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白话版精选(九篇)
第1篇：资治通鉴白话版范文
如今，西施故里苎萝山麓，又出了一位奇人。此人姓吴名海京，生于1977年，诸暨陈宅镇开花村人。现为诸暨市委政法委青年干部。就是这个年轻人，做出了一件人们不敢想、不敢做、也不愿做，令一些皓首穷经大半辈子的学者们欷歔不已的惊天动地的大事……
于无声处听惊雷
2013年初，一个惊人的消息在诸暨乃至浙江全省不胫而走——用文言文记述北宋至清朝宣统三年，凡953年、共338卷（其中宋纪117卷、元纪36卷、明纪85卷、清纪100卷）、430万字的皇皇巨著《资治通鉴续纪》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让人吃惊的是，这部巨著的作者就是年仅36岁，平时不声不响，专注于本职工作，极少请假，从未与人谈及自己正在著书立说之事的吴海京！
这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个“突发事件“震惊了中国史学界、社科界，在全国各地激起巨大反响。同年7月31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5000字长篇通讯《吴海京：著书的故事》——为介绍一个普通青年写书的事迹作如此高规格的报道，在这个中央级大报还是头一遭！
半个多月后的8月16日，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浙江省社科界的十多位学界翘楚专程赶到诸暨市，参加由绍兴市社科联、诸暨市委宣传部和《光明日报》社记者部联合举办的《资治通鉴续纪》研讨会……
学界出版专著，本是平常之事，年纪轻轻的作者出版有分量的专著的事也绝非凤毛麟角，那么，这部书的出版缘何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呢？
只要对该书的写作难度及其蕴涵的社会价值进行一番估量就不难明白个中的原因了。
该书的难度之高及工程量之大前所未有。众所周知，北宋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它记述了从公元前403年（战国时代）至公元959年（五代后周）凡16朝1362年的历史。所用史料浩瀚而赅博，语言精练，文笔优美，取舍得当。作为大宋重臣的司马温公（时任枢密副使，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其影响力和财力不言而喻，为完成这样一部浩大的文化系统工程，司马光前后得到两朝皇帝的支持。皇帝不但专门为其设置了书局，还给他配备了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五名助手（其中一位是兵部尚书），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学界翘楚。司马光为专心著书，还辞去了枢密副使之职。六人齐心合力，历时19年，方才完成此项工程。事后，司马光在上书皇帝时称自己是“臣之精力，仅于此书矣！”可见其工程之浩大与艰辛。如今，吴海京面对的是与《资治通鉴》相当的工程量。而且，既然是《资治通鉴》的续作，那么，无论是体例、语言、文笔、章节分割，还是史料的取舍、叙事的风格都要与《资治通鉴》相一致……这对于既非历史专业出身，又从未系统地学习过古汉语，且没有任何团体与个人的支持、协助（当时没人知道他在业余时间从事如此艰辛而高难度的工作）的年轻人来说，要完成如此鸿篇巨制，岂非天方夜谭？然而，吴京海硬是凭一己之力，穷十年之功，七易其稿，用文言文独立完成了这项浩大的文化系统工程。如此宏业，怎不令人震撼？
再说这部书的价值。毫不夸张地说，它的价值可以用“无可限量”四个字来形容。《资治通鉴》面世以后近千年间，虽续作多多，如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夏燮的《明通鉴》等等，但这些续作的质量与《资治通鉴》相去甚远。不是记载太过繁冗（《续资治通鉴》记载宋、元两朝近400年历史，字数就多达三百余万，这与《资治通鉴》追求简练以适合皇帝阅读的宗旨是不相符的），就是史料缺失严重，人物脉络不清（《明通鉴》对北元、女真族活动的记载都是只言片语，遗漏了很多重要史料）。从可读性来说，由于其文辞不美，读起来枯燥乏味，这与《资治通鉴》优雅的文笔无法相比。再是上述续作史事叙述错误较多，缺乏考证，特别是在叙述两国战争、外交、往来史事时，往往仅据一国史料，而没有作全面综合的分析……
正因为众多续作质量不高，导致自宋至清近千年的历史没有一部一以贯之的系统编年体史书，而吴海京的《资治通鉴续纪》记述了自宋至清953年的历史，全书与《资治通鉴》一脉相承，以年为纲，以事为目，取其关系“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的重要内容连贯成篇。其体例、语言、文笔、章节分割以及叙事风格、史料取舍，一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很难看出是出于今人之手。
这部续作将散布于“二十四史”及其他各类史料中自宋至清的历史以一部书的形式集中体现。本书通过统筹、考证、辨析，理清了自宋至清这段历史的脉络，条理清晰，读者通过阅读这样一本书就可以通晓自宋至清近千年的历史，而不必去翻阅汗牛充栋的史料。此书完全可以作为一种工具书来使用，读者在引用史料时可直接拿来使用，对专家治史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资治通鉴续纪》的出现，使我国自战国至清末2200余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无缝对接。此书不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较深的文化传承意义。所以，它的出版，在学界引起强烈的震动就不足为奇了。
奇人之苦乐观
自震撼学界的《资治通鉴续纪》出版以后，人们多称吴京海为“奇人”。“奇”者，罕见而特殊也。吴京海的确是一个罕见而特殊的人物——
首先是胆子奇大，胆识过人。司马温公何许人也？《资治通鉴》又是何等著作也？吴京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敢于独扛一鼎，利用业余时间，仅十年就完成等量工程，与千年之作交相辉映，并立于世，说其胆子奇大，实不为过。再者，《资治通鉴》问世近千年，续作不断，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但吴京海却能“慧眼识拙”，揭其弊端，毅然重起炉灶，并成功地另辟蹊径，堪称胆识过人。
奇人更奇处，在于其与众不同的苦乐观。
自幼嗜史如命，文史功底扎实的吴京海当然明白要续写《资治通鉴》是一项何等艰巨的工程，要实现这个理想，要耗费多少精力，付出多少代价，而且最后能否被社会承认还是个未知数。但他还是“自找苦吃”，毅然决然地踏上漫漫征途。
上路易，走到底就难。
毕竟，写历史不是写小说，可以天马行空，发挥无限的想象力。编史需要严谨，必须字字有出、例例有据。
这就需要有大量的参考资料。但史海茫茫，漫无边际，要撰写自宋至清近千年的历史，需要多少史料啊！其浩繁程度远超《资治通鉴》。但吴京海不畏艰辛，通过多方寻觅，再加上自己原有的积累，搜集到两百多种史料。当他得知最有价值的如大明、大清二朝实录，平时都深藏于博物馆之中，累累上亿字，包含了很多最原始的资料，一般人根本无法接触到，他想方设法，借助先进的电脑技术，找到上述史料，从而获得了很多正史所没有记载的第一手资料……
史料中，各种记载多如牛毛。有很多史料对同样一件历史事实就有不同的记载，甚至是正史也有很多相互矛盾、记载不一的地方。史料的爬罗剔抉，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浩瀚史海，搜寻难，取舍更难。要达到《资治通鉴》的境界谈何容易！但历史真相只有一个，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将前后史实连贯一致，是吴京海所孜孜以求的。如《宋史》中多处提及金国有位将领叫“郎君鹘眼”，而这名字在《金史》中根本找不到。另一本杂史《三朝会盟会编卷》中曾提到鹘眼是金国名将完颜娄室之子，真名叫呼纽。再来翻看《金史》，娄室有三子，分别是活女、谋衍、石古乃。谋衍、石古乃年纪较小，其事迹与《宋史》不相符，而活女的事迹则能与《宋史》对应起来。所以，宋史所称的鹘眼，应该就是活女。再例如，蒙、金间的野狐岭之战是一场蒙古倾其国力，以十万大军攻击金兵四十万的大战，直接关系到两国的兴衰成败，其重要程度不亚于赤壁、淝水。可对这场战役的记载，《金史》中仅片言只语提及，《元史》只零星散布于几个人的列传之中，且还记载不一。吴京海只有通过综合各种史料，细细地推敲战役发生前后的历史事实，最后通过各类考证去还原这段历史，从而使这场被尘封多年的大战役能重新展现在读者眼前……
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遨游，辨别、考证、过滤、去芜存精，发掘历史的真相；构思、品味、归纳、整理、提炼，找到最佳的语言表达形式；初稿形成以后，吴京海又花了近两年的时间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通读、校对、补充、修订……
青灯照壁，冷雨敲窗。推掉一切应酬，摒弃一切娱乐活动乃至放弃天伦之乐的享受。八小时工作之外，一头扎进故纸堆中，全身心投入，“闭门造车”，长年累月过着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其妻实在受不了这种生活，带着女儿与他离了婚）。一个二三十岁的小青年，为著一部书，冷板凳一坐就是十年，在人心浮躁、急功近利、诱惑多多的当今社会里，实乃奇事一桩。然而，吴京海不以为苦，反而是乐在其中。他这样描述自己近十年来的心路历程——
下班回家，吃过晚饭，泡上一杯清茶，坐在书桌前，打开电脑，一字一句慢慢地编写……这不是一个吃苦的过程，而是一种享受。“此间乐，其乐无穷”。每当我坐在书桌前，心里总会感到一种春风拂柳般的坦然，一种超脱于世俗之外的宁静。当书稿在我手下慢慢地拓展时，觉得自己也逐渐地融入到自己所写的那段历史中去了。当写到司马光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放弃做枢密副使，以垂老之年隐居洛阳，潜心编撰《资治通鉴》时，我似乎能感觉到自己就在司马光身边，与之把酒笑语，一起讨论历史问题，一起讨论编写体例；当写到岳飞进兵朱仙镇，宋高宗十二道金字招牌将之召还，我似乎看到了万千中原百姓跪在岳家军前请求其不要离开，“哭声震野”的场景，不禁欷歔不已；当写到成吉思汗的铁蹄驰骋于花剌子模，千千万万的柔弱百姓惨遭蒙古人无情屠杀时，我仿佛能看到那些孤儿寡母绝望和无助的眼泪；当写到明孝宗以六岁之龄初次认父，胎发没剪，“发披地，走投上怀”之时，我又流下为人父母的怜爱之泪；当写到南明遗臣瞿式耜拒绝清朝招降，慷慨赴义，二十年不见雪的桂林，“是日雪霰大作，天打雷电，空中震击者三，远近称异”之时，我不由潸然泪下；当写到康熙之世，君明臣贤，“士敦诗礼，民安耕凿”，我不由得悠然神往……
这就是奇人不同凡响的苦乐观，也是奇人的成功之道。
千里马幸遇伯乐
世上到底是先有千里马，还是先有伯乐？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马说》中开宗明义：“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此说一出，引来千年争议。一些自诩“唯物主义者”的人更是嗤之以鼻：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不论有无伯乐，千里马总是客观存在着的，堂堂大文豪，怎么连这个也不懂？
如此高论，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千里马与伯乐孰先孰后，吴京海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
《资治通鉴续纪》成书以后，吴京海曾向国内几个在文史出版方面比较知名的出版社投过稿子，说明了来意，并表示愿意自己出钱出这本书。但无一例外，都被这些出版社拒绝了。原因只有一个：这本书没有任何的市场价值。这使作者感到绝望，仿佛自己的作品成了一件白送上门甚至倒贴钱都无人肯收的一堆垃圾。
但吴京海是幸运的。在这关键时刻，他的第一个伯乐出现了，他就是作者所在的单位——诸暨市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杨永水同志。当他得知作者想出书并了解了书的基本内容后说：“你尽管放心，出版费用你不用担心，我帮你去拉赞助。”后来通过他的“游说”，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王澍先生明确表示愿意资助作者。正因为有杨书记的这句话，不但给作者解决了资金方面的困难，而且还给作者带来了信心和希望。市政法委其他领导及诸暨市的四套领导班子，还有社科界的众多专家学者知道此事后，都全力予以支持。吴京海由此明白，这个社会并不是只有金钱和铜臭，也有人始终默默地在坚持资助文化事业而不求任何回报。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他通过网络，找到了北京点击成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与该公司老总吴光利接触交谈之后，吴总表示，这本书虽然市场效益不好，但价值很高，他愿意出书。当时，因为考虑到这本书销售量可能会很有限，所以决定把书都赠送给一些知名学府及图书馆。
吴光利可算得上是吴京海的第二个伯乐。
于是通过吴光利，作者与中国文史出版社达成了出书协议，当作者把书稿交给中国文史出版社时，第三个伯乐出现了——他就是该出版社的马合省编辑。马编辑慧眼识英才，经过审稿，他认为该书有一定的价值，因此建议作者先不要赠送，可以走走市场，马编辑还通过努力，把这本书列入了2013年的出版社推荐目录。
伯乐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终使《资治通鉴续纪》一书于2013年3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众多的伯乐，那么，《资治通鉴续纪》价值再高，也只能埋没于尘土之中；吴京海这匹千里马再能跑，也只能“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第2篇：资治通鉴白话版范文
一、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一）坚持聚焦主业，深耕志鉴编修有拓展
始终突出修志编鉴这个主业，抓重点早谋划强督导，有力有序推进年度任务落实。一是启动乡镇、村志编纂工作。为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半篇”文章，按照州政府的安排部署，根据省志办《省乡镇（街道）、村志编纂工作指导意见》，6月10日，我室向各县（市）地志办转发《意见》并提出要求，启动全州乡镇、村志编纂工作。目前，收到9个县（市）反馈的方案。二是加快州级年鉴编纂进度。年初，通过发函通知全州18个县（市）和州级部门开展《年鉴》（2021卷）编纂工作，高度重视新组建单位、编纂人员变动单位的年鉴编写工作，通过电话、QQ沟通、提供样稿等方式，详细对接年鉴的组稿、撰稿、交稿工作，解答年鉴编写知识和要领。截至6月底，已完成70%以上的征稿任务，完成1∕3的篇目编辑工作，为实现10月底完成定稿打下坚实基础。三是做好县级年鉴的审查把关。组建年鉴篇目审查小组，采取分组审议、交叉审查、复审抽查的方式，对各县（市）（2020卷、2021卷）年鉴篇目设置、科学归类、层次结构等内容把关复审和审查，指出不足，并修改完善。四是狠抓编纂质量建设。今年是“质量提升年”，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制定实施《关于进一步提升县级综合年鉴编纂质量的通知》，切实解决县（市）年鉴框架设计各行其是、结构五花八门的现状，对年鉴结构体系实行“主体栏目延续稳定+特色篇目微调微改”的方法，尽量实现年鉴主体框架的统一和规范，力求使年鉴框架设计科学、合理，确保年鉴出版质量，实现当年卷当年出版。
（二）坚持经世致用，地情资料开发更充分
始终坚持执笔著史的理念，加强地情资料开发利用。一是主动作为，稳步推进《实录》的编纂。上半年，完成2020年第4期、2021年第1期《实录》的出版发行，目前已完成2021年第2期实录的组稿和审稿工作，该书预计在7月底出版。二是积极进取，完成《图鉴（2020年卷）之脱贫攻坚专辑》的组稿。为图文并茂的记录我州八年来开展脱贫攻坚的全貌，展示全州儿女积极投身精准扶贫的生动实践，我室编纂了《图鉴（2020年卷）之脱贫攻坚专辑》一书，全书共分为贫困记忆、组织领导、精准扶贫、对口援建、脱贫成效、获得荣誉等6个部分，共收录图片1400余幅。目前已进入最终审稿环节，力争7月底出版。同时，启动《图鉴（2021卷）之抗疫专辑》的编纂，面向全州收集抗击疫情工作相关文字和图片资料。三是发挥优势，整理汇编《英烈传略》。立足工作职责，结合学习教育，充分发挥“志为今用”“志为民修”的服务功效，精心组织编辑力量，认真梳理志书资源、红色事迹，整理汇编了《英烈传略》，已于6月正式出版，向州级各部门、各县（市）赠送260本。四是奋力推进，完成上级组稿任务。根据省地方志办工作安排，完成《年鉴》（2021年卷）部分组稿任务。通过积极协调州发改委、州文旅局、州商务合作局等部门收集资料，严格按照条目编写规范撰写稿件内容，按时完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年鉴》（2021年卷）部分组稿任务。开展“巴蜀英烈”主题文章征集工作，整理汇集70位英烈人物，共计49791字。
（三）坚持宣传弘扬，方志文化影响有扩大
始终发挥好“地情网”等“窗口”作用，积极开展各类地方志宣教活动。一是加快地方志数字方志馆建设(第一期)。与科情所合作，利用数据库技术、互联网络技术，将历年来地方志系统出版的各类志书、年鉴、地情书籍等地情信息资料进行加工、处理，建成方志文献数据库，建设为地方志信息资源数字化、信息传递网络化、信息利用共享化的现代化数字方志馆。目前完成180余本志书、年鉴、实录数字化处理。二是做好“地情网”门户网站宣传服务。持续做好地情网站刊载工作，保障网站每周有更新。上半年，上传各类资料100余条，增设学习教育专栏，上传学习资料60余条，地情网站浏览量（PV）达400余次。三是提升信息报送质量。今年，全省启动地方志工作质量提升行动，对于信息质量方面要求更高更严。我室在全州地方志工作会议中再次强调《省情网信息报送及采用标准》，压实各县（市）地方志部门责任，并采取“州级筛选后再上报”的方式开展信息宣传工作。截止目前，各级地方志部门报送地情文章及信息316条，被省志办采用229条。四是拓宽读志用志途径。在州图书馆、州民族博物馆开设了方志阅览室。开展地方志文献进校园，进图书馆，进州政协文献珍藏馆，进乡镇活动，共计赠送地方志文献220本（册）。为社会各界提供地方志文献资料20本（册）。与阿坝州、德阳市、广安市、成都市武侯区、绵阳市、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方志馆、广东省方志馆等交换志书年鉴，28套（册）。
（四）坚持党建领航，队伍干事创业聚合力
始终把抓好党的建设作为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固本培元工程来抓。一是强化政治理论武装。学习州委、州政府重要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通过理论武装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二是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成立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通过“”、党组中心组、主题党日活动、专题党课、读书班、个人线上线下自学、观看影片、研学讨论等形式，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实实在在推动我室学习教育落地落实。坚持每周二定期集中学习，共组织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2次、党员大会2次、专题党课2次，集体学习20余次，座谈发言20余人次。观看系列影片5场次。注重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组织编纂知识“五史”宣传资料手册，向康定市沙德镇、新都桥镇等乡镇捐赠学习材料50余册。与州委研究室、州社科联等部门联合承办“坚守初心·逐梦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理论研讨座谈会，征集到州内外理论文章近100篇，经组织专家评审、活动组委会认定，共有40篇入选优秀论文。并特邀4名专家和8名入选作者作主旨演讲和交流。三是选派第一书记服务乡村振兴。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通过个人自荐和民主推荐，我室选派综合科科长到康定市捧塔乡捧塔村担任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二、存在问题和不足
