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自然的作文精选(九篇)

第1篇：关于大自然的作文范文

[关键词]地方文献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概念

[分类号]G255.9

地方文献是关于某一地域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类群体活动的历史记录，是一个地区长期的文化和历史积淀。作为人类社会文献资源体系和国家战略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文献资源，记录和反映的内容非常广泛，纵涉古今、横跨百科，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体现了很强的综合性；但作为个体地方文献而言，按其论述的学科内容，则分别属于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各学科，如果将这些文献按学科门类划分，至少可分为社会科学地方文献、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和综合性地方文献三大类。

几十年来，我国关于地方文献的宏观研究一直停留在“整体地方文献”的层面上，在地方文献的实际工作方面也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按学科进行地方文献的宏观分类研究至今无人涉足，特别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挖掘、利用等工作开展得也十分有限。加强地方文献的学科分类研究，客观、正确地认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特殊价值与社会功能，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推动地方文献工作的纵深发展以及完善地方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概念

1.1　自然科学概述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自然科学的起源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从古代人类开始使用工具起，自然科学便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实践的不断深入而逐步发展成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到现代时期，其主要标志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不仅在宏观、低速领域更加全面和深刻，而且深入到微观、高速和宙观领域，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揭示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及其规律性。认识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的直接目的，而促使自然规律实际应用于人类的利益，是自然科学的终极目的。

现代自然科学一般分为基础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三个层次，三者各有分工又相互促进。基础科学是研究自然界中物质的结构和物质运动的科学，担负着探索新领域、发现新元素、创造新化合物、发展新原理等重大任务。基础科学是理论层次，包括数学、力学、生物学等。技术科学是将基础科学知识向实践应用的中间环节，是研究技术理论的科学，它的目的是把认识自然的理论转化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部分综合科学都属于技术科学范畴，如按基础科学的应用划分有应用数学、应用生物学等，按工程技术的通用理论划分有材料科学、农业科学等。应用科学研究的足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理论在生产过程中的具体运用，提供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手段，其目的是直接用于改造自然。应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技术原理、结构、工艺等，如生物工程学、土壤改良学等。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纵深发展，现代科学既不断分化又广泛综合，各门学科之间相互渗透、融合，联结成一个统一的发展着的整体。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的融合交叉；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互补，表现为横断学科、综合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大量涌现与蓬勃发展，使得自然科学学科领域不断扩张，而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日益密切。

1.2　地方文献概述

地力。文献的产生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有文献认为，“地方文献古而有之，在文献出现之始即有地方文献产生……地方文献应该是人类社会所有文献的滥觞”。几千年来，地方文献在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建设，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57年，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在《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中，第一次对地方文献的基本理论及工作内容作了全面论述。杜定友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定义不但揭示了地方文献空间“区域性”的本质特征，而日，还表述了地方文献载体“多样性”和价值“史料性”的基本特点。按照杜定友先生当时的认识，地方文献包括的范围主要有地方史料、地方人物与著述、地方出版物三个部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文献研究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地方文献概念更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焦点。其中以骆伟、邹华享为代表的学者将文献内容是否具有地方特征作为地方文献划分的唯一标准，即地方文献是指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区域性文献，这就将地方人士著述、地方出版物中主要内容与本地方无涉者排斥在地方文献的范围之外，于是，这种“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限定，就形成后来人们称之为地方文献的“狭义概念”，与之相对应，先前杜定友先生的理论则被称为地方文献的“广义概念”。换言之，狭义的地方文献专指内容与该地区有关的文献；广义的地方文献泛指与地方有关的一切文献，其中包括所有本地区的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

目前，地方文献领域“广义”和“狭义”两大学派虽然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业界大部分学者认为，如果将全部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都作为地方文献，地方文献的范围就太过庞杂了。因为任何文献都是由作者撰写或出版机构出版的，而作者和出版机构都是有地域归属的，势必造成所有文献(不管其内容如何)都是非此地即彼地的地方文献，从而增加了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难度，弱化了地方文献的应有作用，客观上降低了地方文献在地区建设中的地位和功能。因此，“狭义”学派已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并愈来愈被业界所认同和接受。

1999年，黄俊贵先生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对“文献”概念的界定加以延伸，把地方文献定义为“记录有某一地域知识的一切载体”。这一定义，既与国家标准关于“文献”的定义相协调，言简意赅、容易理解、便于记忆，又将地方文献内容的地域性和载体的多样性涵盖无遗，较为准确地揭示了地方文献的基本特征。应该说，黄俊贵先生关于地方文献概念的描述，是目前较好的一个有关地方文献的定义。

1.3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概念

根据黄俊贵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定义，结合自然科学的学科界定，笔者给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下这样的定义：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记录有某一地域自然科学知识的一切载体。其中，“记录有某一地域知识”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地域属性，指文献内容上带有地方特征；“自然科学”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学科范围限定，指文献记录的内容属自然科学知识；“一切载体”是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记录和传播介质的概括，泛指文献载体的多样性。换言之，凡以各种载体形态记录

和反映自然科学领域里内容与地域有关的所有文献信息均属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畴。

为了准确把握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涵义，我们有必要对其主要特征作进一步分析。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属地方文献范畴，同样具有地方文献的空间区域性、价值史料性、载体多样性和内容广泛性等基本特征，除此之外，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还具有如下主要特征：①自然科学属性，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记载的内容仅限于自然科学知识，它与空间区域性共同构成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最本质特征；②客观真实性，自然科学以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形式为研究对象，更加注重能够真实地反映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所记录的事实、数据一般是实地观察纪实或科学实验结果，是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强的客观真实性；③实用性，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大都真实地反映了当地的生态条件、土特产品、特有工艺和传统产业，记录了当地人民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漫长历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这些文献以其特有的客观真实性和很强的实践性，对本地区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可起到直接的借鉴及参考作用，甚至有些成功的事例和经验可以拿来即用，立竿见影，实用价值很高。

2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

杜定友先生在谈及地方文献的范围时指出，地方文献由“史料、人物、出版”三个部分组成。时隔30年后，骆伟教授再度论述地方文献的范围时，认为地方文献“应包括下列三个方面：区域事物，区域人物，区域出版物”。两者字面表现上颇为相近，由此，业界有不少人认为骆伟教授和杜定友先生的观点一致，均为“广义”论者。其实，两位先生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一，杜的“史料：关于本地方的一切情况的记载”，骆的“区域事物，主要指在特定区域内所存在、发生的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两位所指基本同义，这也是“广义”和“狭义”论者没有争议的部分。其二，杜的“人物：关于本地方知名人士、劳模、烈士以及对于本地方建设有关的各地方重要人士(寓贤)，他们的照片、著作、手迹、传记、纪念文字等都在收藏之列”，骆的“区域人物……对表述他们一生的事迹的传记、传略、评传、年谱等，无疑是研究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文献。因此，有关一个地区的历史与现代的重要人物，包括社会活动等，都属于地方文献……至于地区人物的著述，是否可收入地方文献?我认为应以是否反映该地区的事物作为划分的标准”，显然，两者有明显的区别，一方包括地方人物的全部著述；另一方仅限于反映该地区事物的地方人物著述，这正是“广义”和“狭义”沦者论争的焦点之一。其三，杜的“出版：从本地方出版物可以看到本地方的出版情况、思想内容、制作方向，对本地方刻的古书，更应注意收藏，版片也要整理”，骆的“区域出版物……一切出版物相对地可分为三类：①内容完全涉及这个或那个地区的出版物；②内容部分涉及一个地区的出版物；③内容仅是一般性问题或科学理论的出版物。我认为地方文献只能包括第一类和部分第二类的出版物……把所有地方出版物都作为地方文献，显然是不恰当的”。不难看出，两者的含义截然不同，一方指本地区的所有出版物；另一方则仅指内容涉及该地区的地方出版物，这又是“广义”和“狭义”论者争议的第二个焦点。以上分析可知，骆伟教授和杜定友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范围有着很大的分歧，如果将杜定友先生看成是“广义”学派的倡导者的话，那么骆伟教授则应是“狭义”学派的杰出代表和先驱。认为骆伟教授和杜定友先生一样，同为“广义”论者，是对骆伟教授关于地方文献学术思想的莫大误解。

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显然要比地方文献的范围小。首先，记录和论述的内容仅限于自然科学知识，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文献在内；其次，上义述及的地方文献的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人物”(或“区域人物”)和“出版”(或“区域出版物”)两部分内容也不必单列出来分析。因为：“地方人物评介”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仅指“内容涉及该地区”的部分，这也正是“地方史料”所论及的内容，因此，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只有自然科学的“地方史料”一项内容。那么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该如何认识呢?拙文拟从下列几个角度多方位进行分析。

2.1　从学科内容看

自然科学含基础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三个部分。基础理论科学一般是通用理论，含各种原理、定理、定义、公式、自然规律等，它不具有地域特征，因此，其文献不属于地方文献；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基础理论与通用技术部分也同样不属于地方文献讨论的范畴，只有那些与地区密切相关的特有技术、特有工艺、特有自然现象和事件以及反映地区科技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改造自然的具体实践等的记录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包括：关于本地区的自然资源、自然生态、水文气象、地质地貌等自然环境的原始记录，关于本地区的旱涝灾害、冰雪灾害、地震灾害及其人们抗灾减灾的经验教训以及改造自然的各项活动等自然事件的真实记录，关于本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变化、医药卫生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等自然变迁的动态记录等。总之，凡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忠实地记录了本地区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历程，对后人有借鉴、启迪作用的科技文献均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

2.2　从文献类型看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有科技图书(含科技类方志、年鉴、手册、百科全书、学术专著等)、科技期刊和报纸、科技报告、科技会议文献、专利文献、技术标准与规范、政府科技出版物、自然科学学位论文、产品样本和说明书、技术档案、自然资源和自然地理图谱、文物科技资料、科研手稿、笔记、信札等内容。其中，各类文献中既有公开出版发行的“白色文献”，也有大量非正式出版的“灰色文献”，如内部书刊、政府出版物、会议资料、技术档案、手稿、笔记、信札等，这部分文献专指性、地域性强，动态性、时效性好，信息含量大、使用价值高，倍受学术界青睐，理应成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收藏重点。

2.3　从载体形态看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既包括传统的原始材料载体，如甲骨、皮革、金石、简牍等，纸质材料载体，如印刷品、手抄本、复印件等，也包括现代的磁性材料、影视传媒、网络媒体等载体；既有各种静态性实体文献如：实物型、印刷型、机读型、声像型等，也有通过现代网络传播的动态性虚拟文献如：网上数据库、网络科技信息、多媒体资料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文献机构由于多少年来习惯于纸质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而对新兴的影视传媒及网络媒体文献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影视和网络传媒以其信息含量大、社会影响力广、传播超越时空等优势，已成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2.4　从出版年代看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依年代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文献。各时代文献的时代界限并不十分明显，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方文献工作的不断发展演进，其关系处于一种交互变化的状态。今日的古、近代文献是昔日的当代文献，今日的现、当代文献又是未来的古代文献，是未来研究今天的宝贵资料。历史的经验证明，即时性地收集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力度愈大，未来地方文献的体系就愈强，其作用与价值也就愈大。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史料性”特征，不单单体现在古代文献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能全面反映历史发展变迁的、包括现、当代文献在内的整体文献集合之中。

3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重要价值

地方文献历来就有“存史、资政、励志”的重要作用，也有文献将其归纳为“服务政治建设、提供决策参考、振兴地方经济、深化科学研究、弘扬地方文化、提高教育水平、保护文化遗产、增进民族团结、加强国防建设、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十大社会功能。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以其内容丰富、数量庞大、分布广泛、数据客观精确、科技含量高、实用性强等特点，对地区生产、科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3.1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地方建设的重要基础资料

一个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必然受到该地区特定的自然条件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全面记录了有关本地区自然资源、自然生态、水文气象、地质环境、科研成果以及工农业生产发展变化等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大量基础资料和统计数据，凝结了几千年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才华，是区域性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系统史料来源和决策依据，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例如，在青藏铁路的建设中，科学家利用大量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在综合研究多年气候、生态、地质、地理环境等资料后，制定出冻土挖方段、风沙地段、长江源头区的不同施工方法，合理布设施工便道，并在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设置动物通道与动物信息系统中转站等方案，使得青藏铁路建设沿线的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取得了巨大成功。山东枣庄市齐村区北庆乡过去生长一种能“咬人”的怪树，被视为“不祥之物”，砍伐殆尽，1981年，当地政府从地方文献中得知这是当地自古就有的一种优质漆树，经过精心培育，现已发展到20多万株，成为当地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大量事实证明，领导机关在借鉴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提供的基础资料和经验教训规划本地区总体建设与经济发展时，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造福乡里；广大人民群众利用这些原始资料，可以脱贫致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3.2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地方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地方文献学是研究地方文献产生和发展、征集、整序和开发利用的一门科学”。由于不同学科的地方文献其产生、发展、征集、整序和开发利用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按学科进行的地方文献分类研究，必将成为地方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任何忽视地方文献的学科分类研究，都将严重制约地方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学科建设的纵深发展。作为地方文献学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与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献和综合性地方文献共同构成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和分支学科，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研究，不仅能够提高人们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重要性的认识，规范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各项业务工作，而且可以进一步丰富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内容，推动地方文献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化。可以设想，随着地方文献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必将成为未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3.3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从地方文献产生以来就一直是其天然的“半壁江山”，与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献同属于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其记录事实、数据客观精确，提供方法、措施科学适用，使用价值更高。

