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哲理的话精选(九篇)

第1篇：富有哲理的话范文

关于小丑的富有哲理的话有很多，列举3句如下：

1、在败家子的生活中，今天总是一个头等吹大炮的角色，明天总是一个头等胆怯鬼，听了昨天的大话害怕的；今天好比古时戏剧中的牛大王，明天赛似现代哑剧中的小丑。

2、社会只拿小丑取乐，没有其他的要求，一转眼就把他们忘了；不比看到一个器局伟大的人，一定要他超凡入圣才肯向他下跪。

3、小丑他总是呵呵的笑着，他总是活在虚伪的笑容之下；可谁又知道 ，当小丑卸下那厚厚的伪装之后，他总是仰望天空；因为他有一双哭红的眼睛。

（来源：文章屋网 ）

第2篇：富有哲理的话范文

【关键词】关系哲学 范式 教育行政管理

教育行政管理方式的变革体现在许多细节上，但是，从更深层次而言，真正的管理变革一定是内在的价值取向重建，没有背后的价值重建，所有表面上的行为与制度调整都难以实现长久持续的作用，甚至给人以表面化、肤浅化的印象，就算是渐进式的变革，也需要描画出大致的路径。从哲学层面进行价值思考，会给我们提供更为深刻的内在价值线索，形成具有新的内涵的教育管理观，进而达成教育行政管理整体范式的转换，对于当下教育行政管理改进起到根本的作用。当然，这种范式绝不是一枝独秀，并不排斥和其他范式共通共融式存在。

一、范式理论的基本理解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并系统阐述的。范式这个概念是他科学观的核心概念，也是库恩展开其一生科学研究的主题线索，并影响了一个时代科学哲学的研究，更对科学研究本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人们从中获益良多。范式这个概念的内涵非常丰富，丰富的就连库恩本人都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这也许是库恩一开始没有想象到的。根据英国哲学家玛格丽特・玛斯特曼的统计，在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范式至少有21种不同的提法和用法。尽管库恩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下对范式进行了不同侧重点的定义，但是其中仍然有许多相通的东西，还是可以找到对范式的基本把握。总的来说，库恩认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据此，我们可以把范式理解为研究共同体成员共同的思想与主张，这些思想与主张外显在一系列的符号、概念与公式之中，形成与内在思想相匹配的外在张力。科学革命不过就是范式的变化和概念的更替，科学革命就是由一些新的假设、新的理论和方法引发原有概念系统的危机所导致的。但是，新范式代替旧范式并不表示新范式比旧范式更趋近真理，只是其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解决问题能力较强，能够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处理遇到的阻碍。

库恩的范式是对科学领域的研究，并不能简单套用到其他领域中来，正如库恩自己所说的：“一些人赞赏本书，主要并不是因为它阐明了科学的本性，而是因为他们发觉本书的主要论点可以应用于许多其他的领域。我了解他们的意图，也不会使他们对扩张这一立场的尝试泄气，但是他们的反应却令我困惑。”的确，科学研究与人文社会研究不一样，科学范式之间的边界非常清晰，导致严重的不可通约性，人文社会科学不一定这样，一种理论和另一种理论不一定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划分。如果充分考虑到库恩的这些顾虑，对借鉴的条件与范围作出合理的判断，范式理论还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从范式的角度可以丰富和深化教育行政管理的研究，改变过去那种将眼光停留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的零碎的技术化研究模式和改进思路，以为通过简单的局部调整，就能够达成理想的教育管理状态，过高估计了局部研究的成果效应。因为，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更多的、更偏重的还只是关注在研究方法的层面，教育管理学研究者自身的世界观问题、学术共同体问题以及相关的行为方式等问题，还没有融入、涵盖到研究范式应有的意义上来，这正是当前和以后一个时期教育管理学研究应予以重视和解决的问题。从某种意义而言，只有真正实现整体性的范式变革，才能促进教育管理体制的深入创新，提高教育行政管理的整体水平，推动教育行政管理实践的有效变革。

二、关系哲学的主要阐释

哲学是对事物背后价值的思考，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就产生什么样的人生观、教育观、管理观，对教育管理进行哲学反思，就是希望找到教育管理内在的价值线索，不同的哲学支撑着不同的教育管理理解，并影响和产生了不同的实践。过去的哲学强调主体性，在主体与客体二分的情况下，以我为中心看待周遭的世界，欣然于主体对客体世界的掌控与征服，在自我中心的前提下忽视了许多被主体掩盖的意义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主体泛滥。现代哲学强调关系中的生存与发展，把人看做是多重关系的有机组合，这实际上是从关系视角进行审视，以达成不同存在主体之间关系的重构，形成对世界与人的理解新的视域。马丁・布伯是关系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布伯那里有两个原初词“我-你”与“我-它”。他告诉人们，代表着西方哲学传统的“我-它”，本质上不是一种真正的关系，唯有认清“我-它”这种非本质的关系，才能确立“我-你”真正的关系。要破除西方现代世界的危机，就要回到这么一种真正的关系上来。布伯说过，正是在关系的领域中，人才存在为人，人才没有被概念僵化，关系的领域，是人类现实的原初范畴。“我-你”是对过去哲学主客对立的纠偏，希望能够在一种新的关系中推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多重主体的同构共生，在“我-你”关系中展开多元平等的对话，也有人将马丁・布伯的哲学称之为“他者哲学”“相遇哲学”“对话哲学”等。

当然，布伯的关系哲学并不是对现代进行全盘否定，把现代一切成果都予以抛弃，孤立地强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反而会导致关系哲学的功能过度放大，而是通过新的视角对现代人类关系进行丰富与提升，给人们以新的思考和启发，并以关系改善作为突破口改造鲜活的实践。布伯并不否认科技上“经验和使用能力”发展的意义，他针对时弊，却更加强调要超越这种能力的发展而进入“我-你”一体关系的精神境界。而且，进一步来说，这种新的“我-你”关系的确立并不仅仅是通过技术性的变革，通过平等的对话达成关系主体之间的合理有效交流，这仍然是技术层面的变革，一般来说不是哲学家们思想的全部，如果这样理解就看低了他们的思考深度，实际上，布伯“我-你”哲学还期望有更高的意义与精神追求，这才是哲学家们一贯的立场与表现，也是他们引领社会不断超越的重要价值所在，更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相对于“我-它”关系，“我-你”关系则是超越了主客对立的本真性关系。在“我-你”关系之中，世界不再是“我”所认知或利用的对象，而是与“我”的存在处于相互交融的浑然一体的境遇之中，而他人也不再是“我”的客体，而是与“我”同等的精神性主体。在这一境遇中，他人真正地成为了他人，对“我”而言，“他”成为了与“我”对话的人格之“你”，双方的存在因此也打破了时空与因果的界限，进入超越“我-它”世界的必然性的相遇与对话之中。