一是志鉴质量仍需提升。目前较多县（市）地方质量意识不强、落实力度不够，志鉴质量不高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志鉴成果从文字、语法、逻辑，到史实、印刷，都还存在不少瑕疵，距“堪存堪鉴”标准还有较大距离。
二是部分县（市）地方志工作机构不健全。工作人员配备不合理，业务工作人员的政治素养、实践能力、业务水平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三是信息宣传工作滞后。个别县（市）对宣传信息工作不重视，地方志部门的业务信息都较少，且信息质量差、吸引力小，作用发挥较为有限。州级层面报送州委、州政府信息力度不够。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
下一步，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存史修志与开发利用并举，全面提升志鉴编纂水平、资政辅治水平、教化育人水平，推动全州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上台阶。
（一）突出规划引领，高标准编制地方志工作“十四五”规划。根据省地方志工作“十四五”规划精神，加强摸底调研，结合实际谋划完成地方志工作“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工作。强化规划引领作用，抓好规划的具体实施，确保开好局、起好步。
（二）突出主责主业，高效率推进志鉴编修。抓紧抓实主责主业工作，准确处理质量与进度关系，着力推进志鉴基本成果的编纂工作。一是加快完成州级综合年鉴的编纂。二是加强对县（市）级综合年鉴编纂的督导力度。三是加强志鉴质量建设，认真落实志鉴编纂有关质量规定。继续巩固深化综合年鉴“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及“当年卷当年出版”要求。
（三）突出服务中心，高要求做好资政辅治文章。坚持“服务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理念，一是围绕乡村振兴、全域旅游、生态建设、市域治理、新型城镇化等重大任务，做好深入发掘、开发利用，通过各类编辑方式，全面记载各地区发展伟大进程，让记录的历史成为资政辅治、启迪后人的“最好教科书”之一。二是充分发挥地方志在规划编制、旅游开发、城市建设、历史文化传承保护等各方面的参谋作用，积极主动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三是积极挖掘并努力传承弘扬民俗文化、农耕文化、慈孝文化、红色文化等优秀文化，助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四是持续推进方志“七进”活动，创新活动形式，拓展活动载体，加强与文化文史部门的沟通合作，逐步形成推动文化繁荣的整体合力。
第3篇：资治通鉴白话版范文
元代政权刚刚建立，就广收宋代府库的书版，又从南方招募了许多刻工，刻书在南宋的基础上发展，没有多少根本性的变化，基本上沿袭了宋代的刻书。历史上一般宋元本并称，也说明元刻本的质量不亚于宋刻本。元刻本对雕版印刷的贡献主要表现在赵体字的广泛运用、版式的丰富、包背装的推广、话本的出现、牌记的变化等。
元代官刻、家刻、坊刻
中央官刻由兴文署掌握，刻印不多，此外还有广成局本、太医院本、太史院本等；地方官刻由各路儒学、州县学和书院进行。元代官刻本中较突出的是书院和州县学刻本。著名的有九路《十七史》本，即由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下属九路儒学分刻而成的，但实际上《宋书》至《周书》七种未刻，故也称元九路《十史》。另外，杭州的雕版印刷业仍旧很发达，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元代纂修的《宋史》、《辽史》、《金史》等官修史书，都交由以杭州为治所的江浙行省来刊刻。拥有一百多种书版的杭州宋国子监，被改为西湖书院，除印刷原版书外，又刻印了《国朝文类》、《文献通考》等。九路《十史》本现存《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隋书》、《南史》、《北史》等几种。各地官刻中著名的有广信书院的《稼轩长短句》，抚州路学本《雍虞先生道园类稿》，嘉兴路学本《大戴礼记》、《汲冢周书》、《诗外传》，集庆路学本《乐府诗集》、《至正金陵新志》等。
家刻本也很兴盛，现存著名的有岳氏荆家塾刻《周易》、《周礼》、《春秋经传集解》、《论语》、《孟子》、《孝经》等，有“相台岳氏刻梓荆家塾”牌记。有南丰丁思敬刻的《元丰类稿》，南丰王常刻的《王荆文公诗笺注》、淳安邵桂子刻的《邵氏世谱》以及茶陵陈仁子刻的《增补六臣注文选》、《叶石林诗话》，有魏天刻的《资治通鉴》，曹氏进德斋刻的《中州集》等。坊刻以平阳、杭州、建阳为中心，很多都是从宋代就开始刻书的老字号。杭州书坊虽不多，已不如南宋兴盛，但刻印技术和能力均较高。平阳成为了北方的刻书中心，平水
坊刻以医书类书及诸宫调为多。著名的为张存惠晦明轩， 金时就刻印过《滏水文集》，入元后刻印了《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增节标目音注精义资治通鉴》，配有插图，刻印精美，是平水本之上乘。此外还有梁宅刻的《论语注疏》，曹氏进德斋刻的《中州集》、《尔雅》等。建阳刻书业在元代也有所发展，书坊增到四十余家，著名的有余氏勤有堂、刘氏日新堂、刘氏翠岩精舍、虞氏务本堂等。元坊刻还出现了一些戏曲刻本，如《辅成王周公摄政》《藿光鬼谏》，《古杭新刊关大王单刀赴会》、《尉迟恭三夺槊》，《李太白贬夜郎》、《风月紫云庭》、《小张屠焚儿救母》等。
元刻本的特点与鉴别
赵体、黑口、无讳、多简化字是元刻本的显著特点。
字体 元代初期刻书承南宋遗风，字体也接近，常把元刻本误为宋刻本，后流行赵体字，柔软活泼、隽逸秀丽，刻板印书流动不呆滞。元浙本多由士大夫经手，流风所及，自然流行赵体。也有的是在欧体的基础上加进赵体的成分，结构和点划更流动、灵活。岳氏《九经》仿宋浙本的欧体字却更肥重。也有特例，江西南丰丁思敬刻《元丰类稿》，渗入点颜体字的味道。而相台岳氏本经注，因是覆廖莹中本，所以是欧体字。广信书院本《稼轩长短句》带有行书味。元建本字体仍用颜体，却比南宋时建本的字瘦一些、圆劲一些，不像南宋建本字那样横细竖粗。话本、杂剧也用颜体，但比较粗率。还有用行书的。如日新堂刻《伯生诗续编》，虽不板滞，却显草率。元平水本的字体比金平水本更近颜体，更挺拔。大都刻的《歌诗编》却是欧体字，接近蜀刻小字本的字体。另外，元刻本中多简体字和俗字，官刻、家刻中较少，经史文集中较少，坊刻和话本类书中较多。
版式
元浙本多是白口，也出现细黑口。都是黑鱼尾，或单或双。上鱼尾上方有时记字数，下方记书名简称和卷次；下鱼尾上或相当于下鱼尾处记页次。左右双边不定。个别的
刻本有书耳，如相台岳氏经注。有些记刻工姓名。元建本都作黑口有些还作细黑口，有些已变粗逐渐转为大黑口。都是双鱼尾，除黑鱼尾外有了花鱼尾。书名、卷次的简称在鱼尾下方，上方有时记本页字数，下鱼尾下记页次，同南宋建本。四周双边或左右双边，不记刻工姓名，有些有书耳。鱼尾在元建本中还在正文中做提示读者的标记，在正文的小题之上加个花鱼尾，鱼尾下还有个圈。此外还有些刻本的大题都模仿平水本，作双行十字。元平水本为白口，双黑鱼尾，四周双边，书名、卷次、页次的位置同金平水本，有刻工姓名。有一个特例，即《歌诗编》不用鱼尾，宋元刻本中仅见。
纸张 元刻本用黄麻纸、白麻纸、白绵纸、竹纸印刷，也有用罗纹纸的。
元浙本多用白麻纸、黄麻纸，但后期纸纹较窄，约一指宽。也有用白绵纸的，较薄，不同于明代的白绵纸。无建本用麻纱纸，质地粗糙，也有用竹纸的，颜色深而质地硬。元平水本的用纸接近浙本，不同于建本。
避讳
第4篇：资治通鉴白话版范文
摘要：清朝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宣传革命，腐朽的清政府，辛亥革命前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了一系列的革命刊物，这些刊物在革命派的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关键词：辛亥革命前期；革命刊物
一、《中国日报》
《中国日报》于1900年1月25日由兴中会在香港创办，是孙中山意识到报刊宣传对革命的作用后，委托陈少白创办的。《中国日报》是兴中会的机关报，每日4开两张。1905年成为同盟会的报纸，是中国最早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报纸。1913年被袁世凯查封，它对革命派的舆论宣传做出了很大贡献。
《中国日报》从创刊开始就被确定为兴中会的宣传喉舌，直到1913年于广州被袁世凯的爪牙查封，十多年间，它一直是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舆论宣传阵地，为民主革命呐喊助威。
除了宣传民主革命外，《中国日报》在版式编排和内容方面，进行了创新。在版式上，《中国日报》也成为时代的先行者。在此之前，各地的中文报纸排印一律采用直排长行，阅读相当不便。《中国日报》是中国近代报刊中第一份首开横排分栏的报纸。它完全仿照日本报纸，将中文报纸的长行直排改为短行横排，标题长短不一，版面均分为6横栏，字行缩短到15字，便利阅读，版面活泼大方。因此，《中国日报》被报人称为“党报元祖” 。不久，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报纸也《中国日报》效仿《中国日报》陆续改用横行短行。
在内容上，《中国日报》率先在报纸中开设副刊版，称为“谐部”。 《中国日报》的内容以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闻及评论为主，同时，兼出《中国旬报》，十日一册，主要登载中外重要新闻、名人言论以及知识性文章。《中国旬报》设有专载谐文小品的《杂俎》栏目，利用广东民间喜闻乐见的粤讴、南音、班本等文艺载体，讽刺昏庸腐朽的清朝官吏，以文艺形式宣传革命，后改名为《鼓吹录》。除日刊外，另发行中国旬报，卷末附以讽刺时事之歌谣、谐文等类，曰鼓吹录，其后海内外报章多增设谐部一栏。1901年2月前后，《中国旬报》停刊，《鼓吹录》转入《中国日报》，作为日报的文艺副刊，成为中国报纸最早的文艺副刊之一。
二、《苏报》
《苏报》于1896年6月26日(光绪二十二年)在上海创刊。创办人是胡璋，但由其妻日人生驹悦出面向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邹任主笔，多刊登社会新闻。后因经营不善，于1900年售予陈范。陈范接手《苏报》的初期，《苏报》言论同情变法，1902年以后，中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陈范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从同情改良逐渐转向同情革命。1902年，上海南洋公学发生退学风潮，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同陈范联系，在《苏报》上增辟《学界风潮》专栏，揭露各地学堂黑暗情况，报道并支持爱国学生运动，从此为学界所关注。
1903年5月27日，陈范正式聘请爱国学社的章士钊担任主笔。此时《苏报》实际上成了爱国学社的机关报。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后，每天的《苏报》几乎都会发表一些言词犀利、宣传革命的政论文章。一个多月内，先后发表了《哀哉无国之民》、《客民篇》、《驳革命驳议》、《杀人主义》等十几篇具有强烈民主革命色彩的评论；刊登《读革命军》、《革命军序》等文，推荐邹容写的《革命军》。同年6月29日，《苏报》又以显著位置发表了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驳斥康有为只可保皇立宪，不可革命的论调。并在文中称光绪帝为“载小丑”。这些大张旗鼓的革命宣传与激烈的言论，震撼了全国，也触怒了清廷，清政府决心镇压革命党人。1903年7月7日《苏报》被查封。陈范、章士钊等先期走避，章太炎、邹容等6人被捕。1904年5月章太炎被判监禁3年，邹容被判监禁2年，史称“苏报案”。《苏报》的革命宣传和“苏报案”，打击和削弱了清政府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力量，革命派报刊声望大增。当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
三、《国民日日报》
自1903年7月《苏报》案发生后，海上著名革命党人除了章炳麟、邹容已入狱以外，其余大多亡命他国，然而革命思潮日益风起云涌，长江沿岸各省的志士以及已经解散的爱国公学学生仍旧大量散放宣传手册以及日本出版的各种书报，来代替《苏报》宣传革命。1903年8月7日，《苏报》被封仅月余，另一张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国民日日报》在上海创刊。该报由谢晓石、章士钊、陈独秀、张继、何枚士、陈去病、苏曼殊等主持。《国民日日报》的政治主张与《苏报》相同，而篇幅以及取材则比《苏报》更为新颖。《国民日日报》发刊没有多久便风行一时，当时人都称它是《苏报》第二。此报继承了《苏报》宣传革命的办报方针，公开宣告愿作国民之“公仆”， “为警钟木铎”，企望“此报出世之期，为国民重生之日”，攻击清廷不遗余力。该报特辟有名曰《黑暗世界》的副刊，由连横编辑，专揭清朝统治下中国社会的腐朽黑暗。清政府曾以“昌言无忍”、“怂人视听”、“扰害大局”等罪名，通令长江流域各省严禁售阅。因该报在英领事署注册登记，清廷无法禁封。但因内部矛盾，《国民日日报》1903年12月1日自动停刊。
四、《神州日报》
1907年4月2日《神州日报》在上海创刊，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第一张现代化大型日报。创刊人于右任，总主笔杨笃生。该报日出对开3大张，广告与文字各占一半，创刊不久《神州日报》就成为当时上海最畅销的报纸，发行量超过万份。《神州日报》的读者对象侧重于青年学生和军人，在筹备过程中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要求把它办成革命的机关报。
鉴于《苏报》被禁的教训，《神州日报》不明言革命，采用旁敲侧击、迂回宣传的方式，新闻报道主张“有文必录”。但其革命倾向极为明显。此报抨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受到爱国进步读者的欢迎。
不过在于右任主持该报80天后，就因报馆失火、人事失和而宣布辞职。《神州日报》由他人接办，一年后杨笃生也离开报社。1907年 6月20日起，改由汪彭年等人主持，与同盟会、光复会联系逐渐减少，宣传内容趋于芜杂；但因参加编撰的多为革命党人，仍保持一定的革命色彩，因而在辛亥革命前被认为是革命派的言论机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曾被袁世凯收买，后屡次易主。抗日战争时期又曾被日伪控制。前后历时40年，虽仍以《神州日报》为名，但宗旨已与昔日传播革命思想的《神州日报》大相径庭。1947年终刊。
五、《中国白话报》
1903年 12月19日，《中国白话报》在上海创刊,主办人林獬（又名少泉，后改名白水），福建侯官人，留日学生，自号白话道人，撰写了大量稿件。刘师培也是主要撰稿人。号白话道人。《中国白话报》最初为半月刊，自13期起改为旬刊，设有论说、历史、地理、传记、新闻、时事问答、科学、实业、小说、戏曲等栏目。每期60至80页，约3万字，32开本，采用洋式装订，提倡白话文，以白话为特色，面向社会底层群众，包括种田、做手艺、做买卖和当兵者。该刊所刊文章通俗易懂，生动形象，深受读者欢迎，是当时出版的白话文刊物中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一种。
第5篇：资治通鉴白话版范文
（宿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摘 要：《白毛女》经典地位确立和传播的过程所裹挟着的丰富的政治文化信息，使得长期以来对其的学术批评不仅在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方面，而且在社会历史及政治文化等层面都提供了充分的思想空间和争议性的学术话题。因此，从《白毛女》“经典”地位的建构和确立过程及其借助电影、政治外交等媒介和手段加以巩固和扩散的历史逻辑出发，反思“新的人民的文艺”体制下的美学规范与生产运作过程，对认识不断“集体”修改着的“红色经典”及其文艺传统，有着重要的文艺史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白毛女》；“经典”；“新的人民的文艺”；“集体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132-03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工程教育背景下《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改革与研究”（2013JYXM239）
2014年，随着林白和王昆等“第一代白毛女”扮演者的相继去世和芭蕾舞剧《白毛女》“50周年”纪念活动的开展，围绕《白毛女》经典建构和文化扩撒的回顾和反思再掀波澜。作为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艺的“典范”，《白毛女》从1945年前后的诞生，历经“17年”文化外交，再到当前“经典式微”时代的红色文化符号，似乎从未游离于主流文化的话语中心。因此，从考订《白毛女》文学剧本的修改和流变出发，反思“集体创作”体制下的美学规范与生产运作过程，不仅能透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演变历程，而且为认识当前文学文化领域的“反经典”潮流提供思路。
一、“成熟”与“完善”：“经典”的建构和确立
1945年前后，新歌剧《白毛女》问世于延安。据贺敬之回忆，作品诞生后，从1946年在张家口正式出版到1949年被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及改编为同名电影剧本之前，先后经历了多次重要修改。这其中，确立了后来不断改编基本方向的是1947年7月在哈尔滨的这次修改，它以“集体创作的形式”，形成了之后诸多《白毛女》文学版本的依据。相关资料显示，这次修改“汇集了多方面意见”，经历了“集体创作组”的“讨论”，“最后决定全剧改为五幕”[1]。
根据执笔者丁毅回忆，1947年7月的这次修改，是因为新歌剧《白毛女》文学剧本虽在多个地方“出版过几次了”，但之前的六幕剧文学剧本“还不成熟”，有必要“再努力使它走向完善”[2]。鉴于对六幕剧剧本的这些不满，综合了“多方面的具体意见”，20世纪后半期以来《白毛女》文学剧本的世纪之旅在整体性压缩、调整及“再创作”活动中开启了。