第2篇：关于大自然的作文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人山水画艺术对于诸多生态美学核心问题，有极为丰富和深刻的阐发。在传统绘画艺术观念中，自然是美的，自然之美是一种原生性的“自在美”；人本身以及人的创造活动也是一种“自然”，人创造的艺术作品具有的美，作为一种“再生美”，与自然之自在美和谐统一于世界之一体。传统文入画艺术的这些思考，应当成为中国生态美学研究的思想资源，并启迪研究的思维路向。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决定了生态美学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在中国，生态美学研究如何发展，近些年的争论非常多。作为中国生态美学建设代表人物之一的曾繁仁先生曾撰文指出，中国古代生态智慧，对当代包括生态美学在内的生态理论建设具有重要作用。这就是说，我们有必要转向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发现思想资源，进而推进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研究。

曾先生的见解值得思考。的确，自然为何?美在何处?人与自然应当取什么关系?这一系列生态美学的核心问题，在直接以自然山水为描绘对象的中国传统文人山水画艺术中就反复涉及。因此，虽然生态美学只是二十世纪才诞生的学科或研究方向，并非“古已有之”，但从问题实质而言，我们认为，传统文人山水画艺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阐发了有关生态美学的深刻见解。

一、自在美：传统文人画论中的自然观

如何看待自然，是生态美学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在文人画论中有相当多的相关表述。

道家思想被认为是文人山水画的理论来源。道家认为，本真的、原生的自然是美的。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庄子则指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即是说，道是世界的总根，一切都由其化生；而化生之德是无上的，因而也是至美的。自然之美在于它是世界的本真、源头。在传统绘画美学看来，自然之美，因其为道无言之化生。

这种自然观在山水画论中亦反复表述过，被视为中国山水画论之开山的宗炳认为，图画山水乃“圣人含道哄物，贤者澄怀味像” (《山水画序》)。圣贤们能够理解自然之道，因而他们通过勾勒物像来感受自然之大美。清代的石涛认为，画之法，统一于自然之本质。“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文人画家常以诗的语言描绘自然的美，如，“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桩，冬山惨淡而如睡。”这说明，在他们看来，“山水常常是世界本质的表现”。“天地运行的道理所在，就是山水的实质之所在”。这个意思在石涛《画语录》中也有明确表达：“得乾坤之理者，山川之质也。”自然万物之美，源自道之化生。感受美和体验自然之道，激发了文人们涉足画事。

在文人画理论家看来，自然万物不仅有物质实体的存在，亦寓内在的品性；自然美是万物“自美其美”，因而可以称其为“自在美”。

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山水质有而趣灵。”意即山水既作为实质性的自然存在物，又有内里的成分。和宗炳同时代的王微亦有“形者融灵”之语，更把“融有灵性”扩大到一切有形体的对象。至于“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宋·邓椿：《画继》)，“岂独山水，虽一草一木亦莫不有性情”(明·唐志契：《绘事微言》)，则明白如常话，指出世问自然物就如同每个人，都有意识，有思想和情感。道化育自然万物，而且蕴藏于万物之中，让它们是其所是，故山水草木各有情态。这虽有原始时代“万物有灵”思想的痕迹，但这种事物之“各为其是”，与神话中风雨雷电后面都有一个“神”主使的观念其实是不同的。这种思想和西方关于自然的观点更相抵牾。西方文化秉持的是二元论：自然是无机的，机械盲目的，只有人才是精神主体。客观唯心论大家黑格尔，虽然把自然界作为理念发展的必经环节，自然为理念之自我否定和转化，理念之“身体”，但自然界终究是一片“死寂”。在黑格尔看来，美只是由于理念，美是理念，只是它要借助感性材料(自然、实体)显示出来。中国美学却不如此看待自然，而是把自然存在物当作“人格化”的存在。人，以及自然事物，均有内在的品格。自然风光之所以美，因为它是道(理念)的产物，是道使其为“这样”；道(理念)并不离弃具体事物而去，而是寓于事物中；事物自为其是正是天地自然之道。所以，苏轼说，擅画和知画，在于知“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他称赞表兄文与可画竹之高妙，因为与可竹虽千变万化，却“合于天造”“得其理矣”。事实上，早在文人画论奠基之时，苏轼就用文字通俗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一表述将中国传统绘画关于自然万物的理解定格下来。

归纳起来，传统文人画论关于“自然”、“自然美”的观点主要是：自然也有其外在和内在的两方面，是这两方面的统一；外在机械静止的自然，其内里蕴含着道、规律。自然之美在于其为世界的总根或源头；自然之美不同于世间一般所说的美，而属于最高的美、大美，非圣贤不能体验、把握。

二、再造美：人与自然关系在绘画实践中的表达

生态美学最终要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处理的好坏，决定着生态美学能否深入下去，能否获得理解、支持，并起到引导社会进步的作用。在传统文人山水画艺术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最充分地体现在绘画实践中。

首先，文人山水画艺术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同一而并立。因为道是总根，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都由它而来，故为“同一”。道无偏私，它赋予山川树木机理、品性、韵致、格调，赋予人以情感、思想、意志和态度，所以人和他周围的物之间并无高低贵贱之别，是等价等值的。这一点也使中国文化思想和西方关于人和自然的“主／客”思维相揖别。表现于绘画艺术，西方绘画中的人是第一位的，自然只是人用以自我表述的工具、陪衬。而中国山水画中，正如美国艺术史家埃利奥特·多伊奇(eliotdeutsch)所看到的“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只能把它们在一起加以显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任何一方都不优越于对方。人没有征服了自然，自然也不对人予以无情的控制。”文人山水画往往给欣赏者静谧安宁、优美和谐的愉悦感，即在于画者并不凌驾于所描绘的对象上，而是采取凝神静观，与对象交通相应、同构契合而达成。

其次，传统文人山水画创作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一个观点是：人是最高的自然，他的自然就是内在自由的表达。绘画艺术美作为“再造美”是人立足于自然“自在美”之上的创造。这种创造是作为人的一种“自然”。

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中国文人山水画产生于传统时代文人知识分子对压抑现实的消极反抗，是他们力图从尘世樊笼中逃脱的独特方式。山水画中的“逸格”，是从标示现实中的逃逸慢慢转化到对规矩、程式的反叛。故此，“山水(画)”被他们视为“风流潇洒之事”，若能“写出胸中一点洒落不羁之妙”，“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因而，文人山水画不走“忠实摹写视觉所见之自然”的自然主义再现之创作道路，而是选择以形来写心中山水，取代对客观山水的描绘。我们知道，传统文人画家都不是职业画家，传统文人画“重视临摹”而“蔑视创作”——这当然不足取，但为何不足取而能在画史上长期存在?从“笔墨”这个角度其实很好理解。既然笔墨足以写胸中之意，纸面上的山川河流到底真不真实，“像不像”，不是文人画家深虑的问题，关键是要抒写他内在的东西。“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现代的齐白石这句话可谓揭橥中国画之奥秘。这句话本身又充满玄妙，“神”似而“形”不似——这是通常的理解。然而，在董其昌的《青弁图》与真实的青弁山之间，果然存在所谓“神”方面的“似”吗?董其昌自己辩白道，“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原来，图画最终的精义甚至不在对山水的摹形写神，其根本乃在于“笔墨”。

笔墨被认为是中国画的底线，无笔无墨，中国画也就不存在了。什么是笔墨?无非是毛笔沾黑墨在宣纸上勾、皴、点、染的过程、结果及其实现的效果。然而“笔墨并不仅仅是抽象的点、线、面，或是隶属于物象的‘造型手段’，笔墨是画家心灵的迹化、性格的外现、气质的流露、审美的显示、学养的标记。笔墨本身是有内容的，这个内容就是画家的本人”。这话说得很明白，也很到位。而作为实践者，当代画坛大家吴湖帆先生就曾感慨：“人之好坏在性情之中，画之好坏即在笔墨之内，绝非门外汉能识得。”这说明，文人山水画真正追求的是画家的自我情感意志和理想愿望的表达，是其性格气质和涵养品质的“自然”流露。于是，我们读解张彦远的“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就不会感到疑惑，为什么以自然山水为对象的山水画恰以“自然”为高，为逸格。

文人画家的这种创作实践究竟说明了什么?无非是肯定了“人不游离于自然之外，而是本身就是一种自然”这可以说是中国思想。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哲学美学思想最深刻的不同之处。也就是说，人的自然性不表现为简单的依附自然环境，而是表现于他有思想情感、精神品质或内在自由；人借助一定的方式——比如绘画，能使情感、愿望、理想得以表达、实现，这种实现，是人的创造，对于原生的自然美而言，则可称为“再造的美”，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艺术美”。这是关于人的最高的自然。

三、自在美与再造美的统一

传统文人山水画艺术中蕴含的“生态美学”思想已如上文所述。虽不尽全面、具体，也已得其荦荦大者。指出中国传统文人山水画艺术中蕴含着生态美学思想资源，绝不是为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而是要为当下的研究给予启迪，提供思路。那么，传统文人山水画艺术关于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对我们今天的生态美学研究有何启示呢?

有必要先明确制约生态美学发展的根本之所在。我们知道，西方生态美学是在生态学的引导下产生、发展起来的，生态美学承续了生态学对于自然生态环境急剧破坏的忧思和焦虑，其直接目的是唤起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关注、爱惜和保护。故此，生态美学就大力倡言自然是美的，并且期冀获得社会公众的理解和认同，并以相应的现实行动来达到上述目的。于是，“自然全美”成了生态美学的强命题。“自然全美”论在西方以艾伦·卡尔松“肯定美学”为代表。在肯定美学看来，只要是自然的，就是美的。自然万物无一不美，无处不美。在中国生态美学界也有与肯定美学持相近观点的研究者。这样的理论观点，似乎可以说是生态美学由其产生的前提及内在逻辑必然导出的结论。

但问题是，这种理论命题除了显示出研究者们极大的焦虑和强烈的使命感外，同时也把生态美学研究逼入了死角：既然自然全美，无所不美，那么不用说所谓的“征服自然”的生产劳动，即使人类的任何行为，都会对自然产生影响，都是对“美”的侵凌、伤害，这样一来，人最好毫不动弹!我们所能做的，仅只是守持一个静止、死寂的自然。自然已经足够完美，我们只需要仰观俯察，被动照单接收。然而，人不能活动不能创造，那人存在于世界又是为了什么呢?艺术美作为人工创造的美又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于是，“美学”本身甚至人自己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生态美学从肯定自然滑向了对人、人类社会的彻底否定，不啻为一个巨大的思维困境和理论歧途。

这种思维困境和理论歧途，其实是西方思想中的二元对立思维的逻辑必然。西方思想固然也首先肯定人从自然产生，但又把人从自然抽取出来，使之凌驾于自然，成为自然的主子及对立物(主／客二元)。一切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根据人的需要来裁决，在剜除了人的自然属性之后谈人的需要，谈人的生存和发展，这里面存在着重大的偏失。通常所谓的“美”就建立在这种偏失上。而当代西方生态美学却又在另一极点重新堕入迷途——西方“自然全美”思想是通过否定“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论”思维确立起来的。然而，人类中心主义有“强的”和“弱的”之区分，是否能一概抹杀?二元论思维是人思维方式之一，在自然科学领域尤为必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亦有其合理运用之处，完全放弃二元思维则实乃因噎废食。而西方生态美学对二者弃之如敝履，就从一个极端滑到了另一个极端。

然而中国式思维却不如此。中国哲学美学是以同一性思维为其理论思维方式。在关于自然、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认识上，中国文化思想推崇自然，肯定自然之美。它从宇宙自然原初应有的状态，从人与自然在发生学上的一致性来看待自然，得出自然万物有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因而不存在人与其他自然物的绝对差别。人适合于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与发展，有理由把这种环绕人的生命系统和状态理解为“美”的。“美”是一种和谐统一的生命状态。人本身镶嵌于这种状态之内。对自然美的肯定，是人对自身所处和谐统一状态的肯定。

沿袭同样的思维方式，于是在中国文人山水画美学中，人与自然、自然美和人工美一艺术美之间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矛盾、拮抗之处。在画者和理论家的观念中，“自然”事实上囊括人在内，因而人本身也是自然。人之为自然不仅是其身体具有物质性，更在于他在社会历史进程(也就是更宏大的“自然史”)中不断丰富起来的内禀。人的自然的呈现不单是他要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以维持生命存在，更重要的是他把内在的意志、要求以及欲望、情感实现出来(艺术创作)，转化成为另一种现实性存在(艺术)；这种实现无伤于自然(不破坏自然规律，即绘画中对物“理”的正确把握和传达、“传神”)，有利于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解决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冲突矛盾)。