三、管理变革的若干建议

从关系哲学的角度进行价值反思，可以帮助我们改变过去自上而下、外在控制、僵化守旧的教育行政管理状态，而不仅仅是细枝末节的局部调整，以形成新的教育治理理念，并随之建立新的行政思维方式和教育管理观，最终形成充满实践张力和生命活力的开放的管理范式，进而对教育行政管理真正实现整体性的变革产生重要作用。“我-你”式哲学思考一旦成为我们的管理哲学，就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

（一）重新进行各自的角色定位

教育行政管理者和基层实践者都应该进一步思考，自己在教育行政管理生活中的角色扮演，也就是思考自己的管理观与“被管理观”究竟是什么，这是管理变革的实践逻辑原点和出发点。管理者不应该高高在上以官僚自居，俯视来自实践中的教育工作者们，而要尽快放下架子，洗尽所谓的等级制所带来的“官气”，以谦恭的态度和博大的胸襟面对实践者;实践者也不能够把自己当成简单接受指令的执行者，有要求就做，没要求就等，没有任何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是积极地参与到管理中来，不仅努力执行各项行政要求，还要在执行的过程中进行创造性的开发，以便让教育政策发挥出最佳功能。

（二）问题旨向的积极协商对话

教育管理者与实践者要进行多方面的交流探讨，这是改变原有关系的重要路径，尤其要围绕教育实践中遇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展开有效的雪中送炭式的对话。不解决问题的对话、不能提供帮助的对话往往会变成伪对话、假对话，会变成为了对话而对话，让对话停留在形式上，使人们对对话失去兴趣，甚至不愿意再进行对话。通过协商对话双方都可以进行经验分享，达成对教育管理实践更全面的理解与认识，这就保障了管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而且，对话既是相互了解教育实践、丰富各自管理信息量的过程，还是相互尊重、相互认同的过程，更是良好的人际关系丰富与提升的过程。

（三）精神召唤中实现意义达成

教育是一项人的事业，之所以成为事业，就在于教育充满了意义，孕育着梦想，到处都显现着“人”的身影，给人以精神的养育与引导，而不是机械的符号性存在。教育管理是达成教育意义的重要载体和工具，不断回到教育的终极目标进行叩问，给自己一个更为远大的目光，为建构整个教育意义世界付出自身的努力，成为提供教育意义的重要平台;同时，教育管理本身也应该富于意义，教育管理生活本身是教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意义的教育管理必然会导致产生严重的分裂状态，还会影响教育意义的实现。所以，在关系重塑中，教育行政管理要洋溢人性的光辉，这样才能让身处其中的人感觉到价值所在。

（四）营造宽松和谐的管理氛围

第3篇：富有哲理的话范文

文献标识码：A

当全球化成为世界性潮流的时候，学术话语也几乎被捏造成权力话语。在这一背景下，姜耕玉先生的《艺术辩证法――中国艺术智慧形式》(简称《艺术辩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再版)，以考据与论理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来彰显艺术哲学的民族性，显然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窥一斑可见全豹。通过对该著民族性问题的透析，或许可以获得世界哲学话语的真实意义。

一、对于现代民主国家来说，民族性就是世界性，而且是颠覆权力话语的世界性。

在现代资本主义走向终结的年代，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和艺术都经历了历史的挑战与选择。然而，当“全球化”带着以“权力”为内涵走上学术研究舞台的时候，“民族性”则面临着一种新的危机。那些富有伟大艺术宝藏和文化历史的民族，将以经济技术的落后。而被视为“世界历史”的“最后之人”。“全球化”可以凭借经济、技术的暂时领先和自由主义的漂亮旗帜，数落伊士兰文明和儒家思想，并使之成为西方政治秩序的先声策略。因此，彰显伟大民族艺术哲学的民主性，即是证明艺术哲学民族性的伟大传统与世界意义，也同时是对学术研究与政治霸权的强有力的颠覆。在《艺术辩证法>的世界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学理研究，一种真正的自由、民主与文明的学术精神。

《艺术辩证法》以一个民族――中华民族艺术学的深厚底蕴和思想资源为依据，以平等对话与比较研究的方式探究艺术哲学的辩证内涵与自由秩序，以纯粹的学术品质展示出艺术辩正法的民族性的世界意义。该著体大思精，在宏大的学术含量中展示出中华民族艺术辩证法的个性及其与西方艺术哲学相互融通的学术品质。作为艺术学中辩证统一的哲学范畴来说，常常是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东西，就越具有世界性。比如，“一”与“多”、“文”与“质”之类体现艺术总体品质的哲学范畴，相对并存的哲学话语，易于体现出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融通的品性。对于中国和西方艺术来说，“一”都表示“整体”、“存在”和本质的意义。中国文论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乘一总万”，“一乃文之真宰”，“万取一收”，“以小见大”，“化一而成氤氲”，“大浑而为一”；“以至一艺一术，必极圆而后登峰造极”。“妙悟圆觉”。“一落笔圆，通首皆圆”，“触物圆览”，“返虚入浑”等。《艺术辩证法》第五章、第六章中深入阐述了中国艺术创造的“一”论与“三圆”论，并达成与西方美学的“一”既作为个体又作为个体构成的整体的吻合，具有现代艺术创造的普遍意义。可见，在中国的艺术辩证法的哲学范畴中，是通过艺术本质与内在广阔的思想空间体现出民族性的东西，常常越是具有普遍意义。艺术辩证法以其自身的民族性体现出真正的世界性。

二、对于现代艺术哲学来说，民族性就是现代性，而且是超越了工具理性限制的现代性。人们批判民族性，常常把它和传统性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是一种误判。这是因为，即便是传统性也不断地派生出现代性，而且对于艺术哲学来说，民族性其实就是现代性的确证。不仅如此，我们所说的现代性还不是劣迹斑斑的作为现状的恶果的形态的现代性，而是作为近代思想家原初设计的富有理想和活力的，以科学、民主、自由为目标的现代性，而不是伴随着工具理性和霸权意识形态的暴力的现代性。现代性应当成为面向未来的追求权力平等和个性自由的哲学话语。《艺术辩证法》正是以此为根基，展示出民族性的审美意识形态。