不过，这次修改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白毛女》文学剧本趋向“成熟”与“完善”，其中剧目结构上的删减与修改及人物身份与人物关系的重塑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修改者们特殊的艺术用心。就剧目结构的调整而言，修改者们“经过讨论”，决定“去掉”六幕剧剧本“原先的第四幕”，原因是“同志们都感到沉闷”、“显得累赘”和“没有生活的根据”，且“原先的第四幕”“减低了剧本主题发展的速度”；修改者们同时认定“原先第五幕”的剧情“距主题意义也较远”，因此决定予以“修改”。通过修改前后的文本比较不难发现，这次修改中被删去的“原先的第四幕”刻画了“喜儿”和“喜儿之子”在山洞中相依为命的生活情景。这一幕之所以被删去，是因为它被认定为“没有生活的根据”。人物身份和人物关系的重塑是这次修改的另一“成功”。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是“杨白劳喜儿之父，佃户”被改为“地主黄世仁家之佃农”；二是突出白毛女为“杨白劳之女”的血缘关系与女性身份；三是将含混的“赵老汉”角色修改为“赵大叔——杨白劳之老友”；同时李栓、大锁等配角形象的叙事功能也得以有效调动[3]1-2。从“集体创作组”期待实现的“新—旧”社会叙事与“人—鬼”革命主题的“完善”看，这次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的重建重构清晰地定位了正反面人物的政治属性及阶级关系，也突出了人物历史命运的文化关联与社会认同，从而增强了“阶级斗争”的叙事效果。
这次修改不仅确立了新歌剧《白毛女》的叙事主题，而且也确立了后来《白毛女》的各种艺术改编活动及其经典化进程的艺术规范和方向。其后，以五幕剧为基础的电影（1949）、川剧（1958）、京剧（1960）、芭蕾舞剧（1964）相继诞生，并被翻译成英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和非洲语在50、60年代的苏联、东欧、朝鲜、古巴及“非洲小兄弟”国家演出，被当时的官方媒体誉为“解放了的创作力”（席明真，1958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具有“革命热情和中国气派”的艺术（胡沙，1962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和“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革命样板戏”（1970年01月02日，《人民日报》）。同时各种版本的《白毛女》作品也成为50、60年代的中国政府接待各国客人的必演节目。以“白毛女”为
关键词 的“知网”搜索，整个“17年”里，仅《人民日报》刊载的相关政治活动的报道就50多篇。这种以政治力量推动并不断完善、强化和传播艺术经典，建构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历程与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针对《白毛女》1945年前后诞生以来的70年文化实践，王荣教授感慨于《白毛女》作为主旋律文艺’或‘红色经典’对当下的文艺生产的深刻影响，指出，在“新的人民的文艺”实践史上，似乎还没有哪部作品如《白毛女》一样，从问世之日起便历经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的磨合与洗礼[4]。
二、“相宜”与“明确”：“经典”的巩固和扩散
出于对电影艺术及其社会功能的重视，1949年4月“中央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时，就明确提出了建立“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民电影”的目标[5]。同年9月，由作家杨润身、导演水华和王滨等联合组成的《白毛女》电影文学剧本改编与拍摄工作组迅即投入工作。
这次电影版改编的突出特点是实现了对歌剧版的借鉴和超越。据当时的改编者的事后回忆，改编是在“党的领导下”“搜集了广大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改编目标明确，即“去掉歌剧中经群众鉴定后留下的几点黑斑的问题”。当时所谓的“黑斑”主要有三:一是歌剧中“‘小白毛’的问题”。改编者“经过讨论之后，觉得孩子留着实在不相宜”，“这一情节并非主题核心”，于是与“‘小白毛’有关的情节和场景被删除了。二是“大春和喜儿的关系问题”。为了突出黄世仁霸占人妻的恶霸行为，电影文学剧本明确了两人“不只是爱情关系，而且是法定的夫妻关系”，以消除新歌剧中“不够鲜明”人物关系留下的“黑斑“。三是删去了被认为“不健康的情节”。如为杨白劳送葬的民俗情节，认为它“表现出一种灰色的阴暗的思想感情”，后来“经领导指出，删去了”[6]。此外，还从民间习俗和传统审美方面把杨白劳的“躲账”修改成“还账”，让喜儿与大春最后“终成眷属”[3]204，以更加“相宜”而“明确”地表现最初期望实现的叙事主题和审美观念，即“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于是，围绕这个叙事主题，电影《白毛女》借助电影蒙太奇对情节安排和人物形象进行了重组。首先是叙事场景的“亮化”。电影把新歌剧开场戏“大雪纷飞的年三十晚上”被置换为“晴空，炎午，一群羊在吃草”,“一棵大树下，老赵抱着放羊鞭子，在歌唱”，“歌声里，引出一片米粮川”等一个个长镜头特写，用以隐喻阶级社会语境下的中国乡村的生存对立，从而避免了“灰色的阴暗的”画面运动对故事情节及正面人物塑造可能带来的损伤。其次是人物形象的生活化重构。无论从故事原型、斗争经过，还是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的安排，五幕剧中的“喜儿”都多少被涂上了“传奇”色彩。为了突出喜儿作为“工农兵电影”人物形象的“正面性”和“少女情怀”，塑造其“三里五乡最出色的闺女”及“结实、年轻、能干、美丽”形象特征，电影版的改编者通过如“爹，你先歇着吧，我把这一垄割到头”以及“擦汗，把辫子往后一甩，把手巾缠在胳膊上”等语言动作的设计和避开老人为大春缝衣服等电影镜头的运用，不仅创造了一个典型的农村少女形象，而且强化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等政治主题，“从而使人们更加热爱党、热爱今天的新社会”[7]。再次是身份政治与象征叙事的运用上。电影文学剧本延续了五幕剧中赵老汉等人中共“启蒙者”“引路人”的身份定位，同时通过“大春参军”特写镜头的运用，使大春成为代表着人民大众“自觉”的力量与“希望”的化身。这样，个人的感情与阶级的解放、青春男女的磨难与民族国家的历史等叙事内容通过身份政治的建构和象征叙事手法的运用较为完整地整合进了“新的人民的文艺”，同时，也将“被压迫者们”的身心解放的必然性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永远、天然地联系在了一起。
从当时中国社会及文化语境上看，无论是六幕剧到五幕剧的删改，还是新歌剧到工农兵电影的改编和拍摄演出，《白毛女》从一开始就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建构和文化策略联系在了一起。而电影则以其高度组织化的传播和接受特点，不仅在社会文化功能上重构了它与其他艺术的秩序，同时也因其群众性、可复制性和接受效果的震撼性等特征，使得电影艺术有了组织和重构大众的政治文化的功能。政治认同以及全面服务于“工农兵文艺”等方面都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主导性文化权力。50、60年代，电影《白毛女》在亚非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放映，获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第六届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1951）和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1956），被誉为“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新胜利”（永卫东，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新时期以来，《白毛女》进入教材和中学课堂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一部《白毛女》剧本改编、传播的历史，既是“经典”建构与传播的历史，更是一部近代中国政治文化演进的历史。
三、“新的人民的文艺”与“集体创作”：“经典”的驱动和反思
纵观中外艺术和政治文化传播史，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艺作品被反复修改、不断改编是一种屡见不鲜的艺术现象。然而，在今天“经典重构”的文艺浪潮中，审慎地反思延安文艺及当代中国文艺实践，不难发现，“《白毛女》现象”的形成、流播乃至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文化传统，其背后的主导性驱动，与其说源于艺术自身、创作观念或审美趣味的变化，毋宁说来自现实政治的“想象共同体”诉求及其权力话语的道德规约。
对《白毛女》这部被誉为延安文艺运动“实绩”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传统形成过程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当年参与《白毛女》剧本修改和改编的张庚曾断言：“新歌剧《白毛女》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不可能出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只能出现在文艺座谈会之后。”如果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催生了《白毛女》的诞生，那么它所指示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方向及其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后“经典”地位的确立便在当代中国文艺实践中渐次开启了一种由党的领导者、广大群众、作家艺术家组成的所谓“三结合”集体创作模式，其中1945年4月新歌剧《白毛女》首次演出后，中央书记处的“三条意见”[8]无疑是这一模式的滥觞，其显著特点是领导策划、命意、干预对艺术创作与批评的左右和影响。
此后，文艺运动成为巩固“集体创作”主流地位以确认“经典”的唯一方向性与合法性的常态化方式。1950年对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57年开始的文艺界的“反右”斗争、1958年对丁玲、王实味“毒草文学”的再批判、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对苏联“裴多菲俱乐部”的批判、1961年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1961）以及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指示”（1963、1964）和“文革”期间的“样板戏运动”等一些列的文艺运动，促成了包括《白毛女》在内的大批作品的“成长”和繁衍，也使得新时期以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构和政治理想成为“集体创作”能够在那个时代成为“共识”和主动服从的基础。
80年代以来，在西方各种文学观念和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理论的影响下，“重写文学史”“重塑经典”的呼声伴随着新的文学生态滋生蔓延，特别是90年代中期后，“革命化”遭遇“商业化”的文化情境中，“经典反思”一度成为热点话题。针对这一浪潮，童庆炳指出：“艺术价值”、“可阐释的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是立足当下反思经典必须把握的6个要素[9]。如是观之，当代中国文艺史上的“经典”的确是一批内涵复杂、需要认真辨析的文本，就其内容而言，多以反映革命斗争历史、歌颂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宏大叙事为主题，就其流变而言，从原创到改编定型，大多经历了较长加工和提高过程，并以多种艺术形态长达数十年的推广，覆盖了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影响了几代受众。但其艺术上的概念化、类型化倾向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都使得“经典反思”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因此，文革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经典”和“样板戏”一度销声匿迹，但90年代中后期影视业的发展、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威介入、近年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政策的出台再次将“经典”推上时代前台，“经典”借助商业的力量和逻辑，再次成为汇聚资源和人气的艺术重镇，只不过“经典重温”更多是以“经典代读”的方式进行。如何认识当代艺术史上的“经典”及其改编？经典的当代价值和意义何在？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的不仅是文学史的构建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对待“近代中国文化”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1〕贺敬之.马可.前言[C].白毛女(修订本)[M].新华书店，1950.1.
〔2〕延安鲁艺工作团.白毛女(再版前言)[M].哈尔滨:东北书店，1947.1.
〔3〕延安鲁艺工作团.白毛女[C].中国人民文艺丛书[M].北京:新华书店，1949.
〔4〕王荣.调整与改造:从“新歌剧”到“新中国电影”的确立——论1949年前后《白毛女》[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9)：91-97.
〔5〕袁牧之.关于解放区电影工作[C]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M].北京:新华书店,1950.199.
〔6〕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白毛女(电影文学剧本)[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6.
〔7〕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白毛女》内容说明[C].白毛女(电影文学剧本)[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173-176.
〔8〕陈晋.文人毛泽东[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43—254.
第6篇：资治通鉴白话版范文
关键词：刘知远;通俗化;五代史平话;刘知远诸宫调;白兔记
一、刘知远形象的通俗化与《白兔记》
刘知远为五代十国时后汉高祖皇帝，冒姓刘，讳薄＞荨毒晌宕史》载高祖“其先本沙陀部人也”[1]《资治通鉴》载 “知远微时，为晋阳李氏赘婿，尝牧马”。[2]五代十国之时，朝廷更迭迅速，刘知远出身市井小民，发迹故事本身具有传奇性。宋建立以后，说书艺人演说五代故事，使刘知远故事进一步在民间流传。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就有“尹常卖《五代史》”[3]之说。
最早以说故事的形式记载刘知远相关事迹的是《五代史平话》。《五代史平话》中的刘知远故事基本以历史为纲，按时间记叙了刘知远从先时的浪荡游民，到参军发迹的人生历程。此时对刘知远既不批评也不肯定。
90年代俄探险家在黑水古城出土了最早的《刘知远诸宫调》刻本。这是对刘知远故事的进一步改编。现存的《刘知远诸宫调》不全，只流传六回，且这六个章节也是不全的，第三回缺大半，四至十全缺，第十一回缺三页。但从现存的几个章节中，我们能基本了解整个故事的脉络，对人物也有一定的认识。这时的刘知远形象正面，大义凌然。
随着对前代对刘知远故事的不断改编和流传，民间关于刘知远故事的版本也越来越多。除了前面的两种外，元代刘唐卿也作有《李三娘麻地捧印》杂剧（今佚），在整合这些剧目的基础上，南戏《白兔记》应运而生。《白兔记》中的刘知远形象大不同于《诸宫调》，此时重新变成一个不思进取的地痞无赖，且增加了负心婚变内容。这实现了刘知远故事的最终通俗化。
二、《白兔记》使作品更通俗的原因
（一）作品形式使然
《白兔记》中刘知远形象在元代的重新定位，是刘知远故事改编成戏曲这种形式，自身逐渐通俗化的表现。这一时期的刘知远故事，因为其在演出形式上的新特点，而增加了更丰富的内容。如《诸宫调》意刻画李三娘的形象不多，因诸宫调仍是一种说唱艺术表现，它的表演形式是一人演唱到底，只需要一个确定的中心人物，因此重点在刘知远。
《白兔记》与《诸宫调》相比，涉及了更多的人物形象。李三娘的戏份也空前增加了。《白兔记》是南戏，南戏是一种舞台表演形式，角色主要有生、旦、净、末、丑、外、贴等七种，没有一人主唱的规定，且创造了多种演唱形式。演出角色和形式的改变，使除了刘知远外的其他人都拥有了更多的戏份。因此在三十三出的剧目里，有近二十出涉及到李三娘。有些剧目如《强逼》、《挨磨》、《分娩》、《汲水》、等成为经典剧目。
（二）流行因素使然
《白兔记》中明显增加了刘知远负心婚变的内容，他这一形象的展示，在《诸宫调》中已经初见端倪，《刘知远诸宫调》有刘知远再次娶妻的情节，但随着故事的不断演变，负心婚变终于在《白兔记》中表现出来。究其原因，一可能是为了丰富文本内容，使得故事更加曲折动人，使得在舞台上表演的情节更加的丰富。二可能是受到同时代的戏剧作品的影响。同时期作品如《张协状元》《陈叔文三负心》《赵贞女蔡二郎》等都有负心婚变内容，戏剧作家在进行戏曲创作时可能会潜移默化的受到其他作品的影响。而且，由于《白兔记》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后代的刻印可能增加的不同的时代内容，如现今流传的《白兔记》就经过明代刻印，文本中对人物的评判明显增加了儒家传统礼教对妇女道德批判，增加了教化社会的功用。
（三）政治环境使然
《五代史平话》将刘知远塑造成一个地痞无赖，在历史上刘知远也并非一代明君，从《旧五代史》等历史记载来看，刘知远的行事作风相当残暴狠厉的。称帝后，手下多是蛮横无知，骄奢残暴之徒，也难怪受其迫害不远的宋人对刘知远多有批评。
《刘知远诸宫调》中刘知远由《五代史平话中》地痞流氓完全转变成了一个盖世英雄的形容。这与刘知远故事在通俗化过程中民众的接受心理以及诸宫调流传状况都有关系。
刘知远是十代十国时后汉王朝的建立者，在辽入主中原之时，刘知远远据河东，在太原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既然是一位开国帝王，刘知远的作风定然与众不同。因此在《诸宫调》中，刘知远的形象多是正面的，而且宋代末年，对刘知远故事的演绎还比较少，民间对于刘知远的故事还不能耳熟能详，此时对他存着敬仰与羡慕的创作者在塑造刘知远形象时就比较正面了。
到了《白兔记》时元朝政治相对稳定，当朝统治者的不干涉态度，《白兔记》受到政治的影响就少的多了，为满足广大受众的需要，作品进一步通俗化，越来越接近日常生活。
总之，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文化审美和期待的改变，刘知远形象逐渐丰富，及至后来《白兔记》中对刘知远故事的生活化，形象化改编，是不断通俗化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薛居正.旧五代史.汉书一.高祖纪上[M].北京： 中华书局，1975.
