[5]。长期存在的经验式和现代护理百家争鸣局面阻碍了以科学为基础进行护理决策的行为方式。

2.2循证护理对护理管理的挑战英国利物浦大学的Caine和Kenrick在护理管理者促进循证护理的角色研究中,通过对临床护理管理者在预算分配、目标和政策制定等方面的调查表明,临床护理管理者如果试图用职位和组织权威来促进循证护理的实践必将面临着失败[9]。他们认为,护理管理者的领导方式应变革为:具有远见、有批判性分析能力、善于认识下属、注重激励下属的创造力、敢于授权部下等。由此可见,护理管理者运用循证护理的理念进行临床护理管理,管理者除了要明确工作目标、任务和要求及所管的人力、物力、设备条件外,同时要善于赏识下属,运用授权技巧,将权力和任务因地制宜、人尽其才的委托于能胜任的下属,发挥她们的创造能力和管理能力。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护理管理者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必须是授权他人挑战工作过程激发工作热情榜样作用激励作用等[7]。

2.3循证护理对护理教育的挑战临床教育是学生将前期基础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是从课堂走向临床的关键。所谓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系于教师。循证护理的新观点中要求临床护理教育者在课程的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环境中应使学生转变观念,运用批判性的思维对现存的实践模式进行重新评价,利用所学知识和最新信息大胆探索,善于运用最佳研究证据来解决实际问题,在将来的护理实践中不断改进护理质量。批判性思维同时也要求护士通过学习护理以外的知识扩大知识面,培养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适应多变的情况和特点,利用最新方法更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8]。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护理教育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护理队伍的整体素质与实际需求存在距离,大多数受中等教育的护士不能有效地阅读和利用国内外的专业文献,评价科研成果,更不能将科研成果运用于临床,解决实际中的问题。研究报道,我国护理人员所受的教育并没有为他们准备文献回顾、科研设计、科研评鉴方面的指南,因此护理人员很少在进行护理干预之前进行实证的回顾,也很少开展试验性设计的研究[10]。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高等护理教育得以恢复,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的护理科研项目逐步增加,护理人员更多地投入护理科研中[11],科研文章的数量较以往显著增加,但护理实践中对科研结果的应用与科研的迅速发展两者并不平行进行[12]。目前在很多护校未能将文献检索、计算机、外语等相关课程纳入教学计划,这就需要在教育内容方面进行调整、改进与充实。临床护士学历偏低、缺乏计算机和统计学的基础知识,加上护士缺编导致的日常工作压力增大,再教育空间小。因此,目前我国护理专业发展的现状呼唤护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13]。

3循证护理的进展

近几年来,循证护理观念在护理领域逐步兴起。自20世纪90年展至今,已经粗具规模。英国创办了《循证护理杂志》,一些国家专门建立了循证护理学中心,或附设于循证医学中心,或为其下属的一部分,但更多国家的护士才刚刚开始接触到“循证”这一概念。中国循证护理中心于1999年3月正式注册成为国际循证医学协作网的第14个中心,总部设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4]。

3.1循证护理的实践方法循证护理模式包括4个连续过程:循证问题、循证支持、循证观察和循证应用。确定护理实践中的问题是循证护理研究的第一步。循证问题包括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指由护理实践提出的对护理行为模式的疑问和某一时间有关的前瞻性的理论发展,如对于孕产妇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分娩时的阵痛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和恐惧心理等问题。据此提出最佳护理问题,找出相关的资料,进行实证文献检索及循证支持,得到相关的证据,设计合适的观察方法并在小范围内实施,以改变实践模式。如临床研究、特殊人群的试验性调查、模式改变后的影响和稳定性的调查、护理新产品的评估、成本效益分析、病人或工作人员问卷调查等。在循证支持和循证观察所获得信息基础上,对所要改变的护理干预或行为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如“是否是最佳的护理行为方式?他基于什么证据?”同时护理人员有责任将结果及时在医院内部或在国家和地区间交流,也可以出版相关文献的方法进行交流与推广。总之,运用循证护理的3个要素将严格评价出真实可靠的最佳证据、最佳成果应用于临床护理决策,服务于护理实践[14]。开展循证护理,应该是一个系统的过程,需要一定的学术基础、合作氛围、协作网络,还需要丰富的资料来源,并有实践验证的过程[15]。