同时，文人绘画美学之肯定自然为美，是就整体、就自然的总体性水平而言，而不是具体到每一种自然物比如鲸鱼或屎壳郎，都肯定它们有“美”，是把人也放在其内，把人内在自由的实现看作最高的自然。因此，当中国美学说自然是“美”时，这种“美”是作为一种“基源性”的美，并不否定人的创造：人不仅能理解和接受作为基础性的自然具有的“美”，而且更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出“美”!这种对自然(美)的理解，表现在中国文人山水画美学话语中，表现在文人画家们的实践活动上。显然，比诸西方思想西方生态美学观，中国绘画艺术中的自然观更具合理性，也符合当代世界发展和人的愿望与要求。

第3篇：关于大自然的作文范文

一

人类文明的乐章不外乎两大主题的交响、变奏，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与自然并存、交流、共生的发展史。然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古今中外始终存在着对立的两种看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老庄的"道法自然"、"齐同万物"的思想，又有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与之相适应，中国人既持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又怀抱"人定胜天"的理念。同样，在西方文明中也一直贯穿着"田园主义"（Arcadianism）和"扩张主义（Imperialism）"两种不同的观点。前者是一种人与自然亲密相处的简朴的乡村生活理想；后者是一种认为人在地球上的适当角色就是尽量扩大控制自然的权力的观点，（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45-546页）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在这两种自然观的指导下，西方出现了两种对待自然的态度或不同的环境价值标准：一种把自然看作需要尊重和热爱的伙伴，另一种则把自然看作供人类索取和利用的资源。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扩张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征服和主宰自然的认识和态度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人类以强大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为武器，上演了一出出沧海变桑田、荒原成沃土、沙漠变绿洲的威武雄壮的活剧。人类"点石成金"，让沉睡千万年的地下矿藏终见天日。人类"喝令三山五岳开道"，创造了城市、工业等人文景观，大大地改变了自然界的面貌。

随着文明人的步子越迈越大，人与自然的关系渐行渐远。人类在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之后，已成为自然环境变化的一种巨大驱动力量 。这时候，人类是否不再受自然环境制约了呢？

其实，人类与自然环境永远是互为制约与作用的，二者之间构成了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人类对自然的作用愈强烈，自然对人类的反作用愈显著。当然，自然的反作用可能与人类的作用同时发生，也可能滞后于人类的作用。而且，自然的反作用可能发生在与人类作用于自然的同一区域内，亦可易地发生，或在更大更广的区域内发生，甚至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可见，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呈现着复杂多变的面孔，而且人类的实践常常以良善的愿望始，却又常常以不如人意的结果终。鉴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日益增大，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把注意力转移到自然环境的命运问题上来。那种认为人类可以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摆脱自然界的影响并征服自然的论调，越来越没有市场。人类从自然环境中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一切资源。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资源的需要量日益增加，资源利用所引起的环境变化也日益扩大和加深。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甚至比过去更大，人类与自然界的联系更趋紧密、复杂和广泛。在19世纪，除了个别科学家，担心温室气体效应问题的又有几人？

因此，在人类取得前所未有的优势和成就，史无前例地干扰了自然环境，却又更密切地与自然界产生种种联系的现时代，从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来探讨人类文明的发展、变化以至未来走向，已是正当其时了。在此背景下，20世纪晚期，一门从人与自然之互动来探讨人类历史的学科应运而生，这即是环境史。它不同于已往的偏重于研究人与人之关系的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从人和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角度，来研究历史，解释历史的。

环境史学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整合起来，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因此，环境史研究必须借助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众多学科已取得的成果、理论和方法，从历史学的角度加以综合。这样，环境史与这些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上述各学科都看到了当前人类在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等方面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都感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都希望自己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有所作为，因此，它们正行进在殊途同归的道路上，研究某些类似的问题。突出表现为都要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或研究人类-环境系统，或研究环境与发展等问题，因而都在努力从当代有关学科中吸取新兴理论和技术方法成果，以促进自己的学科与相关学科的交融。在这里，关键之处是都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24-30页）因此，这些学科在内容和方法上有着许多共同点和交叉域。但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具体研究，环境史学与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学科各自的侧重点或角度又有所不同。

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历经统一、分化和统一的演变过程，但其研究对象--"地球表层"、"人地关系"和"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等，却始终未变。地理学对人类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正、负效应都很重视。由于地理学侧重于研究空间地域分异规律，它在研究人地关系时就十分重视研究人类生存环境在时间序列中所表现出来的空间结构、空间分异、空间耦合、空间运动、空间相互作用和空间优化，统称为空间组织问题。有专家明确指出："涉及人地关系综合研究的学科不限于地理学，但以地域为单元，着重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唯有地理学。也就是说从地理学入手来研究人地关系，是明确以地域为基础的。"（地理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组：《中国地理科学近期发展战略》，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与地理学相比，生态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命名到现在不过100多年的时间。生态学研究生物有机体与环境，以及互为环境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生态学研究一直以生物为主体。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人类生态学"一词。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客观现实的要求才使得生态学的研究逐渐从以生物为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主体。（参见周鸿编著：《人类生态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人类生态学是关于人类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主要研究人作为生物人的生物生态适应和作为社会人的社会生态适应。因而人的生态适应及其结果是人类生态学的基点。

环境科学是近二三十年才发展起来的新学科，中国的很多学者自始即参与了其中不少领域的实践。陈静生在《环境地学》一书中曾指出，环境科学虽以"人类-环境系统"为研究对象，但它并不研究这一系统的全面性质，而侧重研究环境危害人类，以及由于人类作用于环境引起环境对人类反作用而危害人们生产活动的那部分内容。（陈静生：《环境地学》，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86年版）简言之，环境科学侧重于研究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负效应。其基点是环境质量，由此而展开关于人类活动怎样影响环境质量，以及环境质量变化怎样影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许鸥泳：《论环境科学的学科体系》，《国家教委环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第2次会议资料》，1991年。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30页）

那么，环境史学怎样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环境史属于历史学科，研究特定时空下的具体的人、人群和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程。它类似于一枚硬币。硬币的一面是研究自然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其中的"环境"主题，不同于在传统的历史、地理或其他学科中的自然环境，它不只是作为背景或理论舞台的布景，而且还是作为自主的或半自主的历史过程或动力来发挥功能的；（詹姆斯·奥康纳著：《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 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自然环境与人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因而环境与人类互为主、客，交相作用。硬币的另一面，着重于研究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构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乃至这种影响对人类文明的反作用，以此来认识和理解自然环境的演变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从具体历史时空下的人和人类文明出发，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环境史研究的突出特色，也是环境史学的基点和归结点。

这样，"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和"人类文明"等关键要素，就将同样是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多种学科，从侧重点或角度上区分开来，从而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各自所应承担的学科任务。

二

历史研究和其他学科领域对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的关注与分析并非始于当代，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在中国历史上，史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地理条件与经济区划、人口分布、政治兴亡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撰述是很丰富的。（详见瞿林东：《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载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卷《导论》，第99-111页）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其实就包含了探索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欲求。不过，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史学中，从星象祸福、山水吉凶等角度，为历史发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寻求自然属性者居多，而科学地分析历史发展中的人地关系的例证则较为罕见。

在西方，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及其社会之影响的解释，早在古典时代就开始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等人做了最初的阐述。近代以来，法国学者博丹提出了更为详备的地理史观，认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参见张广智、张广勇著：《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6-317页）这一论断直接影响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有关理论的产生。孟氏从论证法律与气候和土壤性质的关系出发，广泛地探讨了气候、地形、土壤等与国家政体、法律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既有合理的，也有荒谬的。（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上册，第227-303页）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从历史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明确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概念，指出"地理的基础"与"各民族在世界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有密切的联系，以全球眼光来看待寒带、热带和温带在世界历史上的不同作用，认为温带比寒带和热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黑格尔还把地形条件分为"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大河大江流过的平原流域"以及"与大海相联接的海岸区域"这三类，认为它们分别是游牧民族的舞台、农业民族的故乡和航海与商业民族的祖国。当然，"地理的基础"也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借以"表演的场地"，其思想中的合理内核，是被唯心主义的外壳包裹着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

因此，正如瞿林东先生所分析的，"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对于地理条件和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看法，其积极的方面在于，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自然的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这些看法或者过分地夸大了地理条件的作用，或者最终还是对地理条件做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尽管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思想资料的积累，但并没有达到对这个问题的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局面"。（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第119页）瞿先生还从五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阐述做了总结，它们分别是：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之一；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地理条件还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权的形式和政权的职能及其特点；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人类在利用地理条件中也不断地改变着地理条件，并获得对于地理条件的新的认识。（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第118-130页）

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理论，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任何唯心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第一次科学地、辩证地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与自然界（地理基础）的关系这个古老而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说它是科学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确说明了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纠正了唯心史观本末倒置的缺点，为探究历史运动的规律找到了可靠的基石。说它是辩证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承认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但并不认为作为社会的人的在地理条件面前是被动的，因而并不认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正确的。恩格斯指出：

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尔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1页）

在这儿，恩格斯不仅指出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的事实，说明人在自然界面前不是消极的和被动的，而且指出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要比未经人的干预而发生的自然界的变化大得多，从而说明了人对于自然界的巨大的能动力量。恩格斯的这种论点是非常重要的。他坚持了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同自然主义历史观划清了界限。同样，马克思在指出地理条件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对于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意义时，又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因而也成为坚持辩证法则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重视这种反作用所带来的客观环境的变化。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17页）还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事例来加以说明。紧接着，他明确告诫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8页）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着眼于人反作用于自然界所带来的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且十分重视这种反作用及其后果在人们认识上的意义。"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了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8页）

20世纪晚期的环境史所反对的，正是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自然观。它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将人纳入生态系统之内，并将整个人类的历史置于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明确地宣称"以研究历史上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为己任，全面地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因而，环境史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想和研究取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原则的。不仅如此，笔者认为，环境史学能够真正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史观贯彻到底。一方面，环境史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关于历史主体的认识。我们常说，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进程的推动力是有活力的人--个人、集团和阶级。因此，传统历史学的基本单位是民族-国家，注重的主要是人类这个"超自然"物种的政治史，漠视自然环境要素并把它排斥在历史叙事之外。现在，环境史学家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William Cronon， 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17， no.3 (1993)， p.18]环境史学者强调自然环境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认为"自然环境"是历史中的一个活跃的要素。在环境史研究中，自然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自然从后台走上了前台。这样的历史观念，正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得以进行的原始条件的思想的反映。马克思曾精辟地分析道，被生产者"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生存的自然条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质：（1）是主体的自然，（2）是客体的自然"。（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显然，环境史学对自然的认识和定位与马克思的思想相吻合。

另一方面，环境史学诞生于对现代环境问题的反思之中，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各种环境问题构成了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恩格斯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提醒人类注意的自然界的"报复"。一个多世纪以来，不论在世界各地还是在中国，自然界的这种"报复"不断上演，且愈演愈烈。英国环境史学家克莱夫·庞廷探讨"绿色"层面的世界史，揭示人类及其创造的各种社会与之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演变及其后果，论证的正是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的那种"报复"。（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不过，恩格斯所阐述的思想和引证的材料并未进入庞廷的视野。这不只是个别学者的问题，而是西方环境史学的一个通病。

既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辩证地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历史进程的指导方针之一，那么，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应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以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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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历史学在对人地关系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上历经曲折。前40年，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人地关系研究的一个高潮。中国学者在学习和借鉴孟德斯鸠、黑格尔、拉采尔 、亨廷顿 等西方学者之思想的基础上，不仅对中国历史上的有关问题进行反思，而且开始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注意人地关系的分析。（参见蓝勇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第21-31页）50年代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中国学术界普遍将孟德斯鸠、黑格尔、普列汉诺夫 等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观点，视作"地理环境决定论"，而予以彻底的否定。同时对三、四十年代以前有关人地关系的学术讨论进行了批判。此后直到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大多讳言地理环境的作用，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避而不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近20年来，中国学术界在人地关系理论上有了深入的研究，对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加以充分肯定和论述。（参见葛剑雄：《全面正确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复旦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不仅如此，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学者们还从很多方面探讨了地理环境的作用。譬如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影响、地理环境对中华文明的产生和中国文化特点的影响、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历史大趋势变化的影响、环境变迁与中国北方农业经济区的衰退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迁南移、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变化以及中国文化差异的影响等等。此外，一些学者已开始注意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现象，研究历史时期的农业制度和区域历史等。

上注各种研究均取得可喜的成果。但它们在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大都局限于"自然"对"人"的单方面的作用，研究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对人类文明的制约和影响者居多，关注人类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者却很少。这就难免落入恩格斯所批判的自然主义历史观的窠臼。

