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期刊网 精选范文 关于旅游的作文范文

关于旅游的作文精选(九篇)

关于旅游的作文

第1篇:关于旅游的作文范文

今年以来,我局在县旅游发展和改革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成员单位的积极配合下,相继开展了普定县沙湾旅游景区创建4A级景区复核的相关提质升效工作。现将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已完成的提升内容

(一)基础设施方面,目前主要完成:游客服务中心升级打造:安装LED屏、游客座椅、办公电脑、文化氛围营造、大屏电视、wifi覆盖、残疾人通道和设施、应急医疗点、朱官凼公厕维修。景区内公路相关:道路减速带、村庄标识、斑马线、高速至景区大型道路指示牌更换。景区内部分原有设施维修:鹭泉湾湿地步道、烧烤场、烧烤场厕所、疫情防控卡点、水车、停车场入出口标识牌、过坑道板、路灯维修、标牌维修更换新增等。

(二)运营管理人员方面。由于当前沙湾旅游景区暂无运营主体,现由定南街道、我局派驻陇财村干部、水投公司抽调4人,轮换到游客服务中心开展工作,确保游客服务中心正常运行。

二、仍待完成的提升内容

(一)运营主体的引入。当前由于沙湾景区缺乏运营主体,造成景区日常运作、设备维护、景区管理、卫生清洁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导致景区存在日常运作难、设施设备易损坏、环境卫生清洁保持难、景区管理有漏洞等问题。当前我局正积极主动寻找运营主体。一方面,主动与水投公司对接,建议水投公司主动承担起沙湾景区运营主体的责任;另一方面,持续“修好内功”加强沙湾景区4A景区创建工作,提升沙湾景区招商优势,扩大对外招商力度,争取早日实现沙湾景区“筑巢引凤”的引进运营主体的工作。

(二)结合宜居乡村工作开展环境整治。沙湾景区范围内广、村落多。目前景区内乡村还存在着部分区域“脏乱差”、环境景观不协调、村民环境卫生保护意识不足等现象,下一步,我局将与定南街道班、驻村干部等共同发力以当前“四清两改四严禁”及“全县宜居乡村创建和深入开展乡村大扫除行动推进会”为契机,做好景区内环境整治工作,促进沙湾景区环境卫生大提质工作与宜居乡村创建工作有效衔接,共同抓好抓实。

第2篇:关于旅游的作文范文

Travel can widen one's knowledge. The farther you go, the more you will learn about different politics, economics, customs as well as geography. If you travel the whole world some day, you will fully understand the globe on which we live.

However, too much travel causes tiredness. You get on a bus or a taxi, you travel on the train or in a plane, being patient with the hours needed on your mute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that will make you exhausted after a while.

看不完的美景使人感到愉快。长期呆在一个地方令人乏味。日常工作常使人感到厌倦。假如你在假期中去名胜古迹旅游,情况就不同了。

第3篇:关于旅游的作文范文

 

关键词:旅游文化 旅游景观文化系统 都江堰

旅游文化的挖掘在旅游景区的开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都江堰风景区,如何在开发中把握分布、蕴含于其各处景观的文化,对于旅游者把握这一处举世瞩目的世界级景观,对于开发者合理规划景区以留住旅游者驻足欣赏,并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都江堰风景区占地面积虽然并不大,但是其各处景观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却复杂而深刻。因此构建一个逻辑清晰、布局合理的景观文化系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1 旅游景观文化设想

1.1 旅游文化

美国学者罗伯特·麦金托什和夏希肯特·格波特最早关注旅游文化这个命题,他们认为“旅游文化实际上概括了旅游的各个方面,人们可以借助它来了解彼此之间的生活和思想”,它是“在吸引和接待来访者的过程中,游客、旅游设施、东道国政府和接待团体的相互影响所产生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1]可见,概念提出者非常关注其完整性。旅游文化是文化的一个亚类,但绝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叠加,它不是一个组合品,具有自身独立的完整性。但它又不是无所不包的,它只是文化与旅游活动的深度结合,在旅游活动产生的过程中,旅游文化应运而生了。其它文化因为旅游者的欣赏可以转化为旅游文化,但是不是所有其它文化就直接成为旅游文化,旅游文化的泛文化现象目前十分严重,以至于一提到旅游文化,大家就自然的将其等同于关于旅游景观的文化。导致其核心部分的关于旅游者的文化,如旅游者的消费行为等反倒被漠视了。本文不拟对旅游文化的概念进行批判,之所以提出此问题,主要是为了明确界定旅游文化中的子类别才能在关于旅游文化的研究中正本清源。

1.2 旅游文化分类

要对旅游文化概念进行深入认知,就必须对其进行分类。由于旅游文化的关键修饰词是“旅游”,因此从“旅游”一词来认识旅游文化就非常关键了。目前国内旅游文化的分类大多从旅游活动的三大要素开展,也容易操作。就是将旅游文化分为:旅游主体文化、旅游客体文化和旅游介体文化等。但具体操作有所不同,如李琼英、方志远在其《旅游文化概论》中将旅游文化分为:旅游主体文化、旅游目的地文化、旅游消费文化和旅游企业文化。[2]如刘敦荣在其《旅游文化学》中将旅游文化分为:旅游主体文化、旅游客体文化、旅游介体文化、旅游审美文化、自然旅游资源文化、社会人文旅游资源文化。[3]笔者认为,为了学术研究的方便,应将分类简单化,以便于操作,因此本文认为旅游文化应分为:旅游主体文化-旅游者行为文化、旅游客体文化-旅游景观文化、旅游介体文化-旅游业经营文化。其它一切类别的旅游文化均可归入其中一类,这样方便学术交流、构建深入研究平台。而本文关于旅游景观文化系统的构建也是建立在这一分类上的。

1.3 旅游景观文化与旅游景观文化系统

旅游景观文化是旅游文化的一部分,陈宗海认为它“探讨旅游景观生成、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旅游景观的结构、特点与文化内涵,以及旅游景观观赏者和旅游景观之间的审美与被审美的关系。作为旅游文化的组成部分,景观文化有其完整的结构和内容,有其自己的特点。”[4]旅游景观文化构成了解读和理解旅游景观的核心,是发展旅游业的关键所在,这对于文化景观尤其如此。旅游景观文化是旅游景观的内心世界、精神领域,旅游者要是无法把握旅游景观文化就无法真正理解旅游景观的壮美、悠远、深邃等美学特征。而深刻的把握旅游景观文化则是我们旅游景区开发的重要前提,只有这样我们的开发才能完美的展示旅游景观的魅力。

旅游景观文化系统是对于旅游景观文化的整合,它将旅游景区的文化看成是有生命的独立整体,分别由各个功能不同的部分组成。旅游景观文化系统运用系统论的观点解读旅游景观,它通过对旅游景区的深度文化解读,从文化上解构整个旅游景区,然后通过功能配合,以空间布局为表象、以文字表述为内容,建构景区文化系统,为旅游景区开发提供文化支持,为旅游者欣赏旅游景观建构更方便的平台。

2 旅游景观文化系统构建的必要性

当今旅游景区的开发和规划多从旅游功能入手,多从为旅游者提供流动空间的建筑布局入手,较少考虑景区文脉的关联性,即使有所考虑,也多零散,不注重景区文化的整体性特征。导致很多游客对于景区的把握缺乏整体性和深刻认识,往往停留在娱乐休闲放松的层面,难以上升到增智益神和精神升华的层面,以至游客对于很多风景名胜无法理解其文化内涵,造成客源的流失,也无法形成回头客源。因此,现在总体看来,自然景观被接受程度较高,而人文景观则较低。这一方面与从业人员素质和游客素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旅游开发本身有关。旅游景观文化系统高屋建瓴,整体、深度的把握景区文化,将整个景区文化统合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它关注旅游景区文化的哲学命题,关注旅游景观的意境和内涵。以这种系统统领的旅游规划和开发必然更加切合景区的文脉,容易展现景区景观的意境和神韵,此类旅游开发是“写意”的。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切合,具有可持续的科学意义。在当今工具化规划文本和开发方案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它的构建无疑让我们的规划重新关注文本的价值命题,把握旅游景观的神韵,更加科学和高效的开发我们宝贵的旅游资源,避免出现“焚琴煮鹤”的悲剧。

3 都江堰景区旅游景观文化系统的构想

3.1 都江堰景区文化解读

都江堰风景区分为离堆公园、渠首三大主题工程、二王庙和玉垒山公园四大部分,其景观各有侧重,包含不同的文化意涵。综合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4篇:关于旅游的作文范文

目前对于文化旅游产业概念的界定还没有统一的论述。徐群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从历史文化中留存下来进入旅游市场的物质和精神遗产,主要指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宗教民俗设施以及有关的风土民情、民俗礼仪[1]。龚绍方指出,文化旅游产业化就是打造文化旅游产业市场主体的企业化、系统化、市场化、规模化基础性产业运动[2]。万圭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是以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景观为核心,带动饮食、交通、娱乐、旅游产品等一系列商业活动配套发展的一个重要文化产业群[3]。李云涛认为,文化旅游产业主要是指由人文旅游资源所开发出来的旅游产业,是为满足人们的文化旅游消费需求而产生的一部分旅游产业。邵金萍从文化和旅游的本质着手,认为文化旅游产业就是以文化为内容、以旅游为依托的综合性产业[4]。根据2004年印发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把旅游业归于文化产业圈层结构的层,这说明现代旅游业越来越成为文化旅游业。有的学者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是文化产业的分支,还有学者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是旅游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有这样的分歧主要是因为目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界对旅游产业的内涵和外延还模糊不清。然而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文化旅游产业纳入到文化产业或是旅游产业。它是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渗透交叉的产业,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产业融合的结果。

