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白话文精选(九篇)

第1篇：资治通鉴白话文范文

关键词：司马光；朴儒；文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6-0180-005

司马光是宋代的名臣大儒，一生著述极丰，根据《郡斋读书志》所载，司马光共留下经学、史学、哲学著作三十余种。司马光在史学领域地位崇高，其所著《资治通鉴》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为“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1]，与司马迁并称为史学界的“两司马”。在经学上，司马光弘扬儒术，力辟佛老，对儒家经义做了许多开创性的阐释，朱熹将其与同时的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合称为北宋“道学六先生”[2]卷八十五。司马光的文学成就不如史学、经学耀眼，然而著作繁富，成就斐然，如今留有赋一卷，诗十四卷，制诰、奏议、章表四十三卷，书启、论说、纪传、杂文十四卷，序跋、《疑孟》、《史剡》、《迂书》等二卷，墓志、祭文、青词等六卷。司马光留下的大量著作，为研究其文学思想奠定了基础。

司马光不以文学自矜，他评价自己“至于属文，实非所长”，实为自谦之词。司马光在《答怀州许奉世秀才书》中说：“光性愚鲁，自幼诵诸经，读注疏，以求圣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从之。前贤高奇之论，皆如面墙，亦不知其有内外中间，为古为今也。比老，止成一朴儒而已。”[3]453司马光自诩“朴儒”，结合司马光的立身处世、学术观点来说，这一自诩可谓恰当。司马光的文学创作观念也都明显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本文对司马光的文学创作观念从思想内容、表现手法及诗学倾向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序》中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者，为编年一书。”[4]9607这是司马光治《资治通鉴》的初衷，即从繁多的史料中撮其精华，汇为一书，务为可用，于军国政事有益。司马光在《答范梦得书》中也曾说：“诗赋等若止为文章，诏诰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戒谕，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或并存之。”[3]1743这是与范祖禹讨论《资治通鉴长编》的书信。在司马光看来，若是诗赋仅有文采，连《长编》也可弃之不取。《长编》对于史料具有收集性质，务为广博，“弃之不取”可见司马光对诗文之“用”的重视。而有益之文，诗赋、诏诰、怪诞、诙谐等文章都可以选用。《资治通鉴·陈纪二》记载了隋治书侍御史李谔的上书：“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4]5476这是李谔对江左文风的批评，也可视作司马光的代言。由此也产生了一个《资治通鉴》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即屈原在《通鉴》中无一字提及。

对于这一问题，有些读者将其理解为司马光对于屈原“露才扬己”、“暴露君恶”的行为不以为然，因而不屑齿及。更有甚者，将司马光列为屈原的对立面，如闻一多曾说：“我记得，至少有两人了解屈原，一个是教人‘痛饮酒，熟读离骚’的王孝伯；一个是在《通鉴》里连屈原的名字都不屑一提的司马光。前者一个同情的名士，后者一个敌意的腐儒，都不失为屈原的知己。”[5]这未必是司马光的原意，司马光并非敌意屈原，在七言绝句《醉》中有句云：“果使屈原知醉趣，当年不作独醒人。”如五律《五哀诗·屈平》有句：“冤骨销寒渚，忠魂失旧乡。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可见，司马光不仅同情屈原，对于《楚辞》也报以极高评价。之所以在《资治通鉴》中对屈原只字未提，恐怕是由于司马光对于《资治通鉴》严格的取舍标准。《邵氏闻见后录》卷十曾说：“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纯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通鉴》并屈原事尽削去之。……《通鉴》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当有深识，求于《考异》中无之。”[3]2042或许在司马光看来，辞赋仍属于“载之空言”，因而不仅在《通鉴》中不提《离骚》，甚至连屈原的事迹也只字未提。

司马光对藻绘雕饰的文辞不以为然。司马光在《答福昌张尉耒书》中说：“然窃见屈平始为《骚》，自贾谊以来，东方朔、严忌、王子渊、刘子政之徒踵而为之，皆蹈袭模仿，若重景叠响，讫无挺特自立于其外者。”[3]1285司马光对于屈原以后的赋作家几乎一概抹杀。司马光自身创作也务为可用，苏轼评价他：“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司马温公行状》）[3]2046

司马光与当时文坛上兴起的古文运动相呼应，也继承了从柳开、穆修、石介等人传袭而来揄扬韩、柳古文的传统，司马光强调“文以载道”。司马光《在答陈充秘校书》中说：“然光未知足下之志，所欲学者古之文邪？古之道邪？若古之文，则某平生不能为文，不敢强为之对，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则光与足下并肩以学于圣人，光又智短力劣，疲倦不进者也。……足下所称引古今传道者，自孔子及孟、荀、扬、王、韩、孙、柳、张、贾，才十人耳。若语其文，则荀、扬以上，不专为文；若语其道，则恐王、韩以下，未得与孔子并称也。”[3]1238司马光一生推崇扬雄，认为扬雄“不专为文”，有道存之，是司马光心中的文人典范。尽管扬雄有辞赋传世，然而司马光所尊崇的则是扬雄《太玄》、《法言》等阐述儒学义理的著作。对于“文以载道”的观点，司马光在对庄子的评价中可以很鲜明地体现出来。

或曰：“庄子之文，人不能为也。”迂夫曰：“君子之学，为道乎？为文乎？夫唯文胜而道不至者，君子恶诸。……而子独嗜之乎？”或曰：“庄子之辩，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迂夫曰：“然则佞人也，尧之所畏，舜之所难，孔子之所恶，是青蝇之变白黑者也，而子独悦之乎？” （《迂书·斥庄》）[3]1518

这是司马光对庄子之文的看法。在他看来，庄子之文离道甚远，虽然文采斐然，然而文胜而道不至，是颠倒黑白之文，不足贵。司马光对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说法笃信不疑，对于扬雄“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思想深有感触，因而排斥辞藻富丽而不以道贯之的作品。像这类观点在《迂书》中尚有很多，如“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发身。夫变白以为黑，辕南以为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文害》）“言而无益，不若勿言。为而无益，不若勿为。”（《无益》）“使庄为扬言，斯与之矣；扬为庄言，斯拒之矣，孰党焉。”（《无党》）这些都表明司马光对于无益儒道的文章是弃而不为的。司马光自己的作品也大量谈道解经，其儒学著作详列于下：

经类：《温公易说》一卷，《无逸讲义》一卷，《古文孝经指解》一卷，《中庸大学广义》一卷。

子类：《疑孟》一卷，《说玄》一卷，《潜虚》一卷。

注疏类：《集注法言》十三卷，《集注太玄经》十卷。

杂类：《道德述要》二卷，《居家杂仪》一卷，《温公书仪》一卷。（以上目录及卷次据《郡斋读书志》）

二、诚实不虚的创作态度，严谨素朴的文学表达

司马光行文不求工巧组丽，而是平典自然，娓娓道来，成就虽不如同时期的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历来却不乏读者，且评价颇高。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中称赞司马光的文章是“文辞醇深，有西汉风”[3]1802。司马光在行文技巧上没有过多的讲究，但在文章中诚实自然，纤毫不隐，读其文可知其人。