第7篇：资治通鉴白话版范文
[关键词]年鉴；条目；注意问题
年鉴是系统汇辑上一年度重要的文献和其它信息，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可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为区域性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具有高密度储存地域信息和认识地域社会的功能。年鉴重要内容是条目，条目是年鉴的记述实体，条目记述的好与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年鉴志体质量的高低。所以要想提高年鉴条目质量应用注意以下几点：
一、做好年鉴条目工作要有很强的文字功底
社会上有些人认为编写年鉴不需有什么文字功底，只要找到资料，就能用白话文把它拼凑起来，就是一个条目，这是一个误区。要想编好年鉴，设好条目，必须掌握年鉴学的理论知识。做为一名编辑，对年度资料必须深入研究，分析其规律，以最好的文字，写出多的信息含量，这需要具备渊博的知识，需要掌握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律、编辑等方面的一些背景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写好条目。
二、写好年鉴条目要有创新精神
为使年鉴拥有更多读者，必须按照年鉴的基本体例、准则去编辑。但年鉴的编辑，也不是年年走老路，填填新数字，而要努力做到一年一编，每年都应该有创新，否则就会失去读者，失去年鉴的存在价值。首先要做到在保持篇目框架基本稳定的同时，力争年年有所调整、有所创新。其次是在记述内容上力争年年有特色，有重点。要做到这一点，每年在写初稿时，就强调各部门、各单位要抓住本年度的重点、亮点来写，写出各自的特点和个性。年鉴的读者定位找准了，就应该考虑如何在满足读者的需求下，最大限度地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资料。
三、制定年鉴条目时应提高编辑的年鉴素质
在年鉴编辑过程中，既要有可读性，又能吸引读者，还要有实用性，以体现工具书的特点。要提高年鉴素质，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首先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年鉴作为资料性工具书，内容具有较多的参考性，更具权威性，它要求年鉴编辑应该具备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渊博的文化知识，能够识别和修改年鉴稿子中的各种错误，使年鉴语言简洁流畅，行文规范，内容真实可靠。其次要有崇高的敬业精神。年鉴编辑是一项既艰苦又清贫的工作，说它艰苦，是说编辑在年鉴的整个编写过程中要付出许多心血，加工整理时要字斟句酌，校对要一丝不苟，做到文章流畅、语言精炼、准确、风格统一，不出错别字，让使用者用得放心。第三要有不懈的学习兴趣。年鉴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它也必然要走向市场，以至进入信息高速公路，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甚至配上更美好的画面直接提供给使用者，这就要求年鉴编辑不但要学会如何将年鉴稿编辑成书，还要学会编辑电子版，掌握电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以适应高科技时代的需要。
四、年鉴条目应规范语言，使其多样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信息的互相渗透，年鉴的文体必然会受到其他类书籍的影响。年鉴文体的写作，说到底，也就是条目的写作，一般用记叙文和说明文体。在语言表述上，以下问题需注意：
（一）词汇贫乏，记述单一平谈。作为一种资料性、可读性的工具书，要做到不犯语法，修辞的错误是不够的，还必须讲求语言艺术的多样化，灵活地运用各种语言表达手段，充分使汉语的词汇准确地为年鉴所用。
（二）概念不准确，词文界限不清，不严密也是年鉴语言表述不规范的一个方面。有些语言漏洞多，经不起推敲。比如：“较快增长”、“明显提高”，界限都很难界定，这些属于逻辑范畴，但在语言的运用上还要努力用最贴切、符合事实的语言表达要表达的意思。
五、编好年鉴条目要有好的的文风
年鉴是大容量的资料工具书，它要求在有限的篇幅中，用最经济的文字容纳最丰富的资料，既用准确、简洁、质朴、富有文采的文字记述翔实的史料，使年鉴具有时代特征，符合科学性、知识性、规范性的要求。
（一）准确
“准确”，是年鉴语言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准确无误的语言才能保证年鉴内容的准确性。首先是它的政治观点正确。二是它所反映的事物、对象要准确。两条并举，缺一不可。三是慎用模糊语言。年鉴是事实性、资料性工具书，要求运用精确的语言表述各种事物，有些出于保密的需要，而不得不采用模糊语言的内容也要十分注意分寸。
（二）简洁
年鉴用词要简洁明快，话到辄止。年鉴内容包罗万象，如无简洁有力之笔，叙事拖泥带水，必然导致年鉴的臃肿。下笔千言而主旨不明，非但不能收“文约事丰”之功，更无可读性和实用性。年鉴用语要惜墨如金，要删除所有不含信息的语言，如议论、抒情的“穿靴戴帽”之类的空话等等。
（三）质朴
年鉴记过的资料要经的起历史的考验，语言运用上应力求质朴，通过事实褒贬是非，扬善抑恶。年鉴文字的质朴要求做到“立言得体”，落笔之时有一定的“分寸”。切记用宣传语言和文学语言，不要说的太绝对化，要留有余地。用词不修饰，不玩弄词藻，不需要加更多的形容词。为了使读者易懂，要把那些令人费解的专业术语和行业通用的简称变成通俗易懂的语言。同时要力戒“文白”加杂的语言、俏皮话、感彩强烈的词语及命令式，教训口吻句等非年鉴本色的语言在年鉴中出现。
六、编写年鉴条目时要讲究文采
第8篇：资治通鉴白话版范文
【关键词】晚清民国；城镇；食糖运销网络；民族经济开发
【作 者】唐咸明，四川大学城市所2006级博士生。成都，610065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3-0153-011
In distribution network of sucrose cities and towns in Guangxi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MinGuo
Tang Xianming
Abstract：In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Dynastyand the Minguo，as planting suga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gar industry in Guangxi to cities and towns based on sucrose distribution network has been formed.The overall trend in circulation distribution center for Wuzhou，and then imported to Guangzhou，Hong Kong and Shanghai，and other places.At the same time，there are also around the Guangxi regional and trade with theneighboring provinces of sucrose distribution small market.Small market and theregional market sucrose distribution connected to strengthen the surrounding provinces of Guangxi and market network and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economic ties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ane sugar industry，and promote the Guangxi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Key words：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MinGuo；towns；sugar distribution networks；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一、问题的缘起
广西为甘蔗的原生地之一。有学者考证，壮侗语族先民是我国最早掌握种蔗制糖的民族之一。①然而自秦汉以来，由于广西地处岭南偏僻的西部地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开发起步较晚，经济和文化发展较为落后。进入明清时期，随着中原移民的不断入桂和闽粤两省经济性移民的西向涌入，加速了广西多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在这种背景下，广西的甘蔗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制糖技术有了新的进步，蔗糖产量有了一定增长。蔗糖产品随着城镇商业流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由基本圩镇巾场、中心市镇市场、中心城市市场的层级流通网络逐步进入国内区域市场和国际市场。晚清民国时期，广西食糖对外流通总的流向是趋东运销，即以梧州为集散转运总中心，再运销广州和香港以及中国北方市场。以往学术界侧重于从生产和技术的层面对广西蔗糖业进行研究，而未专门涉及蔗糖运销网络问题的探索。本文拟对晚清民国时期广西蔗糖业运销网络的构成运营、动力及特点等作一剖析，以求教于方家。
二、广西城镇蔗糖运销网络的构成和运营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甘蔗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制糖技术的进步，蔗糖产量的增加，广西的蔗糖流通，逐步形成了从基本圩镇市场、中心市镇市场、再到区域性中心城市市场的层级网络蔗糖流通体系。具体来说，蔗糖生产地的周围基本圩市或圩镇市场构成了蔗糖流通的初级集散地，与产糖地区构成直接的产、供、销联系，成为连接整个蔗糖运销网络的基本关节点。平乐、宜山、融县、百色、贵县等构成蔗糖运销中心市镇市场，即三级集散地。区域性中心城市桂林、柳州、南宁等为二级蔗糖集散市场。梧州成为广西趋东城镇商业运销网络的总中心，是蔗糖集散总中心，构成一级蔗糖市场。
基本圩镇集散地。晚清民国时期，广西民族地区经济开发速度加快。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是桂东北，桂东和桂东南发展水平高于桂西，而且这些地区的农村圩市规模、数量和服务半径等都大于桂西地区。这一时期蔗糖业以柳州以南地区发展较快，蔗糖交易以桂南农村基本圩镇市场最为繁盛。例如贵县，蔗农在冬季榨制熬糖之后，在苏湾、横岭、八塘、桥圩、西山、石卡和新塘等圩市交易卖给糖商，商人再将蔗糖运销贵县县城集散。②《宁明州志》载：“城东门外江干另有一墟，系一四七墟期，此墟菜蔬各物略有，而以米为大宗。缘上龙土司所辖之窑头各乡民，多种蔗造糖为业，米出不敷，所食皆赖宁明州米为之接济。”③宁明州城外专业米市的形成，促进了窑头各乡甘蔗专业化生产。在平南县，各蔗区都设糖寮，多数糖寮为集资合股经营，自种自榨自卖，也承接来料加工。所得加工费，除工资、牛租外，按股分红。也有种蔗多的富户独资经营的糖寮，除自种和收购甘蔗榨糖外，也兼办来料加工，或以糖换蔗。④在县内33处圩市当中，以大安、思旺、丹竹、六陈等处为最大。大安圩是平南最大的圩市，贸易以油、糖、菸、猪、鸡、布匹等为大宗，全年贸易额约二百万元。⑤桂平县，1934年有糖榨33家，产黄糖4990担，白糖2700担。⑥恭城县解放前，各地蔗农历来自集股金开办水榨(以水车为动力)，早榨(以牛拖为动力)榨取蔗汁，用铁锅烧煮制成糖。民国时期有水早榨108乘。民国28年产糖2945吨。交易黄糖的圩市，除县城圩外，还有莲花圩、嘉会圩、龙虎圩、西岭圩、栗木圩和六岭堡圩等6个基层圩市。⑦黄糖销售，县南一部分产糖区，商人用民帆船装载黄糖运出平乐抚河或溯漓江上桂林销售；或由抚河下梧州，运销广东市场；县中、北、东、西产糖地区，大多数蔗农都是肩挑至龙虎关市场交易，商人再将蔗糖转销湖广地区。⑧灵川县“蔗糖，惟三四段有出。销途：桂林，兴安，湖南。”⑨阳朔“县属沿桂江一带，皆有糖榨，约三四十家，以白蔗榨水制成黄糖。每年出产约三干担。销途多在荔浦，平乐次之，桂林又次之。”⑩隆安县“为右江门户，并为镇结、万承、果德交通孔道。凡土货国货洋货轮运及挑运过境者，为数甚巨。国货以布匹为大宗，洋货以洋纱、洋油、火柴等为大宗，土货以谷、豆、糖、生油、纱纸等为大宗。”[11]民国时期的忻城县“制糖榨坊，多为露天两辊畜力木榨取汁，灶锅煮炼成糖。为方便集市交易，蔗农们用竹片制成方型糖模，将煮好搅砂的糖浆倒入模内，冷固成块。商人收购的这些蔗糖除县内销售外，还销往邻县乃至柳州、梧州、港澳。”[12]
我们以阳朔县蔗糖运销为例，将上述基本圩镇市场蔗糖运销，图示如下：
可见，基本圩镇市场通过糖商与蔗农的购销活动，将蔗糖产区的产、供、销连为一体，构成蔗糖运销网络的最基层环节。它们既是洋杂百货等商品销售的终点，又是蔗糖和农林土特产向外运销的起点。
中心市镇集散地。在市场销售网络中，中心市镇是联结城市和基本圩镇的网点，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近代广西的蔗糖运销网络中，平乐、融县长安、宜山、贵县和百色等构成了中心市镇市场。
平乐县城位居桂江西岸，为桂梧间惟一的重要商埠。水路北通桂林、全州，东至恭城，西达荔浦。春夏水盛期，有电船与梧州往来，是抚河流域的交通枢纽。由于水运地理位冒较好，自古以来是平乐、阳朔、荔浦、蒙山、钟山、恭城等县物资集散、旅客中转地。市场繁荣运输忙，有“小梧州”之美称。[13]民国时期，平乐的蔗糖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县志载：“本邑每凡糖榨一间，大都合数人所种之糖蔗。轮流施工。如届砍某人之糖蔗归某人榨时，即为榨主……”“榨糖水者三人，以榨足二十桶糖水计工，合共资桂钞四元。煮糖者正司务一人，助手一人，以煮足二十桶为定额，计工资正司务桂钞二元四角，助手桂钞一元六角。烧火者一人，亦以二十桶糖水为度，工资桂钞一元二角。”[14]榨糖分工细密，实行计件工资制，反映了平乐县制糖技术的提高。当时榨糖普遍采用牛力和水力为动力。根据1936年调查统计，1935年平乐县城出口黄糖122520斤，进口白糖252446斤。在14处乡镇圩街当中，以黄糖为主要交易商品的有沙子圩、陈家榨圩、张家圩。均为3日一集。[15]在平乐集散的蔗糖流向有二：下至梧州，上达桂林。“入口货物以生盐、洋纱、布匹等为大宗，洋麦、白糖等次之。出口货物以白米、花生油等为大宗，黄糖、柿饼等次之。”[16]商人运载蔗糖的帆船“溯江而上以达桂林省会，下达梧州，往来运输货品，四季不绝。”[17]平乐成为区域性进出口蔗糖的集散地。
贵县，是桂东南蔗糖生产和集散中心。“糖蔗主产地苏湾附近，冬季糖厂林立，每年糖之产量平均估计约逾五百万斤。”“县属糖蔗运销颇盛，苏湾所产者最为著名，以县城为集散地。糖榨业凡二百四十户，每户每年平均约制糖二万余斤，工人共约四千人以上。”[18]贵县县城外东区，当时有福亨、德丰、英记、钜昌、隆恒、发东、恒记等七家糖商，[19]成为蔗糖交易集中区，“每逢秋冬榨季产量甚巨。每天从苏湾、横岭、八塘、桥圩等地运来，约有10余万斤。从西山、石卡、新塘，从竹枝埠雇船运来，约三、四万斤。另从大岭泥湾八村用船运来亦有两三万斤，总共每天出售数量达二十余万斤。除本市零售商购少量黄糖销售外，其余由水面行运销商数十家收购，运载穗梧等地。这些运销商有些是自营的，大部分是代客收购，有极少部分是代桂林、湖南客收的。”[20]由于贵县是邻县货物集散中心，宾阳、迁江、横县、永淳、玉林、兴业等有部分蔗糖产品都在贵县集散。后来，随着轮船和公路的兴起，宾阳、迁江、横县、永淳等县蔗糖直走梧州或出口广州湾，对贵县蔗糖集散产生一定影响，但由于本县产量巨大，蔗糖交易仍然繁盛。
融县长安镇，周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陆交通发达。沿江北上经古宜、龙胜可直通湖南。沿榕江经良门、富禄进入贵州省。沿江南下，经融水、柳州、梧州，流入粤港澳。商贾云集，市场繁荣，有“长安小柳州”之美称。晚清民国时期，融县蔗糖业集中在长安沿河两岸以及大洲、鹭鸶洲、大巷、白虎寨、竹子、太平、崩冲、大坡一带，这些村庄的蔗农都设有土榨糖房，用牛拉两圆石滚将甘蔗压榨出水，经过熬煮加工成片糖运到市场交易。长安片糖质地好，色泽黄，味清甜，成为市场上糖商争购的名牌产品。长安片糖远销湖南、贵州等地。[21]民国《融县志》记载：“出口以杉木、桐茶油、柳安片糖、谷米等为大宗。清同光间，商场恢复，……布则阳罗布、葛仙布、湖南大布为大宗。长安布庄专以糖易洪江布匹……”[22]洪江镇曾经是湘西的一个小圩市，在清末民国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经济重镇，有“七省通衢”之称。[23]抗战时期，洪江百货业发展到58户，商人多从柳州等地进货，转销贵州、云南、四川等地。[24]蔗糖易洪江布，原因在于长安片糖质量好，受到顾客青睐，湖南、湖北商人乐于采购。湖南《靖州乡土志》记载：“本境仅制米糖，其白糖、片糖、冰糖，由广西之长安水运至林溪，改陆运三十里至坪坦，仍由水运入本境，每岁销数约五千石。其转运至会同、洪江、武冈及黎平销行者约五千石。”[25]长安蔗糖由湖南、湖北等省商人长途运销湘黔两省数额为一万石左右，流通范围较广。长安镇平时输出之产品有茶油、桐油、木材、米、黄糖等；输入商品有食盐、棉纱、布匹、煤油、火柴等，多由此转输县属各圩镇及邻近各县。[26]成为广西北部的蔗糖集散地和输出湘、黔市场的转运中心。