二、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关联分析

旅游产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它的发展离不开食、住、行、游、购、娱等多个行业或其他产业的支持,同时也会带动它们的发展。被称为21世纪的黄金产业的文化产业是以文化资源为主要的生产资料,通过对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供文化产品以及为生产和经营文化产品提供物质设备和智力服务的经济行业。它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10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2.75%。所以说,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将会有光明的前景。本文通过投入产出表分析两个产业之间的关系,为了使研究更全面,把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餐饮和住宿也加入表中。本文参照《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把2007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的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事业,综合技术服务业,教育事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旅游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十个部门作为文化产业部门。由于是研究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关联性,所以把旅游业单独列出。通过对中国投入产出表的调整合并,得到以下部门的投入产出表(见表1)。

通过表1和表2发现:

(1)文化产业对旅游业的投入要大于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住宿和餐饮业的投入,可见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十分密切。

(2)在旅游产业的总产出中,有近13.6%的投入来自文化产业,而在文化产业的总产出中,只有约0.17%的比重来自旅游业;然而从上页表1中看,旅游业的对文化产业的投入量要大于文化产业对旅游业的投入量。可见虽然旅游业对文化产业的投入较多,但由于文化产业经过不断发展,内涵和外延比较清晰,已涵盖文化产品行业、文化服务行业、文化附加值行业和文化制造业,文化产业有很强的扩散效应,产业内的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有着高度的投入产出的多向关联,而旅游业对其产出影响较小。旅游业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在发展文化产业时,可以借助旅游市场这个平台,高起点的开拓文化消费市场;旅游为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了载体,为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平台,促进了文化的保护和保存。

文化产业在旅游业的产出中所占比重较大,可见文化对旅游的发展有较大影响。表现在:

(1)文化资源是旅游产业的资源依托,旅游产品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文化资源的加工。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年公布的相关文件,文化资源主要包括文化遗产、出版印刷业和著作文献、音乐、表演艺术、视觉艺术、音频媒体、视觉媒体、社会文化活动、体育和游戏、环境与自然十个方面。中国的文化遗产、社会文化活动和环境与自然等文化资源丰富,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生产资料”。

(2)文化产业拓宽和延长了旅游产业链。从横向上看,文化产业融入到与旅游相关的各产业中,增加其附加值,也提升了旅游产业的文化内涵;从纵向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生产、销售、管理、消费等众多环节渗透、融合,延长旅游产业链条。

(3)旅游产品因文化的渗透而更富有内涵,形成产品的差异性,提高旅游产品的档次,最终形成品牌。旅游企业具备先进的企业文化,提升旅游企业的竞争力,文化产业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注入动力和活力。

(4)文化产业中的新兴媒介越来越多,如:微博、团购等,为旅游营销提供了新手段。旅游产品借助新媒体、新营销渠道实现与市场的对接。从表3看出,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影响力系数较大,说明两个产业具有强大的辐射作用,能够有效地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感应度系数超过产业平均值1,这说明文化产业对其他部门的支撑作用也是相当大的。通过以上分析看出,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关联度高,而产业关联是产业融合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两个产业容易发生融合,且产业融合度也比较高。因此,要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加强两者融合,形成双赢模式。

三、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及分析

(一)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过程

文化产业链是一个关于文化产业中围绕文化产品而展开的各个环节之间以及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所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概念[5]。文化产业链从纵向上看,形成了上游环节的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开发;中游环节的对文化资源的深加工和包装,提高文化产品的价值量;下游环节的文化产品经营,提供客户满意的文化产品。从横向看,文化产业已涉及新闻出版业、广播影视音像业、文化艺术业、体育、娱乐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文化和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教育事业等。旅游产业链是指在旅游者到目的地的空间转移及旅游消费过程中,为其加工、组合并提供旅游产品,以助其完成到达目的地的旅行与游览[6]。由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具有较高的关联性,再加上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政府管制的放松,文化资源市场化和旅游市场文化需求提高等内外因素的影响,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突破各自的技术边界、产品边界、业务边界和运作边界及市场边界,渗透或延伸至彼此的产业活动领域,使得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发生解构,与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各环节进行重组、整合与创新,最终形成文化旅游产业价值链和业务流程。通过融合过程的分析,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在创意设计开发、产品生产、销售和消费都存在很好的切入点。在旅游资源和旅游项目的开发、旅游商品的设计中可借鉴创意、融入文化要素,在文化产品的开发规划时也要融入旅游的思想,通过两者的融合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化旅游产品。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或生产基地可以开发成文化旅游产品,如手工作坊、影视基地、创意产业园都已成为新的文化旅游景观,同时,文化产业可以借助文化旅游增加效益,得到传播和保护。

(二)文化旅游产业链的分析

经过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产生了文化旅游产业,然而文化旅游产业要发展,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就要构筑文化旅游产业链,并对其拓展延伸,从而产生规模效应和互动效应。目前,对于文化旅游产业的研究主要是文化旅游产业概念的界定,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和制约因素,较少研究文化旅游产业链的。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文化旅游产业链是旅游产业链和文化产业链的接通和对二者的延伸,是以文化旅游为核心,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及相关产业,在为文化旅游者提供服务过程中相互结成的具有价值增值功能的战略关系链(如图1所示)。可见,文化旅游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产物,所包含的相关产业以及内部各环节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

1.从旅游环节的角度看,随着旅游者素质的提高,对旅游过程中关于文化内容和活动的需求增多,要求也提高。世界旅游组织估算,在全球所有旅游活动中文化旅游所占的比例为40%。在欧洲和美国,许多旅游活动都是被旅游目的地的文化遗产、某种艺术等所拉动的。而文化旅游产业是以文化旅游为核心,集食、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产业,并在每一个旅游环节中与当地特色文化的对接,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容,增强了旅游的文化属性,为旅游者提供了一次完善的文化旅游经历。

2.文化旅游产业链是以文化旅游景区或旅游集团为核心企业。产业链的形成需要核心企业的主导,带动其他相关企业的发展。核心企业在整个文化旅游产业链中经济实力强、辐射面广、竞争能力大、行业带动能力强。文化旅游景区可以提供差异性的旅游产品,具有垄断性;大型的旅游集团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产业内的资源。华侨城紧抓政策导向,开始向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它拥有主题公园、博物馆、演出队伍和电子信息产业,也具备了技术基础和文化基础,如果转型成功可以培育为核心企业,发挥带动作用。要注意的是,要确立和发挥文化旅游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增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3.从产业关联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涉及不同产业的垂直、水平和斜向合作,包括旅游产业、文化产业、休闲娱乐产业、艺术产业、商业、制造业、金融业、通讯业、IT、教育行业等,实现了跨行业、跨领域的横向扩张。如利用视频网络、微博等对新文化旅游产品体验进行互动式交流,进而改进产品;还可以通过文化类旅游商品与制造业进行融合。此外,还涉及不同部门领域的衔接配合,包括政府、投资者、产业管理者、教育科研、产品设计和开发、基础设施等。

4.从产业链的纵向来看,文化旅游产业已经形成了上游环节的文化旅游资源规划、开发;中游环节的文化旅游产品和文化旅游服务的运营;下游环节的品牌包装与公关营销。文化旅游产业具有延展性,可以在原有产业链要素的基础上衍生出一些新的要素实现文化旅游产业链的纵向延伸。文化旅游产业延伸已涉及出版传媒、影视、会展、动漫游戏、文艺演出、体育等,而这些动漫、文艺表演等又可以衍生出新的商品市场。

第5篇:关于旅游的作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旅游;文化旅游概念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4)35-0131-01

文化旅游是我国旅游业近来年的重头戏,许多省市争相将文化旅游列入政府报告和规划,部分地区甚至将其直接列为区域战略性支柱产业。文化旅游前期的科学规划、开发,以及后期相关产业的高效运行、利益保障都离不开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文化旅游概念的界定。但现在学术界对于文化旅游的概念的清晰界定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给出的定义要么过于宽泛包含一片、要么过于狭隘以点带面,使得旅游企业在涉及文化旅游时常常误入歧途,投入高大、收效小,导致我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质量不高。鉴于此,如何对文化旅游进行科学定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1 研究现状

将“文化旅游”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期刊”部分上进行搜索(搜索时间为2014年7月1日),一共有3 528篇文章,按文章发表年度进行统计,2000年全年仅有43篇文章,之后逐年增加,到了2006年全年发表文章为150篇,之后进入到快速增长阶段,2013年全年有558篇文章。在首次检索的基础之上又别以“概念”或“定义”作为主题词进行2次检索,有108篇文章。笔者通过对检索出的文章进行总结,发现学者们对于文化旅游概念的认识没有达成一致,并且出入不小,而且各种概念定义也都较为粗略。

2 国外研究综述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美国与加拿大的学者开启了文化旅游方面的研究。

1977年,夏西肯特・格波特与罗伯特・麦金托什在《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中将提出了“文化旅游”这个概念,将文化视作文化旅游的关键,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旅游只是一种形式,游客在旅游中可以加深彼此的了解,而文化正是加深了解的纽带,“文化旅游”还作为一个独立章节出现在书中。

1985年,世界旅游组织以人们通过旅游所获取的内容为视角将文化旅游的定义分为广义和狭义,文化旅游从广义上讲是“为了满足个体的各种需求而参与的增长见识、扩展视野、改进所处环境的一切活动”;文化旅游从狭义上讲是“人们为了满足基本的文化需求而开展的活动,包括民俗旅游、古迹旅游、节庆旅游、朝圣旅游、演艺旅游、朝圣旅游等”。

1991年,欧洲旅游与休闲教育协会(ATLAS)对文化旅游给出了概念性定义(人们出于获得或满足文化需求而离开自己常住地,去往文化资源所在目的地的非营利性活动)和技术性定义(人们为了获取与或满足自身文化方面的需求,到古代遗迹、艺术文化表演、艺术演义等文化资源所在地的全部非营利性活动)。

1994年,Reisinger认为文化旅游是一些对文化体验有兴趣的人前往旅游目的地后所发生的一切活动。沃尔(Walle,1996)认为应该从游客的理解方式与理解方式对文化旅游进行定义,强调从游客的思想形态对文化旅游的概念进行界定。