今天，我们倡导和推进中国的环境史学科建设，不仅要继承中国历史研究中注重人地关系的悠久传统，而且要加以创新和发展。创新和发展的关键在于真正地发挥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作用。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辩证思想，作为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以此为指导，摒弃人定胜天或天人交相胜的传统观念，倡导天人互惠共生的当代意识，将地球上的各个系统看成是一个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尤其是要把人类看成是这个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人与自然的互动为核心，加强对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的研究。

由于人与自然的互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一定的思想观念指导的人类，是通过多种方式来影响自然的；而自然在不同方面受到人类影响的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的活动。人类社会的构成因素与自然环境的构成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了统一的系统，即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系统，简称人与自然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人与自然互为主体和客体，它们的相互作用是错综复杂的，具体表现为人与资源、人与环境、人与灾害、发展与资源、发展与环境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并集中反映在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等问题上。因此，中国的环境史学科可以并且应该就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

概而言之，我们可以在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这一大的范畴内，从特定时空下的不同人群与周边环境的互动着手，对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加以具体的研究。这里，时间序列可以是阶段性的或时代性的，如采集、狩猎阶段、农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等，或维多利亚时代、毛泽东时代、斯大林时代、1930年代等；（参见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侯文蕙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空间地域可以是区域性的、国家性的或地方性的，如地中海、东北亚、北欧等区域，英国、美国、中国等国家，淮河流域、泰晤士河流等地方；不同人群可以按职业或其他什么标准划分，如制造业阶层、渔民、牧民、农民、知识阶层、决策者和管理者等等。当然，具体的研究工作，还需要学者们结合各自现有的历史专业背景，选择相关的问题而展开。因此，中国的环境史研究的出发点和侧重点可以因人而异，因专业而异，要"百花齐放"，而不必强求一致，这也符合生物多样性的规律。

鉴于目前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建设任务，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问题又十分严重，笔者认为，有两方面的内容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环境史研究的重点。一方面，需要从比较的角度，加强对一些先行的发达国家所曾面临的环境问题的研究，以借鉴他国在处理发展与环境问题上的有益经验。同时，需要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理论、实践与后果以及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的研究，以汲取以往我们的经济建设中因违背自然规律而留下的种种教训。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历史时期各文明中的保护思想的研究，从古人那里汲取智慧，以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科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作用。我们尤其需要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利于环保的内容的研究。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环保"的说法，但我们的先人懂得欣赏并尊重大自然，因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被视为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智慧源泉。这需要我们全面系统地发掘整理，并运用于生产实践之中。

第4篇：关于大自然的作文范文

把人和自然的关系提到人类生存前途的高度，作为最根本的问题来突出，这本身就是十分“东方”化、中国化的立场，因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以这种关系为自己的基本问题。中国自然观的一个重要体现方式是中国的文艺美学。中国文艺以自然为重要的主题。自然不仅是中国古代诗人、画家反复吟咏描写的内容，而且它的处理方式被中国特有的自然观所渗透和模塑。

这里所谓的“中国自然观”，系指这样一种非西方的自然观：它以非形上的自然本体观基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本关注点，把自然理解为具有活跃的自为本性、可与人构成生动和谐的交感关系的现象，并认为这种关系和现象须以特殊语言方式来把握和传达。在理解这种自然观时，笔者主要以道家思想的提示为基本依据。可以说，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内容，它是中国美学文论建构的最深刻的基础。当然，它之被冠以“中国”的归属，在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复杂变更、对历史上异域文化对中国的传播过程作更多考察和全面呈示之前，不能不是一个临时的假定。这种出于与“西方”对举论述的方便的假定，自然也很难免于“二元模式”或“东方主义”之责，它仅仅是为了标示西方自然观作为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本无普遍适用于其他文化的必然性。如果说，“中国的”界定具有一种西方眼光打上的烙印的话，它在这里倒适足以提示我们当下的话语情境，是被深深镶嵌在一种“西方的”文化影响已然无所不在的世界结构之中。这种结构在构成对一切反抗的反讽的同时，也两难地构成了反抗的理由。

我们说中国自然观对当代世界文化有巨大的启示意义，并不意味着自然问题在西方传统中没有份量。此处的“西方”乃指以古希腊为源头的文化系统。作为前苏格拉底早期思想重要内容的自然哲学，本有某些十分接近中国自然观的地方，也是现代海德格尔一路思想家着力发掘之处。但在西方文化历程中，人的发展问题逐渐压倒、扭曲和掩盖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根本重要性。自柏拉图把世界作了具体现象(此岸世界)和抽象理式(彼岸世界)的两分后，西方思想便在面对自然事物的涌现时，陷入了一种对自然“原生状态”的严重不安，一个超越性的“理想”（“理式”）遂成为人应当心醉神迷地追求的最高目标（亚里士多德与其说是反柏拉图的，不如说是把柏拉图的理式追求落实为人类各个领域的理性认识活动，所以才有其逻辑学、诗学、修辞学等一系列庞大体系的构造，以便人们能在现象世界中找到普遍的逻辑结构和永恒的形象。从此，欧洲哲学传统如怀特海所说，便不过一系列对柏拉图哲学的连续注脚）。在这种文化建构下，人与自然往还的万千灵动情境，种种具体微妙的感觉经验，片刻不停的流转变化,反而成了混乱不堪、难以信任的“现象”即“假象”，成了知识确定性的威胁,成了需要抛弃和重整的东西；而一个“合理的自然”则有赖思维逻辑的全力追捕。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之说正是在这一目标之下成立的：首先从“我思”出发求证“我”的存在，再从“我在”出发去求证其它一切“非我”的“客观”存在，使整个“客观”世界变成围绕思维着的主体而展开的对象，“真正的宇宙”必须从理性的操控开始，一一展现为“真理”。“认识自然”变成了人超越自然，即超越那个现象性的自然，追踪另一个可被理知的自然，即自然之理的活动。经此一番周折，真正的自然作为自然而然的本原遂与人越行越远；作为出发点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优先地位，被取代、偷换、衍化为另一个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亦即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这就必定要判出一个集一切灵性于一身的主体，和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灵性的客体。在自命为“万物之灵”的人面前，自然本身就被判定为人的对手甚至敌手，它不解人意，以僵死的“物质”形态与人对恃，等待人的意志来强行发掘、分派、利用和征服。在此对象化中，自然成为自身失尽了主动性，惟有任主体施展主动性的舞台。所以西方围绕主观客观关系展开的思想（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一者自居自然之造物主，或无视自然的真实存在；一者自命忠于自然，实际上把自然置于僵死的物质客属地位），都是出于一种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从而主宰自然的文化性格。由这种文化性格强行造就的主客二元分立必然导致不可克服的文化哲学冲突。它反映了西方文化对我们这个世界的设计原则中，包含着深刻的无根性。

此种二元冲突，经重重周折，散射到近代西方文艺问题中，便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思潮的消长拮抗的方式激化和显化出来。这当然是一种十分粗略的概括：大致上，现实主义代表了旨在“反映自然”的科学理性在美学中的成熟和固化，浪漫主义则代表了科学理性的动摇。后者实际上也是原已潜藏在科学理性背后的人的主体狂妄性的公然暴露和片面发挥。这种情形,显示了西方传统文化目标的迷失、理想的冲突和世界框架的崩裂－－它必然通向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文化全面危机的震憾性表达。而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之被忽视，人与自然既成关系的不正当性，则是这危机的本原。

与此相反，中国传统思想始终立足于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坚实基础，并在自己的文化历程中表现了极大的早慧，即对人在自然中适当地位的关注和人的终极命运的预见。中国古代从未发生过类似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式的推论，说明思维与存在的相互关系并未成为我们民族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乃至文化的基本立足点,是人和自然的调适共处。这种自然观由于强调人和自然之间的经验感动而疏远名理分析，与文艺美感活动具有深刻的亲和性。从中国文论的角度观之，中国自然观的作用和特色，可约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非形上的自然本体观决定了中国文艺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这里涉及对自然本原的理解，即自然的本体观。中国古人对自然本体认识的最大特色是以自然为本，这就是不为自然另设一个形而上的本原。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2]与西方的“有”（物、现象）出于“有”（理念、神或其他本原）殊不相同。庄子的说法则是：“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3]物之所出，追踪到无穷，仍是物。郭象注解道：“自然即物之自尔。”[4] 所以,把老子的“有生于无”和郭象注庄子时说的“无即无矣，则不能生有”合在一起看，论似不同，其义实一。有生于无，阻断了物可从非物导出的可能性：物实际上是无因无解地自生、自为、自足的，其源于“无”，实际即说明其无另外的来由。“有”的真正来由最终只能在于自然本身。这就是为什么郭象在紧接着“无即无矣，则不能生有”之后，说“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生生者谁哉，块然自生耳。”进一步发挥为物自主自然的思想：“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此天道也。”[5]这里的“天”、“道”，或两字连用为“天道”，从来都是中国对自然本质的表述。这本质的要点就是无关于形上。我们必须在此意义上理解作为中国宇宙本原观念的“（天）道”与西方“理念”（或神、造物主）的区别。作为本原的“天”和“道”这种概念都指涉万物本身（“天，万物之总名也”），而西方的“理念”却不是。庄子强调“道”是无所不在的，甚至在蚁蝼、“屎溺”等最卑琐之物中[6]，这决非戏言，实为极严肃的本体论。道无形而上的可能：“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7]。人不可能跃出现象界之“上”（形而上）而必须是在现象本身中见证道之所在。道家由此奠定了中国自然本体思想的主要基础，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文化尊重自然现象、以保持自然的“原生性”为指归的价值取向。这也导致了：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发为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先行分离再追求如何统一的问题（如西方那样），而是人在自然中如何与自然事物同在、共处、相悦的问题。“天人合一”，于是成为中国思想、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对中国文化性格的这一极重要的本质规定，道家显然是比儒家更具根本性的。因为道家承担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建构，儒家则自执于社会人生的实用理性，对除此以外的问题悬置不论（“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安知死”），连带对本体论也不感兴趣，适足把玄想阐发的广大天地留给道家。而儒家这种处理本身作为一种漠视终极追问、远离形上之学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正是道家基本哲学原则在人类事务上的推演和落实。正如西方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是柏拉图的理念本体论的具体落实一样（虽然儒家为了自身的理论建设，把“道”{或天道、天命}理解为人伦礼义之最高使命）。实际上，儒家学说与老庄之道并不是那么对立。因为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按“物各自然”的道理，世俗自有世俗的种种问题要处理，而无需对整个自然本原问题另作一番解释。只有那种把人定位在整个自然之上，以主位自居，对自然强行有所索求的文化，才需要把自然对象化作为立论的前提，争相思考之、谋取之、揣摸那一种力量才是自然背后的原动力，追寻那一种方案才能把自然一网成擒，也才会发生种种学派纷纷争着“为自然立法”的本体论说的热闹。正是由于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有着这样内在相容的关系，才可能发生并存、互补、合流的情况，反映在中国传统知识者的追求上，才会兼而有之，或呈现为达则翰林(实用理性)，穷则山林(玄虚悟道)的转化。要而言之，中国非形上的自然本体观构成了区别于西方文化的重要特色。中国哲学长期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本问题，也构成了中国文论的立足点。

二、中国自然观对自然本性的理解，形成了中国文艺美学的基本特色

如果说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心物关系就是具体表现在中国美学中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的处理有赖对自然本性的非西方式的独特理解。在西方，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nature）一词，意义重在“自然性”，暗含自然有其本性的意思；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展，“自然”逐渐被理解为“自然物”并常代以“物质性”的描述，而原来包含“自然性”的语符nature，逐渐被移用于描述“人性”，显示“人”越来越独占作为万物之灵的主体地位而把大自然看作无情无性的“死物”的堆积。[8] 在中国文化中，人和其它事物都是整个自然万有的宇宙家族的成员，物各其性，不判主客，也不失各自的灵性，而有灵性则可互相交流，交感互动，换位而观，终至浑而相忘，心物合一。重要的是，惟有通过这种交流，人和物各自的灵性才得以激发，使自然的真善美在生生不息中发韧、完成。在中国文艺美学中，作为美感对象的“物”，从来不是抽象僵死的客体。即使是指涉山水花树、电光石火、风雨晨昏等自然风物，也不是如西方般抽象的“纯自然”物质，而是指涉一种有情有性的人生实践内容和审美对象。这样的物，虽然其情其性不一，亦与人有异，但仍可通而会心，感而知意，与人具有“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9]的手足亲伦关系。人心物性同属自然，共处于周流天地一气相贯的大化运行之中，故能以气交结，难以断分，充满和谐感应的活跃性。于是，体认这种活跃性，运用这种活跃性，显现这种活跃性及其激发的情状，就成为中国文艺美学由以展开的论路。这就是为什么它会以心物感兴的原理来说明艺术的发生（“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10]），以自然的“时序交移”来比附文艺史的“质文代变”[11]，以感性事物的精微“物色”、“体性”[12]来表达文艺种种描写的风格色彩问题……。至于有关艺术思维和创作方法的重要范畴“比兴”，则更是建立在心物相应交感、物物连类无穷的理解之上（“诗重比兴，兴则因物感触……”[13],“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14]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诗人比兴，触物圆览”[15]）。甚至连“神思”这种似乎最富于“主观性”的想象活动，中国文论也并不是以纯粹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取其抽象程式，而是视之为心物联动的自然奇迹（“思理为妙，神与物游”[16]）。由此，我们不难明白中国文艺和文论为什么会形成不求机械明确的陈述，而是充满象征暗示寄托的美学特色。对此，有人说是抒情性、写意性，用李东阳的话是“贵情思而轻事实”[17]，实际上这并不表明中国文艺美学是主观虚幻的，而是表明它着眼于自然存在的完整联系和心物一体的流动性、转化性的追求。它们那种主客不分，“真”“假”不辨，人物换位，心性相牵的描写和思理，看似“融而未明”[18]，其实是出于对人与自然浑灏关连不忍割裂的深邃领悟和包容性的大爱，是出于中国自然观对万物循环不已、各率其性、自主自为而又齐一共化的本性的理解。