宜山地处广西西北。水路由龙江至柳州顺水三日可达，陆路沿着黔桂公路，宜柳之间5小时可达。为黔省鸦片运桂的要道。黔省商人售卖鸦片后，就地购买洋纱、洋布而回，商业颇为繁盛。腹地宜北、天峨、南丹、河池等县的黄豆、糖类、桐油、牛皮等农林矿产，多集中于宜山然后运销柳州、梧州等地。出口以桐油、牛皮、黄豆、黄糖等为大宗。1936年出口桐油五千担，牛皮四千担，黄豆一万担，米七千担，黄糖三千担。[27]宜山县1939年产蔗8.412万担，1941年产蔗糖共2.256万担。县志卷一《纪地》载：“阡远圩距县城四十里，逢子、午、卯、酉日为圩期，油、米、白糖所聚，纸炮、丝烟驰名。下青里境西南有石山，东北皆土岭。白糖、黄豆居民恃以为利，其产于顺安、上青各里者，亦售于怀远。盖地据形胜，百货所聚也。”怀远镇周围农村小糖榨星罗棋布。仅谭村福洞屯就有4处。大户压榨1个月，小户压榨10天半个月。聚集怀远街的各地富商巨贾，每年收购大批蔗糖外销。一部分上销川、黔，更多的是销往湘、鄂、赣、苏、浙等省。[28]1912年至1920年间，仅经怀远码头运出的黄豆、黄糖，每年分别达到1000万斤以上。[29]
百色，是桂西及云贵两省进出口物资的重要港口。早在百色建城以前，就有外地商人沿水路到此经商。清末民初，更是商旅云集。通过百色港出口南宁、梧州的货物以八角、茴油、桐油、药材、糖、米和豆类等为大宗；进口输入云贵边区的货物以棉纱、布匹、食盐及日用百货等为大宗。清道光年间，百色县民间已用甘蔗煮水熬糖。《百色厅志》记载：“果品有蔗”“果属甘蔗，亦榨汁煎炼为糖。”[30]民国时期百色的毕禄、皈乐、凤都诸乡，糖制品除自用外，已成为外销商品。1944年，土糖出口额3231.5万元国币，1945年百色全县产黄糖110.5万公斤，白糖27.13万公斤，黄糖出口额3271.4万元，为土特产品之冠。1947年有榨糖作坊116个，占全县手工业及农村副业总户的34.6%。[31]产品有糖、红片糖、白砂糖、冰糖等，仍以皈乐白糖为上乘。糖制品畅销本地及南宁、云南、贵州等地。
我们将上述通过商人运作的中心市镇市场蔗糖流通的主要去向，简要图示如下：
(1)桂林平乐市场梧州
(2)湖南、桂林贵县市场梧州、广州和香港
(3)湖南洪江，贵州融县长安市场柳州梧州
(4)四川、贵州宜山市场湘，鄂、赣、苏、浙等省
(5)贵州、云南百色市场南宁梧州
区域性中心城市集散地。南宁、柳州、桂林三市是广西蔗糖运销的二级市场。南宁是左右江流域的蔗糖集散中心。柳州是广西中部蔗糖集散中心。桂林是桂东北蔗糖集散中心。
南宁集散地。南宁据郁江上游，上接左、右两江交汇点，下与梧、粤港各埠自清末以来就有电船四季可以通航，是左右流域及红水河流域出入货物的集散地，也是广西与云、贵两省交易的重要市场。商业地位仅次于梧州。据1936年调查，出口桐油250万市斤；纱纸200万市斤；八角、白糖、谷、牛皮、牲畜等各值40余万元。[32]南宁总关下属的龙州区，进口安南土产，以砂仁、木耳、生胶、枯木为大宗，其中以小枯木制的榨蔗器械等物品，供应各地榨糖需要。出口的土货以乳猪为大宗，土特产黄糖、黄豆、八角、茴油则运到南宁再转销各地。[33]清代，邕宁以县治(今南宁市)为中心的城乡商业网络已形成。购销以百货、花纱、五金等日用工业品和粮、糖、油等农副产品为主。[34]邕宁的蔗糖生产和运销十分旺盛。《邕宁县志》记载：“蜡蔗皮黄或红，质松味甜，宜作果品生啖。竹蔗皮坚，含糖质尤富，专以榨汁取糖。吾县南路蒲津乡下南一带，所有田亩，十分之八九，改为蔗畲，所产糖额，动以万计。其糖之种类，有黄糖、白糖、冰糖等。”[35]民国年间，邕宁蒲庙圩开设有彭百记、莫均安、韦全兴、时年丰、联记、福诚、祥和等七家糖庄，专门经营蔗糖收购和销售。还有甘源发、谦和、商泰3间食杂铺号，用优质白砂糖精制云片糕和白糖饼。这些上等糕饼，香甜软滑，为顾客所喜爱。香港、澳门、广州各埠商人也有轮船来蒲庙购买白砂糖、云片糕和白糖饼，运往各地转售。县内苏圩、吴圩、良庆等乡镇生产的蔗糖都运来蒲庙销售。蒲庙圩的蔗糖市场，年销售蔗糖在一万吨以上。[36]
柳州集散地。柳州市控柳江上游，为龙、融两江流域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贵州省部分商品，也以柳州为出入的孔道。商业颇为繁盛，是广西中部的主要蔗糖产区和蔗糖集散地。晚清以来，在梧州辟为通商口岸之后，各方商人汇于柳州经商者络绎不绝。输出货物有牛皮、木材、桐油、米谷、茶油、蔗糖等；进口货物主要有煤油、洋布、五金等日用品。[37]据柳州商会1917年调查，该年柳州输出砂糖、片糖4万担。其中2.5万担来自柳城、雒容、怀远、融县，其余为本地所产。这些糖大部输往粤、港转销华北、华东各地。共计销往天津、宁波、上海、青岛等处2.2万担；广州8000担，湖南6000担；梧州4000担。4万担总值20.4万元大洋，占该年柳州出口总值452.58万元大洋的4.5%，居柳州12种主要出口货物的第五位。[38]1936年，柳州出口货值以桐油居首位，大米次之，出口赤砂糖和片糖共三干担，值72万元。[39]民国时期的柳州，经营糖业的老字号有广安隆、昌隆和西和店，它们在乾隆和光绪年间已开始经营蔗糖业生意。[40]在清末民国豪商巨富中，唐培初、曾全盛、秦远斋号称“柳州三巨头”。曾全盛不仅在西门铁局街等拥有大量房产，而且在城外基隆村、磨滩、黄村等地开设糖厂、油厂，几乎垄断了整个柳州的糖油业。秦远斋继曾全盘之后开设“广隆安”，也以经营糖业出名。他不仅在柳州开行营业，还到梧州、广州等地设立庄口。[41]
桂林集散地。民国纪元以前桂林一直为广西省会，居桂江上游。在20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桂林的水面业，专靠抚河与省内、省外沟通。而抚河以河窄、水浅、滩多著称，在省内比不上水深的梧州、南宁和柳州。本地区各县城镇商业贸易，主要靠肩挑。桂林在现在的解放桥下，架设永济浮桥。以该桥划分，桂林至全州为上河，桂林至梧州为下河，都用木船载运物资。上河顺水，以运糙米、生油、桐油、茶油、棉花等为主。下河顺水以运粮、油、山货、土纸及各种农产品，还承担客运。上、下两河的逆水，多运食盐、洋杂、布匹、白糖和煤油等。[42]桂林市是桂北八县土特产的集散地。由于气候寒冷等原因，生产蔗糖的县份不多。1910年，桂林府产糖47200石，其中临桂县30000石，灵川县1900石，阳朔县6300石，永福6000石，全州3000石。”[43]1937年，桂林市(包括临桂县)仅产糖4956担；全州产糖2292担；灵川产糖3074担；永福产糖18242担；阳朔产糖7176担，总计35740担。同期，柳州市产糖20649担，邕宁产糖57263担。[44]上述桂北5县的蔗糖由商人运往桂林集散的不多。如1932年，永福县的私商往桂林销售黄糖6万斤。[45]据1945年12月统计，桂林市当年销售白糖52000市担，约55000市斤，黄糖27333市斤。[46]值得注意的是，自平乐县以下，蔗糖均由平乐直接买卖归于梧州。湘江流域的商品，则自全州以下者多与湘江下游各埠交易。在桂林3个主要商帮中，江西帮以经营大、小湘纸、官堆纸等为主；广东帮以经营粮、油、糖、纱、布为主；湖南帮则兼而营之。桂林东洲后街行是当时水面行业的中心，在15家商号中，没有专门经营食糖的商号，只有“怡义顺”以经营各种土制纸张为主，兼营白糖、盐、纱、布为辅。派专人深入桂北产地山区坐购老仄纸、桂花纸、大小湘纸，供应本市，并大量运销梧州、南宁。就地购回黄尖白糖、八角、胡椒、生盐、棉纱布运回桂供应。[47]综上所述，由于商业腹地及市场的分割，桂林蔗糖集散功能在3个中心城市中是最弱小的一个。
故而有学者说，桂林在进入清末民国以来，“输入货值远超于输出货值，可说在经济上为一消费城市，在广西贸易上的地位，非特不及梧州，也远逊邕、柳二市。”[48]
因此，在桂东北的蔗糖运销网络中，桂林只是在城市规模和地位上高于平乐。随着民国以来灵渠运输地位的下降，[49]桂林市区腹地蔗糖产量的局限，在蔗糖趋东流通的商业地位上，平乐要高于桂林。又如桂北重镇全州，为湘桂边境之商务区，“所有必须由外地运入之货物，如煤油、白糖、瓷器、铁货等，多数由湖南方面运来。这是因为，湘江下游河道深且宽，运行较快，而且物价也较桂林方面便宜些。”[50]“桂林抚河上河逆水，一年只在涨水期运三、四次，顺水每月都有小船和竹、木排来桂林。”[51]“1927年，全桂公路建成通车，由于运费过高，一般大宗物资及土特产等，仍须由水路运输。直至1938年，湘桂铁路通车，运输量大，运费低，速度快，才将过去货物专仰水路运输的秩序打乱，经纪业从此衰落。”[52]可见，明清以来掠桂林经灵渠顺湘江到湖南的蔗糖北运路线仍然存在，[53]有学者认为此路线是明清时期广东蔗糖北运的三条路线之一。[54]但是，进入民国以后，食糖经灵渠北运的数量已经是大大地减少了。
我们将上述三座二级中心城市通过商人运作的蔗糖运销网络市场，图示如下：
(1)百色南宁市场梧州，广州和香港
(2)融县、柳城、雒容、怀远柳州市场梧州，穗港，中国北方
(3)湖南―全州、兴安、灵川桂林市场平乐梧州，穗港
梧州市一级中心集散地。梧州居西江上游，当浔桂二江之交汇点，是广西的东南门户。水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号称“水都”。1897年根据《中英缅甸条约》将梧州辟为通商口岸，于同年5月初设梧州关。梧州开关后，对外贸易发达，成为广西、云、贵、川等省对外贸易最大口岸，贸易之盛居全省之首。各省商人来梧州买外国货，内地米谷、木材由此出口。光绪二十八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一千五百万关两。梧州关税收入额大，宣统二年收关税六十二万关两，占广西全部财政收入60%。[55]进口货物以棉纱、棉布、燃料、面粉、白糖、纸烟、海产、火柴等为大宗。出口货物以香菌、木耳、瓜子、油类、菸草、赤糖、木材、牲畜等为大宗。[56]据《广西年鉴》第一回统计，1912年广西出口亦糖57523担，1920年为87233担，1925年为17640担，1931年为4190担。[57]而同期经梧州等三关进口洋糖货殖349699海关两，出口土糖货殖78125海关两，入超271574海关两。洋糖占进口货物总值的1.51%，黄糖仅占出口货物总值的0.91%。[58]在广西同期输出的赤糖当中，柳河占三成，大河占六成，抚河占一成。销售地点，港粤占五成，上海以北占五成。[59]这清楚地表明了经梧州等海关出口蔗糖的序位，以南宁为第一，柳州第二，桂林居末。
故而，明清以来，随着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大量粤省经济性移民的入桂开发，梧州经济贸易逐步走向繁荣，并取代桂林的经济中心地位，形成以梧州为总中心的、与克里斯塔勒体系悖异的商品趋东流通的城镇商业网络。梧州不仅是全广西进出口蔗糖的总中心，也成为黔、滇、川等大西南诸省进出口货物的要道。同时，在梧州开关以后，西方列强倾销的大量洋糖(荷兰的白糖和车糖，香港的冰糖)[60]沿着这条通道进入广西和大西南内地市场，给广西蔗糖业以沉重打击，使得洋糖逐步挤占土糖的市场。[61]
通过商人运作的、以梧州为总中心的广西蔗糖流通网络的运销，构成了以黄糖出口和洋糖进口的双向流通渠道，图示如下：
三、解读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蔗糖运销网络的成因和特点
晚清民国时期广西蔗糖运销网络的畅通和运营，除了入桂客商与本地小商的主体作用外，与明清以来广西甘蔗种植面积的扩大、产量的增加以及制糖技术的进步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明清时期，随着中央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和开发，人少地多、开发相对滞后的广西，吸引了众多的外省农业移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从而在清代形成了一个经济型移民进入广西的高潮。[62]全省耕地面积增加，甘蔗的种植有了进一步扩展。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金钅共等纂《广西通志》记载，浔州府“甘蔗各县出”。《郁林州志》载，郁林州以“产甘蔗糖为大宗，岁得厚利。”[63]综合相关文献资料记载，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广西许多地方的甘蔗糖业是明末清初以来，闽、粤两省经济性移民、本地少数民族、中原汉族移民等共同开拓种植的。如恭城，“清嘉庆年间，福建人黄、陈、郑、江等五姓人家流入恭城县落户后，目睹恭城沿东河、西河河谷冲积的小平原，土地肥沃，适宜于种植甘蔗发展糖业。遂返回原籍，引进甘蔗种植开建糖榨。自此，恭城开始有蔗、黄糖特产。”[64]昭平的蔗糖业，“发端于清同治初年。今昭平镇大壮村黄屋80岁老人黄瑞新的曾祖父黄作金三兄弟，从广东罗定县贩运鱼花来昭平，发现县城北面练滩村一带土地平坦宽阔，柴草充足，适宜种蔗制糖，遂于同治六年举家迁来现住地，把广东的制糖技术引进昭平。”[65]柳城县东泉镇，“从清代、民国直至今日，多产甘蔗。全镇40多个村街，户口近万户，客家居民占80%。他们主要在清代来自广东嘉应州各县。全镇耕地6万余亩，主要种植水稻和甘蔗，为桂中地区出产大米和蔗糖的重要产区之一。”[66]
民国9年编纂的《桂平县志》记载，“蔗，有竹蔗、腊蔗两种。竹蔗叶长如苇，茎小而韧，春栽冬刈，绞汁熬之成糖。此种产于贵县为多，邑内少有。”[67]但是，到民国22年，桂平县种蔗450多亩；民国25年，江口银竹村人陈汉生与广东人联合兴办种蔗专业农场，建立小型机糖厂；民国30年，桂平种蔗4000多亩，有14家小糖厂，年产红片糖共600吨。[68]贵县，清朝雍正年间，甘蔗已大量种植，“1935年，广西省政府于罗泊湾建成日榨蔗300吨的小型糖厂1间，促进了甘蔗生产的发展。种蔗区域由苏湾扩展至横岭、三塘、八塘、新塘、瓦塘、西山等地。面积由5000多亩增加到6万多亩，产糖20多万担。”[69]宋元以来迁移到邕宁附近的中原汉族移民，康熙雍正年间，逐步向左江和右江流域移民。在两岸河谷地区开垦土地，种蔗制糖，他们被当地少数民族称为“蔗园人”。[70]
可见，广西的蔗糖业是壮、瑶等少数民族和闽粤两省经济性移民以及中原汉族移民，在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末民初共同开拓种植的结果。
晚清民国时期，广西的制糖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榨糖普遍采用牛力和水力为动力。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在贵县投资121.7万元国币建设的糖厂，是广西制糖技术采用现代化机器生产的嚆矢。同期，桂平、玉林、平南等县还有少数半机器生产的小糖厂。从1937年到1941年，广西的黄糖产量分别为616524市担，543367市担，851743市担，862994市担和915501市担；1937至1940年，广西的白糖产量分别为48926市担，71290市担，46272市担和137745市担。[71]可见，制糖技术的进步促进了蔗糖产量的增加，为蔗糖集散市场提供了充足的货源，促进了广西城镇商业的繁盛和商品流通网络的发展。
综观上述，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蔗糖运销网络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进入流通领域的蔗糖产品以黄糖为主，白糖为辅。晚清民国时期，广西的蔗糖生产虽然采用了一些新的现代技术，但总体上仍然停留在手工阶段。正如千家驹等经济专家在考察后总结说：“惟桂省产糖虽多，而以制造方法，墨守古昔，所产糖块，色质粗劣，致销路大受影响，即省内市场，亦大部分为洋糖所侵占。”[72]大部分蔗区长期种植的是含糖量和产量都低的传统品种竹蔗，缺乏品种的更新换代。民国时期，新桂系曾从国外和广东引进部分新品种，由于各种原因，推广面积不大，绩效不显著。这一时期广西蔗糖产品以黄糖为主，白砂糖仅占8%～13%。[73]糖商将广西大部分蔗糖运销到粤港销售，当然也有部分蔗糖流向周边省区市场。原因在于：一是广西城镇商业网络沿大江大河的趋东树状布局，水路运输仍然是该时段主要的运载方式。二是晚清民国时期，桂东南受广东经济发达区域的强烈辐射和拉动，经济发展超过桂北，经济重心由桂林位移到梧州。三是周边省区有相对繁荣发达的城镇市场。如民国时期贵州省安龙县，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处，向为云贵通广西必经地。由于交通便利，市场兴盛，税源丰富，是贵州的商业重镇之一。[74]安龙是清代贵州省兴义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商业贸易繁盛。安龙也盛产蔗糖，除主要销往安顺换取川盐外，还有部分蔗糖运销百色。[75]百色田西县旧州山楂糕，用白糖和山楂做原料，质量好，曾经畅销贵州安龙和百色市场。[76]又如洪江镇，是明木清初至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商埠，被誉为湘西“小南京”、“小上海”。[77]洪江与融县长安有频繁的贸易往来，两地商人长期地进行了长安片糖与洪江布匹的“物物贸易”。湖南《靖州乡土志》记载：“……白糖、片糖、冰糖，由广西之长安水运至林溪，……每岁销数约五千石。其转运至洪江、黎平等销行者约五千石。”[78]这清楚地表明了由于盛产蔗糖，广西与周边省份长期地进行了蔗糖贸易，一直存在着蔗糖运销的小市场。商人通过蔗糖运销获取利润，但在客观上又不自觉地将两广市场与周边省区市场联系起来，不仅加强了与周边省份的经济联系，而且将这些省区纳入粤港澳市场并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