1999年,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上通过的《国际文化旅游》也对文化旅游进行了一定阐述,它将文化自身和所处环境看作是文化旅游的核心。这里所指的文化环境,包括了旅游目的地自然景观资源、历史文化景观资源,也包括了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

国外学界对文化旅游的界定要么泛化倾向明显,要么局限性较大,但多是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行为界定概念,认为人们对于文化方面的特殊需求是文化旅游的源动力,是文化驱动了文化旅游。

3 国内研究综述

魏小安在《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1987)中最早在国内学界提到了文化旅游这一概念,但是作者并没有对文化旅游的概念进行明确的确定,仅仅在文中提及旅游业不仅只有经济性,还有很强的文化性。

国内不少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和认识角度出发对文化旅游概念进行了定义,进行归纳主要分为如下四类。

3.1 将文化旅游视作旅游产品

蒙吉军、崔凤军认为:“文化旅游是旅游企业为提供的一种能够满足旅游消费者特殊文化需求的一种旅游产品。包括历史古迹旅游、博物馆旅游、民俗风情旅游等类型。这一类学者多是文化自身、游览方式、体验形式与过程出发,把将文化旅游产品等同于文化旅游。

3.2 将文化旅游视作旅游类型

马波将文化旅游看作是一种普通的旅游活动,是旅游活动多类型化的一种体现。郭丽华认为,文化旅游是旅游者根据个人文化修养和对不同文化的向往,离开自己的文化环境前往异地体验感受不同文化的一种全方位满足的旅游活动。

3.3 文化旅游是一种意识

部分学者从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者的角度出发将文化旅游视作一种“意识”。郭丽华认为,不能仅把文化旅游看作是一个旅游产品,它是旅游企业根据旅游消费者的需求而创造旅游产品的一种思路,是旅游企业对于旅游消费者需求的一种认识。

3.4 一切旅游活动都是文化旅游

有学者指出所有旅游都是一种文化旅游,任何旅游活动中多多少少都有文化的东西在里面,文化旅游这个概念不应该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提出来,这种提法不过是想让文化能够最大程度的提升和驱动旅游发展。旅游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体验。持反对意见的则学者认为文化旅游是旅游大概念的一个分支,文化旅游依赖于人文旅游资源而存在,依赖于人们对文化的向往,那些靠自然资源或者人工娱乐设施作为吸引力本源的旅游显然不应看成是文化旅游,即使这些旅游中多少包含了一些文化的成分。

4 结 语

通过对国内外文化旅游概念研究学术成果进行梳理归纳,我们可以发现:

①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学者们对“文化旅游”进行定义时都是先泛化再局限、从抽象到具体。

②文化旅游资源是文化旅游的根本,对于文化旅游概念的界定必须从文化旅游资源出发才能具备现实指导意义。

③文化旅游是以文化的差异性为先决条,只有旅游消费者对于异质异地文化有了渴望和需求他才会前往目的地对该类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体验。

④我国学术界对于文化旅游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较少有学者能够从系统的角度对文化旅游进行定义。

⑤部分学者简单将文化与旅游两个概念进行叠加,“文化旅游”和“旅游文化”两个概念相互混淆、不叫区分,把文化旅游简单看成是旅游开发中对文化资源的挖掘。

最后,如果要对文化旅游做一个定义,笔者认为文化旅游是旅游消费者在旅游活动中通过消费文化旅游产品、体验与享受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内涵,并以此满足自身文化方面的需求而达到身体和精神愉悦的一种过程。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方克力.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 刘宏燕.文化旅游及相关问题研究[J].社会科学家,2005,(S1).

第6篇:关于旅游的作文范文

关键词:旅游文化 开发 历史沿革

1、界定

旅游文化作为旅游学科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学者对旅游文化的研究也由起始阶段过渡到发展阶段[1]。陈传康(1996)指出:当今旅游开发的本质是旅游文化开发[2]。旅游文化既涵盖旅游主体的文化,同时也包含旅游客体与旅游媒介的文化。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旅游文化的研究表现在理论与应用两大方向上,但是与国外的旅游文化研究一样,国内研究也存在着轻理论重应用的倾向[1]。旅游文化理论研究涉及旅游文化的概念、基础、特点、传统以及结构体系等内容;而旅游文化应用研究主要指旅游文化开发研究,赵飞等(2004)认为旅游文化开发研究包括对旅游文化应用理论、旅游文化开发实践以及文化开发研究方法的研究[3]。

2、旅游文化开发研究历史沿革

2.1旅游文化开发研究评述

国内学者对于旅游文化的研究始于1978年,而对于旅游文化应用的研究是从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以旅游文化开发为主的旅游文化应用研究取得了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喻学才,毛桃青(1994)以南京为例,认为旅游历史文化开发必须解决好今人和古人对历史遗迹的争议问题[4]。束有春,焦正安(1998)提出可以围绕佛教等宗教文化开发一些旅游文化项目[5]。彭欢首[6]等对长沙市以及泰山地区的旅游文化资源开发进行了相关研究。对于旅游文化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基于文脉开发、旅游文化开发策划以及近几年被学者普遍运用的文化人类学以及符号学的相关理论或视角。

2.2文脉的旅游文化开发研究

文脉(context)一词,最早源于语言学范畴。它是一个在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其上延下伸包含着极其广泛的内容,是集综合性、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积淀以及自然环境为一体的四维时空组合。

陈传康(1996)在国内首次将文脉引入旅游开发中,他认为旅游开发规划应当充分重视对文脉的发掘,景区开发规划既可以顺应当地的文脉,也可以突破文脉,从而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2]。张国祥,杜强(2012)认为成功的旅游规则,一定会对当地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形成交化脉络,并将其融入项酋的主题定位、产品谱系之中,形成差异化品牌,最终在良莠不齐的旅游产品中脱颖而出。他们从涉县娲皇宫规划中,提炼出女娲文化的主脉,从而打造了全窗顶级的女娲文化体验境区。

3、旅游文化开发研究

3.1旅游文化开发策略研究

旅游文化开发策略研究对于旅游文化的开发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作为旅游文化开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文化开发策略研究占到了整个旅游文化开发研究的较大比重,其中旅游文化开发策略相关研究所占比重在不同年份旅游文化开发的研究上普遍较大。邵永平(2012)通过对察布查尔县发展民俗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认识,提出了察布查尔锡伯族民俗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即:制定民俗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创造民俗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培育民俗旅游文化创意行业、开发民俗旅游文化新产品以及引进和培育民俗旅游文化创意人才。

3.2区域旅游文化开发研究

旅游文化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空间分布的变异性特征。旅游文化区划的主要依据是作为文化内涵丰富的人文和社会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区域旅游文化开发要着力于不同地域的人文和社会旅游资源,对其进行开发要把握主导因素原则、相似性原则以及地域完整性与区域集中性原则。以湖北鄂州为例,从旅游文化视角出发,就区域旅游文化的表现形式、空间格局及其行为趋势,探讨了其旅游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区域独特性,从而揭示其丰富的旅游文化内涵。

3.3基于人类学视角的旅游文化开发研究

目前,国内基于人类学视角的旅游文化开发研究正逐步开展起来。如探讨西方旅游人类学的学术渊源、研究立场,揭示其对建构中国旅游文化研究的启迪意义,认为在制定旅游文化开发策略的同时,要采用人类学研究方法中被称为“影响分析”的方法,将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相关因素都放在一起考虑,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旅游失控或者旅游资源的过度利用。

3.4基于符号学视角的旅游文化开发研究

l9世纪以来,符号学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这使许多相关的学科发生了变化。国外许多学者尝试运用符号学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符号学是作为跨学科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它为提取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提供了更加理性、明晰、规范的原则。旅游主体文化包括旅游者自身的文化素质、兴趣爱好、性格心理、行为方式等内容;旅游客体文化包括旅游历史文化、旅游饮食文化、旅游建筑文化、旅游宗教文化等内容;旅游介体文化包括旅游商品文化、旅游服务文化等内容。将符号学的相关理论运用到旅游文化开发上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基于符号学的旅游商品文化研究、旅游建筑文化研究以及旅游行为方式研究等方面。

4、结论与展望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旅游文化研究,尤其是是旅游文化开发研究还不够成熟。从国内学者对于旅游文化开发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定性分析方法被普遍采用,涉及到的研究方向主要为基于文脉的旅游文化开发、旅游文化开发策略、区域旅游文化开发、民族旅游文化开发等内容。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开始逐渐从人类学以及符号学角度出发对旅游文化进行研究,但是对于旅游文化开发的相关研究还很少,人类学以及符号学作为与文化联系较为紧密的学科有着较为成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这对于旅游文化开发研究来说具有很多可借鉴之处,在研究趋势上也会逐渐成为旅游文化开发研究的新视野。

参考文献:

[1]沈祖祥.旅游文化学导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2]陈传康.城市旅游开发规划研究提纲[J].旅游学刊,1996(5):31-34.

[3]赵飞,彭华,姚静.国内旅游文化开发研究综述[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4(16),2:48-52.

[4]喻学才,毛桃青.关于南京旅游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考[J].南京社会科学,1994.

