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精选(九篇)

第1篇：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体育史;齐鲁文化;中国古代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9-0013-04

中国古代奉行以宗法伦理为主导的政治统治,因而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以众多诸侯国为政治基础而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伴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这些地域文化在历史发展中不断优胜劣汰,齐鲁文化成为唯一以地域文化形态汇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并成为主干的文化流派,因而中国传统体育发展与齐鲁文化密不可分,形同血肉。

1　齐鲁文化是中国古代体育发展的重要渊源

中国古代的文明起源,是以黄河、济水、淮河、长江为基本坐标的,在这4条大河流域,曾经诞生了3大势力集团,即西部河洛(黄河、洛水)流域的华夏集团、东部济淮(济水、淮河)流域的东夷集团和南部的江汉(长江、汉水)流域的苗蛮集团。这3大势力集团当中,东夷集团和华夏集团开化较早,苗蛮集团到了商周之交才发达起来。3者不断的相互碰撞交流,逐渐混而为一,迭次出现了夏、商、周3代王朝,真正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整体。夏、周代都是以河洛文化集团为主导而形成的,只有商代是由淮济文化集团为主导而形成的。周代建立以后,大批分封诸侯,齐、鲁两国就是在这时得以封邦建国的,齐鲁文化的逐步形成,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从这一意义上说,齐、鲁文化都应当是东夷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具有广泛的同源性。但是,齐、鲁封邦建国以后,齐文化依托于东夷文化而吸纳商周文化,鲁文化依托于周文化而吸纳商文化,加之于地理环境、生活习性、治国理念等众多不同的原因,两国逐渐地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体系。因此,齐、鲁文化既有着广泛的同源性,又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色,同时又是先秦时期众多地域文化中秦汉以后,唯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文化体系。中国古代体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齐、鲁文化与古代体育发展的关系同样十分密切。

周代开始兴起的齐、鲁文化,总体上看,齐文化的发展,不管是从物质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在汉代以前都要大大超前于鲁文化。鲁文化优胜于齐文化的突出点,除在周代“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的宗法统治环境下政治地位要高于齐文化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春秋末期孔子在鲁文化背景下创立的儒学。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儒学等学术流派社会地位的飙升,却又不能不感谢齐文化这一沃土滋养起来的稷下百家争鸣,诸子百家汇聚于稷下学宫,形成了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中心,造就了先秦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高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的体育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正如刘秉果。引所说:“战国时期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百家争鸣的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促进了医学、生理学、养生学的研究,使体育锻炼理论有了新的提高。”

而齐鲁文化实际的历史状况,在我们数千年来的历史文献中无疑是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遮掩。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的原因就是以《春秋》三传和《史记》为代表的历史文献为我们确立了一个“万世一系皆黄帝”的历史观念。秦汉以来,人们言华夏而忘却了东夷,言孔子而忘却了“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②的文化总结真谛,言齐鲁文化实则张扬的只是儒学。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审视中国早期体育的发展状况,很自然的就会发现,忽略早期齐鲁文化发展对中国传统体育发展的贡献,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2　齐鲁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的突出贡献

齐鲁文化对中国早期体育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体育娱乐活动,二是传统体育精神。

就体育娱乐活动而言,战国以前齐鲁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体育娱乐活动,首先在《诗经》中已经多有反映;其次,在《史记・苏秦列传》和《战国策・齐策》里边,都记载了战国时期的苏秦见到的齐国都城临淄城内的体育娱乐活动状况,谓“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期间提到的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应当都是当时临淄城内非常盛行的体育娱乐项目。有些活动项目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斗鸡、走狗之类则属于市井娱乐活动,《庄子・达生》记载,纪渚子为齐王驯养斗鸡,40天才完成,驯好的鸡,听见别的鸡叫时没有任何反应,“望知似木鸡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鲁国“季、邱之鸡斗,季氏介其鸡,邱氏为之金距。”早在春秋时期,齐都养狗之俗就非常盛行,齐景公殉马墓中曾发现殉狗30只。六博、蹋鞠以现在的观点来说则完全属于体育活动的范畴。六博是中国最古老的棋类游戏中的一种,与围棋并称为“博弈”。《论语・阳货》篇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又记载说:齐宣王问匡倩:“儒者博乎?”匡倩作了否定的回答,曰:“博者贵枭,胜者必杀枭,杀枭者,是杀所贵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博也。”这里所说的“枭”、“杀枭”均为六博专业术语。我们且不管儒家学子对六博的理解如何,这段史料起码可以证实,齐宣王当年曾亲自关注六博游戏。踏鞠又称蹴鞠,世界足联和亚足联已经宣布,齐国故都临淄就是世界足球起源地。此外,据《荀子・议兵》的记载,齐国还有“隆技击”的传统。技击,就是人与人搏斗的技巧。齐国的这一传统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教训成俗,这一传统在战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比如《汉书・刑法志》说:“齐闵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王赛时总结道:“齐国首创技击以后,开创了以技巧胜勇力的武事新领域,改以力御敌为以术制人,灵活多变的技击开始在武事活动中大显神通。两千多年来,技击更新变衍、增多益补,最终汇成现代蔚为大观的中华武术。武术的精髓在于技击,而不在套路和表演。至民国出现‘武术’名称之前,‘技击’始终是中华武术的代名词。”养生与长生不老术的出现与这一地区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寝不言。”按照《史记・封禅书》的记载,长生不老术也是由齐地的方仙道衍生出来的。以上所举,只不过是我国古代先秦时期众多体育娱乐活动中的九牛一毛。中国古代的体育娱乐活动隐身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在横向发展上与此起彼伏、五彩缤纷的地域文化息息相关,在纵向发展上又与跌宕起伏的时代潮流和当权者的喜恶爱憎密切相连。就现有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可知,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地区的体育娱乐活动就已经非常发达了,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比较松散的区域性体育娱

乐活动中心。这又恰好是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折射。

尽管春秋战国之际,体育娱乐活动的发展潮头可能也是伴随着霸主地位的转移而不断变化,但从纵向上看,齐鲁地区对于中国传统体育精神的贡献则是无可与之匹敌的。齐鲁文化对中国传统体育精神的贡献,突出表现在3个方面:

首先,是“与时变”、“与俗化”的变革进取精神。齐国在西周建立之初就有了“因其俗,简其礼”④的文化特色,到春秋时期管仲相齐桓公治齐的时候,形成了“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⑤的文化观念,以至于实现了首霸春秋的宏伟目标。齐文化发展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积极进取精神,是中华传统体育精神当中重要的文化因子。由于这种实事求是变革精神的主导,齐国以军事思想为代表的智谋文化也就凸现出来。

其次,与齐文化重功利、尚变革、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相对应,鲁文化尤其强调“尚中贵和”的道德要求。周代是以宗法统治为基本统治秩序,维护这一统治秩序的基本手段便是礼、乐之类的道德教化,孔子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白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鲁国向以“宗周”为己任,《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国建国初期便有“变其俗,革其礼”的做法,《论语・颜渊》中说,直到春秋末期的时候,孔子还在大喊“克己复礼。”但是,孔子创立儒学,根本上是对西周以来礼乐治国制度的理性升华,因而,儒学思想在孔子以后广为传播,实际上是社会道德体系失去行政强制约束力以后走向人的自身行为规范的自然需求。儒学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社会道德意识,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社会道德应有的基本标准。儒学主张的外在行为准则是“礼”,内在行为取向是“仁”。“礼”所强调的是行为要合乎特定的规范,“仁”所强调的则是行为取向要“尚中贵和”。恰如《论语・八佾》中孔子所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儒学对于这种社会行为道德体系的建立,对中国的传统体育精神来说产生的影响是双面的,正面的影响是为体育娱乐活动注入了强烈的道德动能,负面的影响是阻滞了竞技性体育娱乐活动的发展。郭绍虞先生说,中国数千年之学术,儒家重礼义,道家尚无为,此则学术足以阻体育之发达者也。

再者,战国稷下百家争鸣构筑了中国古代体育史的首个发展高地。战国时期齐国创办稷下学宫是伟大的创举,由于这样一个平台的建立,荟萃了当时散布于各个诸侯国的思想文化精英,比如孟子来自邹鲁,荀子、慎到来自赵国,环渊来自楚国,屈原这一时期也来到了齐国,其他诸如苏秦、张仪等纵横游说之士大多都来过齐国。郭沫若称此“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思想体系大都在这一时期发展成型;另一方面,这些来自异域他乡的稷下学者,同时带来了众多的异域风味。齐国在这一时期成为大量外来思想文化精英的集散中心,类似于形成了一个大熔炉,《战国策・齐策》中所谓齐国临淄城中“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蹁踟者”,可以说是融合于来自于八方诸侯国境内的民风习俗的缩影。战国末期稷下学宫衰败后,稷下学者四散,秦并六国以后,秦相吕不韦编辑《吕氏春秋》,一些稷下学者又云集到了吕不韦的门下,“进入秦国的稷下后学参与了该书的编写,书中保存了稷下诸子的一部分文献资料,反映了稷下学的一些重要成果。”《吕氏春秋》中的“贵己”、“养生”、“适音”等体育思想,可以说是战国稷下学中体育思想的发展,集中总结了战国及其以前体育思想发展的基本趋势。

3　齐鲁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影响深远

齐鲁两国分处泰山南北,山水相连,习俗相通,自然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齐鲁之间极其便利的交流条件。但是,由于早期文化基础的差异和交流条件的限制,又自然地形成了横向的不同文化圈和纵向的不同文化传承。春秋战国开始,伴随着风云跌宕的诸侯争霸斗争的滚滚狼烟,诸侯间的文化交流日渐加深,齐鲁文化同时也开始了深度交融。战国末期,齐鲁两国作为周代的诸侯国虽然相继走向了灭亡,但作为文化流派而言,却在秦汉之际逐渐地成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中坚,由此而对于后来的中国古代体育的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3方面:

第一,体育活动。周代齐鲁地区一些活跃的体育活动,在秦汉乃至以后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发展。比如战国时期齐国盛行蹴鞠,《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有淳于意诊治因参加蹴鞠这样的剧烈运动诱发“牡疝”的病例。蹴鞠运动后来虽然历代盛衰不一,但一直延绵未绝,清代的《红楼梦》、《聊斋志异》一些民俗描写中仍然生机勃勃。格斗技巧是武术的重要特征,春秋战国之际的齐国非常重视格斗技巧的训练,在《管子》和银雀山汉墓出土《孙膑兵法》中都有齐国人关于格斗技巧的文字描述。汉代格斗的技巧已经非常成熟,《汉书・武帝纪》记载说,汉武帝时期曾经举行过两次“角抵戏”表演大会,《汉书・艺文志》中还记有“手搏”6篇。武术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体育项目。其它诸如博戏、棋戏、剑术、养生术等等,春秋战国之际齐鲁地区盛行的许多体育娱乐活动项目都在汉代开始被继承了下来。

第二,智谋策略。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说齐地“其民阔达多匿知”,这一特征在体育娱乐活动中同样多有所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的孙膑赛马故事中,孙膑就是靠调整组合方式而取胜的。齐国的军事智谋思想后世不仅在与体育活动密切相关的军事领域得到了充分的传承,而且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应用。

第三,价值取向。儒学道德至上的思想观念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从而把齐文化中的功利性特征渐渐地遮掩了起来,弱化了中国传统体育的竞技性发展,造就了中国传统体育以养生、健身为突出特征的发展脉络。我们往往说中国古代的体育不发达,实际上说的只是竞技体育的一面,中国古代的健身体育非常发达。由此我们会更清晰地发现,中国传统体育浓厚的泛道德色彩同样是来自齐鲁文化。