了解中国艺术创作与哲学理论的人，都会倾情于中国艺术“虚实相生”、“形神合一”的所展示出来的独特的民主品质。中国艺术讲究虚拟、空灵，而且空胜于有，虚胜于实。这是因为“空本难图，神无可绘，真景逼而神境生”，是所谓“虚实相生”。西方艺术也讲“虚”与“幻”。朗格说，绘画艺术创造的幻象是一种虚构的景致，是一种感性空间。阿恩海姆则认为，“人的眼睛倾向于把任何一个刺激式样看成已积压条件所允许达到的简单的形状”，“当某体艺术品被誉为具有简化性时，人们总是指这种作品把丰富的意义和多样化的形式组织在一个统一结构中”。显然，西方艺术的“虚”是基于人的视觉心理功能的艺术构造，注重的是心理感觉；中国艺术则不然，“虚”与“实”共同创造艺术的生命。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正是以虚拟相生来构筑水天的寥廓苍茫，进而显现出艺术主体清冷孤独的心境、清峻高洁的胸怀和坚强独特的生命力。中国艺术的“虚”与“实”，更强调整体的观照方式，更强调心灵的感悟和生命的创造。

“形神论”也是一种富有民族特性的哲学话语。中国艺术的形神论强调“神制形从”、“以形学神”和“形神合一”。无论是“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还是“观文者披文以入情”，都必须体现这一美学原则。用王夫之话说就是：“两间生物之妙，正以形神合一，得神于形，而形无外神者。”西方艺术的“形神论”则不然。西方也曾有人强调形神合一，甚至重视精神而轻视形式。别林斯基说：“在一部艺术作品中，思想必须具体地和形式融合在一起，就是说，必须和它构成一体，消逝、消失在它里面，整个儿渗透在它里面。”康定斯基还认为，对于艺术作品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形式问题，无论是物象还是抽象的形式，而是内容，或者说是精神或内在的音响。西方的“神”与中国的“神”是不太一样的。西方重静态的客观存在，而中国则重视心灵的创造力。

事实上，“形”在西方艺术史上始终对于“神”具有优先权。早在古希腊时代，体积、数与比例就在艺术创造中具有显赫的位置。十八世纪德国，席勒则在《美育书简》中认为，形式是活性的，甚至可以包括形象。到了现代西方，无论是结构主义、欧美新批评，还是俄国形式主义，都格外凸显结构、语言等形式要素对于精神和思想的意义。它们或者主张结构大于形式，或者认为形式可以把观念吸取在自身之中。或者在艺术的创新理论中追求语言的“陌生化”。相对于中国乃至东方艺术而言，西方艺术哲学中的“形神论”也有它自身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品性，人类艺术哲学才能拥有深邃的思想和丰富的资源。《艺术辩证法》正是以纯粹的考据占有力的论述中，展示人类艺术哲学的思想资源的。

波德莱尔说得好，所有民族都有其自身的美，所以可以断言我们也必然具有我们自身的美。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艺术的民族性，它们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它们的一切特殊的情形、一切多样的状态中，才能真正闪耀着慰藉人类心灵的哲学之光。

三、对于现代人类来说，民族性是优越于世界主义且与之相对并存的哲学话语。

第4篇：富有哲理的话范文

【关键词】古诗文哲学道理

锡德尼曾经说过：“哲学是完美的，但‘他只能教导已经充分受过了教育的人。诗作是适合最柔弱的脾胃的食物，诗人就是普通百姓的哲学家。’”

在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古诗文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也是我们民族语言文字运用的典范。它们内涵丰富，意境高远，富有哲理，而且语言凝练，琅琅上口，千百年间，万口传诵，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传承着祖国文化的命脉。让学生乘着诗文的翅膀，穿梭在政治教学中的哲学中，让思维在内涵丰富的诗文中由感性认知到理性认识，通过琅琅上口进行记忆达到巩固，然后引导学生综合地运用到实践中去，这样不仅能让学生懂得生活中的哲学道理，从而提高学习哲学的效果，还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哲学的兴趣和提高自身的文化品位，达到一个情感目标的升华，体现了生命化教学的特点。

一、体验古诗文的诵读，有利于感知哲学道理

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是一个民族心路历程的折射，它的认识、教育和审美作用都是其他任何东西无法替代的。

多背诵一点古诗文，有助于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泱泱中华，英才辈出，文学作品灿若星辰，作品中蕴藏着的是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和丰厚的文化。其中像屈原、杜甫、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的爱国诗人留下的诗篇无不激励和鼓舞着每位中华儿女学习他们关注民生、追求真理、热爱祖国、勇于献身的优秀品质。读了朱熹的“勿谓今日不学而有来日，勿谓今年不学而有来年。日月逝矣，岁不我延。呜呼已矣，是谁之愆？”又有谁不明白珍惜时间的重要？诵了“修母画荻以教子，谁不称贤；廉颇负荆以请罪，善能悔过。”又会有谁会认为有错主动承认是难为情的事呢？每当读到“浩气自当有，冰心岂能无”时，也难怪同学们都要把身子挺一挺了。

虽然哲学道理孕育其中，学生还不能准确地去明白其中的全意，但是在诵读的过程中，却能让学生感知一二。例如：在讲授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的时候，本人在导入新课时就让学生开始诵读在小学就熟知的诗——唐代诗人岑参写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其中有一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来说明想象的形式是主观的，内容是客观的，因为诗人把降雪比作梨花开，同学们开始接触虽然不能深入的理解，但是他们明白雪是客观事实的东西，梨花是想象出来的东西。诵读古诗文的导入不仅让学生带着疑问，带着好奇进入课堂，激发学生对哲学的兴趣，还能让他们初步感知哲学的道理，一举两得。

二、把握古诗文的背景，有利于理解哲学的道理

《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并与哲学之理联系起来，唯有如此，评品才会更有意义、有价值，哲学才能学得更加的深入、透彻。

在教学过程中，巧妙地将诗文引人哲学教学，学生兴趣盎然。现以“认识运动，把握规律”一课时，为了让学生理解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本人巧妙的运用了《坛经》记载的一句古语：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学生一听，都会意的笑了，但是从他们的笑意中我能感觉到他们只是表面的理解，觉得慧能很可笑，你一言他一语地讨论：怎么会心动呢？其实他们并没有结合到哲学的道理中，然后在授课中，通过对《坛经》和作为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佛教高僧之一慧能的介绍，他们就深入了解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让学生能够认识到慧把世界万物的运动归结为人的“心”是一种唯心主义。然后引出本课的知识点：运动是事物的固有属性，脱离了物质的运动是根本不存在的。