《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记载司马光少年时期的一则轶事，“光年五六岁，弄青胡桃，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汤脱之。女兄复来，问脱胡桃皮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适见，诃之曰：‘小子何得谩语？’光自是不敢谩语。”这是一则轶事，司马光为人诚实不欺在当时实是有口皆碑。司马光终其一生忠厚正直，他曾说：“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耳。”[6]苏轼在《司马温公神道碑》中也说他：“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而蔽之以二言，曰诚曰一云。”[3]1831司马光为人磊落坦荡，有君子之德，行文也是发于胸臆，纤毫无隐，给人一种诚实自然的动人力量，后世读者常因文考究其心，从文章中窥见司马光的德行。清代沈德潜在《重刻司马文正公集序》中评价：“故自奏对扎疏，以及辞赋记赞，其微者根乎天人性命，显者关乎宗社生灵，皆发乎道德功业之余，非有意于文，而不能不文者也。世之读公文者，因辞以求其用心之不欺，即大《易》所谓‘修辞立其诚’者。”[3]1922司马光认为，文如其人，有德君子不当为怪异之文，失之不经，“有兹事必有兹理，无兹理必无兹事。世人只知所怪希见，由明者视之，天下无可怪之事”[3]1508。司马光以名节自矜，无论言行举止、论文著述都不失君子之风，今天流传的司马光作品，绝少怪力乱神之事，大多发于胸臆，娓娓道来，正气凛然又不故作姿态，不少评论家都曾评价司马光作品持论甚严，道德俨然，使人读其文可想见其人。如范成大《跋司马温公帖》：“旧传字书似其为人，亦不必皆然。……惟温公则几耳，开卷俨然，使人加敬，邪僻之心都尽，而况于亲炙之者乎？”[3]2094宋代楼昉《崇文古诀》卷十七评司马光《谨习书》曰：“此书说礼与他人说礼不同，援据得当，措陈明白，诚笃恳切。可以见此老爱君忧国之心。”宋代刘炎《迩言》评价：“或问：‘欧阳、司马之文，孰优？’曰：‘欧阳本之韩退之，学而至者也；温公远齐先汉，自诚实而充也。’”[3]2096元代吴澄《张氏自适集序》也曾说：“欧、曾、王、苏同时，司马文正公岂出于数子上哉？然读者不肯释手，何欤？盖其心术正，伦纪厚，持守严，践履实，积中发外，辞气和平，非徒言为之尚，以人论文则然也。”[3]2097-2098司马光的文章之所以能产生如此感人至深的力量，是因为他在文章写作中贯穿着“诚”这一朴实自然又难能可贵的创作态度。清人在《培远堂重刻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序》中评价司马光：“邵子以公为脚踏实地人，朱子以为笃学力行，有德有言，岂虚语哉！窃尝以为古今人才力难以强同，中心之诚可以自勉。公平生事业，皆从‘诚’字流出，故无不可对人者。”[3]1913

此外，司马光对大言无羁、诡辞谩语的文学表达也深为不满，因此他对《孟子》、《战国策》等雄辩之文多怀不满。为此，他还特地作了《疑孟》，对孟子的言说表示质疑。如《疑孟·告子曰生之谓性犹人之谓性乎》：“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告子当应之曰：‘色则同矣，性则殊矣。羽性轻，雪性弱，玉性坚。’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来犬牛人之难也。孟子亦可谓以辩胜人矣。”[3]1491司马光对孟子的诡辩不以为然，认为孟子混同概念，以达到“胜人” 的目的。再如《策问十道·第五道》对孟子的言说又进行了批评，孟子曾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对此，司马光认为孟子是在非圣毁经，使得后世学者认为《尚书》不可信，而对圣人、对经典轻加诋议。司马光反驳道，孟子自己曾说过“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难道只能用来说《诗》，不能用来评价《尚书》吗？不仅如此，司马光对于逞口舌之辩的历史人物多有贬斥。司马光在《贾谊论》中认为“世皆以贾生聪明辩驳，晓练治体”，而自己认为“贾生学不纯正，虽有俊才，任之为治，必不效矣”。原因就在于贾谊所言过当，言辞激切却又不识时务。司马光对于德才之辩看得非常深刻，对于缺乏敦厚的思想内涵又大言欺人的人物多加批评，认为贾谊“世人不察其所由之术，苟见其材之茂，学之博，其言暐晔可观，而不得施于世，因从而叹之，不知失夫驳滥刻深，非吾党也”[3]1425。虽然司马光“文似西汉”，但对于大言不惭的贾谊，司马光也大不以为然。

司马光对于舞文弄墨的否定或有来自于现实的考虑。王安石曾引荐一批在司马光看来巧言令色，用伶牙俐齿为改革鼓吹的官僚。司马光在《与吴相书》中说：“州县之役，困于烦苛，以夜继昼，弃置实务，崇饰空文，以刻意为能，以欺诬为才。”[3]1274史载王安石引荐吕惠卿时，神宗与司马光之间有这样一番对话：司马光谏曰：“惠卿险巧，非佳士，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也。”……帝曰：“惠卿进对明辨，亦似美才。”光对曰：“惠卿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愿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动人主？”帝默然。[7]司马光赞同孔子的说法：“我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在司马光看来，真正的儒者是道德高远、博雅渊默的，对于言辞浮夸、为文缛丽者不足以称之为儒者：“儒者果何如哉？高冠博带，广袂之衣，谓之儒邪？执简伏册，不息，为之儒也？又况点墨濡翰，织制绮组之文以称儒，亦远矣。”（《颜太初杂文序》）[3]1324

三、陶写林泉之乐，诗贵平淡闲远

司马光曾评价自己“至于属文，实非所长”，“尤拙于诗”，实为自谦之词。司马光留有一千零二十九首诗，还著有《温公续诗话》，仿欧阳修《六一诗话》的体例而著，兼有纪事、诗评。大量文献为研究司马光的诗歌创作态度提供了条件。

司马光有着极强的用世之心，《宋史》本传记载，元祐后司马光再度拜相，“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业。”[8]司马光在《疑孟·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中反驳孟子道：“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为礼貌与饮食也。昔伊尹去汤就桀，桀岂能迎之以礼哉？孔子栖栖遑遑，周游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扰招欲往，彼岂为礼貌与饮食哉？急于行道也。”[3]1492在司马光看来，只要人臣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君主如何礼遇自己是可以不计较的。然而司马光在诗歌创作领域却极力推崇高蹈归隐之诗。

司马光在《通鉴》中于高士、隐士一概不取，在诗歌方面却颇推崇隐士之诗。在《续诗话》多有记载。第二则便是记载九诗僧之一的惠崇的诗，然而这一则褒贬却不甚明显。他引用欧阳修的原话，称《九僧诗集》已经散佚，九诗僧除惠崇以外，其他姓名皆不可考。司马光则通过他人之口将九诗僧全部罗列而出，可以补史记之缺。《续诗话》还多次摘录隐士诗并加以褒扬，如赞美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曲尽梅花之体态”[3]1791， 赞美魏野的“千林蠹如尽，一腹馁何妨？”（《啄木鸟》）“吉凶终在我，翻复谩劳君”（《竹杯挍》）为“有诗人规谏之风”，并称赞“妻喜栽花活，童夸斗草赢”是“真得野人之趣”[3]1792。除此以外，《温公续诗话》还记录了韩退、刘概等处士。对于隐士生活，司马光表达了发自真心的向往与倾慕。

司马光自己也创作了许多此类诗歌。较为有代表性的是《自题写真》：

黄面霜须细瘦身，从来未识漫相亲。居然不可市朝住，骨相天生林野人。

还有如《河边晚望》：

高浪崩奔卷白沙，悠悠望极入天涯。谁能脱落尘中意，乘舆东游坐石槎。

再如《自嘲》：

英名愧终贾，高节谢巢由，直取云山笑，空为簪组羞。浮沉乖俗好，隐显拙身谋。惆怅临清鉴，霜毛不待秋。

司马光功业煊赫而作这些诗，可谓“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司马光汲汲于仕进，但对“蔬食饮水、曲肱枕之”的儒者风采却未能忘怀。

