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贸市场的调研报告精选(九篇)

第1篇：关于农贸市场的调研报告范文

多哈谈判中止为什么那样令人扼腕叹息，又那样令人不甘心呢？谈判中止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在谈判中到底作了怎样的贡献，是否应该做更多贡献？要解开这一个个谜团，需要我们静下心来，理性评析谈判本身及其中止的利弊，客观评价中国对多边体制做出的贡献。

一、多哈谈判中止带来的影响

要了解谈判中止可能带来的影响，首先要了解人们为多哈谈判设定的预期目标，因为正是由于谈判中止使预期目标变得无望，才引出了人们一番“痛苦”的联想。

预期目标一：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

从二战以来的经验证明，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为了实现该目标，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致力于建立包括GATT和WTO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组织。1947年仅有23个国家参加了GATT第一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如今，149个成员参与了第九回合的多边谈判，即多哈回合。半个多世纪来，随着各国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给世界带来了一系列变化，贸易快速增长，平均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学家加里・霍夫鲍尔（Gary Hufbauer）在2005年国际经济学研究所出版的一份综合性研究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家从自由化和全球化中受益匪浅，开放了贸易和投资市场的发展中国家比封闭市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快5倍；同时，在此过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获益更多，50年来，自由化使美国的财富每年递增1万亿美元Ⅱ。人们期待，多哈回合带来的进一步自由化的好处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政府在放开贸易管制的同时，为遵守多边谈判制定的游戏规则，将进一步提高立法的透明度，增强保护财产的意识，从而保持社会稳定，促进世界和平。

预期目标二：加快发展中成员的发展，进一步消除世界贫困

2001年11月多哈部长级会议开宗明义Ⅲ，以发展命名谈判，称为多哈回合为发展回合。以发展命名，原因至少有二。首先，那次贸易部长级会议时值9.11恐怖袭击后两个月，发达国家惊魂之后有所醒悟，认识到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发展中国家贫困会危及发达国家安全Ⅳ；其次，发展中国家经过实践恍然清醒，意识到发展中国家从乌拉圭回合谈判一揽子中获益实在有限。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乌拉圭回合最重要的成果，即《多种纤维协定》取消纺织品和服装配额，拖至2005年才得以部分落实；农业贸易自由化虽然取消了绝对数量配额，但取而代之的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高关税和关税配额，贸易壁垒实际上并没什么改变；而知识产权协定如此之严厉，以至于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药品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比任何时候更加迫切。

贸易增长刺激经济发展，从而有助于消除贫困，经济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威廉姆・克莱恩研究表明，在亚洲收入相对平均的国家，人均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减少2到3个百分点的贫困人口，而在拉美和非洲的作用大约是1到2个百分点Ⅴ。人们对多哈回合谈判促进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寄予厚望，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贫困国家参与多哈谈判的重要动力。

预期目标三：消除贸易扭曲，重塑公平的国际贸易体系

目前发达国家主导构建的国际贸易体系存在着严重的贸易扭曲和不公。其一，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面临的关税要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关税。即使是平均关税不到2%的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如鞋、蔬菜、果汁、花生和糖，征收的关税却高达40%至100%。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税情况更糟，一些国家某些农产品的关税高达1000%以上，例如瑞士活动物关税高达1909%，挪威动物骨粉关税更高达3388%。发达国家高额农业补贴也是目前国际贸易体系中不公平的一个典型例证。斯蒂格利茨曾经在其《社会公正与全球贸易》⑻一文中举例，大约2.5万名富裕的美国棉农每年可分享政府提供的30亿至40亿美元的棉花补贴，导致棉花产量增加，价格下降，而这些补贴给非洲撒哈拉南部以种植棉花为生的1000多万棉农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其三，虽然乌拉圭回合谈判确立了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的合法地位并进行了初步规范，但部分国家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经常滥用这些措施保护本国夕阳工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发展较快的国家（如中国）成为贸易救济措施的重灾区。谈判伊始，规范贸易救济措施等也是多哈谈判的议题之一。

促进增长、消除贫困、重构公平、保持发展是人们寄予多哈回合的良好愿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哈谈判中止使经济增长陡增悬念，使消除贫困的计划蹒跚滞后，使重构公平的愿望严重受挫，使促进发展的信心大大削弱。

尽管如此，预期终归只是预期，毕竟不是现实。不管多哈谈判中止与否，我们都应静下心来认真分析多哈谈判实际进程与美好期望之间存在的距离，客观衡量、理性评估多哈谈判可能带来的利益。

二、客观评价多哈回合谈判的作用和影响

（一）多哈回合谈判给世界经济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可高估

发展是多哈谈判的起点和归宿。谈判能带来多大程度的发展，特别是谁是赢家、谁是输家、输赢多少已成为WTO成员政府、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深入探讨、反复研究的焦点。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发表了多份为人们所熟知的定量研究报告⑼。单是世界银行前后就出过两份报告。第一份报告Ⅵ发表于2005年香港会议前夕，报告对多哈谈判结果进行多种假设，其中有种极端假设是各方同意完全实行自由贸易，即取消所有关税、配额、非关税壁垒等各种贸易保护措施，在这种假设下，报告预测多哈回合协议将能给全球带来5000多亿美元的经济收益。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国际组织给予多哈回合谈判的最高期望和设想。尽管报告一再声称完全自由化是为便于比较而做出的理想假设，但5000多亿美元这个理想结果经常被片面地引用（常见错误引用如“据世界银行估算，多哈回合协议的达成将在2015年之前给全球带来5000多亿美元的经济效益”）⑽，也导致世界银行报告研究方法、数据和结果遭到世人广泛批评。为此，世界银行更新了数据，改进了方法，于今年2月再次公布了新的研究结果Ⅶ（简称“世行报告”），认为完全自由化能带来287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虽然第二次评估收益缩水将近一半，但其部分假设和方法仍过于理想，报告再次遭到了质疑。

今年3月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专家组在改进世行模拟方法并更新数据（GTAP6.0）⑾的基础上，重新评估了多哈回合对世贸成员特别是对发展中成员的影响，认为根据谈判结果的不同，多哈回合谈判实际能给世界带来400-600亿美元的收益，不足成员GDP的0.2%（以下简称“卡耐基报告”Ⅷ）。如果不考虑卡耐基报告无法避免的诸多宏观经济模型的通病，其方法、数据和结果较其它报告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这一报告得到了美欧等政府以及研究机构的广泛肯定。报告反复强调，“夸大多哈回合的收益有两种负面影响：即产生不现实的预期，还将导致低估协议对美国和发展中国家部分经济体所造成的实际损害；贸易不是减轻贫困或促进发展的万灵药，其贡献只是相当适度的”。报告引起了欧美业界的深刻思考。在谈判中止前，美国谈判代表在磋商中表示，其国内业界要求政府不要急于求成，以当前形势看协议所能带来的效益十分有限，并戏称希望多哈回合带来的效益能付得起谈判人员的差旅费。

（二）对中国收益的评估更应谨慎

1．中国不同产业受益不均

在对多哈谈判对全球经济贡献给予客观评价的同时，对中国获益的评估更应冷静、客观、谨慎。卡耐基报告认为，工业品及渔产品的贸易开放，中国是最大的赢家（这是报告的一面之词），国民收入增加148亿美元；而在农业改革中国损失最大，国民收入损失2.94亿美元。

2004年初国内有关部门对当时各种方案的利弊做了深入分析，并组织部分资深专家进行了研讨，认为在相对合理的可能削减方案下，中国净出口（出口-进口）增加约130亿美元，且绝大部分源于工业产品和渔产品贸易，农产品出口增加微乎其微。虽然该研究结果绝对数和卡耐基报告相近，但所反映的收益远小于卡耐基报告结果。该研究中使用的指标是净出口变化。该指标扣除因进口增加而导致的减产等因素后，方与卡耐基报告所用的GDP净增加这一指标相当。除了该研究未考虑微弱的动态收益（例如技术转移、投资扩大等因素将进一步扩大收益）而可能低估获益外，卡耐基报告对中国收益的计算结果也有不小的水分。首先是在关税削减方面，卡耐基报告以实施税率为削减基础评估，而实际谈判则以约束税率⑿作为基础，印巴等主要发展中成员工业品约束税率远远高于实施税率，水分很大，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可能性较小，中国从发展中成员工业品市场获益规模将比卡耐基报告预期大幅缩水；其次是在农业国内支持谈判计算中，卡耐基报告同样以实施水平作为基础评估，而欧美国内支持约束水平远高于实施水平，实质性削减的可能性有限，欧美降低国内补贴后而让渡的国际市场规模也有限，中国获益也远不如卡耐基报告预期。这两个方面的水分将使中国在工业品方面的获益大幅下降，而在农业方面表现出来的损失将进一步扩大。

当然，即使不考虑卡耐基报告存在的缩水因素，以及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收益增量的重要区别⒀，中国从多哈回合的总获益（148-2.94=145）也不足当前中国GDP的1.5%。

2．关注多哈回合谈判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城乡差距扩大。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收益在不同部门间的分配并不均衡。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多哈谈判将使中国工业和农业在一得一失中拉大城乡间差距。

各行业差距扩大。按照卡耐基报告，我们把所有贸易产品分为22类。在22类产品对应的行业中，中国能获得净收益的行业有6个，按收益大小排序，依次为服装、电子电器、皮革和鞋类、加工食品、谷物以及蔬菜水果行业，而其余16个为净损失的行业，主要有电子机械和非电子机械、汽车及运输工具、化学品、塑料和橡胶产品、畜产品、油籽、肉类和奶制品行业等。行业间的收益分配不均加大行业间差距，进而导致产业调整和集中。这里存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产业结构调整成本凸现。伴随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各行业间差距的拉大，城乡间以及各行业间劳动力转移将进一步加剧。在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的情况下，就业、再就业的压力将加大。二是，对诸如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更重要的是，要成功发展，生产就必须从落后、生产率低下的传统产业转向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现代产业。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不设保护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很难参与现代产业竞争。自由化很可能会把他们的产业或产品拖在产业或产品链条的低端。对于这一点，韩国深有体会。35年前，呼吁自由贸易的人们告诉韩国要坚持种水稻，但韩国知道即使它成功提高了水稻产量，它将仍是一个穷国，它必须进行彻底的工业化。在卡耐基报告中国收益产业清单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收益部门主要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这无疑是给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端产业带来新的挑战。

关税收入下降。2005年中国关税收入1000亿元左右。按照目前谈判方案，以2005年数据静态估计，多哈回合关税削减将使关税收入减少40%左右，降低约400亿元，这将成为中央财政减收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多哈谈判与贸易保护主义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国内外学者、官员都已普遍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是贸易保护主义产生和蔓延的主要原因。“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的转移，产业的转移促进了就业的转移，就业的转移形成了国内政治的压力，国内政治的压力形成了贸易保护主义”⒁。乌拉圭回合谈判确立了贸易技术壁垒、贸易救济措施等方面的一系列规则，给贸易保护主义戴上了强有力的“紧箍咒”。但乌拉圭回合结束、WTO成立以来，随着成员按乌拉圭协议逐步开放市场，国际间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成员特别是发达成员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加剧。1995-2005年10年间成员诉诸WTO争端的案件就多达300多件，是GATT框架近50年贸易争端的数倍。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并未因为乌拉圭回合“紧箍咒”带来的限制而有所收敛，反而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认为，从多哈回合目前规则谈判进程看，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其他WTO成员特别是发达成员的贸易保护工具，例如降低关税、削减农业国内支持、取消农业出口补贴等。但正如WTO专家约翰・杰克逊（JOHN H. JACKSON）所言，在规则谈判方面，“多哈回合远远比不上乌拉圭回合，乌拉圭回合是‘英雄’(heroic)的回合，36000页法律文件，而多哈回合只能是一个‘差不多具有建设性的’(reasonably constructive)回合罢了Ⅸ”，其谈判成果倘若能为本回合市场开放保驾护航已属万幸。我们认为，多哈谈判与贸易保护主义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随着中国生产能力、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以及“三农问题”的逐步解决，无论多哈回合谈判成功与否，中国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

（四）多哈回合与区域贸易安排并不矛盾

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是朋友还是敌人，向来存在争议。在WTO框架下，区域贸易安排（包括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和发展中成员优惠三种形式）是对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一种例外，即区域内成员间优惠不自动适用于区外国家或地区。因此，有种观点认为，区域主义是对多边主义的侵蚀和替代，对区域贸易安排迅速发展担忧不已。