第8篇:循证医学的应用领域范文

临床中药学作为医院部级重点学科,在中药临床试验、制剂研究、联合用药、药学信息等方面可以借鉴循证药学的理论精髓,按照遵循证据的原则全面提升临床中药学的研究和实践水平。介绍了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循证药学的发展概况,论述了循证药学在医院中药制剂研究、中西药联合用药、药学信息收集与评价、中药临床试验中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循证药学;临床中药学;合理用药

作为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在药学领域的延伸,循证药学(Evidence-BasedPharmacy,EBP)沿袭了循证医学的精髓,其核心思想是药师在药学实践过程中,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最佳证据,与临床技能和经验相结合,结合患者意愿,提供符合患者需求的药学服务过程[1]。循证药学作为一种能有效提高临床用药水平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很强的方法,已在药学领域以及中药学的研究和实践中发挥出重大的指导作用。2007年于北京召开的第67届世界药学大会主题为“循证药学与药品优化使用”[2],可见循证药学在临床药物治疗工作中已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普遍的认可。文献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循证药学目前已在药物有效性、用药安全性、药物信息收集、理论探讨、药物经济学、药物再评价、新药准入、药房管理等研究方向得到了运用[3]。循证药学遵循证据的理念和方法,不仅适用于化学药的临床研究和应用,对指导中药的临床应用研究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临床中药学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研究临床中药使用规律的一门科学,其核心是中药治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合理性,对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减少不良反应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看出,安全有效地临床用药是循证药学和临床中药学共同的研究目标。循证药学为临床中药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学基础。现结合我院实际,探讨循证药学在医院开展临床中药学研究工作中的指导作用。

1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临床中药学发展概况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是在具有200多年历史的平乐郭氏正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生产、文化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省级中医医疗机构,“平乐郭氏正骨”品牌入选“国家非物质遗产”名录,并获得“中华老字号”的荣誉称号。药物疗法是中医正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转化医学、将传统中医与现代骨科学相结合、突出骨科临床特色的重要载体。自1956年建院以来,历经几代人的长期实践和提高,大量临床疗效确切的组方用药被发掘和总结,形成了一大批以祖传方、经验方、协定方为主体的医院制剂品种,其中三个品种获得国家新药临床批件,拳头产品“筋骨痛消丸”研发成国家注册药品,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医院是国家临床药品研究基地,为开展药物评价和合理用药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平台。围绕骨伤科临床用药,医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包括基础理论研究、药材及复方制剂质量标准研究、临床药理研究等。另外,医院于2011年、2014年两次顺利通过JCI认证,在“以病人为中心”理念的指引下,我院药学部门不断提升药学服务意识,积极开展用药咨询、用药教育、技术示范等药学信息服务,并通过引入PASS合理用药监测系统,实现了合理用药的信息化管理[4]。在课题研究和药学服务的双重推动下,我院于2012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为“临床中药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单位,为临床中药学的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2运用循证药学的必要性

从我院长期的临床中医药研究实践中不难发现以下问题:(1)中医理论博大精深,而医生对理论的理解、掌握和发挥不尽相同,导致临床辨证、理法、方药各有偏倚,治疗的效果差异较大。这样既不利于患者的康复,也使不少中药的确切疗效得不到科学的证实。(2)在国家药品政策下,中医药临床试验虽得以大量开展,但真正设计严谨、方法科学、结论可靠的临床研究却不多,多数临床试验从前期的试验设计到后期的统计分析都缺乏专业的指导,出现试验样本量不足、疗程不规范、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不准确、诊疗指标不合理、统计分析不恰当等问题,使试验结果的可信度不足,可比性欠缺[5]。(3)中药制剂在上市前的临床试验过程中病例数较少、给药周期不长、受试者年龄范围窄、观察指标有限等,导致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不充分。药物批准上市后随着用药人群增多,药物疗效面对重大考验,可能出现疗效下降甚至发生不良反应的现象。(4)医院药师大部分是药学、中药学专业出身,虽具备一定的药物知识,但对药物的临床经验欠缺,在为医师、护士、患者、家属解答疑惑以及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方面知识储备不足,不能完全胜任临床药学工作。鉴于此,有必要采用更先进的科学标准对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及用药的合理性给予更科学的评价。循证药学遵循证据的原则能够使临床中药学的研究实践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是其指导现代中医药研究工作的立足点,符合现代临床中药学发展的需要。