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流向上看,齐鲁文化与中国传统体育是很重要的课题,有必要作深入研究。比如,从源头上廓清齐鲁地区的古代体育的发展状况,可以弥补现有体育史研究以炎黄文化为主导的一些不足;又如,齐鲁地区在整个先秦时期都是非常发达的,尤其在春秋战国之际更是引领诸侯风云,这一地区孕育和流行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对于这些历史体育资源尚有待于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整理,相信这一工作对于现代体育产业的发展会大有裨益;再如,先秦诸子的体育思想也有待于深入的研究。齐鲁文化与中国传统体育是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板块,希望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以期推动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并贡献于现代体育产业。

参考文献:

[1]傅斯年,夷夏东西说[G]//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59

[2]于孔宝,论稷下之学与战国文化中心[J],中国史研究,1998(2):13-22

[3]刘秉果,中国古代体育史话[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3

[4]王京龙,《诗经》所见早期体育娱乐活动及其特征[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31(1):23-26

[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齐故城五号东周墓及大型殉马坑的发掘[G]//齐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齐文化丛书:考古卷,济南:齐鲁书社,1997:339,346

[6]张军,陈赢,布拉特宣布淄博为足球起源地[G]//解维俊,足球起源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4:295,296

[7]王京龙,《管子》对中国古代体育教育发展的三点贡献[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5):51-54

[8]王赛时,齐国的武技[J]文史知识,1989(3):62-64

[9]司马迁,史记・封禅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1480

[10]王京龙,战国体育中心蠡测[J],社会科学战线,2007(6):169-171

[11]郭希汾,中国体育史[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5

第2篇：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 区域文化 河南传统筝派 山东传统筝派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和传承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在一定意义上，黄河文明就是中华文明。河南、山东两省，沿黄河流向一字排开，在地域上同属于北方地区，在文化上同属于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更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沿黄人民生生不息，传承着古老的中原文明。

特定地理、自然环境是形成不同地区文化传统、文化面貌的重要基础，它对中国筝乐的形成、流传、分布、发展有长期的或潜或显的影响，不同流派区域性特色的形成与地理、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也是我们对筝乐区域文化进行探讨的基本前提。

一、两地地理范围和自然环境的对比

音乐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现象，从一开始的那天起就伴随着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其中，自然地理环境为音乐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人文地理环境为音乐提供了相应的精神基础。可以说，音乐的产生、发展、变化和地区差异的形成基础便是地理环境的客观存在和其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分异。

1.中原文化的地理范围和自然环境

探讨中原文化，首先必须明确中原文化的地理范围。中原在历史上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的中原指今天的河南省。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在狭义的中原范围外，还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省的一部分区域，有些文献里还包括江苏、安徽、湖北等省的一些地方。在古代，人们称呼中原大都是广义的。近代以来，“中原”则更强调河南省这一狭义定位。本文探讨地域文化，特指相对于其他区域的地域文化，因此，使用狭义的中原文化，即河南文化。

河南省处在黄河中游的下段和黄河下游的上段，全省东西距离约580km，南北距离约530km，总面积16.7万km2，约有80%的面积在黄河以南，是我国由东部平原向西部丘陵山区的过渡地区，也是我国由南部亚热带向北部暖温带的过渡地区。在交通上，自古以来就是联南接北、承西启动的地方。中原地区总的地形是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部和南部主要是丘陵山地，有太行、伏牛、桐柏、大别四大山脉；北部和东部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统称为豫东平原。气候属于湿润和半湿润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年降水量不均衡，年均降水量600—1200mm。黄河过境长700多km，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最大。

2.齐鲁文化形成的地理范围和自然环境

准确地说，齐鲁文化产生的地理范围应该是周初分封在泰山南北的鲁国和齐国，鲁国的中心在曲阜（今属济宁），齐国的中心在临淄（今淄博）。因为齐鲁两国对于山东影响巨大，所以现在基本上都用齐鲁大地作为山东省的别称。山东省处在黄河下游地区，东部沿海且海岸线较长，全省东西最长距离约700km，南北最宽距离约420km，总面积15.7万km2，西部连接内陆，中部高突，泰山是全省最高点，东部山东半岛伸入黄海。地形上，中部是鲁中南山地丘陵区；东部胶东半岛是起伏和缓的低山丘陵区；西部、北部是黄河冲积而成的鲁西北平原区，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气候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降水比较集中。

“作为不同文化的空间载体，这个‘区域’首先有它独特的地理风貌和相适应的地域范围。”就目前而言，我国大致具有15个文化区①，那么其各自文化区又同时在其重叠地域内形成了相对应的民间音乐区。而齐鲁文化区与中原文化区则位于其中。作为齐鲁文化区的核心省份山东与中原文化区的中心省份河南的自然地理情况存在着一定差异，正如乔建中所讲：“地形地貌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制约并影响着作为意识形态的音乐艺术；而音乐当中由及其自认地表露出种种地区风貌及民俗特征。”对于河南与山东的地理因素的比较则是具有价值的。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河南地形地势较山东更为复杂，气候较山东更为干燥；这样的自然环境，自会影响到两地人们性格的形成，加之两地人们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日常所处的劳作环境，都会对音乐产生影响。这样一些自然地理方面的差异正会造成音乐文化的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将造就不同的音乐风貌，作为不同的文化空间载体，豫鲁两区域具有各自独特的地理风貌和相适应的地域范围。比如说，如果我们将山东所独具的吕剧、五音戏、柳琴戏、鼓吹乐等具有齐鲁文化特质的音乐类型放到一起，就会发现他们所共同具有类似的旋法、音结构、音列、调式之类，这些种类的音乐是具有共同的山东文化音乐特质的。同样，河南的河南梆子、民间歌曲等也同样具有河南文化区的音乐特质。正是因为鲁豫两地不同的自然风貌作为基础，才产生了鲁豫两地各具特色的音乐形式。

正是由于特定的地理因素在长时间的历史塑造过程中，逐渐影响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而生产方式又产生了一定的音乐形式。在地理环境所造就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基础上，才会在不同的文化区域形成不同的音乐特质。

二、两种区域文化的界定与对比

文化是在地里的缝隙中长出来的——不同的地理环境有不同的“缝隙”，不同的“缝隙”中培养出来的文化，自然各呈其态，豫、鲁、秦等地，可以称为广义上的中原地区。两地的历史文化同属于华夏文化的正宗，中华民族勤劳、善良、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在当地人民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儒、道、释三教的长期影响，又造就了他们乐道重教、修养身心的优良品格。正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深厚的文化积淀，才使得他们几乎所有的文化创造都带有强烈的历史的厚重感。通过对文化的追溯，将对比出河南、山东两地筝乐艺术发展方面的区域传统和形态特征。

从根源上说，齐鲁文化包括的范围应该是大于儒家文化的，儒家文化是齐鲁文化的主体和核心。然而，两千年的正统文化地位，使得儒家文化与齐鲁文化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差异，虽然以后的儒家文化有很多的分支和新的内容，但用儒家文化代表齐鲁文化是没有问题的。齐鲁文化的特征包括：人为本，仁义为核心，德政治国，孝道为先，和为贵，礼仪为规范，强调趋“中庸”，重视“三纲”“五常”，追求天人合一、阴阳和谐的最高境界。儒家伦理以仁义为核心，推崇重义轻利、修己安人、仁民爱物、厚德载物，讲究忠恕之道。齐鲁文化同时还兼收了墨家、法家、道家等各派精神。受这种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多元化思想的影响，山东人比较喜欢讲情义，本性仁厚，富有牺牲精神。在孔颜人格精神及孟子倡导的“大丈夫气概”的感召下，在儒家节俭伦理、实用理性和忠孝理念的陶铸下，山东人特别耐苦，特别勇敢，特别务实，具有忠实厚道、豪爽豁达、勤俭朴实、忠诚爱国等性格。在小说家的笔下总是刻画出如梁山李逵等“粗犷、豪爽、勇武、坦直”的“山东好汉”的形象。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为实现其政治理想，曾常年游走四方，在中原大地上传播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主流文化为中原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河南人的思想中，理学大家加入了重视天理的成分，使得理学在儒家文化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深刻影响了宋朝以后的儒家思想，也渗透到了河南人的文化血液里。李庚香在其《中原文化精神》一书里，认为中原文化从总体上说具有先进性、开放性和正统性，中原文化具有和谐的理念，这方面体现在“天人合一”和“中庸”上②。

通过对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分析，得到如下结论。黄河流域存在着多种地域文化。其中，中原文化和齐鲁文化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两种地域文化在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下产生和发展完善，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同时，两种地域文化的本质特征相同，整体上都属于传统的儒家文化，但两种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齐鲁地区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因此齐鲁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差异较小；中原地区在很长时期里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活动区域，因而中原地区与齐鲁地区相比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少。

地理自然环境给不同地域人民带来不同的生产、生活条件，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表现在语言、民俗、宗教、行为、性格等各方面。我国汉语分成七个方言③且差异较大；除世界三大宗教和道教外，各地人们的信仰（或者称为崇拜）也非常多；民俗更是五花八门，不胜枚举。行为和性格上，各地人们的差异非常鲜明。本文概括：河南人多勤劳朴实、中庸循礼，山东人多忠厚、豁达、直爽。

三、两地筝乐曲风格对比

内在精神文化塑造和影响了人们的世界观，外在精神文化通过沿袭的传统、风俗、习惯等作用于人们的行为。两者共同影响本区域内音乐家的音乐创作。古人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④不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创作主体会带来区域音乐风格上的差异。如传统筝曲《高山流水》，山东与河南两地的此曲属于同名异曲。山东《高山流水》以山东老八板筝曲为素材创作而成。乐曲由庄重的和弦开始，以双手交替演奏的繁响，描绘出高山耸立的巍峨气魄⑤。而河南《高山流水》为“板头曲”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乐曲之一，此曲在河南南阳地区是艺人们初次相见时必弹曲目，他借用古代伯牙子期遇知音的历史故事，作为初次见面时把对方尊为知音的象征，还具有某种礼仪的含义⑥。两曲一粗犷，一质朴，尽显不同风格。

一种方言的声调特征对其地方音乐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很可能成为该地区音乐的地方风格特征。这种风格的形成，经历了从语言到唱腔旋律再到器乐语汇的过程，完成了从语言到音乐的升华。这种风格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依附于语言。下面将豫、鲁两地方言与普通话相比，在声调的调类上相同，但调值有明显的差异。详见下表1：

表1 豫、鲁方言片与普通话比较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山东方言多为升调；河南方言升、降调较多。在筝曲中则表现为：山东筝曲上滑音的使用较之下滑音多，滑奏速度快，音乐装饰成分少，粗犷、刚直、灵巧；河南筝曲中多用上、下滑音，装饰成分较多，正如河南人说话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多质朴、刚柔并济。

不同地区的语言，产生了不同的音律和音调。方言还赋予地方筝乐丰富的节奏，说话的抑扬顿挫影响了筝乐的高低长短，不同的语言习惯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演奏技巧。以大指的运用为例，在河南筝和山东筝的演奏中，大指的运用是极为常见的，尤其河南筝主要以大指为主，“密摇”是以腕部作为活动部位，带动整个大指关节连续快速“托劈”（指法顺序为先“托”后“劈”）。其特点为音头重、密度大、连贯性强。其中音头重与河南民歌的节奏控制和句首重音强调如出一辙。山东筝曲中的大指“摇”（或称“轮”），是以大指末端小关节作为活动部位，一般都为先“劈”后“托”（与河南筝的指序相反），其节奏型为××××或××××?摇××××，颗粒感极强。正如山东方言区的人将合口呼读为开口呼，主要符合语言中经济简便、发音容易的原则，与语言的生理特征有关，突出了山东人直爽的性格。

本文将文化放到“地域”这个场景中，探究不同区域内形成的多元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区域文化囊括了一个特定区域内历代传承下来的所有精神产物，具有传统性和地方性的品质。不同的区域文化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各异的日常习俗，造就了各地方言土语，熔铸了人们不同的性格和气质，人们根据自己的审美习性“选择”了不同风格特点的地方音乐。同为“北方传统筝派”的山东筝派和河南筝派，在音乐结构、旋律节奏、演奏技法方面都有密切关联，本文在两个筝派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下同中求异，以使两个筝派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使两个传统筝乐流派的继承落到实处并健康、有序地推向深入。

注释：

①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272.