我们认为，区域贸易安排与多边贸易体制相互补充，而不会相互削弱。一方面，按WTO的规定，WTO成员寻求贸易安排的时候不能规定对其他成员的歧视性贸易安排；另一方面，正如WTO秘书处199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所言，“区域贸易安排实际发展程度比人们认识到的要大得多，区域一体化进程和多边一体化进程在追求更加开放的贸易方面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该报告还指出，区域贸易安排允许一部分国家谈判规则和承诺，超过了相应时期多边谈判所能达到的承诺。部分规则，如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规则，反过来又为多边谈判（如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而有些区域贸易安排已就环境标准、投资和竞争政策达成了协议，这三个问题已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提及，也成为多哈谈判中的新议题。因此多边贸易协议不可能完全解决世界各国贸易的全部需要。典型的例子除了欧盟之外，还有美国与新加坡协定这样的例子。美国与新加坡之间的协定不仅仅包括贸易的问题，还包括金融、投资以及政策协调等一系列内容。这些内容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在WTO多边体制下完全解决的。

我们认为，一方面，如果多哈回合遭遇不测，美欧以及中印等主要WTO成员虽然将加快区域贸易合作的步伐，但也不会使其在寻求双边和多边贸易安排时违反WTO规定，设置针对其他成员的歧视性条款；另一方面，即使多哈回合成功，也不会阻止区域安排的增加。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坚定地支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多边贸易体制，同时，不排斥区域贸易合作与安排，并相信多哈回合谈判与区域贸易安排将各得益彰。

综上，如果多哈谈判经过一场危机后重新恢复，且能沿着“发展”这一主题坚定地把谈判进行到底，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成员、发达国家成员都将因此获益，但获益多少并不均衡，获益程度不能估计得过于乐观。相反，如果谈判被少数发达国家所左右，偏离“发展”这个主题，那真可用得上有些成员说的那句话：一个“坏”的协议，还不如没有协议。谈判中止固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但一个“坏”的协议更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三、中国一如既往地贡献于多边体制

华盛顿邮报曾发表过文章，指责中国在WTO谈判中缩头缩尾；而同时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欧盟贸易委员、WTO总干事访问中国无一例外地要求中国要更多表现灵活性，多做贡献。那么到底中国做没有做贡献？是否应该多做贡献？多做哪些方面的贡献？让我们以事实回答这些问题。

（一）在加入WTO谈判中，中国做出了广泛承诺，这些承诺不仅仅超过其他成员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所做出的贡献、超过多数成员在两轮谈判（乌拉圭回合和多哈回合）可能做出的承诺，甚至超出了WTO目前的框架范围。

1、WTO传统框架下的巨大贡献

关税。在乌拉圭回合以及中国入世承诺Ⅹ中，中国承诺将农产品关税由乌拉圭回合谈判基础税率54%，降低到15%左右，平均削减幅度高达72%，不仅高于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发展中成员平均削减24%的要求，也将远远超过绝大部分WTO成员在两轮谈判中可能做出的贡献。退一步说，即使不考虑中国在乌拉圭回合的贡献，中国加入承诺的关税削减（略超60%）也已大大高于其他成员在乌拉圭回合的关税削减（发达成员36%，发展中成员24%），而且如果多哈回合关税削减幅度不超过48%，中国加入时的削减幅度已经超过其他成员在两个回合削减幅度的总和。从目前的形势看，WTO尚未有这样的抱负水平和开放力度。工业品的关税情况也类似。

农业国内支持。在加入谈判中，中国不仅承诺取消所有黄箱支持措施，而且所保留的最低限度国内支持（称为“微量允许”，中国承诺国内支持为8.5%的农业生产总值）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应享有的10%农业生产总值的支持水平。

农业出口补贴。在加入谈判中，中国承诺不对农产品出口进行补贴。而取消农业出口补贴被视为多哈回合谈判发达国家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2、非WTO传统框架下史无先例的贡献

中国在入世承诺中的三个“不利条款”，即非市场经济条款、纺织品出口的自我控制条款、特定产品特殊保障机制条款，在多边体制下为增强其他成员信心（遗憾的是，被有些国家滥用了）而做出的自我奉献大家已熟知。

除上述三个条款外，中国还为建设多边体制、提高自身透明度做出了大胆尝试。包括但不限于：

只针对中国的过渡性审议，是WTO史无前例的措施，提高了中国政策的透明度；

承诺把给予国有企业补贴作为专向性补贴，免去了其他WTO成员在实施反补贴措施中论证“专向性”的要求，使其他WTO成员专门针对中国产品实施反补贴措施更加方便。这在WTO/GATT史上尚无先例。中国在这一条款上所做出的让步可能将超过在“三个不利条款”上的牺牲。

（二）中国为为多哈回合谈判的贡献有目共睹

作为WTO新加入成员，中国积极参与和影响游戏规则制定，维护发展中成员利益，为推动谈判提出了开拓性方案，为多哈回合谈判做出多方面、多层次的建设性贡献。

1. 争取新加入成员待遇

在本轮谈判中，一些发展中新加入成员（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格鲁吉亚、约旦、立陶宛、摩尔多瓦和阿曼等等）与中国一样，约束税率与实施税率基本一致，而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约束税率与实施税率之间有较大水分。对新加入成员关税的任何削减都是实质性的削减。如果没有其他灵活性安排，和中国一样，它们必须在加入WTO谈判中已作广泛市场承诺的基础上，继续做出比其他发展中成员甚至是一些发达成员更多的贡献。这样大幅连续的减让将危及这些经济体中脆弱产业的发展和生存。为了解决中国和这些成员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在谈判伊始提出了“新加入成员待遇”的概念。尽管有不同声音（如有观点认为，WTO成员没有新旧之分），但毕竟谈判就是争取利益、制定新规则的场所，没有什么不可以谈，而且新加入成员这样的概念利己利人，新加入成员的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亦成为中国对多哈回合的重要贡献。多哈谈判启动后成员达成的法律文本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在新成员问题上取得的成果。

《多哈工作计划总理事会2004年7月31日决定》Ⅺ（“七月框架”）：附件A制定农业模式的框架第47段：新加入成员的特别关注将通过特定灵活性条款予以有效处理。附件B制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模式的框架第11段：我们认识到新加入成员应适用关税减让的特殊规定，以便考虑它们作为加入一部分而承担的广泛的市场准入承诺以及在许多情况下分阶段关税削减仍在实施的情况。我们指示谈判组进一步详述此类规定。

2005年底《香港宣言》正文第58段：我们认识到在加入时做出广泛市场准入承诺的新加入成员的特殊情况。这一情况将在谈判中加以考虑。

这意味着，在今后谈判中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成员所享受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做出具体规定，以减轻新成员在新一轮市场开放中的压力。

2. 开拓性提出市场准入关税削减方案，为推动谈判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关税削减公式是农产品和非农产品（包括工业和渔业）市场准入关税谈判的核心内容。中国在两个方面均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议。

在非农产品市场准入关税谈判领域，考虑到发展中成员关税普遍高于发达成员关税，为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成员利益，中国提出了适用非农产品关税削减的中国公式。中国公式创造性地把平均税率这一核心因素引入了关税削减公式领域，成功地解决了不同关税结构成员适用同一减让公式的公平性问题。中国公式一经推出立即得到了众多国际组织和发展中成员的充分肯定。WTO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组前主席吉拉德（瑞士大使）在深入研究中国公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吉拉德主席公式。吉拉德公式继承了中国公式的核心和创新因素。从此，“平均税率”这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概念深入人心。尽管多哈谈判几经波折，非农产品关税削减公式几经变化，但“平均税率”始终是发展中国家据理力争的强有力武器，闪现在发展中国家肯定、赞成或坚持的公式或系数中。在谈判中止前夕，发展中国家或赞成ABI公式⒂，或支持双系数的瑞士公式。所谓ABI公式就是包含给予未约束税目灵活性的吉拉德公式；而双系数的瑞士公式，就是发展中成员和发达成员适用系数分别为30和6的瑞士公式，其中的30和6分别为所有发展中成员以及所有发达成员非农产品关税的平均税率。二者都紧扣住中国公式的核心因素―平均税率。

在农业市场准入关税谈判领域，中国推出了分层混合公式。该公式在分层基础上巧妙地把乌拉圭回合减让方式和瑞士减让公式结合起来。其创造性再次得到了一些成员的热情肯定，公式的基本内核，即单一方式、分层、协调等三因素已成为到目前为止各方一致认可的农业市场准入减让公式的核心内容，纳入了《香港宣言》第7段内容。

3. 关键时刻成立G20，全方位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成员利益

为更好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成员的利益，在多哈回合坎昆会议期间，中国和巴西、印度、南非等20几个发展中成员宣布成立农业谈判20国协调组（G20），巴西、印度、中国、南非等成为该协调组的核心成员。在此后谈判中，发展中成员还成立了以印尼为首的33国协调组。该协调组积极主张对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产品”免予减让。作为G20成员以及G33观察员，中国不仅维护了中国在农业方面的利益，也显著提高了G20、G33的话语权，最大程度为发展中成员争取了利益。从《香港宣言》中我们可以看到G20、G33以及中国为发展中成员所做出的贡献。

农业国内支持领域。尽管面临欧美等发达成员以及凯恩斯集团成员的反对，中国在农业国内支持谈判中始终坚持给予发展中成员的最低限度的农业支持，即“微量允许”，免于削减。最终《香港宣言》第5段规定，没有“综合支持总量”（AMS）的发展中成员的“微量允许”可以免于削减。由于中国以及许多发展中成员的AMS承诺为零，这意味着中国和这些成员在多哈谈判中不需要对农业的国内支持作任何削减。

农业市场准入领域。《香港宣言》第7段规定，发展中国家可以自主指定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作为“特殊产品”（SP），并有权使用“特殊保障机制”（SSM）。这样，中国和其它发展中成员的一些弱势农产品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免于减让或少做减让。

农业出口竞争。由于发展中国家往往无力补贴农产品出口，但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对农产品出口的巨额补贴压低了农产品价格，冲击了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生产或挤压了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市场。几经努力，发达成员终于同意取消出口补贴。《香港宣言》第6段规定，发达成员“保证在2013年底前完成所有形式的出口补贴的平行取消并规范所有具有同等效力的出口措施”。

从史无前例的中国市场开放决心和行动，到千方百计维护发展中成员利益的中国声音，再到谈判文本字里行间难以磨灭的中国痕迹，这一切无不昭示着中国的贡献和个性，所谓“缩头缩尾”恐怕只是对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误读。我们认为，中国作为负责任发展中大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加入WTO谈判以及多哈回合谈判过程中为多边体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参考文献

Ⅰ.《贸易走向未来》，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编，张江波、索比成译，张向晨校。

Ⅱ.《多哈的意义》，卡拉.A.希尔思，陈建宁译，傅兴国校译，原载于美国《外交杂志》2005年12月WTO专刊。

Ⅲ.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WTO, 14th Nov.2001,.

Ⅳ.《社会公正与全球贸易》，斯蒂格利茨，译自《远东经济评论》。

Ⅴ. 《多哈与发展》，威廉姆.克莱恩，张薇译，傅兴国校译，原载于美国《外交杂志》2005年12月WTO专刊。

Ⅵ. ⅥGlobal Agricultural Trade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Editors M. Ataman Aksoy and John C. Beghin, World Bank,.

Ⅶ. Doha Merchandise Trade Reform: What’s at Stak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Kym Anderson, Will Martin and Dominique van der Mensbrugghe, World Bank, .

Ⅷ. Winners and Losers-Impact of the Doha round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Sandra Polaski, /trade.