第二，外省商人成为广西蔗糖运销网络运营的主体。晚清民国时期，广西蔗糖运销网络的主体是以粤商等外省商人为主、本地小商为辅。两广山水相连，商业向来联系密切。明末清初，就不断有广东商人入桂经商。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来广西经商的广东商人更多。粤商主要在西江两岸的县城和圩镇从事商业活动。如道光年间，桂平江口圩多是广东人做生意，当时流传两句话：“无东不成市，有烟则有东”，其他如梧州、平南、贵县、郁林等地圩市交易都操粤语，并且都流传有类似谚语。[79]南宁、柳州、桂林的商业帮派，主要是广东、湖南和江西帮，而以广东商帮实力最强。[80]外省商人凭借资本雄厚和商业网络，主要经营蔗糖的长途贩运，而省内小商以短途运销和小额零售为主，故而广西糖业市场和营销利润自然为这些外省商人所操纵。因此，外省商人成为广西蔗糖城镇运销网络运营的主体。同时，广西近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便利了糖商及时了解和掌握市场供求信息，促进了蔗糖运销的畅通。[81]但在20世纪30年代，广西的糖商热衷于将商业资本投资放贷领域，虽然有助于蔗糖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是历史的进步，但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造成农村的极度贫困，加之商人忽略对种植、制糖等生产领域的投资营造，使蔗农深受高利贷盘剥，导致蔗糖业生产萎缩，不利于广西蔗糖业的发展和进步。[82]
第三，蔗糖运销网络具有双向流通性。广西城镇商业网络沿江树状分布的特点也为洋糖倾销内地市场提供了最便捷的通道，决定了广西蔗糖运销网络蔗糖的双向流通性特征。洋糖泛滥给广西蔗糖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也给两广蔗糖业以警醒和奋起，两广地方实力派为了维护国家利权，同时为了增强自身实力，几乎同时进行了蔗糖业的现代化尝试。20世纪30年代，广东的陈济棠政府进行了蔗糖业的改革，投入巨资兴建了东莞、顺德、市头等六家现代化机制糖厂，并进行蔗糖品种实验改革和推广，促进了民国时期广东蔗糖业的复兴和发展。[83]与此同时，广西的新桂系在柳州等地建立农林试验场，从广东和国外引进爪哇等新品种推广种植，1934年在贵县建立现代化的广西糖厂，开广西制糖业现代化之嚆矢，为广西蔗糖业进步和发展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新桂系把建设重点放在军事方面，而对生产周期长、见效慢的蔗糖业缺乏长远规划和巨额投资，加上1930年代晚期中日战争的影响，蔗糖业现代化的绩效不大。[84]
第四，进入流通市场的蔗糖数量有限。晚清民国时期，广西的蔗糖业由于受社会动荡、外来侵略、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从本质上说，蔗糖生产还比较落后，进入流通领域的食糖数量还非常有限。如前述黄糖仅占广西出口货物总值0.91%即为例证。[85]而同一时期，尽管在邕宁和贵县两地出现了糖庄专门经营蔗糖购销，但是，还没有出现如广东那样以广州和汕头为代表的全省和全国性的蔗糖集散批发总中心。蔗糖流通依附城镇谷米、农林土特产等商品流通网络而发展非常明显。食糖运销网络缺乏自己的特色。
第五，蔗糖运销网络是连接蔗区和外部市场、促进民族经济开发的纽带。广西城镇蔗糖流通网络的运营，通过糖商的运作使各族蔗农通过基层圩市与外部市场联系起来，并被纳入国际市场流通网络，从而使广西蔗糖生产受国际糖业市场的影响和推动，促进了甘蔗糖业的发展，有利于晚清民国时期广西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蔗农将黄糖挑运到基层圩市与商人进行交易，换回所需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基层圩市是联系蔗农与外部市场的纽带。圩市不仅加强了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而且也成为广西的壮、汉、瑶等民族进行经济交往的中介场所。外来商品通过中心市镇运往各基层圩市，然后销往少数民族地区，而少数民族地区的蔗糖等土特产品则通过这一渠道沿着相反方向流向经济发达区。这样就以省内外经济发达区和少数民族蔗糖产区为两头，以城镇圩市作为交易中介，在广西各蔗糖产区初步形成一批贸易圈。这批贸易圈随着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外资加入，特别是省际、国际贸易的运作，与国内其他区域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相衔接。广西近代蔗糖贸易网络的趋东运营以及以圩市为中介的多边贸易圈的发展，对广西汉、壮、瑶等各民族蔗农的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各民族间经济交往与融合。
四、结语
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蔗糖商业网络的运营和发展，是以广东等外省商人为网络经营主体的。蔗糖网络的运营宣示了明显的趋东流向的轨迹，彰显了两广蔗糖业发展的一脉相承以及两省之间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展望新世纪广西蔗糖业的发展，特别是蔗糖流通网络的构建和运营，应该从沿边、沿海、多民族聚居和市场流通规律出发，从构筑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泛珠三角经济文化合作区域的战略出发，遵循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流通规律的、灵活、畅通、高效，多渠道、多层次的蔗糖流通网络，自觉融入西江水系经济贸易圈。依托广东和周边经济发达省区的辐射和带动，加快广西经济融入泛珠三角经济文化合作区域的步伐，促进广西民族地区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注释：
①覃乃昌.蔗，糖考――兼论壮侗语民族对我国蔗糖业的贡献[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3).
②政协贵港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港市文史资料[Z].1992，(18)：135.
③(清)黎申产辑.宁明州志[Z].市集，清光绪九年原刊，民国59年重印本.
④平甫县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编印.平南县志资料丛稿[Z].经济专辑，1985，(15).
⑤民国郑湘畴纂修.平南县鉴[Z].建设.商业概况，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198).
⑥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编印.广西经济建设手册[Z].1947：65.
⑦恭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恭城县志[Z].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161―162，215―216.
⑧政协恭城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恭城文史资料[Z].1988，(3)：36―38.
⑨民国李繁滋纂.灵川县志[Z].物产，民国18年石印本.
⑩民国黎启勋纂.阳朔县志[Z].工业・榨糖，民国25年石印本.
[11]民国刘振西等纂.隆安县志[Z].卷四・食货考・经济，民国23年铅印本.
[12]政协忻城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忻城文史资料[Z].1995，(3)：204―205.
[13]徐炳光.平乐航运客运之发展[J].平乐县文史资料，1995，(6)：175―176，
[14]民国张智林纂.平乐县志[Z].卷七・产业.民国29年铅印本.
[15]民国张智林纂.平乐县志[Z].卷七・产业・商业，民国29年铅印本.
[16]民国张智林纂.平乐县志[Z].卷七・商业，民国29年铅印本.
[17]民国张智林纂.平乐县志[Z].卷七・交通，民国29年铅印本.
[18]民国梁崇鼎等纂.贵县志[Z].农产・糖榨，民国23年铅印本.
[19]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糖业志[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261.
[20]政协贵港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港市文史资料[Z].1992，(18)：135.
[21]政协融安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融安文史[Z].1989，(2)：61.
[22]民国龙泰任纂.融县志[Z].第三编，政治・实业・商业，民国25年铅印本.
[23]朱柏林.近代洪江城市文化初探[M].湖南师范大学2004年度申请硕士论文：6.
[24]洪江市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洪江市志[Z].北京：三联书店，1994：256.
[25](清)金蓉镜纂辑.靖州乡土志[Z].卷四・商务，光绪三十四年刊本.
[26]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0.
[27]黄现等著.壮族通史[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488―489.
[28]政协宜山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宜山文史[Z].1988，(2)：53.
[29]邓国枢主编.可爱的宜山[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41.
[30](清)华本松纂.百色厅志[Z].物产，清光绪十七年刊本.
[31]百色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百色市志[Z].工业门类・制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251.
[32]黄现等著.壮族通史[Z].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486.
[33]黄方东.旧南宁海关点滴[J].南宁文史资料，1987，(4)：92―93.
[34]邕宁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邕宁县志[Z].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518.
[35]民国莫炳奎纂.邑宁县志[Z].物产・果类，民国26年铅印本.
[36]邕宁县蔗糖生产[J].南宁文史资料，1993，(16)：124.
[37]柳州商贸史话[J].鱼峰文史，1993，(11)：9―11.
[38]民国期间柳州蔗糖产销概况[J].柳郊文史，1996，(1)：68―70.
[39]黄现等著.壮族通史[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487.
[40]柳州商贸史话[J].鱼峰文史，1993.(11)：9―11.
[41]萧泽昌，张益桂著.柳州史话[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73―75.
[42]桂林市土产业简史[J].桂林文史资料，1988，(13)：188―190.
[43]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编.晚清和民国时期广西统计史料摘编[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206.
[44]黎民兴.广西蔗糖业的问题及其初步改进计划的研讨[J].西大农讯，1937，柳州沙塘农林试验基地资料室藏.
[45]永福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永福县志[Z].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424.
[46]桂林市文献委员会编印.桂林市年鉴1945-1947[Z].桂林：桂林建设印刷厂，1949：商.2，4.
[47]桂林东洲后街行兴衰概况[J].桂林文史，1988，(13)：196-197.
[48]黄现等著.壮族通史[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487.
[49]“灵犀联接湘江和漓江，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从秦代至清代，一直是岭南同中原水路交通运输的大动脉，每天通过的船只有三、四十艘.”(参见莫杰主编.广西风物志[M].兴安・灵渠，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153)；《桂林轶事》则说，“根据宿昌定(62岁，是目前健在的最后一位渠目)回忆，在他统领陡军的清末民初，管渠工饷例由兴安官府发给。原先规定，每季一发，每次白银七十五两、稻谷三十五石四斗，当时的航运还很繁忙，工饷也较高。民国后，航运逐渐减少，陡军也改为陡夫了。每月去县府领饷一次，月发银币二十四圆，不再配米。再到后期，每月只发给铜元五十五吊(合桂钞20圆左右)。”可见，在清代以前，灵渠的水运地位比较重要。进入民国时期，随着轮船海运业的发展以及铁路公路的兴建和运营，水运地位急剧下降。参见赵平著.桂林轶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223-225.
[50]民国时期全州商业梗概[J].全州文史，1989，(3)：43-47.
[51]桂林市土产业筒史[J].桂林文史资料，1988，(13)：188-190.
[52]民国时期全州商业梗概[J].全州文史，1989，(3)：43-47.
[53]以生盐为例，民国时期每年从梧州运抵桂林市城乡及往北八县不下二、三百万担，其中后街行各店约占一百万担以上。主要售与盐街各零售店与各县民食，也有自运兴(安)全(州)等地，抗战时期还做大量济湘盐生意。其他如棉纱、布匹、糖类、食杂百货等，数量巨大，无法翔实统计。可见，经过灵渠北运的货物以生盐为主，也包含有糖类等商品，灵渠仍然为蔗糖北运的水路运输渠道。参见.桂林东洲后街行兴衰概况[J].桂林文史，1988，(13)：196-197.
[54]冼剑民，谭棣华.明清时期广东的制糖业[J].广东社会科学，1994，(4).
[55]旧梧州海关五十年[J].梧州文史资料选辑，年代不详，(17)：187-193.
[56]广西省统计局编.广西年鉴[Z]，第一回，对外贸易概况，1934：383.
[57]广西省统计局编.广西年鉴[Z].第一回，1934：400-401.
[58]广西省统计局编.广西年鉴[Z].第一回，1934：408-409.
[59]广西省统计局编.广西年鉴[Z].第一回，1934：412.
[60]从1927年至1931年，白糖及车糖主要来自荷兰，年均进口广西价值800000毫币，从香港进口冰糖年均进口值50000毫币，请参阅广西省统计局编.广西年鉴[Z]第一回，1934：414.
[61]例如《融县志》记载：“海通之后，洋纱洋布逐渐充斥，……长安布庄当然歇业，因之蔗糖销路亦不如前。”(民国龙泰任纂.融县志[Z].物产，民国25年铅印本：165)；《信都县志》载：“近年因种蔗利微，读业日渐衰落。”(民国玉昆山纂.信都县志[Z].民国25年铅印本，工业：569)；《邕宁县志》记载：“……当此外来之糖充斥，诚有改良蔗糖业，以挽回利权之必要，亦复兴农村之良策也.”民国莫炳奎纂.邕宁县志[Z].民国26年铅印本，食货六，物产：715.
[62]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一)：518-519.
[63]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农业志[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265.
[64]政协恭城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恭城文史资料[Z].1988，(3)：36-38.
[65]政协昭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昭平文史[Z].2000：282.
[66]钟文典主编.广西客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0.
[67]民国程大璋纂.桂平县志[Z].卷十九，纪地・物产下，民国9年铅印本.
[68]桂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桂平县志[Z].轻工业・制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285.
[69]贵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港市志[Z].蔗糖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569-570.