②李庚香.中原文化精神［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56.

③七个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

④乐记.

⑤李萌编.古筝曲谱.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13.

⑥李萌编.古筝曲谱.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19.

参考文献：

［1］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

［2］李庚香.中原文化精神［M］.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

［3］李萌编.古筝曲谱.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4］周青青.河南方言对河南筝曲风格的影响.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3.

［5］李勤德.中国区域文化·序［M］.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6］王修智.齐鲁文化对山东的深远影响［J］.理论研究，2008，（13）：27-28.

第3篇：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自1958年成立以来，实现了连续三十多年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国内大型综合性制药企业。齐鲁制药一路走来，先后获得“部级企业技术中心”、“中国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全国医药工业50强”、“全国高新技术百强企业”、“医药工业创新能力百强企业”、“药品质量诚信建设示范企业”、“中国医药三十年行业贡献奖”等荣誉称号。齐鲁制药始终坚持从企业规模、产品规模及市场规模深挖内部潜力，致力于以领先的药物研发能力、优质的药品质量、完善的产品结构以及优秀的企业文化来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记者怀着满腔新奇与兴奋，走近齐鲁制药，探寻其跨越式发展之路。

坚持科技创新

实现跨越式发展

齐鲁制药深入贯彻“以科技求发展”的企业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快速发展的原动力并贯穿于企业发展的各环节。5月12日，齐鲁制药研制开发的地西他滨原料及注射用地西他滨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生产批件；紧接着，由齐鲁制药承担的“抗体偶联药物（ADC）及相关抗体的研发和技术平台建设”课题被列入2014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并于5月17日在北京签订了任务合同书。研发领域硕果累累，彰显了齐鲁制药在研发创新方面的优势及研发水平上的雄厚实力。

完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齐鲁制药广纳贤能，建立了一支专业齐全、结构合理、学术素质高、兼顾国内国外市场、针对创新和仿制的药物研究管理团队。同时，不断从全国各高等院校、国内外科研院所引进高水平人才，充实到药物研发一线。目前，通过引进、培养，公司已拥有了800人的研发队伍，团队中有博士30余人、硕士300余人，具有数十年海外研究经验的高层次药物专家若干人。高素质人才团队的建立，为提升公司创新水平提供了保证。

推进创新保障制度建设。在管理体系方面，齐鲁制药形成了以总公司研究院、子公司研发部、车间革新小组组成的科技创新三级管理体系，涉及科技活动人员近千人，为针对不同目标进行不同层次的创新以及开发新产品和不断提升产品的技术水平提供了保障；在经费保障方面，药物研发是投入极高的创新活动，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是开展持续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撑，数十年来，齐鲁制药每年在产品研发方面的投入均超过销售收入的5%，保障了药物研发的顺利进行。

加强创新平台建设。为了不断强化创新能力建设，齐鲁制药建设了高水平的创新平台。目前，公司是“部级企业技术中心”，拥有“哺乳动物细胞高效表达国家工程实验室”、“省注射用微粒给药新技术重点实验室”、“省小分子靶向药物重点实验室”、“靶向药物研究与开发” 泰山学者岗位等创新平台，为持续开展高水平的研发创新提供了保障。同时，齐鲁制药重视基础条件建设，每年投入大量经费用于创新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先进仪器设备的购置。目前，药物研究院的建筑面积已超过17000平方米，仪器设备总值超过2亿元，在各个专业领域均配备了国际一流的研究和产业化设备。

实施精品战略

打造健康诚信品牌

创新是一个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品牌是一个企业屹立不倒的灵魂。齐鲁制药正是以质量创造了自己的品牌，使之在行业中独占鳌头。齐鲁制药公司产品实施精品战略，所有产品以国家药品标准为最低标准，以原研产品及国际标准为目标，通过产品立项攻关的管理模式，持续查找不足并不断提高，坚持“以质量求生存”方针，秉承“质量源于设计”理念，将质量风险管理和控制贯穿于药品生产的全过程，建立健全了与欧美法规市场接轨的、持续改善的药品质量管理体系。李伯涛董事长常说，“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存之本，齐鲁制药坚持执行高于国家标准的质量标准，要生产最优质、最安全的产品，对人民健康负责，以此表达我们齐鲁制药的爱”。

2011年新版GMP正式实施后，齐鲁制药第一时间递交申请，第一家接受检查并首批通过新版GMP认证。截至2013年5月，公司19个车间31条生产线全部通过新版GMP认证，比国家规定的期限提前了7个月。公司还于2013年顺利通过美国、英国、欧盟、德国、日本、世界卫生组织等10次官方认证，其中美国FDA审计5次，零缺陷通过4次。公司上市药品160余种，十余个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一。至2013年，已连续六年在重点城市重点医院用药排序中，位居内资企业第一位。

目前齐鲁制药共有60多个产品达到欧美药品标准，10多个产品被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确定为国家药品标准品，50多个产品进行了国际注册申报工作。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全心全意服务患者的宗旨，齐鲁制药在医药领域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品牌。

塑造齐鲁文化

彰显齐鲁精神

文化是企业发展的根基和灵魂。静水流深，依靠博大精深的企业文化，企业才能走得更快更远。齐鲁制药在30多年的持续健康发展中，员工群力群策，不仅收获了累累物质成果，还总结凝练了 “大医精诚，家国天下，有国有厂才有我们幸福的家”，“我是中国人，我爱我中国，为中国争气，为中国争光，为中国自豪！”，“我是齐鲁人，我爱我齐鲁，为齐鲁争气，为齐鲁争光，为齐鲁自豪！”具有显著特色的文化价值理念。

为加强全员爱国主义教育，齐鲁制药每周一举行盛大的升国旗、唱国歌、员工宣誓仪式，将升国旗、唱国歌作为开展全员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并每年组织干部员工到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企业建立了齐鲁文化厂史展馆，编制了《齐鲁制药文化手册》、《齐鲁制药员工行为规范》，展示了优秀的文化成果，教育员工心系祖国，心想齐鲁制药，把爱祖国、爱企业、爱岗位同建设温馨家园有机结合起来，极大地增强了企业的向心力，有效地推进了企业健康快速持续发展。

多年来，在董事长李伯涛的带领下，齐鲁人解放思想，抢抓机遇，不断加速企业发展步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出了新观念、新思路、新起点、新高度的“四新”精神，大力实施“市场、研发、精品、人才”四大战略，打造企业强劲的核心竞争力。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董事长李伯涛向全体干部员工响亮提出了“向我看齐”的号召，带领干部员工常年奔波于生产经营第一线，成为全体齐鲁人学习的楷模。在企业内部，真正做到上级做给下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不论是生产、销售，还是科研、管理，冲在最前面的是干部骨干，做得最优秀的也是干部骨干。

齐鲁制药把企业文化建设同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有机结合，创新工作思路，通过开展争先创优活动，激发了广大员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发展意识，增强了把齐鲁制药建成中国最强大的医药企业的使命感。企业文化成为齐鲁制药攻坚克难、创新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携爱心一路前行

齐鲁制药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始终不忘回报社会，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在“捐资助学”、“救灾援助”、“聚焦健康”等公益领域，开展系列活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肯定和好评。

捐资助学：齐鲁制药开展“希望工程救助”、“爱心助学”等活动，设立了“齐心爱”等爱心基金，持续开展希望工程、阳光工程――资助无棣县108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援建四川仪陇小学、捐助“北京太阳村”、捐助泗水齐鲁希望小学。

救灾援助：从1998年全国抗洪救灾，到 “非典”，特别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面前，齐鲁人大爱无疆，奉献爱心，累计捐款捐药512万元。

聚焦健康：致力于健康事业，开展“神经修复申捷爱心援助工程”，400万元药品用于贫困患者；多次为肿瘤患者无偿提供最新的治疗药物，自发为社会患白血病的孩子、脑瘫病患儿捐款赠药，减轻了患者治疗负担。一次次无偿捐赠、奉献爱心的义举，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一致赞扬。

第4篇：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校园景观设计,校园文化,齐鲁工业大学

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 A

一、校园文化、校园景观的含义

校园文化之所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是因为校园文化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包容性。校园文化是一个学校人文精神和教育理念的灵魂，是学校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所培育弘扬起来的精神产物。而校园景观作为景观中的一种独特类型，大致可以分为校园自然景观和校园人文景观两类。自然景观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然景物，例如地貌、水体、植物等；人文景观又称文化景观，是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为了满足一些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的需求。

齐鲁工业大学北依黄河，南拥泰山，坐齐望鲁，文脉绵延。它在进行校园景观设计时结合本校的校园文化和因地制宜的原则进行设计，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校性质和办学特点。同时它在设计上本着功能合理、舒适优美、满足学生的生活、娱乐而设计的。因为学校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优美的校园景观设计可以陶冶师生的情操、美化心灵、启迪智慧、规范学生的行为。前苏联文学家高尔基指出：“一个美的教育环境，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立体的、多彩的、富有创造力的无声教课书。”这充分说明校园景观设计与校园文化至关重要。

二、校园景观设计和校园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1、校园景观设计和校园文化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校园景观设计依赖于校园文化，校园景观设计渗透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决定了校园景观设计的目的和对象。齐鲁工业大学的园景观设计和校园文化就是这种相互联系，有机结合的典范。

首先，齐鲁工业大学坐落在省会济南市西部新城大学科技园中心位置，北依京沪高铁济南西站，南拥驰名中外的国际园博园风景区。设计师在校园景观设计中不乏运用植被、树木、草地，而它们大部分都经过设计规划者的精心裁剪、巧妙搭配，和学校的环境、布局、以及色彩完美融合，在满足净化空气、减少噪音等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很多植物被赋予了各种文化内涵。例如：人们熟知“岁寒三友”松、竹、梅。松，苍劲古雅，傲雪凌霜不惧严寒，常常屹立于高山之巅；梅，不惧严寒，高洁、孤傲；竹，则是“未曾出土先有节，纵凌云处也虚心”。以上三种植物组合，意境高雅。

其次，齐鲁工业大学秉承“明德励志 崇实尚能”的校训，代表着校园文化和教育理念，是人文精神的高度凝聚，是学校历史和文化的沉淀。齐鲁工业大学通过校园景观设计与校园文化的相互联系，在校园建筑周围遍植各种奇花异树，它们的身上都挂有中文和英文写下的种类和学名，使过往的师生游人既饱览了绿意翠色，又认识了新的植物树种，学到了课本以外的植物学知识，这应该算作最科学的寓教于乐的方式方法。

2、校园景观设计和校园文化能够相互促进

（1）校园景观设计必须以校园文化为指导，校园文化决定了校园景观设计的形成。

不同性质的院校，学科建设不同，校园景观特色也差别较大。如理工科大学和艺术类院校就有所区别。设计者通过对校园文化的理解，它在设计校园景观当中，理工科大学运用单一的色彩，而艺术类院校则采用较多的色彩搭配。