Ⅸ. 《著名WTO专家杰克逊谈WTO及多哈回合谈判》，商务部世贸司网站，2006年3月22日。

第2篇：关于农贸市场的调研报告范文

（一）工作目标：按照“抓龙头、铸链条”的要求，重点围绕主导产业、优势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着眼于产业链缺失环节的填平补齐和上下游配套，梳理形成拓展延伸产业链路线图。同时，根据产业发展现状和条件，深入研究分析，提出产业链延伸需求和对接央企、民企、外企的潜在业主单位，策划生成一批重点项目，指导市本级和各县（市、区）有针对性地开展三维项目对接工作和招商引资工作，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加快提升和完善我市现代工业体系。

（二）工作重点：在充分利用“十二五”产业专项规划和已有产业梳理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以下工作：

1、把握产业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主要分析我市的产业规模、产品结构、市场需求、产业链、布局、园区发展和国内外行业发展态势等。其中重点对我市已形成的产业链、尚未形成的产业链以及已有产业链中的缺失环节等进行分析。

2、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以市场为导向，从产业链发展条件和需求出发，在原有产业链梳理成果和相关产业专项规划的基础上，提出完善产业链、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的方向和重点，明确链条和各个环节，策划生成产业链项目。

3、提出对接合作建议。针对产业链的环节，重点在央企、省属企业、民企500强、世界500强和省内外知名企业中提出潜在的投资方和市内合作方，策划提出对接合作项目及项目的布点建议。

二、工作要求

产业梳理成果建议以《市重点产业梳理报告》形式体现，包括一个总报告和11个分报告，总报告由市发展改革委牵头研究撰写，分报告由市直有关部门牵头研究撰写。各级各部门要在产业梳理后进一步深化项目策划和与央企、民企、外企的对接合作工作，主要针对产业链缺失环节的填平补齐和上下游延伸的重大项目寻找对接合作重点对象，加强联系和跟踪推进，及时反映对接中存在的困难和需要提请解决的问题。具体要求如下：

（一）坚持三个突出

1、突出龙头培育、链条延伸。促进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环节延伸拓展,抓大项目、大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集聚发展上下游企业。

2、突出发展定位、优化布局。按照不同区域资源禀赋、区位特点与产业基础，统筹产业空间布局，确立差异化发展战略，合理确定区域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

3、突出转变方式、保护生态。切实把好新上项目的产业政策关、资源消耗关、环境保护关，珍惜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

（二）总报告：《市重点产业梳理总报告》，具体内容为在深入研究分析全市产业发展现状基础上，提出龙头培育、链条延伸的具体方案，包括项目策划、合理布局、协调机制和统筹推进（包括优势互补、飞地管理）等的举措。

总报告由市发展改革委负责组织汇总编制。

（三）分报告：由机械（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农副产品加工、林产加工、纺织服装、冶金建材、精细化工、矿产资源加工、生物、旅游养生、商贸流通、创意等11个重点产业梳理分报告组成。各分报告要根据产业发展现状和条件，深入研究分析，提出产业链需求和潜在的合作双方，策划生成一批重点项目，填补产业链的空白。

1、机械（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业，由市经贸委负责组织梳理编制。

2、农副产品加工业，由市农办负责组织梳理编制。

3、林产加工业，由市林业局负责组织梳理编制。

4、纺织服装业，由市经贸委负责组织梳理编制。

5、冶金建材业，由市经贸委负责组织梳理编制。

6、精细化工业，由市经贸委负责组织梳理编制。

7、矿产资源加工业，由市国土资源局负责组织梳理编制。

8、生物产业。由市发展改革委负责组织梳理编制。

9、旅游养生业。市旅游局负责组织梳理编制。

10、商贸流通业。由市经贸委负责组织梳理编制。

11、创意产业。由市经贸委负责组织梳理编制。

（四）报告格式：报告格式要求统一，内容包括：产业现状和趋势、产业链分析、产业发展重点、对接合作建议等四个部分（具体可参考省上产业梳理分报告）。此外，为了配合完成总报告，要求各分报告撰写单位从分报告中提炼一份摘要，字数控制在3000-5000字，提供给主报告撰写单位。

三、任务分工

加强组织领导，协调落实好各方面力量，合理分工协作，落实责任。

（一）市发展改革委：产业梳理工作牵头单位，与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共同推进产业梳理工作。主要负责产业梳理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内容的总体把握，做好与“十二五”规划、有关专项规划的衔接。具体负责总报告和生物产业分报告的梳理、起草工作。

（二）市经贸委（商贸办）：具体负责机械（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精细化工、冶金建材和商贸流通等重点产业分报告的梳理、起草工作。负责全国民企500强和部分省内外重点企业发展规划、产品优势的收集、整理和竞争力分析，针对我市产业梳理成果，提出对接合作意向和建议。

（三）市农办：具体负责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分报告的梳理、起草工作，并针对我市产业梳理成果，提出我市农副产品加工领域的三维项目对接合作意向和建议。

（四）市旅游局：具体负责旅游养生产业分报告的梳理、起草工作，并针对我市产业梳理成果，提出我市旅游养生领域的三维项目对接合作意向和建议。

（五）市林业局：具体负责林产工业分报告的梳理、起草工作，并针对我市产业梳理成果，提出我市林产工业领域的三维项目对接合作意向和建议。同时积极配合做好食品加工业等重点产业梳理工作。

（六）市国土资源局：具体负责矿产资源加工业分报告的梳理、起草工作，并针对我市产业梳理成果，提出我市矿产资源加工领域的三维项目对接合作意向和建议。

（七）市外经贸局：积极主动参与和配合做好相关产业梳理工作，主要负责世界500强境外企战略布局、产品优势的收集、整理和竞争力分析，并针对我市产业梳理成果，提出对接合作意向和建议。

（八）市国资委：积极主动参与和配合做好相关产业梳理工作，主要负责119家央企“十二五”发展规划和战略布局的收集、整理工作，并针对我市产业梳理成果，提出对接合作意向和建议。

（九）市科技局：主动参与和配合做好相关产业梳理工作，主要负责提出相应的技术发展路线、“十二五”期间我市重点突破的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科技工程。

（十）市农业局：主动参与和配合做好相关产业梳理工作，主要是配合做好农副产品加工、生物产业等重点产业梳理工作。

（十一）市药监局：主动参与和配合做好相关产业梳理工作，主要是配合做好生物产业等重点产业梳理工作。

（十二）市粮食局：主动参与和配合做好农副产品加工业等重点产业梳理工作。

（十三）市统计局：主动参与和配合做好相关产业梳理的指标统计工作。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工业园区管委会、荣华山产业组团管委会要加快辖区内优势特色产业梳理和重点产业集群（基地）发展规划或实施方案的编制，明确目标任务，认真梳理产业集群（基地）的龙头企业和产业链条，围绕产业链延伸和配套策划生成一批项目，向重点产业梳理牵头部门报送。

四、时间进度

（一）9月下旬完成梳理初步报告；

第3篇：关于农贸市场的调研报告范文

关键词：反倾销；保障措施；贸易歧视政策

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6)02-0013-05　收稿日期：2005-12-07

一、美国对华歧视性贸易政策

(一)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

出口管制是美国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采取的一种贸易控制手段，其目的是发现和制止非法出易并惩处违规者，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出口管制以终端用户为基础，重点评估申请出口的项目对终端用户的民用需求是否适当，以及项目转移应用的危险性。1988年美国商务部制订了《出口管理条例》，详细列出了有关出口管制的政策法规。2002年12月，在泰国举行的贸易安全会议上，美国商务部提出贸易转运国出口管制计划，防止被美国视为管制的物品在转运过程中转往其它国家。这一计划旨在弥补出口管制的漏洞，堵塞全球供应链中的安全漏洞。

美国对华的出口管制随中美关系变化而变化。美国《出口管制条例》将除加拿大之外的所有国家分为七组。由严格到宽松依次是：Z组、S组、Y组、W组、Q组、T组和V组。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被列入Y组。随着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美国放宽对华技术限制，并于1980年单独为中国建立一个P组，以示与前苏联有所区别。1983年，里根政府将中国的管制政策再次下调至V组。1989年6月之后，中美关系再次进入低潮，美国停止对放松中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审议。[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和综合实力不断上升，美国决策者已越来越明确意识到中国有可能成为其潜在的战略对手，出口管制不可避免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手段之一。尽管对华限制几经调整，但中国一直是美国出口管制的重点，尤其是军民两用技术，目的是不使中国的核武器、导弹、化学和生物武器以及其他值得关注的军事项目从中获益。近期，美国相关部门正加强执行国家安全技术转让制度，加强出口管制，防止商业机密泄露等。

美国屡屡动用技术出口控制政策，不仅严重干扰了中美之间的正常贸易，而且给两国关系造成损害。如1996年，美国国务院指责休斯公司向中国转让敏感技术，并于1997年暂停批准中美之间的卫星委托发射合同。2003年初，美国国务院再次指责波音公司和休斯公司非法向中国提供可能用于制造洲际导弹的卫星和火箭技术，并向联邦法院，两公司被罚款6000万美元。美国政府的行为不仅使中国公司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也给中美技术贸易制造了许多麻烦。许多美国公司担心，美国政府这种过分限制只能迫使中国转向其他国家购买技术，使得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被其他国家的公司抢走，从而使美国蒙受更大的商业利益损失，必然会对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产生影响，严重地损害美国在这些领域的技术领先优势。

(二)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

农产品补贴一直是世界贸易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许多农产品产量和出口都居世界首位，这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农业补贴政策是分不开的。2002年5月，美国又颁布了《2002年农场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即新农业法，在WTO规则框架下，不仅增加了补贴力度，而且扩大了补贴范围，决定在此后6年内将美国农产品补贴增加67％，每年向农作物和乳制品追加64亿美元的补贴，同时增加对谷物和棉花种植者的支付额。根据美国农业部估算，按1996年旧法案，2002年农业补贴支出为174亿美元；按2002年；月颁布的新法案，2002年农业补贴支出为208亿美元，当年新增了34亿美元，至2007年生效期内，新增农业补贴519亿美元，共达到1185亿美元。用于农产品补贴、贸易补贴、资源和生态保护、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服务、国内农业安全、教育研究和农业保险等方面。

在中美贸易中，农产品贸易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的农业补贴使美国出口农产品占尽价格优势，增强了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美国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盈余状态。由于我国农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农业补贴又受到财政预算的约束，导致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比较缺乏竞争力。美国农产品出口价格上存在着较大的“剪刀差”，中国一直处于劣势。除此之外，中美农产品摩擦还表现在进口农产品配额与转基因产品上。为了保护国内农业生产和食品安全，自2002年3月20日起，我国开始实行新食品法，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以及农业部190号公告《转基因农产品安全管理临时措施公告》，对大豆和玉米等转基因农产品进门进行了限制。而美国出口中国大部分大豆和玉米都是转基因食品，这影响到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使美国10亿美元的转基因大豆进入中国市场受阻。美方据此认为中国有意设置技术壁垒，拖延向国外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时间。但是美国对农产品的检验却一直实施严格的技术标准。

(三)贸易制裁与贸易补救措施

1．特别301条款。根据特别301条款，美国每年要对世界上的贸易伙伴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考察，并且要排队，分成不同的种类，做一个评价，如果发现了其它的贸易伙伴当中在知识产权方面有不利于美国的情况，就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贸易报复措施。多年来，美国先后对中国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宣布使用“特别301条款”，而事先却不与这些贸易伙伴磋商。中国经过多年的努力，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已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并参加了世界主要知识产权机构和组织，已基本上与国际接轨，十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在世界上也得到了普遍的肯定，但是，美国却置若罔闻，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指责，美国每年都要发表一份年度“特别301”报告，多次把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美国在《2003年中国履行WTO承诺报告》中，再次指责中国在履行知识产权保护的承诺中缺乏有效的执行力度。2004年7月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发表讲话认为，中国企业现在对美国企业是全面侵权，从光盘到伟哥，从版权到商标，从汽车零配件到小五金制品，以及轻工、纺织、机电产品等，损害美国企业的经济利益高达240亿美元。2005年，美国商会会长托马斯多诺霍指出，盗版问题在中国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人们可能无法分清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和冒牌汽车。由此可见知识产权问题是中美经济关系中的潜在的火山。

2．“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根据人世议定书，中国将在人世15年后才能得到完全市场经济待遇，这意味着美国可将我出口产品价格视作非“正常价值”

并以市场经济“替代国价格”对我进行反倾销。人世前，我国就已经是美国进行反倾销的主要对象国之一，加入WTO后，美国频繁应用该条款对我国进行反倾销，不断挑起两国间贸易摩擦。美国在对华反倾销中，经常违背“客观、公正”的原则，滥用中美协议中关于允许美国维持其现有的反倾销法的条款。特别是美国对华实施“替代国”政策时，经常违背WTO原则，给中国企业带来很大危害。美国对我滥用反倾销的现象主要是由“非市场经济条款”引起。2004年6月，美国商务部就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举行了首次听证会，商务部部长埃文斯明确指出人民币汇率问题：“除非由市场主导决定劳资和货币兑换率，否则中国将仍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可见，“非市场经济条款”已成为美国限制中国出口的重要政策手段，并将成为引发我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摩擦的重要根源。