司马光与欧阳修、梅尧臣等宋初著名诗人交好，他自己也十分喜爱平淡诗，并对梅尧臣的“状难写之境，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9]十分称赏，并在《温公续诗话》中多次提到。司马光称赞父亲司马池的诗《行色》为“岂非状难写之景也”，并说“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司马光对梅尧臣的诗赞不绝口，在《园中纪事二绝》中说：“坐嗅白莲药， 卧看青竹枝。闲斋不成寐， 起读圣俞诗。”梅尧臣去世后，司马光还作有《和不疑送虏使还，道中闻邻几圣俞长逝，作诗哭之》、《梅圣俞挽歌二首》、《和吴冲卿三哀诗》等。在诗歌上，司马光比较倾向于欧阳修、梅尧臣的观点，作诗讲究含蓄有味，得味外之旨，司马光不是诗新的主将，但是以实际行动以及自身的政治地位为欧、梅、苏等人起到声援作用。

即使作者并非隐士，司马光所称赏的仍然是平淡闲远、隽永有味的诗篇，如寇准的“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陈尧佐的“雨溜蛛丝断，风枝鸟梦摇。诗家零落景，采拾合如樵”，杨朴的“狂脱酒家春醉后，乱堆渔舍晚晴诗”，大名进士耿先之的“浅水短芜调马地，淡云微雨养花天”，等等。

司马光的创作中有许多是讲求平淡风格的，俯拾即是。如《夏日西斋书事》：

榴花映叶未全开，槐影沉沉雨势来。小院地偏人不到，满庭鸟迹印苍苔。

《晓霁》：

梦觉繁声绝，林光透隙来。开门惊鸟鸣，余滴堕苍苔。

再如《湖上村家》：

万顷寒烟外，茅茨枕碧流。枫林巢乳鹤，沙溆乱鸣鸥。漠漠菰蒲晚，苍苍芦荻秋。欲过南浦去，篱下出渔舟。

司马光作为一代重臣，其诗心却常在山水花鸟之间，这与司马光几次出都经历及进退自如的人格修养有关。同时，司马光的诗歌追求也是对唐诗以来崇拜隐士群体的诗歌传统的继承。“无论是寻访旧友、煮茶谈天、学禅问道还是兴起闲游，在某种意义上都体现了诗人对当下现实的暂时逃离，对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对一种能够安顿自己心灵的精神境界的寻访。……因此，诗歌文本的抒情对象常常不只是停留在那群高士身上，而是引向包容高士、藏匿高士的远离人烟的化外之境。”[10]

司马光曾公开表态自己不善作诗，甚至认为诗无关紧要，在《答齐州司法张秘校正彦书》中说：“光素无文，尤拙于诗，不足以揄扬盛美，取信于人。况近世之诗，大抵华而不实，虽壮丽如曹、刘、鲍、谢，亦无益于用。……诗何为哉！诗何为哉！”[3]1268司马光有时又会显示出自己的矛盾之处，不仅自己留诗甚多，而且将诗作为权衡人才的标准，他在《冯亚诗集序》中说：“文章之精者，尽在于诗。观人文者，观其诗，斯知才之远近矣。”[3]1332由此可见，司马光并非认为诗“无用”，而是华而不实的诗无用，司马光所称赏的不是辞藻堆砌的诗，而是平淡闲远，抒发真性情、真自我的诗歌。

参考文献：

[1]纪昀.四库全书总目[M].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53.

[2]朱熹.晦庵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司马光. 司马光集[M].李文泽，霞绍晖.校点整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4]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元]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76.

[5]闻一多.神话与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43.

[6]苏轼.东坡志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2：67.

[7][明]冯琦原，编.[明]陈邦瞻，纂辑.张溥论正[M]//宋史记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57：255-256.

[8]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1632.

第2篇：资治通鉴白话文范文

关键词：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228-03

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而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以话语的有效性为基础和前提。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各种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相互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更趋激烈，提升话语有效性并掌握话语权面临全新的挑战。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正消解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不仅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和前提，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研究不仅应成为美丽的“理论悬壶”，更应找到立德树人的“济世良方”。因此，聚焦话语有效性，系统梳理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研究成果，夯实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研究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一、西方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研究现状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研究，西方话语理论中有所涉及，其中，哈贝马斯在普通语用学中关于话语有效性论述最具代表性和理论借鉴意义。

（一）还原理论逻辑：话语有效性理论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最底层基石

话语有效性理论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具有奠基石的重要作用，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最底层基石。普通语用学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石。还原哈贝马斯的理论逻辑，批判理论之“批判”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切入点。他超越了霍克海姆、阿多诺等人批判局限，在批判社会之前反思批判理论本身，由此通过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为切入，确立了交往理性合理化的理性重建，进而确立以主体间性和对话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并由此对交往行为理论在生活世界理论和商谈伦理学的二维展开。而普遍语言学恰恰是以主体间性和对话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石。正如《交往与社会进化》英译本作者托马斯・默伽塞所评价的那样，普通语言学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和社会批评理论的“最基层的层次”，是“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2]。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异化的本质是以科学技术为依托的劳动的“合理化”导致了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劳动的“合理化”凸显，劳动越来越“进化”为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进而使科学技术获得了某种“准独立性”，“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把人与人之间的“主体――主体”关系降格为物的“主体――客体”关系，使人“异化”为符合技术社会要求的工具，全面屈服于技术社会的统治。因此，要扬弃科学技术的异化关键在于恢复交往行为应有的地位，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以交往来取代劳动在传统社会理论和传统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以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来消解科学技术的准独立性和异化。

而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何以可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哈贝马斯创立了普遍语用学。因为交往行为与劳动的区别之处在于，它不是一种工具理性，而是一种语言理解行为，是主体与主体之间以语言符号为中介，以语言普遍性的规范为基础的交互性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是以语言普遍性的规范为基础，以语言符号为中介，通过语言符号、对话来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共识，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可见，普遍语用学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基石。

再深入一层，主体之间又是如何通过语言符号来达成共识和理解，如何使一般负载着行为的交感成为可能呢？这里有一个必备前提条件就是主体之间在交往过程中遵循相互认可的言语的普遍有效性要求。因此，哈贝马斯的普遍语言学中关于话语（或者说言语）有效性的理论是基于解决这一问题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话语有效性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基础和前提。由此可见，话语有效性理论不仅是普通语用学的基石，更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最底层基石。

（二）剖析理论内涵：话语有效性理论的四点思考

哈贝马斯的话语有效性理论开启了话语有效性研究的新视野。他围绕说者、听者、言语、语境等要素对话语有效性进行了系统阐述。哈贝马斯的话语有效性理论是以话语者主体必备的三种“交往性资质”为前提，以话语者在四个对应关系中的“四点要求”为基础，以“理想的言语情景”为理论边界，以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为目的的理论体系。

1.话语有效性的前提：说者应具备“三种交往性资质”

在哈贝马斯看来，话语有效性的实现具有主体资质要求的前提。成功的交往行为要求交往参与者必须具备遵循这些话语的有效性要求而进行交往的“交往性资质”（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这也是达成话语有效性的前提和先决条件，是话语参加者主体必备的前提要件。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选择陈述性语句（to choose the propositional sentence）的能力;二是言说者本人的意向（to express his intentions）的能力;三是实施言语行为（to perform the speech act）的能力。哈贝马斯指出：“在这些决定并非依赖于特定的认识性先决条件，以及改变关联域就将导致一般性语句中渗入呈示、表达和合法性人际关系等普通语用学功能的程度内，上面三条表述的东西，正是我所谓的交往性资质，为此，我才提出了普通语用学的研究建议。”[2]这关于话语者主体的三种交往性资质阐述对于我们着力提升话语者的综合素质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2.话语有效性的基础：对应关系中“四点要求”

哈贝马斯从宏观视野对话语有效性进行了审视，认为话语有效性基础涉及四个基本领域：语言、外部自然、内部自然和社会，并在言说者的四个对应关系中阐述了话语有效性基础的四个要求：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一是在话语者与语言的对应关系中，其要求是可领会性，即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领会的表达以便说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二是在话语者与外部自然的对应关系中，其要求是真实性，即言说者必须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三是在话语者与内部自然的对应关系中，其要求是真诚性，即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四是在话语者与社会的对应关系中，其要求是正确性，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之，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可见，话语有效性的生成基点在于话语者遵循话语有效性基础的四点要求。