3循证药学的指导作用

循证药学的理念是以科学、有根据的用药逐步代替传统的主观用药,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药品使用的盲目性,确保患者用药物治疗的适当性、有效性、安全性和经济性。循证药学的应用能够帮助药师提高自身素质,进而促进医院药学的发展,对指导临床中药学的研究和实践意义重大。

3.1指导中药临床试验循证医学的创始人Cochrane对循证医学的贡献体现在其提出了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CT)原则,以及将所有相关的RCT联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的系统评价(systematicreviews,SR)原则,二者共同构成了循证医学最坚实的基石。前者用来指导和规范临床试验,后者对试验结论进行分析总结。中药临床试验要想获得科学的研究结论,不仅需要贯彻执行药物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CP),而且需要循证药学原则的制约,确保药物评价方法的科学性。根据循证药学原则,中药的临床试验设计应随机、对照、盲法、重复,在此条件下开展的临床试验研究对于结论的真实性、科学性无疑是巨大的支撑,将使中药新药的有效性、安全性评价建立在深厚牢固的基础之上,使结论更有说服力。以我院的“膝悦颗粒”为例,其处方是平乐郭氏正骨第六代传人郭维淮先生的经验方,由11味药物组成,具有益气活血、通利关节、化湿消肿之功效,用于膝关节滑膜炎所致的膝关节肿胀、疼痛、功能受限等症。在前期充分的制备工艺研究、质量标准研究、药效学研究、急性毒性实验、长期毒性实验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该组方于2009年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药物临床研究批件(批件号:2009L01191)。在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试验设计时,即引入随机、对照、双盲的试验原则,确保试验的规范性和科学性。目前该项目已完成Ⅰ、Ⅱ、Ⅲ期临床试验,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3.2指导中药制剂研究中成药成分复杂、物质基础不明确,给其质量检测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现行中成药质量标准多数还处在经验检查和常规检查水平,检测手段和指标落后。在如今经济效益至上的中药材市场背景下,药材重金属超标、有机溶剂残留、发霉变质等不良因素加剧了药物隐患[6]。为了保障患者用药,急需对中成药质量标准进行提升性再评价,增加用现代科技方法和手段进行检测的内容,逐渐完善药品标准,提升药品质量的可控性。另外,随着医药技术的进步,一些传统的药物剂型(汤、丸、散、丹、膏)也渐渐不能满足临床用药需求,剂型改革也是摆在中医药工作者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按照循证药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系统的文献资料分析,对药品中各药味产地、加工、有效成分、添加剂成分等诸多因素进行广泛、多中心研究,对药物剂型改革进行论证、试验,最终提高药物质量和服用便利性。我院在中医骨伤内治、外治用药领域都有自己的产品,内治用药领域的拳头产品是筋骨痛消丸,外治用药领域的拳头产品是活血接骨止痛膏。筋骨痛消丸由于丸剂含水量大、易引起霉变,卫生学难以达到要求,且制备过程复杂、工序多、耗时长[7]。考虑到生产和应用实际,我院对其进行了剂型改革论证,将其制备成颗粒剂,其产业化研究也获得河南省重大科技攻关资金项目的支持,使其能够更好地为临床服务。活血接骨止痛膏是平乐正骨的祖传膏药,属黑膏药系列。2010年版《中国药典》对黑膏药仅做了外观性状、重量差异、软化点方面的规定,没有涉及成分检测的项目。为强化药品质量检测,制剂研究人员尝试增加含膏量、含药量、黏贴性、铅离子含量、微生物限度等定量客观指标的测定,确保每批药物都安全、可放心适用。