通过对古诗文的背景恰当和详尽的把握，不仅扩展了政治教师的文化知识，提高了自身的文化层次，而且，有助于学生对不同类作品思想内涵的恰当定位；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更准确理解和把握哲学的道理。

三、熟知古诗文的典故，有利于感悟哲学的道理

用典，是古诗文中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其主要特点是借助一些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愿望或者情感。典故用得恰当与否，不仅提高自身的素养，使自己显得典雅风趣、含蓄有致，还可以提高学生对哲学的感悟和升华，使语言更加精练、言简意赅，提高哲学道理的表达和阐述。例如，运用我国古代有女娲捏土人造人说这个神话故事和西方有上帝先造出一个亚当同时阐述哲学的中的唯心主义；还在讲述《事物是变化发展的》时，引用了“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典故：讲述的三国时期，吴国大将吕蒙英勇善战却因文化水平不高而常闹笑话，后经孙权指教，发愤读书。鲁肃一直以为吕蒙还是像过去一样，便找机会去为难他，想不到他对答如流，弄得鲁肃膛目结舌，吕蒙却微笑着说了这句话：“士别三日，即便刮目相待”，通过这个典故告诉学生在生活中也经常会遇到鲁肃一样的尴尬，告诉学生要想像吕蒙学习，从而让学生感悟出世界是永恒发展的，人也是不断变化和发展。

在讲授“量变和质变”的时候，借用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在讲授《矛盾的特殊性》时，借用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和“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后人可以通过诗人当时的所处的环境，当时的心情，对祖国山河的不同描述中，其特殊性，区分出特定的环境，前者是描述辽阔雄浑的北国草原，后者是描述的是风景绮丽的江南景色。这样一来，学生感受到古诗文的情怀，想象着其内涵和典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不仅仅是学到了哲学这一门学科，还在熟知典故的过程中，熟知当时的年代，当时的人物，明白如何写出会有这个典故，作者如何会有如此高的意境，接着受着古诗文的熏陶，丰富自身的阅历和积淀学识，体会其中真正的哲学内涵。

西方有一个文学家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成长就像是一棵葡萄树，他的技能、知识就像那一串串的葡萄，而胸怀、情感、意志就是支撑葡萄树的支架，如果没有支架，葡萄树就只能匍匐在地并最终和它的珍贵的果实一起烂掉！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工程，就是用古诗文和哲学联系起来，帮助学生们立起这样—个支架，古诗文以优美凝练的语言、生动新奇的想象、朗朗上口的韵律、动人心魄的情感、深刻入微的哲理，让我们回味无穷、难以忘怀。通过眼到、嘴到、心到，完成对古诗文的感知——理解——感悟的过程，全面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也真是我们素质教育的体现，真正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

参考文献

[1]汪海洋.古诗鉴赏巧用背景知识【J】阅读与写作

第5篇：富有哲理的话范文

大会内容很丰富。有四场直接体现大会主题的全体大会，每场邀请3位著名哲学家讲演并讨论。四个分主题是：（1)哲学的作用：启蒙，后现代思想和其他视角；（2)全球化和文化的同一性；（3)人权，国家和国际秩序；（4）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伦理和哲学的挑战。有五场和大会主题相关的大型研讨会，主题分别是：（4）暴力、战争与和平；（6)不平等、贫困和发展：从哲学的视角看；（7)民主及其前景：公民和公民社会；（8)人权：概念、问题和前景；（9）面向社会和全球的正义（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办)。另有一场专门讲演土耳其哲学的研讨会。有三个专门的讲座：阿拉伯哲学家阿威罗伊（去世800周年）讲座，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中世纪）讲座，克尔凯郭尔讲座。按照哲学各分支学科或专题，进行了50种分组会议。有16场特邀分组会议，其中有些主题颇有现实针对性：亚欧之间科学与哲学交互作用的发展；紧急情势中的伦理问题；冲突和冲突解决的辩证法。由各成员组织或学者自行设计主题、自行组织的圆桌会议，则有69个之多，大多和大会主题相关，或探讨各地区、民族的哲学与文化传统及其互相交往、比较研究，内容丰富多彩。大会注重哲学教育，还征集学生论文，举办了三场学生的研讨会，三个主题是：“后现代的政治行动主义”、“人权：批评与辩护'“排外和自我与他者的问题'还有13个国际哲学团体在大会期间举行会议或研讨活动。笔者有幸与会，仅就管窥之见，对大会的特点说一些感受。

总体而言，这届大会注重对全球性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比较突出社会政治哲学和伦理学（包括社会伦理、国际伦理和其他应用伦理）的研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世界哲学发展中的一种强劲走向：哲学不自闭于象牙塔内，而在关注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

大会突出了在新世纪哲学的使命与功用21世纪全球化进程向哲学提出的新挑战和对全球性问题的哲学研究，是许多会议的主题。哈贝马斯在题为“向一种后民族国家定位的转变：关于国际法未来的争论”的讲演中，批评德国政治家施密特的观点，认为当今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大变，拘限于民族国家主权的古典国际法及其哲学根据已不适用，正在形成非中立的、要保障国家内部人权秩序的新世界政治法。意大利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瓦蒂莫（GianniVattimo)则宣讲当今“民主时代哲学的终结”，认为全球进入后现代，传统形而上学被解构，后现代哲学与文化是无中心、多元、展延的，边缘化的哲学可在多元文化的对话中起中介作用。较多哲学家在研讨中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相当复杂、充满矛盾的进程，资本、技术、知识的急速转移，已带来种种不合理性，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南北差距扩大、全球资源与财富分配不公正、文化发展不平衡等种种矛盾，应通过树立一种“全球正义观”。 

来解决这些矛盾，实现一种“人性”的全球化。非洲加纳哲学家维列多（KwasdWiiedu)在题为“跨文化对话中哲学的作用：一种非洲的视角”的大会讲演中，论述了非洲的多元文化价值及其对世界哲学的参与，强调哲学在调谐、解决全球性问题中负有特殊使命，主张哲学要在跨文化对话中发挥重要功用。