3．特保条款与保障措施。自1980年至2004年底，美国累计对中国产品共发起19起保障措施调查(包括5起特定产品保障措施调查和12起纺织品特保措施调查)。美国实施保障措施的依据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42l条，简称“421条款”。特保条款是《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6条关于特定产品过渡期保障机制的规定，有效期为12年。根据该条款，在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出口激增，对进口国造成市场扰乱的条件下，允许WTO成员对中国产品实行撤消减让和限制进口。特保条款与保障措施相比，对中国具有很大的不公平性。保障措施要求必须是对产业的影响认定造成了“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而特保条款只要求对产业造成“市场扰乱或市场扰乱威胁”；保障措施针对所有进口国，而特保条款只针对我国，违背了非歧视性原则，构成了对中国的歧视，保障措施要求此措施生效后的任何时间出口国有权采取报复措施，而特保条款要求在该措施实施2年或3年后才进行报复。特保条款使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特保条款是2000年美国国会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6条规定的“特殊保障措施”补充写入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2]美国对特别保障条款的滥用主要表现为将本不属于《中国入世议定书》规定的可以适用特别保障条款的产品，列入实施特别保障措施范围。如将其国内生产商并不生产或制造的产品列入实施范围，美国对华纺织品出口实施特别保障就是一例。由于“特别条款”启动程序简单，而且适用期长，它必将成为美国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

4．“337条款”。是美国贸易救济法的一种。它旨在防止外国厂商以不公平竞争或不公平贸易行为，向美国出口或在美国销售外国产品，主要限于专利侵权案件。后经1974年、1979年、1988年3次修改后，目前337条款主要用于处理所谓不公平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对侵犯美国境内知识产权的产品进口和销售加以禁止，以保护国内产业对市场的占有。“337条款”将进口中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分为一般性不公平贸易做法和有关知识产权的不公平贸易做法，“337条款”的发起调查只需证明在美国有效可执行的知识产权存在，以及有关的美国产业存在或正在筹建，而无需证明被诉人的侵权行为对美国该产业造成损害，而且对于美国企业而言，提请USITC(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进行“337条款”调查是不收费的，企业申请立案较为容易。入世后，随着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不断升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出口产品比例趋于上升，涉及知识产权的纠纷日益显现，中国企业遭到的“337调查”大大增多。截止到2005年5月，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已经启动的111个调查案件中有42个涉及中国内地和香港，今后“337调查”对中国企业的威胁也是比较大的，而且都是针对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以应诉时间短、律师费用高、调查内容专业、应诉难度大、被诉企业及相关企业打击力度大为特点的“337调查”，正成为继反倾销之后中国产品输美的又一主要障碍。

二、美国对华歧视性贸易政策的原因

(一)经济方面的原因

1．缓解美国与其他国家贸易摩擦的需要。在贸易救济中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具有明显的歧视性。目前在140个WTO成员中，美不承认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除中国外，还有蒙古、阿尔巴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但这6个国家的年出口额甚少，对他们的反倾销调查几乎没有。中国出口贸易高速增长，在世界市场举足轻重，美国已经把我国作为重要的竞争对手。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上，忽视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事实，对我国采取某些双重标准，具有一定政治考虑；同时以“非市场经济地位”为由，在反倾销调查中采取歧视性做法，单方面采用第三国的同类产品的生产成本来计算我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3]，并沿用以往对计划经济国家的惯例，对我国出口同类产品的企业不分实际出口价格的高低一律实行单一的反倾销税，这种歧视性贸易政策有利于美国构筑贸易保护伞，遏制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和所占份额的日益扩大，缓解了与我国出口产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冲突。

2．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知识经济的发展，为了在竞争激烈的经济领域占领制高点，美国深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从传统的工业经济向科技经济转型。在转型过程中，传统产业成本优势丧失。由于贸易背后经济利益驱使，美国不会轻而易举地退出一些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领域，当这些传统领域受到威胁时，仍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保护措施。如在纺织、钢铁、小型家电等领域。美国卡托研究所的调查报告指出，2000年到2003年美国制造业出口下降了9．6％，占制造业贸易赤字增长的91％。[4]而高科技产业受美国政策控制又不能迅速开辟市场，这必然增大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国际分工发生变化的结果。而美国过多地把逆差账算在中国头上，对华贸易政策出现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在高科技产品出口方面设置重重技术壁垒，使中国公司难以顺利进入美国市场。

3．美国跨国公司确保利益的反映。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是跨国公司适应全球生产一体化的需要占领全球市场进行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美国跨国公司一方面要争夺全球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又要维持美国企业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跨国公司在美国经济中的支柱地位及其战略市场需要决定了政府贸易政策的取向。为保护本国跨国公司的利益，美国政府采取经济外交手段为本国跨国公司进入他国市场提供服务支持，同时采取歧视性贸易政策即通过“出口自愿限制”和针对性的反倾销措施等，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拒之门外，以确保美国跨国公司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中国企业为了与世界经济接轨，利用先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国际

竞争力，在加入WTO后出口增长加快，2004年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贸易大国的地位自然就成为美国保护自己市场的首要目标。

4．美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替罪羊”。2005年3月美国商务部表示，2004年第四季度的经常性项目赤字冉创新高，达到1879亿美元，从而使得美国2004年经常性项目赤字比上个财年增加25％，总额达到6659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6．3％。美国政府把逆差的原因归咎于中国贸易，据中方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始于1993年，为62．7亿美元，到2004年为802．7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其对华逆差始于1983年，为3亿美元；2004年为1272亿美元，在2000年时中国就取代日本成为美的最大的逆差国。美国把逆差的原因归咎为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贬值，人民币汇率低估，是廉价的中国产品扩大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实际上，中方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在对美出口中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70％。中国的加工贸易是由于美国、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为降低生产成本，转移产业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在接受这些国家的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它们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另外，不少美资企业在华投资设厂，产品返销美国。有数字表明超过一半以上的中美贸易增幅是由美国公司在华企业实现的，戴尔电脑、沃尔玛、摩托罗拉和加州食品等美国大公司均是对美出口的大户，美方每年贸易逆差的根源来自于国内，只有削减了财政赤字，提高国内储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逆差问题。把矛头指向中国只是为推动歧视性贸易政策寻找借口而已。

(二)政治方面的原因

1．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随着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失业现象日趋突出。在布什执政的几年内，美国流失了至少260万个工作岗位，失业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人。另据美国劳动部2005年1月6日公布的报告，根据季节性调整指数，2004年12月26日至2005年1月1日这一周美国失业人数为364000人，比前一周的失业人数321000增加43000人，[4]当“中国制造”充溢美国市场时，美国人认为中国产品抢走了饭碗。美国产业协会和劳工联盟纷纷给政府和国会施压，美国为化解社会矛盾已设立专门委员会对中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向国会提出政策建议。国会部分议员简单地把美国的经济衰退、高失业率和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挂钩，认为是中国巨大的出口抢占了美国国内市场份额，而中国产品竞争力是在违反人权基础上的。为此，对中国商品连连设限和反倾销。实际上中国出口至美国的产品成本的竞争力影响很小。即使把中国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美国仍然会从印度、东南亚国家、墨西哥、巴西等其他国家进口相似的产品，美国的失业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将贸易问题政治化，严重影响了中美双边贸易和政治关系的发展。

2．对华政治的需要。美国从国家利益考虑，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往往基于政治利益考虑，如用、日本“人常”问题、对的指责等来牵制中国。美国国防部2005《中国军方报告》渲染了中国的军事力量，为“中国”提供舆论支持。中国的崛起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许多国家的注意力正逐渐由“西向”朝“东向”转移，不少国家同中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增进关系和加强合作。发展中国家对“中国道路”或发展模式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中国在世界上的份量主要体现在：一是中国的大“块头”，不断增强的实力任何国家不容忽视，更何况野心勃勃的美国；二是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良好关系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三是中国的地缘位置带来的地缘政治作用；四是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现在国际公认，中国同美国一道带动了近些年世界经济的振兴，有关国外人士称“今天中国经济打个喷嚏．亚洲甚至可能世界其他地方很可能就会感冒。”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带动其政治、安全和社会等各方面效应的发挥。中国因素在世界的影响使美国不能等闲视之。再者，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最大的共产党执政国家，而且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与美国的主张背道而驰，中国自然成为美国新的战略目标。美国不希望日益强大的中国与其抗衡，国内把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必然谋求亚洲的霸主地位，这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如果中美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不能调和，最终不得不摊牌，那么中国就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现实的威胁?中美对抗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两大势力对垒．所以美国把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来认识，寻找各种借口对中国的发展设置障碍，除了向中国施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之外，在贸易政策上实施歧视性待遇是实现牵制中国的有效工具。

(三)美国全球战略目标所决定

20世纪以来，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巩固其世界领导地位，或争夺、维持霸权地位。冷战期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确立了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为了抗击苏联的需要，美国实现了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冷战结束后，美苏对抗的战略态势，因苏联解体发生根本逆转。“一超独霸”的美国将其全球战略总目标调整为“防止一个能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形成威胁的大国的出现”，以维持和强化其苏联解体后形成的独霸地位。中美之间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迥异，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显著增加，中国经济总量已升至世界第六，自然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首选压服目标。美国政府凭借超强军事实力，近年来打赢了三场局部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并通过反恐战争扩大了其在海外的军事存在和势力范围。在这一举措中，中国被定位为美国的“建设合作者”，但刘华的遏制、牵制成分仍然存在。对外贸易政策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美国通过贸易政策施加政治影响。美国通过自由贸易协定使成员方得到非成员方得不到的好处，在建立区域经济组织过程中，向成员方推行美式民主、自由、价值观。同时，美国对中国实施歧视性贸易政策，更能刺激美国的贸易伙伴积极寻求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近年来，美国加紧与其他国家建立FTA，一方面是美国政治经济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与中国有竞争关系的那些国家要维持或增加在美国市场中的地位，并且那些国家的出口产品也都集中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而美国用更大优惠的市场准入换取那些国家非经济方面的承诺，如柬埔寨承诺实施劳工标准，中美洲五国承诺与贸易开战、促进民主和环境保护，与摩洛哥、巴林建立FTA有利于美国在中东的影响。所以，美国只有打击中国，才能确保这些国家在美国市场上的有利地位，从而实现美国的政治目标。

参考文献：

[1]原玲玲，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政策选择[J].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5，(7).

[2]高永富，美国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立法与案例研究[J].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5，(1).

第4篇：关于农贸市场的调研报告范文

【关键词】自由贸易；中日韩；FTA

一、中日韩三国贸易发展现状

（一）中日韩贸易统计数据分析

自2009年以来，中日韩三国的贸易量逐步上升，中国成为韩国的最大出口国，是日本的最大逆差国，且从数据显示中，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逆差不断拉大，三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也在不断深化。同时，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贸易结构的特征：贸易的不均衡。

日本居欧盟、美国、东盟之后，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续为第五大出口市场，但将1993年以来保持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地位让于欧盟。

如按日方统计，2011年日中贸易总额为3449.6亿美元，同比增长14.3%，占日本外贸总额的20.6%，比上年减少0.1个百分点，这是自1990年以来，对华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额的比重首次出现下降，主要原因是日本地震后核电停摆，火力发电需求猛增，进口原油、天然气量价齐升，第四、第五大进口来源国沙特和阿联酋占进口比重骤然增加导致。日本对中国出口1614.7亿美元，同比增长8.3%，占日本出口总额的19.7%，比上年增加0.3个百分点；日本自中国进口1834.9亿美元，同比增长20.1%，占日本进口总额的21.5%，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受东日本大地震影响导致出口放缓，自华进口增幅2005年来时隔6年首次高于对华出口增幅。中国续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目前为止，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出口目的地。

（二）中日韩主要贸易商品构成类别

表中商品类别根据2009年日韩两国与我国的五类主要贸易商品依次对比2009-2012年中这些商品的进出口总值。

中日韩三国在贸易商品中主要以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光学、钟表、医疗设备，运输设备，陶瓷；玻璃，家具、玩具、杂项制品，塑料、橡胶，矿产品及其他商品构成。其中机电产品和贱金属制品的贸易量居于前列，其次是化工，纺织品及原料的贸易量也随着国际原材料价格的原因不断变化，其他商品的贸易量涨幅趋于小幅波动。

中国在对外贸易进出口的统计中，我国对外的重点商品有服装、猪肉、农产品、高新产品、机电产品。按国别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在对日本的服装、农产品的出口项目中所占了很大比重，占重点商品进出口统计排名的前列，其次是美国、中国香港、韩国。在2012年11月，中国对日本的服装出口为2045126.85万美元，对美国出口为2655828.36万美元；同时中国对日本的农产品出口达到1097082.09万美元，排名首位，美国以645490.80万美元位于第二，韩国以371100.21万美元居第四。由此可见，中日韩在国际贸易中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的。