3.3指导中西药联合用药骨伤外科以手术为主,传统药物与化学药的配伍应用非常突出,是骨伤科的用药特色。中西药配伍在药动学和药效学方面都会产生相互作用[8],若配伍不当易发生一系列变化,从而引起疗效降低、增加毒副作用或发生药物不良反应[9],典型的当属中药注射剂和抗菌药物的配伍应用。中药注射剂是我国独有的药物制剂,以其起效快、生物利用度高的特点在临床广泛应用[10],但用药风险普遍存在,不良反应屡有发生[11-12],原因除了中药注射剂本身成分复杂以及患者的个体差异外,还与其他药物配伍,特别是一些抗菌药物进行配伍后稳定性发生变化有关。按循证药学的观点,中西药在进行配伍应用前,应从理化性质、药动学、药理学、毒理学等各个层面对其进行充分调研,在严格的循证基础上判断配伍应用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我院目前在中药注射剂使用方面及时进行总结分析,注意不良反应的观察和防范,在抗菌药物应用方面也在循证原则的引导下出台了不少政策[13]。但真正将中药注射剂和抗菌药物配伍应用工作做好基于以下两点:一是硬件措施。我院于2013年引入静脉用药配置中心系统(PharmacyIntravenousAdmixtureServices,PIVAS),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用药方式,实现了对静脉输液的集中配制和供应,减少了配药差错。二是软措施。在静脉药物配制过程中,药师对用药合理性的判断至关重要[14],显然仅仅靠医院出台的配伍禁忌文件制约是不够的,药师在配药之中的用心观察、配药之余的认真学习,才是确保配制安全工作的有力保障。这就要求药师在具体工作中做有心人,善于发现问题,并运用循证药学完整的收集、筛选、分析资料和系统评价的方法,开展中西药联用安全性评价研究,指导临床合理配伍用药。

3.4指导药学信息收集与评价文献收集、整理、归纳和总结是临床中药学的基础性工作。由于历史、文化、地域等因素的影响,中草药在名称、产地、药性、功效、归经和组方应用方面的论述不尽相同,系统、全面的分析、考证和整理研究并不多见。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规定系统的方法以获取原始数据,资料搜集后也没有通过定量方法来综合数据,对不同的研究结论大多凭著者的主观判断来加以选择或摒弃。因此在开展临床中药学文献研究工作中,非常有必要按照循证药学的原理,对传统中医药本草文献中的散在性记述进行系统、全面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以期全面准确地掌握该药物研究的最新动态,为临床决策提供依据。做好临床药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也是临床药师突破自身临床经验不足瓶颈、提升服务价值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对我院来说,平乐郭氏正骨传统用药方法和规律是突出医院特色的巨大知识宝库,挖掘和整理平乐正骨用药规律是正骨人的光荣使命。正骨人不仅对其进行了学术提炼[15],编写了诸如《洛阳正骨传统用药精粹》《中医骨伤药物配对集萃》《中医骨伤常用药物手册》等专著,还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用药规律进行验证分析[16],不断完善平乐郭氏正骨传统药物的理论体系,提升理论水平,更深层次地寻求平乐郭氏传统药物的临床价值。除了对本院中医药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外,正骨人还对古今中外骨伤、骨病、伤科杂症的临床用药文献进行搜集,探讨中医骨伤用药的发展演变规律,力争从中发现新的研究思路[17],真正做到有所继承和创新。