注重对规范、形成合理世界新秩序中的重大问题的哲学研究有些人认为世界秩序应建立在超越国家的普遍人权的基础上；有些人主张扩大运用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的正义论来树立全球正义；较多人认为应正确处理个体国家、国家关系和世界秩序的关系，新世界秩序应建立在主权国家的平等、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的基础上。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Singer)两次在全体大会发言，主张用理性的正义观正确处理主权国家关系和不同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新世界秩序应“通向全球民主”。他抨击美国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搞所谓“先发制人”战略，并威胁伊朗、北朝鲜等，无视并取代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靠经济实力与军事威力实现霸权，是反民主、反正义的。他主张发挥维护和平的联合国和民主的安理会的重要作用，建立平等国家合作的全球安全体系，结束霸权。他的两次大会发言都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掌声。

注重从哲学上探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当今文化和经济、政治紧密交融，文化与文明要素在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格局中愈益起重要作用。这次大会对全球化中的文化问题有较多探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中造成的文化矛盾，如全球化中的文化差异与同一性问题（涉及全球化和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全球化是否文化一体化)，造成的文化分裂或裂变问题，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边缘化甚至被吞灭问题，强势西方文化和一些民族国家本土文化的冲撞；二是不同哲学与文化传统的合理交往，以求共同发展，涉及到“文化间性”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分组会议和圆桌会议都有较多讨论文化哲学的主题，如“全球化和差异：跨文化对话的哲学基础”；“南南跨文化的哲学对话”；“通向全球人性的世俗人道主义和融合中的世界宗教”，等等。

当代科技革命对哲学与伦理学的新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2007年将“科技伦理”列为优先重点领域。这次大会注重科技哲学与科技伦理的研讨与交流，特别是当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中的哲学与伦理问题（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等)。分组与圆桌会议中技术哲学与科技伦理的内容较多，如哲学和环境；技术哲学；生命伦理和医学伦理；哲学和计算机如何能表明世纪之交我们面临的问题；信息社会的伦理：计算机伦理的哲学和实践含义；医药产业的伦理挑战；技术状况中的新伦理；等等。科技伦理和解决一些紧迫的全球性问题密切相关，国外已有较多研究，具体深入到空间伦理、信息伦理、水资源伦理、工程伦理等等。这一领域值得我们重视与加强研究。

从大会看，当前世界哲学仍保持20世纪后叶以来的多元化格局英美分析哲学与相关的科学哲学（包括新实用主义）和欧陆人文哲学平分西方哲学的天下：自亨普尔、蒯因、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批判以来，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有很大变革；在欧陆，可见紧接后期海德格尔的哲学、哲学解释学、后结构主义、解构论、后现代主义盛行。前苏联与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运动虽受挫折，马克思主义哲学仍保持强盛生命力，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不少新学派。从现代逻辑与逻辑哲学、认知科学理论、心智哲学到科技哲学、伦理学、美学的各哲学分支学科在进展；各地区、各民族的哲学传统也在适应本土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现实中呈现新内容。这次大会当代欧陆人文哲学占了较大比重。渲染后现代主义哲学与文化的气氛浓重，有的学者质疑是否后现代主义主导了这次大会。在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执着研究仍不少。如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会的劳勒（JamesLawler)等人、美国激进哲学家协会和德国的一些哲学家，分别在会上举办了不少相关的圆桌会议：通向21世纪新全球时代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女性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在后共产主义时代作为一位思想家的马克思；个体和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研究等。

第6篇：富有哲理的话范文

1 引言

本文将重申和展开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想法:语言哲学与语言研究的关系,就像营养钵对钵中的小苗的关系,也像摇篮对摇篮论文联盟中的婴儿的关系。

西方语言哲学是发生在西方哲学20世纪初期至70年代的那一场由语言性转向带来的分析革命及分析哲学的产物。它的初衷是“以语言为手段来重铸哲学的千年老题”(baghramian 1999:xxx)。由分析革命而来的“西方语言哲学”留下了大量的经典著述,这些著述富有智慧、营养和启发。我们将这一丰富资源称为“营养钵”(a nutritive bowl 或feeding block),这一营养钵无意中或实际上已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营养,酝酿、发育和激励了语义学、语用学、句法、翻译论、修辞、外语教学及二语习得等语言学分支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尽管这些只是语言哲学的副产品。下文的每一小节的结尾处,我们将呈现每一语言学分支所沿承的哲学轨迹。

尤其是,我们将在第3节看到,我国一些学者从语言哲学这营养中,发掘出全新的研究方向:我们可以用新的方向和新的解答方式来引领新的语言研究和发展。这种语言研究,既吸收分析传统的营养,又对中国当代语言研究作出新的探索。

2 从语言哲学到语言学的轨道

本节探讨语言学各分支是如何从语言哲学那里发展来的。

2.1 从指称理论到语义学

哲学的各种指称理论告诉我们语词如何与世界关联。指称问题是语言哲学中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何以如此,martinich的一句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指称问题的确重要,因为哲学家的典型看法是:语言与实在相联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指称”(martinich 2001)。这个实在(reality)就是西方哲学家时时关注的存在(being)。看人们怎么用指称,就是看人们怎么用语言表示存在。frege的“论含义和指称”(frege 1952/1999),russell的“摹状语”(russell 1956),strawson的“论指称”(strawson 1950)等等,都是哲学家对指称问题的关注成果。他们的工作只是表明他们的观点:“语言与实在相联系的主要方式是指称”。也就是说,他们为了弄清实在是什么,才对语言中的指称感兴趣。

基于同样的理由,哲学家也对名称与指示词感兴趣,因为名称、指示词与指称相关。searle认为,每一个专名都与一组或多或少是确定的摹状语相联系,这组摹状语确定一个名称指示什么样的对象(searle 1958)。简言之,名称间接指示。kripke论证说,名称与它们的命名物直接关联。他推断说,专名确保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辨别出相同的个体(kripke 1972)。evans认为,无论是描述理论还是因果理论都回答“假定出现指称,什么东西确定什么样的对象被指称”这个问题(evans 1973)。

关于命题态度,哲学家是这样考虑的。“哲学家想要知道信念的对象是什么。”信念可否用一种语言学方式表述?他们认为,“信念可以有一种语言学的表述方式”(martinich 2001)。于是就出现了哲学家大量研究“玛丽相信/知道/认为/愿望/期待(等等表示命题态度动词)”的语句。实际上,这就是:存在某个被相信的事件(事件也可以成为对象,不是哲学家想不到这个上面来)或人。这是在用语言描写存在。