这里稍作补充：中国思想、美学文论中的“心物”关系，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主客关系来注解。它们是两个含义不同的问题。心物关系不涉及抽象意识与没有意识的抽象物质的关系。在中国哲学中，“物”常是指“事”，特别是与人心性德行有关之“事”（如朱熹说过：“物犹事也”，“天下之事，皆谓之物”）[19]。至于自然原生之物，也可以说是“天物”，它们是各有其“天性”的。“心物”关系应看作是天人关系的推演。在天人关系中，与天相对而论的人，又并不是一个与天分离冲突的对象，而是互相包容的部分。古人谈人性时，每每重在人的自然性，也即天性、本性（如“食色性也”就强调人的自然需求）。而中国古人在理解人的社会性（即建基于“人能群”的的天性）时，也是以自然血缘的“天生”关系为其政治依据的（如儒家）。或者说，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家在推出自己的主张时，必须寻得自然天性的理据（至少是在立论的逻辑上－－如理学所谓“天理”）。此中实含有中国文化深刻的一贯性：不主张与天有违的人性，任何社会设计都应有天然自然的理由，人的智慧在乎顺天而为，顺自然本性而为，这意味着人的活动性并不发挥为意志抽象、人格自决、与天相争的“主体精神”[20]。于是，心物关系中的“心”，便不过是人作为万般“天物”之一的特有特性而已，正如其它事物亦各具其性一样。也就是说,中国哲学中没有象西方那样,以人有精神智慧为藉口，将人提升到“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的超然地位。人固有其心性精神，但它不仅不排斥，而且是平等于、联系于、亲近于其它“物”性的。从而，文学的主题和评价的取向，也是建立在对自然与人性灵动结合的关系之上的。 [1] 香港《今日东方》1996年12月创刊号“卷首语”

[2] 老子《道德经》第四十章

[3] 《庄子。知北游》郭象注

[4] 《庄子。知北游》及郭象注

[5] 《庄子。齐物论第二》郭象注

[6] 《庄子。知北游》郭象注

[7] 郭象《庄子序》

[8] 参吴国盛《追思自然》，《读书》1997年第一期.3-10页

[9]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

[10] 钟嵘《诗品序》

[11]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12]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体性》

[13]方东树语，转引自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2页

[14]李东阳《麓堂诗话》

[15]刘勰《文心雕龙。比兴》

[16]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17]李东阳《麓堂诗话》

[18]刘勰《文心雕龙。比兴》

第5篇：关于大自然的作文范文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 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 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 克(Joseph 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 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 W.Meeker，The Comedy of Survival: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

New 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 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 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　Rueckert，“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IowaReview 9.1(Winter 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 “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 literary 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 cultural 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 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 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 格(Frederick 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 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 Descriptions)，“目的是 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 O.Waage，ed.，Teaching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 York:1 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 American Nature 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 。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 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 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 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 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 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上， 哈罗德·费罗姆(Harold 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 Greening of Literary 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 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 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 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 Nature Writing:New Contexts，New Approaches)的专题 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 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 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Fromm，ed.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 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 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 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 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ed.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 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 ，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 。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 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 ：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A Reader on Nature and Culture ，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 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 ·库帕(Laurence 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 GreenStudies Reader: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 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 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 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 Poetry:Four American 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 Bate) 的《大地之歌》(The Song of the 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 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2 000)、戴维·梅泽尔(David 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 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 作》(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 Environment

inthe U.S.and 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 “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 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 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 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 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 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 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 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 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 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 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 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 (Gilbert 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 Natural History 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 Thoreau，1817—1862)、约翰 ·巴勒斯(John 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1868—1934)、 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 —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 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 。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 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

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 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 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 ethics)或“环 境哲学”(environmental 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 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 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 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 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 Baird Callicott)的主观 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 Naess)等人 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 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 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 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 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 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 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 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 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 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 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 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 。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 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 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 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 ；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 (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 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 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 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 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 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 Ecology: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 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有关论 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 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 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 、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 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 Bate，The Song of the　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 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 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 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 ，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 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 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 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 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和唐 ·德里罗(Don 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 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 at 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 《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 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 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 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 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 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 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 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 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 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 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 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 Updike，Rabbit　at Rest，New York:Alfred 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 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 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 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 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 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 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 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 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 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 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 the tree stuff”)。(注：Laurence Coupe，The Green studies Reader:from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

New 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 ，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 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 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 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 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 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 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 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 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 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 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 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 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 (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 。)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 Levin， “On Ecocriticism(A Letter)”，PMLA 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 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 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 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 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 注：Donald Worst，The Wealth Of Nature: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7.)

第6篇：关于大自然的作文范文

[关键词] 影视作品；生态；心态；批判；回归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美术学院校级项目“基于湖北美术学院新型网络娱乐化学习模式视觉艺术平台的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12010）。

人类步入21世纪，在急速推进的数字媒介扩张及迅猛发展的全球化等合力的交织作用下，伴随着传统中国艰难曲折的文化跋涉，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景观，特别是人文研究领域介入生态问题尤为明显。长期以来，传统影视界极少关涉于此，而由其引发的对于影视作品相关问题的思考也极具前沿性和热点性。由此可以说，对于生态问题的介入性、反思性、批判性是新世纪以来，生态美学在影视作品发展建构过程中逐渐体现出的一种愈加明晰的思想和学术品格。正是这类影视作品开启了一种新时想的、审美的人生，一种“绿色的人生”。

一、生态的批判

近年随着生态美学研究在文艺方面的深入，国内的影视工作者开始倡导，生态批评的核心在强调作品研究应该设法使读者重新回到与自然的“接触”中，从而改变过去主宰影视作品研究的人本主义和科技主义的批评立场。这才引发了影视作品与自然、自然与人、人与社会的诗意关系加以深层的全面反思，由对自然生态的关注走向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领域的精神审视。

（一）中心的倾覆：“人本主义”

在海德格尔看来，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因为“动物与人一样，都应当有生命的尊严，不应被辱没”①。一大批具有良知的影视创作者，以影视为形式武器，激烈抨击传统的人本思想，在视听语言的体系下，对于残暴践踏自然的行为提出了质疑。在传统的影视中，不乏《老人与海》之类宣扬“人类中心主义”作品，以此确证人类克服自然、征服世界、改造自然的能力。但从环境伦理学的视角来看，人类有必要进行深刻反思。长期以来，人类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来美化自然并改造之。在与自然的争斗中，最终迫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但对于地球资源的无尽占有与破坏带来的后果却从不加思考。中国传统审美的“花自飘零水自流”最高境界瞬间被击碎，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理想也成为幻影。

不可否认，现代化进程使得科技迅速发展，物质生产能力大大提高，这极大催生了人类战天斗地的野心，进而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意识的形成。人欲的不可控、人性的感性化、人道的沦丧，使得全人类陷入到“集体无意识”状态，导致思考能力的丧失。其实，人原本是动物，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自然界，所有的生物都有神圣的价值，人，只是大地的守护者，世界万物不存在尊卑主客之分。事实上，《后天》等影视大作已经全面思考这些问题。同时，破坏绿色生态导致的危险也在现实中轮番上演，印度海啸、全球“非典”等，作为影视创作者，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这些问题。必须看到人与自然只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绿色生态精神正是要撕裂他们之间的主客对立局面，对“人本”进行批判与反思。

（二）文明的偏颇：“科技主义”

随着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的高度发展，人类征服世界与自然的欲望一发不可收拾。人类能力的急剧膨胀，人类正是以科技为手段，企图干预和控制自然，这种危险的观念曾经在很多影视作品中视为“英雄的行为”。事实上，这种不以为然，反以为傲的思维持续了很多年，直到生态美学观念日趋成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在影视作品自身体系完成建构中，技术变得越来越令人瞩目，电影 “科技工业化”进程愈加明晰，奇观场面和炫丽的宏大布局不断推出，如《指环王》《神鬼奇航》等。同时，影视作品反映的主题，在科学技术运用展示上，急功近利的倾向性和机械论科学技术观，不断干扰着我们的思维和视线。

海德格尔曾把目光对准现代社会中“技术的本质”，技术不仅仅是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技术还体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真实存在着的一种“关系法则”。由此可见，影视作品无限地宣扬与使用技术，势必打破人类与自然原本的和谐，在强大的技术力量统治下，社会的精神生活与情感生活将变得贫乏，并最终导致人的覆灭。影视作为视听的艺术，“色”可扰目，“音”亦可扰心，其创作本身对技术也有很强的依赖性，生态美学观正是试图把人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意识中，将人的感性适应性升华到精神生态的审美范畴，克制技术的生态异化。

二、心态的回归

现代社会中的情感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不断升级。面对强大的社会现实，人类开始“逃避”。当时代一日千里飞速向前发展时，影视作品中，要么想象逃亡远古，要么退回简朴，或倾心田园牧野。以往，传统界定一直把主张回归自然、逃离现实的行为贬斥为“消极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们毫无察觉而又坚定不移地站在工业社会的立场上说话。时至今日，

地球的生态危机逼迫影视创造者必须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在近几年，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一些影视作品开始走上对“生态梦想”的下意识的“回归之路”。

（一）人本心态：“回归”？倒退？

有关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的哲学原则和人对待自然的基本伦理准则。影视作品中，是否需要彻底否定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在坚持以人的利益为核心同时兼顾自然万物的利益？首先，我们必须认同“回归”绝不是要“倒退”到远古的时代，而是要寻回长久被人遗忘的存在。

海德格尔认为，人尽管和其他在者有所不同，但只是自然的守护者。可见，“回归”实际上是端正人的生存态度，发掘人的生存智慧，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纠正人在天地间被错置的位置。 当然，对于这类影视作品，悠然南山，散淡平和的格调，显现出的“回归”，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的一次自我超越，是向着人性丰富与崇高维度的无言阐释。创作者内心的悠悠赤子情怀跃然画面，《麋鹿王》这类作品中，彰显的就是在那个最初的原点上，生长、繁息、创造、憧憬与祈盼的和风，构筑的天地人神和谐共处景象。《伴你高飞》可谓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影视佳作。作品旨在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成见，把关怀、尊重向人以外的世界扩展，突出强调了人类应当与自然和谐一体。

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开始命题于强调人应当栖居于天地，而不是凌驾于天地自然之上或对峙于天地自然之外。如今，在人与自然严重割裂对立的时代，只有建立这种思维，才有可能填平物质与精神之间的鸿沟，抚慰人与自然之间的创伤，开创新时代的和谐与均衡。

在影视作品所展现的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中，自然不应是被征服和索取的对象。只有消解主客二元对立，唤起世界的本真存在，抑制人的自我膨胀，作品的主题才符合生态美学之存在。在作品中，我们只有将自然显现为有生命的、与人息息相关的个体来思考，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影视作品在救治自身同时也将救治世界，创作者在完善作品娱乐性的同时也将完善自身。对于影视作品召唤的生态“回归”，绝不是人类梦想的倒退，而是人类站在现有的原点上换位前。而“回归”只是寻回这个长久以来被人遗忘的存在。

（二）科技偏颇：乐观？悲观？

当时代越来越趋向于物质、实用、功利的时候，科技将给人类带来无限的困惑。科技的进步，工业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兴盛，现代化的推进，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富裕，都市的繁荣，人口激增。正是由于科技的发达，使得影视杰作也极大丰富。近年如《黑客帝国》《神鬼奇航》《指环王3》等一大批科技下的产物。一种新的电影美学――“虚拟”美学也随之诞生，非线性的剪辑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时空的自由性。个体随意性观影方式使受众沉浸式“入片状态”，加强了幻觉体验，改善了人的存在感。

同时，技术在影视创作中的无限使用，科技主题的极度宣扬，导致人类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精神文化的衰落，情感生活的贫乏，个人创造性的枯竭。《阿凡达》这类影片的命题思考，正是对 “技术的本质”的反思。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作者对于技术无限发展的深深忧虑，充分揭示科技发展对生态的灾难性的破坏，并对我们的创作中科技如何走上真正对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负责道路思考。

影视艺术在这场事关地球命运、人类前途、历史进程的乐观与悲观情绪交织中，如何呈现自己，如何发挥作用呢？当科技作为人类丰富物质的手段时，它是人类文明的推手；当科技如果变得毫无所限，超出必要的规定，干预自然本身存在，势必破坏我们人类共同生存的家园。我们在倡导“绿色生态”绝不是排斥科技动力，科技是人类伟大的创造，科学本身也并无价值取向，只是科学作为技术运用在人导向下产生了价值取向。所以，我们只有在“大道”②的指引下，才可以实现平衡的生态价值观。况且，人类的发展当然离不开科技的进步，但绝不能只是单方面承认文化的存在而忽略自然的价值，以损害自然价值为代价实现文化理想，否则，不单是自然生态的破坏，最终会导致社会生态、审美生态的全面沦丧。

三、结 语

生态绿色美学旨在对人类的现实关注和终极关怀进行研讨，它与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命运息息相关。诸多影视作品虽然倡导人生价值取向的无限开放，然而只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能真正实现其作品价值，人于其中，幸福才得以保障，可见生态美的关照将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勃勃生机和推动力。在视听体验为方式的影视作品中，虽然倡导消解“人类中心主义”，但绝不是要生成极左的“生态中心主义”，而是为了构筑一种富有诗意的生态美学观，使人与自然能够平和相处于地球这个美好的家园。同时，只是期望科学与技术在“大道”的指引下，回归到科技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发展与生态平衡的高度统一。

注释：

①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② 彭富春：《哲学美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参考文献]

[1] 党圣元，刘瑞弘.生态批判与生态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 王立，沈传河，岳庆云.生态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 齐骥.动漫游戏文化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33-45.