齐鲁工业大学在整个校园景观设计上，因为是理工科院校，所以它的校园景观格局规整、对称，处处彰显着理性和严谨；相反艺术类院校则活泼、自由不拘一格，彰显艺术的魅力，使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同时积累了美的感性认识，陶冶了学生美好的性情，加深了对美的理解，提高了学生审美能力，因此不同性质的院校，不同的校园文化，他们所形成了属于自己独特的校园景观设计。

齐鲁工业大学在特色铺装上也充分考虑到校园文化，而校园特色铺装是校园景观设计与校园文化相互促进的一个集中体现。校园特色铺装是人们为了某种需要或表达含义赋予地面的一种文化表达形式，具有极强的符号性，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载体。它融入设计者对校园文化精神的解读，用图案的方式表达出来，特色铺装与人群的日常生活很贴近，具有很强的精神感染力和文化渗透性。齐鲁工业大学根据校园道路系统使用功能不同，将大学校园地面进行了分类，例如二号公教楼北边的小树林在进行铺装时采用了曲折迂回的小道，与周边的景物相融合，并且提供了休息、游憩、交谈、赏景的空间，增进了师生之间的相互联系，同时也表现出校园景观设计与校园文化相互促进。

（2）校园文化以校园景观设计为基础和源泉。优秀的校园文化必须依靠校园景观设计来体现。 校园文化主要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校园精神文化、环境文化、制度文化等等，并没有以实物来展现校园文化。因此，好的校园文化只有借助校园的景观设计来表达，通过设计规划者把校园文化展现的淋漓尽致。

齐鲁工业大学是理工科院校，设计规划者在设计校园的大门时，就是从校园景观主轴的开始的。镶有“齐鲁工业大学”六个大字的石材景观墙承载着整个空间序列的开始，然后进入校园空间的三个景观节点依次是大气磅礴的弧线造型的拱桥――大成桥景观，有连贯泰山余脉之势的泰山石景和由气势恢弘台阶引导而上的图书馆主入口。四个景观节点在视觉上一字排开且逐渐增高，最后进入大学的主体核心建筑――图书馆。整体理念完全符合理工科院校的不断攀登的科学精神。同时齐鲁工业大学南门入口有一个校园指示牌，它是是用于标明位置、指明交通方向以及显示场地占用情况等，同时，理工科院校那种独具特色的的标识系统遍布校园各处，从校园的道路尽头到院系建筑的入口，再到每个教室的门上。各种指示文字或标志标识的风格、色彩、造型、大小以及排版方式都会反映出校园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设计者通过校园的景观设计展现出理工科院校的形象，进一步证明校园文化必须依靠校园景观设计来体现，校园景观设计与校园文化相互促进。

三、齐鲁工业大学校园景观设计与校园文化结合存在的不足和改进方向

齐鲁工业大学校园内并没有自己的校园文化墙，没有充分的让师生了解该校的校园文化，发扬学校的精神和文化。同时该校图书馆门口前方大的喷泉阻碍了人们的通行，设计者没有充分考虑到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忽略了师生在校园景观设计中的重要性。该校的文科楼属于艺术类学院，设计规划者应该在设计建筑外形时应该充分考虑，让文科楼的建筑与理工学科有所区别，例如设计者在充分利用空间，以人为本的原则之下可以让文科楼的建筑造型可以夸张一点，颜色丰富一点，建筑里面可以为师生设计一些休憩的地方，可以为师生的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人们身处其中便有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习动力，一种无穷的想象和永恒的激情。

针对于以上的不足，齐鲁工业大学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有自己的校园文化墙，因为这些文化墙的内容大多都是以宣传校园文化、倡导文明公益、提倡绿色环保、展示学生风采等为主题。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要让学校的每一面墙都说话。校园文化墙不仅成为校园中一处独特的人文景观，而且它的出现增强了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校园之间的互动性，使学生在享受校园环境的同时成为了校园景观的实践者。设计规划者也可以充分利用文科楼的内部空间，为师生提供一个休憩交谈的休息场所，不仅能够能陶冶师生的情操，规范师生的行为，而且能够激发全校师生对学校目标、准则的认同感。因此好的校园景观设计不仅能为学术活动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实现校园环境的和谐构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塑造学生的素质提供一个好的场所背景。

参考文献

[1]吕在利《景观设计》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07.

[2]余菲菲.当代大学校园景观设计研究[D].江苏：东南大学，2008:1-70

[3]吕琴琴.大学校园景观VI设计研究[D].安徽：合肥工业大学，2009:1-55

[4]孔科丽.高校新校区文化景观研究[D].江苏：南京林业大学，2007:1-72

[5]吴雄熊.大学校园环境景观设计研究[D].湖北：华中农业大学，2009:1-47

[6]江苏.高校校园景观设计与校园文化建设的融合[J].科技咨询导报，2007（1）：244-245.

[7]金敏华：《浅析大学校园景观设计》，《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第四期。

第5篇：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儒家文化;乐舞思想;山东秧歌;审美

山东地区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古人类生息繁衍。山东亦是先秦时期齐国、鲁国所在地，号称“齐鲁礼仪之邦”。齐鲁文化是一种以古代齐国和鲁国为代表的地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其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灵魂，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齐鲁文化发轫于东夷文化。早在四五十万年以前，东夷人的直系祖先沂源猿人面对群山树海，勇敢地开始了从原始森林走向文明的艰难跋涉。“从原始社会至夏商时期，齐鲁的东夷人逐渐形成了两个文化中心。在泰山以北，以今之淄博为中心，是爽鸠氏、季荝、有逢伯陵和季蒲姑氏等活动的地域。泰山以南，以今之曲阜为中心，是少昊、蚩尤、颛顼、后羿、奄国等部落和方国的居地，同时又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联系紧密、便于交融的地区，因而有及其丰富的文化积淀。距今6000年左右，齐鲁的原始居民进入新石器时代，他们被统称为‘夷’或‘东夷’。”［1］(P2)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及对夏商文化的广泛吸收，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联系逐渐加强。西周建立后，通过分封建立了许多诸侯国，其中以齐、鲁两大诸侯国为主。齐国和鲁国分别继承了东夷文化和夏、商、周三代的先进文化，但由于两国建国方略的差异和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此后的六七百年中，两国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向前发展，逐渐形成了两个既有共同点而又风格迥异的文化传统———齐文化和鲁文化。战国时期，两种文化体系开始逐渐融合，形成齐鲁文化。齐文化具有“重实效、崇功利、举贤才、尚法治、扬兵学、倡开放的文化品格”［2］(P4)，其精神主旨是“因时变化，与时俱进”，其思想代表是强调“与时移物，应物变化”的黄老学派。鲁文化“讲究道德名节，注重研究传统文化和阐发宗法伦理观念”［3］(P4)，其精神主旨是“固守传统，强调原则性”，其思想代表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儒家、墨家学派。齐文化和鲁文化的结合，共同缔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齐鲁文化，这使得山东的古代文化既重视人文价值理想，又重视现实国计民生;既注重道德礼仪的建设，又注重行政法规的完善;既保有厚重的传统，又能兼容并包。齐鲁文化所蕴涵的“自强不息、爱国主义、厚德载物、勤劳勇敢、求真务实”的文化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资源和理论基础。

一、讲礼之风范儒家文化重视

“礼”，这是种极为森严的仪式形式，且形式大于内容，体现在在乐舞中就是讲究排场和气势，如西周时期的“八佾舞”。“佾”是古代舞蹈阵容的衡量单位，一佾八人，最高级别给天子享用的舞蹈是“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场面浩大，讲究排场。古代的礼仪乐舞均讲究祭拜的先后，如祭祀时，需先焚香叩拜，而后祭品呈上，再行叩拜，如此几进几出，彰显对神灵的敬仰。因此，在儒家思想的制控下，华夏成为了礼仪之邦，一个讲“礼”的国度。讲，可视为讲究，礼，可视为礼数，这些礼数也影响着山东秧歌的发展。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十分重视乐舞的教育作用，强调乐舞为政治服务，还把规范人的伦理道德观念的“礼”与乐紧密结合在一起。《论语•八佾》中记载，孔子因为大夫身份的鲁国季氏僭越，擅自观赏了只有天子才有资格欣赏的“八佾舞”而大声抗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左传》中记录了周人对“礼”的认识:“经国家，定社稷，徐敏人”，其目的是:“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可见周人对“礼”体现出一种追求稳定的保守倾向，对此，孔子是极力维护的［4］(P25)。孔子认为礼与乐的配合是统治百姓的有效措施，只强调规范性极强的礼，会造成不“和”，而乐可以“和民声”，但乐也要依靠规范性极强的“礼”来节制。山东被称为“礼仪之邦”，将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相结合，“敬天尊祖”也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舞蹈。无论是上层社会还是底层百姓都自觉信奉。山东三大秧歌之一的海阳秧歌，受儒家传统文化及乐舞思想的影响，对礼仪十分注重、讲究。海阳秧歌中重要的礼仪就属“拜进”，又称“三进三出”，是在祭神、祭祖的“三叩九拜”的基础上演化而来。大年初一，秧歌拜祭本家祖宗，后到各村串演，过程中要向东道村家庙、祠堂祭拜，而祭神的活动也离不开秧歌队，也要行大礼。古时，参拜的礼数更为周全，也更为繁琐，讲究“进门一二三，出门三二一;一回三番九个礼，九回翻番八十一礼［5］(P34)”。从进门到出门，过门就拜，鼓乐喧声之中，众目睽睽之下，秧歌队有秩序、毕恭毕敬地表演一整套规范的动作，十分虔诚地完成对祖宗和神灵的祭拜过程。据说参拜仪式能持续两个小时之久，其庄重、虔诚之心，热烈程度可想而知。如今的“三进三出”比过去的“三拜九叩”在形式上简化了不少，但其本质却是相同的。“三进三出”是历代秧歌队必行的礼节，也从侧面反映出齐鲁人重儒尚礼的秉性。两支秧歌队若迎面相遇，不能绕行不能回避，而要行参拜之礼，如若这“三进三出”之礼做得不好，就等于说秧歌队不尊重他人，不懂规矩，就会被人耻笑。正是因为极为重视礼仪，民风古朴，使得海阳秧歌在表演上套路规范、动作整齐。海阳秧歌讲究礼仪，也彰显出山东人重礼尚义的品质，所以说海阳秧歌明显带有儒家传统文化及乐舞思想的印迹。