围绕语句的真值与词语的意义(truth and meaning)这个项目做文章的作者及作品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语句的真值问题有什么哲学意义呢?西方哲学家大致上从两个方面来回答。第一,逻辑实证主义者有这样的看法:一个语句仅当它具有真值时才是有意义的。然后,另一些哲学家持不同意见:语句有没有意义不在于它是不是具有真值。若是这个语句是在做某件事,虽然它没有真假可言,却是有意义的语句。第二,哲学家传统上关注于人们所持的信念或所说的话是否为真;倘若为真,那么语言似乎必须以某种方式与世界相联系。只有语句为真,哲学家才能从语言中看到与世界相联系的地方,而一谈及“世界”就关上了西方哲学的千年老题:存在。

结论:从哲学旨趣到作为其副产品的语义学轨道。轨道1:世界的样态→语词如何与世界关联+语词/名称/命题指称什么→指称理论→语义学基础; 轨道2:世界的样态→语词如何与其他语词关联+语词如何与使用该语词的说话人的信念和意向相关→意义理论(指意义的真值条件理论)→语义学(作为一种副产品)。(注意:在二值逻辑的前提下)

2.2 从意义理论到语用学

2.21 二值逻辑的束缚

根据二值逻辑,一个句子非真即假。而逻辑实证主义者却认为:一个语句仅当它具有真值时才是有意义的。于是语言中大量没有真值的句子,如祈使句“请开门!”所有疑问句,道德判断句“你不该那样做”等等,都成了无意义的句子,但直觉告诉我们,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2.22 austin的哲学研究对语用学的提升

为了挣脱二值逻辑的束缚,austin提出“言有所述句”(constatives)与“言有所为”(performatives)的划分(austin 1962)。前者描述事态,事态为真为假,依赖于它们是否与世界的样态相符。后者不具有真假值,但有适切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的限制。后来他取消了这样的划分,认为一切言语都是言有所为,我们说话就是在做事。searle发展和改进了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强调言语行为与说话人的信念和意向的关系。言语行为理论后来成为语用学家的经典话题,而austin等哲学家的原意不过是在为没有真值的句子也有意义而寻找解释的理由?。

转贴于论文联盟

2.23 wittgenstein的意义使用论

wittgenstein的“意义即使用”观点认为,句子的意义在于使用,“不要问意义,要问使用”(wittgenstein 1953/1999)。也就是,他将语言意义约束在论文联盟语言使用的游戏中。在他看来,运用语言是一种活动,我们使用的语词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意义。“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哲学研究》第19节)。这是当代语用学中较有影响的意义使用理论。

2.24 grice的意义理论

grice (1957)批驳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证实论。他认为,意义是会话双方互动的产品,不能脱离人的交际意图孤立地进行分析。说话人a 必须试图使话语x在听话人身上产生某种效果;同时,听话人必须领会到说话人的这一意图。交际实际上是意图的传递与交流。显然,grice把语言的意义与人的心智关联了起来。grice意义理论一直是语用学的经典话题。

结论:从哲学旨趣到作为其副产品的语用学轨道:世界的样态→语词如何与其他语词关联,语词如何与使用该语词的说话人的信念和意向相关→意义理论(意义的使用理论+多元划分+意义是互动的产品)→语用学(作为一种副产品)。(注意:冲破了二值逻辑的束缚)

比较上文提到的轨道2,才知道为何都从世界的样态出发,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一个是语义学,别一个却是语用学。

2.3 从意义理论到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翻译论

tarski为了最终地提出真(值)的语义理论(the semantic theory of truth)(tarski 1956),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其中之一是如何避免像说谎者悖论那样的语义悖论。他的智慧是,首先区分工具性语言(a metalanguage)与对象性语言(an object language)。我们用工具性语言来谈论、解释和分析对象语言即被讨论的语言的特性。为了避免自我指称问题,他建议,“为真”、“为假”这个两个词应该放在工具性语言里做谓语,而不是放在对象语言里作谓语(baghramian 1999:42)。于是,对tarski的t-约定:x is true iff p,我们可以这样例示:

“snow is white” is true iff snow is white.

此句中,引号内为对象语言,引号外为工具性语言,是对对象语言的解释。

工具性语言概念被钱冠连(2003d)扩展,而应用到对翻译的思考。他说,工具性语言是解释、分析和讨论对象语言的语言。也就是说,工具性语言是对对象语言的解释和再度解释。这是一种语言之内的解释。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翻译正是一种语言之内解释关系的延伸。因此,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翻译是一种工具性语言的扩展观。

直接关注和思考翻译问题的英美哲学家有quine (1960)和其学生davidson (1970/1975)。为了搞清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纯经验的方式证明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的问题,quine提议应研究最原始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的情形,即“迄今为止从没有接触过外界的人的语言的翻译”。 他把翻译场景拉远到一个文明世界首度发现的原始部落,假想一个田野工作的语言学家,试图翻译该部落的土著语言,通过对这种情形的考察,我们可以弄清楚,翻译的要求和条件是什么。davidson将“最原始的翻译”扩展为“最原始的解释”(radical interpretation),以包括同一种语言之间的解释和理解。要理解某人的语言,必须依赖双方具有相同的对世界的看法,这就是davidson,quine 所称的“信念沟通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davidson论证,如果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就是说话人认为是真的句子,而且,如果我们不能设想他的语言就是我们自己的语言,那么,我们连翻译的第一步都无法迈出。既然对信念的认识来源于解释词的能力,那么,我们从一开始便必须假设存在着普遍的一致。因此,信念沟通原则便是认定某人具有某种信念心态的前提条件。

结论:从哲学旨趣到作为其副产品的翻译论:轨道1:语义悖论→对象语言与工具性语言的区分→解释关系(同一语言之内解释)→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翻译→翻译论(作为副产品);轨道2:翻译手册→最原始的翻译→解释(早先不知道的外语的翻译)→(学习/翻译/解释一种语言的要求和条件)→翻译论(作为一种副产品)。

2.4 从哲学研究到作为其副产品的句法

结论:从哲学旨趣到作为其副产品的句法轨道:dummet的轨道:哲学的目的→思想结构的分析→通过对语言的分析(作为思想的工具)→句法(作为副产品)(dummet 1991);russell的轨道:传统的哲学问题→哲学句法的功用→句法(作为副产品);钱冠连的建议:句子的结构→宇宙的结构→思想的结构→语言、宇宙、思想三者的同构→语言全息论→句法(作为一种副产品)(钱冠连2003a)。