[4] 李简媛.阿凡达式美学：科技包装与神话原型内核的缝合 [J].电影文学，2011（01）.

第7篇：关于大自然的作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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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M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of the eaa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story，p．306．

②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p．3--21．

地理学在东西方都是古老的学问，无论《禹贡》还是《?W德赛》，都反映了人类先民的地理意识。地理学又是复杂的：从横向上看，这一学科存在着文化区域的差异①；从纵向上看，该学科从近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众多的分支学科。其中的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②由于其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因而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十分紧密。人文地理学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③，依笔者的专业和目前的学识很难全面地把握它，因此拟选取某一方面来具体认识它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在选择过程中，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了法国人文地理学大师阿·德芒戎的思想上。这么做的考虑，是出于德芒戎对20世纪史学或历史学家的不容置疑的影响。这从法国年鉴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创作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可窥见一般。布罗代尔在开列需要感激的名单时，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他在巴黎大学时的老师阿尔贝·德芒戎，我们从布罗代尔对地中海周围山区的描写中，很容易找到德芒戎笔下的“利穆赞地区的山地”④的影子。鉴于地理学对于环境史学的贡献以及环境史学同年鉴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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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国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区域学派创始人赫特纳(1859—1941)在论述西方地理学史时指出：“若是我们也把中国的地理学，我们的文化区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学，牵连在一起，这对于理解现在的科学，至少是现在的地理学，恐怕没有多大的帮助”。[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② Hum01 Geography在中国还被翻译为“人生地理学”或“人类地理学”，尽管译法各异，但都涉及“人”。而“人文地理学”法语词为Gé0graphie humaine，德语词为Geographie des Menschen，其中也都有“人”。

③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变化，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5--248页。

的学术传承关系①，我们认为，在沃斯特和威廉斯所开列的地理学家名单中加上阿尔贝．德芒戎，应该是恰当的。②

一、定义问题

人文地理学是当前西方学界基本区分的地理学两大类别之一，另一类是自然地理学。《大英百科全书》2002年版则将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三支，其中人文地理学包括了人口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文化和社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医药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因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解释人类的分布及其特点，这属于人口地理学的范畴。但是不对以下问题予以重视，就不能理解人类的分布：人类如何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如何谋生，属经济地理学范畴；人类的文化、社会价值观、劳动工具等，属社会和文化地理学范畴；人们在城市和大都会的聚居，属城市地理学范畴；人们的政治机构，属政治地理学范畴；人们的健康和威胁他们的疾病，属医药地理学范畴；当前的分布方式如何演进而成，属历史地理学范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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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认为环境史的学术渊源之一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Char Miller & Hal Rothman，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tory，Pitts— brgh：University 0f Pittsburgh Press 1997，Introduction，p．X Ⅱ．

② 不知何故，沃斯特和威廉斯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德芒戎。

③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2002， v0L. 19．p．882．

面对人文地理学的如此繁杂而又密切联系的分支领域，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和把握它呢?对于人文地理学问题，阿．德芒戎于20世纪初所做的论述，被视为是“指明了正确的道路”①。从德芒戎的论述中我们了解到，虽然西方人很早就看到了地表上人类习俗的差异，但是直到18世纪以前，“对那些被我们现在归人人文地理学名下的事实，即地球表面上人类生活方式和聚居方式的研究，只是一种单纯的描述……实际上它们只是一堆未经整理、未加解释的，也就是没有科学性的杂乱无章的知识。科学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主要起始于18世纪进行的发现航行和殖民活动所导致的我们对地球知识的增长：主要由科学家或具有科学好奇心的探险家进行的航行。”②对于人文地理学的定义，德芒戎强调不能泛泛地认为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因为“它包括不了整个关于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内容……这些关系中有许多肯定不是人文地理学者所能研究的，它们属于别的研究部门。”③于是，他将人文地理学界定为“研究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科学”④。他之所以用“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概念取代“人类”和“自然环境”概念，是因为他认为，首先，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我们不再把人类作为个体来考虑。通过对个体的研究，人类学和医学可以取得科学的成果；而人文地理学就不能。人文地理学所研究的，是作为集体和集团的人：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作用。”第二，“地理环境这个词组比自然环境的含义更广；它不仅包括可以表现出来的自然的影响，还包括一个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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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阿尔贝·德芒戎”，载[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0页。

②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3--4页。

③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5页。

④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7页。

于形成地理环境，即整个环境的人类自身的影响。”①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定义以及他所运用的定义逻辑对于我们如何界定环境史学富有启发意义。

环境史学自诞生至今，对于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研究和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新的史学理念和视角，在学术界尚存歧义②。近30年来，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环境史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其作者都在按各自的理解具体地研究和诠释环境史，因而关于环境史的定义是见仁见智③。在美国，虽经多次讨论，学者们基本上认定环境史就是研究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史，但是对于“人类”、“环境”等具体内涵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明晰和丰富的过程，对此，大家的理解还是不太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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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6--7页。

② 譬如沃斯特倾向于认为“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包茂宏在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时认为又诞生了众多的次分支学科，见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③ 迈克尔·威廉斯在“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联系”一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纳什(Roderick Nash)、比尔斯基(L.J．Bilsky)、泰特(Thad Tate)、沃斯特等人关于环境史的定义，参见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environ— 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信／Historical GeograpAr，20．1(1994)，pp．4-9；此外，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还进一步介绍了贝利、克罗农和麦茜特等人有关环境史的定义，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而麦茜特推崇的是沃斯特、克罗农、克罗斯比以及她本人关于环境史的解释，见http：／／www． cnr．berkeley．edu／departments／espm／env-hist／studvguide／chapl．htm．

20世纪80年代末沃斯特提出环境史研究的农业生态史模式，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强调环境史学日益摆脱了初期的道德诉求和政治信仰，主要目标是为了加深我们对历史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即在时间长河中人类如何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结果。在沃斯特心目中，这个自然仅指非人类世界。这一世界在原初意义上并不是我们人类所创造的，因此，它不包括社会环境(the social environment，只是人类之间相互作用的舞台)和人工环境(the built environment，无处不在，成了“第二自然”，这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表现)①。应该说，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研究中的“自然”的界定是清晰的，它特指自然环境——非人类世界。沃斯特的有关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美国环境史研究。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到了90年代，关于环境史的理论还是有着不同的声音和争论，其中最突出的，是乔尔·塔尔等人认为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城市或人工环境，并提出人工环境通过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成为地球环境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论断②。当然，沃斯特本人的这方面的思想也在发展变化③。

笔者认为。上述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影响着非人类世界的人类，以及人类到底怎样并在哪里影响着自然环境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人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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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290--291；pp．292--293．

② Christine M．Rosen & J0el A．Tarr，“thc Importance of Urban Perspec— tiv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may 1994)，p．307．

③ 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2—103页。

对于历史研究中的人类概念的认识，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点上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①。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是马克思主义考察人类历史开始点的总体假说。马克思提出从人类社会整体出发的假说后，具体考察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生活在一定的具体社会环境之中，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环境的统一构成了“人类社会”②。环境史学中的“人类”，也只能是结合着现实的社会环境，并进行对象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其内涵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社会组织程度的人的群体或集团，可以简称为“文化人”、“文明人”或“社会人”；其外延是由人类的生活活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各类实践活动构成的环境，包括由人所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和各种设施组成的人工环境，以及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组成的社会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是整个自然界中的人类子系统。与此相对应的，是由地球上的大气圈、水圈、土壤一岩石圈和生物圈所构成的自然子系统，即环境史学中所运用的“自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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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页。

② 参见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页。

至此，我们可以借用德芒我的定义逻辑来对环境史学进行界定。环境史学包括不了人类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各自内部或相互关系的全部内容，其中有许多方面肯定不是环境史学所能研究的。譬如，自然子系统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演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属于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等学科的范畴。环境史学则是研究由人的实践活动联结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的历史学新领域。

这样来辨析，就可以明了环境史研究是否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问题了。作为环境史学中“互动”一方的“自然环境”不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是互动的另一方——“人类社会”囊括了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类正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在利用与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着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在创造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并使原生的自然环境逐渐地改变了模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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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生的自然环境又被称为原生环境或第一环境；被人类活动所改变了的原生环境，如被绿化的山野、被污染的大气和水体、被破坏的森林等又有第二环境、次生环境和“人工-自然环境”等称谓。

二、研究对象问题

长期以来，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有兴趣于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研究，各自对这一“关系”的具体把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环境史学与人文地理学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如此。

这里仍以德芒戎的思想为例。德芒戎从他的人文地理学定义出发，对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一抽象问题进行了具体阐释，由此构想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了其范围和界限。他认为，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问题包括四大组，即：1)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2)人类社会对利用自然资源的方法所作的不断演进，即文明类型的演化；3)随着自然条件及被开发利用的资源而变化的人类分布；4)人类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集群或定居的方式①。德芒戎强调，这些就是人文地理学专有的内容；人文地理学的全部研究工作和著述都不出这一广阔的领域。不过，从他之后的学科发展来看，不仅人文地理学本身研究的问题随时展在进一步拓宽，而且他界定的内容也并非只为人文地理学所专有。譬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史学同样致力于对人地关系的思考与研究。

在抽象意义上，环境史学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历史”②。而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家对于相互关联的“人类”与“环境”涵义的认识是逐渐明晰和不断丰富的。从目前欧美环境史学家关于环境史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种种规定来看，我们认为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的三层次分析模式比较典型：

第一，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期自然是充满生机并发挥作用的；这包括自然的有机体和无机体，当然少不了人类有机体，因为人类是自然的食物链中的一环，他时而是子宫，时而是胃，时而是吃客，时而又被吃，时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时而又是一种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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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8页。

②Mart A．Stewart，“Em4ronmental History：Profile 0f a Developing Field”，The History Teacher，v01．31，no．3(May 1998)，p．351．

第二，引入社会经济领域，因为它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这儿我们关注的是工具和劳动、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所设计的从自然资源中获取产品的各种方式。一个被组织起来在大海捕鱼的村社与一个在高山牧场养羊的村社，其制度、性别角色和季节周期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决策的权力，无论是环境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在一个社会内几乎不可能完全平等地分配，因此对权力结构的探寻是该分析层次的组成部分。

第三，独特的人类经历的象征一一纯粹的精神或思想层面，其中，感知、伦理、法律、神话和其他意识结构成为个人或组织与自然对话的组成部分。人们不停地描绘他们周围的世界，界定资源是什么，判断哪些行为会导致环境的退化，应该被禁止，并且对他们生活的目的做出选择。①

这三个层面即三组问题，是沃斯特构建的环境史研究纲要，他自己认为“这个模式仍然是好的、有活力的”②。笔者大体上赞同沃斯特的研究架构，因为其他学者提出的分类大都是这一基本框架内的局部调整。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比较和认识环境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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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mn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0f Ean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aory，p．293．

② 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

就沃斯特的环境史纲要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对象来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交叉域。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可归结为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生活、生产、居住和迁徙等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为环境史学所看重，沃斯特的第二个层面与之联系最为紧密，而这一层面正是目前环境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已出版的关于历史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为对环境影响的著述大都属于这一层次①。由此我们可以领会二者间的关联和环境史的学术渊源。然而，环境史学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之间又有着显见的不同。这突出表现在它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路向和研究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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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Eli— nor c．K．Melville，Plague of Sheep：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ofMexic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一一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