二、善美之体现

中国古代对舞蹈理论的研究始于春秋战国时代，人们也将这一时期视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而有关的乐舞思想也发轫于此。中国古代乐舞不分家，有乐必有舞，有舞必有乐，乐之为用，全在声容兼备，有声而无容，不能称之为乐。先秦诸子百家中对乐舞理论有着比较深刻见解的首推儒家，而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虽然在乐舞理论方面没有留下系统的著作，但是他总结了前人对乐舞的见解，在一些基本认识上，为儒家的乐舞思想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儒家提出的“美善统一”的思想，要求舞蹈的美必须与善相结合，唯此才能尽善尽美。孔子认为《韶乐》是尽美尽善之作，闻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大武》是歌颂武力取天下的乐舞，尽美却未尽善。唐朝孔颖达对《礼记•乐记》做疏证时指出:“乐之善恶，初从民心而兴，后及合成为乐。乐又下感于人。善乐感人，则人化之为善;恶乐感人，则随之为恶。”［6］(P26)这又将乐舞对社会生活、对人的作用阐发得明白晓畅。依据传统的排列方式，海阳秧歌队中走在最前面的是“执事”，紧随其后的是“乐队”，“舞队”则走在秧歌队的最后面。这三大部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且配合相当默契。执事与乐队都是为舞队而服务的，分别负责秧歌队的礼仪事务和奏乐、营造氛围。舞队作为秧歌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角色众多且极具个性特色。无论是锢漏与王大娘、丑婆与傻小子带有情节性的双人舞，还是扇女、小嫚的集体表演，都是在乐大夫的统一指挥下，即兴表演，变换队形，无不体现着对美的一种追求。说到海阳秧歌的礼仪庄重、阵势庞大、规范严谨的美，不得不提春秋时期的齐国，这里曾经诞生了被孔子评价为“尽善尽美”“闻之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其气势恢宏，规模庞大，艺术感染力强，体现出一种恢宏壮观之美，这对后世齐鲁乐舞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体现在海阳秧歌的表演形式中。优秀的舞蹈作品总能体现特有的民族审美习惯，倡导特定的时代审美追求。除了外在表演形式的美，海阳秧歌的美还体现着其内在的思想性。海阳秧歌的思想内容积极向上，崇尚对美好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倡导人们去追求真、善、美。古时它是祭神、祭祖的仪式，今日它成为广大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际交流的重要方式，在历史的每个阶段它都谱写了不朽的篇章。抗日时期它是宣传抗日、激励斗志的重要手段，如今它已然成为海阳市的文化品牌，也成为了招商引资的一种重要途径。

三、真情之流露

儒家乐舞思想的代表著作《乐记》中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7］(P26)作者以人心感物而动来探讨乐的本质，认为乐舞是人们思想感情的表现，但并非所有的人类精神活动都是艺术。当人们的思想感情需要表达时，同时又通过特定的形式外化出来时，那才是艺术。如果只是发出自然的声响，并不能算是“乐”，自然之“声”禽兽亦可以发出。这样的表述清晰明了，正印证了“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附于内容，但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的观点。孔子认为，乐舞是人们思想情感方面的表现，可以通过乐舞观察一个国家的政治面貌和民俗风情。乐舞不仅是人们思想感情的外化形态，它对人们的情感也具有反作用，因而孔子认为乐舞是移风易俗最有效的工具，也是教化民众的有效工具。明代的乐律学家、舞蹈家、历算家朱载堉在继承儒家乐舞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论舞学不可废”，把舞蹈看作一门艺术，看作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盖乐心内发，感物而动，不知手足自运，欢之至也。此舞之所由起也”。他站在“天人合一”的角度强调:“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此之谓也。”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和谐的关系，并以此强调舞蹈所起的中介作用和各种功能，充分肯定乐与舞各自独立的艺术品格与相互难以取代的重要作用。海阳秧歌中的锢漏与王大娘两个角色，是从秧歌剧中演化而来的一对情景舞蹈演员，表演时也是成双成对，不离不弃。他们是海阳秧歌中艺术风格最为突出的一对人物，有着优美的舞蹈动作和丰富的表现手法。二人眼神相互交流、互相，“你进我退，你拦我去，你去我追，你扑我引”［8］(P108)，尽情对舞，动感极强。锢漏与王大娘的传说有多个版本，有说王大娘是玉皇大帝的小女儿，名叫旱魃，因眷恋人世不归天庭，危害人间，后被土地神所化的锢漏匠利用情谊将其收服;也有说王大娘是千年狐仙所化，玉皇大帝命土地神化作锢漏将其收服，但土地神最终爱上了这个美丽的狐仙，与王大娘一起演绎了一场终破牢笼的爱情故事。无论是旱魃还是狐仙，无论天兵天将还是土地神，也无论锢漏与王大娘的结局如何，他们都是民间艺人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倾心附之的妖、仙、人化为一体的特殊人物，是人们借以抒怀，给自己以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同时也体现了对封建社会制度抑制人们情感的鞭挞和痛斥。吕文斌在《胶州秧歌的特征与形成》一文中谈到胶州秧歌的审美时指出:“社会一方面要求男演员扮演的女角色要用女性动作的优美姿态满足审美要求，另一方面社会又用儒家的观念，要求扮演的女性角色表现出温顺贤惠、含而不露的品德。受这种社会审美心理的影响和约束，在秧歌表演中，男演员扮演女性角色也是在两重心理下完成的，一重是他们为能借助自娱性的秧歌形式，尽力去表达自己生活中不能表达的内心情感而感到欢娱的心情，另一重又受儒教和社会审美标准的束缚，在动作上表现出既激动又沉稳的含蓄美的特征。秧歌中扭、拧、抻、韧的风格特点，就充分表现出了挣脱不了那个时代的妇女们被压抑的内心激情，这一切可以归纳成一个‘曲’字。这个‘曲’，不只表现在女性角色代表的现实生活中的妇女们，同样也体现在那个时代的男人身上。这种两重心理的艺术体现，形成了胶州秧歌女性动作既有北方妇女舒展奔放，又有内在含蓄、含而不露的风格特点，令人感到别有风情，韵味无穷。”无论是海阳秧歌中为争取自由的锢漏与王大娘，还是借助自娱性的秧歌形式表达内心情感的胶州秧歌，他们都是人们内心情感的一种寄托，一种表达。人们借助秧歌这一形式宣泄着内心的情感，秧歌又依托着人们的情感得以保存和传承。综上所述，秧歌作为一种身体符号，代表了农耕时代民众的思想，体现着最朴素的民众情怀。百姓在一年当中最适宜的时候，举行最能表达他们心愿的活动———秧歌，他们在一起欢歌笑语、载歌载舞，用这样一种独特的形式来犒劳辛苦了一年的自己。海阳秧歌在中国民间舞蹈尤其是秧歌类舞蹈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历史悠久、形式多样、保存相对完好、普及范围广，与其它地区的秧歌(东北秧歌、河北秧歌、陕北秧歌等)有着鲜明的差异，风格亦有显著不同。涨阳秧歌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和流变，印证了不同时期民众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承载着多元社会文化内涵。它生长在素有“孔孟之乡”的齐鲁大地上，受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及乐舞观的影响，带有鲜明的民间祭祀性质，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勤奋务实、勇于拼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民族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充满韵味的胶州秧歌、古朴粗犷的海阳秧歌以其自身独特的魅力，越来越多的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

参考文献:

［1］［2］［3］孟祥才，胡新生．齐鲁思想文化史—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4］［6］［7］冯双白，茅慧．中国舞蹈史及作品鉴赏［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第6篇：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2010年8月1日，齐鲁大讲坛首场讲座在山东大厦影视厅开讲，受邀前来的著名外交家、国际展览局局长、前驻法大使吴建民，用他丰富的经历和犀利的见解吸引了台下近千名听众。讲座结束后，意犹未尽的听众蜂拥而上，围着吴大使索要签名，吴大使始终保持着外交家的风度，耐心地一一满足每一个听众。

至今，齐鲁大讲坛已成功举办了25期，邀请的专家学者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军事等多个领域，每一场演讲都获得了近千名现场听众和上百万齐鲁晚报读者的认可与喜爱。

先看看齐鲁大讲坛邀请的这些嘉宾吧：

吴建民，国际展览局主席、前驻法大使；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刘魁立，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

孙云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长乐，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

迟福林，中国（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韩康，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叶小文，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国家宗教局原局长；

徐显明，山东大学校长；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

张德宽，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新闻发言人；

周天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乔良，空军指挥学院战略研究室教授、少将；

许振超，全国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陈洪，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所教授；

张玉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彭凯平，清华大学心理系主任；

罗云波，中国农业大学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

韩延明，临沂大学校长；

于冲，山东省旅游局局长；

王树增，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室著名军旅作家；

尹卓，海军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少将；

……

大讲坛在嘉宾选择上，坚持专业性与知名度相结合，坚持内容主题与演讲口才相结合，最大限度保证了讲座的影响力。

在这个吸引人的眼球越来越难的“注意力经济”时代，齐鲁大讲坛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并逐渐成为一个知名的文化品牌呢？

齐鲁大讲坛吸引听众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讲坛的选题，和老百姓的现实和长远利益密切相关，和老百姓的基本情感高度契合。为公众服务，正是大讲坛主办各方共同的努力方向，正因为此，齐鲁大讲坛不是要办成一个文化沙龙，而是一个面向公众的公共论坛。沙龙是闲适的，小众的，而齐鲁大讲坛则是一个严肃的、大众化的讲坛，因此，讲坛选题，都是围绕老百姓关心关注的国内外热点问题来的。讲坛关注的每个议题，无论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国际国内的热点问题，最终都直接或间接地关联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生存，关联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和未来，大讲坛也许不能“一站式”地为公众解答每一个问题，但至少能为公众理解看待某些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照和思想资源。也许少数精英人物需要一个有情调的沙龙，但对普通百姓来说，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和自己现实利益和情感血脉相连的公共论坛。

在这个变动不居的社会大转型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面对并不得不思考很多问题，有国家社会的，也有个人的，所有的问题，如果离开了对现实和未来的关照，都很难获得根本的解释，而这，正是大讲坛要向公众提供的东西，也是公众最为需要的东西。

齐鲁大讲坛吸引公众目光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开放性、平等性，既然是公益性的讲坛，本质上就是一个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因此，讲坛现场没有准入门槛，来去自由，讲台下每个人也都只是听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讲坛的这种文化氛围，对公众来说是极具亲和力的。公众能够感受到的亲和力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大讲坛不是一个封闭的学术讲坛，不是一个专家学者阐发学理，进行学术研究成果交流的地方，而是一个公众和社会精英就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平等交流的对话平台。

从对公共生活的影响力来看齐鲁大讲坛的价值，也许更能找准它的定位。山东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省份，作为一个文化大省，其社会的活力，不仅应该体现在经济数字的攀升，体现在文化设施和场馆建设上，还应该体现在社会公共生活空间的不断拓展上。齐鲁大讲坛作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正在把热心听众和关注者的视野，不断地从个人的、单位的，引向群体的、社会的，在这个新的公共空间里，听众和社会精英们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寻找从各自价值基准出发的更多共识，最终为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及社会的和谐助力。齐鲁大讲坛最有价值的社会功能也许就体现在这里，其次才是文化的传播、传承以及在一般意义上丰富文化生活，这是社会各方对大讲坛最大的期盼，更是大讲坛要努力的方向。

对作为主办方之一的齐鲁晚报而言，齐鲁大讲坛亦成为齐鲁晚报实现“办主流大报 树半年品牌”这一宏伟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参与主办齐鲁大讲坛，开拓了报纸与读者互动的另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读者感受到的是报纸的品牌影响力，报纸也通过这一平台，与读者在思想上做了很好的沟通与交流。这是一种新媒体冲击下纸媒与受众良性互动的极佳案例，广东岭南大讲堂与南方都市报、浙江人文大讲坛与钱江晚报的成功也说明了这一点。

为了更好地团结和服务听众，齐鲁大讲坛在2011年11月还成立了坛友俱乐部，不到一年，就有1000多名忠实听众成为齐鲁大讲坛坛友俱乐部的会员。

通过齐鲁大讲坛这一平台，齐鲁晚报还聚集了一批专家资源，吴建民、乔良、孙立平等一些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成为齐鲁晚报专家顾问委员会的特邀顾问，他们在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报道中为齐鲁晚报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智力支持。

第7篇：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稼轩词 文化意识 民族文化

南宋词人辛弃疾，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一部《稼轩长短句》，记录了他慷慨磊落，献身社稷的一生，凸现了他一腔杀敌报国的忠肝义胆，并抒吐出其欲救国家危亡而不能的痛楚呼号。自南宋以来，人们看到了稼轩词“沉郁顿挫”的特异个性和“议论为词”的表现手法；但更多的人则将其词冠以“豪放”桂冠而笼统赞誉之，鲜有人发掘稼轩词的文化底蕴。