3.话语有效性的边界：把握“理想的言语情景”

在现实生活中，话语有效性生成涉及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相关因素的影响。而哈贝马斯普通语用学中话语有效性阐述则是排除其他影响因素，只是在语言运用上所做的抽象思考成果，带有一般和基础的性质，是排除了其他影响因素的“理想的言语情景”，这是哈贝马斯话语有效性理论的边界。话语有效性是哈贝马斯在“理性的言语情景”范畴中论述的。因此，借鉴哈贝马斯话语有效性的理论成果的关键在于理解把握“理想的言语情景”。理想的言语情景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其中，最基本的要素是话语参与者必须遵守话语有效性的四点普遍规范要求和话语参与者所必备的“三种交往性资质”。

4.话语有效性的目的：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

哈贝马斯强调话语的四个有效性要求涉及四个基本领域，即语言、外部自然、内部自然和社会。依据上述四大要求而展开的语言理解活动包含着三重交往关系：一是言说者“与作为现存物的总体性的‘外在世界’的关系”。二是言说者“与作为所有被规范化调整了的人际关系（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它们被认为是合法的）之总体性的‘我们的社会世界’的关系”。三是言说者“与作为言说者意向经验之总体性的‘特殊的内在世界’的关系”。这三重交往关系的核心是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即确立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在哈贝马斯看来，合法的人际关系是特指确立言说者的主体性，通过语言并遵循话语有效性的普遍规范而建立起来的平等的、合理的主体间性结构，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平等的交往关系。哈贝马斯指出：“这里直觉式给出的，乃是一种交往模式，在其中，语法性句子通过普遍的有效性要求，被嵌入人与现实的三种关系之中，并由此承担了相应的语用学功能：呈现事实，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表达言说者自身的主体性。”[2]

二、国内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基本成果

截至2014年12月19日，国内系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专著有三本：《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探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学与文本话语体系构建》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研究》。在中国知网上搜索以论文题名中包含“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相关学术论文有109篇，其中包含“有效性”的相关学术论文只有四篇。

目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研究成果比较少，缺乏系统，而且散见于各相关论文附带阐述中。这些研究成果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为进一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奠定了有益的基础。系统总结国内以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研究成果，重点在话语有效性和话语实效等两个大方面进行探索。

（一）聚焦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相关成果

国内学者们聚焦话语有效性，主要从话语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接受角度、话语重构等相关角度进行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

有学者从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有效性的因素入手，认为话语传播过程是由话语传播者、话语受传者、话语讯息、话语媒介、话语反馈五大显性要素构成，并提出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有效性的对策：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最佳传播者”队伍，强化传播话语优势;注重话语传播的环境影响，强化对话讯息把握，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的整合能力;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的运行机制，建立科学的运行体制，实现话语传播工作程序化[3]。有学者认为，从接受视角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性主要在四个方面：满足话语需要、优化语境、准确表达信息和及时提取反馈信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话语发出者只有在全面把握并合理满足接受者的话语需求，在优化话语语境的基础上准确表达教育信息，话语接受者才能正确理解并有效接受发话者的话语意义和话语意图，才能给发挥者以语言和行为上的反馈，及时调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接受的有效性。”[4]有学者则从有效性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重构进行了探索。她阐述了有效性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重构的必要性和过程。她认为，有效性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重构过程，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教育者、教育对象及教育方法等参与的全过程。有效性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重构主要是三个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应从“旧我”走向“真我”，应从“迷离”走向“自醒”，应从“被动”走向“自主”[5]。有的学者则是从普通语用学审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性，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失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陈述内容上失去其真实性、在言语意向上失去其真诚性、在人际关系上失去其正当性。并指出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三点对策。从文本范式到人本范式：回归生活世界;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变革思维方式;从独白灌输到对话交往：提升交往能力[6]。

（二）聚焦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效的相关成果

国内学者们聚焦话语实效，主要从提升话语实效的话语逻辑、话语转向、话语体系建构等相关视角进行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果。

有学者从增强实效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逻辑进行了分析，认为教育主体、话语和语境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逻辑的基本单元，主体相适、话语建构和语境契合是其内在运行机制;话语转译是话语单元之间的关系力量。并指出：主体相适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通向实效的核心;表达构建是其通向实效的基础;语境契合是其通向实效的要求;话语转译是其通向实效的关键[7]。有学者认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不完善是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话语体系不完善的归因主要是教育者的话语霸权和话语专断。实效性视角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构建在于构建和谐共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解决的策略在于：一是回归现实生活，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二是消除话语霸权，实现受教育者的话语权的回归;三是涵容优秀话语，增强话语体系本身的实效性;四是加强话语融合，拓展网络思想教育阵地[8]。有学者认为，要解决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实效缺失”等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要进行五个方面的转向：生活关怀、理论魅力、平等沟通、情感共鸣和实效指向等，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9]。

三、结论与展望

系统梳理中西方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以往理论研究，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而问题关键是如何对以往中西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批评吸收、继承和发展。这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理论批判吸收，即理论性“扬弃”;二是实践性“完善”;三是围绕话语有效性，统一理论性“扬弃”和实践性“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论的“集成”建构。基于前面所述得出以下结论和展望。

（一）理论性“扬弃”存在许多空白

中西方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理论性“扬弃”亦存有许多空白。首先，当前研究对西方话语有效性理论和德育有效性理论的理论性“扬弃”存有许多空白。一是西方话语理论揭示了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这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研究无疑开启了一个新视角。西方话语理论中关于话语有效性的研究成果更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研究提供借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不仅属于意识形态，更属于教育话语范畴，梳理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发现，对西方话语理论的批判吸收，仍然存在许多空白。二是西方在德育有效性的研究成果，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无疑提供了多元视角，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但遗憾的是这些理论并未太多聚焦话语有效性，这需要我们从话语视角努力探索并加以批评吸收，而这方面研究仍然存在许多空白。其次，系统梳理总结国内以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研究成果，除了对西方相关理论的批评吸收存在许多空白之外，还存在不少研究空缺和不足。一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概念界定存在空白，概念不清，有待深入研究。二是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运行机制研究有待深入。三是从主体间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进行理论分析研究不够，导致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生成要素认识不清，有待进行深入理论研究。四是系统总结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历史，阐述党关于话语有效性建设的成功经验有待加强。五是挖掘中华民族特色的话语历史传统，用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方面有待深入。

（二）实践性“完善”尚需努力

实践性“完善”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确立理论研究的实践性导向，增强理论研究成果对具体实践的指导完善;二是确立实践升华的理论化研究。首先，从确立理论研究的实践导向角度看，一是纯理论研究偏多，理论研究的实践导向不够，针对学校为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实践性研究不够深入，聚焦话语有效性研究有待加强。二是紧扣时代和社会发展，对高校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在微媒体里话语有效性的研究不够深入，亟待提升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功能。其次，从确立实践升华的理论化研究角度看，针对实践中的问题、理论实践检验问题和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等方面，有许多研究空白。因此，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实践性“完善”上尚需努力。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论的“集成”任重道远

目前中西方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研究成果已经具备相当丰厚的基础，围绕话语有效性，统一理论性“扬弃”和实践性“完善”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论初见曙光，但距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论的系统“集成”仍存在比较大的距离，可谓任重道远。首先，理论性“扬弃”上主要涉及解决四大问题：一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对西方话语有效性理论的德育化“扬弃”。二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西方德育有效性研究成果的话语化“扬弃”。三是基于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学，基于中国实情，系统总结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研究成果的综合性“扬弃”。四是既基于中国国情、文化传统背景，又对接世界时代话语传播趋势，彰显中国特色的、中西合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学的系统性建构。显然，在这四个方面，有许多问题尚待深入研究。其次，实践性“完善”有待深化。如何把理论性“扬弃”的成果，付诸实践，在实践中升华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论的理论构建，并用于指导实践，在实践检验中完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论的科学建构。其三，尽管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已经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也面临理论性“扬弃”、实践性“完善”以及在统一前两者基础上的“集成”等诸多问题，系统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论可谓任重道远，大家仍需努力。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

[2]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3]李璐，元林.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话语有效性的因素与对策[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13（3）：118-121.