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涉及的问题止于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利用方式与地域的变化等。这些问题所折射的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观念，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认识，即局限于人类在不同的时空中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德芒戎的思想是一种“可能论”(possibilism)的论点，这种论点是他的老师、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维达尔·白兰士于20世纪初提出来的。“可能论”认为，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一定范围的可能性，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因此人在与环境的关系中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力量。“可能论”虽然是一种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的人地关系观，但它与决定论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认为，人类处于一方而环境处于另一方，两者不相容；二者的目的是要确定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或影响。可能论与决定论的这一共同之点被称为“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①。这类论点的提出和持续，与直到20世纪初的科学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当时发展中的科学方法还是以探索简单的、单线的因果关系为标志，即A引起B，B引起C，如此类推，而尚未认识到形成当今科学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反馈过程。”②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文地理学家在探求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规律及原因时，做出的大都是与线性科学相一致的简单的、直向的解释——要么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要么侧重人对环境的改造与适应能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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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郭凡、邹和译，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②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第2页。

③ 当然，人地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思想、理论在人文地理学领域是不断丰富发展的。继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之后，又出现了“适应论”、“生态论”、“和谐论”等。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第40--42页。

环境史学恰恰要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止步的地方起步。它从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与利用开始，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例来探讨人类如何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了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等问题，以此来再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环境史研究使得历史学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超越了固有的抽象的历史观层面，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达到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一方面，环境史学不同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等史学模式，而重新界定了环境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认为“环境”是历史中的一个活跃要素，而不只是人类活动的前提或工具；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环境史非常明确地将自然要素纳入历史写作的范畴，从而拓宽了历史研究领域，丰富了历史思考。这正如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专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论述人与疾病双向互动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对这种社会与自然间因果回馈循环之发现和阐明，正是环境史相对于其他历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①

另一方面，环境史学反对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自然观，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证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始终不断地发生的是相互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分野是不明确的，要理解一方就要了解另一方。这显然是一种关于人地关系的双向认识，因而有别于上述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当然，环境史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双向认识也是随其研究的发展而逐步明晰的。欧美环境史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片面狭隘的污染或灾难史到全面宽广的环境史的转变，其研究日趋成熟，标志就是认识不再片面，也不再受到政治动机的影响②。这反映了环境史家从对紧迫的环境问题的关切转变到对人类与环境关系史的全面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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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10页。

② 参见K．j．w．Oosthoek，“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ml．

以英国环境史为例，在1970--90年代初，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或城市化与工业污染等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彼得·布林布尔库姆、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等人先后发表了诸多专题性成果①。及至90年代中后期，有关的研究从污染史拓展到环境史，其中戴尔·波特的《泰晤士河河堤：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环境、技术与社会》是这方面的佳作。波特认为：“泰晤士河与伦敦的关系并非自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简单对照。一千多年来这条河与这座大都市共同将自然的作用与人类创造的事业调和起来。人因为对食物和原料的需求而以他们的建筑物和周围的乡村发展了城市。人们通过堤岸、码头以及他们对清洁水的需求和废弃物的排放而塑造了河流……泰晤士河河堤作为一项公共工程，展示了技术在以文化价值观、社会组织和制度为一方，以自然环境为另一方之间的调节作用……当然，技术作为一种分界面，其本身受环境条件和使用技术的社会的态度与习惯的制约。它充满了变数。泰晤士河河堤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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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林布尔库姆的有关著述是空气污染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1850—1900年约克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York，1850—1900)、《伦敦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London)和《19世纪苏格兰的黑雨》(Nineteenth Cen— tury Black Scottish Showers)等文章，是将现代气候研究与历史档案研究融合起来的佳作；而《大烟雾：中世纪以来伦敦空气污染史》(Peter brimbleeombe， The Big Smoke：A History 0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 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7)一书影响了许多后继的环境史家。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的著作则是关于英国河流污染的代表性成果：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Ifistory 0f the thames in the 19th Centu- ry，IOP Publishing Limited，1986；Lawrence Breeze，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Rwer Pollution，1865--1876，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3．参见Matt Osbom，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

“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建构’，并且它还要因应意外的气候、高潮、流沙和这一地区可资利用的原料的质量而作变更。”①波特的研究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既展示了人类如何塑造了自然环境，又展示了自然要素在影响和改变人类文明中的作用。这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双向互动观，它凸显了环境史学的目标，即“认识人类如何受自然影响，又如何影响自然，以及影响的结果。”②

环境史学的这种双向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学科发展的态势。20世纪中后期，不仅地理学本身在努力克服过去只重视研究“地”对“人”或“人”对“地”单向作用和影响的局限性，开始全面地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且诞生了数门以“人类一环境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交叉学科，如环境科学、人类生态学和地球系统科学等，它们一致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综合研究③。环境史学从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等学科汲取了大量的养料，其中生态学尤为重要。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集中体现在环境对生物的生态作用、生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应以及生物对环境的改造等方面④。环境史学受到了生态学的巨：大影响，较某些前辈学者而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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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ale Porter，The Thames 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Akron，Ohio：University 0f Akron Press 1998，p．4； pp．8---9．

②T．C．Smout(cd．)，Scotland Since Prehistory：Natural change and Human Impact，Aberdeen：Scottish Cultural Press 1993，p．xiii

③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一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第6--32页。

④ 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首先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详见周鸿编著：《人类生态学》，第1--2页。

史学家更看重自然的作用，并将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视为一条‘双行线’(two-way street)”。①这一分析非常适合于就德芒戎的思想与环境史学关于人地关系的认识所作的对比。

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同相联系，环境史学又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目的。

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中研究地表人文现象空间分布与变化规律的学科，其目的是要“阐明各国、各地区人文现象的分布规律，着重说明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人文活动，并探讨其形成的原因，预测其发展的趋势。例如，为什么当前世界上有的国家工业高度发达，有的国家工业依然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②这显然是对地表各种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结构作客观的描述与探讨。德芒戎对法国农村聚落的类型、法国北部与美洲的联系、北海的渔业和渔港、尼日尔河流域的土著殖民和整治工程等问题的研究即是如此。与之相比较，环境史学作为历史学中研究人与自然关系史的新领域，除了要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因果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比较和反思人类对自然的历史认识和态度，尤其要检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对待自然的种种方式。环境史学要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来探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人群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比较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文明中人们关于自然的思想、概念和价值观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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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k Cioc，Bjsrn-Ola Linnér，and Matt Osborn，“Environmental Histo— x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Environmental History，V01．5，No．3，July，2000，p．397．

② 辛润田主编：《现代人文地理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来认识人们对待他们周围环境的不同态度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结果。由于历史上自然曾以各种各样的灾变对人类有悖于自然规律的开发活动予以了报复和惩罚，因而透过各种各样的灾害而揭示人类对自然的毁灭性开发和戕害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探寻人类合理地利用自然以使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途径，必然是环境史学的主要任务。由此，环境史学持有鲜明的批判立场。它反对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观，提倡网开三面式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并试图通过对人类与自然关系史的反思和评析，来寻求人类与自然互惠共生之路。沃斯特的环境史纲的第三个层面突出地反映了这一诉求，《尘暴》一书则是他从文化批判的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典范。沃斯特认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发生的尘暴，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谦恭荡涤殆尽，并以人类对自然的极端狂妄与自负取而代之。它与北美大陆的土著印第安人的敬畏草原、感激自然并自我约束的环境伦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斯特提醒第三世界国家不要迷信和盲从美国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国的覆辙②。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国际背景之下，他的这一“盛世危言”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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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高国荣：“对环境问题的文化批判——读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第94--97页。

② 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第316--334页。

与沃斯特的作品一样，欧美环境史学界的其他著作大都饱含着对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的机械自然观、科学与理性崇拜、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等内容的分析与思考。如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该书从性别的视角描述了人们关于自然概念的变化，并对这种变化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麦茜特将以往科学史中许多被忽视的问题突出出来，尤其是通过对科学革命及其背景的考察，发现在产生近代科学革命的16、17世纪之际，“一个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为其中心的有机宇宙形象，让位于一个机械的世界观，这里，自然被重新建构成一个死寂和被动的、被人类支配和控制的世界。”①由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人类怎样将自然概念化，以及有机的自然观如何转变为机械的、死寂的自然观的历史过程，从而加深了对人类“合理地”支配自然并破坏生态环境的历史根源的认识。像这样的对现代文明及其对自然之态度的评判，正是环境史学有别于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之处。

因此，从研究对象来看，环境史学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的基础在于二者都在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区别的原因则在于它们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和研究目的的不同。从这种联系与区别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界定环境史研究的对象与侧重点，以把握不同时代学科发展变化的脉络。今天，环境史学已表现出更全面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并合理地解释有关问题的能力，但环境史不能自诩解释了所有的问题并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也不应被视为“至今所有的编年史的逻辑发展的一个顶峰”。②因为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像任何其他学科一样，也是变化的、不断发展的，并需要多样化的解释。人类行为如此复杂，以至不能靠简单的因果分析来解释。同样，对人类与环境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不应采取简单的、一对一联系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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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洛琳·麦茜特著：《自然之死一一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页。

②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2页。

三、方法原则问题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德芒戎是这样规定的：

第一原则 不要认为人文地理学是一种粗暴的决定论，一种来自自然因素的命定论。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具有意志和主动性的人类自身，就是搅动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第二原则 人文地理学家应当依靠地域的基础进行研究。凡是人类生活的地方，不论何处，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总是包含着他们与地域基础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使人文地理学不同于社会学的，正是这种对地域联系的考虑……第三原则 为了全面地说明问题，人文地理学不能局限于只考虑事物的现状。它必须设想现象的发展，追溯过去，也就是求助于历史……

德芒戎规定的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对环境史研究同样具有启发。尽管如前所述，他的人文地理学思想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上是单向的，但他关于“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的提法依然值得我们注意，而他将人类看成是影响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由此而否定环境决定论，这种看法本身在今天尤其值得环境史学家所重视。由于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已有千万年之久，其中的因与果事实上乃是相互纠缠和渗透的。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人类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沃斯特纲要的第一个层面“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即包括对人类有机体的理解。

人类是生态圈中颇为独特的物种，一身兼具三重身份：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成分，又是自然界的改造者和创造者①。因此，人类既具有自然禀赋，又具有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类的捕食、生殖、与其他生物争夺生存资源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等基本生物功能，属于自然秉性。就此而言，由于人在体力和许多器官的功能上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人甚至比许多其他生物更不能适应环境。但人有思想意识，有发明创造能力，并组成了一种社会和不断完善这个社会，这是人的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的这种属性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为了得到足够的资源(食物、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质材料等)来维持生存，可以发明各种手段和方式从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去获取，这使得人类成为了惟一能够威胁以至于摧毁自己生存所依赖的环境的生物，而且是惟一的进入了陆地所有生态系统，并通过技术的使用来支配它们的生物②，因此，人类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全面的干预和极其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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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49--54页。

② [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第20页。

即使如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所作所为仍不得不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因为大自然有着自己的节律和功能，人类的作为必须符合自然的规律，否则将会受到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终要归结到一点，即地球能否承担和接受人类的发展速度，或人地关系是否统一这个问题。一方面，地球上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另一方面，人类将从自然索取的物质消耗以后，又会将废弃物归还自然。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本质即在于相互之间进行的这种物质、能量乃至信息的交换。由于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不同时期人类的技术水平、组织规模和文化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总的来说经历了人类从诞生之初的完全依赖自然并敬畏自然，到利用、改造、破坏与藐视自然，再到今天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时强调保护与亲近自然等阶段。这一历史进程表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并在对立统一中前进和发展的。今天，人类社会的问题已成为如何遏制人自身种种的超越了各类生态系统能力的需求，以缓解乃至消除由此而造成的种种压力的问题。由此我们必须加强对人与自然关系中因人而起的不和谐及其消极后果的认识与研究。

由于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地域空间之上，并往往会超越领土、领空的界限，如跨境的水体污染、沙尘暴、酸雨等，这样，德芒戎提出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应当依靠的地域基础，也是环境史研究应当依靠的基础。

德芒戎特别强调人文地理学不要忘掉人和土地的关系，不能离开人所居住的土地去研究人。他说到：“为了清楚地看到一般现象的全貌，最好从特殊的、局部的现象开始去观察这个区域内包含的特殊植物、居民……，去明确某种由一片土地和一群人类的结合而产生的有活力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回到我们的物质存在的直接基础上。人们常常要在对组成一个区域面貌的各个特征进行分析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把人类和环境结合在一起的那些关系。”①德芒戎的上述思想和认识方法也可以为环境史学所遵循。环境史研究同样要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上来，这即是要加强对自然环境的原貌的认识。因为自然环境在不断地变化，今天我们眼前的山川大地和气候条件远非其原貌。只有深入地了解自然环境的原貌，我们才能找到衡量其变化的基准或坐标，弄清其变化的幅度。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记载的出发点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②当然，自然基础或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是相对的，其时间断限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是有别的，这由文明出现的早晚而决定。即使在同一国家，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地区的初始状态，有的早就被破坏了，有的在不久以前尚可以见到。③这样，在具体研究中必然要求根据具体情况而选取不同的地域单位。明确地说，环境史学除了继续运用传统的国别研究单位外，还要加强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这是一种方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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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1页。