中日韩三国在地理因素上存在的优势以及三国在利益需求中的共同点使得三国在国际经济贸易中找到方向，贸易上的紧密联系是无可替代的，长久以来的贸易合作关系也为中日韩FTA的建立提供了有力证明。

二、中日韩FTA谈判的进展

自2002年的三国首脑会议上，我国首次提出签署三国FTA计划。之后至2009年的时间里，各个民间组织也在为FTA做出努力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2010年至2011年，进入“官产学”联合研究阶段。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恶化，三国领导人一致决定加快谈判进度，2010年5月进入官方、产业界、专家对中日韩FTA可行性的共同研究阶段。2012年11月20日，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经贸部长举行会晤，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2011年，中日韩三国经济总量已达14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五分之一。继欧洲经济共同体与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第三大经济圈建设由此启动“机制化”第一步。酝酿十年、一波三折的中日韩FTA（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终于进入新的起点。据中国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中日韩自贸区建成将使中国GDP提高2.9%、日本提高0.48%、韩国提高3.05%。

目前中日韩三国皆因欧美市场萎缩而使得出口受到影响，这使得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也证明了加强中日韩经贸合作的必要性。受中日及日韩独岛风波影响，2012年10月初，有关中日韩FTA谈判启动筹备工作，事实上已经暂停。不过随着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三国深化经贸合作的必然选择，更是人心之所向。

在2012年11月20日，中日韩召开工作磋商会议，讨论中日韩自贸区第一轮谈判的有关筹备事宜。2013年5月，中日韩自贸区第四轮谈判已经结束，将迎接第五轮谈判，并且按照最新的谈判时间表，2014年底之前自贸区谈判有望最终达成协定。谈判内容主要集中在货物贸易降税的模式、服务贸易、投资，其它的异地谈判也将全面开展。

三、建立中日韩FTA的制约因素

（一）日韩农产品贸易保护

日韩在农产品降税中面临着许多困难，消除农产品关税将给日韩带来不小的冲击，日韩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对国内农业给予高度的保护和补贴。从补贴额占农民收入的比例来看，韩国远高于欧盟、日本和美国：韩国的相应比例为63%、日本为53%、欧盟为32%、美国为11%。正因为日本和韩国一直对农业过度的保护才使得两国的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相比之下，中国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更好的性价比优势。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报告，日本和韩国的大米（或者稻谷）价格分别为中国的12倍和6倍，大豆价格分别为中国的8倍和7倍。去年中国向日本出口农产品达109.9亿美元，同比增长20.2%。对韩国的农产品出口额达到41.7亿美元，同比增长18.3%。日韩两国农产品出口在2011年合计占我国农产品总出口25.2 %。日本农林水产省研究报告指出，若废除农产品关税，将对日本农业造成“毁灭性打击”。

（二）中国面临的产业调整困难

FTA谈判的难点，还在于金融服务、电信、钢铁机械、汽车、化工等敏感行业。日韩希望中国开放这些行业，但其提出的“准入前国民待遇”与现行中国体制冲突。例如，中国的化工、汽车、机械等行业相对于日韩处于竞争劣势，在与日韩建立FTA后可能面临进口冲击。这些敏感产业是中国与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FTA）面临的主要障碍。中日韩三国化工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都不强，但是三国之间相比较，中国要明显弱于日本和韩国。从化工产品的双边贸易看，中国对日本和韩国都是大量逆差，而且逆差值呈快速扩大趋势。

（三）相互间信任缺失

中日两国矛盾从日本侵略中国开始到目前白炽化的争端。韩日之间的领土争端独岛之争。领土问题历来是国家关系中最敏感的神经，不仅仅涉及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也隐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没有彼此的政治互信，自贸区的内容也难以充实。而中日韩之间缺乏的恰恰是信任，尤其是在2012年，领土争端成为中日、日韩关系的障碍。在2012年11月26日，日本内阁的调查报告显示，日本国民对除中韩以外的国家的好感度在提高，而对中国的好感度降至1978年有调查以来的新低，对韩国的好感度降至1997年以来的新低。可见，政治的不信任是中日韩三国自贸区的最大障碍。此外，中日韩之间各自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国情的差异，这些都成为了影响中日韩FTA进程的阻碍因素。

（四）外部的压力

令日本、韩国选择更多保留的因素还在于美国的态度。众多有关中日韩FTA谈判的讨论中，美国因素都是不可回避的一环，美国作为东亚各国最大的海外市场，美国的态度为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带来“更多的复杂变数”。出于美国方面的政治压力，鉴于日本、韩国同美国的同盟关系，且美国着力推行其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美国可能会在中日韩FTA谈判中施压日韩，令其无法同中国形成新的或大规模的协议。由于日韩在东亚战略上对美国的依赖使得日韩对于发展与东北亚区域之间的合作积极性也受到极大的影响。

四、建立中日韩FTA的促进方案

在建立FTA的初期阶段，中日韩所面临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层次不同，构成了一定的难度。但根据地区一体化战略出发，三国应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自由贸易来促进三国的关系，也同时增进经济的交流。

（一）农业问题，应该本着取长补短的原则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向来都难以回避农业问题。中日韩间合作应将成本价格优势和产品质量优势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东亚中日韩之间可能形成农产品的水平分工的基础。也就是说，日本、韩国的优质农产品可以部分出口到中国，占领中国的部分高端市场；而中国的农产品则可以以价格优势出口到日本和韩国。同时，中国也将积极制定合理的农产品出口价格，消除贸易自由化障碍，来促进中日韩三国间农业贸易平衡。

在中日韩之间，中国相对日韩的农业具有优势，但其他产业也存在着弱势。在FTA签署的初期，应该暂时搁置或分阶段性的对大米等高敏感度的农产品市场的开放问题，承认动植物检疫等非关税措施限制交易的问题。建立农贸信息共享平台，对于各国的非关税壁垒的技术事项予以协调订立标准并公布。加强三国之间关于动植物检疫、通关、规格、标识、标准等问题的协调，及时进行信息交流，增加区域内交易量。对于应对农贸产品安全问题，三国应制定适当的区域内食品安全系统及管理方案，加强动植物检疫，生产、交易，技术等方面的合作。

（二）产业合作方面，应该借鉴欧盟的水平分工模型

在优势互补的同时使各国的资源水平达到均衡。在发展汽车、半导体、机械、石化等产业的同时，更加注重各部门之间的竞争，同时应借鉴日本在面对石油危机时期1960年展科技立国的先进技术和政策。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在竞争的同时达到各国之间的合作以共同推进东亚地区的产业升级战略。我国的企业要深化并加强企业管理和营销理念。加强民营企业和个人的直接投资力度。更加重视市场和技术进步，只有技术进步才可以使产品获得品牌竞争优势。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带来的市场更进一步的开放。企业在面临国际市场的挑战时不能淡化国内的市场需求，要立足于本国消费市场结合跨国公司先进的管理经验及模式，结合市场研发与营销，找出本国市场与国外市场的需求的差异。创造出一条适合本国与国际环境的发展道路，结合产品的不同层次，开拓不同的国际市场资源。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技术资源的短缺和廉价劳动力的协调问题也会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以及日韩技术力量的支持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从而合理分配了各国的比较优势，也使得制造成本大大降低。从而扩大产品在东亚市场上的影响力。

（三）政府加强制度的订立，促进贸易发展

对于政府的任务，目前应适当积极的为自贸区的建立构建良好的合作环境，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来打破政治僵局。在签署FTA后，要加大力度和创建良好的竞争环境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充分有效利用资源，合理分配资源，将市场信息透明化，自由化，积极稳妥地加快资本项目放开的步伐，并防止由此产生的资金外流，使得市场运作根据实际需求更加灵活。与此同时，也应考虑市场应对争端的机制，要加强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支持力度，包括组织对象国的研究，制定保护协定，利用驻外机构，国外商会等为中小企业开展国外的业务服务，处理争端。建立一个适应当下经济发展和市场运行模式的有效机制来解决市场及国别贸易之间国际争端。更好的维护市场秩序与各国的利益，应该在发展自有贸易的同时受到合理有效的制度保护，并通过自由贸易的发展来逐步放宽或灵活修改制度的建立以更好的适应自由贸易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商务部网国别报告.2012年韩国货物贸易及中韩双边贸易概况[R].北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2013.

[2]商务部.对外贸易重点商品进出口分国别统计[DB/OL].商务数据中心.2012，11.

第5篇：关于农贸市场的调研报告范文

会议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对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强调要按照远近结合、内外统筹、区别对待的原则，加强市场调控，扩内需、促出口、稳价格，推动农业生产调结构、上水平、增后劲，通过保就业、重民生、促增收，维护农村稳定。会议要求，当前要重点采取以下八项措施：

一是抓好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二是促进畜牧业稳定发展。三是做好大宗农产品收储。四是支持农产品加工和龙头企业发展。五是促进农产品流通发展。六是加强农产品进出口调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七是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农民工就业。八是加强农村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

――中广网

国外壁垒加深　外贸形势不乐观

近期，商务部网站《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9》。报告称我国企业面临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不容乐观。这是自商务部2003年首期《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以来的第7期年度报告。

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受国际市场需求下滑的直接影响。我国外贸增速逐月放缓。同时，各国出台的保护措施有所增加，一些国家政府和行业组织日益频繁对我国出口产品和企业设置各种贸易和投资壁垒，保护其国内产业和市场。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8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受来自21个国家(地区)的93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超过60亿美元。其中。反倾销案件70起、保障措施10起、特保案件2起。美国对我出口产品发起11起337调查，涉案金额高达27.5亿美元。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进口限制措施、滥用贸易救济调查等各类贸易壁垒措施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加深，我国企业面临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不容乐观。

――商务部网站

中国将进一步加大境外资源合作开发力度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外资司副司长刘洪宽近日表示，中国将进一步加大境外石油、天然气和重要矿产资源等领域的合作开发力度，通过与有关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商务部部长助理王超在“第三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指出，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新形势下正面临难得机遇。他说，受金融危机影响，不少国家对中国投融资需求有所增加，在一些领域放宽了限制，中国对外投资和并购阻力有所缓解：各国先后出台振兴经济计划，救市资金逐步到位。这对中国企业开拓市场带来新的商机，特别在环保节能、绿色经济、品牌经营以及商业网络等领域。相关国家与中国开展合作愿望迫切。

刘洪宽称，中国还将开展海外科技智力合作，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在欧美等境外科技资源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设立研发中心：进行先进制造业领域对外投资，与有关国家和地区企业共同建立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打造国际品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参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水利、交通、能源、通信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当地投资环境；积极推动服务业走出去，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从事分销、银行、基金管理、航运等服务，为投资所在地创造更加充分的就业机会。

――中国新闻网

我国经济面临库存调整反弹可期

2009年一季度出台的数据显示，受终端需求疲软的影响，滞缓的库存调整和依然较高的投资，决定了经济离供需平衡点还有距离。北京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去库存化，短期调整痛苦，经济阶段性反弹可期。

报告认为，宏观经济中的一些综合因素导致库存消化困难加大。一是外贸形势恶化降低产能消化能力。二是消费品需求增速放缓。三是盲目投资将加重产能过剩。鉴于当前经济形势，报告认为，短期调整痛苦。经济阶段性反弹可待。

由于库存增长较快，而且从多个行业看。库存增速快于销售收入增长，说明短期内经济仍处于下行态势。库存不被消化掉，经济就不能走出底部。决定产能利用率高低的最终因素是终端需求，只有终端需求恢复了，产能利用率才能回升，而产能利用率的回升则标志着“去库存化”过程的完成。考虑国家振兴经济政策的效应逐渐显现，社会库存消化完毕可能需要两三个季度。之后，中国经济将会呈现阶段性好转。

――金融时报

社科院蓝皮书：房价下半年将止跌企稳

作为一年一度的“惯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了《2009房地产蓝皮书》。该蓝皮书预计，2009年将继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商品住宅空置面积将会较快增加，但在宏观经济回暖的形势下，下半年住宅价格将会止跌企稳。