第7篇:关于旅游的作文范文

[关键词]影视旅游;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感知体验;吸引力;问卷调查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3―0089―07

现代影视拍摄和制作技术的进步给人们带来了越来越多更具煽动性的影视作品,这些艺术或者商业产品作为一种传播文化正在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消费带来越来越大的影响。2008年中国居民时间利用调查和2009年北京市居民时间利用情况调查同时显示:看电视仍是城乡居民最主要的娱乐休闲方式。今天,电视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化传播媒介已不仅是人们了解外部信息的窗口,它正引导着人们的消费习惯;同时,随着可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的旅游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影视旅游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影视旅游是将影视成功嫁接到旅游上的产物,影视界从影视对旅游的文化传播价值上有一些定性研究,但主要的研究成果还是产生于旅游学界。研究内容上,国外关于影视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影视对旅游的影响作用的描述、衡量和应用,影视旅游主体感知体验、影视旅游吸引力研究3个方面;国内对于影视产生的旅游影响研究比较多的是从目的地形象人手以营销为目标进行的应用性研究,同时,对影视旅游者动机的探索也有所涉及,更多的文献是关于影视旅游发展现状描述和影视城、外景地的经营战略分析上。在研究方法上,国内还处于定性研究阶段,国外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比较多,一般应用访谈结合结构式问卷(运用李克特5级量表量化数据)以案例展开研究。

1 关于影视旅游概念和内涵的研究

国内外关于影视旅游的定义较多,主要存在定义范围和定义角度的差异。定义范围上,狭义的影视旅游是指对影片拍摄的外景地进行的旅游,而广义的影视旅游还包括以影视城、故事发生地、影视拍摄技术博物馆以及影视节庆等为吸引物而发生的旅游;定义角度上,供给角度和需求角度国内外采用的都比较多。目前,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是伊文思(Evans)的广义定义:影视旅游(Film―induced Tourism、 Movie―induced Tourism、 Media-inducedTourism、Screen Tourism)是指由描述吸引物的电视、广播和影片所引致的旅游,国内还比较认可刘滨谊的界定:影视旅游是以影视拍摄、制作的全过程及与影视相关的事物为吸引物的旅游活动;狭义的定义如旅游者为寻找荧屏上所看到的景点而发生的旅游;从需求角度,厄里(Urry)认为游客对旅游地的选择是基于对娱乐、实现梦想以及参与的愿望。而愿望却可能是由电影、电视、文学作品和杂志等非旅游因素构成的;从供给的角度,比顿(Beeton)根据影视作品不同的吸引力产生方式将影视旅游分为场地旅游(on―location travel)、商业性旅游(commercialtravel)、身份误解的旅游(mistaken identities travel)、脱离场地的旅游(off-location travel)、一次性事件一影视节庆(one-off events-film festivals 0r premieres)和扶手椅旅游(arm-chair travel)。国内的代俐和王玉玲也分别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对影视旅游进行了定义。

总体上说,影视旅游的产生需要3个关键性因素:影视文化、广大的观众和旅游目的地。当某种影视文化能够激活特定观众的某种需求时,潜在的影视旅游者就产生了,而只有当这种可以满足观众某种特定需求的影视文化落实到旅游目的地载体上来并吸引了游客的到访时,影视旅游才会产生。

分析伊文思的广义定义,可以发现影视旅游的表现形式既包括空间尺度上在外景地、影视主题公园和电影电视拍摄技术博物馆等进行的旅游,也包括时间尺度上各种形式的影视文化节、电影首映式等发生的旅游活动。目前关于后者的研究较少,暂无系统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文献是以外景地、故事发生地及影视文化城为案例展开研究。

本文主要针对空间尺度中的外景地、故事发生地及影视文化城的影视旅游形式,从国内外研究的几个主要板块人手进行总结分析。由于国内研究角度的独特性,故在三大板块之外又将国内其他研究角度单独列为一个板块。

2 影视对旅游主客体的影响研究

在影视旅游的研究内容中,关于影视对旅游的影响研究是最充分的。它包括影视对旅游主体的影响和对旅游客体的影响。其中,对旅游主体的影响主要是针对影视旅游者的出游动机;对旅游客体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对旅游目的地经济、环境及社会的影响,影视对旅游目的地经济的影响表现在其扩大了客源市场,调整了客源结构。环境影响表现在由于游客量短时间内的膨胀造成的文化与环境承载力问题。社会影响表现在影视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传播以及目的地居民的态度上。

2004年11月24~26日,第一届旅游与媒体国际会议在墨尔本召开,影视旅游是其中心议题之一,会议强调了电视媒体对目的地形象感知不可忽视的传播作用,同时就影视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积极与消极的影响进行了详细讨论。比顿(Beeton)在她的Film-Induced Tourism(2005)一书中通过案例比较全面地从旅游者角度、目的地形象、当地居民态度和社会效益等方面,将之前比较分散的关于影视对旅游的影响研究进行了系统综合。

2.1 影视对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影响

影视对目的地旅游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大量的文献试图估计、评价它的效用,这种影响是通过改变客源实现的。据2005年的牛津经济预测,英国20%的海外旅游者都是影视旅游者,耐利(Riley)对12部美国电影进行数据分析,以这些电影放映前10年游客接待量和放映后5年期间的游客数量建立线性模型进行定量研究,得出结论:影片对拍摄地的旅游影响至少持续4年,游客数量增长40%~50%。

巴斯比(Busby)和比顿(Beeton)以两个影视旅 游目的地为研究对象对旅游者的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前者在诺丁山(Notting Hill)调查发现多数影视旅游的参与者都是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后者以一个叫做巴旺(Barwon Heads)的海边小村为案例,发现影视旅游群体主要是由一些40~65岁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构成,他们都是ABC的主要观众。

影视之所以能够带来这种客源改变在于影视树立并宣传了旅游目的地特殊的旅游形象,并增强和调整了其旅游吸引力。

2.2 影视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影响使其成为一个行之有效的营销手段

影视剧是吸引游客到达旅游目的地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拉力因素。耐利(Riley)探讨了电影作为一种旅游促销手段的特性和优势,他们以美国和澳大利亚影片为例,发现影视可以拉动游客到外景地出游,而大量的研究也强调了影视曝光的目的地营销方式,巴斯比(Busby)将这种拉动归因于文学和文化的吸引力。很多国家意识到这一点,并迅速将这种文化吸引力引入到实践中。尤其像新西兰政府利用《指环王》主题文化大力开发本地旅游。从旅游主体的角度,这一策略实质是通过媒体宣传使旅游者形成目的地印象。从旅游客体的角度,这一策略实质上是通过一种文化联系对目的地进行的营销,以此提升旅游产品,延长旅游季节。这种营销方式具有很强的市场渗透力,更容易激发旅游兴趣和形成目的地印象。目的地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建构现实,增强吸引力。赛缪尔(Samuel)通过调查韩剧《冬季恋歌》对潜在和实际的日本旅游者的旅游态度和行为的影响验证影视剧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影响,发现影视旅游是一种新的文化旅游,这种旅游形式在推进文化交流和理解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王艳以韩剧对韩国旅游形象影响为例探讨了影视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宣传功能并提出目的地营销战略,国内其他学者也作了类似的研究。当然,要形成持久的吸引力,目的地形象不能过于单调,否则游客的满意度会由于期望过高而降低体验质量,形成对目的地不利的地方意象。

2.3 影视对旅游目的地产生的其他影响

影视给旅游目的地带来了大量游客,但这种大量游客瞬间拥入的现象有可能造成目的地的文化与环境承载力的超载问题,大量游客争夺当地居民有限的资源,这必将带来当地居民抵触性的消极态度。国外一些学者正在寻求这些问题双赢的解决方案。

2.4 影视对旅游主体的影响

影视对旅游主体的影响,表现在影视对旅游者出游动机的研究上。总结国外相关的研究发现,影视旅游者到拍摄地旅游的3大主要动机:逃避、朝圣和寻找未受污染的环境。吴丽云和侯晓丽通过对铁岭龙泉山庄旅游者动机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影视旅游者出游的主要动机是印证、寻梦,次要动机是寻找优美的环境和逃避。葛全胜等以乔家大院为例对影视旅游的动机和影响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认为印证、见证和亲身体验是影视旅游者最主要的动机,其次还包括扩大生活空间的追求和寻找“有意义”的地方等。

总体来说,影视对旅游主客体的影响研究的目的在于如何实现目的地有效管理,以达到经济效益最大化,破坏、干扰社区的最小化,旅游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以及对当地人身心健康的有益影响。

3 影视旅游者的感知研究

由于对影视旅游者的现场体验调查存在一些技术难度和误差,关于影视旅游者的感知体验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一些观众受到影视中某个元素的吸引来到这个元素的载体环境中寻找目标感受和体验,所以影视旅游者的感知体验可以看成是一种目标导向性较强的感受,它不同于其他旅游形式中游客的体验模式,对它进行测量的指标选取差别也较大。

马乔尼斯(Macionis)、幸格(Singh)和巴斯比(Busby)通过小尺度的研究在影视旅游者体验描述上取得一些进步,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卡尔(Carl)等对新西兰《指环王》游客的研究表明,“超真实”在游客满意度中至关重要,参与和消费的程度越高,游客的体验水平越高。旅游者并不是被一个真实的体验所吸引,而是在消费一种影片情景与环境相互作用后的一种虚拟现实。他们习惯在感情、故事和场景的相互作用中找到自我意义,这时,真实与联想的界线是无法辨别的。基姆(Kim)和卡尔(Carl)对影视旅游者的感知经历进行了类似的描述。康奈尔(Connell)以Balamory的外景地苏格兰的小岛Mull为案例,研究发现影视对游客的影响越小,游客的满意度越高,同时当影视不是游客的唯一动机时,游客的满意度越高,重游意愿就越高。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影视对于游客的旅游预期有一定限制性的影响,而已经得到验证的是出游前的旅游预期会调整游客的感知体验水平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游客的满意度。上述结果的原因就在于影视的预期限制效应也限制了满意度体验水平。对空间主题的进一步宣传有助于提高初次游览游客的满意度,这就可以归因于游客在宣传作用下形成的旅游期望的决定性作用。陈燕丽在对影视旅游者体验质量测量方面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

还有一些学者从“在何种程度上游客被吸引到拍摄外景地”的角度进行了探索,达成的基本共识:虽然大部分影视旅游者都是偶然到达影视旅游目的地,但随着电影或电视的播放,游客数量会大幅度增加,可见影视作为旅游拉力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4 影视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研究

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利用影视的积极影响可以实现旅游业的战略发展,补充目的地的产品组合,提高游客的旅游感知水平,进而提高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和旅游业的活力。关于影视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的研究集中于这种吸引力的产生机制和这种吸引力的可持续性研究。