[4]何理.接受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性分析[J].学术论坛，2010（11）：28-30.

[5]孙丽芳.论有效性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重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5）：26-29.

[6]洪波.普遍语用学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性[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9）：116-120.

[7]杨建义.增强实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逻辑分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3（8）：78-80.

第3篇：资治通鉴白话文范文

研究性学习是一种以问题为载体，以主动探究为特征的学习活动，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在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自主地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获得结论的过程。

《曹操煮酒论英雄》节选自《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主要讲述了曹操青梅煮酒，请刘备小亭畅谈，纵论天下英雄，借此试探刘备的政治抱负。小说借助富有个性的生动传神的对话，刻画曹操、刘备这两个人物形象，再现东汉末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本篇课文的教学应让学生明白，分析把握人物的性格是鉴赏小说的基本途径之一，也是本篇课文教学的重点；但由于小说涉及的人物众多，课文节选部分对故事发生的背景又未作必要的交代。

一、营造阅读鉴赏小说的特定氛围，追求作品主体和阅读主体的开放性

《三国演义》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古典文学名著，这就为解读课文奠定了良好的阅读基础。为进一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召唤阅读期待，在教学准备阶段我们掀起一个“读三国，品人物”的读书活动，要求每个同学通读一遍《三国演义》，并且利用中午、自修课播放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电视剧以其全方位的视听冲击强烈刺激学生的感官，无声的语言符号被演化为活生生的场景和鲜活的人物形象，自然地与作者的思想感情融于一体。在此基础上教师要求学生通过上网检索，与家长探讨，查阅历史资料，准备好课前提问，并以《我眼中的曹操》或《我眼中的刘备》为题写好自学读后感。这样的课前教学准备，其实质就是一种以问题为依托，以学生主动探究为主的研究性学习。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去思考，通过资料的占有、分析、推理、论证，通过不同学科间知识的相互渗透、嫁接，自己得出结论，获取知识，发展能力。

二、通过协作互动，思想交锋，追求阅读主体的审美独创性

第4篇：资治通鉴白话文范文

学习历史可以掌握历史的规律，可以对未来进行预测，以及对未来的把握也就是说学史是为了将来，为了使人类更好的适应未来。这可以说是学史的最大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控制方向性的问题。再者，学史可以明智，可以明是非，知得失，可以通过对古人的探索，使人明白大丈夫有所必为，有所不为。所示可以通过史实有所借鉴，以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或者时事将怎样，例如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每每中的，自称是因为《资治通鉴》的功劳。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第5篇：资治通鉴白话文范文

【关键词】白蚁防治；资质；年检；市场竞争；公司化转轨

四川白蚁防治机构建设管理现状如何？本文就此做出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白蚁防治机构资质监管不到位和无法到位的问题，需要我们改进管理措施

资质监督管理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资质年检标准偏高影响了资质监管的到位。原有四川省白蚁资质管理办法中，以年度30万平方米的防治灭治面积为最低要求。[1]目前存在一些白蚁防治机构无法达到该面积的情况，一些机构为获得资质审批通过被迫提供虚假资料；个别机构因为达不到最低要求，干脆不按规定进行资质注册；而对于延期不申报的某些地方白蚁机构，在下次申报时应当如何处罚，省房协并未制定相关处罚措施。地方初审机构也往往忙于其他行政事务，难以为当地的白蚁防治机构资质年检提供真正的优质服务。

（二）对无资质运营的白蚁灭治公司监管存在缺位现象。目前活跃于各地城市的无资质运营的白蚁灭治公司较多（以成都为例：成都地区无资质运营白蚁灭虫公司据统计不少于20家，而整个成都市已经取得资质的机构仅13家），但他们并未纳入行业管理范畴。

（三）白蚁防治在水利工程、核电工程、文物古建、交通通讯、农林果木和园林绿化等领域的覆盖率太低，不能充分发挥白蚁防治在防灾减灾和保障经济建设成果中的积极作用[2]。

比较典型的是水利堤坝领域的白蚁防治领域。这些无白蚁资质的本地的灭虫公司和在本地经营的外省白蚁防治机构无拘无束地在四川市场上开展业务，缺乏管理，导致超低价竞争，劣质防治。水利机构利用这种管理的空档和混乱进行压价操控，进而对当地具有白蚁防治资质的防治所和其他具有资质的正规机构造成了严重损害。这种状况割裂了市场，削弱了省房协的白蚁防治灭治管理，也无法真正提升本土白蚁机构的技术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最终可能被广东、湖北等白蚁灭治强省的产品和技术所替代。

对应上述问题，建议采取以下改进措施：

第一、既调整防治机构资审标准又严格处罚手段，确保资质监管到位。

建议改变资质审查标准，以年度收入作为资质等级的标准取代防治面积，避免部分机构难以达标而提供虚假资料或不愿参加评审。年度收入标准可确定为：1级白蚁防治机构年收入100万，2级白蚁防治机构年收入50万，3级白蚁防治机构年收入25万，暂三白蚁防治机构年收入不限。同时规定，对于超期不注册资质的机构进行处罚，取缔其资质且三年内不批准其资质，协会网站公示处理结果，必要时加大处罚力度。

日常资质管理中，省房协杨会长提出：简化办事程序，严格资质办理时限要求。各地授权协会在办理防治单位进行预审时，不得人为障碍。由于资质采用核准制，符合申报要求的，应尽快办理，对缺少要件的单位，应履行一次性书面告知义务。[3]针对目前存在一些授权的初评机构由于种种原因不能配合开展白蚁防治机构申报资质的情况；建议省房协取消地方白蚁初评机构的授权，直接纳入省房协管理；将白蚁资质登记、推广统一由省房协审批办理；这样既减轻地方负担，又便于白蚁机构注册和入会。

第二、加强对无资质白蚁防治机构的监管。

一方面，通过专委会引导外部先进技术普及到防治机构，管控非资质机构扰乱市场的行为，支持行业内机构的法律维权，监督和处罚破坏行业违规行为。特别注意提高水利工程虫害防治机构应对水利部门的议价能力，避免价格恶性竞争。

另一方面，鼓励相关的虫害防治机构都办理白蚁资质并加入省房协白蚁专委会，实现行业自律；同时商请物业管理部门配合监管白蚁防治机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禁止没有白蚁灭治资质的机构进入小区违法灭治，物业企业如果不履行的，由当地物业协会作不诚信扣分等处罚，直至降级处理，并与本会两年一度开展的物业企业诚信评级工作相结合。[4]协会还可加强与当地工商部门的年检工作配合，使无白蚁资质从事白蚁业务的机构在工商年检时受到相应处罚。

二、白蚁防治事业单位向公司化转轨的趋势需要我们顺应这一变革

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推进，目前事业编制白蚁防治机构将有可能转变为公司模式化运作，白蚁机构为民众提供公司化服务将成为必然之路。如果省房协不能顺应这一变革，不能跟这些白蚁防治机构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不能提供更加有效的服务，那么将丧失他们参与行业协会的积极性，行业管理也将难以覆盖其身。

面对这一趋势，要求我们顺势改变工作方法：构建紧密的四川全省白蚁防治机构联系网，动员改制公司都加入省房协，成为白蚁专委会成员；入会后要让其在组织中充分享有权力，在专委会内具有发言权，动议权；专委会将拿出专项资金以案例的形式支持和保护会员争取合法白蚁防治利益，抵制和制裁不具有资质的虫害灭治公司扰乱市场，由省房协牵头追究非资质机构的法律责任，坚决保护行业成员利益，真正让入会机构感受到协会组织的维权力量和“娘家”的温暖。