[70]例如“住在百色市那毕，永乐、四塘的汉族，因多种植甘蔗，故自称蔗园人，由于与当地壮族交往频繁，风俗习惯亦大多和壮族相似，文化融合现象在民间故事中亦多有表现。”参见百色市志[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817；《同正县志》记载：“另有一种人(俗谓蔗园人)，多系宣化县属之桥板村来。徭耕者散居各处，自成村落，男女面貌服装则均与汉人无异，此种人勘于农功，凡所驻地以糖蔗为出产大宗。”参见杨北岑等编纂.同正县志[Z].民国22年铅印本；《凌云县志》记载：“凌俗汉瑶殊风，汉区本籍外籍亦别客土，此外有少数壮侬之属或称‘蔗园佬’”参见罗增麟纂.凌云县志[Z].民国31年油印本；日本学者松本光太郎曾对“汉族平话与蔗园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调查和考证，最后总结说：“无论有没有很多甘蔗，左右江流域都用‘蔗园人’的名称，那么，为什么在左右讧流域都用‘蔗园人’这个称呼呢?‘蔗园人’这个名字的意思简单地说成是种甘蔗而得，这大概是在同壮族相比而反映出其先进性，才用这个名称称谓的缘故吧。”参见荣仕星，徐杰舜主编.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323-329.
[71]广西省统计处编.广西年鉴[Z]，第三回上册，1944：345，349.
[72]参见千家驹等着.广西省经济概况[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8-9.
[73]许桂霞.民国时期广西制糖业的发展[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
[74]贵州安龙县解放前商业概况回忆[J].安龙文史资料选辑，1981，(4)：41-48.
[75]贵州省安龙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安龙县志[Z].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346-349.
[76]民国岑启沃纂.田西县志[Z].第五篇，经济・物产，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
[77]朱柏林.近代洪江城市文化初探[M].湖南师范大学2004年度申请硕士论文，摘要：1.
[78](清)金蓉镜纂辑.靖州乡土志[Z].卷四・商务，光绪三十四年刊本.
[79]侥任坤，陈江华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Z].城乡经济状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25-31.
[80]如《邕宁县志》载：“民国22年，据统计局调查，南宁有商店979家，……资本为外省商人投资者，计299家.其中粤商为最多，占他省商人总数百分之八十六。”(参见民国莫炳奎纂.邕宁县志[Z].食货三・商业，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728)；柳州蔗糖也多为粤商经营.如民国24年前，柳州尚未引进爪哇、台湾甘蔗良种，所植之品种均系本地竹蔗，当时，榨糖全部采用落后的手工加畜力的方式，出糖率只达含糖率的6.5%左右，且为水糖，需进一步加工才能成为白糖，为此，经营糖业的广帮商人集资白镶5万两，在柳州城内开设“和隆号”作坊，专门收购城厢和各都的水糖，然后将其精炼成砂糖出口。民初，“和隆号”雇有常年工20名，日制砂糖5000斤，月产约1300市担，大部分蔗糖输往粤港转销华北.华东各地.(参见.柳郊文史[Z].1996，(1)：68-70)；《临桂县志》载：“桂林为广西首郡，城内外商贾远集，粤东江右人居多……”(胡虔总纂.临桂县志[Z].风俗，光绪三十一年重刊，桂林市档案馆，1963年春翻印).
[81]民国时期平乐县“长途电话通达荔浦县城，阳朔县城，桂林县城，榴江县城，柳州县城，鹿寨墟，源头墟(平乐县属)，八步(贺县属)。”(参见民国张智林纂.平乐县志[Z].卷七・交通，民国29年铅印本)；在贵县，民国17年，城区设长途电话，可通邕宁、宾阳、迁江、怀远(今三江县)柳州、桂平等地。”(参见贵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港市志[Z].邮电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642-643)；宾阳县“一九八年芦墟开始有邮政代办所；1928年县设立电话局，芦墟可与县城及繁华地方通电话.电讯的设立，为商业的发晨，传递讯息提供了方便。”(参见宾阳文史资料[Z].1987，(3)：51-55)；融县长安镇“当时如广隆兴、兴记隆、裕生、建成等四家大商号(广东人所经营)，上联榕江、从江、富禄、古宜，下联柳州、梧州、广州，澳门，香港.各处均设有分号和庄口，长期就地买卖货物，探听行情，还雇有专人和设有长途电话传送信息。”(参见融安文史[Z].1990，(3)：28-34)；“广西近代邮政开始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北海海关兼办邮递事务。光绪十年三月，梧州府创办广西第一个官电分局.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龙州设立广西第一个国家办的大清邮政分局。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广西全省设邮政分局、邮政代办所共226处，官电总局。分局、报房、巡房共61处。民国时期，广西内地城镇设立各等邮政局、代办所；主要城镇设立电报局。民国14年，新桂系统一广西，为适应其政治、军事需要，增设邮政局所和电报局；这一年，广西共有邮政局所342处，电报局50处。民国32年，全省邮政局所537处，电信局所76处。”参见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邮电志[Z].通信机构，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9.
[82]例如，193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等在考察广西的蔗糖生产之后，总结说：“在榨糖业中，高利贷资本之活跃，亦不减于他处，其残酷程度或且倍之。据吾人之计算，蔗农于今年四五月份向糖房借洋一百元，至次年二三月间约须还洋一百八十余元，利息之高，令人咋舌。”“蔗农所受高利贷之压迫，则为绝无可争之事实.故广西之蔗糖生产，不仅为如何增进生产，兼应为如何免除蔗农后顾之忧。”(千家驹等著，广西省经济概况[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8-9)；张先辰也认为：“蔗农资金缺乏，曼高利贷资本及商人资本之层层榨取，其仅有之微小利润亦为其剥无余。”(张先辰著.广西经济地理[M].桂林：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60)故而，1930年代的广西，糖商的商业资本以高利贷形式投资蔗糖生产，这本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以及投资的嗜好，却造成了蔗农的日益贫困，竭泽而渔，是广西蔗糖生产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83]如陈济棠政府最初制定的《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中并没有发展蔗糖业的内容，后来省府主席林云陔向陈推荐了农业专家冯锐，冯对《三年施政计划》进行修改，补充了《复兴广东糖业三年计划》。可见，两广地方实力派都想利用适宜发展甘蔗种植的区位优势，增强经济实力，以之作为维持一省地方统治、对抗中央政府的目的。故而，两广蔗糖业现代化必然缺乏通盘考虑和合理规划，加之两广地方政府在进行蔗糖业现代化改革后，制定相应规则，实行蔗糖统制运销，排斥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不利于蔗糖业的流通和发展.参见政协广东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Z].1963，(11)：107，122-123.
第9篇：资治通鉴白话版范文
一、鲜为人知的《出版法令》
本文介绍《严厉的新闻审查》的第一部分《列宁同我们在一起》，因此，了解十月革命后的政策产生背景是十分必要的。
斯大林发出严厉的声音。1917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掌权，在那个震惊世界、决定俄国命运的11月7日晚间-11月8日凌晨，布尔什维克派与其多年的战友孟什维克派领导人、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坐在斯莫尔尼宫的会议桌旁举行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2次代表大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刚刚发生的起义，退出会场。就在这个夜晚，列宁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多数派组成了一个“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的政府”。这个政府捍卫的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首先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利益。”（《列宁选集》第3卷第370页）这个思想决定了新政权对于非工农阶级的排他性。符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卡列林是社会革命党成员，属于还可容忍的左派，他拒绝列宁的主张，认为这个政府仅仅代表布尔什维克一派，并非真正的苏维埃政府。他不仅不参加这样的政府而且在许多问题上与列宁、斯大林发生了激烈争论。
就在那个夜晚，当讨论具体政策时，昔日互为战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派发生了针锋相对的意见分歧。具体问题之一就是对待新闻自由和所谓政治犯。卡列林持有的是孟什维克的观点，认为应当马上做的是：释放所有政治犯，实行言论自由，不仅社会主义倾向的报纸，所有资产阶级的报刊全应享有自由出版的权利（《严厉的新闻审查》，第 1号文件，以下只标示文件号码或页码）。
斯大林认为：“这些条件完全不可接受。”（第 1号文件）
迄今为止广为人知的是十月革命后昭示布尔什维克新政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这两个重要文件，而斯大林的上述发言却鲜见提及。事实上它与前述法令几乎同时产生。11月9日布尔什维克正式颁布了《出版法令》，规定了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或曰反革命报刊的措施：凡号召公开对抗或不服从布尔什维克劳农政府的，明目张胆地污蔑新政权、歪曲事实以散播混乱的，号召人们采取明显的犯罪性质行动的报刊，一律予以查封，取缔。
《出版法令》一经宣布，政府便雷厉风行，到1918年1月，120家反对派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刊物被封，最大的非共产主义报纸《俄国的话》《新时代》《言论》《股市信息报》等都在其中。
《新生活报》这份被列宁称为“更多地倾向于资产阶级方面的报纸”，曾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随同所有资产阶级报刊“大喊大叫”，说十月“起义破产了”，布尔什维克党“瓦解了”（《列宁选集》，第3卷第371页），这份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集团的报纸1917年曾被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封闭，后更名《自由生活报》再版，对十月革命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封闭。
布尔什维克掌权初期，俄共（布）领导人中就新闻的性质确实存在过分歧。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认为报纸应该客观报道各类消息，应当允许针砭时政。列宁则认为报刊不应该仅仅是客观报道政治新闻的机构，而更加重要的是要成为布尔什维克，成为党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具。然而随着国内反苏活动的加剧，特别是1918年苏俄国内战争的发生，俄共（布）领导层持不同意见的各方鉴于局势的极其严峻性，感到必须抱团取暖，在保住布尔什维克政权这个基本前提下消除了分歧。列宁观点占了上风，大家达成共识：报纸应该具有鲜明的布尔什维克党性，它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组成部分。从此“党性”成为苏俄新闻事业不容置疑的铁定原则。
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他在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重要的后来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圭臬的题为《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提纲和报告》，于其中猛烈抨击资产阶级的“纯粹民主”和“一般民主”，认为只有无产阶级能够享受民主。他批评资产阶级的所谓集会自由和平等。列宁把“出版自由”归于资产阶级的“纯粹民主”范畴而加以反对，他宣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列宁选集》第3卷第719-720页）对于所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势力，不管他们以什么形式活动，明火执仗地用枪杆子或用笔杆子宣传资产阶级“纯粹民主”和“一般民主”的人，都应被视同资产阶级反抗无产阶级和苏维埃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镇压那个失去政治统治权的阶级的反抗”。（《列宁选集》第3卷第723页）用革命的“暴力”镇压资产阶级思想和言行就这样纳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之中。
为执行上述法令，对于国内资产阶级刊物除了采取政治上封杀的手段，苏维埃政权还把它们的印刷厂，数量相当可观的印刷设备、纸张等，通通作为“敌产”予以没收，使之“断粮”而无法印刷出版。新政权的《真理报》《消息报》《士兵真理报》《贫农报》等也有了物质支持。到1918年6月有150家印刷机构被没收。列宁说：“旧的资产阶级机构，即官吏，还有财富特权、资产阶级的教育和联系等等特权……所有这些，在苏维埃组织下正在消失。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列宁选集》第3卷，第606页）后来，即使有一些“非共产主义”刊物改头换面再行出版，也因其依然不能让布尔什维克满意而遭查封。
同时，俄共（布）或直接或间接通过共产国际派遣赴各国使者宣传苏式革命。布尔什维克报刊力图告诉全世界，俄罗斯大地上出现了新气象，一个社会主义者向往已久的大同世界似乎已经出现。到中国来的苏俄和共产国际使者有充分的自信，苏俄的无产阶级是最优秀的社会制度，他们自认给中国人民送来了“普罗米修斯的天火”。从1920年起俄共（布）远东组织的党员吴廷康，远东共和国的优林使团，都负有鼓动中国“革命”的任务，他们带来了大量布尔什维克出版物，北京政府因优林使团在北京鼓吹俄式暴力革命，进行敌对中国政府的过激派理论的宣传，而认为他们违犯了两国关系准则。
还是转回苏俄，在那里《出版法令》和政府的做法引起普遍愤怒和反弹。被称为“国家良心”的著名作家柯罗连科于1918年在《俄罗斯信息报》发表文章抗议列宁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说布尔什维克这个法令对出版事业的压迫在一定程度超过了沙皇的做法，“甚于专制时期，更加苛重”，“是最为恶劣最具侮辱性的新闻审查”。他批评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权利为了一党的狭隘私利”而剥夺公民出版的自由。一度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高尔基也在《新生活报》撰文，对苏俄政府的政策表示强烈不满，他说，布尔什维克可以“挥拳让《言论报》和其他资产阶级报刊闭嘴”，说他们“反民主”，可这样的做法恰恰才正“是民主的耻辱”。他激烈抗议“新政权”利用沙皇“老办法”，称这种“剥夺言论自由的做法乃是在实施”。
1918年1月底，苏俄人民委员会通过了更加严厉的《关于出版界革命法庭》的法令，据此法令，凡一切反苏的、有悖新法律的言行，通通要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开启了以言治罪的先例。非布尔什维克报纸的被封已经引起相当大一部分人的不满，因言获罪者越来越多，打击面越来越大，这个做法虽然一度在许多地区实行，但是由于普遍的抵制和反抗，审判并不顺利，有的地方革命法庭在审判被告时，后者据理力争为自己辩护，振振有词，反而利用了这个场合来争取群众，有的地方，如在哈尔科夫，对社会的审判受到工人抵制，且庭外工人以罢工表示抗议，结果法官反被吓跑了。这类革命法庭在1918年5月被迫取消。
如果说社会革命党、立宪人被布尔什维克视为政敌，那么列宁的战友，苏维埃制度的拥护者和实践者，著名的罗莎·卢森堡的看法应当具有一定客观性。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对布尔什维克做法持有异议。例如，针对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的论述，她说“列宁-托洛茨基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民主和对立起来，他们所说的自由，“仅仅是拥护政府者的自由，仅仅是一个党的成员的自由——不管这个党的党员人数有多少——这不是自由。自由永远应当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她十分担忧，苏俄没有选举制，没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各派思想不能自由竞争，任何一个社会机关都会没有朝气，“苏维埃的生机”必然受到“压抑”从而势必导致“社会生活的野蛮化——谋害、杀人灭口等”现象的发生。罗莎·卢森堡指责布尔什维克“把贫穷当善举，现在又想从理论上全面肯定自己在这些命定的条件下实行的策略，并且将其当作值得效仿的社会主义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
更有其他敌视这场革命的人猛烈抨击布尔什维克，说该党鼓动流氓无产阶级造反，它实行的政策是对俄罗斯乃至人类文明的“野蛮践踏”。列宁则予以猛烈回击，他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共产党宣言》所说：“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列宁要创建的是无产阶级的新文化。他于1920年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否定一切超越阶级的道德，我们说的道德，应当是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务的。我们的道德是以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为出发点的。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列宁固然说过“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但又话锋一转，认为“在无产阶级（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第299页）
二、关于《严厉的新闻审查》一书
书中计473个文件，按时间顺序分编为五个部分：列宁与我们在一起（1917-1924年1月）；斯大林——今天的列宁（1924-1929）；大转折（1930-1939年9月）；和平，战争与和平（1939年9月-1953年3月）；早期的“融雪”（1953年3月-1956年）。前有序言一则。
所录文件介绍了从列宁开始对所有形式的出版物、可疑人员进行全面控制、监督和处理的情况：从作品的酝酿到创作过程到出版，从创作者——文学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主办人员的身份到他们的命运乃至其生死。这项工作主要由苏共中央的宣传部门负责，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它控制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舆论导向。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是新闻审查制度的筹划者，斯大林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充当了最大的审查人，编纂者、批评家和苏联部级的“模范”作者。
现介绍书中有关内容。
《序言》以季米特洛夫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一段著名论述开始。季米特洛夫说：
同志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13次全会[1933年]说的很对，法西斯主义掌权，就是金融资本最反动的、沙文主义特性最强的、最顽固的帝国主义分子公开的恐怖主义的独裁。德国法西斯主义乃是法西斯主义最反动的变种。它与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却地自诩为国家社会主义……这是一种政治匪徒的国家体制，是为对付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革命分子而实行的一整套离间和迫害的制度。这是中世纪的野蛮和残暴。