4.1 影视旅游吸引力的产生机制

较多实例表明影视场景及其树立的经典形象可以持续很多年,创造出颇具吸引力的景点。正是景观质量与偶像的相互作用、台词与人物的相互作用、影片中的显著性地标等影视元素有可能与受众的心理需求产生交互作用,激发潜在游客的出游动机,而这种交互作用的产生即是吸引力的形成机制。换个角度说,只有那些被影片有效影射的、具有强烈景观、地方和情感联系的地区才会具有影视旅游吸引力。

很多实例证明,旅游者更愿意到影片故事的发生地去旅游,比如《勇敢的心》中对华莱士(Wallace)和苏格兰人独立战争的刻画给苏格兰带来了旅游热潮,虽然影片较多地取景于爱尔兰。这种差别取决于在交互作用中影视旅游者被激活的需求对有效的影视元素的选择。有学者认为电影制作中的操控转变着观看者的意识,同时创造了“电影激发敏感性”,这点正是旅游业对影视元素有效性的利用。虽然,多伊尔(Doyle)和比顿(Beeton)认为,当节目制作完成之后,影视旅游一般不会放在日程上,它基本属于一种偶然的旅游形式。但它 并不失为一种机遇。为了利用影视联系,充分发挥影视文化的吸引力,一方面,目的地营销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采取有效措施与影视作品生产商合作尽可能从小的影视元素人手配以相应主题以提升影视旅游目的地吸引力来刺激游客的访问;另一方面,主管部门可根据能够满足潜在旅游者需求的文化产品形式构想人手进行资源组合和产品提升。从这两个方向上推动影视元素与潜在游客交互作用的效果,从而将影视文化吸引力成功嫁接到旅游目的地上来。

4.2 影视旅游的长久吸引力:重游率的提高

影视长久吸引力的根源在于维持影视元素与游客间的交互作用。耐利(Riley)认为建立在影视旅游基础上的目的地发展是有限的,与旅游吸引物的生命周期曲线极为相似。比顿(Beeton)的观点相对乐观一些,他强调影视旅游更应该定义为一种朝圣,显示了生命周期中的一个片段,而不是整个生命周期曲线。他们都默认了影视所传递的文化吸引力周期对目的地的直接影响。维护人们对于旅游地相关影视的兴趣有利于旅游业的持续。

当影视旅游活动在影片播映之后达到兴趣最高点时,电影产品质量的保持常常能够使影视旅游目的地保持很多年的吸引力。很多实例都论证了影视旅游的寿命,例如,1965年的好莱坞音乐剧《音乐之声》在电视上的频繁播放使拍摄地持续吸引着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游客。对旅游目的地来说,通过对游览经历的关注并利用长期的联系(比如游览时拍摄的照片、旅游纪念品等),游客的满意度和兴趣的持续会使游客由最初的电影引致的初次造访到产生重游,这就是影视旅游目的地的机会和挑战。

重复购买的意愿由他们对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决定,在旅游业中,长期的规划和创造高的消费者满意度是旅游企业和目的地保持竞争力的两个途径,也是目的地管理和营销的关键因素。但是游客满意度是个高度复杂变量,科扎克(Kozak)认为游客的整体满意度水平对重游意愿的影响是最大的,一个地方的旅游经历将激励未来的行为和重游。但也有研究认为总体满意度与重游意愿并没有较强的相关性,天气、吸引物和设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吉特尔森(Gitelson)等也列出了影响重游意愿的5个因素:不满意经历的简化风险,与同类人交流的爱好,重游充满儿时回忆的场所,参加上次忽略的某个景点或者活动、推荐意愿等等。可见,要保持影视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使吸引力的作用机制持续化是关键。

总体来说,国外关于影视旅游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尤其表现在影视对于旅游主客体的影响分析上,笔者将比较典型的影响研究方面的文献初步整理如表1所示。

5 国内影视研究的进展

相对国外比较成熟的研究范围和深度,国内影视旅游研究还比较有限,多停留在实践的运作层面,深层次的影视旅游者动机和感知、影视旅游吸引力研究等比较薄弱,专门针对影视旅游者体验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对于影视主题公园产业目前存在的问题多从缺乏规划、管理不当、产品单调等供给方面考虑,旅游需求角度极少涉及。

刘滨谊等总结了影视旅游的发展阶段和各个阶段的特点,并且指出我国影视旅游的发展趋势。付冰和周申立通过对影视旅游概念的阐述以及我国主要影视城基本情况的描述,对我国影视旅游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规划建议。孟铁鑫和袁书琪从影视与旅游的关系出发,剖析了目前我国影视旅游开发中存在的规划缺失等问题,并对影视城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舒伯阳等也对影视驱动型旅游目的地的开发提出了详细建议。周慧颖和黄远水介绍了国外有关影视作品对旅游业的促进作用的研究进展,指出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和今后努力的具体方向。冉红和王树春等对影视旅游规划和开发提出了建议。另外,王玉玲还对国外利用影视发展旅游的方式进行了总结。

6 启示和建议

目前比较成熟的影视旅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影视旅游空间表现形式中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的研究,对影视城的定量研究较少,对影视博物馆、影视节庆等的研究极为缺乏,未来研究方向应更多的向这些方面辐射;同时,在这些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中,部分小分支仍然需要加强研究的力度,以形成系统。主要表现在以下5点:

(1)影视给目的地带来的社会影响。主要表现在游客的大量进入带来的目的地文化与环境承载力超载问题的预期测量及解决方法,这将是使影视旅游目的地形成持久吸引力的基础。从承载力测量、预控和超载修复等角度进行研究都是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

(2)影视营销方式在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影视帮助受众形成目的地印象,而对这种印象的控制需要政府牵头使影视制造方与政府或者企业的旅游开发部门实现合作。所有这些可行的影视营销策略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3)从影视旅游者动机人手研究潜在旅游者相关需求。影视旅游者的动机产生归根结底是对不同文化与环境满足需求的选择,所以,以动机研究为契机探析潜在影视旅游者的需求既有利于影视产品发展,更有利于影视旅游产品的方向性开发。

第8篇:关于旅游的作文范文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建构;本土化

[作者]李伟,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昆明,650092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72-008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一直是时髦的学术词汇。在文化学的视野里,共时态的“全球化”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由多维文化组合而成的特殊文化景观。在全球化的推波助澜下,旅游作为文明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世界各个角落蔓延开来,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当人们开始广泛购买由旅游过程所带来的人生体验时,就表明社会已从实用性的物质消费时代转向了享受性的精神消费时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可见一斑。作为一种被深度认可的社会现象,“旅游”具有全球共性化的发生动因、发展规律以及衍生问题,从而为旅游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融会贯通的语境前提。

一、旅游人类学的建构

旅游人类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指导弱势文化地区的旅游发展为己任。因此,运用“文化”工具,追索旅游现象的本质(包括旅游影响的文化本质)就成为研究者的目标。西方学者为此所做的大量研究及其理论成果,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思想指引,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产生的巨大学术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要达到指导旅游地发展的目的,仅仅依靠“解释”或“认知”依然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旅游人类学的学科属性要从“人类学性质”转向“交叉学科性质”,在此思想指导下,旅游人类学的理论框架需要予以重新考虑。

(一)研究范畴

旅游行为是人的行为,个体行为的加合成一种社会性的常态,成为社会现象;而人类学的研究宗旨则是以文化理论为利器,破解繁杂的社会表象,揭示其文化内涵,进而发现人类社会的演替规律。所以旅游人类学研究也应以“人”为主线,探索旅游现象的文化内涵、发现旅游的文化影响并揭示这种影响产生的社会推动作用为其研究的主要范畴:

1、旅游现象中的“人”

根据社会角色理论,在一次完整的旅游活动中,各种人群按照参与行为的不同功能进行角色分类。即旅游者、旅游服务者和旅游“管理者”。

旅游者是一次旅游活动中的行为主体,是旅游行为的具体实践者,在其行为过程中,牵引出了其他角色行为;旅游服务者是旅游活动能够实现的具体保障者,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直接参与旅游保障行为的各种从业人员,为完成行为主体的活动而提供各种功能;二是并不直接参与旅游服务的当地社区,其具有两个方面的保障作用,一方面提供了旅游景观背景,另一方面提供了环境保障。旅游“管理者”并不为一次旅游活动提供具体的服务,但却从整体上监控旅游现象的产生、规模与节奏,协调旅游行为者之间的关系,维护旅游交易行为秩序等。在社会发育较为成熟的区域,旅游“管理者”以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面目出现,而在社会发育程度不高的区域,旅游“管理者”的功能通常由政府或政府的职能部门承担。

根据经济学中的供需理论,一次完整旅游活动的各种人群可依照交易行为中的状态进行分类:即消费者、供给者和“保障”者。

消费者即旅游需求者,也就是旅游者。在旅游研究中,往往依据旅游消费行为的特殊性揭示旅游者的文化内涵。供给者即旅游相关行业经营者,也就是在旅游活动中提供各种服务的职业性人员。在旅游交易中的各种职业行为特征,是旅游从业人员共性文化的外在表现。“保障”者主要是指旅游地社区,它所提供的社会保障是旅游活动完成的基础。而旅游行为的后果在保障者行为中得到不同体现,或增强了保障功能,或削弱了保障功能。这事实上就是指旅游的“双刃剑”效应,或区域旅游发展中自我制约的文化内涵。

2、旅游人类学研究的“着眼点”

如果认定旅游是一种“异地性”的特殊消费行为,那么“异地性”特征就成为研究的基点,这往往造成了旅游研究中的困惑。如宗晓莲所介绍(宗晓莲,2001),西方学者从三个切入点对旅游进行研究,即旅游目的地社会、游客和客源地,这显然是在早期“旅游系统”的基础上所做的形象性分解,并按“异地性”的理念,划分出“客源地”和“目的地”,从而进行两地的文化对比。理论上客源地可以是任何人类聚居地,那么,在旅游人类学中的“客源地”的所指是什么?是否泛指城市或现代社会?若果真如此,那么“旅游人类学”就可以转化为“城市人类学”或其他人类学了。需要说明的是,世界上任何地方也都可以成为旅游目的地,但按照目前旅游发展的实际及旅游研究中约定俗成的观点,旅游目的地是指那些社会认可度较高,现实旅游流较大的地域。因此,“异地”理念所造成的研究困惑表明旅游人类学需要新的研究“着眼点”。