三、白蚁防治人员参与职称评审动力不足启示我们必须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布的《四川省白蚁防治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实施意见》（川建房发[2012]412号）要求加快实施职称评审工作，并提出如下规划要求：

1、各白蚁防治单位应当配备昆虫学、植保学、生物学、化学分析及建筑工程学专业人员。省会城市白蚁防治单位配备5-8名，地级市白蚁防治单位配备3-5名，县（市）级白蚁防治单位配备2-3名；上岗人员持证率力争超过95%；

2、开展全省白蚁防治施工技术人员技能鉴定，制订白蚁防治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技术标准[5]。

由于2013年以前未开展白蚁防治职称考评，所以在白蚁防治机构配备相关专业人员数量方面未能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执行；全省白蚁技术人员技能鉴定工作也未全面展开。2013年1月四川省住建厅的川建人教发[2012]657号明确的启动了白蚁防治工程专业方向的职称评审，呼吁多年的白蚁职称评审工作终于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但至今却几乎无人问津。由于白蚁防治市场未完全放开，市场的灭治机构没有充分的参与申报动力，而白蚁灭治事业单位也缺乏参与规范化职称评审的压力。这一现状启示我们，白蚁防治人才管理与防治机构市场管理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充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放开人才和防治市场，才能激活人才成长环境和市场动力。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管理措施要及时跟上，并在适当时候启动强制要求防治机构人员参与白蚁职称评审的举措，规定凡是没有达到白蚁职称数量要求的机构，将取消其防治资质。以期提升四川省的白蚁防治人才技术水平。

四、《四川省白蚁防治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实施意见》任务艰巨，需要我们在工作开展中攻坚克难

（一）2013年全省白蚁危害地区机构设立情况统计数据表明：全省17个白蚁危害区的城市100%设立了白蚁防治机构，县（市区）覆盖率达85.05%。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川建房发[2012]412号）文件，在十二五期间要求实现新建房屋白蚁预防覆盖率达到95%以上。为实现上述的发展规划目标，我们必须督促工作滞后的地方相关部门，鼓励更多的虫害企业进入白蚁防治市场。

（二）目前全省仅有3家一级机构具有较强的技术实力，能开发出类似新一代饵剂产品；各地防治机构常用的防治药品均为毒死蜱、联苯菊酯、硅白磷、氯菊酯、氯氰菊酯、溴氰菊酯、氰戌菊酯等；而新一代诱饵似低毒氟啶脲等生物调节剂新产品，正在沿海等省份普及。建议省房协继续推动全行业认真履行POPs国际公约，禁用氯丹和灭蚁灵等高毒杀白蚁药剂；促进白蚁防治单位与科研院所合作，积极投入开展白蚁防治饵料、饵剂、粉剂或其他类型的药物及白蚁防治监测或诱集装置的开发和利用，促进白蚁防治产学研合作机制的建立。

（三）根据十二五规划[6]：地级城市白蚁防治单位标本室建立率达100%，质量检测部门建立率达85%；县（市）级白蚁防治单位标本室（柜）建立率达85%以上；各白蚁防治单位药物专用仓库和档案室（柜）建立率达100%；有科研职能的白蚁防治单位实验室建立率达100%。当前四川省各地的情况，除一级白蚁机构和部分二级白蚁机构建立了标本室，广大三级白蚁机构差距较大。建议省房协加强与各地市相关部门的合作，层层落实，加强监管，并根据四川省住建厅的安排，配合开展各地的工程质量抽检工作。

五、白蚁专委会的组织活力和影响力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

目前一年一度的白蚁专委会的例会，一般主要完成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选评、白蚁防治专家的确认、行业协会成员的意见反馈等项议程。由于运作制度比较僵化，出现诸如：主要负责人变更就导致日常例会工作活动无法较好的开展的情况；缺乏技术层面的交流：论文交流主要以宣传普及，阐述年度工作为主；活动内容较为单一，无实例宣讲，最新产品推介；交流方式不灵活，很多行业问题不能在例会上得到提案或者解决；导致凝聚力不够，进而影响了会员单位的参与积极性。另外，经费不足也迫使白蚁专委会不能经常开展活动。改进白蚁专委会组织活动，增强活力，提升影响力，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改进白蚁专委会的管理运作制度。为了提高白蚁防治协会的凝聚力，及时反馈和协调白蚁行业协会成员的意见，建议可以采取更加具有会员参与性的模式：内部例会，会前广泛发出通知征询议题；会员可以在会议前提出议案，由专委会提前整理议案并分发到各个企业；会议上，提交进行审议，投票决议如果通过，就可以执行。对外活动的开展，可以由专委会成员提出议案；会议上通过后，由专委会予以组织和执行。这样不仅使会议内容更加贴近实际，而且也使会员单位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

（二）用好资源弥补专委会活动经费的不足。白蚁专委会搭建技术流平台，供市场上其他生物公司为其产品针对白蚁防治机构的推销宣传；专委会充分发挥白蚁专家[7]的作用，随机抽取3名专家进行产品鉴定，实现对省内各种白蚁防治的药物或者药械的评审或推荐，并且以四川省房地产行业推荐产品之类的名誉颁发证书；活动中收取一定的费用，既解决了专委会开展活动经费不足的问题，也增强了专委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以上内容仅代表个人看法】

参考文献：

[1]《四川省白蚁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

[2]四川省城市房屋白蚁防治办法（四川省人民政府第196号令）

[3]2004年12月省房协杨燕会长在全省白蚁防治工作会上的讲话稿。

[4]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关于规范房屋白蚁预防工程质量管理的意见（成房发〔2012〕103号）

[5]《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30号

第6篇：资治通鉴白话文范文

许多人十分羡慕脑白金和蒙牛快速崛起的招摇，往往被他们外表的显赫与辉煌所吸引，觉得其成功要么是机遇青睐或是营销到位，其实，一般人不会想到在史玉柱和牛根生崛起之前，所处的市场环境的险恶给他们带来的几多辛酸和艰难。当我们追寻其成功的足迹，通过抽丝剥茧的过程会发现，他们今天的出色其实是真正懂得、了解、熟悉消费者并不断通过生动化多样化的方式如何去领会、取悦、满足创造他们的需求。一句话，如何让产品更多的价值链，尤其是区别于同类产品的功能优势和个性差异快速占据消费者的心智空间，这方面，他们是做得绝了。

与此相反的是，许多企业也口口声声以人为本，从消费者角度不断想方设法挖空心思的结果比起脑白金和蒙牛来总感到竞技水平不在同一档次。

近段时间，我很热衷看历史书籍，特别是对中日关系的演变发展尤为关注，虽然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当选后首次访问中国，表明了如何谋求达到双方共同利益上的一致性态度，我感兴趣的是日本这个资源贫乏的岛国为什么能牵涉全中国的目光呢。

变化从19世纪后期就开始了，许多人也会奇怪为何中国日益贫弱，日本却国力猛增？直到今日，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

想想1868年明治维新后，20多年时间，日本已经实现了富国强兵，中国却始终没有改变贫弱和挨打的状况。原因是什么呢？

长江商学院教授王一江曾撰文指出，当时的满清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所代表的是古老、腐朽和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他们学习西方，是被迫的无奈之举动，因为如果不学，明摆着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他们认为，危及自身统治的西方文化、意识和制度，一定不能学。因此，其传统体制中官大而强、民小而弱的特点，始终都未能改变。在洋务运动中国家仍然充当了投资主体，民间力量只充当了无关紧要的配角。而以国家为投资主体所兴办的名类企业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基本都是亏损的。久而久之，它们都衰败了，未能为中国创造一个强大的现代企业体系及民族工贸和金融产业。