该书编者把上述定义稍加改变，用来界定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掌权（没有政权机关就没有斯大林主义），乃是俄国沦落的小市民和流氓无产阶级中最反动的、沙文主义特性最强的分子公开的恐怖主义的独裁。它用自吹自擂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蛊惑来掩盖其好战的大国沙文主义，掩盖其政治匪徒的国家政策，为对付工人阶级，农民，首先是知识分子而实行的一整套挖空心思的离间和迫害政策。”斯大林主义——“这乃是‘中世纪的野蛮和残暴’以半农奴制的形式复活”于昔日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上，并以户籍制度，劳改政策等而“带上具有特色的补充”。
《序言》作者认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当年希特勒极其重视宣传部，视之为维护统治的利器，而他的左右手戈培尔等则高举作为“元首”希特勒的旗帜，不仅对军官而且对全体德国人实施洗脑即所谓“政治教育”，事实上充当着血腥恐怖的头号刽子手。希特勒在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上关于“政治教育”的讲话画龙点睛地勾画出国社党这种“政治教育”的实质：“我们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武装力量，就是因为党对德国人民进行了思想教育。”
《序言》作者认为，在苏联国内，斯大林正是坚守这样的立场，通过对思想领域和各种传媒的控制，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
第一单元《列宁与我们在一起》，共收录68个文件，介绍的是列宁时期俄共（布）控制舆论的措施和理论依据，它们构成了1956年前俄共（布）-苏共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和指导思想。
宣示新闻政策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党性，是苏维埃政权控制舆论的第一步，在这方面《斯大林在全俄社会革命党和社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的发言》，最有代表性。它产生于1917年11月6日即占领冬宫之时。卡列林提出了革命后大赦天下的建议，这主要指处理政治犯和开放舆论，保护言论自由。斯大林当即表态：“不能接受毫无例外地释放政治犯和出版（整个出版业）自由的条件。”（第1号文件）
11月9日，布尔什维克颁布了《出版法令》，已如上述，它形成了判定“政治犯”和对待他们的基本政策。该政策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新闻、文学、艺术、音乐、出版等等，政策制定者们后来还把这样的做法通过共产国际连同关于世界革命的宣传一道推及到世界范围。
接着就是通过媒体广泛宣示布尔什维克坚定的革命措施。例如对待“政治犯”。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所谓“政治犯”是一个大箩筐，各类人物都往里装，什么是“犯”，为之下定义者是列宁和斯大林。列宁在世时，“政治犯”有两类人，一类是社会革命党、社会人、立宪，他们有非无产阶级的原罪，革命后成了无产阶级的对象。另一类人是真刀真枪的“反动”军官。
按照斯大林上述表态，被关押者不能释放。那些尚在自由状态的社会革命党、社会人，也不能乱说乱动，否则就是“反苏”。这类人被剥夺的不仅仅是言论自由，还有人身自由。当莫斯科发现了针对苏维埃政权的传单时，季诺维也夫就此事给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写了报告，1921年2月28日，政治局决定“首先委托列宁同志评估形势”。其次是“委托托洛茨基同志”摘录传单中关于莫斯科凶杀案的内容“供各报报道，并拟定书面指令”，为报刊文章定调。至于那些“非共产主义”的党派，政治局决定“不能释放孟什维克。委托契卡加紧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搜捕，个别折腾厉害的工人也同样予以逮捕”。鉴于当前“反革命活动”猖獗，还“要立即责成契卡报告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非苏维埃党派的活动”（第11号文件）。
另一类人是真刀真枪的敌人——反苏的官兵，报章杂志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告诉社会，说镇压这些人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需要，另一方面这样做还可取杀一儆百之效。例如1918年间的彼得格勒守军，许多人不赞成布尔什维克，而被当成“害群之马”，布尔什维克认为这种人处处都有，红军行列里也有，斯大林说“有些王八蛋参加红军是为了出卖我们”。媒体传达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胆敢向白军表任何微小同情者，一律就地枪决。”对于投敌“变节者毫不手软，下令全国将其就地枪决”。对旧军队的眷属和“变节”投敌者满门抄斩，被认为是当然的革命行动。对于社会上的不满乃至反抗，俄共（布）当局先将其定性为反苏势力的猖獗和“反革命活动”，接着就立即颁布：“投降至白军的官兵家属，不管其地处何方，一律予以逮捕。”鉴于“这些变节者”已经属于敌我矛盾，按照《土地法令》处理他们的财产也就顺理成章，即把他们的“土地全部予以没收，永不归还”。（第3号文件）文件针对的是彼得格勒军队，但是问题在于“投敌”是什么概念？对苏维埃共产主义新政不满者比比皆是，思想与行动没有区别，“红”与“白”的转变几乎是瞬间发生的。
由于契卡的介入，因言获罪者基本没有生命保障。苏维埃政权认为红色恐怖是为了保住政权而必不可少的。这也是符合列宁观点的。早在1918年1月列宁就说过，“我们一向就知道，并且反复地说过，社会主义是不能‘制定’的；社会主义是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最紧张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内战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助产婆。”（《列宁选集》第3卷，第389页）
控制舆论的再一种手段是安插可靠的人担任传媒的掌门人。这并不是什么独创。问题在于，片面强调阶级性，否定人之常情的种种政策，本身就排斥了有良知的人。高尔基的情况便是一例。
十月革命后苏俄建立了国家出版社，这是新政权的王牌出版部门，是出版部门的“国家队”。该社的世界文学社也属于“国家队”，其负责人就是高尔基。鲜为人知的是，他虽被称为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在十月革命后却并没有得到信任。如上所述，他1917-1918年在《新生活报》（孟什维克的报纸，高尔基是编者之一）发表过《不合时宜的想法》等文章，对十月革命前后的红色恐怖、普遍的暴力行为等表示非议，提出批评，为此同列宁发生过争论。
1918年8月《新生活报》被关。在此前后，针对俄罗斯相当多地区发生的霍乱、痢疾、饥荒等，高尔基多次致函列宁，主张“博爱、平等”的普世价值，他批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是发动和依靠愚昧破坏文明，他说“干革命不能靠坏人，不能不要知识分子”。因为“大多数工人却在产生坏人、混入党内的‘共产党人’，等等！”列宁批评高尔基“得出”的“结论”。说他发出的是“一种不健康的怨言”，让人“听来却像是这样的意思：这个被围困的城市的、困苦和疾病，都是共产主义的过错”。他向高尔基指出这种“不健康”情绪产生的原因，在于高尔基接触的是那些“抓住任何一件小事来发泄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深仇大恨的‘贵族残余分子’”。列宁提请高尔基注意，正是这些人的“情绪有害地影响”着他，同时鉴于高尔基生活在彼得格勒这样的地方，在“几十个”资产阶级分子的“包围”中，列宁劝他离开彼得格勒，克服这种“不健康”的心理。（《列宁选集》第4卷，第58、59、60、61页）
作为世界文学社布尔什维克的总管，高尔基“应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并掌握该部的方针和工作进程”。（第12号文件）但是因他最终也没有接受列宁的观点，解除他的职务理所当然。所幸的是他没有成为红色恐怖的刀下鬼，仅仅被认为“不适合”留在苏俄，便在1921年离开彼得格勒，后到柏林。在那里与一些同仁办了一个名为《谈话》的刊物，由柏林的时代出版社印行。安全部门调查结果是，这个出版社同情孟什维克，杂志本身的政治倾向也“令人厌恶”，其撰稿人是苏联不共戴天的敌人，白卫分子和孟什维克。他们用杂志收入支持孟什维克党的秘密活动（第73号文件）。在当时的思想意识中，排除了这些人，联共（布）的宣传部门就纯洁了，就能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了。
托洛茨基揭示了高尔基不受欢迎更深层的原因，他认为“高尔基作品里的共产主义性质大为可疑。充斥其中的是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小市民的狭隘，公开的故弄玄虚等，”这不利于对无产阶级进行教育（第70号文件）。高尔基的行踪一直在安全部门的监控中，1923年他在布拉格住过一段时间，1924年后就长期侨居意大利索连托。1932年回到苏联，1936逝世。他的死因至今还是个谜。
监控国外的反苏出版物也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宣传部的职能，这一工作得到安全部门的有力配合。
《路标更替》（Cменавех）杂志是一例。这是俄侨于1921年在布拉格出版的一本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哲学政论文件集，它与此前一份性质基本相同的《路标》（Веха）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才取名《路标更替》。这种带有“亲苏”色彩的政治倾向受到时任教育人民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的注意。此人虽然在1918-1922年间参加了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但与新俄其他领导人相比，他更加强调俄罗斯文化的传承，由于他的提携，《路标更替》一书得以在苏联几次再版。
此外还有一份与《路标更替》同名的杂志。俄共（布）想利用其影响并通过它“争取”侨居国外的俄罗斯精英，起初从经费上支持过杂志的出版，这份杂志发行了近20期，它表露了编者们的努力：设法“自我改造”，深入思考知识分子在新政权条件下的作用，力图重新认识、接受这场“不合时宜的”革命和新生的苏维埃制度，希望达到“保存俄罗斯国家的统一和国力”。文集和杂志带有些许中立的立场引起俄侨的关注，形成了一个“路标更替派”。俄共（布）开始通过共产国际控制这个刊物，托洛茨基致函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建议安排共产国际的一个委员会具体从事“国外出版物的”监督，从中摘录涉及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等的资料（第29号文件）。著名的白卫军军官弗朗格尔反对这份杂志的政治倾向，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调和”的立场，并建立了“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的组织。俄共（布）当局感到势难再行利用《路标更替》杂志，便秘密主持在柏林创办了《前夜》杂志以取代之。该刊物一度得到莫斯科资助，因它对苏维埃政策取中立立场，在俄侨和欧洲中影响很大，布尔什维克中央希望它保持“亲苏”倾向（第67号文件）。但是俄共（布）的宣传部门认为其主编克留契科夫“在国家极其危急的时候”未能支持苏维埃的政策，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和社会革命党人、神甫们一起背叛了苏维埃国家（第57号文件）。杂志本身在实际工作中很难维持真正“中立”的基调，经常无意间“偏离”布尔什维克党的意图。主编克留契科夫被召到莫斯科，不得不离开主编位置，另谋职业。刊物本身则因德国的经济状况不佳，俄共（布）经过激烈争论也决定不再资助其出版，最后被迫停刊。
至于苏联如何利用共产国际为其国内外政治服务，可以从托洛茨基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封信中看出。为对付孟什维克和其他国外敌对势力，抵消他们反苏宣传产生的影响，共产国际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委员会，收集国外报刊的情报资料，凡涉及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一切反苏势力的活动等，都在共产国际派驻各国代表的工作范围之内（第29号文件）。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在中国究竟起了什么作用。1920年共产国际发给其赴华代表的指令中第一条就是：“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立足于让日本、美国和中国发生利益冲突，即利用各种手段激化他们的矛盾。”（《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台北，1997，第4号文件）而争取和支持甚至资助“亲苏”的及他们称之为“左派”的势力，反对北京政府乃至建立亲苏的政府取代之，以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则为重中之重。
禁止某些外国书刊的进口，也是俄共（布）控制舆论的手段之一。这类书刊中首当其冲的是宗教类图书，如福音书、圣经等，这些东西不得进口。即使在苏俄国内，对这些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也要严格掌握其出版和发行，把印数压缩到最低限度（第62号文件）。
在本单元所述期间，受到严控进口的是“白卫”分子在国外的出版物（如孟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导报》，米留科夫的《新闻报》，右翼立宪的《舵手》等），其中一些影响面广的刊物在1922年5月列宁患病前都送到了他的手中。由主持契卡工作的捷尔任斯基的帮助，俄共（布）中央通过外交和共产国际系统，对国外反苏势力的出版物了如指掌，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予以抵制或分化（第36号文件）。这些刊物及其创办者不仅了解布尔什维克的“底细”，而且了解俄国国情，无论在苏俄国内还是国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为维护苏俄的国际形象，政治局决定成立由侦察总局、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和苏俄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组成的委员会，以对付在苏俄的外国机构，统管对外宣传，印制材料等（第64号文件）。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最明显的莫过于乔治·奥维尔的《1984》在苏联的命运。西方讲到苏联的新闻审查制度时，总拿1949年斯大林限制乔治·奥维尔的作品在苏联翻译说事。原来在斯大林眼里乔治·奥维尔《动物庄园》乌克兰文版（1947）的序言中已经“犯科”，他写道：“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确信，如果我们想使社会主义运动恢复生机，就必须摧毁俄国神话。”1948年乔治·奥维尔在他的新作《1984》中虚构了一个专事歪曲事实的宣传机构“真理部”，把负责战争的机构称为“和平部”，还虚构了一个权势部门的代表、时时监控人们行动的“老大哥”。书中内容太容易使人产生“联想”，所以斯大林不仅将其列为苏联的禁书，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出版其译本。
报喜不报忧的新闻报道原则。为了维护布
尔什维克的形象，新闻的客观性在党性原则面前黯然失色。俄共（布）关心的是维护党的领导，党性原则压倒了一切，压倒了“民生”。试以关于1921年苏俄消息的处理为例。
1921年席卷苏俄的导致饿殍遍地，许多地方出现人食人的现象。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63，案卷231，第10页）存藏有1920年（从下文推断可能应该是1921年）12月27日从萨马拉发来的一封密码电报，内称该省发生人吃人的现象：“一个女人杀了亲生女儿，吃了她的肉。”对于吃人者的描述是“他们极富攻击性”。显然因类似现象多发，1921年12月29日最高法院请示政治局，是否对吃人者或以吃人为目的而杀人者提讼或判刑。12月30日政治局开会，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加里宁、莫洛托夫等在会议上对此事的看法和处理产生分歧。看看讨论过程，或可深入了解新闻的党性原则和民生在高层决策者们心中孰轻孰重。
托洛茨基的建议：“很清楚，饥饿难耐时才吃人，对这种情况不宜判刑，而要像对待极度精神病患者一样采取预防措施。”
斯大林的建议：“不反对吃人者有精神因素作祟，不过我认为，如果对这类犯罪（特别是为吃而杀人）不予法律追究，就会导致滥用‘精神因素’杀人谋利、报复等案例的多发。所以我建议：被认定吃人者和为吃而杀人者应当受到刑事处罚，委托司法人民委员制定相应的法令方案或通函。”
加里宁主张：“不，不经审判，把他们当病人隔离起来。”这个建议得到加米涅夫、莫洛托夫的支持（第41页）。
1921年的饥荒造成的惨状毕竟是难以遮掩的，1922年1月14日《真理报》的“俄罗斯各地·饥荒地区”栏目中发表了一个署名“Яр-в”者的报道。内称在一向盛产粮食、肉类的萨马拉省的某些县里“普遍发生从未有过的令人发指的人吃人的现象。”1922年1月27日《消息报》第二版也出现类似报道，称一个家住乌法省别列别耶夫县老苏民斯克村的男孩说，“他被杀的兄弟的骨头现在还在自家房顶上腐烂”。（第41页）
时任卫生人民委员的谢马什科就人吃人现象的报道致函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他首先认为这两家报纸不应当如此详细报道这种可怕的现象，再就是认为有些报道失实，有悖常理，还在这份报告里就两个事实予以“甄别”。
针对报道中提及的那个“农民吃了妻子的肝和肺”，把遗体留了下来，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科做出的甄别是：“要知道，谁都明白，死人的肺和肝是最让人恶心的部位，这个饥民吃的应该是妻子的肉。”
至于报道提到那个男孩说“被杀的兄弟的骨头”正在“自家房顶上腐烂”一事，谢马什科甄别说：“骨头是不会腐烂的，这是常识。”
卫生人民委员特别指出敌对势力趁机大肆活动，说“白卫分子的报刊对”苏俄发生的人吃人的可怕现象“津津乐道”。况且我们的报刊根本就不该触动这些敏感题目，“而应该强调劳动人民的团结一致和纪律性。”他建议政治局从党的系统“给各级机关下令：1.更加严格地控制关于饥荒地区容易引起强烈反响的诸事例的报道；2.停止发表任何人吃人的消息”（第31号文件）。
1月30日政治局讨论谢马什科的报告，与会的斯大林、托洛茨基、加里宁等，对他的报告均表示“完全同意”或“赞成”。于是做出决议：1.更加严格地控制关于饥荒地区容易引起强烈反响的诸事例的报道；2.停止发表任何人吃人的消息（第 41页）。
不得报道负面消息的规定也适用于身在苏俄的外国记者。美联社驻苏记者古林格因向美国发的多封报道述及苏俄没收民间财产特别是教会财产的情况，而不止一次受到警告，最后被驱逐出苏俄（第34号文件）。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派往一些国家的代表还通过经费支持等帮助外国的亲苏势力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争取国际上的支持。
列宁档案中有一个名为《关于出版政策》的文件，是1922年6月25日托洛茨基写给国家出版社麦谢利亚科夫的，它概括了布尔什维克党对历史的看法，赋予文学的社会职能，以及创造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决心：
目前文艺作品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几乎每天都有诗集和文学评论类的书籍出版。就其倾向性说，实质上这些出版物中99%都充满了反无产阶级和反苏情绪。当今的文艺作品和文学批评是资产阶级思想对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青年产生影响的最畅通无阻的途径。目前无论在我国还是欧洲都还没有能够培育革命意识的巨著，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学，其创作技巧固然高，却对青年工人产生着影响并毒化着他们。
我们必须不仅在新闻审查的意义上，而且在出版方面更加关注对文学和诗歌作品的批评。需要大量地而且尽快地出版充满我们时代精神的作品。（第42号文件）
然而，“大量”出版充满“时代精神”的作品，谈何容易。十月革命后许多沙皇时代的优秀作家、诗人、音乐家或遭到镇压或流亡国外，留在苏维埃国度里的文艺人才为数寥寥，他们不可能“大量地”“尽快地”创作出符合布尔什维克时代精神的作品，像高尔基那样的作家也未能和布尔什维克“同心同德”而侨居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