针对2007年末至今的住宅价格下跌情况，蓝皮书预测，已经出台的房地产优惠政策有利于提高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短期来看，已经颁布的减息、税费优惠、对开发企业融资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都有利于房价的稳定。在“保增长”的大调控目标下，可能还有利于房价稳定的政策出台。从影响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因素看，第三次“婴儿潮”出生的大量“80后”年轻人的结婚需求，将刺激住房刚性需求的增加。过去五年经济高速增长形成的居民财富积累的基础，将对房价稳定起到积极作用。在一系列扩大内需保增长的政策作用下，预计2009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将出现回暖。在此条件下，预计2009年下半年住宅价格有可能止跌企稳。

――上海证券报

成思危：中国经济有望提前复苏保八也要保质

“下半年要比上半年好，明年要比今年好。”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民建中央原主席成思危在“2009苏州企业科学发展高峰论坛”上指出，中国有望在2010年走出危机，比世界经济提前复苏。

他分析，一季度的增长，主要是靠消费和第三产业拉动，目前来看是投入阶段，发挥的效益还不够明显，而外贸形势还相当严峻。大概在今年年中，即二三季度，中国的经济可以实现投资效益的回收，经济出现回暖迹象。

“今年的‘保八’没问题，但要注意提高‘保八’的质量。而且不能忽视环境保护”。成思危说，中国要争取的是实实在在的、真正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经济增长，而绝不要牺牲环境、浪费资源的“保八”。

――中国新闻网

张晓强：中国将进一步改革油价机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在博鳌亚洲论坛“价格波动与新兴经济体对策”分论坛上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油价机制改革，未来油价的限价会根据国际油价调整。更加市场化。

张晓强表示，初级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与国际金融危机密切相关。他认为，矿产品、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应该反映这种大宗商品的特征以及这些大宗商品对于环境的影响。

张晓强说，中国未来油价的限价会根据国际油价调整。更加市场化，中国今年会进一步深化油价改革。“中国已经宣布启动石油战略储备第二

阶段的建设，我们需要促进国内价格机制改革。”

――广州日报

厉以宁质疑当前宏观调控央行总量调控存瑕疵

“2009宏观经济论坛暨博士后发展报告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针对当前宏观调控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总量调控应改为结构调控。

厉以宁表示过去一直运用的总量调控，有其局限性。首先总量调控容易导致一刀切。因为宏观经济的基础是微观经济，而微观单位是千差万别的。

其次总量调控是施加于总需求调节上的，而总供给的调节是不可能依赖总量调控的。总供给的调节涉及到产业政策的问题、地区经济结构的问题、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所以总量调控是有局限性的。

第三，因为市场是不完善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资源供给是有限的。市场经常处在非均衡的条件下。而在非均衡的条件下，总量调控的局限性就更加明显。

针对总量调控的局限，厉以宁指出正确的调控应该是以结构调控为主。

――网易财经

周小川称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整体表现好于预期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在华盛顿出席2009年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第部长级会议时发言称，自中国政府出台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后，国民经济运行出现了积极变化，整体表现好于预期。中国经济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周小川指出，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内外部环境十分严峻，外部需求持续萎缩，出口下降幅度较大。一些行业产能过剩，财政收入下降，就业压力持续存在。中国政府及时出台了扩大内需、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一揽子计划，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民经济运行出现了积极变化，整体表现好于预期。

他强调，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没有改变，经济发展的优势没有改变，加之宏观调控政策逐步发挥效应，中国经济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中国新闻网

光：二季度不宜降息投资结构有待调整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光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论坛上发表了对我国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的看法。

光表示，从1月份的数据来看，经济运行有整体回稳的倾向，但整体经济结构有待改善，4万亿保增长投资的结构有待调整。同时，他表示，针对目前贷款激增的状况，二季度仍然不宜降息。

第6篇：关于农贸市场的调研报告范文

关键词：棉花补贴贸易争端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棉花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是巴西和西非等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然而，发达国家实施的棉花补贴政策严重扭曲了世界棉花贸易，并使得其他棉花主要生产和出口大国深受其害，棉花产业发展和小农户生存处境艰难，在一个各种选择都非常有限的地区尤其如此。在上述背景下，巴西与美国之间爆发了棉花贸易争端。2002年11月，巴西就美国的棉花补贴问题向美方提出磋商要求，试图说服美国削减，甚至是完全取消棉花补贴，但遭到美国的拒绝。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国农业法，美国政府对棉花的补贴政策要持续到2007年。这意味着如果巴西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它将蒙受更大的损失。为此，巴西政府于2003年9月要求世贸组织成立专家组调查美国棉花补贴问题。根据巴西的，世贸组织于2004年4月初成立了WTO专家组。经过几个月对证据复核，2004年6月18日，WTO争端解决机构做出正式裁决，认定美国棉花补贴违反了WTO规则,并在裁决报告中指出，美国政府凭借补贴保持了棉花产量和出口增长，人为降低了国际市场棉花价格。由于此次贸易争端是WTO（包括GATT）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绿箱”政策的争端，也是第一次将“严重损害”规则应用到农业补贴问题上的争端。因此，深入分析此次贸易争端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利用WTO规则，以及对于思考和调整我国的农业及其他产业政策，回应一些WTO成员对我国棉花补贴或其他问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详细阐述巴西—美国棉花贸易争端的基本过程，重点关注巴西提供的证据和世贸组织裁决；第三部分是此次棉花贸易争端给中国的启示。

二、巴西—美国棉花贸易争端的基本过程

（一）巴西的申诉理由

根据WTO规定，一国要申诉另一国补贴违反规则时，必须提供以下二个方面的证据：（1）被投诉国是否采取了违反WTO规则的行为；（2）被投诉国的行为是否对申诉国造成了实质性损害。针对美国棉花补贴问题,巴西首先列举了美国棉花补贴违反WTO规则的证据,其次举证了巴西因此而受到的实质性损害。

1.美国棉花补贴违反WTO规则的证据巴西指控美国政府的如下几个棉花补贴政策违背了WTO的相关规则，或是违背了美国政府对WTO所作的承诺：（1）生产灵活性合同支付（PFC）和直接支付（DP）PFC是根据1996年美国的FAIR法案设立。它规定，1996年至2002年生产者可基于7种农产品（包括棉花）的基期种植面积和产量获得补贴。生产者在基期种植面积上可选择种植任何农作物，但是如果种植水果和蔬菜，补贴将全部或部分取消。DP是根据2002年FSRI法案设立。它规定，2002年至2007年生产者可基于9种农产品（包括棉花）的基期种植面积和产量获得补贴。补贴额与农产品的价格无关，由法律确定为每磅6.67美分。直接支付作为生产灵活性合同支付的延续，但允许生产者选择计算基期种植面积的方式，其他限制条件不变。巴西认为，上述两项补贴只是符合WTO“绿箱”政策的某些标准，而不是全部标准。因为按WTO规定附件2第6款中关于不挂钩收入支持的规定，不能依据基期后任何一年从事生产的类型进行补贴支付。然而，美国有关这两种补贴的法律规定，在合同种植面积上可种植除水果和蔬菜以外的任何农产品，否则获得的补贴将被削减或取消。因此这并不足以说明美国棉花补贴属于“绿箱”政策。（2）反周期支付(CCP)和市场损失资助支付(MLA)CCP由2002年美国的FSRI法案设立，获得补贴的种植要求与直接支付相同。补贴额为“有效价格”与每磅72.4美分“目标价格”之间的差额。MLA是美国在1998年至2001年间，根据单独立法向生产者提供的临时紧急和辅助补贴，以弥补低价造成的损失。该支付只适用于根据生产灵活性合同支付接受补贴者。巴西指出，上述两项补贴是以生产灵活性合同支付为基础的，它与PFC和DP一样违反了WTO的规定。（3）销售性贷款项目(MLP)。对棉花提供的MLP始于1986年，延用至今（经过几次修改）。美国政府通过该项目向棉花生产者提供无追索贷款，贷款价格为每磅0.52美分左右，以棉花预期收获为抵押。这种贷款可弥补生产者的生产成本，使生产者不必一定在收获时低价出售农产品。在贷款到期时，偿还价格是“经调整的世界市场价格”与“原贷款价格加利息”中较低者。巴西认为，美国新农业法案调高了MLP的贷款补贴率，规定棉花补贴率为0.52美分/磅，较1996年调高0.08美分/磅，目的是为了避免过低的市场价格对棉花生产者的收入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它一方面鼓励了棉农在棉花市场价格持续低迷的条件下扩大种植面积，另一方面与其他补贴项目共同提高了补贴额度，使整个补贴水平超过1992年度的支付水平。（4）出口信贷担保（ECG）。美国农业部通过政府所有的“农产品信贷公司”提供出口信贷担保，主要是向进口国提供金融支持，支持有外汇困难的国家进口美国农产品。它包括出口信用保证项目（GSM-102和GSM-103），供应商信用担保项目（SCGP），设备担保项目（FGP）。其中，前者用得最多。巴西指出，ECG等同于出口补贴，因为当国外棉花购买者无法取得信贷支持时，美国棉花出口受阻。然而，这与美国承诺不对棉花出口补贴是相矛盾的。据测算，2002年美国通过GSM102、GSM103和SCGP项目对包括棉花在内的多种出口商品提供了32.2亿美元的出口信贷，2003年则提供了33.9亿美元。（5）第二步支付（Step2）。它是美国自1990年以来专为棉花设计的补贴项目，根据FSRI法案，美国国产棉花的国内使用者和出口商凭购买记录，在美国输北欧棉花报价（USNE）连续4周超过北欧价格（NE），而经调整的世界价格（AWP）不超过销售贷款价格134%时，可获得差价补贴。巴西认为，这项支付的目的是保证美国棉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及鼓励美国内棉纺企业多使用本国棉花。其关键点在于当棉花国际市场价格低于美国国内市场价格时，美国棉花使用者和出口商接受补贴之后，仍然有利可图。按照WTO补贴协定第3.1（a）条款，上述补贴构成了禁止性补贴。

2.巴西棉花产业受到实质性损害的证据如果上述事实成立，那么对巴西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就是要提供证据，证明其棉花产业受到了实质性损害。对此，巴西提供了以下证据。（1）美国的补贴政策致使美国棉花种植面积扩大巴西利用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算了二笔帐。第一笔是证明美国棉花生产成本高于棉花市场价格。自1999年8月至2003年7月，与生产成本相比，美国棉花生产者价格大约要低77%。第二笔计算美国棉农的利润。在1997年至2003年间，美国平均每公顷棉花累计产生的全部市场收入比全部累计生产成本低2154.71美元。而与此同时,平均每公顷棉花累计接受政府补贴大约2471美元。因此，如果按市场价计算，美国棉农每公顷棉花6年累计才获得261.93美元的“利润”。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棉花生产成本高，利润低，则种植面积会不断缩减，然而，美国的事实却相反。在大量补贴情况下，美国棉花种植面积照样稳步增长，即使世界棉花市场价格低迷也不例外。巴西在指控报告中称，1999、2001和2002年三年世界棉花价格下降，尤其在2002年初价格跌到64美分/公斤，为近20年来平均价格的40%。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三年美国棉花种植面积却在不断增加。从1999年的530万hm2增加到2000年的591万hm2，接着又增加到2001年的619万hm2，截止2002年面积为627万hm2。（2）美国的棉花补贴政策已对巴西的棉花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其依据主要有三：其一，1999年8月至2003年7月间，美国为棉农提供了约125亿美元的巨额补贴，从而使其保持了世界第二大棉花生产国和最大出口国的地位。从1998／1999年度到2002／2003年度，美国棉花国际市场占有率由17%提高到42%，三年内增加了25个百分点。然而，象巴西这样低成本、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反而失掉了相应的国际市场份额，甚至是由过去的棉花净出口国变成现在的净进口国。其二，棉花是巴西的重要经济支柱。巴西是世界第三大棉花生产国，棉花在巴西出口产品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近年来棉价下降造成了巴西“棉花危机”。许多棉农被迫改种其他作物，靠采摘棉花为生的人涌向大城市，造成大量农村人口失业以及其他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三，不考虑其棉花国际市场份额的丧失，仅世界棉花低价就导致巴西棉农损失近4.78亿美元。（3）许多相关研究认为美国的棉花补贴政策影响了世界棉花产业巴西在报告中称，虽然不同的研究者所得结论有所差异，但是他们都存在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为美国的补贴对棉花生产、出口和价格具有明显的影响。譬如，担任巴西政府顾问的专家丹尼尔·萨姆纳用计量经济模型估计了美国政府补贴对棉花生产、价格和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在1999年至2002年间，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补贴，美国棉花出口将要减少41%，而且世界棉花价格将要平均提高12.6%，或是每公斤提高14.33美分。此外，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1CAC)、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会(1MF)的研究指出，世界棉花低价格导致了大约9万棉农生活水平下降到贫困线以下。