相反，明治政府所代表的是新兴的、先进的工贸金融商业资产阶级。对这个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来说，日本越能彻底的西洋化，他们就越安全，发展的空间就越广阔。一个法制的政府能更好的保护他们的财产，市场化了的金融、劳动力和企业制度，能让他们更加自由的运作和发展，这种利益上的动机，决定了他们要求全面西化的态度。

因此，不难理解，日本的兴旺更多的在于从战略出发从制度着手，充分学习西方世界富国强兵的理念并充分的吸收和运用，主动寻求创新和变化，而当时的满清政府却是从战术出发权利入手，不希望通过学习使百姓觉醒认识提高从而使权利分散和弱化，目的不同当然手段不一样，最后的结果就不用多说了。

第7篇：资治通鉴白话文范文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lily”为你整理了这篇脱贫攻坚交叉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总结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根据2020年河南省脱贫攻坚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要求，马头镇党委、政府立即把相关要求通知到各村委和帮扶单位，根据督查内容认真做好整改工作。

思想高度重视。马头镇对此次督查问题整改情况专门形成整改报告，上报夏邑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及时召开镇村干部会，研究部署督查问题整改工作，主要领导对27个村委、3个帮扶单位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做专门安排部署。

立即组织行动。各村委和帮扶单位立即组织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帮扶人等相关人员入村入户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县应急局局长祝振欣一行23日一大早就到所帮扶村司庄村，走村入户、核查整改。

一是对账实不符问题开展排查。

对账实不符特别是贫困户家庭基本信息、劳动力状况、帮扶措施录入、手机号码、外出务工地等有关信息进行再核实再排查，特别关注省办系统录入的帮扶措施涉及金额是否正确（如低保贫困户电费补贴每月是10度电，不是每月10元钱），根据国办系统和省办系统内容信息及贫困户家庭实际情况进行核实，发现账实不符问题立即整改。县工信局及时入村召开贫困户会议，安排环境整治和政策讲解等工作。

二是对资金项目情况进行排查。

重点排查项目申请、批复、招标、实施、验收、决策、监理和公示公告情况。确保资金项目资料齐全，公示公告要素齐全，项目质量和使用正常，项目资料各种签字盖章不缺项。县天龙湖管委会逐户电话联系了解帮扶情况，对问题户逐户解剖式整改。

三是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排查。

对贫困户享受的政策进行排查，看看贫困户应该享受的政策是否享受到位，办理的各种证件是否使用到位，补贴的资金是否补贴到位；特别关注残疾人是否办理残疾证（有多种残疾的，如既有精神残疾又有肢体残疾的，是否进行了两项鉴定办理复合型残疾证)，关注重度残疾人家庭是否进行了无障碍改造；对历年来进行的危房改造进行逐户排查，主要排查危改资料是否齐全，各类签字是否规范，公示公告是否进行，资金拨付是否到位，高度关注改造质量，不存在改后又成危房、墙体开裂、脱落、少门无窗等现象。

第8篇：资治通鉴白话文范文

一、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一）坚持聚焦主业，深耕志鉴编修有拓展

始终突出修志编鉴这个主业，抓重点早谋划强督导，有力有序推进年度任务落实。一是启动乡镇、村志编纂工作。为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半篇”文章，按照州政府的安排部署，根据省志办《省乡镇（街道）、村志编纂工作指导意见》，6月10日，我室向各县（市）地志办转发《意见》并提出要求，启动全州乡镇、村志编纂工作。目前，收到9个县（市）反馈的方案。二是加快州级年鉴编纂进度。年初，通过发函通知全州18个县（市）和州级部门开展《年鉴》（2021卷）编纂工作，高度重视新组建单位、编纂人员变动单位的年鉴编写工作，通过电话、QQ沟通、提供样稿等方式，详细对接年鉴的组稿、撰稿、交稿工作，解答年鉴编写知识和要领。截至6月底，已完成70%以上的征稿任务，完成1∕3的篇目编辑工作，为实现10月底完成定稿打下坚实基础。三是做好县级年鉴的审查把关。组建年鉴篇目审查小组，采取分组审议、交叉审查、复审抽查的方式，对各县（市）（2020卷、2021卷）年鉴篇目设置、科学归类、层次结构等内容把关复审和审查，指出不足，并修改完善。四是狠抓编纂质量建设。今年是“质量提升年”，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制定实施《关于进一步提升县级综合年鉴编纂质量的通知》，切实解决县（市）年鉴框架设计各行其是、结构五花八门的现状，对年鉴结构体系实行“主体栏目延续稳定+特色篇目微调微改”的方法，尽量实现年鉴主体框架的统一和规范，力求使年鉴框架设计科学、合理，确保年鉴出版质量，实现当年卷当年出版。

（二）坚持经世致用，地情资料开发更充分

始终坚持执笔著史的理念，加强地情资料开发利用。一是主动作为，稳步推进《实录》的编纂。上半年，完成2020年第4期、2021年第1期《实录》的出版发行，目前已完成2021年第2期实录的组稿和审稿工作，该书预计在7月底出版。二是积极进取，完成《图鉴（2020年卷）之脱贫攻坚专辑》的组稿。为图文并茂的记录我州八年来开展脱贫攻坚的全貌，展示全州儿女积极投身精准扶贫的生动实践，我室编纂了《图鉴（2020年卷）之脱贫攻坚专辑》一书，全书共分为贫困记忆、组织领导、精准扶贫、对口援建、脱贫成效、获得荣誉等6个部分，共收录图片1400余幅。目前已进入最终审稿环节，力争7月底出版。同时，启动《图鉴（2021卷）之抗疫专辑》的编纂，面向全州收集抗击疫情工作相关文字和图片资料。三是发挥优势，整理汇编《英烈传略》。立足工作职责，结合学习教育，充分发挥“志为今用”“志为民修”的服务功效，精心组织编辑力量，认真梳理志书资源、红色事迹，整理汇编了《英烈传略》，已于6月正式出版，向州级各部门、各县（市）赠送260本。四是奋力推进，完成上级组稿任务。根据省地方志办工作安排，完成《年鉴》（2021年卷）部分组稿任务。通过积极协调州发改委、州文旅局、州商务合作局等部门收集资料，严格按照条目编写规范撰写稿件内容，按时完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年鉴》（2021年卷）部分组稿任务。开展“巴蜀英烈”主题文章征集工作，整理汇集70位英烈人物，共计49791字。

（三）坚持宣传弘扬，方志文化影响有扩大

始终发挥好“地情网”等“窗口”作用，积极开展各类地方志宣教活动。一是加快地方志数字方志馆建设(第一期)。与科情所合作，利用数据库技术、互联网络技术，将历年来地方志系统出版的各类志书、年鉴、地情书籍等地情信息资料进行加工、处理，建成方志文献数据库，建设为地方志信息资源数字化、信息传递网络化、信息利用共享化的现代化数字方志馆。目前完成180余本志书、年鉴、实录数字化处理。二是做好“地情网”门户网站宣传服务。持续做好地情网站刊载工作，保障网站每周有更新。上半年，上传各类资料100余条，增设学习教育专栏，上传学习资料60余条，地情网站浏览量（PV）达400余次。三是提升信息报送质量。今年，全省启动地方志工作质量提升行动，对于信息质量方面要求更高更严。我室在全州地方志工作会议中再次强调《省情网信息报送及采用标准》，压实各县（市）地方志部门责任，并采取“州级筛选后再上报”的方式开展信息宣传工作。截止目前，各级地方志部门报送地情文章及信息316条，被省志办采用229条。四是拓宽读志用志途径。在州图书馆、州民族博物馆开设了方志阅览室。开展地方志文献进校园，进图书馆，进州政协文献珍藏馆，进乡镇活动，共计赠送地方志文献220本（册）。为社会各界提供地方志文献资料20本（册）。与阿坝州、德阳市、广安市、成都市武侯区、绵阳市、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方志馆、广东省方志馆等交换志书年鉴，28套（册）。