4结语

随着人们对药物使用的安全性、合理性和经济性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临床医师和药师要从病人的实际需要和临床亟待解决的问题出发,通过不断学习,及时、有效地搜索、归纳自己需要的最新、最佳证据,科学、合理地解决患者的问题,才能真正提高患者满意度,这就是循证药学的精髓所在。从我院中药临床试验、中药制剂研究、中西药联合用药、药学信息搜集与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实践可以看出,循证药学在中医药研究领域中的应用是可行和必要的,能够为我院“创建临床研究型医院”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医院开展循证药学能够增加药师的证据意识、效价意识、合理用药意识、法规意识等[18],进而提高药师队伍整体素质,促进医院药学的发展。循证药学在指导临床中药学的具体研究工作过程中还应注意以下几点:(1)中药临床研究的重点应放在严格的循证药学方法学前提下证明其确实安全、有效,展示疗效第一,研究机理第二[19]。(2)循证药学对证据的要求是真实、可靠、适用、全面、动态的,要求药师除具备扎实的临床药学理论基础外,还应具备一定的临床流行病学基础和对现代化信息的收集能力,培养缜密的思考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19]。(3)循证药学的运用落实不仅仅依靠医师和药师的个人努力,更加需要营造一个循证决策的大环境,树立起循证的观念和态度,真正引起医药工作者对循证科学方法的重视,推进中医药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1]EisertA,GüntherJ.Evidence-basedpharmacologyincommunityandhospitalpharmacies,avisionofthefuture[J].ArztlFortbildQualitatssich,2003,97(5):263-270.

[2]林振礼,陈严洁.循证药学与药品优化使用2007年第67届世界药学会主题简介[J].中国基层医药,2008,15(Z2):76.

[3]赵建彬,陈菲菲.从文献分析看循证药学的发展现状[J].中国执业药师,2013(7):35-37.

[4]张虹,杜天信.《JCI标准》在医院药学服务中的应用[J].中国药房,2007,18(25):1946-1947.

[5]李廷谦,毛兵,常静,等.中西医、中医核心杂志临床研究文献评价[J].华西医学,2000,15(3):266-268.

[6]范又.中药材质量堪忧[N].光明日报,2001-08-01(4A01).[7]李倩,刘俊,张婷,等.中药丸剂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J].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6):102-104.

[8]王剑虹,吕金胜.中西药配伍的药动学及药效学相互作用[J].医药导报,2005,24(1):78-79.

[9]林桂凤,刘银燕.中西药配伍禁忌探析[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7,26(6):1264-1266.

[10]何广宏,董然.骨科医院中药注射剂用药分析[J].中国药物经济学,2014,9(9):26-28.

[11]袁强,王莉,成岚,等.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04年版)33种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不良事件文献分析[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10,10(2):132-139.

[12]吴嘉瑞,张冰,高鹏.2007-2008年国内期刊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回顾性研究[J].中国执业药师,2009(10):12-15.

[13]张虹,孟璐.浅谈循证医学在构建该院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管理体系中的应用[J].中国卫生产业,2015,13(7):71-72.

[14]秦娜,魏立伟.临床药师在静脉药物配置中心批次决策中的作用[J].中国医院,2015,19(3):67-68.

[15]郭珈宜,崔宏勋,郭马珑,等.平乐郭氏正骨流派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创新[J].中医正骨,2015,31(1):71-74.

[16]马珑.郭维淮经验方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研究[D].长沙:湖南中医药大学,2012.

[17]郝军.筋病理论探析[J].中医正骨,2013,29(1):70-73.

[18]黄韫.循证药学在医院开展的可行性分析[J].医药前沿,2012(2):386-387.

第9篇:循证医学的应用领域范文

循证医学(EBM)近年在医学领域中的迅速兴起,为以个人经验为主的临床医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循证医学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循证检验医学,是检验医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飞跃,是21世纪检验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循证检验医学的发展将改变检验医学的现状,面对循证医学检验带来的挑战,检验人员应积极开展循证实验室医学的应用研究,探索循证检验医学实践的途径,提供以患者为中心的最佳实验医学技术及实验医学服务。

循证医学与循证检验医学的基本概念

循证医学于1992年由美国医学会杂志首先提出,其定义为“应用最佳证据,通过谨慎、准确而明智的确认和评估,作出医学决策的实践活动”。循证医学的本质就是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各自的专业领域中,认真明确与合理地应用现存的证据,决定对具体患者的诊断方法。也就是,任何临床的诊治决策,必须建立在当前最好的研究数据与临床专业知识和患者的价值相结合的基础上。