一、齐、鲁文化的基因

辛弃疾出生地历城（今山东济南），春秋战国属齐国西部领地，距齐都营丘（今山东淄博）、鲁都曲阜都较近。历城地区在齐鲁文化交叉辐射下，成为儒学文化的中心地域。从小生活、求学于这里的辛弃疾，他的文化性格、学术观点、心理特质和人品素质受到齐鲁文化的深层影响。辛弃疾出生时，历城已在金人控制之下，但其祖父辛赞从未放松过对孙子辛弃疾的爱国传统教育，而且正是在故土遭异族践踏后的沉痛和失落感，强化了老人的民族文化意识，故尔其对辛弃疾从小用传统文化进行熏陶与激励，对辛弃疾成年后文化性格的养成及定型，起了关键的作用。辛弃疾幼小时植下的齐鲁文化的基因，一直影响到他后来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

齐文化与鲁文化虽都是儒学文化的渊源，细较则有区别。齐，乃辅佐周武王伐纣的开国功臣姜尚的封地。姜尚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文韬武略，智慧超群，传说他著《六韬》六卷，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兵书。姜尚崇尚武略、积极进取，具有兼收并容、招降纳叛的襟度，勤政爱民、身体力行的作风以及顺历史潮流而动的革新意识。他为齐国文化的尚武崇勇精神，兵战意识以及开放、务实、灵活变通的文化传统开启了先河。齐曾一度成为战国七雄之首。齐国以独有的文化集结，与楚文化交相辉映，展示了华夏文明初始期的卓越风采。

辛弃疾刚成年，以一介书生，毅然举义兵抗金，征战齐鲁，气吞貔貅。他单骑追杀叛徒义端和尚的事实，他率五十骑闯入屯兵五万的金营活捉叛徒张安国的壮举，无不显示出词人卓绝的军事家的胆魄气度及指挥才能。这正是齐文化勇武精神在他这个文化个体的具体实践。后来词人闲居时，对好友、爱国志士陈亮谈及少年征战之举，曾赋词一首，云：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二、宋代文化的色彩

宋代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全面繁盛的时代。相对来说，宋代文化体系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体系。宋人学术一个突出特点，是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在宋代经历了“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终于在南宋朱熹手中得以集大成。

稼轩在一定程度表现出的对宋学的文化认同，反映在词的创作上，一方面是大量引用《论语》、《孟子》、《诗经》、《春秋》、《易传》等中的成句入词，感叹“功名本是真儒事”而慷慨郁勃；另方面则是在词中尽量回避剪红刻翠、柳欹花的女儿腔、妮子态。从晚唐五代以来，文人词以女性为中心的审美情趣，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情趣中心的一大转移，就人文的角度观照，这也是文学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它正是市民文学的觉醒和起步，必然启导戏剧文学、小说文学发展和兴盛时期的到来。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当然不允许刺激感官、偎红依翠、儿女缠绵的北宋词风漫延。人生态度在一定程度趋向理学的稼轩，在词的创作中就尽量避免吟风弄月和香囊脂粉，即使写《祝英台近》这类题材，也极有分寸，温柔敦厚为本，绝不越雷池半步。稼轩词昂藏的男性阳刚之气，稼轩词与北宋文人词迥然异趣的风格，都体现出这种特性。

理学是重思辨的，宋代文人大抵长于思辨。稼轩词另一突出特点，便是思辨色彩十分浓郁。毛晋曾比较苏、辛词的不同特色道：“宋人谓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善评也。”“议论为诗”，是宋诗的特点；“以诗为词”，是苏轼词的个性。辛幼安乃东坡之流亚，而“议论为词”则又青出于蓝。稼轩词之好议论，固然与其齐鲁文化渊源有关，亦与宋士大夫文人崇尚清议、好品评时政的时代文化特征相契合。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词人，好议论，也是其职业特点之一。但议论中的哲理意识和睿智的思辨色彩，则首先得力于理学的熏染，其次是稼轩对老庄哲学和佛教哲学的偏爱。

宋学本身就是兼采众说，综罗百代学术而成。朱熹虽然口头说要与庄老、禅宗划清界限，事实上他正是吸收佛学和老庄哲学的思维成果，“融会贯通，使之成为他的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稼轩引朱熹为知己，却更好称老庄、谈禅佛。他的“议论为词”，很大成分系这种内容。

三、文化性格的矛盾

从宋代词史的发展脉络寻绎，稼轩词中这类颓放啸傲的格调，是南渡后朱敦儒等词作风格的继响。比稼轩稍早出，以气节名世的范成大、杨万里等诗歌创作成就杰出，然而词作亦常常表现出一种萧散淡泊的出尘之趣，同样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扭曲，在志节名士心灵投下阴影。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互补机制的作用，在社会遭异族践踏的大变动的扰攘时局中，人们有对恶势力的抗争，也有在抗争中受朝廷权奸掣肘后的失落，有奋其智能为民族而战的豪情，也有正义和理想在冷酷现实的礁崖上粉碎后的伤心与颓唐。在豪杰之士的失落与颓唐中，往往潜在于文化积累中的老庄超脱达观与佛学禅退的文化意识会露出头角，为缓和与化解郁结于心的痛楚而蠕动于作者的意识之中，并形诸笔墨。这种文化性格的矛盾冲突，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机制所决定的。中国文学史上各阶段都有一批正直文人陷在这一文化性格的两难处境中挣扎，未能获得终极超脱，决非辛弃疾一人而然。但是，这种文化性格的矛盾冲突在辛弃疾笔下表现得最大量、最深沉、最执著；在辛弃疾心灵中扭结得最痛苦、最复杂、最崇高。这一种纯形而上的文化性格矛盾冲突的痛苦，炼就了辛稼轩一颗千回百折、沉郁顿挫的词心，锻淬出稼轩词独具个性的凌利剑刃上的锋芒。

稼轩词为何会具备如此突出的文化意识？综上所述，大抵与以下因素有关：稼轩出生地齐鲁，存在较强的华夏传统文化场。词人从小耳濡目染，自觉接受了齐鲁文化的熏陶；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全面繁盛的时代，时代文化氛围，必然影响时代潮流的弄潮儿。稼轩作为一名自觉投入宋代历史潮流，并欲有所为的志士，必然比常人更强烈地表现出对该时代文化思潮的接受和认同；稼轩在女真族统治区生活22年，一种传统文化遭异族暴力劫持后的耻辱感，强化了对民族文化精神的钟爱和执著。这是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力量，也是历代爱国志士的精神支柱和顽强战斗的原动力。特殊时代造就特殊伟人。爱国词人辛弃疾，就是这样一位时代造就的民族英雄和血性男儿。

第8篇：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在距今五六年之前，在乌鲁木齐白酒市场，新疆地产白酒由于带有很强的区域性而琳琅满目。乌鲁木齐白酒市场的主要竞争基本是地产酒之间的竞争“唱主角”。竞争也一直集中在每瓶20元至80元的中低端酒上。这些游离的乌鲁木齐市场上的新疆地产白酒主要包括产自新疆伊犁的伊力系列、肖尔不拉克系列、产自新疆石河子的白杨系列和新安系列及产自新疆奇台的古城系列、吉木萨尔县的三台系列等。这几大企业的产品占据了乌鲁木齐白酒很大的市场份额，一度高达65%以上。其余再加之其它一些无强势品牌甚至是无品牌的地产酒在步步为营或步步紧跟。而国内尤其是川酒、黔酒、苏酒等以“茅、五、剑”等为代表的几个全国 “白酒大腭”也并未在乌鲁木齐白酒市场“刮起白酒旋风”，与地产酒的市场销量也无法抗衡，并且在乌鲁木齐市场也并未表现出强势市场势头。

从2006年至今，由于乌鲁木齐市场消费结构变化，乌鲁木齐白酒市场结构也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也使得进驻到乌鲁木齐市场的新疆地产酒企业也不得不迎接这种变化：中低端酒已成“昨日黄花”，无法参与竞争，白酒市场不得不走“中高端路线” （在当时乌鲁木齐市场中，新疆白酒基本没有一款价位在300元/瓶以上的高端白酒）。由此以来，新疆的低端酒正在以6%至9%的速度萎缩，而高档酒正在以3%至8%的速度增长。

时至如今，乌鲁木齐白酒市场不但被外来酒企渗透，疆外市场也在逐步萎缩。乌鲁木齐市场随着内地茅台、五粮液、国窖1573、水井坊、剑南春、汾酒、郎酒、洋河等这些国内一二线品牌白酒看好乌鲁木齐白酒行业的中高端市场空白，纷纷大举进疆抢占市场，这些名酒多在节假日通过大商场这条渠道销售，或在一些娱乐场所消费、或是在高档酒店应酬消费，使乌鲁木齐的白酒市场更是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闹局面。

乌鲁木齐一家大型酒企经销商分析，白酒转型进入高端市场，最大的获利者应该是准备捞一把就走的杂牌高价酒。据这位经销商介绍，白酒转型，杂牌酒、仿冒酒早就嗅到商机，杂牌酒纷纷从仿冒中低档酒向仿冒中高档酒过渡。这些杂牌酒，有些生产成本低廉，有些基本上就是从内地灌装好运至乌鲁木齐的，同样是生产一款高档酒，如果品牌酒的利润是30%，杂牌酒的利润至少在60%以上。

乌鲁木齐白酒市场随着近几年，“五粮液”、“全兴”、“泸州老窖”等知名品牌在中高档白酒市场的成功运作，这不仅催生了这些外地白酒企业和品牌走高端之路的信心，也让长驻乌鲁木齐的新疆不少白酒企业信心十足，并且这使他们看到了乌鲁木齐市场中高端白酒所蕴涵的巨大潜力。

规模待“考” 无序竞争

据乌鲁木齐工业酿酒协会会长戚升科介绍，新疆白酒产量约9万吨左右，白酒企业100多家，但有规模的酒企并不多。乌鲁木齐酿酒工业协会一位副会长曾说，缺乏行业自律首先就使乌鲁木齐整个白酒行业处于一种极端危险的境地，而企业之间的倾轧更使行业发展举步维艰。“近年来，自治区酒协每年都会召开多次行业发展战略专题研讨会议，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收效甚微。规范的大中型企业我们并不担心，因为这些成熟的企业本身的社会责任感都十分强烈，关键是很多的小型企业，他们无所顾忌。而这一点也正是乌鲁木齐白酒行业无序竞争的根本所在。”

自治区工商局法规处相关人士针对本土白酒企业及其市场的经营行为表示担忧：像伊力特、古城、肖尔布拉克等这样的本地白酒骨干企业，都会设法规避市场的短视经营行为，因为他们都有自己既定的战略发展规划，在市场上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关键是他们无法突破一些中小企业形成的经营怪圈。乌鲁木齐上规模白酒企业数量极少，仅凭这几家企业的力量很难打破目前的困境，白酒规模经营有待进一步“考验”。乌鲁木齐酿酒工业协会相关人士称，“乌鲁木齐很多的小酒企‘傍名牌’，打伊力特的‘擦边球’，生产的与伊力特相似或者有关的模仿产品在乌鲁木齐市场到处可见，严重干扰了伊力特的正常经营。”

“恶性竞争影响的已经不仅仅是个别的企业，而是涉及到了乌鲁木齐整个白酒行业。”自治区经贸委产业处一位相关领导说，“种种不规范的经营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乌鲁木齐白酒产业的健康发展。这正是乌鲁木齐酒实现全面突围的最大的阻力。”