3 受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启发而产生的新的语言学发现

我们应该充分挖掘与利用西方语言哲学资源中的营养与智慧,以新的视角去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这便是所谓的节外生新枝。下面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几个例示。

3.1 纯分析性考试模式危害外语教学

这个问题,对于处在相当迷信现代化考试手段(纯分析性考试,即打钩钩、画圈圈)的中国外语人,是听不进去的。我们曾经在多种场合指出:还是要整合性考试,纯分析性考试弊大于利(钱冠连 2003b)。如果我们搬出著名哲学家的话便是:“现在存在着一种很大的压力,竞相利用新的教育技术,借助最新的科学发展来设计课程与教学方法……这些方法可能加害与扭曲创造能力的正常发展,因为这些方法削减了呈现在爱探索的头脑面前的这些材料的范围与复杂性,把行为放在一些固定的框框之内限制起来了” (chomsky 1972, baghramian 1999: 295)。

难道,搞掉人的创造能力就是现代教育的目标吗?

3.2 修辞新论

猜想:凡是语言使用过程中,涉及呈现方式、描述属性与认知活动时,必涉及修辞活动。修辞可以是一种哲学活动:(1) 从寻找不同的呈现方式与不同的认知内容出发(frege 1952, 1999):土豆(埋在土里的黄豆,比喻),洋芋(从南美洲输入的芋状植物,报告来源),洋芋就是马铃薯(像挂在马脖子下的铃,比喻);(2)从转贴于论文联盟

描述(摹状)事物属性与交待事物指称出发(russell 1956):“打不倒的矮个子”(形象比喻与坚强比喻);(3)从讨论事物的非严格(非固定)指示记号出发(kripke 1972/1980);(4)从工具性语言出发(tarski 1956);(5)从认知相似性出发(wittgenstein 1953/1999):这里的修辞用法的机理是:选择了一个既相似又偏离于原型的最新最巧的表达式,如“猪脑袋”形容愚蠢如猪;(6)从寻求命题事态出发;(7)从寻求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出发:“猴子探海”:我们是在欣赏像猴子的岩石,还是在欣赏导游的语言艺术(钱冠连 2003c)?

3.3 后语言哲学路子

分析哲学家本来是用语言分析解决形而上学的千年老题,我国一批语言哲学博士从分析哲学的老问题中,充分挖掘与利用西方语言哲学资源中的营养与智慧,以新的视角去关注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他们用这种节外生新枝的办法,解答了一些颇有意义的哲学问题。例如,《在语言中盘旋——先秦名家“诡辩”命题的纯语言思辨理性研究》(刘利民2007),这个研究以语言性认知操作三模式论为框架,对先秦名家的思想命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种新解释,引起了我国哲学界的充分论文联盟注意。又如,《咖啡的芳香:论感觉经验的不可说性》(梁瑞清 2007),该文在对不可说进行概念分析的基础之上,指出传统的不可说问题其实是指感觉经验的现象属性以及感觉话语的现象意义具有弱式不可说性,提出了语言地图说、感觉话语的意义三分说和经验网络假说等原创理论。又如,《明达语言维度观及其哲学关照》(王爱华2007),这个研究在前人从哲学和语言学路向对明达语言(metalanguage) 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了明达语言维度观 (a dimension view of metalanguage),并以此视角审视语言哲学里的三个重要而又具有争议的话题:(1)语言与实在的关系;(2) 语言与心智 (mind) 的关系;(3)语言的不完备性。对每一个话题,本文 　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4 结论

第7篇：富有哲理的话范文

读了《繁星、春水》这一本十分富有哲理的书后，我深深的被那些诗篇打动了。

“嫩绿的芽，和青年说：“发展你自己。”淡白的花儿对青年说：“贡献你自己！”深红的果儿，和青年说：“牺牲你自己。”“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这两句话说的是那么的好，那么富有哲理。第一句话说得不正是作者对我们青少年人的期望吗？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应该发展自己，在人民需要你的时候，应献出自己的一切。当人民遇到危险时，就应该舍己为人，牺牲自我。而第二句更是有哲理，你们想想，如果没有大自然，哪会有我们。大自然不正像我们的母亲一样哺育我们成长吗？我们生活在宇宙之中，宇宙不正像摇篮一样吗？

这本书不但富有哲理，而且能让人陷入沉思。

第8篇：富有哲理的话范文

作为民族文化核心的哲学，和文学一样靠语言符号表达本意，二者也势必有着内在的关联。在中外文学史，尤其是外国文学演变的历史中，文学的样式几经变化，但其探求人、世界的深度、广度，却是很多经典作家坚持的永恒主题。语言的不同、修辞的变化、文体的求新求变，似乎都脱离不了一种哲学的思索和人文的终极关怀。尽管文学作品无力在作品中找到一个真正的答案，但不同的作家却用其独有的方式试图接近问题的实质。有的学者提出，哲学是使人快乐的学问。这看似简单的定义其实暗含深意。再看欧美文学历史当中的作品，不少其实并不让人愉快，有的甚至是一种含泪的微笑式作品。但即便这样，文学和哲学在各自的内心深处似乎都有一些共鸣的内容。本文拟就对古希腊神话和哲学的关系展开探讨，以求对文学和哲学关系问题的认识有所助益。

首先，古希腊文学对古希腊哲学是一种直接影响。这个开始反映在古希腊神话以其自身的哲理内涵为古希腊哲学的诞生奠定了文化土壤。虽然，后来的哲学家并不是都赞成神话中的观点，但这种对人和世界的哲理思考却启悟了古希腊人的哲学头脑。古希腊神话的哲理内涵围绕着左右人的行动、社会变化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层含义：第一，认为人们对利的追求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因此，侧重表现英雄人物对自我的肯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如神话传说中的阿喀琉斯为一个女俘虏和阿伽门侬争吵，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财产”，负气离开战场，给希腊军团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第二，认为另一动力是奥林匹斯诸神的情欲和意志。古希腊神具有同人同性的特征。他们也有人的不足，具有好色、好嫉妒、好复仇等性格特征。神之间的斗争也是决定人、社会变化的原因之一；第三，认为高于前两者的决定因素是神秘不可知的“命运”。尽管如此，古希腊人对现实并没有屈从，而是顽强地反抗。如西西弗是敢于向荒诞世界反抗的荒诞英雄，俄狄浦斯则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英雄。