如果一个人从A地去B地旅游,那么其旅游的特殊消费行为、及其完成这种行为的各种“保障”事实上只发生在B地。因为旅途中(即A地到B地)的各种消费行为是消费者与社会公共服务的交易行为,其性质与非旅游者并无差异。由此可见,旅游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及文化现象均表现在B地。因此,旅游地(或称旅游目的地)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具体“着眼点”,对旅游地区域内所表现的各类人群行为的文化解释与探究,也就成为旅游人类学的具体研究范畴。

(二)研究立场

旅游是现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社会层面的分析与研究必然纳入到旅游学者的视野。但泛化意义上的社会研究囊括了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由此导致了旅游研究中百花齐放的缤纷“场面”。故而旅游研究中的学科“交叉性”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从历史的角度看,旅游现象是文明进步、社会发展的时代性成果,其产生及演化具有跨地域、跨民族的共通性动因。因此,社会学、人类学似乎对旅游现象的本质、旅游的发展规律,以及旅游的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更具有契合性。尽管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视角具有差异,但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二者逐渐融合共通。均从注重宏观层次的社会、文化演变,转向个体的、心理的、主观层次的、微观层次的研究。虽然社会学强调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的研究,人类学强调文化符号解码、文化体系及其文化特征的探讨,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社会行为、关系及其结构的产生离不开文化背景的分析,并且文化体系及其特征也因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结构而显现其差异性。

社会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社会的表征,研究对象本身的交叉性,导致社会学、人类学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研究层次上存在着天然联系,而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二者的交叉融合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我国人类学一开始就与社会学紧密结合在一起。老一辈人类学家如林耀华、吴文藻、费孝通等都具有深厚的社会学背景,恰恰是人类学与社会学交叉融合才使他们对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出现了《江村经济》、《金翼》、《凉山彝家》等经典之作。特别是费孝通先生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他的小城镇研究、社区比较、协调发展等成果为中国的建设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依据,正是因为费老将人类学和社会学交叉结合,其研究才能够卓有成效。这种研究理念与范式为我国旅游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成为旅游人类学实际研究中所依托的立场。

由以上分析可见,人类学介入旅游研究,事实上是介入到当今社会的一种特定“社会事实”的研究。旅游人类学的建立,是因为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天然联系而产生,是人类学自身学科性质使然,也是时代、社会、旅游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所谓“旅游者与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具有行为过程和表现的相似性”,并不能成为人类学介入旅游研究的真正理由。

因此,旅游人类学应以文化理论为工具,以旅游现象中的各类人群为主线,以社会学理论、方法为借鉴,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社会现象(旅游)研究,探讨旅游现象中各类人群的行为、关系和区域旅游运行机制的文化内涵,揭示旅游对社会的互动影响规律,为旅游发展及区域社会进步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没有必要区分旅游人类学和旅游社会学,人为设置本来就较为薄弱的学科藩篱,二者应结合起来共同对现实社会中的旅游现象进行研究。

(三)理论框架

旅游“认知理论”需要解释旅游现象中的两种关系,其一为“人――地关系”,其二为“供――需关系”。所谓“人――地”关系是旅游系统中的基本关系,“人”指的是旅游者,“地”指的是旅游目的地,包括旅游产品及其旅游环境。这是从宏观层面上、粗线条地将旅游现象中的对应双方规定为“主体与客体”(与旅游系统中的三分法相对应)。旅游人类学应被视为“旅游认知理论”的一个分支,客观上要求将其研究对象进一步深化,即以解释旅游现象中的“人――人关系”作为研究基点。这就需要将“地”中有关“人”的要素提取出来,从而能够探讨旅游者、旅游服务者和旅游“管理者”在行为、关系、制度三个不同层面上的人的社会活动的固定化形式,及其文化动因和文化后果。具体地说,旅游人类学就是研究在一次旅游现象中,各类人的一定的行为如何表现一定的关系,一定的关系又如何造成一定的制度,进而研究行为、关系、制度三者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以及旅游与社会的互动功能。

事实上,这种“人――人”关系仍然具有三个层次的内涵。其一,情感内涵。即主、客体的情感的交流;其二,交换内涵。即主、客体的交换行为与关系;其三,制约内涵。即主、客体在行为过程、关系建立中生成的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制度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反映出的文化内涵。

鉴于以上认识,可概括出旅游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如下(图1):

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

总结近20年的中国旅游研究,可发现其困境在于多学科交叉后的逻辑线索紊乱与其理论建设参照坐标的匮乏。所以,最好不要急于按照主观的臆想去赋予它一种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中的“指导性”。实际上,在旅游理论范式与观念结构的合理性和逻辑性还没有厘清之前,过于强烈的“科学理论情结”是要不得的。很多貌似科学的旅游研究成果要么是以偏概全的结论,要么是“话语霸权”的结果,譬如南开大学的余书炜对旅游研究的质疑就很令人深思。另外,很多以“科学决策依据”面目出现的研究成果,其在实践中是否具有指导意义?有多大?都值得反思。事实上,在真正认识、理解、把握某种自然或人文现象并建立一门科学的理论之前,“理性思维逻辑”都要比那种看似“科学”的“研究结论”更真实有用。因此,旅游研究的科学性辨识,要以某种理论作为参照,通过“批评式”的讨论,才能具备对旅游现象的客观理解与把握能力。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所引进的“旅游人类学”思想,可以对国内前期的旅游研究做出审视,从更为宏观的文化层面承担“批评”任务;而人类学研究中的弱势群体立场及非功利性传统,也使旅游人类学具有“公正性批评”的职能。可见,以“旅游人类学”作为旅游理论建设的“参照系”,可以促使各学科的旅游研究更加深入与合理。

(一)旅游研究批评的必然性

旅游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其研究的多学科的介入理所当然,但正缘于此,不同学科立场的研究成果,一旦纳入“旅游学”整体框架,就显现出其概念的分歧与理论逻辑的混乱,譬如对于旅游概念的认识就莫衷一是:地理学立场重视其人的空间位移;经济学立场强调人的消费及其后果;管理学立场关注人的数量统计;文化学立场则看重人的行为意愿等,皆因学科立场不同而出现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犹如盲人摸象,导致了后续研究中一系列概念的随意性及“旅游学的结构散乱、功能低下”,由此也使旅游研究陷入“奢尚空谈、不务实际的学术风气,影响着旅游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的境地。

“概念”作为科学的研究范畴规定了我们的想象和思想资源,也规定了我们的思维模式。当一门学科的概念严谨并发挥强有力的学术统一功能时,概念在学科研究整体中的存在就是结构性的实体存在。而目前旅游研究中几乎所有概念都因不严谨而不具备学术的统一功能。旅游研究中概念的基点在于“旅游”,或许由于旅游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状态,其概念定义和理论研究也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一目了然、无须证实、无须论证、无须解释的常识性的知识形态,因此对“旅游”的不同专业背景的理解,必然导致旅游研究领域出现“大杂烩式”的混乱局面。

此外,“旅游资源”作为我国学者旅游研究中的常用概念,在新近出版的《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中就列举出了郭来喜、陈传康、周进步、保继刚、Houoway J C、及国家旅游局等多种定义。而在不同版本的《旅游学概论》、《旅游资源学》、《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规划》等教材及一些论著中,其定义不下几十种,显示出作者不同的学科立场。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具有地理学专业背景,其定义强调“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自然存在和历史文化遗产、以及直接用于旅游目的的人工创造物”。后续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根据自身主观理解对“自然存在”、“历史文化遗产”、“人工创造物”等用词进行了替换。“旅游资源”这一概念对旅游研究影响很大,并延伸出一系列的学科及理论,如“,旅游资源学”、“旅游经济学”、“旅游开发与规划”等等;以及所谓“旅游资源调查”、“旅游资源评价”理论等。该类定义的关键词在于“吸引力”,这是一个极端模糊的、大众性语言的限定词汇,无法用学术标准予以衡量。事实上,任何存在(无论实体还是精神)都无法运用科学手段判定其是否具有“旅游吸引力”,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学科及理论研究的科学

性,或称客观性难道不令人质疑?与此相类似的概念在旅游研究中比比皆是,如旅游市场、旅游产品、旅游开发等“核心概念”,以及其延伸性的概念如生态旅游、体验旅游、休闲旅游等。这样,似是而非的概念群,加之研究者不同专业立场的理解,导致了旅游研究的无边界性、无逻辑性、无统一性特征(当然,也可美名其曰为跨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特征),进而导致旅游学研究不能真正深入到旅游现象的本质层面上进行剖析,并提出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来。

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可谓旅游学中“较为成熟的理论”,在我国旅游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和推崇,但我们显然忽略了中西旅游产生的背景与旅游发展道路的不同,使这一“理论”的中国式分析令人啼笑皆非。西方国家旅游属“自发性”旅游,多数旅游地是在“需求者”的推动下产生并发展,因此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规律;中国旅游的“政府主导性”,使多数旅游地是在“供给者”的建设中产生,加之我国旅游层次的时代特征,使旅游地的“生命周期”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并不存在所谓的“巴特勒规律”。因此,生硬套用所谓理论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旅游发展现实。

从旅游经济角度看,旅游因其经济作用而最早被经济学界关注,从而形成了整个旅游学界的研究偏向,使得主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都更接近产业经济学。然而,旅游业是否是一个产业?已故美国学者托马斯・戴维森(Thomas Davidson)认为,旅游业不是一个产业,而是一个产业组合,因为旅游需求方实际创造的价值与所谓的旅游产业(旅游供给方)可观察计算到的产值间存在明显的不对称现象。旅游的经济现象是旅游者所有的支出产生的效应,而不仅仅是某一部门的收入效应,即旅游的经济现象是“支出推动型”,而非“收入推动型”。因此,将旅游定义为产业是不正确的,是有悖于旅游的真实情况的。旅游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既是推动经济进步的发动机,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力量。这就对传统的旅游学理论提出了挑战。