国家统计局乌鲁木齐调查总队价格处相关人士称，乌鲁木齐中低档地产白酒销售在市场上的竞争最为激烈，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产业规划和资源配置不合理，产能过剩成为竞争的导火索：2200万人口的乌鲁木齐，白酒市场容量最多也不过20多亿元，但实际的产能却超过市场容量的30%甚至更高，而且价格和档次多集中在无法冲出乌鲁木齐的低档产品，市场怎能够平稳有序？

价格凶猛 “涨”声一片

2010年内内高端白酒的市场规模高达800多亿元。但随着乌鲁木齐中高端白酒市场被进一步唤醒，从2010年受到国内白酒集体涨价风波影响，乌鲁木齐白酒市场中也是“涨声一片，价格攀升速度也出乎消费者意料。在今年以来高档白酒上演的高幅度、大范围的涨价潮中，乌鲁木齐市场茅台涨价了，五粮液涨价了，泸州老窖、剑南春、国窖1573、水井坊、古井贡、红花郎……连伊力特等地产名牌白酒也在悄悄跟进。

高端白酒纷纷“冲高”，令业界和消费者对未来的价格走势更为关注。走访中，不少白酒经销商表示，今后高端白酒市场规模将继续增长，价格也具有较大上涨空间。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乌鲁木齐中高端白酒象“踩着高空中的刚丝”。一家名酒商行的销售人员说，此次白酒涨价潮中，中档酒的涨幅为5%至10%，高档酒则达20%至30%。

除此之外，伊力特作为新疆地产白酒的主要代表，厂商认为伊力系列中高档白酒提价空间大产品平均提价16%，但是主打产品大小老窖的零售价格仅为68元、39元，考虑到当地居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公司产品的绝对价位低，未来存在很大的提价空间。

根据分析，乌鲁木齐市场各白酒涨价存在三个因素：

1、乌鲁木齐中高档白酒普遍存在较长酿造周期，这也决定了其产能增长受限。在产能增长有限的情况下，酒企要保证其业绩的增长，提价便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如今，通过涨价塑造品牌，通过品牌提高价格似乎已成为不少白酒企业的固定模式。

2、原材料涨价+供不应求+游资炒作，导致了新一轮高端白酒的涨价潮。而今年白酒的原料之一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再加上白酒消费税等规定，更支撑厂家涨价。

3、白酒张价也存在一种“跟风现象”，也与很多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有关，买酒都是为了应酬或作为礼品馈赠亲朋好友的，所以价格越高越好卖，很多消费者买酒都是看品牌、看身价，只买贵的心态也导致了厂家和经销商频频涨价。 　　疆酒代表 乌市“亮剑

在乌鲁木齐市场中，作为目前新疆白酒的“三巨头”（依据在乌市的销量、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而得）伊力特、肖尔不拉克、古城，在2011年也都在乌鲁木齐市场有所动作，纷纷摩拳擦掌，高调“亮剑”。

伊力特系列白酒：获益区域振兴规划，白酒业务稳中有升。伊力系列酒2009年销售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92%，实现白酒销售13.5亿元，保持了23.4%的较快增长，高端白酒毛利率甚至达到80%以上。；拥有一定的资源禀赋优势，主推产品是伊力老窖和伊力特曲。伊力特白酒主业稳定发展，2010年销量增长18%，随着乌鲁木齐地区投资增加和人流量加大，当地白酒销量会有较大的增加。其中乌鲁木齐仍是主要的市场，主打产品及结构升级将贡献主要利润。疆内白酒精细化深耕；年产基酒1万吨，优质成品酒20000吨，在乌鲁木齐地区市场占有率约为30-50%。确定的营销策略是做精做细乌鲁木齐市场，然后再言做大。

肖尔布拉克酒业：在经过近三年的品牌耕耘和近似春蚕羽化般组织建设的痛苦蜕变后，肖尔布拉克酒业正在从成长走向成熟。在今年春季糖酒会上，肖尔布拉克酒业推出的金酒王、天骄、天姿等高端产品，招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代表着业界对肖尔布拉克近年来实际成长的认可，也昭示着肖尔布拉克进军高端市场的决心。

目前，肖尔布拉克酒业在乌鲁木齐市场主推肖尔布拉克原酒，市场反响较好。在公交车上，在看电视、看报纸时，随时都可以看见肖尔布拉克原酒的广告宣传。“100%出自“新疆酒乡”肖尔布拉克原产地，100%纯粮酿造，100%由51道工艺完成，100%不含任何添加剂，100%为六年以上坛藏。这些宣传都有力的影响着消费者。

新疆第一窖古城酒：“2011年，古城酒业的营销重点工作坚持‘限低、推中、托高’战略，巩固、扩大、密织、提升乌鲁木齐市场，2011年是实施‘235’规划的头一年，在牢牢立足乌鲁木齐市场的同时，逐步向江苏、浙江、福建、海南等市场挺进，在高端媒体投入广告宣传，拉动古城高端产品消费，扩大中高档产品市场占有份额，加大对附加值较高产品的销售量。

品牌竞合 激荡发力

作为全国白酒业发展中第三梯队的乌鲁木齐市场，多年总体来说白酒行业一直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如何从低级的促销战、价格战中走出来，使乌鲁木齐白酒市场更规范，并且地酒品牌重现辉煌，成为乌鲁木齐众多酒企一直思考的问题。

乌鲁木齐白酒市场中，内地白酒产业已经依托著名品牌的白酒企业形成产业基地，并产生聚合竞争优势的时候，乌鲁木齐酒也不断在走产业集中、品牌竞争合之路。三台酒业公司和伊力特酒业公司先后提出实施外向战略，但是由于品牌建设的局限，在进军疆外市场时也是举步维艰。可当内地市场的白酒品牌建设和市场条件已完全成熟，并且整个行业走向鼎盛时期的时候，乌鲁木齐地产白酒企业也慢慢迎来了，“走向重要的产业整合、提升和发展的机遇。”

第9篇：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1 引言

乡村旅游起源于1885年的法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规模发展。目前乡村旅游在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西班牙、美国、日本等国家发展的已相当具有规模，走上了规范化的发展道路。2001年，意大利一万多家乡村旅游企业接待游客达2100万人次，营业额达4亿多美元，比2000年增加了12.5%。在美国就有30多个州有明确针对农村区域的旅游政策，其中14个州在他们的旅游总体发展规划中包含了乡村旅游。国外乡村旅游的研究领域：（1）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2）乡村旅游与农村环境的关系及可持续发展研究；（3）乡村旅游对当地民俗文化的影响；（4）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研究等[1]。

国内的乡村旅游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为外事活动的需要率先在河北石家庄开展了乡村旅游活动[2]。目前，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一将达到359家，遍布内地的31个省市，覆盖了农业的各种业态。每年的三个黄金周，全国城市居民出游的比例约占70%，每个黄金周形成大约6000万人次的乡村旅游市场，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新的增长点。进入21世纪后我国乡村旅游呈现快速发展迹象[3]。从学术研究的层面上看，20世纪90年代到2008年底，关于农村旅游研究热点有一个从观光农业旅游、农业旅游、乡村旅游的发展趋势。目前对乡村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乡村旅游的概念。（2）对乡村旅游类型与特点的研究。卢云亭提出了两类乡村旅游地的旅游类型，传统乡村旅游可以分为乡村民俗型、乡村传统农业型、古村古镇类、乡村风水或风土类、乡村土特产类、乡村休闲娱乐类、乡村名胜类和乡村红色旅游类八类[4]。（3）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马勇等总结出成都发展乡村旅游的四大成功模式，为村落式乡村旅游集群发展模式、园林式特色农业产业依托模式、庭院式休闲度假景区依托模式和古街式民俗观光旅游小城镇型。（4）在乡村旅游的影响方面。熊建平等通过武汉郊区乡村旅游地居民的调查，研究了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感知和态度，从而为乡村旅游开发中，经营者和目的地居民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案例。（5）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吴必虎借鉴国外乡村旅游发展的经验，提出中国乡村旅游产业升级的相关问题，传统乡村旅游产品中的民俗园/农家乐、采摘园/观光农业园等旅游产品逐渐向以休闲度假、康体娱乐为主体的方向发展，打造第二住宅、分时农业、滑雪、会展、节事等产品升级[5]。（6）乡村旅游市场研究。（7）乡村旅游文化。（8）乡村旅游扶贫。（9）乡村旅游发展的区位条件分析等。以上介绍了国内外乡村旅游的研究现状，接着本文将探讨乡村旅游的定义，特点及内容。首先，本文列举了国内外对乡村旅游的定义：

表1-1 乡村旅游的不同定义

本文认为乡村旅游是以农村自然风光、人文遗迹、民俗风情、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环境为旅游吸引物，以农村社区为活动场所，以领略农村乡野风光、体验农事生产劳作、了解风土民俗和回归自然为旅游目的，满足旅游者的休闲、度假、体验、观光、娱乐等需求的旅游活动。

乡村旅游的特点有：（1）独特的活动对象。（2）分散的时空结构。（3）客源市场的定势性。（4）参与的主体行为。（5）高品位的文化内涵[6]。乡村旅游的内容包括：乡村旅游的资源构成要素有：（1）自然环境（2）物质要素（3）非物质要素。资源类型：（1）乡村田园风光型。（2）乡村聚落景观型。（3）乡村建筑景观型。（4）乡村农耕文化型。（5）乡村民俗文化型[7]。

本文的研究意义包含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1）理论意义：乡村旅游是不断发展的，新的旅游需求出现要求新的规划思想指导和新的规划手段应用。这是“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乡村旅游作为一种专项旅游，其规划必然要求规划者对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时空特征、文化内涵、发展趋势作出准确的分析判断，以此调整规划战略，满足旅游业发展的需要。（2）现实意义：如果缺乏对乡村旅游效应的全面、客观评价，缺乏对乡村旅游发展过程的引导、管理和控制，乡村旅游发展将无法实现预期的目标。我们经常面对的事实是，乡村旅游开发的初衷和出发点很好，但是由于缺乏合理而系统的规划，往往造成开发者进行盲目开发，从而产生经济、社会、文化的负效应。乡村旅游的发展迫切需要规划理论的指导。本文通过对乌鲁木齐乡村旅游的研究，能对乌鲁木齐乡村旅游的开发设计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文对乌鲁木齐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作了总结，并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以期能改善乌鲁木齐乡村旅游的现状，并使其发展越来越完善。

2 乌鲁木齐周边乡村旅游业发展现状

2.1 乌鲁木齐及其周边的乡村旅游资源现状

乌鲁木齐周边的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不仅有人文旅游资源，还有自然旅游资源，本文摘取了乌鲁木齐周边的乡村旅游资源，以图表形式展示，还对重要的旅游景点做了简单的介绍。乌鲁木齐周边的乡村旅游资源如下表[8]：

表2-1 乌鲁木齐周边旅游资源

著名景点的有关介绍如下：

（1）天池：天池的景点，主要有“石门一线”、“龙潭碧月”、“顶天三石”、“定海神针”、“南山望雪”、“西山现松”、“海峰展”、“悬泉飞瀑”景观。

（2）南山风景区的主要景点有：三峰叠影――苜蓿台、白杨飞瀑――西白杨沟、幽谷翠烟――东白杨沟、牧野菊香――台等。

（3）水磨沟风景区：水磨沟风景旅游区是国家“AAAA”级风景旅游区，乌鲁木齐市“新十景”之一。主要景点有：温泉疗养院、广汇丰泽园俱乐部、空中索道、葡萄山庄、雪莲山高尔夫球场、清泉寺、白塔、翰文岭、今世缘、古水磨和一炮成功广场等旅游景点和度假村。水磨河六景：“辉映青史”、“箭亭秀色”、“香妃出浴”、“清泉汇流”、“香斋观鱼”、“水磨欢歌”。