（四）坚持党建领航，队伍干事创业聚合力

始终把抓好党的建设作为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固本培元工程来抓。一是强化政治理论武装。学习州委、州政府重要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通过理论武装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二是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成立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通过“”、党组中心组、主题党日活动、专题党课、读书班、个人线上线下自学、观看影片、研学讨论等形式，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实实在在推动我室学习教育落地落实。坚持每周二定期集中学习，共组织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2次、党员大会2次、专题党课2次，集体学习20余次，座谈发言20余人次。观看系列影片5场次。注重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组织编纂知识“五史”宣传资料手册，向康定市沙德镇、新都桥镇等乡镇捐赠学习材料50余册。与州委研究室、州社科联等部门联合承办“坚守初心·逐梦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理论研讨座谈会，征集到州内外理论文章近100篇，经组织专家评审、活动组委会认定，共有40篇入选优秀论文。并特邀4名专家和8名入选作者作主旨演讲和交流。三是选派第一书记服务乡村振兴。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通过个人自荐和民主推荐，我室选派综合科科长到康定市捧塔乡捧塔村担任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二、存在问题和不足

一是志鉴质量仍需提升。目前较多县（市）地方质量意识不强、落实力度不够，志鉴质量不高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志鉴成果从文字、语法、逻辑，到史实、印刷，都还存在不少瑕疵，距“堪存堪鉴”标准还有较大距离。

二是部分县（市）地方志工作机构不健全。工作人员配备不合理，业务工作人员的政治素养、实践能力、业务水平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三是信息宣传工作滞后。个别县（市）对宣传信息工作不重视，地方志部门的业务信息都较少，且信息质量差、吸引力小，作用发挥较为有限。州级层面报送州委、州政府信息力度不够。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

下一步，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存史修志与开发利用并举，全面提升志鉴编纂水平、资政辅治水平、教化育人水平，推动全州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上台阶。

（一）突出规划引领，高标准编制地方志工作“十四五”规划。根据省地方志工作“十四五”规划精神，加强摸底调研，结合实际谋划完成地方志工作“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工作。强化规划引领作用，抓好规划的具体实施，确保开好局、起好步。

（二）突出主责主业，高效率推进志鉴编修。抓紧抓实主责主业工作，准确处理质量与进度关系，着力推进志鉴基本成果的编纂工作。一是加快完成州级综合年鉴的编纂。二是加强对县（市）级综合年鉴编纂的督导力度。三是加强志鉴质量建设，认真落实志鉴编纂有关质量规定。继续巩固深化综合年鉴“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及“当年卷当年出版”要求。

（三）突出服务中心，高要求做好资政辅治文章。坚持“服务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理念，一是围绕乡村振兴、全域旅游、生态建设、市域治理、新型城镇化等重大任务，做好深入发掘、开发利用，通过各类编辑方式，全面记载各地区发展伟大进程，让记录的历史成为资政辅治、启迪后人的“最好教科书”之一。二是充分发挥地方志在规划编制、旅游开发、城市建设、历史文化传承保护等各方面的参谋作用，积极主动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三是积极挖掘并努力传承弘扬民俗文化、农耕文化、慈孝文化、红色文化等优秀文化，助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四是持续推进方志“七进”活动，创新活动形式，拓展活动载体，加强与文化文史部门的沟通合作，逐步形成推动文化繁荣的整体合力。

第9篇：资治通鉴白话文范文

关键词：评价理论；态度意义；情感；判定；鉴赏

一、引言

爱情喜剧片《美女与丑姑》英文名为The Hottie & The Nottie, 又被译为《爱上野猪妹》讲述的是Nate从六岁开始就被Cristabelle深深吸引，二十年后他发现自己还是忘不了Cristabelle，于是便来到了洛杉矶寻找Cristabelle。此时美丽的Cristabelle依然单身原因是承诺过在她最好的朋友June（非常丑陋，异常奇怪的牙齿、溃烂的皮肤、灰指甲，脏兮兮的头发和毫不时髦的衣着）找到约会对象之前不和任何一个男人约会。为了追求Cristabelle，Nate决定为June找一个男朋友，为了达到目的，Nate想了很多办法，包括自己出钱为June做美容，后来遇到的一位牙医为June治好了牙齿，同时她的皮肤变得白皙无暇，头发变得丝柔顺滑，Nate再次看到她时简直不敢相信面前的这个美女就是以前的野猪妹June。故事的最后，Nate终于博得了Cristabelle的芳心，但他也终于发现原来从六岁开始，June一直都是默默地爱着自己的，而他自己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以前的野猪妹、现在的美女June。

评价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对人际意义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新词汇语法框架，它关注语篇中可以协商的各种态度。“评价理论是关于评价的——即语篇中所协商的各种态度、所涉及到的情感的强度，以及表明价值和联盟读者的各种方式。”（Martin & Rose，2003：23）所谓评价态度就是说话人/作者通过语言展示的对其他事物的看法。本文试从评价理论角度对影片《美女与丑姑》中人物对话的态度意义进行分析。

二、态度意义——情感、判定和鉴赏

评价理论讨论的是语篇或说话人表达、协商、自然化特定主体间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语言资源。评价理论把评价资源依语义分为三个方面：态度、介入和级差。在评价系统中，态度系统是核心。态度意义包括情感、判定和鉴赏三个子系统，即对人的情感的表达——情感、对人的性格和行为的评价——判定、对事物价值的评价——鉴赏。下面逐一介绍这三个子系统。

1、 情感

情感系统用来表达语言使用者对事件或现象的情感反应，并从情感的角度对其进行评价。情感通常由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或修饰性关系过程（attributive relational process）来实现。例如在句子I’m happy中，happy指说话人的情感状态。从语法上看，情感的价值可分为两类：积极肯定的和消极否定的，并可根据一系列从低到高的语式或强度二次细化，若从肯定分类看又有喜欢、爱、爱慕等不同梯度。

日常会话中，人们处处都在表达他们的感受，在随意的谈话中表达态度的词汇随处可见。情感有隐性和显性之分，但作为评价内容都体现了评价者的情绪上的反应。

2、 判定

判定指的是根据一系列制度化的规范对人们的行为作出评价的意义资源。它可以分为社会许可（social sanction）和社会尊严（social esteem）。社会许可与是否真实可靠（veracity）、行为是否正当（propriety）有关；社会尊严与行为规范（normaltily）、做事才干（capacity）和坚忍不拔（tenacity）有关。

对社会许可的判定与合法性和道德性有关。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对社会许可的违反会被看成是罪行，因此违许可就可能受到法律的惩罚。对社会尊严的判定牵涉到的一些评价会使被评判的人在他所在的社会中的尊严得到提高或降低，但和法律无关。因此对社会尊严的否定会被看成是没作用的、不合适的或不受鼓励的，但不会被看做罪过或罪行。

3、 鉴赏

鉴赏系统是对事物、过程和现象等进行评价的意义资源。该系统围绕反应（reaction）、构成（composition）和价值（valuation）三个方面形成。反应描写评价对象在情绪上对读者/听众产生的影响；构成主要评价评价对象的复杂性和细节；价值指用社会标准来看评价对象是否有价值，是否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态度意义的三个方面都有肯定（positive）和否定（negative）之分。态度意义的表达还有显性（explicit）和隐性（implicit）之分。显性表达指的是话语中有明确的态度意义表达方式；隐性表达指的是话语中没有明确的态度意义表达方式，但是读者结合上下文能从字里行间推断出评价人的态度。在很多情况下，评价人通过隐性表达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三、对影片《美女与丑姑》中态度资源的分析

1、 June整容前

1.1 Cristabelle、Nate、June三者间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