这里没有否定一切旅游研究成果的意图,只是欲通过以上分析,表明不同学科背景下所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需要在更高层面上予以审视和批评,才能整合各种专业背景下的研究成果,使之能够形成旅游学整体框架下的有效成分,有机组合形成一个更加符合旅游实际的学科门类。我们需要对20年来中国旅游研究做出深刻反思,并需要一门学科以对抗“传统的旅游理论”,从而为新的建构奠定基础。

本学科内的学术批评与反思很难超出其范畴而在根本上实现理论突破,反而会演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制。因此,“旅游研究批评”的外延要大于经济学、地理学及管理学对旅游研究的想象,要有一门学科能够通过回溯“研究历史”以争取到合法化的批评地位,“历史”是在某种文化背景下所讲述的历史,也就是旅游研究自身演变的文化历史,因而旅游人类学理所当然地充当了这一角色。客观而言,或许旅游人类学本身并没有强大的理论力量,但其批评性立场与职能,却可以监督和制约其他基础性学科对旅游研究的逻辑上的混乱和理论的无效。

(二)作为对抗模式的旅游人类学

特殊时代性背景下,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使旅游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也显现出急躁性特征,于是发展的迫切性与旅游研究的急切性相对应,现性即产生出旅游研究的“实用性”目标。全国各类学校旅游专业的兴建要求旅游教学的体系化,导致各类旅游教材纷纷“出笼”,呈现出“乌托邦”式的旅游理论体系。在这种趋势召引下,本为揭示旅游现象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旅游各类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追随“教学需求”进行着“实用性”的功能转换。在“利益”趋使下,“旅游研究”的现实目标本身就与其理想的研究目标背道而驰。

因此,在数以千计的各类论著中,相互“借鉴”和重复的内容屡见不鲜,各种观点的主观性与随意性不胜枚举。中国的旅游学研究表象上已经“枝繁叶茂”,但是支撑这些枝叶的树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培育。所谓“重实践、轻理论”已为学界所诟病,急切中拼构而成的“旅游**学”或“**旅游学”等“理论”,不仅远离旅游现象本质,而且误导了青年学者,从而导致学界发出了“旅游理论研究在研究什么?旅游理论学习是要学到什么?”的呐喊。

90年代后期,由于张晓萍等一批学者的引介,西方旅游人类学理论旋即在中国旅游学界流行开来。检索21世纪以来的国内旅游研究论著,大多引用了西方人类学者的理论或观点,如“神圣旅程”、“人生礼仪”、“舞台真实”、“旅游地文化涵化”等。这种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立场、视角和独特的叙事风格,使旅游人类学一开始就作为一种旅游研究的“对抗模式”存在,解构了原有旅游理论中的概念体系,使旅游研究在宏观上具备了文化理论的坐标,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批评”角色、承担了“批评”任务、显示了“批评性”的职能。

旅游人类学借助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对旅游现象进行分析,并建构了自身理论。从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它对旅游研究有两个方面的贡献:

其一,对旅游现象的“本质性”剖析。旅游人类学避开了对旅游现象的表面性描述,如人的空间位移、交易行为及其影响等,而借助“社会表象理论”,利用人类学的经验和知识作为参照物去解释旅游现象,将旅游现象具体化和形象化,出现了所谓“神圣旅程”、“人生礼仪”等认知视野。事实上,这本身也是人类学看待世界的方式,因此其对以往旅游现象研究的启示在于:

1、旅游现象的认识是有关生活的复杂的知识体系,其解释包括研究者的价值观、信仰、态度等要素;

2、认识到旅游现象的内容和过程的重要性;

3、旅游现象的文化内涵能帮助定义旅游事实;

4、旅游行为包括群体与个体间文化的沟通和互动;

5、通过运用暗喻、类比以及与原型的比较,将新的或抽象的概念、事件整合到原有的知识框架体系之中;

6、旅游现象的文化解释能对其行为及其影响研究加以指导;

7、社会现象的解释将社会事实与其发生的文化环境联系起来。

简言之,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思维逻辑是:研究者(或文化背景)――社会事实――内容分解――要素关联――文化内涵――影响后果。这种思维模式有利于人们理解旅游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旅游行为特征的文化内涵;有利于人们探讨旅游行为方式的稳定性与动态性;有利于人们对旅游发展的社会后果做出科学预设和响应;也有利于从研究者的立场判断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一般认为,旅游发展会对旅游地社区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这种假设是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在实际调研中社区人们也会受这种判断影响,而将社区一些问题归咎于旅游发展,但事实上,需要考虑各关联要素的文化内涵,使旅游发展与旅游影响实现“对接”,将“干扰因素”与“旅游发展”相剥离,才能得出客观而科学的研究结论。

其二,运用人类学中的“符号理论”对旅游系统进行阐释与理论建构。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强调,文化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进行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

将旅游理解为个体与自然和异文化社会相互沟通的互动过程时,旅游体验就带有鲜明的文化特

征和符号意义,而旅游行为并不是简单的“异文化”间符号传递,而且还是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建构行动。旅游主、客体行为在各种具体的旅游环境与过程中构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对这种符号的文化解读,既诠释了旅游系统的文化内涵,也建构了旅游人类学的理论。

西方学界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把符号学思想引入旅游研究,麦坎内尔(《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1976)、库勒(《旅游符号学》1981)及格雷本(《旅游人类学》1983)等都是旅游符号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国内学者杨振之(2006)、谢彦君(2005)、彭兆荣(2004、2005)等也曾对旅游符号理论做出研究。这些研究内容涵盖了旅游吸引物的符号解码、旅游者行为的符号建构、旅游动机、旅游决策与旅游影响等的符号认知等等。

运用符号理论解读旅游者、旅游供给者行为背后的文化内涵,对研究者而言,无论是想象的满足,还是异文化的驯化,都表明了对旅游现象及其影响的深度认识,更贴近旅游的文化本质。因为其思维逻辑是:发现符号――解读符号――揭示其文化内涵――寻求对策。

当旅游人类学以旅游地为基点进行主、客体行为研究,并揭示旅游系统的文化关系时,其立场总是在“现状批评”的模式中表现出“自我反省”的思维状态,在人类学语境中一次次挥起对旅游实践和“传统”旅游理论挑战的长矛,从而形成一种形而上学的对抗模式。马狲炜先生在其“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解读――关于哈尼族民俗旅游开发的人类学考察”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旅游研究批评并不意味着旅游研究的终结,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旅游研究的“隔音密室”状态,消除具有垄断性的“话语霸权”或者是已成定论的某种观点,将研究思维本身纳入思维与反思的过程之中。旅游人类学在我国旅游研究早期的缺席使之具有了后期批评的机会,是现代旅游研究进展的必然性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清场作用”。

旅游人类学与我国前期旅游研究所形成的差异与裂隙,虽然具备了一定的批评能力,但其自身发展仍需要一种学科的整合,需要具备自我完善和自省意识,需要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实现有效结合,消除自身的局限和任何“终极性”的思想。作为一种批评模式和对以往研究的“反思”,旅游人类学是旅游研究中的一面“镜子”,使其他所有学科的旅游研究能够检审自己,从而推动现代旅游研究更加深入并逐渐科学化。

(三)文化研究――向着存在论与人类学的辩证综合

在当今旅游理论研究及旅游实践的场域中,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开展与实现,不仅大大地拓展了研究视界,打开了旅游研究与旅游叙述的多元的呈现方式与阐释向度,而且也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起广泛的意义关联,同时也找到了人类学话语方式对旅游研究的切入点。这一切极大地改变了其他学科旅游研究与文化场域的生态构成,因此,旅游人类学一出现就引起了旅游学界的广泛兴趣。

目前旅游研究所面临的现状是所谓基础性的学科划分(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造成了对于真正深层次问题的遮蔽。文化本是旅游的内在动因,也是旅游的存在方式,但当下时髦的不着边际的泛化,使“文化”过分抽象化和概念化了。旅游研究中的文化是一个近似于本体论的虚指,由于旅游人类学“缺席的原因”,因此在以往的旅游研究中,“文化”不是作为原因和定义在起作用,而是作为效果和影响在起作用。

在新近出版的《旅游文化学》最后一章中,专门讨论了旅游文化研究的难题。我们事实上不可能接近那个叫做“旅游文化”的存在,我们不可能先把什么是“旅游文化”界定清楚了再去搞“研究”。

一方面,旅游的文化研究需要超越“旅游文化”本体论的预设来展开。在今天,商业性大众文化正在发挥着一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们与传统意识形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对人的控制似乎更加直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生活中符号与文化、价值与反价值、现实与虚构被大量复制,旅游事实上就是生活的复制形式之一,在旅游中人们达到一种抹平差别的神秘化效果。因此,从需求角度看,旅游的“生活复制”与“消除差别”成为“消费者”的文化主题。

然而,传统的旅游文化研究模式受制于美学的思路与规制,总是从旅游客体对象的角度对单个的“景观”进行审视,倾向于不置可否的说明与描述,或者将其作为旅游审美的例证,形成对旅游文化的单向度解释。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是长期困扰旅游文化研究思维的枷锁,我们总是抽象地、先验地设定一个“旅游文化”研究客体,而真正的“旅游文化”作为一个经验性的研究对象始终被排除在思考之外,研究者的思维也因此处于一种“悬空”状态,无力澄明研究客体。鉴于此,文化研究就需要从“美学”的思维模式中退出来,寻找旅游中的文化经验事实,建立一个全然不同的理论视野。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出发,旅游的文化研究就是以可感知的经验事实为基础,探讨其文化意义与文化关系。如此,旅游的文化研究将从根本上超出美学视野限制,逼近“旅游事实”的真相。