2.2 对乌鲁木齐乡村旅游的SWOT分析

2.2.1 优势

（1）可开发的景区、景点多。乌鲁木齐的水磨沟景区、南山牧场、盐湖、五家渠的郁金香节等，都可以把民族文化特色加入其中开发乡村旅游。

（2）旅游资源丰富。不仅包括人文的旅游资源，还包括自然地旅游资源，民族特色饮食，民族特色旅游纪念品品种繁多。

（3）客源丰富，良好的市场基础。乌鲁木齐周边有大量的客源市场，有大量的周末休闲游客，另外，新疆的丝绸之路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自古以来，茶马古道，香料市场等闻名中外，新疆的旅游特色具有沧桑的美感，及深厚的少数民族文化特色于一身，许多游客都慕名而来。再加上，国家对西部的援助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新疆的旅游业已经日益完善，成为新疆的支柱产业。

（4）地理位置优越。除了大量的国内游客市场外，乌鲁木齐地理位置优越，是亚欧大陆的地理中心。新疆与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八个家接壤，具备丰厚的国际游客市场[9]。

2.2.2 劣势

（1）资源开发缺乏民族特色。乡村旅游的民族特色旅游产品与国内其他地区的雷同，突显不了新特的民族地域特色。

（2）缺乏专业经营人才。乌鲁木齐市周边的乡村旅游景区主要是由旅游开发公司经营，还有当地住户，社区居民，他们还未摆脱小农意识，缺乏现代服务观念，市场开拓能力较差，这也是制约乌市周边乡村旅游综合接待水平进一步提高的重要因素。

（3）营销管理机制不健全。乌鲁木齐乡村旅游的营销策略不健全，同时，宣传的力度也不够，宣传的手段也不够丰富。这些都直接影响乡村旅游发展速度，给乌鲁木齐市的乡村旅游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4）旅游接待设施不完善。乌鲁木齐周边的乡村旅游资源接待设施良莠不齐，不能整体提升乌市乡村旅游的旅游接待能力。

2.2.3 机遇

（1）国家对开发和保护文化产业的大力加强和传扬民族文化精神的时代精神。国家日益注重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使文化体验游成为游客的首选。

（2）回归自然的社会趋势，使乡村旅游日趋时尚。

（3）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政府对农村的补助政策，对在新疆投资的商户的减税政策等。

2.2.4 挑战

（1）能否保持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2）高端乡村旅游产品的设计。

（3）解决旅游季节性差异明显问题。

3 乌鲁木齐周边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

3.1 文化营销型体验性乡村旅游模式

乡村旅游的本质是游客在乡村地区的文化体验活动。乡村旅游能够满足旅游者的“故乡情节”、“怀旧心态”、“回归自然愿望”，这是人们对以往文化的留恋和不同文化的向往。因此，乡村旅游的开发要满足旅游者的这些文化需求。在乡村旅游的文化开发和文化营销中应该注意到：一是具有物化的体验性，如饮食品尝、歌舞观赏、土特产品购买、各种田园活动等。二是习俗上的参与性，如节庆活动、婚俗过程、地方娱乐和竞技参与等，如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和肉孜节等。三是精神上的感知性，如旅游过程中，游客对原居民的群体特性的各种感受，从而使游客从整体上了解乌鲁木齐的民俗文化。可以增进游客对新疆十二木卡姆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体验。这些文化营销乡村旅游体验模式在提升为乡村文化体验游时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行：（1）注重环境的提升作用，精神的促进作用等。（2）开发内部的体验价值。实际上乡村文化体验旅游的从业人员本身也在进行一种体验，这种体验不仅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和创造性，还可以更好地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起到沟通、信息和知识共享、协调等等作用。（3）重视对游客感官刺激、触觉刺激、视觉刺激甚至味觉的刺激。（4）重点设计游客感兴趣的项目：各历史时期示范表演（如古代生活情景），游客动手制作工艺品，有奖励的游戏和竞赛，表演、庆典、游行和各式各样的狂欢，赠送纪念品等等[10]。

3.2 主题营销的模式乡村旅游模式

针对不同的景区景点，或者在同一景区景点，可以开发设计不同的主题模式，以吸引联同层次，不同需求的游客，满足旅游产品多样化的需求。包括如下：

（1）田园农业主题。以农村田园景观，农业生产活动为旅游吸引物，开发农乡游、果香游、花香游，满足游客体验乡村旅游的心理。如五家渠等。

（2）民俗风情主题。以少数民族乡土人情，农耕文化，节庆活动，民族歌舞表演等为特色，以满足游客对新疆少数民族神秘的猎奇心理。如天池的哈萨克族民族风情游等。

（3）农家游乐主题。村民自己的庭院，自己生产的农作物为旅游资源，为游客提供衣食住行为一体的旅游服务。如南山风景区。

（4）乡镇村落主题。以维吾尔族古镇，古村等旅游资源，让游客更加深入的了解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如天池等。

（5）休闲度假主题。以古亭，楼阁，娱乐设施等，搭配环保的绿色空间，将温泉、沙浴、光浴等为主题，丰富乡村旅游产品多元化需求。

3.3 政府、社区和企业相协调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发展以公司为主导，政府为支持，社区为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发展模式，以城市为依托，利用区位好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乡村旅游，这种方式结合了旅游新农村建设和社区生态旅游两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不但使旅游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相互促进，还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政府、公司和社区一起的发展模式，让社区参与并发挥集体作用，公司是主导，村民与公司共同参与分配，使分配更加合理，村民积极性高，关系融洽。

4 乌鲁木齐乡村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

4.1 科学合理地开发设计乡村旅游产品

应对旅游地的区位条件、资源特色、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及客源市场等进行调查与评价。并以科学乡村旅游开发理念为指导进行合理规划与开发。决不能不顾客观实际和旅游市场规律，盲目的开发旅游项目，这样会导致旅游资源的浪费，而且，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指导，导致不同景区的恶性竞争。旅游主管部应对各地乡村旅游的开发工作提供指导并实施监督，确保旅游开发合理有序地进行，并将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发挥到极致。如修建具有伊斯兰风格的阁楼，餐厅等。

4.2 加强社区参与和农民引导作用

乡村旅游开发要将农业、农民和乡村发展高度结合起来。使旅游业成为乡村社区重要的产业。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农民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要加大社区参与力度，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和引导工作，激发农民办旅游的积极性和提高农民办旅游的能力，努力开拓乡村旅游的本土特色，增加旅游收益，使广大农民真正受益。

4.3 以市场为导向，开发特色产品

乡村旅游的开发也应遵循市场规律，根据旅游市场需求情况，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同时，要注意旅游产品的特色性，以增强其吸引力，特色是旅游产品生命力的所在。可以开发结合乌鲁木齐周边民俗风情的“绿色产品”等，增强游客的环保意识。

4.4 加强卫生监督和完善食品安全工作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在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及卫生习惯上还存在一些差异，在乡村的一些地方，基础卫生条件还较落后，因此应加强卫生工作 对旅游地和接待食宿的农户家的厨房、餐具、卧室、浴室、厕所、用水及公共娱乐场所进行杀菌消毒处理。乡村是社会治安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有些犯罪分子利用乡村人口密度小、农户稀散、部分游客分散住宿的特点伺机作案，抢窃谋害游客，因此应加强乡村旅游地的治安工作。

4.5 加强职业培训和文化素质教育

要提高乡村旅游的服务水平，要使乡村旅游做到可持续发展，必须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既是提高他们科学文化、专业知识水平，也是激发他们开发乡村旅游资源的积极性、增强自我能力的过程[11]。

4.6 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增强环境保护意，乡村生态环境通常保存较为完善，但也是最为敏感和脆弱的生态系统，如果在旅游开发建设中不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对乡村经济社会的展将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而在旅游开发时要树立乡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从当地政府、社区到居民部要接受持续发展的教育，从思想到行动都具备环保意识，形成从上到下的环境保护观念。

对乡村旅游的开发其总体原则应是“保护为主、永续利用、合理开发、综合发展。”旅游资源的保护是旅游开发的前提和基础，保护是为了更好开发，而开发可以使旅游资源和环境得到了改善.而且旅游开发所得收益，可为保护提供部分资金。同时，旅游开发同样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等问题，可能还会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其关键是加强资源保护的同时，对资源进行科学合理，适度开发，以实现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对此一定要增强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的保护意识。为此，必须加强宣传力度，以形成保护共识，共同参与保护与开发[12]。

4.7 塑造良好的品牌效应，利用品牌的力量

品牌是生产者价值感的体现，这就要求产品生产者能够识别对这些价值感兴趣的人群，品牌也是文化的象征对于旅游消费者来说，所有乡村旅游产品的基本功能是一致的，最终促使其选择购买某一旅游产品的驱动力多是因为该产品能满足其对某种情感利益的追求。所以，一旦乡村旅游产品形成品牌，就容易获得旅游者认同，容易获得旅游者对品牌的忠诚。

5 结论

如今，乡村旅游已经成为城市居民出行的时尚，在大的旅游景区周边村庄发展乡村旅游已成普遍现象，乡村旅游可以缓解生活压力，给人的身心带来愉悦。本文对比与其他研究乌鲁木齐周边乡村旅游的学术文章来说，其独特之处表现在：（1）本文提出了自己对乡村旅游的定义。（2）本文研究了乌鲁木齐周边的乡村旅游资源。（3）本文对乌鲁木齐周边的乡村旅游进行了SWOT分析，探讨了乡村旅游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4）本文提出了乌鲁木齐周边乡村旅游的主题营销模式。针对不同资源，不同特色的景区景点，可以采取不同的营销模式。乌鲁木齐周边的乡村旅游可以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的经验，将优势资源充分发挥，走可持续发展的的道路，也要不断挖掘潜在的乡村旅游资源，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乡村旅游资源。面对旅游市场的良好机遇，乌鲁木齐周边的乡村旅游要以自己独有民俗文化和景区为依托，发展的农家旅游与景区在发展战略上存在优势互补关系，使乡村游使景区服务更有特色。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旅游服务功能外，乡村旅游更要突出特色，发挥饮食、民俗、建筑等资源优势，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以期打造饮食、住宿、休闲、游乐、购物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将新疆乌鲁木齐的乡村旅游打造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的乡村旅游胜地。

参考文献

[1]袁香香，武邦涛.国外乡村旅游研究概况[J].安徽农业科学，2007，35（31）：9996-9997.

[2]阚耀平.国内乡村旅游研究综述[J].网络财富，2009，12（10）：166-168.

[3]刘彩玲.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开发重点与思路――以河南省南召县大石窑村为例.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开发重点与思路[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1，29（4）：134-137.

[4]卢云亭.两类乡村旅游地的分类模式及发展趋势[J].旅游学刊，2006，6（4）：6-8.

[5]吴必虎，吴佳.中国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升级问题[J].旅游科学，2007，3（21）：11-13.

[6]马勇.旅游规划与开发[M]，科学出版社，2004，231-235.

[7]陈梅.乡村旅游规划核心内容研究[J].苏州科技学院，2008，38（6）：16-17.

[8]赵建新.乌鲁木齐旅游资源评价及开发建设方向[J].新疆经济，2006，27（2）：25-26.

[9]黄翠鸾.少数民族乡村旅游SWORT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7，37（5）：72-75.

[10]赵承华.基于文化体验的乡村旅游开发研究[J].社会科学期刊.2011，24（3）：21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