（二）争端裁定及其美国对裁定的态度

根据巴西的依据和美国的辩护，世贸组织专家组2004年6月18日做出正式裁决。其主要内容如下：（1）美国的直接支付计划、生产灵活性合同支付计划及其相关的法律不适用于“和平条款”。（2）美国的棉花补贴水平超过了1992销售年度中确定的支持水平，不符合“和平条款”。（3）美国出口信贷担保属于出口补贴，违反了“和平条款”的第8条规定。（4）美国2002年农业法对棉花出口商提供的直接支付属于补贴协定第3.1(a)及3.2条规定的出口补贴，受农业协定第9.1条(a)款规范，这与美国在农业协定第3.3条和第8条项所承诺的义务不符。与此同时，第二步支付属于补贴协定第3.1和3.2条所规定的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为禁止性补贴。（6）美国的营销贷款支付、第二步支付等补贴明显压低了国际市场上的棉花，并严重损害了巴西利益。针对WTO做出的裁决，美国贸易代表发言人在日内瓦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将认真研究上诉机构的报告，并与国会和农业界密切合作制定下一步措施。需要指出的是，虽然WTO裁决并不具有国内法律同等效力，但面临国际压力，美国承认了裁决的合法性，更何况美国也一直督促别国尊重WTO裁决。诚然，美国表面上承认了事实，但是这并不代表美国会立即取消补贴，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国取消棉花补贴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为美国会以此作为与其它几大贸易强国谈判的杠杆，说服它们也减少对本国的补贴，甚至成为在其他方面谈判的筹码，以保证美国的利益。否则，它就有足够的理由来维护自己的立场。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在棉花补贴争端败诉后不久，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要求该组织就欧盟对空中客车公司提供补贴政策展开调查。三、对中国的启示

巴西—美国棉花贸易争端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巴西取得胜诉本身，更重要的是它对于思考和调整中国的产业政策，处理一些贸易争端，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以下启示包括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两个层次。

第一，掌握充分证据，熟悉游戏规则。如果说谈判需要技巧，那么解决贸易争端更多的是需要证据和对相关规则的熟悉。在这次棉花贸易争端中，巴西之所以能胜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掌握了美国补贴政策及其相关数据，并且熟悉和适当运用世贸组织规则。需要指的是，巴西引证的许多数据都来自于美国农业部。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尤为值得借鉴。

第二，新一轮谈判的进展，将受到深刻的影响。新一轮谈判后协议条文的确定，将更为精准、明确和全面，而且达成协议的过程将更为繁复。中国可根据自身现有政策或将来可能的政策，决定自己的谈判立场。

第三，中国在确定和执行农业补贴政策时，要注意与现有世贸组织规定衔接好，并预见到新一轮谈判可能达成的协定规定。按照目前的标准，中国目前实行的所有补贴，包括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等等，均不属于“绿箱”补贴。随着新一轮谈判的进展，可能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第四，建立预警应急机制。由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具有大国效应，所以随时都有可能与别国产生贸易摩擦。对中国来说，要切实运用好国际通行规则，做好维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基础性、前瞻性和预防性工作，并建立和完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其主要内容应包括：监测国际经济发展变化、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异常情况，并分析其对国内相应产业已经造成或是未来可能造成的影响；与此同时，分析国内产业发展对别国产业已经造成或未来可能造成的影响。譬如，一些世贸组织成员国指责中国存在棉花补贴问题，对此，我们就应当积极组织力量，做好相应的研究工作，以具体的数据和事实说话，证明中国棉花没有补贴问题。

第五，注意国际贸易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效应包括三方面：（1）产品上的扩散。它是指既然棉花补贴可以产生争端，那么其他农产品同样也可，譬如大豆。以同样的逻辑，争端也可针对非农产品。事实上，近来中国纺织品贸易争端的由来与之不无关系。（2）国别上的扩散。它是指任何两个有利益往来的国家间都有可能发生争端，而不论国力大小。譬如，尽管在世贸组织争端中第三方权力有限，但作为西非的最不发达国家的贝宁以第三方身份加入到这场争端中，使专门委员会不得不充分考虑其主张。再者，以中国纺织品贸易争端为例，首先是美国向我国发难，紧接着的是欧盟等国家。（3）争端内容上的扩散。它是指争端将不仅局限于某些热点，如倾销、补贴等，其他方面照样有可能成为争端的焦点。因此，我们要对国际贸易作一个更为全面和详尽的分析。

第六，产品多样化研究。从长远来看，任何一种产品（或服务）都不是贸易争端的绝缘产品，都有可能在国际贸易中发生摩擦，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那些易受进出口影响、以及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产品，而且要注意那些规模虽小，但涉及国计民生或是目前尚属幼稚但有发展前途的产业。

第7篇：关于农贸市场的调研报告范文

“国务院已经组织力量抓紧制定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努力解决好广大群众关心的看病就医问题。”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这表明与百姓利益息息相关的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经箭在弦上。”全国政协委员王正荣说，这位医卫工作者长期关注着中国的医疗改革进程。

教育部：高校要杜绝任何体制外招生

教育部部长周济在近日召开的2007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从今年开始，国家实行严格的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制度，高校要严格按照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和省级招办办理的录取手续，对入学新生实行学籍电子注册，杜绝任何体制外招生。 周济指出，高考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是民生问题的重要方面，并且对于培养各级各类创新人才意义重大。2007年，要全面深入推进高校招生“阳光工程”，进一步做好三级“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的管理与服务。要把有效防范和治理体制外招生、严打招生诈骗作为今年招生工作综合治理的重点。要把近年发生的招生诈骗的典型案例，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反复提醒考生及其家长引以为戒，避免上当受骗。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对本地区的民办高校、独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等招生章程和广告进行严格审核，严禁虚假蒙骗的招生宣传。

四川成都：对部分农贸市场试行明码标价

成都市民在农贸市场买菜不需再讨价还价了。近日，成都市在部分农贸市场试行明码标价，摊主所售菜品不得超过标价销售。

记者在位于成都城西的一农贸市场看到，市场内蔬菜、水果、肉蛋、禽鱼等摊位前都立上了价格公示牌，上面清楚地标明了每种农产品的品名、产地、售价等信息。此外，市场中央还立有一个电子显示屏，上面滚动显示着每种菜品的产地、农药残留量、品质和价格。农贸市场负责人告诉记者：“屏幕上滚动显示的是市场菜品的平均售价，摊位前标注的是具体售价。而每个摊位在营业前都必须清楚标识当天价格，不得超出标价销售。”

成都市物价局副局长张光荣告诉记者，在农贸市场实行明码标价主要是为了规范市场的价格秩序。此前，由于农贸市场一直是明码标价的“真空区”，摊主喊价、市民还价的自由交易方式常常引发消费者的投诉。实行明码标价后，市民可参照商品的质量和价格等综合因素自由选择购买。

四大水问题困扰长江

近日公布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是长江的第一份整体“体检”报告。这份250页的报告显示：目前长江总体基本健康，局部不健康，近年来一直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

“长江正面临着水资源、水灾害、水环境、水生态四大水问题的困扰。”报告的主编、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杨桂山研究员告诉记者，这四大问题主要表现在水资源利用程度不高，防洪减灾形势依然严峻，水质呈整体恶化趋势以及水生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任重道远等方面。

建设部：年底前所有城市将建廉租房

居高不下的房价，让越来越多的人望房兴叹，2007年房价能否走低，低收入群众能否做到居者有其屋，这都是目前中国的话题。

建设部部长汪光焘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今年国家将推出更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城市廉租房的建设。去年年底已经决定，将把土地出让金的5％作为廉租房制度建设，全国预计要投入100个亿，相当于前十年总和的一倍左右。在实施过程中，要求各地政府，认真组织落实，对没有组织落实的政府，已经作了全面通报，预计到2007年年底，所有城市的廉租房制度都要全面建立。

宁夏：岩羊数量骤增困扰贺兰山生态平衡

据宁夏贺兰山部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日前介绍，贺兰山岩羊种群数量已经达到临界点，如果按照目前每年10％以上的速度递增，将对贺兰山生态造成破坏。

据了解，经过多年的保护，目前贺兰山岩羊的种群数量由20多年前不足1800只增至现在的1.5万只左右，在调查的850平方公里范围内，岩羊的分布密度已经达到每平方公里17只，成为世界岩羊分布密度最大的地区。

研究表明，岩羊在贺兰山的合理容纳量应为每平方公里17.6只，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按照目前每年10％以上的速度递增，预计数量将很快超过贺兰山生态的最大容纳量。由于岩羊天敌少、繁殖力强，不仅践踏破坏草地，还吃灌木枝叶，将对贺兰山生态造成破坏。

贺兰山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1988年，国家将其中230万亩土地划为贺兰山部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有179种野生动物，其中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岩羊，在2000年国际自然资源物种联盟红皮书中被列为“低危”级。

河南卫辉大司马墓地考古有发现出土文物四百件

河南卫辉大司马墓地考古获重大发现，目前共清理古墓葬28座，出土文物近400件。

大司马墓地位于河南省卫辉市唐庄镇大司马村村北，太行山余脉谷驼岭以南，为西北高东南低之丘陵地带。墓地总面积约70万平方米。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从西南―东北穿过墓地，占压面积约18.7平方米。

据有关专家称，在本次对大司马墓地的大规模发掘中，汉、晋、唐、宋及明清等各个不同时期墓葬的发现，证明该墓地的延续时间很长，这些墓葬的完整揭露无疑为该地区墓葬制度研究增添了新材料。另外将汉墓的附属建筑较为完 整地揭露出来，是此次发掘的一大收获。

国资委：国有产权场外协议转让要尽可能减少

国资委产权局副局长邓志雄近日在上海表示，国有产权转让只有进入市场才能充分发现买主，有效发现价格。场外协议转让行为要尽可能减少，各地国有产权流转不得因为使用协议转让而降低进场交易比率，“这是一个硬指标”。

邓志雄说，目前国家在国有产权转让上有一系列制度安排，主要是规范流转，促进流动，防止流失；要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中完成交易行为。要落实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取消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定价权，经由市场发现买主和发现价格，保障交易主体的合法交易行为。

第8篇：关于农贸市场的调研报告范文

当前，粮食价格问题受到各方关注。与前几次粮价波动相比，此次价格上涨的机理、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市场对国内的影响更加迅速、渠道更多。在这种背景下，需要统筹考虑各方面的影响，研究制定我们短期、中长期的内外贸易政策。

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粮价经历四次上涨周期

第一次粮价高峰发生在1973/1974年度。由于之前美、欧、中、苏等粮食相继减产，原苏联带头向国际市场大量购买粮食，引起粮价暴涨。以小麦为例，从1973年初期的每吨60美元剧增到1974年第一季度的220美元。

第二次粮价高峰出现在1980/1981年度。主要是由于当时谷物贸易量逐年递增，而当年主要粮食出口国减产，引起粮价上涨，尤以大米为最，涨至接近每吨300美元。

第三次粮价高峰出现在1989/1990年度，小麦价格上涨到每吨175美元，随后被欧盟、美国的出口补贴政策迅速打压。

第四次粮价高峰出现在1995/1996年度。1995年全球粮食生产达到低谷，俄罗斯、东欧地区粮食大幅减产，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停滞，国际市场粮食需求出现增加趋势，刺激粮食价格纷纷上升到历史最高。

纵观这四次粮价的起伏，大体上是7、8年发生一次，带有周期性质。自1996年以来，粮食价格经历了高位下行和2001年～2004年的低位盘整阶段后，自2005年开始进入又一轮上涨周期，2007年4月的国际平均粮价约恢复到1996年8月份水平。从目前来看，许多品种的实际价格尚低于30年以前的水平，整体价格仍有较大上涨空间。

二、此轮国际粮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仍是供求基本面变化

一是气候变化和灾害导致供给相对不足。例如，澳大利亚、乌克兰等一些小麦主产国连续两年遭受干旱影响，导致产量急剧下滑。受此影响，2007年世界小麦价格上涨了112%。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08年全球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需仍有3000万吨－4000万吨缺口，约占全年总产量的1.5%－2%左右。

二是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强劲需求。一些较穷困的非洲国家近年出现了超过4%的增长，粮食消费显著上升。新兴市场国家的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升级，使得肉、蛋、奶等养殖行业饲料用粮需求持续增加，等等。