另一方面,旅游文化研究也可依托人类学理论而展开。人类学经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成熟的基础理论,这种理论使旅游文化研究从根本上依托人类学的“整体观”视野,避免重走形而上学的老路,而具备了深沉的经验主义品质与活力。比如,旅游文化研究的范畴除了大众文化之外,还涉及民族、阶层、性别、地域等等领域。按照传统的研究思路,这些领域分属于不同学科,但从人类的视野看,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学的文化表达范畴,并且人类学的话语构成与表现方式也为旅游文化研究提供了样板,而人类学在文化研究中的“经验逻辑”,也会使旅游的文化认知更加全面。

三、结语

第9篇:关于旅游的作文范文

关键词:生态旅游 评估

自从ceballos-lascurain.h于1988年在《生态旅游的未来》一文中正式引入生态旅游的概念以来,在生态旅游的概念以及由其延伸的具体实施方案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在我国,尽管对生态旅游的乐观估计时有报道,生态旅游也被广泛地认为是自然旅游的一种形式,被期望能促进资源的保护和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生态旅游项目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原因之一就是对生态旅游的内涵缺乏一个统一的认识,从而导致缺少一个评估生态旅游贡献大小的明确的指标体系。而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力图初步建立一个对生态旅游进行评价的框架。该框架是基于对生态旅游内涵的正确认识以及对当地居民、自然资源和旅游三者间关系上进行设计。

关于生态旅游内涵的认识

由于缺乏一个被广泛认同的生态旅游的概念,因此生态旅游和其他旅游方式的区别显得模糊不清。王家骏选择了44个具有代表意义的生态旅游定义来进行分析,将关键词一一选出,按聚类方法将其归纳为6大类11组分,构成了生态旅游定义分类系统。然后根据构成生态旅游定义分类系统的6大类组分的内在联系,参考edward·s·等人的模型,构建起理解生态旅游的概念模型。这一模型对于我们理解生态旅游的概念有一定的帮助。从这一模型中,可看出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生态旅游既可以促进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发展,同时也可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是,大部分的定义仍将生态旅游对象局限在自然生态、自然环境方面,忽视与自然相伴而生的历史遗产、传统社区等文化生态。也就是从旅游资源角度来看,对生态旅游的认识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大类:狭义的生态旅游是基于自然资源的一种旅游形式,包括风景、地形、水文特征、植被和野生动植物等;广义的生态旅游资源则把当地的民俗风情、传统文化等人文景观也包括了进去。也就是说,广义的生态旅游还包含了民俗旅游等文化生态的内容。笔者的观点倾向于后者。

笔者认为对生态旅游的内涵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认识:从旅游者角度来看,生态旅游是对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小同时具有高质量的自然景观及人文景观的一种全新体验过程;从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破坏较小,实现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文化保护为目的的旅游方式;从当地居民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对当地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影响较小、并可为当地社区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新型产业。总的来说,生态旅游应当以实现当地居民、生态旅游资源以及旅游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社会、环境、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为终极目标。而这个终极目标的实现必须是以对生态旅游产品的正确规划设计和有效管理作前提的。

生态旅游评估框架的设计

通过上面对生态旅游内涵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出生态旅游应当以实现当地居民、生态旅游资源以及旅游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并以社会、环境、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生态旅游评估指标框架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对当地居民和生态旅游资源之间联系的评估;对当地居民和旅游业之间关系的评估;旅游业和生态旅游资源之间关系的评估;对规划和管理有效性的评估。选择评估因子时应注意其是否具有相关性、实用性、可操作性、敏感性等特征。这样才能使设计出的评估体系不仅能够实时监测生态旅游点的状态以及发展趋势,并进行优劣判断,而且还可为管理决策体系提供重要的信息资源。

当地居民和生态旅游资源的关系及其评估该关系的指标

在现实中居民和环境间的冲突时常发生,这一情况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来自当地政府一相情愿的保护和开发政策,没有征求和顾及当地居民的意见、想法和利益,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居民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以及缺乏对生活、生产方式加以选择的余地。持续的环境压力不仅会影响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而且会危及到脆弱的生态系统和旅游业的发展,以至造成不可逆转的灾难性的后果。当地居民和生态旅游地资源之间应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一方面,居民主动地参于生态旅游点的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同时从良好自然环境带来的旅游产业中获得回报;另一方面,居民完全可以通过适度的农、林、牧、副、渔等产业从自然资源中获得回报,但同时应避免资源的过度开采掠夺,造成生态系统处于过度的环境压力之下。

对两者关系的评估可从居民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对待资源保护的态度、地方参与资源保护的程度(数量和类型)、当地居民和保护区内员工的关系、对资源的使用频率等方面来进行。

生态旅游资源和旅游业的关系及其评估该关系的指标

生态旅游资源是生态旅游业发展的基础。自然景观(包括风景、地形、水文特征、动植物资源、生物多样性等)和人文景观(包括过去和现在)决定了生态旅游点发展的潜力和竞争力。自然景观连同人文景观同时可以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自然体验和文化交流,这是生态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同时一个良好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也会加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环境和文化保护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良好的自然和文化环境就是一个生动的环境和文化保护课堂。反过来,对环境和文化保护必须在资金上给予保障,在当地旅游业所带来的财政收入中,必须保证充足的资金返还到环境和文化保护中去,促进旅游业发展与环境、文化保护的良性循环。在发展生态旅游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生态旅游的开发不能使资源退化,而应当实现一种敏感于环境的发展方式,即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避免超出旅游景点的环境本底,破坏当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因此评估生态旅游资源与旅游业的关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首先要评估生态旅游资源对旅游业的贡献率,这可从生态旅游资源是否提供了有质量的旅游经历,是否提供了高质量的环境教育的场所,对现有容易利用的物质改进的潜力如何,对文化生态的体验质量怎么样等来进行;其次要评估旅游业对生态旅游资源所应做出的贡献,这可从旅游业是否对生态旅游资源有意识地进行保护,保护如何,对当地居民和旅游者进行的环境教育怎么样等方面来进行。如果这两个方面的贡献都比较高,说明这两者的关系处于良性的互动之中。

旅游业和当地居民的关系及其评估该关系的指标

生态旅游应该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需求和利益,让当地居民加入到生态旅游建设中来,即从经济、心理、社会、政治等多方面参与生态旅游开发,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尊重和保护他们的正当经济利益。只有居民对生态旅游有了正确的认识,以及和生态旅游之间建立起这种正向的互动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难题。

在当地居民参与生态旅游业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当地居民的经济来源不能完全依赖生态旅游业,应该补充其它的经济形式,使经济多元化。旅游业不仅可以为国家和地方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同时可以为当地居民带来社会和经济效应。反过来,旅游设施的改善和良好的自然及文化景观会给旅游者带来全新的体验,并为生态旅游业的后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与此同时还会增进当地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从而有利于当地文化遗产的继承和保护。

要评估旅游业和生态旅游地当地居民的关系,主要要看当地居民是否从旅游业中获利。当地居民从旅游业中获利的类型主要有三种:一是由于开展旅游业而提高了的经济收益,在这方面主要看地方居民从事旅游业及其与旅游业相关行业的数量,看地方的旅游业企业或与旅游业相关的企业数量以及当地居民与外来者的比例。二是当地基础设施的改善,这方面主要是评估当地离供应商品与服务的最近城镇的距离,医疗状况,教育状况、邮政、电话和电力供应,道路质量、公共交通状况等。三是社会福利条件的改善。这主要是评估居民健康和教育水平的上升,收入增加的影响,地方居民对旅游者和旅游业的态度,真正的认识或经历地方文化等。

对规划和管理有效性的评估

没有好的规划和有效的管理,开展生态旅游不能成功。因此对生态旅游地的管理机构以及生态旅游经营管理人员进行评估是对生态旅游进行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也是能够调控生态旅游地域系统的能动因素,其管理水平的高低对生态旅游地域结构是否有序及系统是否能够良性循环有决定性作用。而要对生态旅游进行有效管理,首先就必须有科学的管理目标。其次要做好生态旅游规划,生态旅游区要确定区域的游客临界容量。第三还要加强旅游环保工作,加强环境保护的科研工作,加快环境保护法规的建设,加强对国民的环境教育,重视环境质量的监测和效应评估工作,同时还要增加环保经费的投入。第四是要加强对生态旅游经营者的管理,要求经营者慎重选择旅游目的地,精心编排旅游路线,培养游客的环保意识,严格控制旅游团人数,培养好的生态旅游专业领队。

评估能影响生态旅游是否最终取得成功的管理因素的指标,因此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一是要看管理政策的完善和有效性,这包括了环境保护法规的制订和执行情况,生态旅游规划的制订和执行情况,生态保护区的规定和使用限制如何,对社区的介入的支持如何等。二是要看管理策略如何,是否对生态旅游地的年度资料进行更新(包括物种、旅游者数量、周围社区统计等),是否有社区共享计划以及对旅游者的管理如何(包括对旅游者行为的控制、群体的数量、运载量等)。三要评估保护区管理人员和员工的素质,这可从对物种的监控,担当旅游向导、景区巡逻和执法的状况,跟科研单位的合作情况以及跟社区的公共关系等。

通过认识资源、当地居民和旅游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了解到对生态旅游的评估,其实就是看这三者的关系是否处于一种良性的互动之中,如果三者的关系良好,可见生态旅游地开展的生态旅游是成功的,而发现三者关系中任何两方的关系处于不好的互动时,就可以提醒当地的旅游管理者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使三者的关系重回正轨。这个评估框架也显示了只要通过运用适当的管理策略,在资源、当地居民、旅游业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的基础上,生态旅游既可以促进保护,又可以促进发展。因而这个框架既可以评估生态旅游业的各个重要方面的相互联系,同时又可以评估一地生态旅游的地位。

参考资料:

1.王家骏,关于“生态旅游”概念的探讨,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2,18(1):10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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