医学检验是一门以试验为基础的学科,诊断试验的设计是否科学、操作过程是否规范、结果判读是否准确都将直接影响到检测结果的可信度,而每一项检测结果都是临床诊断决策的直接证据来源,其可信度和等级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临床诊断决策和患者的健康。长期以来,检验人员只满足于简单的技术操作,对检测结果的临床价值、可信度及诊断试验方法的科学性缺少合理的评估;对许多临床上难以理解或解释的检测结果很少做出正面的回答,常常过多的依赖或相信权威和惯例,与临床缺少有效的沟通。循证检验医学的出现给检验人员带来了新的挑战。循证检验医学就是按照循证医学“以当前最好的证据为基础”的原则,用临床流行病学的方法学规范检验医学的研究设计和文献评价,用当前最好的检测技术和质量控制体系对检测结果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和评价,任务是向临床医师提供反映患者真实情况的证据。

循证检验医学在医学检验中的应用

循证检验医学要求实验室人员提高自身素质,更多地致力于诊断方法的评估、诊断试验精确度及诊断结果对临床健康结局的影响,要加强与临床的联系,这也是循证实验室医学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循证检验医学要求检验工作者更多地关注检验方法评估、检验与临床的沟通以及检验结果对健康结局的影响。循证检验医学要求检验人员在从业过程中要始终学习检验基础理论,不断更新知识和提高实验操作技能,要用最先进、最可靠的检验结果(证据)为患者服务。对于医学检验日常工作中的实验项目,如果检验结果不能对临床诊断起到决策性的影响作用或者两者根本没有相关性的话,即使试验方法科学、检验操作过程简单规范、结果准确也不能用于临床诊断。比如:血清甲胎蛋白(AFP)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价值,测定116例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AFP,发现升高104例(89.6%);对照组是没有肝癌的其他患者,他们多数AFP水平较低。因此血清AFP测定灵敏度高,特异性强,是一项筛选原发性肝癌的重要指标。

开展循证检验医学的重要性

评价诊断试验方法的科学性:随着检验医学的不断发展,检验项目不断增多。这么多的检验项目对临床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其临床价值如何,就需要检验医学工作者依据循证医学的方式,对各个检验项目作出客观的评价。循证实验室医学通常从以下4个方面考察一个诊断试验的科学性与否:试验是否与金标准试验进行了“盲法”比较;是否每个被检者都经过金标准试验检查(金标准是指目前医学界公认诊断某疾病的最佳方法,有金标准对照研究的试验可以获得诸如敏感性、特异性等方法学评价指标);所研究患者的样本是否包括临床实践中将使用诊断试验的各种患者,即试验中病例的纳入和排除标准要充分考虑病例的代表性,否则样本资料得出的结论不能适用于所研究的群体;诊断试验的精确性和重复性,即在试验条件完全相同的时候获得相同结果的稳定程序。例如: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及统计资料显示BT试验和玻片法的CT试验虽然操作简单,但缺乏预测外科出血的诊断价值,不应使用,我国卫生部已经明文淘汰这2个检测项目。

剔除不适当的实验室检查:有报道,现在的诊断技术有很大的浪费和滥用,通过对实验室项目的系统评价发现,34%~95%的时候使用不当,甚至是不必要的,对于不适当的实验检查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明显的。因此,优秀的实验室服务除了提供快速、准确的结果外,还需保证提供的信息对临床决策有用。该怎样为临床提供有用的信息,需要循证检验医学的方法筛选诊断疾病的最佳决策。

评价新的检测仪器、项目、指标的实用性,指导检验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医学检验发展迅速,新的检测仪器、项目、指标不断涌现,检验人员必须了解和研究这些新项目、新仪器的优越性,以便向临床医生推荐和帮助医生选择,如血糖计的出现是否可取代传统的实验室血浆葡萄糖检测;幽门螺旋杆菌的诸多病原学检测方法中,孰优孰劣;谷胱甘肽S转移酶(GST)检测与常规肝功能检测(ALT、AST、ALP)比较在反映肝细胞损害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如何等临床常见问题都是循证实验医学的应用研究范畴,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由之路。循证实验医学可以对这些指标进行系统回顾,通过随机对照试验(RCT)和荟萃分析对其进行分析。很多新技术通过循证后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对临床非常有价值。同时,如果没有证据地拒绝某项新技术、新项目,也将阻碍新技术的推广使用及检验医学的发展。

检验人员如何应对循证检验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