三是能源价格高企向粮价传导。通过三个渠道抬高粮价。第一个渠道是直接拉升粮食生产成本，这一点在主要靠机械化方式开展农业生产的国家更为明显，同时带动化肥、农药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第二个渠道是加剧了粮食能源化趋势。例如巴西不断扩大生物能源作物种植；美国计划2008年用25%以上的玉米加工乙醇；欧盟计划在2010年前实现1100万吨的生物能源产量。第三个渠道是大幅增加了流通运输成本，2007年粮食海运成本已比上年上涨了近一倍。

四是高粮价下各国纷纷出台粮食“限出奖入”政策。2007年，阿根廷两次提高了玉米、小麦、大豆的出口关税，乌克兰实行了小麦出口许可。近期泰国大米价格攀升至每吨500美元，创下近20年新高，主要大米输出国越南、印度、埃及纷纷限制大米出口，保证本国供应。这些政策的出台，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粮食自由贸易，更加剧了国际粮食市场的不确定性。

五是国际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的互动性明显增强。粮食作为主要的大宗商品之一，近年来受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能源价格等影响较大，日益成为国际投机资本炒作热点。2007年主要谷物的期货价格均上涨逾一倍，更强化对市场心理预期的影响。在过去两年时间里，小麦和玉米价格的变化幅度是过去五年的2－3倍。同时，粮食价格与石油价格之间的正相关性、与美元之间的负相关性也越来越强，助推粮价走高大势。

三、今后一个时期全球将迎来高粮价时代

从供需层面看，虽然理论上价格高企将增加供给，但农业所独有的供给弹性小、需求刚性大的特点，导致全球粮食供需矛盾短期内很难缓解。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指出，由于全球变暖，到2020年全球农业最终产值预计降低16个百分点，其中发展中国家更将降低20个百分点。美国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所也预测，玉米将一直保持求大于供，在高位价格上新的供求平衡将最快在2010年后出现。

从库存层面看，目前全球粮食库存已降低到近25年来的最低点，其中2007年小麦库存仅够全球12周的用量，玉米库存仅够全球8周的用量，远低于过去水平；全球油菜籽库存降至4年来最低水平。粮食库存量减少，将大大削弱其“稳定器”功能的发挥，增强供应方的价格主导能力，加剧市场波动。

从生产流通层面看，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高、粮食能源化趋势加剧、化肥与农药等农资成本上涨、新兴市场国家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人力成本上升等，这些结构性因素将长期存在，都预示着全球将迎来高粮价时代。

四、国内粮价受国际传导的机制与特点

从国内来看，粮食供求尚处于一种紧平衡状态。200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0030亿斤，连续四年丰收；全年粮食消费量约为10550亿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算），与国际市场供求失衡的状态有所不同。但成本推动型上涨较为明显，化肥、农药、燃料及劳动力成本等在内的生产要素价格普遍上扬，拉升粮价。

更为严重的是，国际价格对国内的传导更加迅速和明显，比价效应扩大。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

――进出口渠道。2007年受国内外市场价差驱动，我国小麦和玉米等出口激增而进口锐减，分别出口了234万吨和485万吨，占全年国内产量的2.3%和3.6%。大米则进出口都有所下降，全年净出口仅为87万吨。总体上，国内在主要粮食品种上自给率仍维持在95%以上，因此不应过分夸大进出口渠道传递价格的直接影响。受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大豆及相关产品，2007年进口了3082万吨，进口依存度达到68%，2007年12月中旬我进口大豆和豆油的到岸价比2007年初分别上涨79%和53%，直接带动国内相关产品价格上涨。

――市场信息导向和心理预期影响。近年来，国内粮价受国际市场相关信息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国际粮食供求预测报告、出口进度情况、作物生长报告、气候变化等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2006年9－10月份，国际市场小麦、玉米价格出现大幅上涨，11月份国内小麦价格在大幅增产情况下也出现上扬；2007年1月美国农业部关于大幅调减玉米库存的报告，当日芝加哥期货市场玉米价格涨停，次日我国玉米期货价格也创出新高，并很快影响到国内现货市场。大豆就更不例外，研究表明，芝加哥价格每上涨10%，将带动国内价格上涨0.5%。某种程度上，这种信息和心理预期的影响已超过了贸易渠道的价格传导。

――关联产品的价格联动。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各层面，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即使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粮食基本自给自足的国家来说，也无法摆脱来自农业上下游产品的国际价格影响。最显著的是石油，此外还包括化肥等农资价格。近期，全球最大的化肥厂商之一挪威Yara公司称，2008年下半年全球化肥价格可能上涨10%。同时，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导致部分国家出现“替代种植”，例如世界第一大橙子生产国巴西，把部分橙子用地改种生物燃料作物，导致国际橙汁价格一路飙升。基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粮食价格与一些经济作物价格相关性增强。

五、当前环境下制定粮食内外政策的“两难选择”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上关系国家安全、下关乎百姓生计；粮食产品的特殊性在于，土地等要素日益稀缺、供给弹性小、生产周期长；制定粮食政策的复杂性则在于，涉及包括农民、加工企业、消费者等在内的不同利益群体，设计不同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

更为复杂的是，现在我们面临的环境与前几次价格波动周期时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国内市场化程度更高、与全球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价格传导渠道增多、产业关联度增强、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余缺的不确定性增加，等等。这给政策制定的目标、效果增添了许多变数，也使得我们在制定与粮食有关的内外政策时，面临不少“两难境地”：

一是价格调控手段的选择。如果放任粮食价格上涨，由于农产品之间的联动效应，将带动肉、蛋、奶等食品以及下游产品的交替上涨，可能演变成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如果过分抑制市场价格，短期内似乎保护了城乡低收入消费者群体的利益，但势必损害到农民的利益、影响到农民种粮积极性，进而削弱粮食的长期供给能力，为将来的粮价上涨埋下隐忧。

二是粮食进出口管理面临挑战。2007年我们对粮食出口出台了一些政策，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通过贸易环节套利的口子，产生了稳定国内粮价上涨预期的积极效应。但生产还涉及许多上下游环节，近期由于国际化肥价格上涨，再次形成了价格“倒挂”，中国企业从过去的进口化肥转向出口化肥。显而易见，这会进一步影响到国内农资价格的调整。可见，在国际市场价格联动关系愈益紧密的今天，很难让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完全隔离开，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总会通过不同渠道渗透进来，削弱政策效应。

三是实施农业贸易保护也会带来内部负效应。如果出于保护本国农业生产者的目的筑起贸易壁垒，其长远目标当然是促进农业生产；但在中短期内，很可能会抬高国内一些相对劣势农产品的价格，不仅下游企业和消费者承担代价，而且由于耕地、水等资源的稀缺，还将牺牲原本可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的收益。近期，印度尼西亚政府为保护国内大豆生产，宣布采取35%的进口关税，导致国内对价格暴涨、加剧饥饿的担忧，就是典型案例。正如国际粮食专家指出的，为反饥饿而生的贸易壁垒反而加剧了饥饿，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个难题。

四是限制粮食自由贸易可能引发外部负效应。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对全球粮食和食品生产链条依赖度越来越高。单个国家都希望用自己的粮食养活自己的人民，但事实上日益细化的国际分工又阻碍了这个愿望的实现。如果粮食供应一吃紧、各国就重新举起贸易保护大旗，短期内不仅损害粮食净进口国和撒哈拉以南等非洲穷困国家，引发这些国家的粮食供应危机，成为国际社会新的难题；而且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这种“单边理性”最终会成为“集体陷阱”，伤及自身利益。

六、对制定我国粮食内外政策的几点思考

首先立足几个基本判断：一是世界粮食价格上涨是中长期趋势。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建立的模型，未来10年内世界谷物价格将至少上涨10%，甚至达到20%。二是长期看我国将成为粮食净进口国。这一点已被多数国内外专家所认同。虽然整体上，中国未来仍存在较大的粮食增产能力，基本可以满足16亿人的需求，但粮食紧平衡将成为常态。三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既要立足自给自足，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的贡献；又要统筹考虑国内政策调整对世界粮食贸易价格的复杂影响。

基于上述判断，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对内调控，重点应放在稳定粮价上涨预期。综合各方面因素，2008年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继续上涨几成定局。纯粹为控制价格而调控，不仅政策成本高昂，也会带来市场扭曲，进一步削弱由于成本上涨已经降低的农民种粮积极性。有研究表明，仅2007上半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就使农村居民人均增收217元，相当于2006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一半。可见农产品价格适度上涨，对促进农民增收意义重大。因此，关键在于稳定涨幅。要强化粮食在内的农产品市场调控物质基础，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市场供应，提高应对市场波动的调控能力。同时严厉打击投机行为，达到稳定市场预期的效果。

第二，国内流通环节，要加快深化粮食购销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我国地域特色明显，粮食产地、销地的价格往往差别很大，农产品价格等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又不完善，导致市场信号很难反映真实供求关系。今后要通过市场化改革，保障产、购、销产业链的通畅，发挥市场信号的调控作用；同时加强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建设，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让农民真正分享价格上涨的好处。

第三，对外中短期内，要抓紧建立健全重要农产品进出口监测预警体系。要积极完善进出口调节机制，促进国内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求的基本平衡。可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经验，建立起一整套粮食及其它重要农产品的进出口报告体系，使得有关部门对谁在出（进）、出（进）多少、出（进）什么、出（进）到哪儿等做到心中有数，以增强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第四，对外中长期内，积极研究制定有关粮食贸易的中长期思路。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首先要客观分析我国主要粮食品种和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消长情况，认真评估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在农业谈判中的地位。此外，也应逐步建立起对外政策的利益补偿机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受损的国内利益主体适当补偿。

第9篇：关于农贸市场的调研报告范文

中国从美国进口谷物创近六年新高

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前4月，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差为212.4亿美元，同比增长40%，其中包括几大主粮在内的谷物净进口666万吨，同比增长86%。有关专家表示，随着2011年大米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我国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呈现全面净进口，而从今年前4月数据来看，2014年农产品进口规模还将扩大。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所5月22日的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进口谷物已增至1800万吨，这一数字为近六年来最高。2013年，美国向中国供应了70%的进口小麦。今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将确保粮食安全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而激增的粮食进口量正在考验“中国人的饭碗”。

青岛港虚假金属融资牵涉多家外资银行

日前，有媒体报道青岛港出现通过重复质押铜、铝等金属仓储单据进行虚假贸易融资，骗取银行贷款的违规行为，涉及金额可能达到10亿美元。青岛港有关部门已就此展开专项调查。多家将铜、铝等金属储存于青岛港的企业，以及相关放贷银行已派人赴青岛调查。渣打银行已经直接叫停金属抵押贷款业务，花旗银行也表示相关业务受到影响，南非标准银行称正与当地政府合作调查青岛港是否存在违规行为。业内人士透露，荷兰银行、法国巴黎银行也可能牵涉其中。由于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铜消费国，此次虚假贸易融资调查或影响国际铜贸易。受此影响，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的铜期货价格均大幅下跌。若银行因相关调查收紧信贷，将对矿企、贸易商造成更大影响。

国税总局、央行接棒稳外贸

继5月份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后，6月初，国税总局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快出口退税进度，优化出口退税服务，确保及时足额退税。随后央行也11条指导意见，要求各家商业银行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宽进出口企业融资渠道。此前海关总署数据称，今年前5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为10.3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2.2%。尽管国税总局和央行先后接棒稳外贸，但业内人士认为，今年中国外贸实现7.5%的增长目标仍有非常大的难度。

南车、北车斩获

385.51亿元订单

6月10日，中国北车（601299.SH）公告宣布，公司获得合计金额约为216.71亿元的合同，约占其2013年度营业收入的22.29%。同日，中国南车（601766.SZ）也公告了获得168.8亿的合同订单。据此，南车、北车两大巨头公布的订单额达到了385.51亿元。此前中国铁路总公司调高2014年铁路投资额，从年初的6300亿跃升至8000亿。而7月1日起实施的新列车运行图中，动车组旅客列车将承担过半客运业务。巨大的客运需求和投资规模，利好铁路装备企业发展。

图 话

中国住房空置率高达22.4%

1 我国住房空置率高于国际水平

按照国际惯例，商品住房空置率合理范围在5%到10%之间。

2 “空置住房”包含哪两类？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报告称：

1.仅拥有一套住房家庭因外出务工等原因而空置的自有住房（简称为“人房分离”）

2.家庭持有的多套房，既未自己居住，也未出租。