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笔下，自然基础包括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页。

③ 此处得益于中国文物研究所的景爱先生的指教，谨致谢意。

至于如何确定所研究区域的范围，则要视研究的问题而定。区域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以小见大，化整为零，而是为了获得对一个区域的人、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面了解和认识。这就要求对某一区域的环境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将涉及到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尤其要注意联系社会文化环境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它们往往是通过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来体现相互作用的。这样，突破学科界限，将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融人具体的研究过程，是环境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由此我们看到，环境史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环境史学家尤其需要运用生态学、生物学、林学和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来理解自然界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反过来，作为地理学家的德芒戎则强调入文地理学必须“求助于历史”。他说道：“人类在时间中发展，为了理解这种发展，历史的证明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对我们同样是必要的。”①这一思想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历史研究在一切学科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环境史研究中应如何处理历史学与其他需要借鉴的学科的关系。环境史学的跨学科性质并不意味着历史学的学科特征的泯灭，因为其本质上仍然是通过对有关问题的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解释来再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并理解其现；伏。环境史学家也不必成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要做的只是跨越学科边界，熟知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术语、理论和方法，以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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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3页。

理解历史上的环境问题。①不仅如此，由于环境变迁具有长时段的、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根源，这一变迁本身及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并不是计算机模型或实验室的实验可以完全地模拟或实验出来的，因而就愈发需要深入有关的历史变迁之中去梳理、归纳和认识，从而为现在和未来提供有意义的启示。此外，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乃至其他研究自然与人类关系之学科的目的，因而不要充当自然科学或别的什么学科的婢女。环境史研究者不要东施效颦，而要清楚自己与自然科学家的不同。这样，环境史学应是以历史学为基础和主体的跨学科研究。环境史学家要做的是在固守历史学阵地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拓宽知识结构，扩大史料收集的范围，并提高处理各类资料的能力。

今天，人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远离了自然，却又越来越剧烈地干预了自然。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至少是地球表层的生态系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原生自然，而是愈来愈深刻地融人了人类活动的意蕴。同时，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弥散于诸如技术体系、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以及风俗习惯等各种人类事象之中，成为社会分化和文明演进不容忽视的动力之源。”②因此，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现时代，我们认识和研究自然环境在什么程度上并以什么方式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人类社会又在什么程度上并怎样干预和影响了自然环境，以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途径，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而贡献史学的智慧，是非常必要的。国际史学界已表现出对环境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从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来说，笔者认为，我们应摈弃中国世界史学界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宏观中文话语处理的一贯做法，弘扬并改造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灾害史研究的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开展精细深入的理论建设和问题研究。我们既要研究他国以及世界性的问题，更需要研究中国自身的问题，并在研究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式和理论框架，实现学术创新，以对国际环境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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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关于大自然的作文范文

[关键词]作家；文化伦理；社会和谐

文化伦理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那么，当我们从思想史出发，进入文学史，来思考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作家的伦理观念和伦理想象与社会生活有着怎样切近的关联，可以说，我们面对的问题也许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一方面，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作家作为主体的人，其伦理信念和文化归属也未必是表里如一、自始如初的。那么，文学的伦理旨归与社会生活之间，或者说与社会文化精神导向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作家在把自己的文化伦理态度和文化伦理理想呈现在创作中时，他对社会生活的观照将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到社会文化精神建构呢?作家的文化伦理立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作家内在的道德关怀，作家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自觉，表现在他的题材摄取、人物塑造，精神谱系和人文关怀。从作家的主体性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文学的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文学所能够或者应该承担的不是社会使命，作家也不是社会生活的立法者，但是，伦理规范的形成，与文学创作有着切近的精神联系，反过来说，作家的伦理道德情感对其创作同样会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文本中的叙事伦理。也就是说，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选择怎样的叙事态度和叙事方法，决定了作品的文化指向和伦理维度，这一考察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作家与世界和生活的关系。叙事伦理只是一种作家的叙事选择，但其中蕴涵的伦理范型无疑超出了叙事自身，成为社会生活，甚至思想文化史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一、人本：作家的价值立场

社会和谐的首要因素是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能积极有序地生活，并且自主决定个体命运，这就关乎个人如何面对他人、自我和自然。在这里，我们不准备探讨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与社会和谐关系密切的问题，而把思考的焦点集中在作家的文学创作可能对社会和谐产生怎样的影响(当然这种探讨不免有形而上的局限)。也就是说，我们着眼于“人”――人与人的精神联系和依存关系。作家站在怎样的立场从事文学创作，显然会对读者的心灵产生不同影响。其伦理态度往往，会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精神导向。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立场，自五四以来，一直是新文学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和价值所在。真正关注人的生存和价值，是社会生活和谐的出发点。只有作家把人，尤其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境遇作为自己写作的精神内核，文学才能够在混乱的现实生活中，成为一种主导力量或者提供提升的可能。

历经百年社会变迁，中国现代小说以20世纪初白话文学对传统伦理生活范式的反省为开端，到五四新文学阵营对创痛社会伦理生活的彻底批判，终于形成第一次全面的文化反思热潮。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立足国民性批判与民族精神重建，第一次把文化伦理与社会发展蓝图紧密相连。明确主张：“立人”然后“立国”，“人立而后凡事举”，“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是五四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文化伦理建构的第一次清晰勾画，并且由此引发巨大的文学与思想建设道路的争端。这种思想史的论争直至今天依然没有结束。从文学自身发展看，鲁迅的“立人”思想内在地引发了当代伤痕反思文学热潮，而“人国”思想无疑为当代作家的乌托邦书写提供了最重要的精神传统。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文学作为社会生活和历史记忆的文本形式，必然带有鲜明的伦理色彩。中国现代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体系是建立在西方现代社会伦理，即资本主义精神与中国多维伦理话语相结合的基础上的。面对文化伦理的现代转型，文学成为先导力量。但是，新文学并没有真正进入世界的核心，而是服从现实需要附着在政治的旗帜上，做了宣传的工具。意识形态之外的写作，也局限于个人苦闷和男欢女爱，缺少真正有力量的民族心灵史。因而有学者称，“在鲁迅之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是停止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世俗伦理的渗透和拓展，日常生活审美逐渐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价值取向。消费世俗伦理和大众化道德狂欢取代了文学形式实验和精神探索，纯粹理想书写消退，后现代主义小说和通俗文学甚嚣尘上，文学的道德评价和道德批判力量渐渐减弱。这方面，王朔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王朔的出现，摧毁了20世纪80年代当代中国理想主义构建的精神长城，此后，世俗生活和日常欲望作为伦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成为当代作家创作的重要路径。经由池莉、刘震云、范小青等新写实作家的推波助澜，日常伦理和世俗伦理取代政治伦理和精英伦理而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朔堪称当代中国世俗伦理的立法者。不过，这并不代表世俗伦理在解构了启蒙伦理之后，就获得了一劳永逸的安居之所。世俗生活恒久庸常，但人类的超越性追求从来没有放弃过(也就是说，张炜等作家的精神追求实际上是一种超越世俗伦理的努力)，这就意味着，启蒙伦理的价值追求将始终与世俗伦理并行。而且作家只有立足人本，才能够在当代中国文化伦理体系建构中获得真正的话语权、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二、苦难：作家的伦理关怀

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承担，是一种自觉的使命和责任(这么说有先验的意味)。当代中国作家创作一直与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关系紧密，从伤痕、反思到改革文学，包括归来的诗人和朦胧诗创作，严肃文学的审美期待和现实关注有目共睹。当然这种社会关注和苦难挖掘，与同样反映民族受难的俄罗斯文学相比，还缺少真正的精神深度。自由主义伦理与个性伦理的提出，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生存的目标和方式。先锋小说的叙事实验在今天看来，绝不仅仅是形式上的革命，更重要的是，残雪、余华、格非等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生命体验方式。突破生命表象的制约，让我们见出了人生和世界的残酷与沉重。当先锋作家普遍放弃了新锐的姿态，回归平时的生活本身，我们看到了这种转向的无奈和必然，而生命感知方式却重新变得平面和单调。把王朔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看成文化伦理叙事的一个新的开端，应该没有疑义。此前所有追问和寻找的姿态都成了他们的精神对立面。调侃解构和零度情感取消了作家的主体意识投入，文学的精神指向开始向下走。及至后来何申、谈歌、关仁山等人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接续了新写实对现实灰色人生的关怀，或多或少体现了平民世界的苦难处境，尽管廉价，但是作家不可能完全隐身的徘徊我们还是看到了。刘庆邦、陈应松、尤凤伟等作家的小说都很有力量。虽不能抵达民族病痛的根源，也 无法穷尽苦难的惨痛，当然我们也没有看到救赎的道路，但是那种疼痛还是很容易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最初。也就是说，如果在体制之外，我们还能找到另外一个病根，那么，文化伦理显然是绕不过去的存在。

荷尔德林在一首诗中说： “生活乃全然之劳累，人可否抬望眼，仰天而问。”当下的主流叙事大都指向无不关痛痒的情感倾诉。还有一些肤浅的苦难书写背后是对意识形态的规避甚至曲意逢迎。市场以巨大的力量吞噬了部分作家的良知和真诚，直面现实的勇气因利诱而妥协。很少有作家意识到，从苦难的陈述中，找到与现实的意识形态对抗的途径，在文化伦理意义上，超越单纯的人性追问，重构民族精神之塔，当代作家的写作过程自身所蕴含的精神性追求，逐步遭到世俗生活瓦解丧失。作家应该保有的现实关怀显然不仅仅是直面苦难，或者以展览苦难的形式换取一己之利。更何况，更多的作家选择了逃避和粉饰。新市民小说中的红男绿女，新生代作家笔下的歌舞升平，调侃解构都不过是文字游戏的快意江湖。作家的现实参与和生命关怀的缺乏，导致文学精神世界的低俗浮泛和空洞。毫无疑问，作家应该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这种意识不是顾影自怜，不是孤芳自赏，不是匍匐权贵脚下的奴颜，不是垂涎富翁指缝间的乞讨，不是沉溺少数人情感世界的纠葛，也不是猎奇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而是要具备自觉关注底层大众民生的良心和责任。”当作家能够真敢于承当，敢于直面自己脆弱的良心和粗暴的强权政治，那么，我们还有可能看到文学的本质与意义，避免沉迷于语言的冒险与游戏，把文学从日渐沉沦的世俗欲望，从逃避现实与盲从主流的叙事危机中拯救和解放出来。写作是通向精神澄明的道路之一，作家有责任为大众提供人生意义与生命本质的双重关怀，使之能够有勇气直面苦难，揭示苦难，超越苦难。

三、生态：作家的文化抉择

人类生存状态的变化导致了伦理要求的变化，与之相适应，学者们倾向于把伦理的变迁划分为自然伦理、社会伦理、环境伦理三个阶段。在最深层的意义上，伦理所表达的是人类的生存意识，而人类的生存意识总是对生存状态作出的反映。20世纪中叶以后，“回归自然”成为当代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和伦理要求。这种回归所表达的是人类生存状况或生存意识的新的转折。生态文学创作蕴涵的伦理价值正在于此，这一创作理念首次把批判的矛头鲜明地指向了人类生存的本质，拒绝绝望作为生态学发出的指令，给人类生存敲响了警钟。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以城市文化为核心的主流艺术已基本丧失或遗忘了它的生态根源，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的异化让作家和艺术家们内心充满了恐惧、颓废、麻木乃至绝望的阴影。而随着地球环境的不断恶化，人类终于承认文化不能再继续与维持生命的整个生态系统分离。因此，向自然延伸的文学创作视野――生态文学虽然不可能逆转对自然生态造成极大破坏的工业文明的发展潮流，但却可以和生态学及其他人文学科携手消解和批判人与自然对立、分离的世界观，颠覆征服自然、控制自然、肆意挥霍滥用自然资源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唤醒人类在功利主义驱动下日渐麻木的心灵状态和过度膨胀的权利意志；重新寻找工业文明遗落的“天人合一”的田园理想，

第9篇：关于大自然的作文范文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 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 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New 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 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 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 Rueckert,“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IowaReview 9.1(Winter 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 “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 literary 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 cultural 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 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 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 格(Frederick 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 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 Descriptions)，“目的是 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 O.Waage,ed.,Teaching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 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 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 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 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ed.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inthe U.S.and 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 “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 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 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 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 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 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 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 ethics)或“环 境哲学”(environmental 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 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 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 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 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 Baird Callicott)的主观 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 Naess)等人 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 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 Ecology: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 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有关论 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 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 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 、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 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 Bate,The Song of the 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 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 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 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 ，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 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 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 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 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和唐 ·德里罗(Don 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 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 at 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 《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 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 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 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 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 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 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 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 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 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 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 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 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 Updike,Rabbit at Rest,New York:Alfred 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 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 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 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 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 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 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 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 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 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 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 the tree stuff”)。(注：Laurence Coupe,The Green studies Reader:from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

New 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 ，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 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 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 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 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 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