直接影响的另一种反映，主要是哲学对文学的引用；进行哲学思辨、探索、归纳方面。有的哲学家为了表明自己的理论观点，直接借用了神话中的语句。如《荷马史诗》中说道：“理性存在于头脑，激情存在于胸部，欲望存在于腹部。”古希腊哲学家用《荷马史诗》中的这一句话来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并用希腊神话中有关宙斯的故事去证明灵魂和身体结合这一堕落的必然。文学艺术作为哲学认识对象中的一类，也没有逃出哲学家的视野。尼采对古希腊的艺术精神进行了哲理式的归纳，并在《悲剧的诞生》中，用传说中的酒神和日神来代表希腊人的价值观：“酒神”象征悲剧和音乐的本质；而“日神”象征光明、限制，希腊悲剧是酒神和日神的综合。当文学恰当地借助于哲学思辨的力量时，其本身的说服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甚至文学本身会被研究者提到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层面来加以认知，这不能不归功于哲学的功劳。又如，斯多葛主义的学说主要是有关宇宙论和人类自由的，其代表人物是芝诺。他认为自然的过程是自然律决定的，自然起初只有火，然后才出现其他的元素，但随着宇宙的重新燃烧，一切又归结于火。但是，斯多葛主义者也指出，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自然界的终结，而仅仅是自然循环过程的一部分。克雷安德是芝诺的继承人，他的诗歌《宙斯颂》充满着后世的宗教味道。与此同时，毕达哥拉斯派则认为，所有的星包括地球不是环绕着太阳而是环绕着“中心的火”作圆形运动，他们叫“中心的火”为“宙斯之家”或“众神之母”。

其次，古希腊神话对现代欧洲哲学的影响主要是间接影响。由于哲学家对古希腊神话采取的是借用、发挥的策略，而这种影响较之直接影响作用并未减弱，甚至因为运用哲学话语充实、完善神话，进而发展出新的哲学理本文由收集整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其论著中大量例举了欧洲的各类神话，既有古希腊的，也有古罗马和基督教《圣经》中的，而古希腊神话所占比例不在少数。众所周知，古罗马神话也是承袭了古罗马神话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甚至于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古希腊神话常被经典作家们娴熟地运用，从而使很多艰涩的理论显得质朴、生动、活泼。有的神话还被他们作为论据充分发掘，如马克思著名的：“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也是深深扎根于欧洲文明之中的。无独有偶，神话被运用于阐发一定的哲学思想在中国也能找到。《庄子》中的寓言、神话不仅使人们对于道家思想有了更好的理解，这部作品还被当成文学作品阅读，足见其审美价值也是被人们所肯定的。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引用不少关于古希腊神话的例证；此外，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中也常涉及到古希腊神话，这种运用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用引申而来的内容。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对现代自然科学进行阐述时，曾这样写道：

“古生物学记录中的空白愈来愈多地填补起来了，甚至迫使最顽固的分子也承认整个有机界的发展史和个别机体的发展史之间存在着令人惊异的类似，承认那条可以把人们从植物学和动物学似乎愈来愈深地陷近去的迷宫中引导出来的阿莉阿德尼线。”

这里的阿莉尼德线就来源于古希腊神话。阿莉阿德尼是克里特王米诺斯的女儿，提修斯之所以能逃出迷宫，就是由于她提供的线团。后人常用“阿莉阿德尼线”来比喻能帮助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作者更是用古希腊神话中的内容来说明当时社会的结构等诸多问题。在谈到“一夫一妻制家庭”这个问题时，恩格斯借用了《伊利亚特》中阿基里斯和亚加米农二人争夺女奴的纠纷事件，以及珈桑德拉被亚加米农作为战利品带回家的事件，阐述道：“正是奴隶制与一夫一妻制的并存，正是完全受男子支配的年轻美貌的女奴隶的存在，使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在谈到希腊氏族关于“军事首长（巴赛勒斯）”的内容时，恩格斯用《伊利亚特》勇士的统帅亚加米农作为围城盟军的最高统帅事例，来说明马克思关于荷马时代实行的是“军事民主制”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奥德赛在这里并不是讲述统治的形式，而是要求服从战争中的最高统帅。对于在特洛伊城下仅仅作为军队出现的希腊人说来，人民大会是进行得十分民主的。阿基里斯在说到赠品，即说到分配战利品时，他总是认为应该由‘亚该亚人的儿子们’即人民来分配，而不是由亚加米农或其他某个巴赛勒斯来分配的。‘宙斯所生的’，‘宙斯所养的’这一类称号，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因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而部落首长的氏族则起源于一个‘更显赫’的神，在这里就起源于宙斯。甚至非自由民，如牧猪人优玛士以及其他人，都是‘神的’，（dioi和theioi）这是在《奥德赛》所描述的情形，即在比《伊利亚特》晚得多的时期中发生的情形；在这本《奥德赛》中，“英雄”的称号还给与传令官木利奥斯和盲人歌手德莫多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三编 社会主义》中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来解释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需要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的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更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转贴于

第9篇：富有哲理的话范文

祖籍―― 安徽绩溪人

出生日――1891年12月17日

逝世日――1962年2月24日

职业―― 现代著名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

身世背景――胡适的父亲胡传是秀才出身，因几次应试未能中举，就进入上海龙门书院，成为著名学者刘熙载的学生，学的是辞章义理和程朱理学。后来进入政界，曾在广东、河南、江苏、台湾等处充任幕僚或地方官佐，官至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是台东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胡传一生娶妻三次，前两任妻子先后病故，后与比他小三十二岁的冯顺弟结婚，这就是胡适的生母。在胡适三岁零八个月时，他的父亲病故。年仅二十三岁的冯顺弟将全家的希望寄托在胡适的身上。她希望儿子能以他的父亲为榜样，走仕途之路。为了子承父业，她对儿子管教一直很严。可以说母亲对胡适教育的重视对胡适未来的发展影响很大。

个人经历――胡适五岁启蒙，在安徽绩溪老家受过九年私塾教育，打下了一定的古文基础。后来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之时，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胡适到上海进新式学校，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后任该报编辑。两年后考入中国公学，不久又考取了“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在康奈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在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时候，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毕生倡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回国后，胡适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所写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且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论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戴东原的哲学》、《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选》、《胡适论学近著》、《藏晖室札记》、《齐白石年谱》以及《先秦名学史》等英文论著。

散文诗集――《尝试集》《胡适文存》《胡适文存二集》《胡适文存三集》《胡适文存四集》

自传日记――《胡适自传》《四十自述》《胡适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